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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胡梦琪
社会学 华中农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在我国未来“谁来种地”问题日益凸显的当下,来自村庄内部的农户作为内生型农业经营大户的潜在培养对象,相比于外生型资本大户其在形成村庄稳定的治理结构、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农业收益上有着不可忽略的优势,为了进一步推进村庄农地流转市场多元化、稳健化长效发展,深入了解村庄内部农户当前的农地转入意愿尤为必要。通过梳理文献,我们发现不少学者均关注到了农地流转中的农户农地产权认知因素,但是在对解释变量的处理上基本都着重于农户产权认知的整体状况,忽略了各部分权利认知对意愿的单独作用。而现实情况是:农户对农地承包经营权等使用类权利的认知基本符合法律规定,唯独对农地所有权的认知十分混乱。我们需要认识到:农户对农地所有权非正确的认知可能会对其农地处置行为和意愿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另外,已有较多对农户农地所有权认知状况的研究均停留在描述统计分析阶段,即使涉及到影响因素分析,大多也是基于概念的逻辑推演,少有通过建立更为精准的统计模型以客观地分析其影响方向和机制的研究。
  因此,结合当前现实背景,本研究认为,了解农户当下的农地所有权认知,系统地分析影响农户农地所有权认知偏离法律规定的影响因素,探究该认知状况下对其农地流转(转入)意愿有何影响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基于此,本研究基于山东省夏津县330个农户样本的实证数据,通过相关描述分析和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得到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农户农地所有权权属认知呈现出高度“非集体化”和“国家化”趋势,超过一半的人认为农地属于国家所有,只有不到两成的农户能清晰地认识到农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男性和女性农地所有权认知的“非集体化”走向有所不同,男性更倾向于认为农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女性更倾向于认为农地所有权属于农户个体。且大部分农户都认为农地所有权属于谁有一定的重要性,当中有三成农户认为非常重要。被访者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土地政策了解情况、家庭收入类型、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社会地位状况和家中是否有村干部等变量对农户农地所有权认知的影响显著。其中,被访者受教育程度、土地政策了解情况、家庭经济状况和家庭社会地位状况等变量对农户农地所有权认知在“国家所有”与“集体所有”的选择上有显著影响;被访者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收入类型、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社会地位状况和家中是否有村干部等变量对农户农地所有权认知在“农户所有”与“集体所有”的选择上有显著影响。
  第二,整体来看,农户转入意愿较低,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农户愿意转入农地。对“愿意转入”的120个农户样本做进一步调查,了解其期望转入方式,结果显示:大多农户期望与转出主体约定一个固定的期限,且更倾向于短期年限(1-10年);超过一半的人对于期望与转出主体的关系表示无所谓,只要有地就行;大部分农户更期望通过自己联系协商的方式转入农地;除约两成的农户对于是否需要签订协议表示无所谓外,期望能签订书面协议的农户数量与认为“口头协议就行”的农户数量基本持平;大部分农户表示其转入农地时会优先考虑价格、农地质量和基础设施情况;半数农户的农地转入期望价格在400元及以下。
  第三,认为农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的农户比认为农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的农户更愿意转入农地;认为农地所有权归农户所有的农户与认为农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的农户的农地转入意愿无显著差异。另外,年龄越小、家庭劳动力人口总数越大、家庭劳动力非农人数占比越小、家中有农业机械的农户其转入农地的意愿越高;单人家庭比核心家庭更愿意转入农地;不同地区的农户的农地转入意愿不同;在进一步控制农地所有权认知变量的情况下,了解土地政策的农户比不了解土地政策的农户更愿意转入农地。
[硕士论文] 郭先举
社会学 华中农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家庭农场是我国当前农村社会中一种重要的农业经营主体,对我国当前农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本研究以江汉平原新镇的家庭农场群体为研究对象,从家庭农场的生成、发展及其市场行为来考察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一般情况,进而探讨在农业转型中的农场主群体的行动网络在农产品市场中建构的作用及市场交易中的不平等。
  研究发现,家庭农场是在乡村社会的支持中产生的。乡村社区为家庭农场的生成提供了一定的土地、必须的劳动力、一定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相当的社区支持。在乡土社会的支持下,家庭农场获得成长,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乡村社会分化的结果之一。但是在家庭农场逐步进入发展正轨时,强烈的发展需求使其不得不超越乡村社会,发展重心转向对销售市场的追求。
  在市场实践中,由于内部集镇市场有限,新镇家庭农场不得不进行外部市场开拓。在这个过程中,原先松散的家庭农场群体形成了有一定结构的社会行动网络并完成了市场信息获取、农产品组织和交易关系达成等重要市场环节。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外市场交易中,往往存在着市场权力不平等,而这一地位上的差异通过制度化的交易平台体系将市场风险转移给了新镇家庭农场。此外,在经历了一轮市场化的洗礼之后,新镇家庭农场群体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分化:首先,是在交易市场层面出现了市场层级的跨越,即从内部集镇市场转向了外部区域性市场;其次,由于家庭农场风险承担能力存在差异,因此市场化的结果之一是家庭农场内部结构出现了分化;最后,由于各个家庭农场的体量以及所处的网络结构位置不同,作为“代理人”的家庭农场在市场交易中获得了信息与技术的增长,并能获得政府的项目支持,从而促进其进一步发展。
  基于此,笔者认为,对于家庭农场这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而言,在前期实践中,地方政府、业界与学界往往更关注家庭农场在国家政策和社会支持下发展。但是,对于“经营主体”而言,要想获得持续发展,必须进一步重视市场的力量。当然,历来农民在市场中是处于弱势地位;那么,如何构建一个新型的公平的农产品交易市场是值得持续关注的问题。
[硕士论文] 黄伟民
社会学 华中农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轮船招商局是近代中国第一家民族航运企业,它是由清末洋务派大臣李鸿章于1872年所创办,也是近代最早实行“官督商办”管理体制的企业。清末轮船招商局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其兴盛和衰败都与清政府密切相关。一方面,轮船招商局在资金、税收、业务等方面受到清政府支持;另一方面,轮船招商局也在漕粮运输、军运、财政等方面为清政府提供报效。在既有软预算约束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双边预算约束软化”概念对清政府与招商局的软预算约束现象进行分析。本研究主要采取文献法收集招商局相关史料,并对收集到的史料进行定性分析。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概述清末轮船招商局的发展情况。(2)分析轮船招商局与清政府的组织依附关系形成的原因和特点。(3)分别分析轮船招商局与清政府的预算约束软化情况。(4)分析双边预算约束软化与组织风险化解的关系,即双边预算约束软化对清政府与招商局产生的影响。(5)分析漕运在清政府与招商局结成的组织依附关系中起到的作用,并进一步分析漕运衰败与这种组织依附瓦解的关系。(6)得出研究结论,并进一步的讨论。
  本研究发现:“官督商办”体制下的轮船招商局与清政府之间结成了一种双向的依附关系,各自对对方具有依赖性。在双向组织依附关系下,轮船招商局和清政府的预算约束都是软化的,不同于以往研究中单向的“软预算约束”和“逆向软预算约束”,其形成的是一种“双边预算约束软化”。清政府和轮船招商局之间的“双边预算约束软化”导致了各自面对的风险约束是软化的,使得具有依附关系的双方都能有效地进行组织风险转嫁与化解。漕运是轮船招商局与清政府结成依附关系的主要原因,其对于招商局与清政府的依附关系具有重要影响,当漕运走向衰败和终结时,双方的依附关系也随之松散,进而对于招商局和清政府的预算约束也产生了不同影响。
[硕士论文] 吴晓芳
社会学 华中农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女性参政、从政是衡量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农村妇女参政问题逐渐引起学界关注,占农村人口半数以上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也进入了学者们的视野。研究表明,农村妇女参政现状不容乐观。而女村官作为村级权力体系的中心的“一把手”,从农村参政妇女群体中脱颖而出,在村庄男性化的权力体系中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当农村妇女能够成功进入村级权力体系中,治村行为有什么特征值得讨论。本文立足于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并分析女村官在具体的治村行为中所体现出来的治村风格,是具有女性独特的特征,还是和男村官一样,展现的是一种男性化的风格。最后再通过对女村官所处村庄场域和惯习的分析,讨论女村官男性化或女性化风格形成的原因,总结分析女村官的整体治村风格。
  本文主要采用了参与观察和半结构性访谈的调查方式,考察两位女性经济能人成为女村官并治理村庄的行为特征。一方面跟随在女村官身边,帮助其处理一些力所能及的村务,观察女村官在村委会的工作以及下乡入户的情况,随时记录典型事件和谈话,并针对具体事件适时进行访谈,了解当时心态。另一方面重点针对女村官的家庭背景、经济状况、人生经历、当选情况等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了解女村官的主观心理动态。
  通过分析女村官在治村行为发现,女村官注重对村民的帮助,关怀其困难,在解决村民矛盾的时候会倾向于采用说服的方式,善于与村民沟通,这体现了女村官在治村中的柔性化风格;在村委会中,女村官作为一把手,会尽可能地团结村委会的成员,但是在遇到不合作的村干部的时候,也会取分离与竞争的方式,体现了女村官,希望掌控、勇于竞争的特征;女村官强势而热情留领导吃饭、和领导开玩笑,在其中展现了高超的人际交往能力;在具体的村庄建设中,女村官十分重视具体政绩的完成,致力于具体政绩目标的完成,以任务目标为导向的态度,是女村官乡村男性化风格的体现。
  在用场域-惯习理论进行分析时发现,在场域中,首先女村官作为村干部是政府的代理人,代表着政府的权威,同时需要完成政府下派的任务;其次,女村官作为经济能人深受政府的信任与村民的支持;最后,村治系统是带有男性化色彩的,村治干部被期望具有男性化的气质,场域中这些逻辑是女村官治村风格带有男性化的原因。与此同时,女村官又是村民利益的代言人,当选村干部离不开村民的支持,在民主法治的观念影响下女村官倾向于采用柔和的方式治村。而惯习是女村官身体内的实践原则。作为女性,情感细腻、关爱他人、善于沟通、处理良好的人际关系,这些女性的身体内的惯习被女村官带到了村治场域,并发挥出了女性治村特有的柔性风格。乡土社会人情的维系与弱化也是女村官展现柔性风格的原因之一。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发现,在村庄场域中,女村官受村庄结构及自身特质的影响,在治村时展现的是一种“刚柔并济”的治村风格。既有男性治村所展现的强势、果断等特征,又有女性的细腻。在现代构建和谐乡村的大背景下,随着基层民主制度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村庄治理越来越带有公共性和公益性。村委会的管理性职能削弱,服务性职能加强。村庄治理不再是以往的管理式,而是和村民共同进行村庄建设。在这种背景下,更需要民主服务型的村干部。女村官“刚柔并济”的治村风格更适合现代的村庄治理,促进农村妇女有效地参与村级治理是现代乡村建设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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