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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陈灵
哲学 湘潭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鲁胜是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的第一人,作为乱世遗珠的《墨辩注·叙》,虽不足三百字,但包涵了丰富的内容,他在叙中提出诸多创造性的见解。鲁胜对先秦名辩逻辑进行分析与概括。首先,他总结了先秦名辩的历史,揭示了名辩的内涵和作用,指出了名辩的渊源和重要性;其次,他概括了先秦名辩的内容与目的,提出了六辩:名实之辩、坚白之辩、无序之辩、两可之辩、同异之辩和是非之辩,指出了名辩的终极目的为“极天下之污隆”。最后,他道出了作《墨辩注》的初衷——“乐于兴微继绝”。
  通过梳理近代逻辑学者对鲁胜及《墨辩注·叙》的研究,有三个争论的要点值得注意:第一,墨子是否著书的问题;第二,惠、龙是否祖墨的问题;第三,鲁胜及《墨辩注·叙》的评价问题。《墨辩注·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史有着重大的理论贡献。如鲁胜把形式逻辑作为中国古代逻辑史的研究对象,鲁胜运用史料分析法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史等。
  此外,《墨辩注·叙》有两个局限:一是未将《大取》、《小取》列入《墨辩》,二是没有总结关于“类”与“故”等辩论原则的问题。鲁胜的重要著作虽然遗失,但根据鲁胜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分析仅存的《墨辩注?叙》,我们仍可以管窥鲁胜的逻辑思想。
[硕士论文] 赵丹
伦理学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自然”与“名教”之辨是魏晋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中国道德变迁史上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一问题展现了特殊历史时期道德的自由与选择问题,是玄学家们针对“自然”的个性发展与“名教”的社会纲常伦理的约束展开的激烈讨论。
  本文立足于这一时期社会伦理道德的特殊性,从“自然”与“名教”的相关概念出发,系统梳理这一伦理问题产生和发展的三个阶段,分析每一个阶段所表现的社会伦理道德风气和社会风尚,试图从中寻找并总结当时士人所面临的伦理困境和道德问题,并尝试从微观的角度探讨这一时期道德突破和伦理桎梏。
[硕士论文] 郭灵爽
哲学 曲阜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葛洪是我国东晋时期著名的宗教家和思想家,在我国道教发展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葛洪思想博大精深,是道家“玄”学体系的重要代表人物,是“玄”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葛洪的“玄”学思想主要论述的是“玄”是自然界的根本,有了“玄”才有了万事万物——“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葛洪的“玄”所表示的含义,其实就是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所论述的“道”。老子在《道德经》也曾经论述过“玄”,但是老子只是把“玄”当作是“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葛洪在吸取了前人的思想之后,以老子的思想为基础,构建出了自己的“玄”学思想体系。在《抱朴子内篇》中,葛洪以道家的“玄”学思想为基础,提出了神仙可以学习的观点,从而确立了以“玄”为主,以“仙”为辅的“玄”学理论体系。
  葛洪以老子的思想作为自己进行“玄”学研究的基础,把道家的思想附会到了神仙的理论之上。葛洪的“玄”学思想,顺应了社会的需求,从而使其思想对后世的道家思想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硕士论文] 张琦
哲学 曲阜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刘劭的《人物志》是曹魏时期一部关于品评人物的重要著作,该书的基本理论成为当时统治者选拔人才重要的依据。魏晋时期绝大部分的人才学思想呈现出零散、细碎和不成体系的特点,而刘劭在《人物志》中表达出来的一套较为系统化的人才学思想成为众多人才学思想中独具特色的一种。其中包含有刘劭以何种理论为依据去建构他的人才学思想,以及通过何种方式来构建他的人才理论体系等等内容。除了人才学思想,刘劭在《人物志》中所运用的治学方法,以及关于性情和才性等问题的思考与讨论,对魏晋玄学思想与方法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成为魏晋玄学的先导。刘劭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是通过他对人才的理论总结而表现出来,从表面上看,他对玄学高度抽象的概念和精深的哲学理论没有明显影响,但从本质上看,刘劭的思想的确为魏晋玄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理依据。
  刘劭在识鉴人才时运用了“综核名实”和“辨名析理”这两种方法,实际上就是探讨名与实是否相符的问题。刘劭把“综核名实”的方法具体应用在了《人物志》中,并总结出了“八观”、“七缪”、“七似”等识人方法。综核名实和七似等方法,为以后玄学思想所使用的方法论也提供了可借鉴的依据。
  刘劭的思想内容包括人的性情、才性、用人理论以及有与无、一与多等问题。性情问题是刘劭人才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刘劭通过对“元一”、“阴阳”、“五行”这三种概念的论述,进一步体现出情性的含义。从“情性”的概念进一步引出了“才性”这一人才划分标准。“才性”问题是划分各种人才的理论依据,根据不同的才性可以划分出不同的人才。不同的人才包括君主与大臣,而大臣依据不同的情性可以胜任不同的职位,《人物志》中的人才分类思想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了评判人才的标准。
  刘劭的人才理论可以进一步抽象为一与多、有与无之间的关系问题。《人物志》中所涉及的主德之材与偏至之材,以及圣人无名和臣道有为的思想为以后一与多,有与无的抽象概念与思想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对《人物志》的思想及其价值进行研究是有很大意义的,《人物志》在当时的社会以及对后来玄学的发展是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的。
[硕士论文] 米兰
中国哲学 西北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汉末以来,社会大动荡,与此相应的学术巨变使得绵延几百年的两汉经学受到冲击,几近穷途末路,而以经学面目出现的儒学自然难逃厄运,由权威走向式微。伴随儒学一统地位的丧失,文化因子的多样性重新显现出来,思想之间彼此碰撞、激荡,乃至重新组合和构建。这一切为后来的佛学发展给了一张温床,也使得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有了一次跨越式的发展机会。佛教本是西域盛行的宗教之一,随着丝绸之路的延伸,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产生了更为深入的交流,佛教从刚开始的少数人传播到一部分人开始信仰,期间走过了较为漫长且曲折的路程,但是真正的扎根中原仍然没有做到。随着思想潮流的涌动,玄学和佛学两个磁场之间产生的影响力逐渐增加,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既谈玄又讲佛。这当中,佛学代表当属僧肇。他在早期的时候是深受玄学思想影响的谈玄者,随着对佛学的不断深入了解,他开始走上了自己的讲佛之路。首先,僧肇的玄佛合流思想产生是有哲学基础和历史背景的,从佛教的传入到后来中观学的引进,其中不乏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特别提到了玄佛的共在,从哲学的层面来剖析了玄佛的共通性,又通过六家七宗的以玄解佛来引出僧肇的以佛解玄,进一步引出了僧肇的玄佛合流思想是从怎样的哲学背景下产生的。其次,僧肇在他的佛学论述中有许多方面都体现出了玄佛合流的思想,玄学基于道家注重思辨,因此文章重点从“非有非无”、“即动求静”、“般若无知”三个方面来探讨玄佛在哲学思考范围及方法上的合流。最后,作为僧肇玄佛思想合流的结晶——《肇论》,其经典的论述在继承和发扬玄佛合流思想的同时,已经作出了超越玄佛的思考,这是对玄佛合流思想做出的最好的总结。本文通过僧肇在讲佛之路上表现出的玄佛合流的特征来思考,魏晋时期的玄佛合流思想都经历了哪些,在僧肇这里又得到了怎样的升华。
[硕士论文] 赵弘述
中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魏晋时期,社会政治陷入空前黑暗,士人的生命在黑暗的统治下变得异常脆弱,面对这样的局势,士人阶层不得不对社会与人生做出新的认识与反思。这种认识和反思的最终落脚点便是个体生命的养护保全与逍遥自由。由是,作为魏晋思想主流的玄学思潮,在经历了“正始之音”关于宇宙本体论的讨论之后,进入了一个更加关注个体生命的安顿与超越的竹林玄学时期,而嵇康无疑是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
  本文围绕这一时期的玄学思潮、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对嵇康的心性哲学展开论述,主要包含他心性哲学的产生根源、主要内容以及价值三个方面。先秦儒道的心性论思想和正始玄学的贵无论思想对嵇康心性哲学的产生起到了重大的影响作用,通过他的“和”、“情”、“生”全方位多角度的展示其心性哲学的主要内容,最后,又透过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两个层面来说明嵇康心性哲学在促进玄学思潮进一步发展带来的影响以及在当代大背景下一个完美人格的养成。
[硕士论文] 梁懿
中国哲学 西南政法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葛洪的《抱朴子》是魏晋时期重要的思想著作,“兴儒学以救世”、“得道而匡世”是葛洪写作《抱朴子》的根本宗旨。其外篇中的治政思想是要为恢复人伦社会秩序以保障人的生存,内篇中的神仙理论则劝导众多信教的人积德行善,追求生命价值实现。可见葛洪的哲学思想关心的是人的生存和道德精神,人是葛洪思想始终围绕的核心和根本,用“以人为本”考索《抱朴子》中的内外篇中的哲学思想,更能分析出葛洪思想体系的特点和实质。
  以人为本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民本思想、道德礼仪和生命精神是人本思想的重要内涵,也是葛洪《抱朴子》哲学思想始终追求的根本。葛洪的政治哲学思想产生于乱世之中,客观上就要求必然是以人的生存和社会秩序恢复为目标,故而他的治政思想把恢复人伦秩序,保持强大的国家统治,作为当时人类生存的必须具备的条件;以明取才的用人之策、刑为仁辅的治政手段、道德教化思想是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措施,但从本质上是保障民众的生存、发展权利,承认了人的个性差别,强调了思想道德对人类社会的教化作用。他把安民当成治国的基础,倡导治国者要关爱民众,是把人看成目的而不是手段,体现着对人性的尊重。
  葛洪的人生哲学继承了传统道教理论中养生、贵生的思想,体现了对人生终极人伦关怀。他高扬人的主体精神;按照“道法自然”的运行规则,解决了在道教神仙修炼过程中,“道”之无限性和人之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彰显出人的生命力量和主观能动性;他把积德行善作为修炼成仙的重要条件,把修仙的过程变成了人的道德精神锤炼的过程,从而使人获得了个体生命的健康长寿和道德精神的双重圆满,蕴含着丰富的伦理价值;对神仙人格的追求,反映了人对自由和独立精神最原始的渴望,其以人为本的积极意义也是不言而明的。
[硕士论文] 薛婷儒
文艺学 青岛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葛洪文艺思想在魏晋时期是独树一帜的,既有对前人文艺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建树和开拓。本文以葛洪的《抱朴子》内外篇为材料基础,深入探讨葛洪的文学发展观、文学功能观、文学创作观、文学批评观等文艺思想。
  本文第一章重点介绍葛洪文艺思想的形成背景。分析葛洪思想倾向的形成及儒道相济、兼容众家和反对玄谈的思想倾向。第二章论述葛洪的文学发展观。葛洪是以辩证的观点看待文学发展今与古的问题,肯定文学的发展与进步,同时也肯定古文的价值。第三章论述葛洪的文学功能观。葛洪认为文学可以辅助政治教化,能够将作者的思想流传于后世,能够展现作者的文采。第四章论述葛洪的文学创作观。葛洪对文学创作过程中思维、物化、实践等问题都有自己独特的思想。第五章主要论述葛洪的文学批评观。葛洪在继承前人元气论及以气论文等观点的基础上形成了作者才气论和作品风格论。
[博士论文] 向群
中国古代史 山东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古代仙传之造作,至葛洪《神仙传》达到一高峰。作为道教神仙思想有力的宣传工具,《神仙传》流传甚广,但在流传过程中又遭到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窜改,今本已非葛洪原本。
  传统神仙形象的造作模型经历了由神到人的世俗化转变,与此相对应,早期神仙传记所载神仙亦从杂乱归于齐整。葛洪即借鉴归于齐整后的《列仙传》来编撰《神仙传》。除整体上继承世俗化传统外,葛洪试图在神圣与世俗之间寻找平衡,对民间宗教及流行于魏晋士人中的神仙思想展开批判的同时,又以源自底层的方技证神仙实有、可学,并将其逸民情怀融于神仙思想中,仿照神仙式高士塑造出逸民式神仙。以上,在今本《神仙传》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今存《神仙传》数十种,大致可归为《说郛》、四库、汉魏本三个系统,其中《说郛》本祖本当为元代禁而未绝之《神仙传》善本;四库本可能是基于某一带有目录之残本的补辑本,补辑内容主要集中在第六、七两卷,其祖本与《说郛》本当出于同一系统;且从明清目录文献记载亦可推知明代尚有《神仙传》传承本。
  通过广泛的文献检索与统计可知,见引于唐前文献的《神仙传》人物有二十三位,见引于唐五代文献者一百二十位,见引于宋代文献者一百六十二位。其中存在可能原出他书而误引作《神仙传》者,尤以与《列仙传》的混淆较为典型;亦有疑存于旧本《神仙传》中者,如董威辇、康风子等。《仙苑编珠》《太平御览》《绀珠集》《类说》《三洞群仙录》等文献中皆存在大量未见于今本《神仙传》的内容,通过斟辨,整体上应以误引误注居多。但另一方面,亦存在未明确注出《神仙传》,但文字内容却与《神仙传》相关条目相似甚至一致者,典型如《汉武帝内传》。《汉武帝内传》在构造过程中当借鉴了《神仙传》,尤其今《道藏》本《汉武帝外传》后八事,虽然也存在后来被改补的情况,但最初应是在《神仙传》基础上增饰传经之事而成;《汉武帝内传》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亦对《神仙传》形成了反向影响,如今四库本《神仙传》在补辑过程中就收入了《外传》中的内容。
  对今本《神仙传》内容的考察主要集中在汉魏本与四库本,涉及传主九十八位。传文内容除细节上的变动,大部分可判断为情节上基本保存了唐代所流传《神仙传》的样貌,另存在与《抱朴子内篇》相抵牾之处,应是后人增删窜改的结果。如今本“阴长生”、四库本“茅君”皆为唐代已形成的增饰版,“魏伯阳”亦或为唐代新增条目。尤其通过对今本《张道陵传》组成元素与内在结构的详细辨析,发现汉魏本《张道陵传》当属于较原始版本,大致为刘宋时期针对天师道对张道陵的宣传而发;四库本祖本则是后来的改编本,且在宋以后按照时人对张道陵的流行看法进行了补编。
  总体而言,今本《神仙传》已非葛洪一人之《神仙传》——其在流传过程中受到来自宗教与民间的多重因素影响,不同时期的文本在吸收某些新元素(新传主、新故事情节等)的同时也可能更改或遗失了某些旧有成分——而是一个复杂的文本变迁史的结果。
[硕士论文] 宿金凤
中国哲学 山东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魏晋时期是由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巨变的时期,这一时期,玄学积极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第一次将儒家的价值系统与道家的价值体系整合在了同一个哲学命题中。从这个角度来看,名教与自然之辩是魏晋玄学时期的核心问题。“自然”实际是顺从自然的天性,追求一种自然自适,随心所欲的状态。追其根源,“自然”就是庄子所提出的“逍遥”。
  “逍遥”作为庄子哲学思想的灵魂,是庄子人生的最高境界。魏晋时期,面对黑暗的政治社会,士人们希望躲避灾祸、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在名教的压力下,庄学成为士人们的关注点,成为他们寻求精神寄托的思想之一。于是,士人们把“逍遥”作为一种精神自由的象征,或为精神的解脱,或为理想去追求,有时甚至以这种境界为标准去衡量现实社会。在儒道融合的背景下,如何在实践中将其化为可以实行的“逍遥”,随着历史的演进,名士们做出了自己的解答。本文重点分析魏晋之际的嵇康、阮籍,西晋时期的向秀、郭象和东晋时期的支遁、张湛对庄子“逍遥”思想的独特见解,从而对魏晋“逍遥”思想进行了整体系统的研究。
  处理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就是解决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问题,实际就是对生命自然本色的追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因此对魏晋“逍遥”思想的研究有着现实的意义。魏晋“逍遥”思想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民族复兴的精神财富,正如习总书记强调的,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有利于提升中华文化自身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影响力。那么如何实现魏晋逍遥义的当代价值?这就需要我们对魏晋“逍遥”思想进行梳理,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从而创造出适合当代的价值观。本文努力尝试按照现代价值观,对魏晋“逍遥”思想进行重新梳理,对其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从而实现其当代价值。
  本文共分为四章:
  第一章对魏晋“逍遥”义进行了溯源。重点论述了庄子逍遥的基本观点和魏晋庄学的兴起。魏晋时期,社会黑暗,名教危机,士人们渴望自由,此时,魏晋庄学兴起,逍遥成为显学,成为了魏晋士人的追逐对象及关注焦点之一。处于魏晋不同时期的士人,由于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他们对庄子的逍遥思想的理解也不同,他们对逍遥思想做出了符合这个时期的解读。下面几章将选取不同的时期,对不同的人物进行分章论述。
  首先看第二章魏晋之际的逍遥义。魏晋之际,天下多故,政治斗争残酷,名教与自然冲突。受何晏、王弼玄学思想的影响,初期,阮籍、嵇康等人主张“名教即自然”的观点,希望调和儒道矛盾。但是,高平陵政变之后,由于政治斗争的残酷,士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嵇康主张顺应自然本性,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利用自然来抨击现实,希望寻求精神上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阮籍将逍遥看做他安慰自我心灵的思想资源,他试图寻找一种合适的处世方式来超越现实的矛盾,希望从主观上来消解,即由齐物达逍遥。刘伶与阮籍的观点相似,他否定名教,傲视礼法。竹林名士通过各自的玄学实践,将庄子的人生哲学进行了演绎,铸造了庄学发展史上的辉煌。
  第三章重点分析了西晋逍遥义。西晋时期,与魏晋之际相比较,社会相对稳定,作为玄学主题之一的名教与自然关系,在这一时期仍然受到极大的关注。西晋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向秀和郭象。在儒道融合的背景下,向秀和郭象均沿着儒道为一这条主线,积极调和自然与名教的关系。向秀以本体论为基础,提出了“自然无心”的逍遥义。郭象完成了名教与自然的统一。提出了名教即自然,自然即名教的观点。根据此观点,经过进一步发挥,郭象以其“独化论”为理论基础,得出了“有待”、“无待”皆是逍遥的“适性逍遥说”。在这一时期,魏晋玄学发展到了高峰,庄学发展成为系统思想,开始由心灵层面上升到哲学层面,并纳入到了玄学的主流当中。
  第四章阐述了东晋的逍遥义。东晋时期,佛教影响日益深入,佛学与玄学渗透交融成为了总体趋势,玄学的理论发展达到了新的境界,开始试图运用佛学的思想理论解释玄学所提出的问题。庄学在这一时期继续勃兴,对庄子“逍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支遁义”代替了“向郭义”,此时的“支遁义”带有明显的宗教性质,突出了“至人”之“心”的“空寂”、“凝守”。当个人与社会发生矛盾,为了缓解玄学理性哲学与士族社会宗教情感之间的矛盾,张湛提出了现世的逍遥,即“顺天理而无心”。
  结语首先对上述几章各个时期代表人物的“逍遥义”进行了总结,然后探讨了魏晋逍遥思想的当代价值。
[硕士论文] 刘天廷
中国哲学 安徽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主要以王弼的《老子注》以及《老子指略》作为研究文本,重点阐发其老学思想。王弼对《老子》的注解,首先要弄清的就是作为其哲学思想最高范畴的“道”。王弼认为“可道之道”与“可名之名”都是“指事造形”而为的,所以不能成为“常道”和“常名”。“不可道之道”与“不可名之名”不为“形”和“事”的限制,所以是“常道”和“常名”。然而,对于“道”的称呼并非“定名”,而是勉强的称谓,所以引出王弼对“名号”与“称谓”的讨论。王弼解读了老子道本体论的思想,把道作为生养万物的“始”与“母”,通过对无名的“始”与有名的“母”的分析,进而总结出道的两重属性,即“无”与“有”;王弼还将“无”与“道”等同起来,认为道生养万物的方式是“无形无名”。王弼认为老子的“道”具有超越一切的特性,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道以“不主之主”的方式来主宰万物,即道的主宰性;第二,道因古今相通、其名不变而常存于世间,即道的常存性;第三,道以境界的形态先于一切存有形态,即道的先在性。王弼在解读老子道本体论思想的同时,特别注重老子之“无”。王弼认为就“无”与“一”的关系而言的,虽然“一”属于“有”的范畴,却极具“无”的特性,王弼甚至提出了“以一为主”的思想主张;王弼认为老子是把“无”作为绝对的“常”来看的,“常”永恒存在,无所能兼,在很多时候体现出“无”的特性;王弼认为老子主张“有生于无”、“有以无为用”,老子的以道为本其实就是“以无为本”。王弼在解读老子的“自然”时,把自然作为万物遵守的原则,有等同于“道”的意义;并用“无为”的思想来解读“自然”。同样,王弼在解读“无为”思想时,也将其与老子的“自然”思想联系起来,认为“无为”就是“顺自然”。王弼认为老子所言“圣人处无为之事”,其原因就在于“自然已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的有为都会导致失败。王弼还将老子的“无为”理解为“无以为”和“无不为”,亦即“无所偏为”和“无为而无不为”;王弼还将“是否无为为之”作为区分德之上下的方法。王弼不仅将老子的“无为”理解为一种行事的方式方法,更将“无为”理解为道的内在属性,甚至赋予其等同于“道”的意义。
[硕士论文] 周荻
中国哲学 安徽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庄子是道家思想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庄子哲学相较于老子,更富于浪漫气息,更显飘逸灵动之美。《庄子》书中很多奇幻的故事,充满了瑰丽的想象,从而使深邃的哲理更富美学意蕴。魏晋时期,由于玄学的盛行和佛道影响的扩大,儒学的独尊地位逐渐受到削弱。嵇康作为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更是以庄子为师,以庄子哲学为其精神目标。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并以近乎执拗的方式,试图超越虚伪的封建道德藩篱,向世人倾吐内心的压抑和对淳朴人性的向往。嵇康试图引导人们摆脱名教物欲的奴役回归自然的思想,无疑使嵇康美学充满了时代魅力。这种魅力,正源于他洒脱不羁的人生态度、对自由人生的执着追求,尤其是对庄子哲学深刻而又独特的理解。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使他面对权贵能够淡泊宁静、面对世俗能够泰然自若、面对死亡能够从容不迫,从而尽显生命的肆意与酣畅、高贵与优雅。考察庄子的自然观、生命观、审美观对嵇康美学产生的影响,分析嵇康美学对庄子哲学的承接与发越,无疑将会深化对道家思想与魏晋玄学的研究。
[硕士论文] 冯海娇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各家各派学术思想比较活跃的时期,各种学术思想交流互动是这一时期思想发展的主要特点。外来的佛教在这一时期登上思想论争的舞台,与中国传统的儒道两家思想进行了初次的交流与融合,三教之间的初次互通更是成为魏晋时期学术思想发展的特色。在三教互通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就是东晋的慧远。慧远结合当时的社会现状,总结了这一时期所出现的儒释道三教的论辩问题,提出了儒释道三教同源的思想,为佛教在中国的顺利立足奠定了基础,对以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本文的篇章结构与主要内容如下:
  绪论:此部分主要交待在魏晋时期宽松自由的思想氛围中,儒释道三家初次融合碰撞所引发的问题,处在此种历史背景下的慧远为了调和三教的矛盾,作了一系列的护教辩论,由此引出本文写作的缘起,探讨慧远儒释道三教关系思想。其次总结了慧远三教关系思想的研究现状,本文所采用的主要的研究方法以及本文选题的意义与价值。
  本文第一章慧远三教关系思想产生的原因。通过分析儒释道三教的冲突与融合的状况、慧远之前儒释道三教关系思想的发展概况,以及慧远的生平及著作,将慧远三教关系思想的形成的原因作了简单的介绍。
  第二章慧远的三教关系论。本章主要介绍了慧远如何通过“内外之道,可合而明”的原则,将道佛、儒佛统合在一起;通过分析慧远与时人的辩论,系统的总结了慧远思想中物化而神不灭论、因果报应论、沙门不敬王者论、沙门袒服论等与三教的关系。
  第三章慧远三教关系思想的特点与意义。本章系统总结了慧远三教关系思想的特点,慧远三教关系思想的时代性与局限性以及慧远三教关系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结语:本部分简要总结了慧远三教关系思想对中国哲学与佛教中国化的重要意义。
[硕士论文] 吴增迪
伦理学 黑龙江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魏晋时期生死观意蕴进行了研究。当人来到这个世界,就在一步步的走向死亡。生与死的问题作为不能被回避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世人。我国的魏晋时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与其他朝代相比,魏晋时期有着独特时代特性。由于时代的特性,魏晋时期的生死观呈现出多种不同的看法,而不同的生死观的产生都有深刻的背景。通过对魏晋社会基础的研究,发现不同的时代特性。不仅如此,生死观的确立是离不开当时社会思想影响的。在魏晋时期的思想主流是玄学,其中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杂糅在一起,在社会上就呈现出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在生死方面也有不同的认知,这就让魏晋时期的生死观呈现出多样性。魏晋时期生死观的表现无论是积极的、悲观的、还是淡然的,都从分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心态。即使历经千年,魏晋时期的生死观念对当下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硕士论文] 傅齐纨
哲学 华侨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王弼在其《老子指略》中,用“崇本息末”来概括《老子》的主旨。以“本末”来解读《老子》,是王弼的一大贡献。本末思想不仅是王弼解读《老子》的重要内容,也是王弼自身思想的重要内容,在王弼思想中具有连贯性,一直延伸到其《易》注和《论语释疑》中。本末范畴并非王弼的独创,秦汉典籍已见记载,但不具太多哲学性。是王弼赋予了“本末”真正的哲学意义,并且有了一种“本体论转向”。王弼对“本”的定义是万物之“所以”,而既有的现象则是“末”,“所以仁”、“所以迷”、“所以荒病”、“所以安”这些表述清楚地表明了“本”与“末”的异质性,即“本”是形上依据,寓于众末之中,籍末以发显,为末提供支撑,使末得以可能。因此“本末”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的早出概念,在王弼这里被“扬弃”,成为兼具体用义与生成义的中国哲学独特用语。
  在王弼的思想体系中,“本”与“末”作为更具概括性的范畴,均不是单独的概念,而是由一系列相关概念构成的“概念簇”,其中本、母、无、朴、无为、无欲、寡、一等为“本”系列,末、子、有、器、有为、有欲、众、多等为与之相对的“末”系列。本与末之间,具有层次性、异质性;而末也具有多义性。王弼的本末思想主要由“以无为本”、“崇本息末”、“以寡统众”三大命题构成,分别对应于王弼思想中的形而上学、政治哲学的政治运作层面、政治哲学的权利构成层面。与老子一样,王弼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同样是政治哲学的依据。“以无为本”是其宗旨;“以无为用”则是形上原则于现实世界的下贯展开,要求无为、无欲;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要以“崇本息末”来处理本末关系,“崇本息末”内在地包含“崇本举末”,并与老子暗中契合;在君臣关系方面,则要“以寡统众”,这是黄老“君无为而臣有为”思想的推进,但却有着本质的不同或者说是发展。
  本末思想也关涉到王弼的诠释方法。以经解经的方式表现出其严谨的诠释态度,是其顺向诠释的一种态度性证明。道-无/本的概念转化则是其顺向诠释的一大例证,有充足的理由,是一种有张力的再诠释,无言地回答了“理解如何可能”的问题。以庄释老则是其跨文本诠释的一大例证,无论是文句上的直接引用,还是以无为本的思想方面,以及扬弃宇宙生成论的思维方式上,都选择性地继承了《庄子》。对《老子》“报怨以德”的解读则是其会通性诠释的一大例证,这也是其诠释立场,这一立场在其《老子指略》和“圣人体无”观中都有过明确的表述,同时也是时代之风,在某种程度上亦是对中国文化一本性的回溯。
[硕士论文] 郭婧
中国哲学 山西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般若学是传入中国汉地最早的佛教大乘思潮之一,在两晋时期,由于与当时流行的老庄玄学有相似之处,因而其思想能够依附于老庄玄学而传播开来,并在当时掀起了一股般若学研究的热潮。但也应该看到,汉地学者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因而在理解、接受般若学时必然会带有本土思想的痕迹,而这也使得般若学在中国的发展呈现出本土化的鲜明特色。本文将两晋时期般若思想在汉地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以体现般若学本土化程度的不断深化。
  本文的第一章介绍了般若经典的传入及早期翻译,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及思想文化背景,分析了般若学本土化初兴阶段的原因及表现。
  本文的第二章介绍了时人通过运用“格义”的方法,以老、庄玄学拟配般若思想,从而产生了六家七宗对般若思想的不同见解。这也使般若学的本土化发展进入第二个阶段,即“般若学的早期本土化”。
  本文的第三章通过介绍鸠摩罗什的生平及其对般若经典的翻译,重点分析了鸠摩罗什所弘扬的般若中观思想,同时,结合罗什弟子的译经传法活动,体现出罗什及其弟子对般若思想本土化发展的导正与推动。
  本文的第四章结合僧肇的生平及著作,探讨了其对六家七宗思想的批判,并着重分析了《肇论》一书对本土般若思想的阐发,以此作为两晋般若学本土化发展成熟的标志。
[硕士论文] 王心蕊
美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嵇康美学思想无论其内涵、追求以及关注的对象等方面,对时下中国美学的研究与学科的建立都有着巨大的学术价值与启发意义,尤其在嵇康人生美学思想这一块,完完全全以人的生存、生活的现实为出发点,并且将自身对美学的理念与追求同自己的生活实践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独到的人生美学思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往往通过著书立说来实现对自己的理想人格的构建,对此嵇康也其有自己的原则,即为一切从“自然”出发,并以自由为意识,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理想人格。嵇康崇尚自然、反对名教,主张以自然的人性作为出发点,并以个体的“任性”为中心,顺应自身发展的程序,遵循自然发展的规律来迎合人的全面发展,且以此为依据沿袭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一以贯之的“和”的精神,同时也形成了以和为核心的嵇康理想人生美学境界,这是建基于传统“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之上的和谐境界,同时也体现出嵇康对于真善美的认知与追求。本文以此为观点,在结合“和谐”这一当代精神的前提下着力对嵇康人生美学中存在的丰富人文内涵进行分析,从嵇康诗文作品中展现出的人格魅力与人生态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力求凸显研究的全面系统与民族性,并围绕嵇康人生美学思想“和”来把握嵇康人生美学中存在的特性与价值。
[硕士论文] 黄睿清
中国哲学 杭州师范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论文的导言部分分析了选择本课题的意义和目的,以及研究的方法,并对当前有关该课题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
  论文在第一章阐述神仙道教的起源与发展,主要分三小节来展开,细数中国神仙道教产生的历史过程。其过程主要分为:原始社会时期的自然崇拜、奴隶社会时期的神权体制(政教合一)以及秦汉以来,尤其是汉代,即方士的兴起对神仙道教产生巨大推动时期。导言部分是为第一章讲述魏晋南北朝的神仙道教与《抱朴子》做铺垫的。
  第二章阐述的是魏晋南北朝的神仙道教与《抱朴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神仙道教是《抱朴子》成熟的历史背景。由于魏晋时期的上层神仙道教和下层民间的神仙道教都有对神仙的信仰,为了深入剖析《抱朴子》中的升仙思想,故不能不先揭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神仙观和神仙世界,同时还要在这一章中还原魏晋南北朝神仙道教的体系与结构,并对诸如《太平经》、《周易参同契》、《老子想尔注》等这一时期的道教著作加以概述,以探明其内在的神学基础。此外还将探寻《抱朴子》其书。《抱朴子》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升仙思想在《抱朴子》中有何地位?这些也都是本章研究的焦点。其中,第三节将论述《抱朴子》产生的综合原因,第四节阐述葛洪升仙思想的哲学基础。葛洪的升仙思想的哲学基础主要可以分为归为“神不灭”的本体论基础、“形、气、神”统一的结构说、“我命在我不在天”的重生思想以及“寓道于术”的方士哲学,并在行文过程中,也将紧扣上一章魏晋神仙道教的大环境来阐述。最后一节则讨论升仙思想在《抱朴子》中的地位。
  议完葛洪《抱朴子》升仙思想的时代背景与哲学基础后,则当重点论证葛洪《抱朴子》升仙思想的主要内容,这一块将分三章来完成,即解决葛洪《抱朴子》的升仙思想究竟在说什么。本章归纳为三点,即论仙、为何升仙以及如何升仙(“WHAT”、“WHY”、“HOW”)。
  第三章,即论仙,也就是论及什么是“仙”时,参照《抱朴子》关于“玄”、“道”、“一”的论述,来统一概括就是什么是葛洪《抱朴子》所谓的“仙”,此外还将研究葛洪关于人间与仙境的区别、“天仙”与“地仙”的区别,以更为丰富地了解葛洪整个“仙”的体系,从而引出下一章为何要升仙这一问题。
  第四章论及论及为何升仙时,当与时代背景相结合,也就是说魏晋时期的历史环境造就了升仙思想的产生,主要包括“唯玄道,可为永”(生命哲学)、“幻化之事,九百有余”(神仙道术)、“积善立功,世致太平”(伦理学与政治学的综合影响)。
  升仙方式,即方法论的问题,将在第五章中展开。在这章中,本课题将论述志诚、广知、恬静、丹药、积善等的升仙方法,并进行哲学原因的分析。
  最后一章将关注魏晋南北朝的升仙思想的历史评价。在这章中,将讨论后世(道家文化、文学、医学、科技)等的继承、发展。此外本文还将站在价值中立的角度,对葛洪《抱朴子》升仙思想的局限性做个论述,目的在于既肯定升仙思想在历史中的积极作用,也不忽视其具有的一定的消极意义和逻辑上的错误。
[硕士论文] 李芙馥
中国哲学 中国政法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人格是思想的承载者。对理想人格的关注与探究,不仅是汉魏之际思想界关注的重要问题,是正始玄谈的核心论题,在笔者看来,也是王弼哲学运思的逻辑起点。王弼着眼于自然与名教之间的内在矛盾,会通儒道,以道家自然本真来化儒家道德之伪。但若因《老子注》中的“贵无”、“崇本息末”而认定王弼推崇以老庄思想为基调的圣人样态,未免有失偏颇。本文认为,王弼虽主张“贵无”,但不“贱有”,其所言“无”也并非“虚无”,而是一种无形无象、无所偏系而又备载万物的存在。此外,在《周易注》及《论语释疑》中,王弼更多地强调圣人能执中、至诚,故而能够济民感物。因此,王弼的圣人观更多地呈现出了儒家式的圣人面相。本文以王弼所著《老子注》、《周易注》及《论语释疑》为基础,通过对王弼所论圣人区别于贤庶的特征及圣人形象进行解析,试图较为全面深入地分析王弼圣人观的内容、特点及其影响,进而比较全面地展现王弼儒家式圣人观的思想图景。
  围绕这一思路,本文的主体将分为四个部分展开:
  第一部分阐述王弼圣人观的理论渊源。以魏初的才性之辨切入,考察才性与德行的关系,对人物品鉴进行阐述,并通过对刘劭《人物志》中所论的圣人以及何晏的圣人形象进行分析,并对其理论存在的困境与缺陷进行分析,展现王弼构建理想人格的理论渊源。
  第二部分将对王弼的圣人观的内涵进行体系性的梳理。已有研究一般从“圣人有情”与“圣人体无”两方面来阐说王弼的圣人观,本文则基于对王弼《老子注》、《周易注》及《论语释疑》的分析,以圣人与贤庶之间的异同入手,从圣人的智慧、德行、性情、境界四个方面深入探讨王弼圣人观的基本内容。具体而论,主要从“神明研几”、“久行其正”、“应物而无累于物”、“圣人体无”这四个方面阐释王弼圣人观的内涵。
  第三部分探讨如何成圣这一问题。通过阐释王弼所论执中与致诚的内涵,揭示这两者与圣人人格的关系。这一部分将论证,虽圣人与贤庶之间有区别,但圣人人格并非先天而成不可企慕,这种区别的关键在于圣人能够执中、致诚。一方面,通过执中,达到心存公义、无所偏私,圣人就能够不以物欲累心,处事不失其正。另一方面,通过致诚,与天地万物相感通,圣人即能够博施天下,济民济物。
  第四部分讨论王弼儒家式圣人的倾向及其影响。通过对王弼圣人观与儒道关系入手,通过对王弼的圣人形象及成圣途径进行分析,揭示王弼圣人观中的儒家化倾向,并进一步阐释王弼圣人观对后世圣人人格的影响。
[硕士论文] 蒲庆娜
文艺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庄子》又名《南华真经》,是战国中期思想家庄周和他的门人以及后学所著,分为内篇、外篇和杂篇。历史上各家各派对《庄子》一书都进行了不同的阐释,本文以清代郭庆藩所辑录《庄子集释》为底本,选取了晋人郭象的《庄子注》和唐人成玄英的《庄子疏》,两者都对庄子加以论断和改造,形成了独特的阐释风格。
  郭象是魏晋玄学代表人物之一,他对庄子的注从“崇有”出发,目的是驳斥当时社会风气以“无”为尊而致使的过分虚无和空谈状况;而初唐的成玄英是一名受皇帝重视的道士,他博古通今,精通道、佛典籍,殚精竭虑三十年撰得《庄子疏》,引用佛教中观思想,仍意在重新对原始道家思想进行重组。郭象的《庄子注》与成玄英的《庄子疏》可以说都是时代的产物,二者分别对《庄子》一书进行了不同方面的阐释,通过这种阐释宣泄了不同的理念。从二者身上,我们更多看到的不是《庄子》的再现,而是注释者背后的时代风貌,可谓正是“六经注我”。从这个层面来说,郭象与成玄英不仅仅是对《庄子》进行解释,而是以注解《庄子》达到一种“重建秩序”的目的。
  本文试图通过梳理郭、成二人对《庄子》的继承和改造,呈现出注疏对《庄子》原文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就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正因为“差异性”的存在,才可以更深刻的感知不同时代、不同身份、不同背景对同一著作《庄子》加之的影响,通过比较再创造后的文本探求产生差异的原因。由于任何思想的生成都不是单一的力量促使的过程,而是多种力量“合力”的结果,本文着手于此,试图扩大分析的眼界,进行多元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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