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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孙乾
哲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盛唐文人出于种种原因、不同心态选择了隐居终南山。王维的一生和终南山结下不解之缘。对儒释道的兼收并蓄和圆融通用,使王维形成了自身特有的隐逸思想,既有着关注黎民百姓、济世忧民的儒家情怀,又有着冲和恬淡、闲适自在的佛道思想。这种具有特质的隐逸思想蕴含着深厚丰富的审美意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自然审美意识、宗教审美意识、社会审美意识。
  王维的山水情怀倾注在表现自然美的艺术创造中,所写山水形象具有画的直观性,富有诗的意境,诗画结合,深入地表现了自然美,既体现了主体的审美体验和哲学思考,又呈现了大自然的空灵幽静之美。王维观照山水获得的不仅仅是心灵的愉悦,更是形成一种山水人格,人与山水融为一体,主体与外物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和真正的平等默契。
  儒释道三家思想在王维身上得到了几乎难分彼此的整合交融,形成了诗人宽广深厚圆融丰富的哲学理念。无论是隐是仕,始终是以儒为体,庄禅思想只是安顿心灵的避难所,体现为一种以儒为体,庄禅为用的哲学思想。他深刻地把握了庄禅思想的精髓,以庄说禅、参禅悟道,在虚静的生活状态下,将禅宗的宗教体验转化为审美体验,表达了对“心物融合”审美境界的不懈追求。
  就个体性审视而言,王维的一生都在自觉修炼内在的道德品格,不断加强内在的道德修养,努力实现儒家君子人格理想。从社会性来观照,王维一生都在自觉践行儒家的仁政理想,尽管他的政治理想和实际的政治运行有一定的距离。他以温和正直的性格面对仕途坎坷,追求内心的和谐和以中和为目的的价值取向。
  浮躁已成为当下中国“国民性批判”中最频繁的词汇。寂静的终南山也变得越来越喧嚣。我们这个时代收获的是科技,失落的是文化。收获的是物质,失落的是精神。当代人出现了“精神危机”,人类需要找回自己的精神家园,而王维的隐逸思想及所蕴含的审美意识对我们追求德性、内心宁静和诗意栖居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
[硕士论文] 霍怡霏
中国哲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唐玄宗李隆基《孝经注》是“十三经”中唯一一部唐人注和“御注”。自唐以来,被历代学者视为研究《孝经》学的主要文献。本文试图结合政治和经学的双重视角,通过梳理唐以前的《孝经》传本和《孝经注》的成书过程,考察御注与疏文的关系,以文本分析为基础,从而揭示李隆基“帝王注经”背后的政治意图及其“移孝于忠”的基本思路,并重新认识其在《孝经》学史及隋唐经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孝经》的流传有今、古文之分。今文本有郑玄所撰的《孝经郑注》,古文本有相传为孔安国所著的《古文孝经孔传》。至隋代,本已亡佚的《孔传》又出现于世,刘炫对之加以考定而作《孝经述议》。此书真伪虽有争议,但学术影响巨大,与《郑注》形成分庭抗礼之势。正是《孝经》注本存有分歧和争议,至唐玄宗下令重新质定孔、郑二家,刘知几和司马贞等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孔、郑二家的争议并未终结。有鉴于此,李隆基开始了重注《孝经》的准备,这是梁武帝萧衍御注《孝经》这一惯例的延续和再现,李隆基出于政治和学术的双重考虑,确立《郑注》为主、《孔传》为辅的基本立场,并参考诸家学说,历时三年而在开元十年(722年)完成并颁布了《孝经注》,这一注本被称为“开元本”。“开元本”于天宝二年(743年)重修,这是李隆基第二次修订《孝经》注本,并于天宝四年(745年)将《孝经注》刊刻于石,即现存的《石台孝经》。天宝五年(746年)《孝经注》又进行第三次修订并颁行中外。元行冲疏文依据的是“开元本”,元氏谨遵“疏不驳注”原则,主要集中于文物典章的疏解,对于御注义理发挥甚少。
  李隆基《孝经注》一书的思想,包含着三对较为突出的范畴,分别是“孝行”与“孝道”、“爱”与“敬”、“忠”与“孝”。孝行与孝道乃是郑玄、王肃二学的重要分野,李隆基所着眼的,乃是君父之道在“孝行”上的落实,从而不能不提到“孝行”的教化意义和神圣色彩,因而吸收了以“孝道”为主题的王肃经学,认为“孝行”即“孝道”,二者内涵已无多大分别。爱、敬之义是东晋南朝时期学者热衷议论的话题,隋代延续了南朝“先爱后敬”的思想;至唐代李隆基《孝经注》通行后,则一反刘炫等人的陈说,提出“先敬后爱”的观点。至于忠孝之别,则是汉末以来长久议论的话题,两晋及南朝,学界普遍持有“孝先于忠”这一士族名门的本位立场,李隆基《孝经注》则有意强调忠,且完成了“移孝为忠”的嫁接。
  研究李隆基《孝经注》,不能不涉及邢昺疏。北宋邢昺以李隆基《孝经注》为底本,本着“遵从为主,略有删减”的原则整理元行冲疏,从而根本维护了李隆基注的权威性。可以这样说,《孝经注》能融合《孔传》、郑注本,成为儒学史上普及最广的经典之一,也与宋代官方的遵从和认可密不可分。
[硕士论文] 莫莹萍
中国史;专门史 南京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孝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唐朝时期,西州位于中西交通要冲,受多种宗教、文化影响,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吐鲁番出土文献为主要史料,探讨唐西州时期多元宗教、文化对吐鲁番地区民众孝观念的影响。
  本文的正文由六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绪论,交代了本文的研究背景、方法和现状。第二部分是正文第一章“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地域文化”,探讨地理区位和自然环境对西州地区的文化和民众思想观念的影响。第三部分是正文第二章“儒家文化与孝观念”,探讨了儒家文化在西州地区的传播,并对西州民众孝观念所产生的影响。这一部分还讨论了唐政府推行“孝治”的各项政策在西州地区的实施情况。第四部分是第三章“佛道思想与孝观念”,通过分析出土文书中的书信、墓志、衣物疏等材料,讨论佛教及道教思想对西州民众孝观念和孝行所产生的影响。第五部分是第四章“‘三夷教’与西州胡人的孝观念”,讨论了唐时期“三夷教”在西州地区的传播及对当地民众思想观念所产生的影响。此外,这一部分还讨论了西州地区的胡人在汉化过程中对儒家孝伦理观念的接受和践行情况。第六部分则是本文的结论。
[硕士论文] 兰岚
哲学·中国哲学 兰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人性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而性情关系又是人性论的重要组成因素;研究人性问题离不开对性情关系的考察。自先秦至汉代以来,学者们对人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逐渐形成了性善论、性恶论、性有善有不善论、性无善无恶论、性三品论等诸种人性理论。到了唐代,由于佛、道大行其道,儒家在思辨性上受到佛、道的,尤其是佛教的巨大挑战,这导致儒家处于衰微的状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晚唐时期的反佛斗士韩愈、李翱以传承儒家之道自居,以崇儒排佛为目的,他们吸取传统儒家的心性理论,构建出具有时代特点的独特的人性理论。
  现当代学界中,对于韩愈、李翱的人性论思想研究著述并不是很多,大多只是单独研究韩愈和李翱,而较少将韩愈和李翱关联起来进行细致的研究。本文意图在韩愈与李翱人性论思想的比较研究方面进一步推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剖析韩愈、李翱人性论思想内容的同与异,揭示出韩愈对李翱人性思想的影响,以及李翱对韩愈人性论思想的批判与继承。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
  在引言部分,首先简述韩愈、李翱之前儒家性情思想的发展状况,并将儒家性情思想史的研究与韩愈、李翱人性论的研究结合起来,阐明韩愈、李翱对传统儒家心性思想的继承与扬弃,并说明韩愈、李翱思想的研究现状。
  第一章主要介绍韩愈、李翱的生平以及他们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其次是分析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从韩愈、李翱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进一步推论出他们在思想上的关系。
  第二章研究韩愈、李翱对性情概念内涵的理解及其异同。本章首先分别说明了韩愈、李翱对性、情概念的理解,重在揭示他们的性情思想对儒家传统性情理论的继承与扬弃。在此基础上,本章亦分析了两人性情思想的异同,并肯定李翱人性论思想批判地继承了韩愈的人性论思想。
  第三章主要阐述韩愈、李翱对性情关系的理解及其异同。本章首先肯定了韩愈、李翱对于情的重视,并将李翱的人性论看成是对韩愈的性三品说的理论综合与提升。在此基础上,本章亦从圣、凡的性、情相异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并由此引出对二人性情修养方法的研究。
  第四章比较分析了韩愈和李翱的性情修养方法以及他们代表作的思想路径。儒家修道成圣的问题一直是贯穿整个儒学史的重要问题,本章通过分析韩愈、李翱性情修养方法的差异,指出韩愈对性情修养方法的忽略。而李翱则弥补了韩愈思想的这一缺憾,完善了修养成圣的路径,从而解释了凡人之性纯善存在可能性。其次,本章亦分析了他们代表作的思想路径,并通过对文本来源及结构的分析,试图明晰他们两人思想承继路径的差异对他们二人人性论思想的影响。
  第五章是对韩愈、李翱人性论思想的历史定位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其一,二人在新儒学史中承上启下的地位,是宋明理学的先驱,李翱的人性论思想更是开启了宋代性二元论的先河。其二,指出韩愈、李翱对《大学》、《中庸》地位的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宋代形成四书体系做好了理论准备工作。
[硕士论文] 陈清华
中国哲学 江西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将对柳宗元的人生哲学进行系统的探索,总体思路是将柳宗元还原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以他的一生历程为对象,以他的言论主张和情感变化为媒介,探究其深层的动机,进而对他的思想做总体的概括。
  一代大师柳宗元,他的人生哲学的形成和他生活的时代密不可分。他出生在安史之乱后不久,这时大唐王朝的盛世局面已难以维续。中央政府虽然勉强维持着国家统一的形式,但各地的藩镇割据已经使这个王朝名存实亡,唐王朝已开始走向它覆灭的归宿。面对着这样危局的形式,一些有志之士力图改革,希望国家得以重新复兴。当时的社会思潮主要表现为儒释道三家各显其能,但动荡的社会形势在促使着传统儒学的复兴。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柳宗元的人生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变化都深刻的打上了时代烙印。
  柳宗元的人生哲学可以从他的生命观、生死观、修养观等几个方面做出总结归纳。他的生命观以他的“天人相分”理念为基础,通过对“元气自动”的认识,得出了“功者自功,祸者自祸”的思想。他也从中深刻地体会到人为的重要性,并致力于人为的实践。他对待死亡的态度很坦然,以君子之道处之,从不回避,在死亡到来之前已将自己的能量发挥干净。他深厚的修养让常人望尘莫及,他“利安元元”的志向至死不变。在人生困苦的岁月里,他也能够做到“固其本,养其正”,从不做随风飘的墙头草。他甚至得出了一套自己的处事经验,并以此告诫后生要“外圆内方”。他对人生的态度着实让人佩服不已。年少求学时,“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是他进取的姿态;被贬永州时,“却学寿张樊敬候,种漆南园待成器”是他无畏的气概;续谪柳州时,“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是他坚定的风采。
  柳宗元以自己独特的眼光理解和诠释着生命,也使他的生命呈现出积极向上,磅礴大气的特点。从生命本体出发揭示生命的意义以及对于生命的态度是柳宗元思想深处最闪耀的两颗“宝石”,不论在什么年代,什么地点,对于人的价值追求,生命品质的提升都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博士论文] 吕相国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孔颖达《周易正义》继承了王弼易学的“义理”传统,主张“义”相较于“言”与“象”具有先在性,但是他又不满意王弼易学中的玄学本质特性,主张“以仲尼为宗”的儒家价值传统,重新揭示了两汉经学内部所蕴含的“人文价值理念”,并以此为契机,提出了“《易》本王道垂教之书”的经学观点,以拒斥由王弼玄学易发展而来的南朝易学的“浮诞”弊病,蕲向于建构带有儒家价值观的新型义理易学。
  本文第一章从易学发展的角度,疏解了王弼玄学易的流变。认为由王弼确立的玄学易,虽然明确了“义”的重要性,并以此冲击了两汉象数易学,然而从其开创者王弼那里就已经深染“玄学”病患,这一“病患”之“病因”便是其宏大的易学理论完全是根植于道家本体论哲学,因此随着玄学易的发展,虽然被后来者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并且进一步的冲击和影响了象数易学,然而它在现实世界的无作为,也使它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文章以此为引子,引出孔颖达对王弼玄学易的基本态度。
  本文第二章,进入到对孔颖达易学思想本身的讨论,承上章所开示,第二章主要是阐释孔颖达《周易正义》中所表现出的对王弼玄学易的整体认识和态度。文章认为,孔氏虽然极力推崇王弼易学在易学史上的价值,认为王弼易学“独冠古今”,然而这种推崇是基于王弼易学“义理”特质而言的,并非对王弼易学的全盘接受,他通过“以仲尼为宗”表达了他的基本态度,并通过对“易之三义”的诠解表达了他的基本易学理论诉求,又通过“言象意”之辨,开示了他基于儒家基本价值观的方法论。
  本文第三章,是在第二章孔颖达对王弼易学基本态度和确立自己的基本价值取向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探讨了孔颖达《正义》中的“本体论”思想,文章认为,只有通过“本体论”的讨论才能从最根源处对治王弼易学的玄学成分,孔氏的本体论建构是通过对王弼注中两处重要语句的疏解而建构起来的,即“复其见天地之心”和“一阴一阳之谓道”。在此之后,他还对王弼所未及之宇宙生化论进行了详尽地分疏,使他的“本体论”相较王弼的理论更加圆满。且他的本体论并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理论的架构,而是有着经学所固有的“人文关怀”,因此,他在他的本体论中又开示了“人文价值”面向,提出了“备包有无”的宏大“易理”观。
  本文第四章,承接第三章,进一步对孔颖达的道德本体论进行了解析,认为孔氏所主张的“《易》本王道垂教之书”思想正是通过此章才从理论上正式确立其可能性,他不仅对“道德本体”有深刻的认识,而且对“道德标准”亦有设定,且对“性命学”也能提出自己的见解。然而文章也无不遗憾地认为,孔氏的“性命”学理论并没有能够真正的超越汉魏以来的见解,这从而也影响了他的整个道德本体论建设,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就为宋明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埋下了伏笔。
  本文在最后一部分,还讨论了孔颖达《周易正义》在唐代的易学界产生的影响,认为在唐代,他的《正义》不论是对象数易学家还是义理易学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章最后还疏解了历史上对孔氏《正义》的评价,认为有汉学派和理学派之分,且二派在对孔氏《正义》的认识上各有偏见,然理学派相较汉学派要更加深刻。
[硕士论文] 王金娜
中国哲学 江西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王维是盛唐时期著名诗人,又是著名的佛教居士代表,因其诗画作品中蕴含深刻佛理人称“诗佛”,生前死后皆享有盛名,在诗坛上与李白、杜甫鼎足而立。王维一生学集儒、释、道,心思敏锐、悟性极高,加之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所经人生际遇,形成了他独特的人生哲学。其中思想的深度、广度以及创新性的人生领悟不仅使其作品在艺术领域中独具一派,更为后人留下宝贵的人生智慧。
  本文首先介绍王维人生哲学的形成和发展的背景概况。这部分内容交代了影响王维人生哲学形成的原因,包括时代背景,家世和性情、人生经历及其过程中的思想变化等。其中王维的性情和个人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是他人生哲学形成的主要原因,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为王维独特人生哲学的形成起到了土壤的作用。随后分析了王维本身的思想背景,主要是儒释道的思想,这些思想又因仕途和人事的变故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表现,为他的人生哲学提供了思想渊源。
  第二部分论述王维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包括王维的价值观、生命观、处世观和他的禅修工夫。王维的价值观从最初的积极儒家梦到后期追求内心平和解脱的“适”的价值观,都是随着经历的改变而改变。随着仕途和人事的变迁,王维对生命有了更深的领悟,如去执,如对生命本“空”的感同身受,之后又加入自己的理解形成了“空中有生”的生命观。而其任运自然的处世观则是其“适”的价值观和“空中有生”的生命观的外在呈现,这些的形成又与王维平时的修为和工夫密不可分。
  第三部分阐述王维人生哲学的特点、影响及其现代价值。正因为王维的人生哲学是建立在对整个人生的把握上形成的,故而分析它的特点和影响,并以王维的人生哲学为切入点,将它与现代人的人生结合、与当前社会现实问题结合,探索王维人生哲学的现代价值,以期通过借鉴王维独特的人生智慧,给予现代人生命的反思和指导,更好的安顿生命。
[硕士论文] 辛厚乐
中国哲学 贵州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种子说肇始于一切有部而完成于大乘唯识,贯穿四谛、缘起、转依等佛教基本要义,是整个唯识理论的基础,玄奘编译的《成唯识论》以护法之论为宗,糅合多家之说,对心识结构、识所变之境相的种类、有无、假实以及我法二执外境的产生等都做了详密的论证和阐释,是中国唯识宗的立宗之著和权威代表。本文以《成唯识论》为主要文本依据,通过界定基本的唯识概念,分析《成唯识论》与唯识不同时期的唯识典籍的理论异同,探析种子说的基本内容和发展过程。
  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主要对种子的定义、种子与阿赖耶识的关系、种子的分类等传统概念进行梳理,由于人对自我和他人的分别与执着往往须借助语言概念的承载,所以在第四小节对名言种子做重点叙述。第二章主要说明种现关系,主要借助种子与熏习的关系、种子与四缘的关系对种现关系展开论述,其中,种子熏习的概念在真谛翻译的《大乘起信论》和玄奘编译的《成唯识论》中存在分歧,明末清初的唯识学者倾向于支持后者的理论主张,而对前者则报以批判态度。到了现代,唯识学者周贵华等则认为《大乘起信论》和《成唯识论》对能熏和所熏的概念界定的范畴不一致,因此以《成唯识论》的熏习理论作为衡量标准有所偏颇。第三章通过对比唯识早期典籍《解深密经》和唯识后期典籍《成唯识论》对三自性理论的不同观点来探讨种子在唯识思想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点。第四章主要介绍种子的转依,这一章主要是通过论证清净种子的来源来说明转依何以可能。
[硕士论文] 李哲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李荣是唐初著名重玄学者,约在太宗末年生于蜀中。他活动的时期,主要发生在高宗朝。其人颇富文人气质,有相当的文笔,并能言善辩。他的哲学直承老庄并继承了成玄英等学者的重玄之学,综合了道教各派的学说,融摄了大乘佛教的中观学以及儒家思想。可以说他是融摄儒、释、道的道教理论家。本文主要按照道、失道、修道又复归道的路线论述了李荣所构造的思想体系,并在最后一章展现他的社会政治哲学。
  第一章主要介绍李荣的生平和著作。李荣是蜀中巴西人,其活动及成就大致取得于唐高宗时期。其人才思敏捷,性格诙谐风趣。从现存的史料来看,他应该是出身天师道世家,吸收灵宝派、楼观道等道门派别的思想,又融摄儒、释终成于重玄学的道教理论家。他的著作现存的有《老子注》和《西升经注》。
  第二章是对李荣本体论的阐发。李荣的本体论以“道”为核心。他所建构的“道”是从自然的立场,从宇宙本体的角度来讲的。本章主要介绍了李荣的“中道”观理念,以及他将“道”诠释为“虚极之理”与“元一之气”,将“道”看成是“理”与“气”的统一。以“理”释“道”是其本体论的最大特点,除此之外,他还在生化说中引入“气”的概念作为人生而不同的原因。
  第三章分析了李荣对世俗人性的剖析。李荣对人性的剖析创设在他的生化说的基础上,其认为俗道生而即有。此道实际上就是指世俗人的生活方式。常人崇尚表面之华而轻薄道德之实,且重视名利而轻蔑生命,从而破坏了自己自然真性的美满。俗道有滞,是不通灵识难以体悟真道的。其使人的自然完满之性不断沦丧,最终病至膏盲产生祸患。李荣在批判常人离淳而入浇,滞于俗道的同时,他又肯定了常人也可以修得真道。
  第四章介绍李荣的修道工夫。李荣的修道工夫目的在于心性的超越。首先由“教”入手,李荣掘发出了借“教”悟“理”的体道方式,通过圣人施教,进而悟理遗教,从而达到对道的玄悟。然而这仅仅处于知的层面,还远没有得道,尚需继续修持,这主要体现在行为上的炼养。在李荣看来若能在“行”上达到道的要求,那么便算是修道成功了。李荣依照“重玄”的思维方式提出了“先破有欲,次灭无为”的修道路向。“重玄”意在追求彻底破滞,故而修养论也是围绕破滞而展开。
  第五章描述了李荣所构造的“重玄”境界。修道者对真性的复归,对执着的不断遣除,以求达到清净无染、虚极不滞的修养境界。人之真性是外忘于身、内忘于心的,是没有任何凝滞的微妙之境,李荣将这种真性回归的状态称之为“重玄之境”。李荣将无生无死定义为长生,将长生的信仰转变为对滞的遣除。与传统道教相比,李荣将修道的重点转移到心性上来,这就是说,李荣所追求的成仙并非是肉体的飞升,而是精神层次的提高。他所追求的神仙是与常人相对的,具有极高精神境界的圣人。
  第六章论述了李荣的社会政治哲学。李荣的思想中治国和治身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可以说他的政治论是以修养论为依据的。他认为君主在国家治乱与否中扮演着关键的作用,并主要体现在君主个人的修为上。在李荣的心中君主若能以“道”来爱人,则能使国家得治,反之则国废。他提出了以“上”化“下”的治国方式,希望在君主的无为之风下实现道治的理想。通过圣人的无为之治,使得亿兆归之,四夷宾服,国界无边,鼎祚长久,达到与道玄通的程度。
[硕士论文] 葛斐然
宗教学 新疆师范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宗教观是人们对宗教整体上的认识和看法。刘禹锡作为中唐著名的文学家、唯物主义思想家、政治革新家,他的宗教观在中国古代文人的宗教观中具有典型性。本文以刘禹锡的宗教观为研究对象,从哲学的高度探讨刘禹锡的哲学思想、文学创作及生平交游等诸方面与宗教的关系。这既是对刘禹锡思想研究的深入,同时也是考察古代文人的宗教思想与实践,以及背后所反映出的宗教对中国文人的影响。
  本文试图从唐朝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出发,对刘禹锡的宗教观进行阐述。分别从刘禹锡的儒家天人观、佛教观、道教观的三个方面对刘禹锡的宗教观内容做了详细的论述,展现了刘禹锡对各种宗教的批判和扬弃的态度。儒家的天人观是儒家宗教观的集中体现。孔子主张“敬鬼神而远之”。董仲舒对天的理解是对人间具有左右的力量。儒家对天的态度是通过祭天神,祀祖先,从而展现上天对社会治理秩序的力量的左右。而刘禹锡的天人观与前者是不同的,他不相信上天能决定社会的兴亡,不相信上天对人的道德好坏以及对人命运的主宰。刘禹锡可谓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刘禹锡始终坚信的是儒家为国为民的政治人生理想,所以说刘禹锡的天人观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否定天命和鬼神,强调以人为本,故刘禹锡的宗教观从根本上讲是无神的,是服务于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的。从刘禹锡的佛教观,以见出刘禹锡看重佛教的社会教化功用以及对人的心性修养的作用,并形成他独特的以儒为本、援佛入儒的思想特色。刘禹锡的道教观是辩证的,对注重外在形式的神仙方术进行了批判,他崇尚的是内在自由的精神境界,以见出刘禹锡对道家思想的批判与吸收,特别是老庄的自由精神境界对刘禹锡的影响。
  从刘禹锡的宗教观看古代文人的宗教思想与实践,首先,文人的宗教观实为其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即儒家“修齐治平、忠君爱国”的人生理想;道家顺其自然、淡泊名利的人生观;佛家生死不然、理事一如的人生观。其次,文人的宗教观实为从心性论到存世哲学的构成,中国古代文人注重宗教的心性理论对其修养身心的影响,是文人们智慧地存世哲学之体现。再则,文人的宗教观实为从明哲保身到生存途径的探究,是文人们为自身的生存境遇进行的人生探索和思考。最后得出结论,刘禹锡的宗教观是在唐朝儒佛道三家思想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他将宗教作为一种哲学的修养和领悟,儒家修身境界的途径和方法,代表了古代文人的宗教观。
[博士论文] 胡果雄
中国哲学 湖南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王维于盛唐时代文名煊赫,唐代宗以为“天下文宗”、“名高希代”,与其辞章合乎社会主流意识,深得儒家“致中和”理论思想密切相关。王维具备深厚的儒家底色,辞章“怨尤不露”,持论中正,对于经世兼济以“不废大伦”为文宦之基本人格要求与处世规章,在此基础之上实现“三教”融会贯通,而佛教禅宗哲学思想随着年岁的增高、俗务的淡漠而进一步深厚,最终成就“诗佛”名号。
   随着隋、唐门阀贵族体制式微和科举制度完善,儒家哲学不可避免成为文士安身立命的必由之径。王维科场顺通而仕途坎坷,穷达相兼,此一折衷而又不越常轨的人生阅历,对王维的哲学思想的形成至关重要。同时代诸多理佛文人、居士中,多数唯具备佛禅之形而未真正实践和保有其核。较之后文人理佛每每理论与生活实践相脱离,王维则将理论与实践契合无间。仕途并非王维竭尽全力之所求,而空灵寂静求得佛家无生,才可谓王维完整之索求与终其一生的最高理想。
   王维早年由儒家而仕进,具有浓厚的“活国济人”兼善天下的儒家人生哲学理想,追求人我之整体外在圆满。随着时序位势之变,转而倾慕隐遁、虚静、澄澈而至于物化大通。王维早年有求仙问道之心,亦出于天机聪颖、智慧绝伦和保持澄澈身心的高端主观意愿。仕途的挫折和人生的失意依然是王维道家思想植根与繁茂的外在客观因素,严峻现实注定要求王维调节心态以适应客观社会环境,求得内心的平和,具体表现为以淡泊无为而求身形之道,虚静全真而求心神之道,物化大通而求审美之道。
   王维家庭背景和个体特质是成就其“诗佛”的重要原因。初唐抑制豪强,佛门失却权贵稳定之物质依托,这就导致凭依朝廷权门而昌显的贵族化的北宗,最终为拥有广大信众的平民化的南宗所取代。王维于南阳郡受神会之托撰《能禅师碑》,深入阐明南宗哲理,南宗在逐渐取得正统地位的过程中,获得文坛具有极大影响的王维的鼎力支持。王维理佛至精至诚,一身南、北禅兼修,顿、渐并行不悖,以渐门戒律规范日常行止,以顿门妙悟实践艺术创作,佛教哲学思想浸染其内心世界并终其一生孜孜以求圆满。
   王维深刻领悟佛教禅宗思想中“身心相离”和“不染万境”的恒然妙趣,并以此运作心神、身形,这与他所处社会环境和自幼熏染有关,更加与其秉性、志趣、特长和审美思想密切相关联。王维哲学思想的本体论表现为“空寂”思想,认识论表现为“不二法门”思想,实践论表现为“去执”思想,境界论表现为“不染万境”和“心生万境”思想。上述思想对王维的艺术创作和日常行止影响极大。
   王维有异于其他仕宦阶层所向往和实践的“内圣外王”思想,对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异,提出“外人内天”的理论思想,由醇儒理想化的治国模式,演变为超越完美人格修养,行政合乎天道自然之后,精神境界达到真如涅槃——外在实现“圣”、“王”之道德与作为、内心实现空寂无尘的境界。王维之“身心相离”说,在于深悟“本性自在”的禅宗真谛。“本性自在”是“身心相离”的佛禅理论基础,“不染万境”则是王维“身心相离”处世方式的最终结局。王维之内心世界与哲学思想,充分体现在个体内心的和谐与和谐环境的营造。王维所谓“不染万境”,事实上形成了与万境相交融而自我圆满圆通,事事随缘,处处随意,随心所欲而不违外物的境界。王维禅宗思想体现在自性与自证,并迥异于试图于它途得解脱者在于自尊的保持,自信的滋长,与自得的绵远。禅宗之自性是佛,理论上支持了传统士大夫自我意识之觉悟,将精神世界之理想结构,远置于物质满足之上,并以万物共存为基本之前提与出发点,从而形成具有强大精神力量与社会认同之理性生存方式,是为构建和谐社会之先声,亦为传统社会超级稳定之极大推动者。
[硕士论文] 王彬
中国哲学 曲阜师范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隋唐之际,由于受到玄学和佛教的冲击,使得自汉武帝以来形成的天人感应论地位日渐衰落,儒学的主导地位也不再稳固。王通正是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他出生于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中,祖辈们都有很高的学术功底,王通自幼受到影响,自觉地站在儒学的立场上,以重振儒学的主导地位为自己的一生追求,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为儒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王通英年早逝,仅仅活了三十八岁。虽然非常短暂,但其著作却有很多,可供后人考证的主要有《太平策》、《续六经》以及能够反映王通思想的由其弟子记录其言行的《中说》。在王通众多的思想中,以“中道”思想最具代表性,“中道”是他整个思想基础和核心,贯穿王通思想的各个方面。
  王通的“中道”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之中,主要贯彻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王通对理论发展滞后的“天人感应论”和谶纬之学进行了深刻批判后,在天人关系上,把“天道”与“人道”区分开,首创性的主张“人道”的回归。第二,由于家学渊源和深厚学术功底,王通自觉地继承和发展儒学传统、力求恢复王道、施行仁政,进而提出了道德修养的主张。这其中又包含内圣和外王两部分,外王指的是推行“王道”或者说是“圣人之道”,而内圣指的是要加强道德修养从而做到“穷理尽性”。第三,在处理儒释道三者之间的关系时提出了“三教可一”的主张。王通的“三教可一”说是主张在以儒为主的条件下实现三教合一,其本质是弘扬儒学。这些都是王通为发展儒学所做的贡献。这些思想都或多或少地对后人产生了影响。比如,朱熹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就可以很清晰地在王通的思想里面找到萌芽。
  本文就是在着重阐述王通中道思想的基础上,对王通在天人关系、王道政治、道德修养以及三教融合等方面为儒学发展所做的贡献进行全面的论述,力图在整体上构建王通的思想脉络,呈现他的思想对宋明理学的开启作用。
[硕士论文] 刘雅稚
中国哲学 中央民族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唐朝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化具有多样开放性。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土壤中,佛教和道教蓬勃发展起来。儒佛道在唐朝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它们相互对立却又相互融摄。唐代道教的重玄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其中,佛教这一强大的异质文化对其影响尤大。
   道家在隋唐时期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重玄学。重玄学是继魏晋玄学之后的又一个崭新的派别。这一崭新派别的“新”是表现在对佛教理论的借鉴和吸收。所以,本论文旨在讨论隋唐重玄学中的援佛入道现象。
   本论文分为五部分。第一,绪论。论述了本论文写作的研究意义、目前学界相关学术论文综述、论文的创新之处以及研究方法。第二,唐朝重玄学发展的时代背景。集中论述了重玄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背景,为下文的展开探讨分析援佛入道现象做好铺垫。第三,唐朝重玄学道体论阶段援佛入道现象。集中进行个案分析成玄英和李荣的重玄道体思想如何体现援佛入道。第四,唐朝重玄学道性论及修仙阶段援佛入道现象。集中分析王玄览的道性思想和司马承祯的修仙思想怎样实现援佛入道。第五,结语。总结上文,简要分析援佛入道这一文化现象对于道教学术发展的影响和现实意义。
   本论文的新见解主要有,首先,研究重玄学中的佛道关系,旨在理清佛道关系发展的轨迹。其次,探讨了佛教的中观思想对道教发展的具体影响,以人物为个案进行研究,将很好地反映佛道之间的关系。第三,探讨了佛教的心性思想对道教心性论的启发意义,对于揭示宋金元时期性命双修的全真道的精神内涵有重大的思想价值。第四,从天台宗的止观思想入手,研究和分析其对道教修炼实践方法的渗透和影响,以崭新的视野说明了佛道之间的融摄与互动。第五,论文认为,重玄学在道体论方面主要是借鉴和吸收了三论宗的思想,在道性论方面主要是吸纳了禅宗的精神,在道教修炼实践方面主要是提炼和借用了天台宗的方式和方法。
[硕士论文] 李晓洁
伦理学 河北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隋代大儒王通自幼受家学熏陶,以继承孔子的思想为己任,在他一生的政治实践中,始终以孔子为榜样,孜孜不倦地推行周公、孔子的王道政治,致力于恢复传统儒学的内在特性。在经历了仕途的不如意后,王通归隐故里,聚徒讲学,死后被门人私谥为“文中子”,后世有“河汾道统”之誉。
  王通的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中说》一书中,其思想的主旨在于倡明儒学,在继承儒家传统中庸之道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他的中道论。王通对“中道”的阐述和理解对宋明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被宋代理学家发展成为“太极”和“理”,从而具有了形上学的意味。在君臣关系问题上,王通借天人关系来阐发君臣关系,主张通过对天道规律的认识来把握帝王之道。在王霸义利问题上,王通明确主张王霸并用,提出了推诚与赏罚相结合的为政之道。对于个人的道德修养,王通提出了穷理尽性、敬慎戒惧的修养方法。
  从王通伦理思想的致思路向来看,一方面,王通主张文为道用,反对文章的浮华之风,重新举起先秦儒家的政教大旗;另一方面,他强调以史论道,主张经史并重、因时变通,为后世的“六经皆史”说开了先河。从王通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来看,王通不仅为唐代培养了许多经世治国的能臣,其伦理思想在隋唐儒学变革过程中也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三教可一思想启发了两宋理学,其重史、务实的思想则对南宋儒学的另一支——事功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王通的中道思想及修养方法对构建和谐社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博士论文] 兰翠
中国古代文学 山东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初唐是唐代孟学的起步阶段,士人对孟子没有专门的研究。初唐儒者在诠释经典时对《孟子》内容的大量引述,在很大程度上会激发士人对《孟子》的阅读兴趣,继而带动孟子思想在士林中的传播普及。初唐孟学的主要表现特征就是对孟子理论的征引。
   魏征继承了孟子敢为王者师的独立人格精神,他成功地实践了孟子的君臣思想,主张君臣职责分明,强调国君须以礼待臣。崔融的《谏税关市疏》引述并继承了孟子不少的经济观点来反对当时收取关市赋税,对社会分工的认识也与孟子的观点相同。王勃和卢照邻都以文士的眼光去看待孟子,对孟子不遇于时的命运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们也都从儒家诗教传统的角度立论,把孟子视为孔子之后儒学诗教最醇正的继承者。李善注《文选》时征引《孟子》及前人注《孟子》的内容达三百多次,他的注《文选》广布于士林,对《孟子》的传播起到了间接的推动作用。刘知几在其《史通》中也多次引述孟子的言论,刘知几评价孟子的品格是“行仁”,而其命运却是“不遇”。他一方面多次征引孟子的学说以佐证自己的观点,表现了对孟子的认同。另一方面他也敢于对孟子的某些观点予以批评。
   盛唐时期的孟学,在初唐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其一是由初唐时比较单一的征引,变为较多地对孟子思想在精神上继承和在行动上的践行。如李白主要继承了孟子的浩然之气。表现之一,是他有“舍我其谁”的强烈自信和豪气。表现之二,是他的大丈夫气。杜甫较多地接受了孟子的仁政和民本思想以及反对不义战争的主张。杜甫一生都在为黎元百姓担忧,他流露在诗作中的仁者心肠,是一个醇厚的儒者对孟子仁政思想的会心与忠实的践行。盛唐孟学的这一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唐代学术风气逐渐由初唐时的章句之学开始向义理之学的转变。这为以研究义理为主的中唐孟学打下了很好的学术基础。
   盛唐孟学的发展之二,是杨绾和赵匡在关于科考改革的上疏中对孟子的大力提倡,试图通过官方制度自上而下推崇孟子。这无疑会对推行包括孟子在内的儒学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唱响了《孟子》由子入经的先声。盛唐孟学的发展之三,是产生了唐代最早注解孟子的专书——陆善经《孟子注》七卷。陆善经的《孟子注》七卷已佚,但是它开启了唐人注《孟子》的先例。
   中唐是唐代孟学发展的鼎盛时期。表现特征之一是对《孟子》一书的注解诠释比前期明显增多;表现特征之二,是士人开始对孟子的一些重要思想进行专题讨论。这些讨论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都显示出士人对孟子逐渐增加的研究兴趣。
   韩愈对孟子的尊崇于中唐孟学热潮是强有力的推动。韩愈自身的儒教学养及其欲以道统自振一代的抱负和理想是其崇孟的学缘基础,更重要的,韩愈是要借助孟子的思想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弊端。韩愈继承孟子强调的“君臣大义”反对藩镇割据;又以孟子的心性理论为出发点,在学理上建立了一套理论体系来抗衡佛教,尤其是当时盛行的禅宗义理;同时,自述一套儒家的道统,来对抗佛教衣钵相传的法系。韩愈倡导儒道与崇孟,对他的诗歌创作影响也很大。韩愈崇孟不仅让他从观念上有扩张诗境,抗衡前辈与时人的主体意识,而且《孟子》文本也给他提供了丰富的诗歌创作语料。韩愈诗歌呈现出的强烈主观意识,驰骋纵横的奔涌气势,也都与他尊崇孟子有着不可忽视的潜在联系。孟子的浩然正气,至刚至坚的个性,重心性的理论,无论是在精神气质上还是在艺术创造上都对韩愈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李翱对中唐孟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重建了比韩愈更丰富更完善的儒道心性理论。李翱以孟子的性善论为基础,提出了“性善情恶”这一命题。并将性善和“诚”相融合,为“复性”提供了具体可行的途径。又将“性”与“文”相联系,认为文章与人性同样重要。柳宗元也对孟子的一些观点进行了研究性的探讨。在关于成圣问题上,柳宗元发挥了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主张圣人与凡人相同,打破圣人天命的神化,批判“君权神授”说,为其天人关系的唯物理论服务。柳宗元关于利益问题的论述也与孟子的相关思想产生关联。柳宗元言“利”,能结合时代经济的发展,出于孟子而又超越孟子。柳宗元“利安元元”的民本思想以及尊贤使能的用人思想,其内核更多的也是继承于孟子。柳宗元对孟子的学说有不少新的解释和发展,他突破了章句训诂之学,更多表现于对孟子思想和基本精神的关注和研究,体现了中唐士人研究儒家经典新的学术方向。此外,皇甫浞对孟子也很关注,第一,他很理解并支持韩愈对孟子道统之业的继承。第二,皇甫浞对孟子的态度是持中的,他没有像韩愈那样一味地尊孟,而是理性地看待孟子、荀子等各家的思想。在中唐孟学思潮中,皇甫湜这种持中的态度,代表了大多数士人的立场,即希望能够从孟子的思想和理论的重新解读和挖掘中,为解决现实问题找到历史依据。
   晚唐的孟学是对中唐孟学的延续,上承中唐韩愈发起的尊孟运动,下启北宋政治变革所带来的孟子升格运动,是孟子在唐宋时期地位提升过程中重要的一环。
   晚唐文坛的主要人物杜牧,就将孟子和孔子并提,肯定了孟子的地位,并对孟子的命运表示同情和理解。他往往结合现实问题,发挥孟子思想的精神。杜牧关注孟子,但并不迷信孟子,他对孟子的态度是辩证的。杜牧的散文在内容上对孟子的相关学说或者继承发挥,或者质疑问难,其中有不少的灵感得之于孟子的思想。在艺术表现上,杜牧的政论文议论纵横,善于运用层层推演的表现手法,这一文风特点颇受孟子散文的影响。
   晚唐后期,皮日休对唐代孟学的建树最引人注目。他真正接过了韩愈尊孟的旗帜,首先,皮日休极力尊崇和褒扬韩愈。其次,他上书强烈要求有司将孟子列入科考内容,把孟子之文视为经传,可谓是具有胆识和见识的。这一倡议,是从中唐韩愈到北宋,《孟子》终于被列入科考内容的一个重要关接点。皮日休对孟子的尊崇与韩愈有所不同。第一,他对圣人之道的尊崇,以及对无德君臣的批判都比韩愈更加直接,更加激烈,也更加执着与彻底。第二,韩愈多是试图从孟子的学理上找到治世救世的依据;而皮日休生活在一个令人绝望的末世,他主张“求用”圣人之道,更多的是试图在实用方面做努力。因此,他在提倡改革学校教育以及个人修养方面继承孟子发表的看法就更加具体。与皮日休交谊甚密的陆龟蒙也对孟子的许多观点颇有认同。他虽然对孟子的重视程度不如皮日休,但是他扬孟抑荀的态度却很明确。
   这一时期,还产生了唯一现存的唐代孟子研究专著——林慎思的《续孟子》。林慎思的《续孟子》是借用《孟子》的形式,表达他复兴儒学,匡世救俗的强烈愿望。他的续孟,成为晚唐孟学史上闪亮的一环,不仅在思想上丰富了晚唐孟学的研究,有承前启后之功,在形式上也为宋儒的订正经文和以意说经,开启了无限法门。
[硕士论文] 张瑞
中国哲学 郑州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神秀是唐代著名高僧,与禅宗六祖慧能同为五祖弘忍门下弟子,亦是禅宗北宗一脉的创始人。神秀学识渊博、禅法精深,他继承和发扬了自达摩初祖至五祖弘忍的禅学思想,并以其在弘扬佛法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被尊称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以神秀禅学思想为代表的北宗禅对慧能南宗的发展与创新产生了重大影响,可以说,神秀北宗禅学思想作为对慧能南宗禅学的有益补充,对于禅宗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主流地位的确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神秀在禅学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一方面得益于他在五祖弘忍门下的刻苦研习,另一方面也源于其拜师弘忍之前丰富的游学经历,因此,神秀禅学思想的理论渊源可归结为教内与教外这两个层面的内容,教内渊源主要包括对传统佛教经典的融会与贯通、对传统禅法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前人禅风的沿袭运用,教外渊源则主要是指神秀禅学思想对佛教以外的中国本土文化,尤其是道家文化的融摄与吸收。神秀一系的禅法首重心的修行,因而心性论是其禅学思想的理论依据。神秀的心性论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为理论基础,宣称“心为万法之本”,在此基础上,继承了自达摩以来的传统禅修方式,高度重视坐禅修定,在修行上主张观心看净、渐次证悟、心体离念的观点,这一方面与慧能南宗不假修习、直了本心的顿悟禅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对慧能南宗的禅法进行了完善和补充。以上述修行观念为指导,神秀将东山法门的禅法核心——“五方便”法门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更具特色的藉教悟宗、方便通经的五方便理论。隋唐之际,佛教文化在中国范围内得到空前的发展,在宗派林立的背景下,禅宗之所以能够一枝独秀地取得中国佛教主流地位,正是因为神秀所倡导的渐修法门以及北宗的官禅背景对禅宗的整体发展起到了补充和完善的作用。神秀的禅学思想,对禅宗的发展壮大、对佛教中国化的进程,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积极影响。
[硕士论文] 温正
中国哲学 湘潭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韩愈,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他不仅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也是中国儒家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隋唐时期佛教思想的蓬勃发展使当时社会呈现出佛老盛行、儒学式微的态势。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下,韩愈为复兴儒学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首先,他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角度,主要从华夷之辨、扰乱纲常、浮屠害政三个方面对佛教进行了批判,在此基础上对儒家的“道”进行新的诠释与构建。其思想的这两个方面相互促进,相互融合,在反佛的过程中进行儒学复兴,在通过对“道”的诠释与构建中反对佛教思想。他结合社会现实对孔孟之道进行了新的诠释,第一次在中国儒家思想发展史上明确提出“道统”学说,构建了儒家的“道统”,提出“性情三品”的理论并亲自去践行他所诠释与构建的“道”。
  韩愈对儒家“道”的诠释与构建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当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在儒学发展史上,韩愈具有上承孔孟,下启宋明的重要作用。正如张岱年所说“他在哲学史上是从佛学隆盛到理学兴起的转折过程中的一个关键人物”。苏轼称赞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硕士论文] 王锦
中国哲学 西南政法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伴随着唐王朝的建立、繁荣到灭亡,道教与这个朝代一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除武则天崇奉佛教外,道家的政治哲学始终作为“君人南面之术”受到统治阶级的百般推崇与爱戴,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晚唐时期,社会矛盾尖锐,危机四伏、民不聊生。繁荣昌盛的唐王朝在黄巢起义的冲击下开始摇摇欲坠,并最终走向灭亡。然而这并未影响到统治者对于道教的热情。除继续奉行道家的“无为而治”外,他们对长生久视、求仙问药也给予了更多的向往和追求。
  本文结合道家政治哲学的基本观点和晚唐政治社会等概况,首先从道家和唐朝的关系入手,介绍了唐王朝和道家思想的交互过程,以杜光庭、罗隐、无能子、谭峭等学者的思想为切入点,整理出晚唐道家的主要政治哲学思想,然后着重论述了晚唐时期道家政治哲学思想产生的社会环境和理论条件,紧接着通过对晚唐道家政治哲学思想的剖析,揭示出晚唐道家哲学中“道”、“化”的世界观,并对晚唐道家政治哲学中的“理身理国”思想进行了深入探索,进而详细地阐述了“君本”、“民本”、“均食”、“崇俭”以及“非君”、“非圣”和非“礼乐教化”等政治哲学思想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说明了晚唐道家政治哲学就是建立在以“道化自然”为世界观,以“理身理国”为总方法,以自然为宗,无为而治的理想政治社会的政治哲学。最后总结归纳了晚唐道家政治哲学的两大特点以及对后世道家理论和现实政治的影响。在建构现代和谐社会的背景下,道家政治哲学思想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目前这一时期进行系统总结的文章还处于空白状态。以期对我国道家政治哲学和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起到补漏拾遗的作用。
[博士论文] 韩丽华
中国哲学 苏州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深受韩愈“道统”思想影响的李翱,以传承儒家“道统”为职志,敏感于当时兴盛的佛教和道教对儒学的巨大冲击所造成的文化危机,对当时儒学乃至于整个儒学发展史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性研究,由此认识到,自汉代以来注重注疏训诂的解经及研究天人关系的传统儒学,缺乏对儒学在人生修养方面功能的自觉意识,因而轻视了儒家学说中固有的同人生修养紧密相关的心性论内容,而短于心性研究的儒学则有被佛、道特别是长于心性研究的佛学所同化的危险,出于这种文化危机感和捍卫和续传儒家“道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作《复性书》。
   《复性书》基于作者对《中庸》的细读精研,着力于发掘其中的心性思想,并据此来解读儒家经典和理解儒家学说,重视对儒家人性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兼采佛教及道家与道教的相关思想内容,构建起了一个以“诚”为核心范畴的哲学思想体系。这个可名为“复性论”的哲学体系,主要包括“天道至诚”的本体论、“情有善有不善,而性无不善”的性善论、“情由性而生,性由情以明”的性情观、“至诚则明”的致知论、“志于道德”的价值观、“原始反终”的生死观六个方面的内容,在理论上是围绕“复性”的必要性、根本方法和宗旨展开的,基于“天道至诚”的本体论观点,确立了性情基于一心、性善情恶、性本情用的人性论观点并加以论证,认为是由于心动而生邪情,人之作恶是因于邪情,故情为恶,此邪恶之情遮掩了人的本善之性,使其善性不能显现,故有去情复性之必要:进而围绕如何复性的方法问题,论证了心性修养至寂然不动、无思无虑之境是复性而心归诚明和性归于善的唯一正确的途径。
   李翱的《复性书》及其复性论思想的阐述,不仅以其对心性问题的高度重视和独创性研究,首开了以心性论为思想核心的宋明理学之先河;更以其对儒、释、道进行会通与融合的学术实践,开创了以义理之学为学术形式的宋明理学之先例;还以其一心二门人性论思想奠定了宋明理学“心统性情”的一元人性论的思想基础。要之,李翱的《复性书》及其理论对促成儒学由“经学”转向“理学”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复性论的学术形式和思想内容应当被合理地理解为“经学”向“理学”转变过程中的过渡形态。
[硕士论文] 周益民
中国哲学 湘潭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孝经》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其地位相对比较特殊。一方面,其篇幅相对短小,内容亦通俗易懂,然而也正是如此,它才能广为人所诵读,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而另一方面,由于史家记载不确切和“秦火”、“梁乱”以及宋代以后的疑古学风等外在原因,使得《孝经》成为一部聚讼不已的典籍。
  直至唐玄宗的《御注孝经》出,今古文、孔郑注之争才似乎有所平息,《孝经》在经文和对经义的理解上才开始走向统一。唐玄宗的《御注孝经》作为《孝经》流传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版本,自它出现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长期成为《孝经》学界的焦点。当朝儒臣元行冲便为之作疏,这是一件绝无仅有的事,使得《御注孝经》的影响能更为深远。北宋时,刑昺又奉敕对元行冲的疏文进行校定,并且将唐玄宗注与刑昺校订的疏文合并为《孝经注疏》,这对《御注孝经》的传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扩大了《御注孝经》的影响。后来的皇帝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虽也有发明《孝经》之义者,但是要么用唐玄宗之注,要么无出其右。
  唐玄宗的《御注孝经》既然能在“《孝经》学史”上取得这样重要的地位,除了唐玄宗是作为皇帝之尊来为它作注之外,它本身的内容和思想也应该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而目前对于《御注孝经》虽然也有不少研究,但是大多集中在探讨其地位和影响,或者是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御注孝经》与其它的注释,以及开元初注与天宝重注进行比较。而思想方面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对《孝经》思想的研究,而对于《御注孝经》的思想,却一直缺乏研究。
  本文正是立意在此基础上,以唐玄宗《御注孝经》的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对唐玄宗之所以要为《孝经》作注以及他是如何注释《孝经》的作一番探讨。笔者采取包括历史研究、文本分析、比较研究等主要研究方法,以唐玄宗的《御注孝经》为主要文本,旁及《孝经》的其它注本以及相关的《孝经》研究文献,同时,对记载当时大事的许多史书进行了广泛阅读,发现唐玄宗为《孝经》作注存在着旧注踳驳和统治需要这两方面的原因,这就使得他在注释时既采用旧注中的菁英,又必须隐秘的表达他以劝孝来劝忠的目的,因而《御注孝经》的注释既带有学术上的继承性,又具有政治通俗性的特点,也正是由于这两种特性,使得《御注孝经》能在“《孝经》学史”上地位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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