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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彭啸
哲学 曲阜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王阳明在中国哲学史上是可以与孔子、孟子、朱熹等人齐名的儒学家,他将宋代以来的心学推向了顶峰,成为了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在阳明晚年发生的天泉证道事件中,其所提出的四句教可以被认为是其整个哲学思想体系的概括,也是其一生的学术总结,在其个人的哲学理论体系中占据着很高的地位。但自从天泉证道时起,历代哲学家对四句教的解读都存在很大争议,成为明代思想史的一大议题。各方观点态度存在很大不同,如持积极肯定观点的王畿,持谨慎观望态度的清代儒者李绂,持否认态度的刘宗周、黄宗羲以及王夫之、颜元等人的激烈批评之。而这种争议的背后,体现了阳明学说中对各家学说的融汇和吸收,以及与四句教中儒佛二家难以分解的关系。
  本文试图分别从四句教的每句入手,系统地阐释四句教与儒佛之间的关系。在内容上,首先介绍了四句教产生的背景以及王阳明学术成长历程中与儒佛二教之间的关系。
  第一章从首句开始,重点阐释了无善无恶与性之未发、超越善恶的关系。无善无恶与性之未发的关系,也就是其与儒家的关系,主要从至善的超善恶、无滞性,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中庸》的“未发”以及《乐记》的“静”入手,来进行了论证,认为在四句教中无善无恶的心是形而上的概念,与形而下的善恶并无直接的关联。无善无恶与超越善恶的关系,就是其与佛教的关系,主要从心体这一概念的来源、佛教“不思善恶”概念、二者心性论关系、超善恶相以及“真如门”等几个方面着手进行阐释。
  第二章主要介绍了有善有恶意之动与心之所发、妄念所覆的关系。有善有恶与心之所发的关系是其与儒家的关系,主要从历代儒学家对“意”的概念的阐释、已发之意、宋代理学家关于“气”的阐述以及“诚意”工夫等几个方面来进行论述。有善有恶与妄念所覆的关系是其与佛教的关系,主要从妄念、心生灭门、佛教“念”的范畴等几个方面来阐释。
  第三章主要介绍了知善知恶与心之会知、识得本心的关系,主要从《大学》、孟子到宋代儒学家对“良知”概念的界定入手,来探讨知善知恶与心之会发,即儒学的关系,从本来面目、正眼法藏、虚灵明觉、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等方面入手,阐释知善知恶与识得本心,即佛教的关系。
  第四章主要介绍了为善去恶是格物与知性知天、渐修顿悟的关系,从《大学》以后历代儒学家、理学家的格物论以及孟子、荀子的修养工夫入手来阐释为善去恶与儒家关系,从道德实践主题的划分、顿渐二者关系等方面入手来论述为善去恶与佛教关系。
  总体看来,本文认为阳明“四句教”将《孟子》、《大学》、《中庸》甚至于朱熹、二程等后世理学家的思想领融摄于内,有着对前人留下的儒学遗产的传承和创新,同时也具有那个年代所特有的援佛入儒的倾向,是“三教合一”顶峰的时代产物,也代表着儒家学说在吸收佛教思想后的一次巨大飞跃,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硕士论文] 郑昆
哲学 曲阜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李贽是明朝中后期一位有争议性的思想家。前人对李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在自我观、“真”、文学影响等方面,对“私心”思想没有过系统的论述。全文以李贽的著作为基础,结合李贽生平,综合运用逻辑推理、对比归纳等手段,详细论证了“私心”思想的内涵与合理性,对“谋利方可正义“的义利观、“有为方可成圣”的历史观和“学而为己”的为学观进行了深入阐述,探究了李贽“私心”思想的外延。为系统展现李贽“私心”思想的全貌,将李贽“私心”思想和“童心”思想进行对比,找到了李贽“私心”思想和“童心”思想的结合点,更加准确的把握“私心”与“真心”的辩证关系,进而明确“私心”思想李贽心性论中的位置,更好地把握李贽思想的主线。
  第一部分为李贽“私心”思想形成背景,主要论述了三点,一是李贽生活的社会大背景,具体表现为商品经济活跃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和统治者与人民的矛盾日益尖锐;二是李贽坎坷的人生经历,早年生活困顿、中年作了些小官后出家,晚年凄凉并最终惨死狱中;三是心学影响,重点介绍了王阳明、泰山学派王艮、王襞、何心隐对李贽“私心”思想形成的影响。
  第二部分从“私心”思想内涵,主要论述了三点,一是李贽“私心”思想是如何提出的,适用范围是哪些人;二是论证了“私心”思想的合理性,即为什么要倡导私心思想;三是指出并论证了“私心”思想的最终归宿是“各遂千万人之欲”。
  第三部分为“私心”思想的发用,主要介绍了李贽对“谋利方可正义“的义利观、“有为方可成圣”的历史观和“学而为己”的为学观,强调了李贽对功利、有为和“自适”的看重,对“私心”思想的外延进行了深入研究,构建起李贽“私心”思想的“体用”结构。
  第四部分为李贽的“私心”思想与“童心”思想的关系,主要论证了三点,一是《童心说》中“童心”与“真心”的关系,二是“真心”与“私心”的来源与印证,三是“私心”与“真心”的统一,通过将“私心”、“童心”、“真心”、“自然之心”概念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从心性论的角度更好的认识李贽“私心”思想。
  第五部分为如何正确认识李贽“私心”思想,主要阐述了两点,一是李贽的“私心”思想的影响及其局限性,二是当下应如何正确看待“私心”问题,从道德和法律的角度研究“私心”问题,进一步阐述研究“私心”问题对当代社会的治理体系的建立价值的意义。
[硕士论文] 李春雷
哲学 曲阜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气”的概念在先秦就已被提出,其发展经历了先秦、汉唐和宋明3个高峰。到北宋时期,张载建立了以“气”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提出了“太虚即气”的观点,该观点由“太虚”和“气化”两个部分阐释了宇宙构成,认为世界是由“气”聚散构成的,被称之为“气学”。到明朝中叶,程朱理学仍为官方正统,这个时候阳明心学初见峥嵘,而气学的主要代表之一罗钦顺虽然修正了朱熹的理气论,但仍尊崇朱子。
  在此背景下,王廷相作为气学代表人物之一,受张载气本论哲学的影响,同时对程朱的理气观进行了批判。他说:“元气化为万物,万物各受元气而生。”即认为气既是宇宙的本体,又是构成万物的材料。王廷相的著作被后人均辑入《王氏家藏集》,其哲学思想主要集中在《慎言》《雅述》《内台集·答何伯斋造化论》《太极辩》《五行辩》等作品中。在《道体篇》中他引出“有无”“太极”“太虚”“道体”“阴阳”“五行”等名词,进而系统的介绍了“元气本体论”的概念。
  王廷相在《慎言·道体篇》中说:“气者,造化之本。”他从“元气”为“世间万物产生根本”的观点出发,那么,“太极”就不是朱熹所讲的“理之极至”,而是“气之极至;“太虚”就不是朱熹所讲的离气而独存的“净洁空阔底理世界”,而是“有虚即有气,虚不离气,气不离虚”的物质存在形式;“有”和“无”就不是用来区别现象界的有限性和本体界的无限性的一组范畴,而是用来说明事物在发展过程中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往复循环、运动不已的一组范畴;“理”就不是“有此理后方有此气”的精神绝对体,而是气本身所具有的客观规律性(气之具);“器”就不是在“理”的统摄下居于第二位的“形而下之器”,而是物质实体存在的具体形式(“气之成”);“阴阳”就不是如朱熹所讲的精神绝对体的负荷者(理搭在阴阳上,如人跨马相似),而是物质世界本身所以“往来”“屈伸”运动不息的内在动力。总之,“太极”“太虚”“有无”“理器”“阴阳”等范畴,过去曾是道学家们用来概括精神本体的“万善至好的表德”,现在成为唯物主义者王廷相用来从各方面形容“气化”多样性的“万善至好的表德”,成为发展气一元论、反对唯心主义本体论的有利武器。而王廷相的唯物主义根据则是“物虚实皆气,通极上下造化之实体也”,即充满世界的是气,不是理。这是被王廷相彻底发展了的气一元论,是对张载“知虚空即气则无无”观点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
  王廷相的“元气本体论”思想受张载的“太虚即气”的影响很大,但他超越张载的其中一点就是将“气本”与“气化”统一起来。他在《道体篇》中讲,不论是“元气”(浑浑者)还是“生气”(生生者)都是道之体,其中无形的“元气”是道的根本,有形的“生气”是道的显现。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寓意,其一是将“元气”与“生气”统一起来,认为二者皆道,进而将“气本”和“气化”统一起来;其二则将“道”与“气”统一起来,二者是一种体用关系,即气为体道为用。前者是对张载学说的一种突破,而后者是针对朱熹道体气用思想的批判。所以,王廷相认为“世儒止知气化,而不知气本,皆於道远”,他一方面肯定了朱熹的气化学说,一方面却否定了朱熹的理本论。在气的统一性和世界的多样性矛盾上,王廷相提出了“气种说”,即认为气之所以能创生万物,是因为在气具有先天而存在的种子。为了将“气本”和“气化”统一起来,确保气化过程中的根本性、同一性,王廷相进而提出了“气种之有定”。
  总之,身为一名哲学家,王廷相在大明王朝逐渐由强盛转向衰落、程朱理学仍居正统地位、阳明心学方兴未艾之际,继承了张载的气本论,认为天地万物的本原就是元气,“元气之上无物无道无理”,在批判程朱理学思想的过程中,发展了唯物主义思想,为中国哲学史上独放异彩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之一。王廷相在本体论、认识论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崭新见解,超越了王阳明,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是明代最伟大的哲学家,是卓越的唯物论者。
[硕士论文] 杜乐
政治学 贵州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前,社会价值观多元化,政治良知缺失的问题日益突出,王阳明作为封建时代的官吏,其一生践行“致良知”,以官心连民心,功业存乎山川,道德著于人心,这对当下公务员形象塑造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公务员作为治理主体和民众利益的维护者,其形象具有强大的示范效应,承载着民众的意愿表达。本文从王阳明“致良知”的政治内涵与践履入手,阐明了王阳明“致良知”的政治维度,即破除“心中贼”,培育政治“良知”,以“治心”达“治世”,并在此视域下探析公务员形象塑造应有两大要素,职业道德养成与职业能力提升。在此基础上本文论述了“治心”与公务员职业道德养成的内在关联和“治世”对公务员职业能力提升的现实意义。在王阳明看来,为官治政,事务繁杂,归根到底都要靠人来施行,因此首先就需要开掘内在本心,培养人关于社会政治的内在道德观念和道德情感,对于公务员来说“治心”就是要以良知作为准则,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即秉持以忠于国家为核心的政治信念、秉持以廉洁公正为核心的行政良知、秉持以政在亲民为核心的公仆意识。而“治心”的最终目的是“治世”,即化德性为德行,唯有这样,良知的政治效用才能显现。公务员作为治理主体和民众利益的维护者,正应在良知的指引下,不断提升以创新与执行、维稳与应危、人际理解与善治为核心的职业能力,修身立政,以塑造群众满意的公仆形象。
[硕士论文] 刘小伟
美学 贵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黄绾的哲学思想经历了两次转向——由程朱“理学”转向阳明“心学”;在对心学异端进行批判和纠偏的基础上,由“良知”心学经由“独知”转向“艮止”心学,并将“艮止”心体作为其哲学立论的基础。他对审美之境的体验与实现主要体现在:本体经由工夫转化为境界的过程中。他从“艮止”心学出发,经过“慎独”、“致知格物”的工夫践履及个体修养,最终揭示了“艮止执中”之学的道统。在这一过程中蕴涵了具有审美情感的完整的人格之美;具有丰富审美体验的实学美学的思想;将道德的善与生命之情合一,最终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大和”之美。黄绾的“艮止”思想是以心为本体,但他对实地工夫修养的重视,对治生之艺及经世致用之学的追求,使其思想又被赋予了“实”学的色彩。故其在审美境界上呈现出的人格美、实学美学的思想及大和美,既有融合情理,消融主客矛盾,使其达到伦理与情感的合一,实现心灵愉悦的心学美学思想的肯定,又有治生技艺、经世致用、人情之真所体现的实学美学思想的转变。
[硕士论文] 谭鸿顺
中国哲学 广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归结之词,也是晚年之定论。在明代恶劣的政治生态环境下,儒家学者们基本上都避行于得君行道而偏向于从个人受用之角度寻求内圣之学。余英时认为,王阳明在谪居龙场并顿悟致良知基本思想之后,便在儒家传统的“得君”行道方式之外,开辟了一条通过明觉社会大众之本然良知进而“平治天下”的道路,即“觉民行道”。从政治向度看,王阳明的觉民行道路线是以致良知说为形上理论支撑,致下地以“三代之治”为理想政治形态、以“万物一体”为理想社会内在秩序、以“满街都是圣人”为主体期望、以良知为是非准则并以良知学与民间思想的贯通为关注重点的完整行道理论体系。而在具体的行道践履中,基于身处仕途的特点,王阳明的觉民行道实践亦别具特色。他的觉民行道实践不仅包括讲学、书院等在学术层面的以良知学之传播为关注点的觉民方式,还扩展至了军事、政治等上层领域,其中当以总督两广平乱之事例为典型。以致良知觉民行道路线的影响之是深远的,不仅王阳明之后学受其影响,乃至在近代的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中,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有志之士亦试图从中寻找救国图存的途径及其传统形上哲学依据。
[硕士论文] 韩金晶
中国史 贵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天理史观”是理学家基于天理对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一种考察、认知、评断,是对历史发展趋势及其形态合法性的考察。在宋代理学家的眼中,认为推动历史发展的是追求“内圣外王”、道德高尚的圣贤君子。作为明初朱学代表人物的薛瑄,继承和发展了这种天理史观。
  这种天理史观既是薛瑄对前人尤其是宋人经典著述研读和思考的结果,也与明初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因素有关,更是薛瑄在从政、为学以及从事教学等活动中忠诚践履理学家理念的产物。
  薛瑄在继承朱熹“理本论”的基础上,吸收了张载的“气本论”,构建了“理气合一论”,明初朱学遂开始由关于形而上之理的探讨向注重对气化的人类社会发生转折。在复性论中薛瑄更强调下学功夫,以这种理学思想作为历史演进的哲学基础,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观,即薛瑄的天理史观,主要内容包括薛瑄的道统之辨、王霸之辨、经史之辨。
  薛瑄通过道统之辨,来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合法性。主要对道统人物序列构建,薛瑄的道统谱系继承朱熹又有所发展,所谓发展就是把元代许衡放入道统谱系中,从而为把以自己为代表的朱学代表列入谱系奠定了基础。同时薛瑄也对科举空疏学风、以及佛老异端给予批判,把其排除在道统之外,这是薛瑄对道统的贡献。
  薛瑄通过王霸之辨来探讨社会政治的合法性。薛瑄以“天理”为出发点,把政治分为“王道之治”与“霸道之治”,以此为基础对历史进行了分期,对各段历史以及历史事件进行评判,通过分析薛瑄的评价,可以得出薛瑄的理学思想已经不是纯粹的“天理论”,已经开始注重气化世界。
  薛瑄通过对经史之辨,体现著史原则和标准。薛瑄的经史之辨主要是对一些历史人物、历史著作的看法。薛瑄认为“观史不可以成败优劣人,只当论其是非。”又提出著史不可过分重视气化世界。薛瑄主要是想把“天理论”、“气化世界”合而为一,因此,“理势合一论”,是薛瑄历史观所追求的的最终目的。
  总之,薛瑄的天理史观是围绕着“天理”建立起来的庞大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既有人类社会在特定地域展开的空间维度,也有依道统而绵延在具体历史中的时间维度。把这两种维度结合起来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薛瑄的学术包括宋明理学都具有重要意义。
[硕士论文] 袁业旺
管理哲学 广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王阳明作为儒家文化的发展和传承者,他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中的管理伦理思想尚待引起重视和发掘。
  王阳明管理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爱”。他认为统治者因为内心对万事万物的仁爱而拥有高尚的品德,并要践行这份品德,对待百姓如同对待自己,才能行仁政,从而不怒自威、深受百姓爱戴;百姓也在这份“仁爱”的领导下才能推己及人,以“礼”和“仁爱”对待他人,使得社会一片和谐并欣欣向荣。上下皆有仁爱,社会才会和谐、天人才能合一、天下才能大同;后者正是王阳明管理伦理思想的价值追求。王阳明管理伦理的基本原则是“正君”立威、逊礼处事和以道事君,具体来说,君王要规范自身的言行,才能有效管理;人要谦虚,才会处事合宜;下属要用道与义对待上级,才能律己尽忠。相应的管理伦理执行规范是定约以正权威、以“宜”与“虚”待己和尽职尽责做事。
  王阳明管理伦理思想是儒家体系、“礼治”和“性善论”的传承和延伸,是德治精神的兼收以及亲民品德的修炼的体现。在现代生活中,王阳明管理伦理思想中的“仁爱”有着重要的教育、指导和激励作用,同时他注重“心力”的精神建设,关注民生核心的确定和社会体系的和谐统一,对当今社会具有借鉴意义。
[博士论文] 赵文宇
中国史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孝于王阳明的人生及学术具有重要的意义。王阳明在充满爱的家庭氛围中长大,对亲人的感情极为深厚,甚至超越自身,也正是这份爱亲之心左右了他人生的重要选择,从而对其人生和学术之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欲追随佛道“离尘出世”之时,是一念孝亲打消了他的念头,使他真正选择了儒家。他被人追杀,想要远遁之时,也是一念孝亲使他放弃了远遁的想法,不顾个人安危前往贵州龙场,最终在龙场悟道。无论是回归儒家还是龙场悟道,都是王阳明学术生涯中意义重大的事件,孝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孝在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王阳明认为,孝是人之“种性”,是人生而有之、无法磨灭的人性之基。孝是内圣外王的工夫起点。孝于王阳明心学体系的建构、完善及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王阳明以孝亲经验为基石构建和完善了其心学体系,又常以孝为例证阐述其思想。
  王阳明吸收了孟子首创的“良知”概念,并将其提升至价值本体的地位。良知不仅是伦理道德之本原,也是天地万物“存在”(意义世界中的存在)之终极依据。孝是事亲之理,是良知与亲在感通的情况下生出的表德。良知是孝的本原,孝是良知的发用。
  王阳明继承并发展了程朱的仁孝关系思想。仁孝是体用关系,仁为体,孝是仁的发用,且是先发。仁发用为对天地万物普遍的爱,孝是爱亲,是最深厚的爱。仁者境界是万物一体的境界,是王阳明追求的至高境界。孝是行仁之本,也是万物一体境界的工夫进路。仁、义、礼、智是人性的内涵,仁是“心之全德”,在广义上包含了义、礼、智三者。仁孝关系就是人性与孝的关系,仁孝是体用关系,人性与孝也就是体用关系,人性是体,孝是人性之发。
  王阳明从心性论的角度回答了“孝何以可能”的问题。他认为“心即理”,心性为一,孝不仅是性之所发,也是心之所发。
  若良知无弊,人自能尽孝。但人心中都有私欲存在,遮蔽了良知,使人知孝而不行孝。为子须尽孝,尽孝必然要去除私欲对良知的遮蔽。尽孝的工夫是致良知,致良知的工夫是格物,即按照良知(孝心)去行孝,“无一毫之不尽”。通过格物,孝之理由心中扩充至“事亲”之事上,“事亲”之事获得孝之理,良知扩充至极致。通过格物致知,私欲被格除。良知没有私欲的遮蔽,“见父”自然知孝,知孝自然行孝,自然达至尽孝的境界。立志能够为格物提供动力,责志是去除私欲之工夫。
  良知是知行合一的“真知行”。作为良知的发用,孝也是知行合一的,且只有知行合一才是真的孝。只是徒口说孝却不去行孝,是“妄言”;行孝却没有良知的指引,是“冥行”。知而不行不是真知,行而不知不是真行。且知、行俱是动态发展的过程,始终合一并进于尽孝工夫过程的始终。
  孝心与孝礼是本末、源流之间的关系,孝心为本、源,孝礼为末、流。孝礼不在心外,而是孝心的自然发用。他反对通过“学、问、思、辨”的工夫去心外求孝礼,孝礼在人的心中,工夫是致良知。良知若无私欲遮蔽,自然能够发出孝礼。古礼由古圣先贤依据良知所制定,良知万古如一日,古礼故能代代传承。但人在践行古礼之时会出现“反之吾心而未安”的情况,原因在于古礼在流传中出现错讹或古今风俗的改变。对此情况,王阳明秉持其一贯意见:不能泥古而违背良知,应该依据良知对古礼进行修改,使其本于良知,又合于风俗。
  王阳明践行“忠恕”之道,重视孝道教化。他一生为官,在任职地区采用告谕等多种方式实施孝道教化,也为官员尽孝提供条件。王阳明重视对家族子弟的孝教育,以家信的形式敦促他们行孝。孝是童蒙教育的重点,他在兴办教育之时,也提出了教育的指导思想——“申之孝悌”。王阳明的孝道教化是“觉民行道”的重要表现。
  王阳明认为孝是养亲、尊亲,也要珍爱身体、保重生命。这是他对原生儒家孝论的继承。除此之外,他还提出,孝子只需要做爱亲、敬亲之事即可,不要计较结果。他认为对待得失正确的态度是安于天命,因为安于天命,就不会被外物所诱惑而戕害了本性。这是他对原生儒家孝论的发展。“孝莫大乎养志”,父最大的志向是子能成圣。子以成圣为志便是养志,子能成圣是大孝。王阳明事亲就是养志,是最高层次的孝。王阳明丧葬思想:居丧有居丧之学,“哀亦有和”,不能悲戚过度;居丧要守礼,也要根据情况适当调整,不必苛求礼节;反对厚葬;否认墓志铭存在的意义,认为墓志铭使亲人不朽之有效方式,成圣才是。
  泰州学派有“重孝”传统,罗汝芳、李贽部分继承并发展了王阳明的孝论。罗汝芳基于深刻的孝亲体验构建了其学说,认为孝是仁之落实,是良知的当下呈现,尽孝是致良知,而且孝是大学之根本进路。以上是罗汝芳孝论对王阳明孝论的继承。同中又有不同存在,罗汝芳在众多德性中单独拎出孝、悌、慈作为良知的当下呈现。王阳明并未做这样的区分。在尽孝工夫上,罗汝芳主张仁礼结合。致良知只是其中一方面,他还主张学习外在规范,例如师法古圣先贤制作的礼文。这可以看作是他对王阳明只注重致良知而忽视礼节规范造成的弊病的反思。
  李贽虽然是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但仍属王门后学,对王阳明孝论也有颇多继承之处。他认为良知是心之所发,并不来自于心外,也不能以外在的形式和规范来伤害爱亲之心。工夫只是直心而动,不必追求形式,不必苛求礼节。且他认为大孝是闻道,并以闻道为终身目标。当然,两者也存在不同之处。王阳明思想中,孝的本原是良知。李贽思想中,孝的本原是“童心”。良知纯是天理而无人欲,童心中内涵了欲,作为良知之发和作为“童心”之发的欲自然也是不同的。
  现代社会呼唤孝道。王阳明孝论对现代社会孝道理论体系建设的启示:孝是人性,是人的本心——良知的自然发用,不是外在规范,解答孝的正当性问题;提出格物致知的尽孝工夫论,为人们实现尽孝目标提供途径;孝是知行合一,知行缺一不可;对不合人心之孝礼加以调整,使之本于良知又合于风俗。
[硕士论文] 刘亚鹏
政治学 贵州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礼治强调以血缘等级为核心原则向外辐射的伦理秩序治理;法治强调以刑罚律为表现形式的惩治制裁治理。礼治是一种隐性的、柔性的人心之治;法治是一种显性的、刚性的规范之治。前者强调内在约束的力量;后者强调外在规范的权威。礼治与法治相互结合,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中延续千年的正统治理理念——“礼法合治”。“礼法合治”思想强调礼指导法,法辅助于礼的主次关系。王阳明作为中国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不仅对“礼法合治”思想进行了理论深化,而且以具体策略对其进行了实际践行。
  首先,文章从历史发展脉络的纵向层面梳理了王阳明“礼法合治”思想的产生渊源;从时代演变的横向层面阐释了王阳明“礼法合治”思想的社会历史背景。
  其次,文章阐述了王阳明“礼法合治”思想的主要内容。王阳明在其心学视阈下,以良知观完善礼治思想,推动良知与礼治的相符统一;以赏罚观补充法治理念,强调情法兼容下严法振威的作用;以知行观推动礼法合治,在社会治理中注重发挥德的教化功能与刑的威慑功能。
  再次,文章探究了王阳明的“礼法合治”思想在乡村治理活动与民族治理实践中的实际运用情况。王阳明的乡村治理模式采取德主刑辅的治理策略,创造出重视内部约束的南赣乡约与重视外部控制的十家牌法。王阳明的民族治理活动采取扶剿结合的治理策略,将化民导俗与武装征剿进行有效结合。
  最后,文章挖掘了王阳明“礼法合治”思想的历史价值与当代价值。王阳明的社会治理思想中所蕴含的平等理念与经世思想是对儒家治理思想的创新与发展。王阳明“礼法合治”思想中所蕴含的德教理念与乡约思想对于增强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与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的规范化水平具有借鉴价值。
[硕士论文] 侯白雪
中国哲学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晚明时期政治黑暗、社会矛盾尖锐,封建制度走向没落。面对朱子学支离拘滞和王学末流谈空说玄尽显,为了重建儒家道德思想,高攀龙倡导正人心、正学术、正政事、以期拯末世之乱,挽大厦之倾。他宗本程朱,坚持性善、倡习悟并重、本体功夫并重,弘扬经世致用。他的道德实践理论和经世济国主张开启了求真务实的风尚,为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的出现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实学”思想是其博大思想体系中很有价值的组成部分,是对儒家经世精神的弘扬广大,对宋明理学的理气、心性、身心、格物致知等核心命题批判性地继承,极具有时代特色和哲学价值。对此展开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古代哲学发展成就与脉络,光大民族文化。
  本文主要采取文献研究方法,从原典文献《高子遗书》、《东林书院志》等文本出发,大量查阅相关论文论著,充分借鉴已有研究成果,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最大限度还原历史人物及其所处时代的本来面目,力图对高攀龙实学思想的形成、内容和价值,做出客观、全面的认识。
  本文分三个部分对高攀龙实学思想展开研究。
  第一部分从晚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嬗变四个角度对高攀龙实学思想的历史背景展开论述,从儒家的经世传统、程朱理学的理性精神和明代各家学说三个层面阐述高攀龙实学思想的渊源。
  第二部分从高攀龙“实理”“实心”的实践哲学切入,论述其“实修”“实行”的道德修养观,再到其推己及人的“实事”“实政”理念。即按心—身—家国层面,对高攀龙实学之根、之干、之果做递进剖析,清晰地展示高子的实学思想的内在逻辑,即从形而上道德性命之实学入形而下功利之实学的过程。从其救世实践的“事功实学”角度上看,主要含有四个层面:重民安民的民本思想、兴利除弊的革新思想、恤商护商的重商思想和立教兴学的教育思想。
  本文最后一部分对高攀龙实学思想做辩证评价。既阐述了其积极作用,又客观看待其历史的、理论上的局限性。从积极作用上看,高攀龙等人开启的实学思想光大了儒家优秀传统,维护了传统文化的根脉,扭转了空虚的学风,推动了明末清初实学高潮的到来。局限性方面,高子的实学思想还是基于理学,回归到程朱,偏重道德,没有根本性的创新和突破,这是理论的缺陷。忠君报国、恪守纲常,学术融于政治,其结果是学术难扬,抱负未酬,这既是个人之悲,更是时代之限。
  高攀龙道德文章于古于今,高山仰止,堪称一代儒宗,其思想体系中的教育思想丰富,值得探究借鉴。同时,他为民请命的家国情怀、不惧生死的高尚人格更应该是中华民族需要传承的宝贵财富,薪火相传,哲学界与此当有大责焉。
[博士论文] 李海超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阳明心学具有维护前现代观念与敞开现代性可能性之两面性。这表现在:一方面,阳明心学是竭力维护三纲五常、忠孝一体等帝国价值观及其相应制度规范的儒学;另一方面,阳明心学又是衍生出引领中国早期启蒙思潮之学术流派的儒学,是为20世纪现代新儒学理论建构提供主要思想资源的儒学,是在近代中国及亚洲其他地区改革、革命活动中最受追捧的儒学。
  关于阳明心学所表现出的与现代性相关联的种种现象以及阳明心学所蕴含的与现代性观念相近似的观念,以往学者均有较多的研究。但以往研究存在的问题是:(1)没能深入考察现代性的内涵及其观念架构,以致在阳明心学与现代性观念的比较研究中,对现代性观念理解不准确,且没有厘清阳明心学中的观念与现代性观念在“相似”背后的根本区别。(2)没能集中考察阳明所生活的明代中期新旧两种生活方式之交错、冲突及其对阳明心学之两面性的影响。(3)没能揭示阳明心学在主体性哲学建构上的内在矛盾或不彻底性,因而无法指出其具有两面性的理论根源。(4)没能详细探讨阳明心学之现代性可能性的充分开展对宋明道学理论范式的颠覆性影响。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展开如下研究:
  一、深入探究现代性的内涵及其基本观念架构。
  关于现代性的内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认识。有的学者将现代性看做现代现象背后的单一本质,有的学者将现代性看做现代现象的诸多特性,还有的学者将现代性看做构成现代现象的基本观念。本文认为,现代现象没有单一的本质,它只是诸多观念凑泊在一起所体现的样态。在构成现代现象的诸多观念中,有一些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观念——这些观念未必都是近代以来新产生的观念,它们按照一定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就表现出了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所以,现代性不是某一个观念可以代表的,它是通过特定的观念架构呈现的。
  本文通过西方主流启蒙哲学探究现代性的基本架构,但亦注意到西方现代性观念架构存在的问题,并不完全以西方启蒙时代所建立的现代性模式为终极标准。西方主流的启蒙哲学是以理性为现代性基础观念,以个体、自由、平等为现代性基本观念,建构起现代性基本架构的。但经过后现代主义者和一些情感主义者的反思,我们发现,这样的现代性架构存在严重的问题,它最终会导致对个体的束缚和压制,会走向启蒙价值的反面。经过深入分析,本文认为,西方现代性架构的根本问题在于对情感之基础地位的忽视。事实上,现代性观念的建构有其情感基础,并且情感应居于比理性更优先的地位。由此,本文得出一种比西方现代性架构更为健康的现代性架构模式:情感↓}→个体(主体){自由理性平等
  在上图中,情感和理性是现代性基础观念,个体、自由、平等是现代性基本观念。其中,情感是现代性观念建构的动力源泉,理性是现代性观念建构的实现工具,个体是现代性观念的主体载体,自由是现代个体的根本属性,平等是现代个体间的根本关系。可见,所谓现代性观念架构,实质是对现代人的基本理解。当然,现代人对自身的一切理解,都渊源于现代生活方式。
  二、集中考察明代中期的社会生活状况及其对阳明心学的影响
  正如黄玉顺所说,生活是一切的大本大源。阳明心学所具有的维护前现代价值和敞开现代性可能性的两面性,实质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状况的反映。
  周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两次大转型:一次是王权列国时代向大一统帝国时代的转型,这次转型大约开始于春秋时期;一次是帝国时代向民权时代的转型,根据学者们的研究,这次转型最早可以追溯到帝国时代后期,即唐宋之际。从宋到清,中国的商品经济和市民生活方式出现了两次发展高峰,一次是南宋,一次是明代中晚期。王阳明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或现代性转型)的第二次发展高峰来临前夕。此时,虽然商品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有了一定的转变,但新生力量在各方面都小于前现代力量。
  王阳明作为这一时期的贤者,在贬谪龙场以后,性情逐渐由张狂转向中道。因此他能够将自己的本真生活感悟既不保守也不激进的呈现到学术活动中,使他的心学思想如实的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正因如此,阳明心学才出现了维护传统观念与包容新生事物的两面性,并且由于新旧两种生活方式在实力上的差距,阳明心学虽然努力包容新生的现代性因素,但本质上依然是维护前现代观念的儒学。
  三、探讨阳明心学开展出现代性观念的可能性,并揭示其两面性的理论根源
  由于对新生现代性因素的包容,阳明心学敞开了现代性的可能性。这表现在:阳明心学将外在的天理摄入个人的本心,许诺普通个人亦可以拥有纯粹的良知体验,从而为个体主体性的张扬提供了可能。由于良知是一切是非判断的根据,是至善的准则,是行为的头脑,因此个人可以完全依照自己的良知去行事,不必服从任何外在的权威,这为现代性自由观念的开展提供了可能。阳明心学承认每个人的良知本来都是圆满俱足、凡圣无别的,因此每个人的人格原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现实的社会分工中,阳明主张“四民异业而同道”,反对行业歧视;这为现代性平等观念的开展提供了可能。阳明心学虽然没有强调理性的作用,但其中蕴含着理性主体性,因为良知观念本身蕴含着天理——价值理性,良知的实现需要理智的运用和知识的学习——工具理性,这为人们正视理性的地位提供了可能。阳明心学敢于“以情证性”、不反对“称爱为仁”,注重情感的价值,为人们正视本真情感的地位提供了可能。
  阳明心学之所以具有上述可能性,根本原因在于,它实现了儒家哲学由以理学为代表的客体性形而上学向以心学为代表的主体性形而上学的转变。在这方面,阳明心学比象山心学和甘泉心学都更为彻底。但是,若与西方近代主体性形而上学相比,阳明心学并不是彻底的主体性形而上学。阳明虽许诺个人本心、良知的可靠性,但良知的可靠性依然在理想主体(圣贤)与普通主体(常人)之间徘徊,他并未将良知的可靠性真正落实到现成的普通人心。良知安置上的摇摆不定,使得阳明心学一方面可以提高圣贤、天理的权威,维护前现代价值观,另一方面又可以张扬个人的主体性,为现代性的开展提供可能。但这两个方面在理论上并不能够同时开展,这是阳明心学本身内在的矛盾。若欲解决此矛盾,真正开展出现代性基本观念,必须对阳明心学的理论架构进行改造。
  四、考察阳明心学现代性可能性的后世开展及其对宋明道学的影响
  在儒学史上,由阳明心学所引出或激发的现代性实现方案——落实阳明心学现代性可能性的方案——主要有三种,即泰州学派“惟情为本”的激进主义方案,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情感与理性相即”的折中主义方案,以牟宗三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之“以先天德性主宰理性”的保守主义方案。
  作为阳明后学,泰州学派大胆改造了师说,主张“良知现成”,从而解决了阳明心学的内在矛盾,将圆满的良知真正落实到现成的人心。正因如此,泰州学派真正建构起彻底的主体性哲学,并对现代性观念的建构做了初步尝试。泰州学派提出了蕴含现代性个体、自由、平等观念的诉求,但这些观念和诉求并没有以冷静的、较强的体系性的方式表述出来。因为泰州学派用以建构现代性基本观念的基础只是情感,他们是就着情感的涌动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和见解的。由于没有充分重视理性的作用,其诉求和见解的表达显得过于冲动和叛逆。
  由于肯认现成良知,宋明道学的核心问题——工夫论或修养论——被消解,儒学的核心问题转移到伦理道德、制度规范之合法性的探讨;由于注重情感,以情感为基础校准、更新“天理”的内涵,形而上之天理的优先性被否定,宋明道学的根基被动摇。因此,泰州学派对阳明心学现代性可能性的落实,客观上造成了宋明道学理论范式的颠覆。
  泰州学派的“惟情主义”遭到了明清之际顾、黄、王三大儒的批评。为了拨乱反正,三大儒注重理性,提倡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方法,侧重制度规范的建构,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制度原理和制度规范,使儒家的现代性观念建构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展。但由于三大儒对情感与理性关系的认识,本质上是一种“折中主义”,即认为两者同等重要、相互制约,因而没有凸显情感的优先地位(也因此没能正视理性应有的地位),没能充分肯认个体主体性,这限制了他们在现代性观念建构上的进一步突破。
  在西学东渐的形势下,以牟宗三等为代表的心学派现代新儒家全面接受现代性,试图以儒家心学、特别是阳明心学为本开出科学与民主,实现儒学与现代性的接榫。他们真正肯定了理性的作用,实现了儒家哲学的理性化、形式化,但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宋明道学的道德形而上学架构——依然保留了先天德性的绝对优先性。因此,他们实现阳明心学现代性可能性的方案,乃是一种保守主义方案。由于对阳明心学理论架构的保守,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的形而上学与现代性的形而下学之间存在着不可弥平的鸿沟,因而无法为现代性观念建构提供充分的动力。
  五、探讨阳明心学现代性可能性的呈现及其后世开展的启示
  阳明心学现代性可能性的呈现及其引出、激发的三种不成功的现代性实现方案,为儒学的现代化提供了如下启示:儒学的现代化,需要以生活为一切观念建构的本源,需要走出宋明道学的理论范式,需要厘清情感与理性的关系。换句话说,需要以超越或非宋明道学理论范式的方式,重新认识人的心灵,重新思考人类心灵与生活、与人的主体性之间的关系,重新探索个体心灵内部各功能之属性及其关系以及个体心灵与伦理、政治观念之关联,等等:即需要建构一种新型儒家心灵哲学。
[硕士论文] 赵频
哲学 湘潭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明清之际社会转型时期早期启蒙思想家的先驱,李贽启蒙思想的形成具有独特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和家庭背景。李贽启蒙思想既有儒学渊源,也有道学和佛学渊源;于儒学而言,则主要体现为对先秦儒家学说的吸收和对阳明心学的吸收。李贽启蒙思想包含多方面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一是“最初一念之本心”所蕴涵的个性自由和解放思想,体现为“童心即真心”的个性自觉、个性自由与个性独立思想。二是“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所内含的天赋平等思想,展开为“圣人与凡人一”的圣凡平等思想;“庶人非下,侯王非高”的君民平等思想;“大道不分男女”的男女平等思想。三是“人必有私”凸显的功利主义道德观,表现为“私者、人之心也”,“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
  李贽启蒙思想具三大特点:改良性,它是开明的地主阶级思想家在维护封建制度前提下提倡的改革。矛盾性,它不是一以贯之的,而是蕴涵了内在的矛盾。零碎性,它是零碎的、不全面的。李贽的启蒙思想在当时被道学家抨击为“异端”,却无不显示其启蒙精神的光辉,在当时以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出现了当时士人全不读“《四书》本经,而李氏《焚书》、《藏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的现象。“公安三袁”、汤显祖、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戴震、郑板桥、龚自珍、严复、刘师培、吴虞等都或多或少的受到其思想的影响。
[硕士论文] 杨柳
中国哲学 沈阳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知”与“行”是我国古代哲学史上的重要范畴。从古至今,“知行观”作为热门论题被世人所诠释和发展,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王阳明的知行观概括了“知”与“行”之间的联系,而他的“知行合一”更是作为阳明学思想体系中影响最大的学说,被国内外的后继者奉为圭臬,被无数有此志趣的学人探讨与研究,其中不乏有很多新的理解和创建。
  本文主要对王阳明心学体系中极为重要的核心思想“知行合一”进行探讨和分析,以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形成背景、主要内容以及社会意义这三个主要部分进行阐述和分析。
  文章的开篇从时代背景、个人经历以及思想渊源介绍“知行合一”说的由来。进而着重分析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主要内容,强调“知行合一”就是知善知恶、为善去恶。同时明确“知行合一”分别与“心即理”、“致良知”的关系,指出心中的良知就是所谓的天理,在为人处世上要遵循内心的良知,做到“知行合一”,才能达到至善的境界,成为圣贤。通过以上内容的分析,最终论述“知行合一”说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意在强调“知行合一”说在当今社会中不同领域的实践作用。
  近些年来,随着当下中国人文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强化与发扬,中国传统哲学思想魅力也凸显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和领域,不论是对“知行合一”说奉若秘笈,还是褒贬不一,都有必要本着谦恭的心态,准确阐释和把握“知行合一”思想,充分认识到自身的“主体性”,发挥在治国为民和安身立业实践中的自觉性、能动性,显得尤为重要。
[硕士论文] 芮雅进
哲学;伦理学 南京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性文明里,努力寻找和发掘一种东方的“走向近世”的伦理精神,这是中国士人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为之思考、困惑和亟待解决的课题。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思想线索就是由顾宪成发其端,经由东林学派发展壮大,直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而蔚为大观的启蒙伦理精神。因此,认真研究东林学派的领袖顾宪成的伦理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顾宪成提倡发扬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批判王学,纠正和改造朱子学,强调实践、实证和实行,力图探索一种“新”的伦理思想来适应现实的需要。他的经世致用之学是在儒学细化其亲民思想的过程中进行的一场道德救世理念,是在儒家学术系统中具有“经世致用”本体论色彩的伦理学说。在道德观念上,顾宪成依据朱熹“理”的实在性,通过辨析“虚德”和“实德”,提出“以实心做实事”的道德观。在道德修养论上,顾宪成强调“悟”由“修”入,“悟”与“行”相结合相始终,强调“修”的重要性,以此来改正王学末流的重“悟”不重“修”之弊,主张“悟”、“修”相表里。在道德实践层面上,顾宪成经世致用的伦理思想是补孟子有仁学而无治术之不足,从而进行的一次具体深刻意义的儒家伦理思想的改革实践,加上是在晚明沉重的社会危机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下,故而受其影响的东林运动具有着强烈的政治改革性。
  顾宪成经世致用的伦理思想开启了明清之际早期启蒙的伦理思想。尽管他的伦理思想受到封建纲常和程朱理学的束缚,然而较之于传统儒家伦理集中于道德的形而上学和普遍的道德规范体系的研究,顾宪成经世致用的伦理思想则更多关注现实、关注社会政治领域具体的道德问题,因此它带有强烈的时代性,这正反映了处在资本主义初期,新的伦理思想的萌芽。
[硕士论文] 徐倩
哲学 安徽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良知思想是王阳明心学体系的核心,也是其思想理论成熟的标志。良知思想的形成与王阳明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敏锐的心理体验密切相关,经历“前三变”与“后三变”的思想升华之后才最终得以确立,即发端于圣学,成长于生活,丰富于佛道,完备于致功。
  王阳明的良知思想不仅表现为心理素质层面上的本能意识,也超越了道德批判层面上的伦理追求,“良知”的最高范畴是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哲学的一种整体性大智慧——本原知识。这个本原知识继承了《大学》的明德思想与《老子》的道本原,都是自明且完满的。
  良知的本原范畴表现在王阳明心学体系中的方方面面,是其本体论与工夫论架构的核心,整个心学体系就是围绕这个本原知识展开的。“良知”的形而上本原范畴以一种类似能量流动的方式,借助价值的形式表现在具体事物之上,构成事物的本质。作为主体意识的“心”本身并不具备本原属性,但却是显现本原知识发生作用的唯一实在。显现的过程同时又是意识运动的过程,当中需要“工夫”的参与。“工夫”就是对事物本然状态的认识和经验活动。“工夫”做到极致才可达到“心”对于“良知本体”的彻底把握,也就实现了“心即理”。“良知本体”正是本原知识的本然状态。“心”通过“工夫”对“良知”本体的把握过程就是“致良知”,“致良知”又是以立志、主一为原则,以知行合一为工夫,以由凡入圣为阶段,以格物致知为关键。
  以最高范畴来理解良知思想,一方面可以将心理素质与道德批判层面上良知的内在张力缓和于本原诉求之下;另一方面也可以把与良知相关的其它心学概念紧密串联在一起,从整体上把握王阳明心学的丰富内涵。
[硕士论文] 商雏清
法律史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明代处于中国帝制时代末期,专制制度在皇权空前强化背景映衬下愈发显得日暮途穷,传统中国君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以农为本的经济结构及其衍生的士农工商四民等级设定受到新要素的冲击。空前强化的皇权制度伴随着时代进程愈发无力,经济上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强烈冲击了儒家传统观念,促进了新兴阶层社会地位的变化。社会存在变化催生了反抗专制、背离传统的启蒙思想萌芽。这缓慢而无声的变化正昭示了明代在传统体制中迸发新要素的特点和其作为过渡阶段的重要价值。
  本文将以丘濬和黄宗羲法思想比较为切入点,理清两者之间的异同并尝试分析其原因,在理论高度运用现代法学范式对丘濬与黄宗羲法思想的异同解析。
  正文分成六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二人生平及其主要著作情况。第二部分将从二人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入手,时代背景主要包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方面内容,并从二人因经济发展程度相近所带来的相似性和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化具体分析二人思想差异性。第三部分讲述二人法思想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和重要原则。丘濬法思想基础是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礼制等级思想、“德礼政刑,本末兼该”的理论和“义利并重”思想。黄宗羲以人性恶的设定、公私分明的观念以及工商皆本的思想作为其理论的基本原则。第四部分将列出二人限制专制权力的法思想,从中分析出从丘濬维护正统到黄宗羲怀疑、揭露、批判专制君主为核心的专制制度,这种转变正是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核心内容。在猛烈批判专制统治时,黄宗羲表现出了试图将政治与伦理进行分离的倾向,从而使其思想与丘濬的传统儒学政治伦理不分的思想相区别。第五部分列举了二人对人治法治观点,从丘濬兼顾人法和黄宗羲法在人先的不同态度归纳二人对人治法治关系的认识差异。第六部分丘濬黄宗羲的法思想是对当时时代法律问题的反映,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但他们二人的法思想从性质上说仍然是传统儒家法文化的组成部分,其组成要素也没有脱离儒家传统话语系统,更重要的是其思想一直未得到统治阶级的真正重视,沦为士大夫文人的纸上谈兵。
[硕士论文] 唐雪方
社会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社会秩序一直是社会学的核心课题,迪尔凯姆在研究社会秩序时指出集体意识是社会团结的基础,对于中国而言,社会的集体意识与传统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息息相关。了解过去儒家思想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对人们更好的处理自身文化与现代性的关系有重要意义。
  阳明学被视为传统儒学思想发展的最后高峰,它继承先前儒家学者的思想,从“心即理”出发,建立起“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的“致良知”说,通过在伦理道德与天道间建立统一而建立起道德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随着伦理道德不断内化于个体意识并持续在生活世界的实践,秩序最终显现在个体生活世界的行动中。这种道德实践和社会秩序建立关联的方式也是整个儒家思想共有的。
  在“人性本善”的基础上,阳明学以至儒家思想从开始就确立了一种稳定的范式——从抽象的形而上的“道”到具体实践的“伦理规则”,并且其思想的正当性往往诉及个体的经验和道德品质,这种特征使儒家思想得于在社会产生根深蒂固的沉淀,从而拥有顽强的生命力。然而这种特征也引出了思想本身的局限性——限制其生成与现代化相联系的理性品质,尽管如此,并不意味着儒家思想与现代化之间是冲突对立的。
  借助于辩证发展的观点,可以把儒家思想看成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即儒家思想尚未完成——“Not yet”,其“多元性、开放性”的特征对于儒家思想的发展展示出一个契机。面对现代性可能引起集体意识的衰弱这种潜在的危险,可以通过从阳明学以至儒家思想中继承并学习积极的思想内容而获得帮助,这对于提高人们当前的精神生活质量和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也具有积极的功能。
[硕士论文] 王佳
外国哲学 延边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罗钦顺是中国朱子学发展史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宋学代表人物,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他还被一些学者视为气学家的代表。他的哲学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墨一笔,同时,也在朝鲜、日本思想界引起关注并受到称赞。在朝鲜性理学者和日本朱子学者中,很多受到罗钦顺思想的影响。然而,在日本江户初期的朱子学者中,贝原益轩与伊藤仁斋虽对罗钦顺思想有所受容,但并不是完全吸收,而是对其思想进行了本土化发展,进而创新了日本朱子学的内容。而且,两人对朱子学的发展方向又不尽相同。其实,在整个日本朱子学的全盛时期,有不同的朱子学派产生,但是贝原益轩与伊藤仁斋是对朱子学从受容到反思、怀疑的两个学者,他们的思想脉络和方向可以反映出当时日本朱子学的时代背景,也可以通过三者思想比较研究为我国朱子学的再发展探寻路径。因此,本文将对罗钦顺思想与贝原益轩、伊藤仁斋关于朱子学的一些思想进行比较研究。
  日本江户初期,朱子学在日本得到了一定发展,逐渐走向了全盛时期,并最终确立了其官学地位。在诸多朱子学派出现的状态下,贝原益轩和伊藤仁斋依然是坚定的朱子学者无疑,但是他们同样也对朱子学有了批判性发展。贝原益轩在朱子学者中,已经表现出了朴素唯物主义倾向;伊藤仁斋则因质疑朱子学,而走向了以研究孔孟道德古义为主的古学派。本文着重对罗钦顺与贝原益轩、罗钦顺与伊藤仁斋思想进行比较。但是,贝原益轩、伊藤仁斋二人虽都受罗钦顺思想的影响,但是发展方向不同,这是客观事实,本文只做简单陈述,不做细节研究。林罗山是日本朱子学的重要承接者,本文只在谈及林罗山对日本朱子学的影响时提到,不做重点比较。
  尽管日本朱子学发展中呈现“百花齐放”的现象,江户初期的一些朱子学者还是没有摆脱朱子学者的思想范畴。贝原益轩和伊藤仁斋在理气观上,明显还是受容于罗钦顺,三者皆反对朱子学“理气为二物”,但是又各自侧重点不同;在心性论上,贝原益轩的观点又与罗钦顺的“一性两名”相吻合,而伊藤仁斋所言“天命、气质归一”也与之殊途同归;在理欲观上,三人出发点不同,却又都统一于“节人欲”(满足人的自然欲望);在致知论、修养论上,三人也有不同的的思想,但最终也是一致走向传统儒学的“仁”与“圣德”。因而,借由罗钦顺对朱子学的继承和发展,与日本思想家贝原益轩、伊藤仁斋等对朱子思想的接收与创新进行对比,尤其是他们在程朱理学的“理气观”、“人性论”、致知修养论等重要思想方面的比较,来探究其异同,并试图结合社会背景等因素管窥其造成差异的原因。以期探寻学习和发展朱子学的有效路径,以备对传统理学进行深入探究。
[硕士论文] 贾巍
中国哲学 延边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在我国的哲学发展历史中,大多数哲学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知行观点,而且形成了非常多不同的理论和学说,各自都有自己的特色。其中明朝的王阳明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一位提出“知行合一”思想的哲学家,并且强调了行动在其中重要的地位。其思想的实质就是讲人的知和行进行有效统一,同时在其中突出行动的重要性。为了更好的突出这个观点,在对知行关系进行了充分的说明和论证。其观点中认为知与行是相互依存的,两者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知是从行开始的,知行应该做到有效的统一,这样两者才能更好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点,如果是单纯的进行其中一者的研究,实际上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在王阳明的观点中,知与行是有效统一在一起的,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不仅相互依存,而且相互促进。知可以作为行的知道,行也就是知的实践,两者是针对人的行为进行研究的不同方面,而且并没有逻辑上的先后顺序。如果在行中没有知作为指导,行就会失去方向性,相反的只有知而没有行,也只是空谈。同时在王阳明的观点中,其着重强调了行的重要性,认为行在其中是扮演者重要角色的。在他的思想中就比较注重说到做到,如果只是说,而不去做实际上就会出现无法求真的问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和知相比,行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知的表现形式就是行,但是这种知并不是真知。所以说,对于王阳明来说,只是知但是不行动,实际上就是不知。在其研究中强调,知只是在对真进行思考,但是只有行才能最终得到真,不然就会终身不知。从上面的论述可以发现,知是依赖于行的,只有行才能促进知的有效发展。
  王阳明有效的把知和行结合在一起,针对两个之间的关系进行阐述和研究,和之前的传统的知行哲学观点相比内容更加完善,解释也更加合理和深刻。在其观点中对于之前学者在这个方面的理论弱点进行了深化和克服,主要是利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明确了它们之间不仅是相互促进、还是相互依存、联系以及渗透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存在,这种辩证的统一促使知和行的关系更加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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