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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 张翮
科学技术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1858年,上海墨海书馆出版的由英国传教士韦廉臣、艾约瑟与晚清学者李善兰合译的《植物学》是中国介绍西方近代植物学的第一部书籍,被视为西方近代植物学传入中国的标志。然而长期以来,其外文原本究竟为何一直存在争议,由此导致关于《植物学》的各种具体研究难以展开。为打开研究局面,先采用文献分析方法基本解决了《植物学》的原本问题。在此基础上,运用原译本“双语对校”的方法整理出《植物学》简体中文版全文,并深入研究了《植物学》的术语、文本和配图。研究得出了具有一定创新性的成果,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本解决了《植物学》的原本问题
  《植物学》至少有4个外文原本来源,分别为林德利的《植物学基础》1849年版,巴尔弗的《植物神学》1851年版,林德利的《植物界》1853年版和钱伯斯兄弟出版于1848年的《钱伯斯国民百科》第1卷,其中,后两个来源为新发现。林德利《植物学基础》的具体版本长期以来无法确定,经分析考证确认是1849年版。通过进一步研究理清了《植物学》各卷内容的具体来源情况。
  二、全面整理了《植物学》的术语翻译
  在“双语对校”的基础上整理出《植物学》术语翻译表,新发现“隔膜”等《植物学》创译并沿用至今的中文术语,剖析了“细胞”等重要术语翻译的具体情形,指出植物学术语“科”很可能并非《植物学》所创译。结合实例讨论了术语翻译的方法和特点及其成就和不足。
  三、细致比对了《植物学》的文本翻译
  运用“双语对校”的方法全面理清原译文的对应关系,结合实例阐释了“增加”“删减”“缩写”“重组”“改换”五类翻译方法,讨论了文本翻译的特点及在物理量换算等方面出现的错误。
  四、专题研究了《植物学》的全书配图
  确定《植物学》及其原著配图的对应关系,指出其中存在的“图文不配”等类型的错误,从“调整”和“改绘”两个方面讨论了《植物学》配图对原图的改动,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关于配图忠实性的问题。
  《植物学》绝非简单被动地翻译原著,而是结合中国国情,以需求为导向的主动吸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的产生过程,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创作。由于时代原因,《植物学》在晚清并未产生明显影响,却在传入日本后深刻影响了其近代植物学的发展。
[硕士论文] 刘迪
科学技术 西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早期代数学最直接的目的是求解代数方程。本文以韦达(Francois Vieta,1540-1603)的著作合集《分析术》(The Analytic Art)中第四部分《方程的理解与修正》(Two Treatises on the Understanding and Amendment of Equations,1615)为主要研究内容,探究其对代数方程理论所做的贡献。在前篇《方程的理解》(First Treatise:On Understanding Equations)中,韦达分别运用符号分析法、二项式展开法和方程比较法分析了方程的结构;在后篇《方程的修正》(Second Treatise:On the Amendment of Equations)中,韦达针对各类无法进行数值求解或者数值求解十分困难的方程提出了相应的方程变换法则,使其可以变换为能够或者容易进行数值求解的新方程。韦达在前后两篇中都是通过具体的定理或命题展示自己的研究结果,但仅对其中一部分给出了解释或说明。本文目的在于遵循“古证复原”的原则分析这两篇中的定理或命题,主要工作如下:
  第一,在探究韦达列方程的基本原则时,发现他强调方程与比例之间的联系,所以本文研读前篇《方程的理解》时,利用比例的思想复原了韦达在符号分析法与方程比较法中没有解释或说明的定理与命题,给出其较为合理的来源分析与证明,从而明确地得出,韦达思想的实质可归结为恒等式变形。
  第二,分析后篇《方程的修正》中韦达提供的各类方程变换背后所蕴含的数学思想和方法,结合前篇中的符号分析法、二项式展开法和方程比较法对五种常用的方程变换进行探源,复原了韦达关于方程变换的部分定理,并指出其中的一条错误命题。
[硕士论文] 张万辉
科学技术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梓人遗制》成书于元初,作者薛景石,河东万泉人。该书作为中国古代技术的珍贵料,其车制内容尚未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通过对该书车制内容的系统研究,对于深化中国古代技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论文以《梓人遗制》车制内容为研究对象。结合历文献、考古实物、壁画图像等车制相关资料,运用实地调研法、文本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符号阐释法等研究方法,从文本、形制、技术、文化四个方面进行分析解读。重点分析车制文本特色、形制风格、制车技术及文化内涵,并探讨车制文化渊源与技术发展问题。
  本论文共由五个章节组成。第一章节:从车制文本的性质、结构、语言三个方面,以《考工记》《天工开物》《营造法式》等书为参照,对《梓人遗制》车制文本特色进行分析;第二章节:首先,结合古车图像及古车分类法对该书古车进行分类。然后,从车轮、车身、厢舆三个方面对古车形制风格进行分析。最后,结合不同时期以及不同地域的古车图像,探讨古车形制渊源问题;第三章节:从车轮、车身、厢舆、护泥板四方面对制车技术进行分析,并结合中原《考工记》和蒙古草原传统勒勒车制车流程,对《梓人遗制》制车流程进行分析,并探讨制车技术渊源问题;第四章节:结合古车形制、装饰、名称等文化符号,从礼制等级文化、北方草原文化和多元宗教文化三个方面对该书车制文化内涵进行解读;第五章节:结合金元时代背景以及梓人的历演变,对该书作者薛景石的工匠精神进行分析,并阐释技术发展的观念启示。
  通过对《梓人遗制》车制文本的深入分析解读,对该书车制文本有了更为深入全面的认知。首先,从车制文本的性质来看,这是一本面向木工群体的专著。其核心内容为制车技术标准及规范问题,反映了制车技术的时代特色,与传统中原《考工记》制车技术有其内在一致性。其次,从古车类型及使用者来看,该书所载古车主要为满足日常出行功能的坐车,结合古车装饰及历文献记载,可以确定其使用者为元初高级官僚;再次,从形制风格来看,元初官僚坐车的形制特色鲜明,类型多样,简洁美观。与北魏以来草原民族政权统治下的北方坐车形制以及皇室用车有其相似性;此外,从制车技术来看,车轮制作在坐车的制作过程中最为关键和讲究,无论车轮、车身、厢舆还是护泥板制作都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实用性和美观性,体现了匠人的高超技艺。最后,从文化内涵来看,元初官僚坐车的螭首装饰是汉地礼制等级文化的体现,其形制类型、云纹装饰又反映出草原文化对元初官僚坐车的影响,亭子车的莲花装饰及坐车“五明”称谓表明,元初官僚坐车可能还受到佛教等宗教文化的影响。
  总之,《梓人遗制》车制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体现了薛景石在继承中原制车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借鉴与吸收早期古车类型特色,对元初古车进行损益创新。无论从制车技术、古车外形还是实用等方面,《梓人遗制》所记载元初官僚坐车都体现了薛景石身上所具有的创新精神、科学精神和传承己任的职业精神。
[博士论文] 陈婷
科学技术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天文学在中国具有独特的地位,西方天文学自明末清初传入后引起中西之间的争端,对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晚清时期,西方天文学再度传入中国,在承继前次天文学知识与影响的基础上做出新的补充和推动。它在这一时期呈现出承上启下、新旧交织、中西冲突与融合的多重特点。学界对于西方天文学在华传播问题早有关注,并取得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但是晚清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尚未有系统的研究和梳理,而这恰恰是理解和评价晚清西方天文学的关键。在晚清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近代天文学的翻译与传播活动如何开展;哪些因素影响了翻译活动的推进;天文学如何逐渐取得自主发展的地位,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综合新旧料,以知识传播主体和媒介——译著、报刊、学校为专题,梳理和分析西方天文学在晚清中国的传播与影响,并以“异常天象”彗星为案例,检验近代天文学在中国传播的效果。通过系统、全面的梳理及论证,本文厘清了西方天文学在晚清时期传播的阶段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评价了其价值与影响。
  西方近代天文学在晚清的传播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早期,新天文知识初步传入中国。新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之初,所出版的书籍、报刊以及教会学校的教育,皆以宗教内容为主,天文知识仅作为宣传宗教的一种手段,且常与其他学科内容相杂糅,较为零碎,尚未有清晰的学科界限。
  第二阶段,19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至六十年代,近代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渐成规模。传教士开始调整宗教与科学知识传播的比重,并且聘请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到西方天文学的翻译工作中,所译书籍的内容趋向系统。洋务运动中,中国官方兴办学堂教授西学。在此背景下成立的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开始教习天文测算理论和方法。江南制造局也设立翻译馆,聘请西人与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翻译西书。
  第三阶段,19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近代天文学传播的高峰。新教传教士开始相互联合,统一在华传播西方科学的各项工作。在此背景下,一批高质量的天文译本出现,更新了西方天文学的新发现。报刊增设了天文资讯、读者问答等栏目,天文内容趋向多样化,更新速度及通俗性增强。中国官方在这一时期继续推动近代天文知识的翻译,他们尤为注重与测绘、航海等相关的实用天文学知识。近代天文学的普遍传播及其对传统天文学的质疑,也引起后者的反抗,双方以报刊为平台激烈交锋。不过,随着近代天文知识传播力度的不断增强,反对近代天文学的声音逐渐减少。
  第四阶段,19世纪九十年代至20世纪初,近代天文学在上阶段井喷式的宣传与推广,推动了中国天文学在此阶段的转型。新式书院的兴办,使天文教育摆脱了以往依附于经的角色或单纯追求实用的功利目的,天文学逐渐确立了独立、专业的科学知识地位。天文学的启蒙教育也在这一阶段得到重视,西方教学体系开始引入到学校教育中。一批具有近代和专业意识的天文知识群体由此出现,他们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天文学的近代化。然而,传统星占理念并未偃旗息鼓,异常天象与人间变动的联系依旧在清末动荡之际掀起波澜,中国天文学距离学科建制化尚有一定的距离。
  四个阶段的特征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晚清政治、社会环境变化是直接的推动因素,促使传教士、民间知识分子和官方不断地调整传播策略,以适应新形势下知识的需要,近代天文学的翻译、传播工作井然有序地向前推进。同时期科技的发展以及西方学科的发展极大地提升了知识传播的速率与准确率,中国读者与近代天文学之间的接触面逐渐延展,二者之间逐步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
  西方近代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是在传教士的主导下,中国由被动、部分的接受转变为主动吸收和学习的动态历程。在这一历程中,原本封锁在宫闱之内的“皇家学问”——天文学,逐渐褪去神秘的色彩,成为民间能够藉助书籍、报刊、学校教育轻而易举获得的知识。晚清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最大的贡献是影响和启蒙了社会,促进人们理性地看待天文学。这一时期的发展可视作学科建制化的序曲,天文学开始逐渐摆脱传统的身份与地位,向着专业化、自主化的方向前进。
[硕士论文] 赵玮
科学技术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山西广大人民为保卫家园纷纷拿起刀枪加入抗击侵略军的队伍,并逐步建立了各个根据地和民兵组织。山西革命历档案中记载了一些太岳革命根据地民兵学习、制造、使用和改造地雷的实际情况,民兵劳武结合,以地雷为主要武器,创造了很多种巧妙的战法,配合八路军,沉重打击了敌伪军,为结束阎锡山的反动统治和全国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立足于此背景,本文以抗战时期太岳区民兵的主要武器——地雷为研究对象,从科技的研究视角出发,以研究其原料、配方、制作技术、埋设技术、伪装技术、贮存技术以及他们利用地雷作战的战役等为基础,探究地雷技术在太岳抗战中的意义,以及雷患对后期地方、国家乃至世界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给读者展现这一历时期太岳区民兵作战的真实情况,为今后研究火药和战争武器的发展提供一定的料基础,同时希望引起人们对于技术安全的重视与思考。
  本文内容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言”,主要写明了文章的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方法、文献综述、创新点与不足之处。第二部分——“太岳革命根据地及地雷的基本情况”,主要介绍了太岳区一词的由来,太岳革命根据地建立的经过,与其将近十二年来的管辖范围的变更,及最后撤销的时间等情况;此外还介绍了地雷在我国的发展简,并且从地雷的组成、分类、用途和使用原则等四方面介绍了地雷的基本情况。第三部分——“地雷的制作技术”,主要介绍了山西革命历档案中记载的地雷的雷壳、炸药、火具、引信四大部分的制作方法,既包括从其他地区学习来的已成定式的制法,还包括太岳根据地民兵自己研究的配药比例和零件的制法。第四部分——“地雷的埋设、伪装和贮存技术”,本节首先介绍了地雷的基本埋法、适用埋法和群雷的埋法,其次由于地雷的伪装直接关系到埋雷的成功与否,所以从四个方面介绍了地雷的伪装法,最后介绍了地雷的防潮方法和从制造炸药到埋设地雷的注意事项。第五部分——“地雷技术的影响和反思”,本章首先肯定了地雷作为民兵的主要武器在太岳区抗战胜利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其次由于多次战争未排除的地雷对太岳区、我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都带来了严重后果,所以描述了雷患在世界范围内的情况,最后以上述事实为基础,进行反思,希望引起人们对于技术安全的重视,为今后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些资料。
[博士论文] 刘洋
科学技术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勃兴,中医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基础上的中医,其科研、教育、医疗、管理、交流、传播、评价等方法体系,都与建立在现代科学思想基础上的西医大为迥异,也与基于西方的近代中国社会建制格格不入。为了谋求发展,近代中医不断改良、汇通、论战、抗争,直至尝试“科学化中医”,希望改造中医,使其融入近代科学的体系。伴随着抗争与羁绊中的前行,中医自觉不自觉吸收和借鉴了西医的思想和制度,开始了中医体制化的探索。
  科学体制化是科学体制的形成过程,是科学发展的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是医院、医学院、医生组织以及政府主导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形成。其显著的特征是医学知识与政治的结合,以及对医疗空间的制度性分割。由于近代社会政治制度源于西制,中医天然地被社会体制排除在外,晚清和民国政府没有主动启动中医体制化进程。中医体制化基本上萌生于中医民间,由中医界自下而上努力探索,其层次、范围、效果上与西医的近代体制化相比,距离很大。
  与民国政府的“抑中扬西”的卫生政策相左,近代山西地方政府对中医采取扶持政策,中医体制化在近代山西得以率先发轫。山西模仿西方科学和西医体制,成立中医社团、开展中医学校教育、创办医院、出版发行中医期刊和书籍,以及制订和完善中医学术、研究制度等努力,在中医体制化中作出独到的努力。
  本文以具有独特历价值的近代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及其活动为视角,放眼整个近代中医的发展历程、中医与社会的关系、中医与西医的矛盾和媾和。通过历时共时的分析,探讨体制化对中医发展的促进和制约作用,为时下政府在中医药管理中的角色定位、职责界定、市场划分,提供有益参照。
  本文主体包括绪论、正文(共七章)、结束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概念释名。正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介绍了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其后五章是关于山西中医体制化的探索实践内容;最后一章总结山西中医体制化的贡献与启示。
  第一章是关于近代中医体制化的背景。近代中医体制化以中医思想文化变革为基础,“西学东渐”的近代化思潮是中医的近代化转型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种近代化思潮的影响下,面对薄弱的医疗卫生基础,山西从统治和现实需要出发,积极推动开展中医改进。中医体制化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在近代山西发端。
  第二章是关于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创建及发展内容。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官办的中医社团。山西行政长官阎锡山在学会的创办、发展、运行中都发挥主导作用,给予经费、政策、发展环境的支持。由于组织稳定,经费充裕,中医改进研究会发展迅速。研究会在管理制度、科研方法、学术奖励等各个方面吸收西学,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规范,保障了中医研究的有序开展。研究会发展中期,由于政治、社会局面发生巨大转变,及“中医科学化”思潮出现,研究会进行了改组,从人员、机构、组织多方面发生较大调整。研究会宗旨也从最初的“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演变。
  第三章是关于中医教育探索的部分。近代山西医学教育历经波折,先后创办了“山西医学专门学堂”、“山西医学传习所”和“山西医学专门学校”等医学教育机构。后者几易其名,学制、课程、教育方向也随之不断变化。特别是其办学方针的“由中转西”,反映了中西医教育难以实现良好契合的矛盾。近代中医教育界在探索建立学制,统一课程设置,编辑中医教材,兴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过程中的努力,也是不断寻求合理医学教育建制的过程。最终,在中医向西医的参习和妥协中,近代中医教育建制得以建立。
  第四章是关于中医临床与防疫实践的内容。作为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的实践场所,中医改进研究会的附设中医医院设立后,引入了西医医院的理念,设立养病室(病房)、加强院感管理、完善诊疗制度,不断提高中医的临床诊治能力。为了弥补中医在卫生防疫中显露出的不足,研究会建立了疫情报告和研判制度,积极探索中医在卫生防疫中的作用。由于西医对传染病的病原学、传播途径方面具有证据确凿、逻辑合理的实践优势,使得基于西制的近代政府,有充分理由选择西医理论和制度作为卫生防疫的立法和行政依据,西医在国家卫生防疫体系中的地位得以通过政治制度确立,成为卫生防疫的主角,中医逐渐退出了卫生防疫体系。
  第五章介绍了中医改进研究会在历次中医抗争社会活动中的参与情况。中医界面对政府、西医的不公正政策和歧视,从维护自身权益以及中医地位出发,积极投入到抗争和中西医论战中。在纳入教育体系、创设中央国医馆、建立中医社会体制等方面,中医改进研究会与全国中医药界,互通声气,积极运用请愿抗争和参政提案等手段,奔走呼号,终获一定成效。《中医条例》、《医师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使中医在法律地位上与西医平等;中央国医馆、卫生署中医委员会的成立,成为中医行政管理建制化的标志;中医纳入学制的章程获得通过,中医执业考核得到实施等一系列突破,使得中西医并存的二元医疗卫生体制渐见雏形。
  第六章是关于中医学术传播与交流方面的内容。医学交流机制与系统的形成,是医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中医“秘而不宣”的习惯,随着近代报纸、期刊在中国的出现,发生了巨大改变。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杂志》,作为中医学术交流的载体,业界沟通的桥梁,中西医论战的平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研究会的改组,《医学杂志》的办刊思想也由“中医改进”向“中医科学化”发生转换。同时,研究会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征集审查民间验方活动,出版了蕴含巨大学术价值的《审查征集验方》。研究会采取出版代销名家医书、与其他中医团体交换期刊、在杂志刊登医药信息等的形式,广泛进行业界交流,在近代中医的学术传播交流体制化中取得积极成效。
  第七章总结了山西在中医体制化中的贡献与启示。由于地方行政力量的鼎力支持,甚至将发展中医作为省政发展的重要内容,近代山西强化中医管理,从机构、组织、制度、机制方面,在神州一隅开辟了中医体制化的试验田。中医改进研究会的实践表明,整体论和还原论的融贯是未来中医发展的基础。辩证认识中西医,以包容胸怀接受在一定时期内中西医二元化格局的局面,有助于未来产生真正的新的生命科学。中医体制化是中医科学化概念的重要延伸,是中医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结束语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对全文的概括总结;二是指出了本文仍需努力的方向;三是下一步需要关注的研究方向。
  附录共有9个部分,汇总了近代山西中医体制化相关制度和近代山西医学发展沿革等等,为研究提供详实的参证。
  纵观中医在中国悠久的发展历,中医发展的各个兴盛阶段多得益于体制的促进。新中国成立后,“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现代化”、“中医药国际化”等概念和思路,都是基于振兴中医发展的目的提出的。同时,也反映出中医自身的特性与历次被强加之上体制的不适应。直到170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寻求出适合中医的发展之路;如何处理中西医二者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医和西医的“范式”不可通约,源于西医的近代医疗体制无法适应中医发展的自身属性。有着五千年深厚文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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