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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蒿建
历史地理学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唐代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流等全方位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突出表现在人口数量的增长、物资的丰富的充足、商业贸易的空前繁荣、对外交往频繁等方面。此外,唐代的旅游活动也表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
  隋炀帝时期营建东都,使得洛阳得到极大发展。尽管在唐初,洛阳的政治地位有所回落,但在不久之后的高宗时期,洛阳重新成为东都。武则天时期,迁都洛阳,改为神都,并久居洛阳,这是洛阳城市发展史上的极盛时期,成为与长安并称的国际大都市。玄宗也多次亲临洛阳。唐代前期,洛阳城市经济文化得到极大的发展,人口也极为繁盛,人员流动十分频繁。
  唐代旅游资源主要分布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区域,并主要沿水陆交通线分布,对水路交通有着较大的依赖性。洛阳长期作为帝国的的政治中心,具有良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很高的交通通达度。此外,洛阳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自然风光秀丽,同时城市内部格局开放包容,具备良好的发展旅游的自然与人文地理条件。因此,唐代前期的洛阳,旅游活动广泛开展、旅游层次丰富。
[硕士论文] 熊耀坤
历史地理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所研究的淮河上游河段即从淮源到三河尖。这一区域包含淮南丘陵区和淮河上游平原区两部分,这一区域在历史上政区变化复杂,元朝将淮河上游划归同一个政区即汝宁府的行政范围内,明清两朝将这一行政区划继承下来,这样在淮河上游就实现了行政区与自然区的叠合。
  淮河上游地区在明清时期所修方志有几十种。在整理本区域地方志时,多种多样的“集镇志”条目以及差异较大的“集镇志”内容引出“店”这一重要的集镇名称。通过分析集镇与“店”存在的几种关系及“店”的渊源,可知“店”对于集镇数量的统计影响很大。只有对店集关系进行正确的分析,得出的集镇数据才更合理。
  本地区遗存的众多方志中,府志的陈陈相因和州县志分布的不平衡直接影响对于淮河南北两岸各县的分析。存在于《集镇志》中的“已废”、“有集”、“残”、“新增”等词汇不仅能够得出更准确的集镇数据,更能看出在不同朝代集镇数量的变化。笔者在以上的分析基础上统计出本地区14个县的集镇数据。
  在集镇统计表的基础上,笔者首先从嘉万、顺治、康乾、清后期四个时间剖面上去分析本区域集镇的发展特征。从大的维度上看,本区域集镇数量上的起伏变化很明显,从每个县具体的变化来看,各有各的特点。其次分析了本区域集镇的集期形式,分为“每日集”、“间日集”和“月集”,不管是哪一种集期形式,都是遵循集市参与者的所定下的“定日”。
  最后,笔者分别水运、地形、山脉等三个方面探讨了淮河上游地区集镇的空间分布特征,从横向上来看,山区型集镇集镇分布很不均衡,多处在交通要道和较平坦的低缓丘陵附近,而平原区则相对很均衡。“巨镇”的分布多是水运的优势而非陆运。从纵向时间段上来看,山区型州县的发展速度要远远快于平原型。作为三省分界的大别山,由于跨境的交通及贸易优势,也发展出一批集镇,这也是本地集镇发展的特色之一。
[硕士论文] 鲍国安
历史地理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民国时期豫东平原的经济发展状态,上承清朝,下启新中国时代,具有鲜明的古代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的时代特色。一方面,依然摆脱不了旧式的人力车、马车、帆船式水陆交通,经济状态以小农经济为主;另一方面,在半殖民地的背景环境下,带有侵略性质的病态畸形发展方式渗透进豫东平原的各行各业。
  作为河南省内面积最大的平原,豫东地区具有地势平坦开阔,水陆交通发达,东西南北市场广阔等众多优势。民国时期,在以铁路为主要因素的带动之下,豫东平原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超越省内其他地区的发展势头,东西连接内陆和沿海,南北通达京津与长江经济带,奠定了全省经济重心区的地位。
  豫东平原跟随全国的发展势头,以东部沿海为龙头导向,大力开展对外贸易,与沿海口岸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同时,内部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状态也随之改变,商品化程度提高,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例加大;人员的迁移流动变得更加频繁,向商业较发达的市镇集中。
  作为沿海港口的经济腹地,豫东平原可以通过铁
  路来连接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港口城市。商业互动的逐年加强,使豫东平原这个比较靠进沿海港口的地区取得了比偏远地区更加巨大的成就。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大大改变了豫东平原的商业地理面貌。1920年至1935年,短短的15年间,豫东平原内部就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郑县、许昌、漯河迅速崛起,周口的商业贸易明显衰落,省会开封也失去了往日的经济统治力。
  河南省的商业交通在清末以水路为主,水运发达的枢纽之地往往形成商业中心。河南的四大水系:黄河、淮河、汉水、卫河,形成了四个水运枢纽,即“四大名镇”:朱仙镇、周口镇、赊旗镇和道口镇。随着铁路的兴起,经过民国时期的演变,河南的商业市镇从四大名镇为中心变成以铁路枢纽为中心,也即是民国晚期所设立的14个设“市”的县。在河南的这一商业地理面貌急剧变化之中,豫东平原是一个良好的缩影。
  豫东平原内部的商业规模测算和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是探讨其商业发展态势的着眼点。豫东地区的人均购买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区商业规模的水平;与北部和南部港口城市的联系进行对比,可以对豫东地区做一个腹地归属的讨论。另外,在河南省内的经济地位变化可以直观的反映出豫东平原的发展速度与水平。这些都是针对这一地区的商业地理面貌而做出的不同角度探析。
  经过这样三方面的论述,可以勾画出豫东地区的商业地理面貌及形势变化。在经济生活中分析地理空间分布,在地理空间中勾画商业运行态势。
[硕士论文] 闫珂
历史地理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位于青岛的崂山道教曾于明清时期辉煌兴盛了数百年,在中国道教中占有重要地位。时至清末,由于清政府统治的颠覆,传统崂山道教失去了政治保护,加之其他社会因素的冲击和崂山道士自身素质的下降,崂山道教开始走向衰落。但细究其过程,却发现崂山道教的衰落并非趋于消亡,而是走上了一条世俗化、民间化的持续发展道路。通过与民间信仰与世俗生活的融合寻求生存发展之机,并成功地获得了地方认同感。
  本文第一部分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探究崂山道教的分布及选址原因,以及在近代的发展状况。考虑到青岛地区近代历史的特殊性,特分阶段对这一时期的崂山道教做了讨论。由于政治地位的丧失和崂山道士自身素质下降等诸多因素,崂山道教在近代总体呈现衰退趋势。从清朝末期到德占时期再到民国统治时期,崂山道教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可见,安定的社会环境也是道教平稳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二部分从经济角度出发,研究近代崂山道教与地方社会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表现为土地租佃关系以及民道之间持续不断的庙产纠纷。崂山道教明清繁盛时期积累了丰厚的实力,至于近代,这种经济优势依然没有丧失。崂山地产实力雄厚的道观把大部分土地租赁给当地的百姓,与当地百姓形成租佃雇佣关系。但也因为崂山道教经济势力的不断扩张,造成民道土地严重不均,以及民道对道观财产的觊觎,都导致民道纠纷问题不断,典型的有太清官的“伐山事件”,石门庙主人之争和常在庵庙产之争。
  第三部分从信仰文化的角度探究崂山道教与地方社会文化的相互影响。崂山道教本身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吸纳地方社会的民间信仰,世俗性渐浓。崂山道教通过村庙、脚庙等外延建筑深入民间世俗社会,定期举行的庙会也成为道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相互融合的舞台。道教庙会所具有的宗教功能、娱乐功能、商业功能等等,都对地方社会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也充分体现了崂山道教在近代的世俗化与民间化特征。
[硕士论文] 方晓卉
历史地理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从各种传世文献、碑刻的记载来看,宋代地图数量丰富、种类多样,但在专门的系统研究方面目前还比较薄弱。本文试图从两宋相关文献、传世石刻地图入手,对宋代地图做进一步的梳理,尽力呈现地图使用者与绘制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揭示宋代地图发展的内驱力。
  本文一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主要是对选题意义、学术史及文章创新点等做一个简要的介绍。辨析了关于“地图”的一组概念,厘清历史地图和古地图的区别,本文所述宋代地图既包括了宋人所绘的古地图也包括宋代的历史地图。另外,呈现了宋人眼中地图的内涵与外延,认为在两宋时代所谓的地图比今天具备更加广泛地含义。本文认为,学界专门针对宋代地图的研究还相对比较薄弱,因此非常有必要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第二部分,宋代地图成就概述。主要分为两大领域的成就,其一,两宋在地图绘制理论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如“飞鸟图”绘制法、“彩画地图”法及立体地图制作法;其二,两宋时代的绘图实践也成果颇丰,按照其绘制内容主要分为政区地图、军事地图、民事地图、文教地图和览胜地图,并且通过表格分别进行梳理。
  第三部分,宋代地图的应用范畴。本章立足于两宋时代地图的应用领域,分为五类介绍。其一:频繁军政中使用的地图;其二:纷繁民政中使用的地图;其三:皇帝指掌天下所使用的地图;其四:宋儒经解考证所使用的历史地图;其五:文人士大夫山水览胜所使用的“旅游图”。
  第四部分,宋代地图应用与绘制的互动。本章基于宋代地图的不断发展,论述其内驱力为:宋代地图的使用者和绘制者之间存在一种彼此反馈的互动关系。首先是使用者的信息反馈,这些反馈信息包括三类:一是对于地图绘制方法的不满意;二是对地图绘制载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是对于地图所绘制的内容存在疑问。其次,是地图绘制者对于这些反馈信息所做出的回应,由绘制方法引起的不满,就着手改进绘制方法,沈括的“飞鸟图”之法、“彩画地图”法都是对于原有方法的改进。由二维的纸质或石刻所带来的观感的缺失问题,则着手变更绘制载体,黄裳的“地理木图”和朱熹“胶泥起草”立体地图都试图通过绘图载体的变更,提升用户体验。由绘制内容引发的问题则是着手更正内容,考证或直接实地勘测,均是为更正内容而为的。而正因为这种互动反馈关系的存在,宋代地图才得以进一步的发展。
  最后是全文的结语,认为宋代地图成就斐然,离不开内外因素的共同促进。从另一方面来说,关于宋代地图的论述,亦可以为宋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增砖添瓦。
[硕士论文] 李国威
历史地理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北宋时期的洛阳是其古代城市发展史中最后一个辉煌时代,此时期的西京洛阳作为赵宋王朝的陪都最为吸引入的并不是她较为尊贵的政治地位,而是汇集了一大批优秀的文人士大夫,在洛阳创造出了灿烂的学术文化成果,推动洛阳走向文化发展的高峰,成为北宋著名的学术文化中心。而整个北宋洛阳的文化发展水平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诸多历史因素的作用下呈现出波段性发展变化。
  文中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历经唐末五代战火破坏的洛阳在北宋建立后被确立为西京陪都,在一个较为安定的环境中,由于本身较高的政治地位以及宋太祖赵匡胤的钟爱,城市各项建设得到迅速恢复。而北宋实行文治天下,在宋初几代君王的推动下,北宋文化发展逐步呈现出繁荣局面,而洛阳的文化发展在这有利的条件中也处于恢复上升状态。
  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北宋中期两大政治改革运动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与洛阳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庆历新政中前后文人士大夫更多的觉醒,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强烈的改革精神。同时亦是北宋官方大规模兴学的开始,这对于本就文化积淀异常深厚,士大夫云集的洛阳来说,对于其文化发展迎来大繁荣亦奠定了一个良好基础。而王安石变法造成了朝廷的分裂,当时许多朝廷的重要人物如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均被贬至西京洛阳,再加上洛阳当时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邵雍程颐程颢等人,洛阳成为了反对新法的旧党派大本营,在一大批杰出官僚士大夫的合力作用下,洛阳成为了全国性的学术文化中心。
  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北宋后期三次大的政治事件元祜更化、绍述政治和崇宁党禁与洛阳文化发展的关系。北宋后期党争愈演愈烈,政治环境不断恶化,这对于汇集了大批文人士大夫的洛阳来说是严重的打击,人才的流失造成洛阳文化发展陷入衰落。
  第四部分主要论述了北宋洛阳文化发展变化的诸多因素以及重要影响。政治的变化发展是最核心的影响因素,除此之外洛阳本身的区位优势以及印刷术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繁荣发达的洛阳文化对于当世后世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北宋洛阳的文化发展变化与北宋政治发展变化息息相关,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北宋王朝的兴衰,随着北宋王朝的逐步覆灭,古代洛阳最后一个繁荣时代也落下帷幕,渐渐成为了一座普通的城市。
[硕士论文] 牛春秀
历史地理学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郑国位于“天下之中”的河南地区,是春秋五霸中疆域面积最小的国家。郑国地处中原,战略位置及其重要,是诸侯称霸的必争之地。春秋初年,郑庄公抓住时机,开疆扩土,周旋于各国之间,以一国之力击败天子联军称霸中原,成为春秋时期重要的诸侯国之一。郑国疆域的扩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背景,不同时期城址的出现时间和地域分布特点,都与郑国领土扩张有内在联系。郑国势力的不断扩大,最直观的反映就是城址地域分布、数量变化、规模大小。研究郑国古城址的空间演变,主要内容是从地域空间的延展性和差异性方面,研究郑国古城址的地域分布特点与规律,历史上郑国的疆域是不断变化的,分析不同时期郑国历史发展概况,能得出郑国疆域的最大范围;而掌握城址的地域分布特征,又能界定的郑国疆域范围。通过逐一考证文献中记载的城邑,并与考古发掘的城址相佐证,厘清城址的性质,归纳不同时期城址的位置、规模和数量,分析城址在地域上分布的特点和规律。根据郑国疆域发展的三个阶段,将郑国境内的古城址分为春秋早期、春秋中期、春秋晚期(郑晚期),分别对不同时期古城址的进行分析;结合郑国历史发展特点和疆域内的自然条件,分析不同时期郑国古城址的空间演变的形成原因,本文分为五个部分来研究郑国古城址的空间演变。
  第一部分,介绍论文主要解决的问题,对郑国古城址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其次是概括总结目前考古学界有关郑国城址或遗址的考古发掘状况、调查结果;最后是阐述该论文的研究思路和主要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有两节,第一节是分阶段研究郑国历史的发展历程,及不同历史时期疆域的变化范围。总结分析西周末期至春秋早期郑国的疆域范围;春秋中期郑国的疆域范围;春秋晚期郑国的疆域范围和战国初期郑国的历史发展,得出历史上郑国疆域的最大范围。最后是分析郑国疆域内的自然条件,及对郑国历史发展和城址地域分布的影响。
  第三部分,归纳在郑国疆域内与郑国存在交集的城址。逐一考证文献中记载的城邑,并与考古发掘的城址相佐证;逐一确定郑国疆域内城址的地理位置、修建和使用时间;总结不同历史时期的郑国城址的位置、数量和形制。
  第四部分,根据郑国疆域的变化规律,分阶段研究不同历史时期郑国古城址的空间特证。分析不同阶段城址的规模、数量和形制,不同时期城址在地域上分布的特点,特别是新增城址的地域分布特点和形成原因。
  第五部分为结语。总结郑国古城址在时间和地域上分布的特点;阐述文章的主要观点,反省论文存在的不足。
[硕士论文] 何仁刚
历史地理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是一项以聚落为视角、以场市为研究对象的区域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本文总体的框架设计是由宏观及微观,主要从时空分布、场市要素和场市形态三方面探究清至民国万开云地区场市的时空演变。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首先讨论店子的问题及其与场市之间的关系,如下两点基本认识:其一,店子的存在可与场市相互补充,甚至在场市产生之前,一度替代场市来满足当地民众的基本交易需求。其二,店子的先行存在往往会成为开设场市的基础。然后就明代以前场市的概况进行追溯,并通过清至民国时期的地方志、地理考察报告等文献对该地区的场市的发展脉络、数量、分布特征加以探讨,可以得出:其一,万开云地区的场市数经过两百年由乾隆初期的23个逐步增长到20世纪40年代末的216个;其二,万开云地区的场市主要沿溪河分布,北疏南密,东稀西密,这与地貌密切相关;其三,三县的幅员面积大致相当,而万县的场市密度高于开县、云阳二县。地貌、稻作农业、井盐、交通等因素对场市的分布格局的作用和影响,一同造就了该地区场市的分布格局。
  本文的第二部分是对与场市息息相关的倡建人、场名、场期和服务人口规模等要素的具体分析。笔者循着“倡建人-拟定场名-约定场期-场市发展集聚人口”的逻辑思路,以场市的倡建人、场名、场期和人口规模等四方面对场市本身作出一些定性和定量的论述,以期从中归纳出一些万开云地区场市的类型特质。作为地方有资望者的戴华万带领民众复兴故陵镇的故事,虽为一特例,却有着其内在行为逻辑,即有资望者的倡议和领导往往是一个地方开设场市的起点。对于场名、场期、人口规模的分析,可知万开云地区的场市的场名多以既有地名为名,流传于今的亦如是,场期多一旬三场和百日场,而人口除了如云安镇、温汤井等千户巨镇外,多为数十户至数百户不等的百户场市。
  本文的第三部分是微观视角的探究。经过对万开云地区各场镇所处的地貌情况的考察,结论为:本区场镇多产生于河谷地带的冲积阶地或平坝,与第一部分中“河向性”结论是一致的,不过亦有少数受交通线路的影响分布于山间垭口或山岭顶部的交通线上。除小江各支流、汤溪的一段外,尽管本区长江南北两岸均不能行船,但由于本区的交通网络基本与河流水网同构,河谷地带兼有地貌、农业、人口、交通等区位优势,自当为本区大部分场镇的密集分布区。至于场镇的平面组织形态,盖以线性形态为主,普通场镇多呈现出街村形态,“夹道设铺,沿道展布”。从场镇的发育程度来看,本地区场镇总体以二维线性型为主,足见地貌和交通路线对于其外部形态影响甚为深远。通过对场镇上祠庙的分布和职能的分析,得出结论:场镇不仅是一方的经济中心地,同时还具有文化中心地的职能,其实现主要通过建于场镇上的祠庙及附着于其上的义学来实现。
[硕士论文] 张艺凡
历史地理学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宋室南迁,于绍兴八年(1138年),正式定都临安,至南宋灭亡(1276年),前后历时138年。南渡以降,统治者在此扩建宫殿、恢复生产,奠定了统治基础。临安作为都城,经济迅速恢复,手工业、商业遍布全城;文化繁荣,宋词、诗歌等影响深远;南渡君民将北方的风俗文化带到临安,掀起了一场社会风俗的变革。两宋时期的节日大都继承了唐代的传统,宋代的正史、笔记小说中有许多关于这方面的记载。节日活动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南宋节日游览活动内容丰富,在前代的基础上开拓创新,尤其是游西湖和观钱塘江大潮,影响深远。统治者积极倡导“与民同乐”,体现了宋人的享乐型、注重消费的生活方式。临安节日游览活动处在承上启下的历史阶段;并与当地风俗融合;参与群体非常广泛,上至君王、下至百姓;许多南渡以降的百姓主动参与到相关的行业中,为市民经济的繁荣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这些节日游览活动既愉悦身心,又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南宋时期的节日游览活动研究是中国古代旅游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方面,对当代杭州地区节日文化与人文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硕士论文] 孙昌麒麟
历史地理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明代卫所城市是中国古代围郭城市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特征是肇始于军事型围郭城市,后逐渐兼容民政功能成为“普通”城市。明亡之后,有相当数量的卫所城并未随卫所制的消亡一并消失,而是得以存留并成为县级行政中心。在明代,今上海地区不与府县同城的独立卫所城有金山卫(今金山)、青村所(今奉贤奉城镇)、南汇嘴所(浦东惠南镇)、吴淞江所(今宝山)和宝山所(今浦东高桥镇北)等5座;它们之中,除宝山所城消亡以外,其它4座城市皆于后世成为县治所在,为一县总领之地。本文试图通过对地方志及其它著述、古旧地图和近代大比例实测地图等文献材料的梳理比对,兼用田野勘察等手段,以历史形态学方法,结合中国传统史料的特性,尝试以区块分析的思路开展对上述城市的复原研究。力求呈现这些城市发生起源、形成及演化等情况的详细过程;理清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特殊类型城市的转型,并将之视为明清上海地区城市发展谱系一种类型来加以阐明。
  本文在序章与终章之外,共分为7个章节,从城市历史形态和功能演变两方面入手,分析上海地区卫所城市在明清两代的城市发展过程。第一章是为上海地区卫所城市的筑城简史,本文将城墙的出现作为卫所军事城市的出生证明,着重讨论了城墙的演变情况,并兼及城市选址的原因。
  虽然笔者并不赞同“古为今用”的功利历史观,但在宝山所城已沦入长江而不存于世的情况下,本文放弃了对该城的探索。接下来的第二至第五章,是对其余四座卫所城进行的复原研究。文内根据今日各城留存的史料厚度,尽可能的将四城明清时期的风貌端出来,并以分出的时间断面绘制历史地图。这也是本论文的主要目的和重点内容。第六章则是在前四章的基础上,总结上海地区卫所城市的特性,分析它们江南原生城市的异同,并归纳出江南沿海卫所城市的形制。
  第七章与终章描述的是上海地区卫所城市功能的变化,并评价它们在今日上海市域内城市体系形成过程中的地位。
  本论文通过对金山卫、青村所、南汇嘴所和吴淞江所等城市的研究,发现其形制上的“独特”之处。这个“独特”之处是相较于周边城市而言,对于处在江南地区的城市或市镇聚落来说,水系对城市形态的影响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在上海地区的卫所城市身上,却完全看不到这种影响,可以说这几座卫所城市的最大特征就是“厌水性”。“厌水性”的由来是与城市本身的功能和筑造过程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的。卫所城市作为国家海防系统中的军事城市,其筑造过程是有这强烈的国家意志贯穿其中的,是由官方统一规划、建造,可以说它们是突然降临的城垒而非因经济社会活动自发产生的城市聚落。所以自然条件对其的影响必然不大,江南地区最大的自然特色—水乡河流,显然并不能左右卫所城市的城市格局。
[硕士论文] 李舒
中国史/历史地理学 安徽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祁门善和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乡村地理学相关理论与方法,根据相关文献资料,结合实地考察,综合宗族社会因素,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分四章探求明清时期祁门善和聚落的发生、发展、衰落的历史过程。第一章介绍善和聚落的建置沿革以及程氏的历史背景;第二章,从时间的角度梳理善和聚落发生、发展以及衰落的历程;第三章,从三个历史断面,结合示意图具体分析聚落内部空间结构布局以及聚落形态;第四章,探讨聚落空间结构变迁的地理因素;结语部分,在复原善和聚落形成及发展的时空过程基础上,简要总结其演变轨迹。
  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⑴从时间的角度,祁门善和自唐末程氏迁居于此开始,聚族而居,宗族色彩浓厚,属于宗族性聚落。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发展、显世,聚落空间随之扩大。在聚落空间变迁的过程中,其发展历经六个时期,从唐末开始到宋、元时期经历了繁衍生息的奠基阶段,聚落形态和空间结构布局初步形成。明初,善和在曲折中发展,程氏在历经元末动荡之后,仁山门沦为军户,聚落的发展也受到了打击。明中期,程氏子孙辛勤起家,积累产业,重视文化教育,善和开始呈现一派欣欣向荣之象,这一时期是祁门善和发展的鼎盛时期。明末至清中期,善和在历经两次火灾变故之后,人才的凋零、聚落景观的倾颓等现象都呈现衰弱之势,聚落依靠宗族的力量在维系。清中期至民国,全国战乱不断,流民四起,善和遭到进一步破坏。新中国成立初期,善和聚落的空间景观有了巨大的改变,新式建筑的诞生以及存在一些盲目的“破旧”运动,使得古村落失去原有的韵味。如今的六都村不复明清时期的繁荣,善和裂分成几个独立的自然村。⑵从空间的角度,祁门善和聚落的空间结构主要考察的是聚落自然空间因素、人文景观空间因素以及人文与地域环境之间的关系。自然空间包含山、水、资源、土壤等自然地理的要素,人文景观空间是由生产、生活、文化精神所形成的景观各要素构成。不同的历史时期,聚落的内部空间结构和聚落形态在不断发展变迁。聚落空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自然为宗族性聚落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基础的环境,人们利用山体、水系等自然景观构成基本要素;在自然环境之上,人口的增减、生产力的发展、政治的影响以及宗族文化等人文地理因素都在无形中影响聚落的发展和变迁,从而使聚落的空间结构布局落到有形之处。
[硕士论文] 李书兵
中国史;历史地理学 天津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国内有关历史聚落地理的研究起步较早,涉及地域广泛,成果丰富。但往往从城市聚落或乡村聚落角度做单一方面的研究,鲜有以“历史聚落地理”作为整体对象进行系统的研究。聚落的研究有必要从聚落整体角度出发,对一定区域内的乡村、城市以及城乡聚落之间的所谓“似城聚落”,进行全面性、联系性的研究,从而探索不同类型的聚落之间存在的规律与联系。本文即是对一地区聚落整体的地理分布进行系统研究的尝试。
  文章主体分为四大部分,以聚落三分法,分别对村落、集镇、县城的地理分布问题进行探究:第一章主要探讨了清代至民国时期,青县村落的数量和分布问题;第二章分析集镇在清代至民国各个时期的数量和分布情况;第三章则对县城位置,城乡聚落的空间距离,关联方式,以及对三种聚落彼此关系进行研究;第四章,是对清代至民国这一全时段中形成的聚落地理分布情况的总结,发现青县的聚落选址和分布上,有明显的沿河流分布和呈现出以运河为界东西分布的不均衡的特点,并分析了其形成的原因。
  最后的结论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概括,得出清代青县聚落所呈现出的几大规律:一、行政管理和经济交通因素是影响聚落设置分布的主要因素;二、以运河为界青县运东、运西区域地理环境的不同造就了东西两区聚落分布的明显不均衡;三、以陆路干道和运河航线组成了青县主要的交通线路,并成为县境之内空间联系的主要形式,促使道路交汇处的枢纽聚落加快发展,也吸引一些新兴的聚落向交通线靠拢,从而使得青县各层级的主要聚落多临河分布或临近于交通线分布;四、清代至民国时期,受青县县域轮廓和县城位置的影响,总体聚落分布呈现出,以县城为中心点,各集镇、村落多分布于扇形区域范围内的特点,同时在一些时段,青县主要集镇的分布又具备集中在县城南北两翼,两大集镇密集区的特点。五、清代青县已经形成县城为主中心,以兴济镇和杜林镇为区域副中心的“三中心”的聚落格局,在三个中心周边形成聚落的密集区。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清代青县聚落的地理分布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专题,从聚落的三个层次角度做全面系统的研究。文章从历史聚落地理的角度分析了清代至民国,各时期青县的聚落分布的情况,并且尝试探讨了青县聚落的分布在自然地理因素和人文地理因素的影响下如何发展和演变的过程,着重探讨其中不同层级聚落间的关系,发现存在的特征和规律,这对于如今城镇化建设也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
[硕士论文] 易山明
中国史/历史地理学 安徽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清代安徽邮驿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自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安徽正式建省之时起,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清朝覆灭之日止,其研究地域范围以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安徽省下辖行政区为准,即13个统县政区(包括8府、5直隶州),55个县级政区(4属州、51县)。邮驿制度发展到清代已日趋完善,无论是中央层面的会同馆、皇华驿、捷报处抑或地方层面的驿、站、塘、台、所、铺,其设置地域之广阔,形式之多样,驿路之发达程度,均较前朝完备,其中驿站和急递铺是承担政府信息传递的两个主要载体,其设置数量也较其他邮驿形式为多。清时安徽省所设驿站和急递铺数量分别为81处和867所,其中驿站的分布格局以长江为界呈现出北多南少且驿站规模北方较南方为大的特征,而作为主要传递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一般文书的急递铺来说,其数量与分布则与驿站有较大不同,其中影响驿站和急递铺数量、分布格局的主要原因不外乎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等自然和社会因素。基于81处驿站的分布格局,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主要驿路共有三条:南北干线、入江西驿路和水路,它们共同构成了清时安徽水陆兼备、四通八达的邮驿网络。有关清代邮驿制度的史料较为丰富,因此只要仔细爬梳相关史料,对于清时邮驿制度的典章解读便成为可能,清时安徽邮驿制度涉及邮符、驿费、驿程、驿马、驿车、驿船、驿禁、给驿(及杂支)、程限等多个项目,而驿费又是其中尤为关键的一环。驿费是维持整个邮驿系统正常运行的经济基础,如何处理好驿费问题并使其发挥最大功效困扰着清朝统治者们,从清初至乾隆再到嘉庆皇帝,清政府在围绕驿费支配权问题的政策上经历了多次反复,然始终未能彻底解决。清时安徽驿费经额的多少与清朝驿费总额的变化有着密切联系,大致经历了由多到少再趋于稳定的态势,在与其他省份驿费作对比后发现,安徽省驿费总体稍显不足,面临如此困境,如何更好地发挥驿站在公文传递、官员接待、运输饷银、押解犯人、调防军队和发展地区经济等方面的功能以及如何形成有利于安徽省内部、周边省份乃至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鸦战之后,中国出现几千年未有之变局,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电报、邮政、铁路、轮船等新式通信、交通工具也随之而来,对传统驿传体系造成致命冲击,最终难逃“裁驿归邮”的命运。危机总是与时机相伴而生,在一片“裁驿归邮”的浪声中,安徽省成为晚清时期最早设立新式邮政、电报的省份之一,这就使得其邮驿事业在近代转型中完成圆满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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