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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章新乐
考古学博物馆 广西师范大 2019(学位年度)
[硕士论文] 彭翠香
考古学博物馆 广西师范大 2019(学位年度)
[硕士论文] 王瑞东
考古学博物馆 广西师范大 2019(学位年度)
[硕士论文] 张椿荟
考古学博物馆 烟台大 2019(学位年度)
[硕士论文] 汤隆皓
考古学博物馆 广西师范大 2019(学位年度)
[硕士论文] 申素
考古学博物馆 广西师范大 2019(学位年度)
[硕士论文] 杨月
考古学考古学博物馆 安徽大 2019(学位年度)
[博士论文] 靳雅权
考古学博物馆 山东大 2018(学位年度)
[硕士论文] 鞠振义
考古学博物馆 广西师范大 2018(学位年度)
[硕士论文] 李梦玉
考古学博物馆 广西师范大 2018(学位年度)
[硕士论文] 袁明月
考古学博物馆 中国科技术大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长沙窑位于长沙市望城县的石渚湖一带,大致兴起于“安史之乱”之后,盛于中晚唐而衰于五代。长沙窑以外销为主,主要以独特的装饰艺术和具有异域风味的装饰题材而引起人们的关注,打破“南青北白”的格局,素有“南青北白长沙彩”之说。长沙窑首创高温铜红釉、发明釉下彩,并为后代其他铜釉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本论文以42件长沙窑器物为主要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多种科技方法分析了长沙窑铜系釉彩的主要成分和呈色原理,为古代瓷器釉彩工艺的进一步探究给出了重要的信息,同时也为现代铜釉工艺的改进研究提供了借鉴。
  本研究采用偏光显微镜、X射线荧光光谱仪、X射线衍射分析仪、热膨胀仪等手段观察样品的矿物组成,测定主次量化元素、物相结构、烧成温度、吸水率等;使用色差仪、X射线光电子能谱仪、扫描电子显微镜来观测样品的釉色、研究致色元素价态以显微结构等,探讨分析了铜釉的致色机理以铜价态对于釉色的影响,并将长沙窑铜釉瓷器与后世铜釉瓷器进行对比分析。最后通过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分析仪、超景深体视显微镜等,较深入的测定长沙窑样品胎、釉以中间层的元素分布,观测彩装饰工艺特征,同时将长沙窑彩装饰工艺与元代釉里红进行对比分析。
  通过研究发现,所分析的长沙窑样品胎质较粗,胎体矿物组成符合南方瓷器的典型特点,其釉成分属于典型的钙釉类型,样品烧制温度不高,釉中致色元素也主要为Cu、Fe两种。另外分析显示,长沙窑可能是后期“剔釉填红”工艺的开创者;铜致色釉中,铜红主要以Cu(0)、Cu(Ⅰ)离子存在;铜绿主要以Cu(0)、Cu(Ⅱ)离子存在。通过检测结果分析,铜釉呈色机理可能是由于金属-碱离子交换理论。另外,铜釉样品中均出现分相结构,分相微粒尺寸满足瑞利散射,釉面具有乳光性;但由于釉内气泡、Sn的存在以CSY-35铜绿釉中析晶的出现,增强了釉面的乳浊效果。长沙窑彩装饰基本以釉上彩为主,未见典型釉下彩和釉中彩装饰工艺。
[硕士论文] 蓝胤天
考古学博物馆 江西师范大 2018(学位年度)
[硕士论文] 孙亚男
考古学博物馆 中国科技术大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仰韶时代至青铜时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史前社会完成了由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文明的转变。郑州地区位于中原腹地,是史前文明的核心分布区之一,也是史前农业起源与发展的重要区域。因此,该区域内史前文化的面貌农业发展状况一直是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对郑州地区仰韶至青铜时代先民植物资源利用情况的研究,有助于了解该区域先民在长时段内对植物资源利用的演变过程农业的发展状况;同时,针对具体遗址内陶器表面残留物的分析,也将为探讨史前陶器的功能提供了新的科证据。
  本论文对郑州地区仰韶时代的青台遗址和青铜时代的东赵遗址出土的陶器和人牙进行了淀粉粒分析。实验结果显示,青台遗址先民利用的植物性食物资源有粟、小麦族、栝楼根、莲属、山药等块根块茎类以栎属和豌豆属植物,东赵先民利用的植物性食物资源有粟、黍、薏苡、小麦、稻属、豇豆属、莲属和栎属植物。
  根据上述两处遗址的淀粉粒分析结果,结合目前已发表的郑州地区其周边地区的植物考古学研究以陶器功能的研究可以看出,仰韶时代,先民最主要的植物性食物资源是粟和黍,同时还采集小麦族、栝楼根、莲属、栎属以豌豆属等植物食用;龙山时代至青铜时代,该地区逐渐形成了包含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麦在内的多种农作物种植模式。通过对陶器表面所发现的淀粉粒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可以看出,陶鏊的功能是用来焙烤食物,尖底瓶可能用于盛装不含或少含淀粉的食物,鬲和深腹罐可能用来蒸煮粮食作物,花边罐用来烧开水或煮不含淀粉的食物,而双耳罐、瓮、盆和豆等盛器可能用于盛装不含淀粉类的食物。
  本文研究结果初步揭示了仰韶时代至青铜时代郑州地区先民植物性食物资源的利用情况,为史前陶器功能提供实验性的证据,同时补充和完善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郑州地区先民的植物资源利用状况的研究,为研究连续时间段先民的植物资源利用演变以对环境变化的应对策略提供了参考。
[硕士论文] 张念征
考古学博物馆 烟台大 2018(学位年度)
[硕士论文] 原芳芳
考古学博物馆 山东大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所指青州指的是狭义上的青州即今天的青州市。隶属于潍坊地区,下辖四个街道、七个镇、一个经济开发区。研究的时间范围为周代,包括西周与东周,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研究对象以今青州市所见两周时期文化遗存为主,包括但不限于青州市现存两周时期不可移动文物馆藏文物、今青州地区出土两周时期文物、历代文献著作中所见青州地区之文物资料。鉴于青州的地理位置,研究主要以齐文化遗存研究为主。其他文化类型的零星遗存以兼具齐文化与其他文化因素的遗存不作为主要对象进行论述。选题的目的是通过对青州市所见两周遗存遗物文化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确定这一时期这一地区文化的特点、构成要素以来源;对现存遗迹遗物进行初步断代研究,确定其传播发展的大致路线;通过对“营丘”、齐王陵、齐国手工业等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探讨青州在齐国历史上的角色定位。
  通过分析与研究,我们发现古青州是东夷文化的发源地。青州市作为古青州的腹地,其文明同样始于东夷文化。从青州市北辛文化一直到商周时期古遗址的分布与变迁来看,一直到周代以前,青州先民的活动中心位于弥河其支流附近。齐国的第一个国都——营丘也极有可能在青州境内;随着齐国的建立国势的逐步强盛,齐文化的影响力逐渐显现。青州成为向东扩张的起点,也是抵御东部国家入侵的藩篱和屏障;齐国定都临淄之后,齐国的经济文化集中于临淄城周边。与临淄齐故城相近的青州北部地区也极有可能是临淄之外的主要聚落之一,通过对青州北部地区两周时期遗址的分布情况来看,以臧台遗址为中心的青州北部很有可能是齐国屯兵养兵的主要地区;田齐时期,齐国对于整个山东地区的统治已经较为巩固,来自于西部的其他国家的威胁已经超过了东部。加上姜齐、田齐族属的不同,因此田齐君主将自己陵墓的选址于故城东部,即今临淄、青州交界地带。青州的邵庄镇、益都街道办事处也就成为了田齐王陵的主要分布地域。
[硕士论文] 雷鸣宇
考古学博物馆 中国科技术大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文物是人类宝贵的资源。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文物数字化保护,以互联网相关技术发掘与呈现文物信息的系统性知识为其重要目标,而文物类型和关联性是上述目标的基础与核心。目前,从数字化和互联网的需求来看,我国现行不可移动文物分类方式并不能充分地表达不可移动文物的类型和关联性。相较之下,欧美文化遗产信息领域已有较成熟的发展,对文物信息的组织和呈现已形成指导性的标准和丰富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首先根据国内外不可移动文物工作的实际情况,详细分析我国在表达不可移动文物类型和关联性时存在的问题,并对比国外在此领域的做法;其次从国外在数字化环境中使用的不可移动文物元数据标准出发,探究其中涉文物类型和关联性元素的受控词汇需求,进一步观察与分析元数据与受控词汇在不可移动文物信息本体模型中的应用情况,以阐明其可参考性与可操作性。
  在上述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本研究以由美国盖蒂研究所发展的艺术与建筑叙词表(Art & Architecture Thesaurus)中建筑环境层级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层级结构和呈现方式,阐明受控词汇在揭示文物信息与关联性时的重要作用。通过试作案例,展示其在数字化背景下以多维度表达不可移动文物类型的方式,有利于揭示与建立我国不可移动文物的系统性知识;同时,本研究参考国际文献工作委员会之概念参考模型(CIDOC CRM)和英国历史环境数据标准(MIDAS Heritage)元数据信息组,以北京故宫为例尝试建立其信息本体模型,以探究我国不可移动文物知识图谱的构建方式。
[博士论文] 刘海旺
考古学博物馆 郑州大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汉代是一个承前启后、开拓创新的伟大时代,确定了此后中国古代两千年传统农业社会的基本形态面貌。用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揭示汉代农耕聚落的形态和内涵是全面客观考察认识汉代农业基层社会真实面貌的基础,有助于揭示中国古代农村的发展与演变历史和模式,了解以农民为中心的古代农业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变化原因。
  本文共分为六章。
  第一章为绪论,简要说明本课题的研究背景、意义、相关概念、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等。重点是对研究对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范围界定,确定什么是汉代农耕聚落与之相关的农业、农民、宅院等汉代固有之概念,这是探讨所有相关问题的基础。已有的汉代都城和城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要远远多于汉代聚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在汉代当时的语境中,“四民有业”和“辟土殖谷曰农”,对当时的“农业”、“农民”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聚落”确指的是相对于城邑的农耕聚居地。
  第二章对目前已有的汉代农耕聚落考古调查与发掘发现成果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总结。这些考古发现是本文探研汉代农耕聚落的材料基础。全国范围内调查发现的汉代农耕聚落遗址很多,揭示了不同地区汉代农耕聚落遗址的分布规律和演变概貌:继承先秦时期聚落分布、分级等传统;先秦时期的城邑和大多数聚落在两汉时期仍然得到了沿用和发展;汉代以郡县城为中心,广泛分布有数量众多的面积在1万平方米左右的小聚落,而且,与战国时期相比,这类聚落数量空前增多;特别是,城乡相互连结和分化发展初现端倪,中心城市的近郊出现了围绕城市居民生活需要而自发或有组织产生的聚落。
  汉代农耕聚落遗址的考古发掘展现了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聚落形态面貌。辽宁辽阳三道壕遗址位于汉代东北部边郡辽东郡郡治襄平县城近郊,居址一般由房屋、水井、厕所、畜栏、土窖等组成;居址总体的布局是分散孤立,互不相接,相对集中;朝向相同,与道路平行排列。作为本论文研究中心的河南内黄三杨庄遗址位于汉代中原腹地的黄河岸边,因两汉之际黄河泛滥淤积得以较为完整的保存:聚落的总体布局是道路纵横、宅建田中、宅与宅隔田相望;宅院布局规整、面积相近、坐北朝南,由水井、院墙、厢房、主房、厕所池塘或边沟等组成,宅院周围栽有桑树、榆树等树木。河南遂平小寨遗址位于汉代汝南郡吴房县西南,从遗址内汉代道路和水井的分布情况推测,聚落内街道规整有序,宅院可能沿街分布且稍为密集。属于东汉晚期的江苏扬州高邮邵家沟遗址,位于江淮平原;比较特殊的是遗址内出土有属于宗教信仰的符箓木片、“天帝使者”封泥等。其他得到考古发掘的汉代聚落遗址或包含有汉代聚落的遗址还有一些,这些遗址的发掘丰富了对汉代农耕聚落多样性的认识。
  第三章从聚落形态考古的理论视角和宏观角度对构成汉代农耕聚落形态的农田、宅院、道路、墓葬区等各主要组成部分其相互关系进行探讨。汉代城市与周边的农耕聚落已构成城乡连续体,相互依存。聚落形态面貌主要取决于宅和田的空间关系方面。按照距离城市的远近,大致可将聚落分为城郊型、远郊型和垦区型等不同的类型。
  第四章对汉代农耕聚落的核心—民居宅院的构成诸要素进行逐一的列举、分析和研究,形成对汉代聚落内农民的生产、生活真实状况和水平的具体认识。通过对考古发现的综合分析,可知汉代农民的具有代表性和较高水平的宅院一般布局特征:位置独立、布局规整、朝向向阳、功能完善;宅院主要由主房、厢房或厨房、院墙、大门或门房、水井、厕所、院周树木等组成,有的宅院还有编织、家畜饲养、仓储、池塘、水沟等建筑或组成部分。单体房屋建筑的墙体基础用砖,主体为夯土或土坯;主要由梁架结构承重,也有无梁房屋;屋顶多为瓦顶,瓦当使用并不普遍。聚落内出土遗物最为普遍的是板瓦和筒瓦,其次是生活用陶器,铁犁铧、?、臿、锄、镰等农具较为常见,石磨、石臼等粮食加工器具也是农耕聚落出土的代表遗物。
  第五章分析汉代农耕聚落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探讨汉代农耕聚落的成因和历史环境条件。汉代农耕聚落的整体布局、面貌和发展演变概况等特点,首先建立在两汉400余年社会总体稳定的大一统环境基础上;钢铁质农具的空前普极大地促进了耕作农田面积的扩大,水利灌溉的大发展、重农政策、郡县乡里制、土地制度、人口增减、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开发历史、民族传统等,都对汉代农耕聚落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汉代聚落是当时时代发展的产物,也符合和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
  第六章为结语,尝试对汉代农耕聚落的发展规律、特征对中国古代农村发展进程的影响进行总结,并对今后汉代聚落考古调查和发掘提出一些设想。两汉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和条件变化,总体上汉代农耕聚落越来越普遍化,并随社会发展的变化而变化,其形态面貌也是多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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