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十多年前美国区划(zoning)传播到中国，在中国特定的环境背景下形成控制性详细规划。如今中国规划进入新常态对控规发展提出新的要求。中国规划界对区划的介绍、分析及借鉴讨论从未停止，从创新传播视角对区划对控规影响做一次梳理，可以厘清控规发展内生动力，预测发展方向。此外，研究此传播机制也可以为规划思想对外传播积累理论经验，为扩大中国影响力增加储备。
　　本文从创新传播视角出发，借助传播三要素模型，分析研究区划的起源、传入中国的过程及在中国的演变与发展趋势。首先，回顾区划的起源，分析其发生语境，简述从传统区划到现代区划的发展变化，指出其实质为政府工具。其次，分析传播机制，论述传播方向、传播路径和传播载体。将区划传入中国并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分为封闭时期、探索时期、发展时期、变革时期4个时期，对比每个时期区划在发源地的发展与在传入地的再语境化实践;归纳传播内容的重点经历引介与争论-系统性与法制性-制度性等阶段;创新传播转译的动力是多重的，不同发展阶段主导的内生动力有所不同，包括政治需求、土地制度变化、法制化需求、内部逻辑更新、生态诉求等;传播特点包括接受度与接收门槛、传播时间与形式、对内对外革新等。最后，从发展历程、性质地位、内容形式、制度程序方面比较区划和控规的实践异同，分析在创新接收地的“吸收”与“异化”，预测控规在内容理念、实施管理、技术手段等方面的发展趋势，简述控规对外传播应用现状。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伴随而来的还有环境污染等人居环境问题。毫无疑问，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人居环境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因其牵涉面广，复杂程度高，需要协调多方力量协同创新，逐步解决，目前的研究成果还不能完全满足实际的需要。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严峻的人居环境问题，是西方发达国家曾经历过的，因此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先验性的问题解决经验。因此，文章从西方人居环境建设入手，研究西方人居环境理念的历史演变，分析、总结人居建设经验和教训，在此基础上进行借鉴，最后结合中国人居环境理念，探索解决人居环境问题的新出路，为解决中国人居环境挑战及人居环境规划设计未来的发展提供参考与启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文章以人居环境科学为立足点，从城市、建筑、景观三个层面出发，以柏拉图思想精华之根“恒”作为论述参照，以历史时间为轴线，从古希腊时期到近现代时期，通过对人居环境理念背景、人居环境建设等多方面分析，探究西方人居环境哲学非物质与物质显化的差异和脉络，并在全球化和城镇化持续推进的人类共同历史发展语境之下，探讨人居环境挑战倒逼的共同思辨价值和规划启示，这毫无疑问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章为绪论，论述了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具体研究内容、时间界定，时间主要分为古典时期、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近现代时期。
　　第二部分:第二章论述了人居环境的基本理论，阐明西方人居环境建设理念与柏拉图之“恒”之间的联系。
　　第三部分:第三章和第四章将分析淳朴与蒙昧之“恒”、醒觉与理想之“恒”，四个时期人居环境哲学背景及人居建设实践案例，并总结各时期人居环境特征。
　　第四部分:通过第三大部分人居建设实践的分析，将在第五章总结西方人居环境建设的发展脉络结构。并在第五章分析得出了当下西方人居环境建设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出路。并根据西方人居建设的经验教训，针对中国当下面临的人居环境问题提出规划价值指导。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文章最后回顾西方人居环境建设的脉络结构，并呼吁中国为实现人居环境之“恒”应走可持续路线。

摘要：在步入“媒介时代”的当下，信息传媒构筑了“媒介景观”或“媒介事件”，正逐渐成为参与城市空间构成的主要要素之一。媒介的发展影响着城市的社会、文化生活，也使传统意义上的艺术无论是样式、类型，还是传播及接受形式都发生了深远的变化。当代生活是媒介化的生活，当代美学更是媒介化的美学，随着人对媒介的把握方式不同而各异。
　　城市街道美学具有明显的表象规律特征，由于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背后隐藏的城市发展问题，一直以来都作为城市设计学科的核心研究对象。由于新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城市街道空间在信息时空压缩之下已经转变为一个巨大的叙事空间和体验空间。各类城市街道界面也俨然成为一个个被用于传播的媒介，其中的传统空间美学规律正在消解，街道景象秩序平衡逐渐打破，城市街道美学的研究视角也需要随之转变。论文利用传播理论基础分别从“街道美学的媒介传播理论建构、新媒体时代的街景特征、街道中的审美冲突现象、街道审美变迁的现实动因、街景秩序的研究转向”等五个方面进行了主要研究。希冀以现代媒体影响下的当代城市街景秩序问题为研究导向，利用传播学的方法去初步建构新时代的街道美学研究和治理框架。
　　第一部分是建构街道美学研究媒介转向的“理论基础”。
　　论文将传播作为一种技术性的工具和审美思维引入到当代城市街道美学特征研究之中，尝试以“媒介”作为语境研究当代城市街道美学的传播特征。将街道审美类比于一种信息传播过程，看作是一个“以信息源编码，形成讯息为始，以接受者解码，接受信息，产生反应，再反馈给信息源的过程”。分别从信源、信宿、信道、编码、解码等角度入手，去对街道美学体系进行重新梳理。并在传播学丰富的理论中去梳理出了“媒介环境学、视觉心理学研究、景观政治学”等与街景美学最为密切相关的三大理论图谱，作为整个论文研究的理论素材和思维方法。在建筑学与规划学科内关于城市美学的既有研究基础之上，利用这些传播学的理论对城市街景的审美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等多种属性进行了深入研究。
　　第二部分是研究新媒体时代的城市街道景象发展演变特征。
　　重点分析了新媒介技术的自由、海量与迅捷对信息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传播理念产生的若干改变，总结出“碎片传播、交互传播、分众传播、沉浸传播”等特点。论文不仅关注了新媒体作为一种新的技术手段重新塑造了当代街道新景象，同时也重视了新媒体作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对街道公共空间环境的影响。将其对街道空间产生的巨大冲击总结归纳为四个方面，分别为“介质流动、多孔渗透、户外秀场、虚拟景象”。
　　第三部分是进行当代中国城市街道中审美冲突的现象学分析。
　　针对街道传统景观秩序平衡被打破后的杂乱又庞大的景观堆积问题，分别“从视觉秩序冲突、审美心理冲突，美学管理冲突”等方面对当代城市街道空间中种种审美冲突进行了归纳总结。以动态和博弈的视角去观察城市街道美学系统中各种冲突现象，重点进行了“拼贴碎片与去中心化、符号控制与审美侵犯、被动管控与混沌博弈”等三个层次的研究。其中既包括了表层直觉的感受，又包括了大众传播心理的影响，还涉及到了社会管理的种种问题。
　　第四部分是以媒介传播学视角开展街道审美变迁的时代动因分析。
　　将街道美学现象与传播控制问题放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基于当前新媒介时代的社会特征，分别从“传播的控制、传播的内容、传播的媒介、传播的受众、传播的效果”等传播学五大要素的角度去挖掘出街道美学危机背后所隐含的矛盾焦点。并对公共空间中各个传播要素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总结出了“液态城市、公地悲剧、拟态环境、离散裂变、破窗效应”等社会大变革中的焦点特征，较为清晰把握了街道审美变迁背后所隐藏的时代背景。
　　第五部分是建立新媒体传播影响下的当代中国街景秩序转向研究框架。
　　主要是积极应对媒体技术发展带来的审美革新，在剖析街道审美冲突背后现实动因的基础之上，参照传播美学的主体研究框架进行街道美学秩序转向研究。分别在“审美对象、审美情境、审美关系、审美伦理、审美控制”等五个美学核心框架下进行了深入研究。总结出了当代中国街景秩序研究发展的五大重要转向，具体包括“仪式景观”转向“日常生活景观”、“实景审美”转向“虚实同构审美”、“静观美学”转向“互动参与美学”、“理想秩序”转向“包容理性秩序”、“视觉影响”转向“媒介传播治理”。

摘要：城镇建成遗产是人类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经过长期的发展与积淀，才形成了现在的形态和精神内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建成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丰富成果与宝贵经验，形成了名城、街区、文保建筑的三级保护体系。但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建成遗产或由于对其价值认识不足而遭破坏，或由于看似“积极保护”的建设性破坏而使其价值丧失，走向文化断层与衰亡，忽视创造独特城市文化的主体—人，造成“全国古城一个样”，城镇建成遗产存续的现实日益紧迫，引起了广泛了社会舆论关注。随着国际遗产领域的理论不断成熟，对文化遗产中的“文化”认识日益深化与全面，遗产保护实践也逐渐从传统的建筑物质空间的保护转变到从人类学、文化地理学等其他人文社科层面考察建成遗产的文化整体性、多样性以及面向发展的可持续性层面，遗产的地方性或者对遗产生成的具体语境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遗产保护关注的层面从简单提出保护方法日益走向对遗产保护背后的话语权力与利益机制层面，并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遗产管理走向可持续。本文在解读国际国内遗产理论发展脉络的前提下，剖析我国在城建建成遗产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提出城镇建成遗产应从过度的消费叙事回归到面向生活的文化叙事中来。理解城镇建成遗产必须首先要把建成遗产置于“人时空关联”的视角，而城镇建成遗产的人文社会性特征，空间多元性特征与时间演进性特征反映出城镇建成遗产即是“人时空”的关联复合体，从而建立起城镇建成遗产文化叙事的基本认知理念，以此为基础，解读城镇建成遗产的价值构成与价值的评价要点以及遗产真实性存续。
　　本文积极从近年来发展迅速的人文社科知识体系如哲学对社会空间的批判性研究，人类学民族志以及文化地理学对城镇社区的地方性研究，特别是文化研究等学科理论中吸收养分，从叙事学中提炼研究框架，建立以“文本-语境”为核心的文化叙事策略。“叙事”在本文即作为一个对事物认知的基本立足点，同时也作为一种操作性策略。借鉴经典叙事学的思路把城镇建成遗产作为文本从而理解遗产文本的结构性。用经典叙事学的论述体系解读遗产文本的同时，更需要强调的是借助后经典叙事学关注语境在意义编织作用的思维方式，认识到只有在地方的语境中城镇建成遗产才有理解存在价值的可能；在此基础上更应该看到的是只有在权力语境中探讨城镇建成遗产延续才真正成为可能，进而形成基于时-空的层积关联、人-地的互文关联、人-人的场域关联的三个层面较为全面的策略。

摘要：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快速城镇化和经济高速增长催生了对城市空间的巨大需求。中国的城市空间增长，无论是在速度上还是规模上，都已经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彼得·霍尔，2009）。一方面，城市面貌和设施的改善日新月异，城市建设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推动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城市空间增长过程中产生了“冒进城市化”、“过度建设”（陆大道，2007）等问题，使城市空间增长的研究成为当前中国城市建设过程中敏感和重要的科学问题之一。
　　面对中国城市空间增长问题，局限于城市规划或其他单一学科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在城市空间增长的管控、提升城市空间配置效率等方面往往有心无力。因此，对城市空间增长的研究更大的挑战在于对产生这些问题的客观规律及其根源性的制度、机制的认识和反思，需要从多学科进行综合研究。
　　基于以上认识，论文研究城市空间增长问题，将城市建设活动和城市规划活动置于社会整体经济活动内进行认识和分析，以城市规划为基础，并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源配置的相关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和行为研究的相关理论，研究空间资源配置和城市空间增长的相关问题。
　　论文基于中国城市空间增长现实提出以下问题：中国转型时期，制度环境的变迁对城市空间增长起到了怎样的激励和约束作用？政府、企业、个人等行为主体在制度环境影响下，其行为模式导致城市空间增长有哪些特征？制度环境和主体行为的相结合的影响机制是如何作用于城市空间增长进程的？带着这些疑问，论文以制度环境与主体行为的视角建立理论研究框架，并以重庆市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有：第一，针对中国当前城市空间快速增长现象，结合城市规划、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学科理论和分析方法，建立“制度环境与主体行为”的分析框架；第二，纵向上，分析转型期中国城市空间增长制度背景与主体行为共同作用的机制；通过对城市空间增长紧密相关的行政等级和行政区划制度、城市土地使用制度、城市空间规划制度等，从制度环境视角探讨城市空间增长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分析中国当前城市建设主体构成与行为特征，对作为城市建设主体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的价值取向和空间利益的博弈进行分析，提出基于“制度与行为”视角的城市空间增长机制，并归纳出地方政府主导、企业主导和居民主导的几种城市空间增长模式；第三，横向上，以重庆市为案例，探讨“制度环境与主体行为”机制在城市空间增长中的作用过程，分析了重庆城市空间在制度环境变迁和主体行为影响下市域城镇体系布局与主城区城市空间增长演变特征；并建立城市空间增长配置效应评价方法，展开重庆市2004-2013年的城市空间增长效应评价的实证研究；并针对重庆城市空间增长管控提出相关建议。
　　主要结论有：城市空间增长机制可以理解为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环境背景下，影响城市空间发展的各类行动主体的各自地位、相互关系及其在制度框架内的各自行为选择基础上形成的城市空间资源配置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空间配置所面临的制度环境演变，总体上可以概括为政治改革的分权化、经济改革的市场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城市空间规划制度系列改革，这一过程中，完全的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方式逐渐退出，市场机制逐渐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城市规划等相关空间规划协调城市空间资源配置的功能和效果逐渐增强；从城市空间增长的制度环境演变进程来看，在对城市空间增长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中，体现出显著的“强激励、弱约束”特征；当前我国城市空间增长机制中，政府主导是最显著的特征；地方政府为了满足城市经济发展目标、政绩考核指标、改善城市建成环境等驱动力作用下，以城市开发建设为手段，改善城市人居环境面貌，同时促进了我国城市空间的快速增长；基于“制度与行为”视角对重庆市城市空间增长进程的分析中，在近代以来，尤其是1997年直辖以来的重庆城市空间增长进程中，在行政区划、土地制度和空间制度等制度环境改革的背景下，重庆各级地方政府发展策略与行为成为主导重庆市城市空间增长的主导力量，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重庆市域城镇布局和主城区多中心组团式的布局结构，并分析提出了重庆主城区城市结构构成、用地布局形态、交通系统与山地特色建筑风貌等方面的特征；对2004至2013年间重庆市空间增长效应的分析，得出重庆市空间配置的结构效应、经济效应和公平效应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基于对于重庆市空间增长演进的分析，对重庆城市空间增长管理策略提出建议。

摘要：历史街区作为城市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历史”与“区位”优势成为城市发展“存量挖潜”的稀缺资源。当历史街区保护实践深入到文化层面与日常生活领域、历史街区保护的价值观从“物”逐渐转移到“建成环境”及其可持续发展上时，保护理论的研究与实践就已自发进入微观领域。本文基于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以及哲学领域所形成的微观视域理论与思想观念，借助“视域”这一强调研究文本的主体、认知、组织关系与实践路径的哲学概念，提出历史街区保护的微观视域，旨在探索以“人”为主体的历史街区研究范式与保护策略路径。如何形成与“人”相关的研究范式是历史街区保护微观视域在实践层面试图要解决的问题，在研究过程中主要把握微观范式中文化历史观、微观主体多样性价值体系、权力谱系运作以及文化、人与空间在空间生产中的互动模式，在微观范式下进行问题剖析以及案例分析在历史街区语境中将微观范式的要点分解为：
　　①文化历史观—历史街区中的文化特质以及控制模式；
　　②主体多样性的价值体系—作为历史街区遗产继承人的微观主体的选择与其意义表述、价值展现；
　　③权力谱系运作—历史街区内部包括文化权力在内的社区多种权力运行模式；
　　④空间生产模式—历史街区中的空间生产资料选取以及空间生产路径。
　　主体如何将微观思维构造于研究过程中形成对历史街区微观视域的领会与理解过程是“保护”的前提条件：首先明确微观视域是宏观的补充，在此之下构建以重塑文化历史观为基础，以强调多主体互动助推、文化与制度的双向互动以及权益平衡为保障的微观思维逻辑，并以历史的微观描述、文化多样性以及主体的多中心博弈为主要参数进行微观思维建构。并以非本质主义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社区认同原则以及人本主义与助推原则对微观保育思维进行“规训”。随后，通过在社会学各学科中寻找微观视域研究思维的介入模式，梳理出与微观思维范式相符的内容进行整合，发现介入模式都是试图将不同的微观主体的视域进行融合，进而扩大领会与理解文本的框架与视野的策略。
　　最后，本文将带有微观研究范式与思维逻辑的主体进行意识对象感知回归，选择西安“回坊”进行历史街区保护策略的微观视域剖析，发现基于微观视域的历史街区保护的双重边界、文化属性对保护制度的作用、与街区日常生活相结合的商业化路径以及微观权力崛起对社区空间保护的影响。进而探索基于微观视域保护模式的基础、选择因子与助推构架以及保障制度，形成渐进纠错的保护策略路径。

摘要：三峡工程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自2009年完成初步设计建设任务，其伴生出现的世界最大水库淹没区——三峡库区，也进入到了“后三峡”这一新的发展阶段。根据《三峡后继工作规划（2010-2020）》，“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成为三峡库区新阶段的重点工作之一，目前由于对“经济发展”给“生态保护”带来的负面影响缺乏足够的重视，也缺少相关研究的支撑和引导，三峡库区生态环境总体呈持续恶化趋势，生态问题凸显，生态约束正在持续收紧，严重制约了库区的持续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2011）指出三峡库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之一，有着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探寻在实现库区生态改善目标前提下，如何引导地方和个人合理利用生态资源，通过市场机制，将生态红利转化为经济收益的途径，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已成为保障当前库区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
　　生态系统服务，是当前应对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矛盾的热点研究领域之一，本世纪初联合国组织的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将其界定为“生态系统为人类生存提供有益的，对人们改善自身居住环境有价值的服务”，“有价值”是其核心特征。受其相关研究的启发，本文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认知及实现为研究切入点，尝试基于生态系统服务视角，聚焦库区生态问题，探寻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可行之策，以期为保障库区可持续发展提供研究支撑。
　　首先“提出问题”,本文通过调研分析，认为库区正面临着严峻的生态保护形势，生态问题凸显，制约了库区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库区经济加速发展带来生态破坏威胁加剧、库区生态安全隐患增多制约区域经济发展、库区灾变风险加大导致库区可持续发展缺乏安全保障”三个方面。同时，本文以问题为导向，选取国外的美国田纳西流域、亚马孙河流域和日本琵琶湖生态保护实践，以及国内贵州草海实践和云南大理洱海污染综合治理为典型案例，通过“案例借鉴”，提出以“生态系统服务”作为本文的研究切入点。
　　其次“理论梳理”，本文基于案例借鉴形成的应对认识，从生态系统服务的视角，对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构建了以生态系统服务为耦合介质的生态经济耦合模型，阐释了保障库区可持续发展需要推动生态系统服务产业化发展的判断依据，为应对库区生态问题，保障库区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关键方法”构建，围绕“如何选择优先发展的生态系统服务产业？”这一关键问题，本文以更有利于应对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冲突为目标导向，统筹考量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以及其与核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空间的关联性等三方面因素，优化构建了生态系统服务综合价值评估方法体系，为筛选库区优先发展生态系统服务产业提供了关键方法的技术支撑。
　　第四“产业选择”，本文围绕“三峡库区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优先发展生态系统服务产业？”这一现实问题，采用第四章建构的生态系统服务综合价值评估方法，以三峡库区为研究对象，通过评估，形成了三峡库区生态系统服务综合价值评估结论，并明确提出库区拟优先发展的生态系统服务产业选择建议，尝试为推动库区生态系统服务产业化发展指明方向。
　　最后“规划策略”拟定，本文一方面围绕推动三峡库区生态系统服务产业化发展这一战略议题，采用态势分析法，对库区生态系统服务产业化发展面临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因素进行全面分析，拟定了发展策略和配套政策建议；另一方面分别选取长寿区、巫山县、万州区作为三类问题的典型城市，以推动生态系统服务产业化发展保障库区城市持续发展为目标，从城市发展实际出发，围绕生态系统服务市场培育和功能提升两方面，针对性地提出了几点规划应对策略建议。

摘要：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与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以后，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稳步推进与改革红利的持续释放，乡村的地位和作用需要被重新认识。乡村应当成为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受益者，已经形成社会普遍共识。在此过程中，公共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乡村规划管理，尤其是乡村规划决策将成为改革红利定向释放的关键导引，如何做出科学决策、均衡决策、精准决策，需要重点研究。
　　论文针对现有乡村规划决策中所存在的片面性、主观性与不可持续性问题，探讨如何在国家城乡统筹发展战略与生态文明建设背景当中，借助于综合信息数据与地理信息技术，建立乡村规划科学决策的方法，并以实际案例说明该技术方法的全面性、客观性、精准性、通用性与可持续性。
　　数据库建设方面，论文在重庆市市级综合数据库建设成果的基础上，基于南岸区村现状调研资料，建立了乡村规划决策导向下的区级综合数据库，实现了地形地貌、自然灾害、资源等自然环境要素，区位条件、人口、产业、文化等社会经济要素，土地利用、民居建筑、市政设施、空间管控要素、各类规划等空间支撑要素以及村民发展意愿等要素的空间化表达，能够为乡村规划决策提供基础的的数据支撑。
　　系统开发方面，论文采用了C/S架构，以ESRI的ArcGIS Engine10.1为开发平台，借助其丰富的底层功能接口，建立了一套涵盖规划编制决策、规划管理、规划审批、查询统计等规划业务支撑模块，集成表面分析、缓冲区分析、网络分析、空间查询分析等基本的空间分析功能和数据输入与动态更新、图层可视化、数据报表统计与输出等空间统计与展示功能，并能支撑自定义分析评估模型构建的多层级、界面化的乡村规划决策系统。
　　实际应用方面，论文以南岸区32个村为案例对象，从辅助规划编制决策角度，开展了人口DID、空间影响因素、发展条件与需求等多要素全方位的分析，以村规划编制时序研判为主要目标，识别了优先编制村规划的村（9个）、有条件编制村规划的村（11个）、不编制规划的村（12个）三大类，分析结果能够有效支撑南岸区规划全覆盖、多规合一等工作的有序开展。然后，以巴南区和渝北区为例，对乡村规划决策系统进行了适应性验证。
　　最后认为，互联网大数据和政府部门大数据能够取长补短，相互补充。随着政府各部门数据壁垒的打通，以及农村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农村人口的行为活动以及乡村旅游活动将会提供丰富的大数据。拓展村情综合信息数据及其应用领域，提升决策支撑能力和效率，将是今后乡村规划决策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方向。

摘要：国家级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进行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继批准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之后，中央为推动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发展而采取的又一重大举措。国家级新区一经诞生，就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创新政策的试验田，成为推动我国开发开放热潮的国家级增长极和其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引擎，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格局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
　　本论文以国家级新区为研究对象，从制度创新这一影响国家级新区空间发展的主要因素入手，结合所在工作单位重庆两江新区的设立背景和开发建设实际，对1992年第一个国家级新区设立近25年来，上海浦东、天津滨海两个建设时间相对较长的国家级新区空间发展历程和重庆两江新区头几年的城市空间规划及其实施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研究，总结提炼出了在制度创新背景下国家级新区的空间发展理论。
　　本论文首先分析了我国改革开放历程、国家级新区设立的背景和目的，结合制度创新的经济学原理，认为制度创新是国家级新区的基本特征，确立了判断国家级新区开发建设成败的四条评价标准。对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的空间规划及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分析了国家级新区空间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制度创新对国家级新区空间发展的综合影响，探索提出“功能区块”论是国家级新区空间发展理论，明确了功能区块理论的内涵和空间结构模型，并详细阐述了在功能区块理论指导下，国家级新区在空间结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和交通空间等方面应采取的发展策略。在实证研究部分，以功能区块理论在重庆两江新区的规划实践为例，介绍了功能区块论在重庆两江新区申报和规划阶段的探索应用，运用功能区块论，对两江新区今后在空间结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和交通空间等方面的发展策略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最后，根据功能区块理论，结合国家级新区发展要求，对构建适应功能区块论的国家级新区规划编制工作机制的创新思路进行了研究探讨。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快速推进（城镇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2％较快提升至2015年的56.1%）。但与此同时，由于城乡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值从1978年的2.57扩大到2015年的2.73），造成城乡二元结构异常突出。同时也带来建设用地粗放型增长、城镇空间无序扩张、土地资源利用不合理、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城乡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在这一特殊背景下，国家出台一系列关于城乡统筹的政策加以应对，并由各地方政府加以落实。国务院于2007年6月正式批准设立重庆市、成都市为全国首批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国家层面上从城乡统筹和协调城乡二元发展角度，继续探索城市带农村的城乡均衡发展模式，以促进我国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促进大中小城市、小城镇以及新型农村社区的协调发展、互促互进的新型城镇化概念，进一步提升了城乡统筹的发展内涵。2016年中央城市工作会指出，要科学规划城市空间布局，实现紧凑集约、高效绿色发展；要在分析资源禀赋及区位优势的基础上，确定主导产业及特色产业，加强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产业的协作协同，按照横向差异化、纵向分工协作的格局发展，加强构建创新合作机制，形成高效开放的创新资源共享网络，实现以协同创新引领城市协同发展，城镇化要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城市工作要与“三农”工作同步推动，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局面。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指出，经过多年不断的努力，我国农业农村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但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如农民增收动力衰减、资源环境严重透支、农业供给侧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等矛盾，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努力下降。
　　在统筹城乡背景下，如何消除城乡二元对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维护人居环境生态本底，也成为城乡规划工作新的要求和挑战。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多山国家，山区面积达70%左右，山地人口比例约占1/3，山区战略地位重要，可以说山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和环境资源的宝库，也是重要的生态依托和生态屏障。因此，山地城乡规划建设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也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区域，因此，研究山地区域的城乡统筹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重庆作为中西部仅有的直辖市，对促进我国西部大开发以及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作用。同时，它还具有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的典型特征，如何解决好重庆城乡统筹发展问题，对我国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选择以具有典型重庆山地特征的山地城市涪陵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以城乡统筹视野下的山地城乡空间协同发展为目标和理论出发点，对城乡空间协同发展的理论方法进行了针对性研究，并提出了城乡空间协同发展的相关对策。论文共七章，重点论述三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为分析问题部分。在理论与现实背景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城乡空间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建设空间低效扩张、产业发展空间不均衡、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等几个方面，并对其形成的内在原因进行了分析。
　　第二部分为理论构建部分。为探索解决山地城乡空间存在的主要问题，实现山地城乡空间统筹发展，论文第二章进行城乡统筹发展的理论构建，以指导山地城乡空间统筹发展，在总结城乡统筹、协同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城乡空间协同发展的内涵，明确了城乡空间协同发展的研究对象和需要达成的空间目标；在总结相关方法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城乡空间发展的研究方法论--“协同发展论”。并提出“四位一体”的城乡空间统筹发展目标，即：城乡生态空间协同发展、城乡产业空间协同发展、城乡交通空间协同发展、城乡空间结构协同发展。
　　第三部分为实践运用部分。论文第三、四、五、六章分别运用“协同发展论”的基本方法，以典型的西南山地城市涪陵为例，结合山地城乡空间统筹的思想，运用“协同发展论”原理，从城乡生态空间协同发展、城乡产业空间协同发展、城乡交通空间协同发展、城乡空间结构协同发展四位一体的目标角度，应用于指导涪陵城乡空间协同发展研究的实践运用，并从如何达成城乡生态空间的适应与和谐、城乡产业空间的集聚与高效、城乡交通空间的衔接与契合、城乡空间结构的连接与紧凑等四位一体空间统筹的评判标准，重点论述了达成各空间目标需要进行协同发展的目标内涵、原则、组织策略和保障机制。
　　关于城乡统筹的相关研究较多，本文针对目前山地城乡空间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关键问题，以城乡空间协同发展为切入点，将协同发展的理念总结提炼后运用于城乡空间关系，并尝试将相对抽象的协同发展理念提炼为具体的空间发展目标，为今后城乡空间协同发展的相关规划及实践提供借鉴。另一方面，虽然关于区域协调、城乡统筹、城乡关系研究、生态规划等国内外学界均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本文在山地城乡空间梳理分析的基础上，从协同的理念出发，以具有大山、大水的三峡库区山地城市涪陵为实证案例，运用协同发展论的基本方法从新的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摘要：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我国城市空间开始出现无序扩张的趋势，耕地数量快速减少，城市生态环境快速恶化，严重影响城市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了促进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保障城市粮食供应，需要对城市空间的开发规模进行控制，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合理引导城市空间有序发展。
　　城市开发边界是抑制城市蔓延，引导城市空间有序发展的重要举措，现已经成为城市规划领域的研究热点，从城市开发边界的起源到我国的引入与实践都有大量的研究。为了丰富城市开发边界的划定研究，同时探索出一个合理可行的划定方法，本文以徐州都市区为研究区域，利用扩张强度指数和等扇分析法对徐州建成区的城市空间演变进行分析，得到不同时段和不同方位上的徐州建成区的扩张强度；然后对建成区的蔓延状态进行分析，根据得出的结论并结合建成区的空间演变趋势，确定徐州城市空间扩张所处的阶段以及未来的扩张方向和扩张强度，最终发现：徐州处于快速城市化的阶段，扩张强度较高，扩张方向主要为东向和东南向，同时城市空间处于蔓延发展的状态，基于此，需要对徐州的城市空间扩张进行控制，划定出徐州都市区的城市开发边界。
　　根据徐州煤炭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特点，最终选择从生态保护的视角进行城市开发边界的划定，为了更好的全面的划定出徐州都市区的城市开发边界，在进行生态安全性评价的同时，也参考了徐州都市区的交通区位和社会经济条件；而在进行生态安全性评价的过程中，创新性的引入生态空间可占用性评价模型。最终根据徐州都市区的生态安全性评价，结合交通区位评价和社会经济区位评价，利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对徐州都市区的建设用地进行适宜性评价，并以此划定出徐州都市区的城市开发边界，同时提出相应的管理策略，期望能够为其他相似城市的开发边界划定工作提供一些经验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