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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李丽雯
中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谭嗣同是近代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其思想具有革新性、广博性等特点。看到中国近代社会受到国内外各种势力的倾轧,谭嗣同立志寻求一条变革社会的出路。他学习孔、佛、耶三家,深究三教精髓,在中国传统仁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仁学观,引用西方思想中以太观念并加以改造,最终基本形成独具特色的“仁——以太”体系。《仁学》共五十章,分上下两卷,上卷主要阐释“仁为天地万物之源”、“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不生不灭”;下卷主要阐述心力,认为要“以心力挽劫运”。虽然其论述有诸多不严谨之处,但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启蒙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本篇文章简单的梳理《仁学》思想体系并对其展开分析论证,意在突出《仁学》特点与对当今社会的重要意义。
[博士论文] 杜品
中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基于救亡图存的急切心态,在明治日本舆论思潮的影响下,借用日本武士道的概念和理论来重建中国尚武传统、弘扬中国传统武德,形成武士道思想。他欲以中国的武士道激励国人重拾尚武、爱国的民族精神,建设强权国家以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
  本文立足于对梁启超相关著作、文章的文本分析,从学理的角度对梁启超武士道思想的生成机制与基本内容做以系统的考察。近代中国的时代危机与观念变革、近代尚侠风潮和梁启超早期日本观三大因素构成梁启超武士道思想的生成背景。在这一背景下,梁启超武士道思想经历了以侠义精神理解武士道、以尚武精神认同武士道和提出中国武士道三个发展阶段。梁启超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进化主义和爱国主义等价值观念作为其武士道思想的理论依据,将忠诚、道义、武勇、然诺和名誉五种德性提炼为中国武士道的基本德目,并以此为依据重组了中国古代尚武史。在建构武士道思想的过程中,梁启超提出了以“死之责任”为核心的生死观和以“合私奉公”为核心的公私观,丰富了武士道思想的内涵。建设强权国家、培育新国民道德和唤起民族精神是梁启超推崇武士道思想的目的所在。
  本文认为,梁启超武士道思想不是一个成熟的思想体系,存在着学理缺陷。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在运用武士道概念来言说中国尚武传统和民族精神时,体现出了对明治武士道的军国主义本质的认知缺乏与不警醒态度,也体现出了对民族文化不自信的心态。当明治日本侵略朝鲜、中国的野心暴露之后,梁启超放弃了武士道思想,表现出了在武士道问题上的自我警醒。本文尝试探讨武士道思想的价值以及在梁启超繁杂的思想体系中的定位,形成对梁启超武士道思想的整体评价与反思。
[硕士论文] 宋健
中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一位非常耀眼的学者,在诸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在这些成就中他的荀学研究无疑是极具特色的。本文将梁启超的荀学研究分成两个阶段加以阐述。第一个阶段称为“排荀”阶段,时间从1896年至1903年。在这一阶段内梁启超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将荀学作为封建专制的理论基础,反动学术的源头而激烈排斥。他将荀学概括为“尊君权”、“排异说”、“谨礼仪”与“重考据”,并围绕这四个方面展开批判式研究。梁启超在“排荀”阶段的荀学研究由于受其政治主张影响,导致他无法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去评价荀学,他对荀学的批判大多出自感性的判断,缺少足够的分析论证,这使他“排荀”阶段的研究学术价值不高。第二个阶段称为“尊荀”阶段,时间从1918年至1927年,在这一阶段内随着梁启超退出政坛以及目睹西方科学万能论破产,他开始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因此在对待荀学上他也由最初的排斥转变为尊崇。在承认荀子是儒家大师的基础上,他深入研究了荀子的政治思想,系统阐释了荀子的“性恶论”、“天命观”以及“心体论”并肯定了荀学的学术史价值。梁启超“尊荀”阶段的荀学研究是他以一个学者的身份进行的纯粹学术性质研究,他的研究内容不仅细致全面,而且立场公正客观,研究方法也融合中西。这些优点使得他“尊荀”阶段的研究成为后世荀学研究的重要参考,同时促成荀学研究的现代化发展。
[硕士论文] 康慧芳
中国哲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1900年前后,严复先后翻译出版了诸如《法意》《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等西方著作,译著中也表达了自己对西方近代思想的认识与理解。1903年严复为《老子》做了评点,不同于以往学者对该书的注解,严复站在古今中西文化转型的交叉口,把西方近代思想融入中国传统中,“以西释老”,完成了中国传统文本的现代诠释,从而赋予老子思想新的内涵,这使得该文本在老学史及近代哲学上具有独特的价值。严复尊信进化论,故反对激进革命而主张渐进改良;他接纳自由、民主,故以君主立宪为现实政制之正途。本文分五部分对严复老学思想进行论述:绪论部分,主要对严复思想渊源尤其老学思想进行阐述,并说明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思路和方法等问题。第一章主要交代严复评点《老子》的时代背景及个人因素,探究严复评点该书的出发点和目的所在。第二章开始进入核心部分,即严复在汇通中西文化的过程中,一面强调西方的实测方法,一面又肯定本体世界的存在,他通过提出“默会知识”这一概念,从而使“形上”与“形下”融合为一,解决了形而上学与实证主义之间的矛盾。第三章,探讨严复在把“道”作为宇宙万物最终原因的基础上,提倡“任天”,但又主张在遵循规律的前提下“与天争胜”,其渐进的变化观在政治上表现为渐进的改良。第四章为严复的政治哲学,严复把老子的“无为”与“小国寡民”的愿景等同于西方政治中的自由与民主,他参照西方政治提出实施君主立宪制的主张,提倡自由、民主,但在晚年又退回到主张强人政治,本章将重点对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民主思想进行论述。
  面对中华民族的危机,严复力图解决中国的生存问题、中国文化转型问题,通过解读中国经典,提出救国方案,其理论为政治变革和文化转型中的中国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撑和理论准备,具有极大的文化转型的现代意义。
[硕士论文] 唐华武
中国哲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谭嗣同,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他的仁学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尽管他的思想未能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在某些方面超出了他的前人甚至同时代的维新派人士。谭嗣同以中国传统仁学思想为根基,引入西方自然科学成果,对中国传统儒家仁学思想进行了升级改造。首先,他引入“以太”概念来解释仁:一方面,“以太”是“仁”之体;另一方面,“仁”是“以太”之功用。这样“仁”既有“以太”的物质性,又具有精神性,使其仁学思想具有唯心主义倾向。其次,谭嗣同以“以太”为背景,创立了一个“以太—仁—通—平等”的哲学思想体系,他认为:“仁”是“通”的起点和皈依,“通”是实现“仁”的方法和途径,而“平等”是实现“仁”所取得的终极效果。因此,谭嗣同提倡“四通”: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和人我通。谭嗣同认为只有实现“四通”才能达到“仁”。同时,谭嗣同认为,“平等”包含政治、经济和社会平等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只有做到三者平等,才能达到仁的境界。谭嗣同杂糅古今中西于一炉,思想上还不够成熟,认识论上还有许多矛盾的地方,但是他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和革新精神对当代社会仍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硕士论文] 高源
专门史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经世致用作为传统中国的重要传统,每逢王朝末期或社会弊端丛生时就会兴起。晚清时期深刻的社会危机使得经世思想再一次得到时人推崇,并涌现出诸多经世学者,其中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即冯桂芬。冯桂芬的经世思想受到家学传统、江南地区学风、西学中的经世之学等多方面的影响,面临晚清社会危机,他提出了较为全面的变法主张,并致力于付诸实践,包括呼吁政治改革、削减江南重赋、力主借师助剿、倡导西式教育、致力地方慈善等多个方面。和其他时期的经世学者相比,冯桂芬等晚清经世学者所面临的学习对象是西学,这也是冯桂芬的经世思想和传统经世学者有所不同的最直接之处。他既立足于儒家经世传统,又能以学习眼光看待西方文化,主张与西方沟通交往,可以说他的经世思想兼具立足传统、结合西学的鲜明特点。
  然而,冯桂芬的经世思想仍然停留在“中体西用”的层面,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冯桂芬对西方的总体认识仍然停留在视其为夷、以夷制夷的层次;二是对西学尤其是西方政治制度的认识,并未真正超出前人或同时代的学者;三是对待西学的态度上,冯桂芬主张学习西学主要限于西方的器物之技。因此可以说,冯桂芬的经世思想并没有超出儒家经世之学的旧框架,其经世思想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也并非个案。事实上,儒家经世传统的潜台词是儒学理论本身全无瑕疵,只须落实到现实社会中,或借鉴学习其他文化的器物即可。而且,传统经世之学固然有其积极之处,但和西方社会相比,又缺少了西方“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正因为如此,以冯桂芬为代表的晚清经世学者,才难以深入到器物层面的背后,从学理层面去真正认识和了解西方世界。
[硕士论文] 赵守晨
政治学理论 西南政法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严复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其思想涵盖了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他的思想可以说是认识近代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一面窗户。严复一生致力于追求国家的富强,为近代中国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可贵的主张和建议,特别是在思想启蒙方面,他的“天演”进化论思想为近代中国人更新了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目前学界对于严复的研究是非常细致和全面的,这也正体现了严复思想的重要性。本文试图将严复的进化论思想作为一条主线,来分析和阐释严复在政治上的观点和主张,进而客观的将严复政治观的全貌展示出来。揭示出严复对于近代中国的发展前途的理解与思考,向严复以及学界前辈致敬。
  本文采取政治学和历史学相交叉的写作手法,结合史料和严复的原始文献、书籍和期刊论文来进行写作。第一部分从时局和个人两方面的因素分析严复思想形成的背景,以及通过分析达尔文、斯宾塞和赫胥黎的进化论主张来阐释严复进化论思想的主要来源。第二部分则阐释受进化论影响下的严复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内容。第三部分则主要介绍严复渐进政治改革主张的具体内容和严复对于近代中国前途问题所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三民思想”。最后一部分,结合笔者的理解对严复进化政治观进行总体的评价、启示与总结。
[硕士论文] 刘晓萍
政治学理论 沈阳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近代中国介绍西方思想的第一人,严复陆续引介了大量西方资产阶级的有关自然科学和政治体制的著作,通过译著宣传西方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观念,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变革。本文以严复的自由思想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深入剖析严复自由思想的深刻内涵,进一步探究严复自由思想对推进封建社会思想观念的瓦解和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思潮的产生所做出的贡献。
  本文系统的梳理了严复自由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及理论基础:结合近代中国民族危机的深化、社会经济的落后和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等社会条件以及欧洲启蒙运动前后的自由思想和明末清初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对严复的影响,着重分析严复自由思想的理论内涵:包括严复自由思想的基本内容、基本原则以及实现途径,以此总结出严复自由思想的主要特点即自由即国家富强、始终存在于社会问题之中的自由以及中西兼收并蓄的自由,并对严复自由思想的时代局限进行阐述:包括严复的自由思想理论未能直接有效的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以及并没有认清近代中国的社会现状。因此本文着重分析严复自由思想对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和对当今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启示。通过对以上内容的分析研究,总结出严复自由思想的启蒙意义:包括对封建社会思想观念的冲击和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思想的催化作用。最后得出对于当今社会现代化建设的现实启示需要将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与吸收外部先进文化相结合、将实行民主政治与国民素质教育结合起来、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与国家富强结合起来。
[硕士论文] 兰特
科学哲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曾国藩作为晚晴重臣、洋务派领袖对中国十九世纪的历史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一方面是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坚守,另一方面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对科学技术的重视。本文将以这两个方面作为切入点展开对曾国藩思想的研究探讨。
  曾国藩儒学根基深厚,对于理学、汉学、词章之学都下过苦功,有着自己的心得体会;但最终将这些儒学门类统合为一,归结到经世之礼学,并辅之以“执两用中”的儒学方法论,形成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儒学思想。
  由于身处十九世纪中西文明激烈碰撞的时代,曾国藩较之以往儒家士大夫,对于科技更加重视。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科技的继承,另一方面是对西方近代科技的接纳和学习;这两方面共同组成了曾国藩的科技实践活动,并在此过程中展现了曾国藩科技思想的特点。
  曾国藩的儒学思想主导着其科技实践活动和科技思想,但其科技活动和科技思想对曾国藩的儒学思想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两者的互动可以说是西学东渐的一个缩影,展现儒学和科技一致性和相容性。曾国藩的这些思想和实践影响了历史进程、推动了社会发展,对我们当下的民族复兴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硕士论文] 刁春辉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清朝晚期,中国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上面临着重大危机,但更深层次的是中国文化的危机和价值体系的崩溃,其典型表现是经学作为中国价值理想的学术载体不断受到子学和西学的挑战,像谭嗣同倡墨学,严复译西书;也有被史学吞没的危险,典型是章太炎引领的夷经于史潮流。这种危机就是中国政治和文化危机在学术上的表现,廖平以为正是学术上的问题才导致了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危机。因此异学的挑战不是经学衰落的根本原因,所以有改革经学的必要,抛弃过去今古文经学和宋学的经学范式。这不仅关系到中国学术的复兴,廖平更希望借由学术的重振达到中国政治和文化价值的复兴。
  廖平在学术上的努力他自己曾以“学术大同”来描述,所谓“学术大同”,就是以经学大同为核心,以子学(含西学、佛学)理论为辅助支撑,与史学相对,以现实的政治生活秩序为改革对象,以人类的政教大同为终极理想的整全学术体系。这一学术体系阐明了经学与子学、西学、史学的关系,再次贞定了经学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中心地位,而且主张其在世界文化体系也处于中心地位,其目的在于:面临经学常道性格的危机,重新发扬经学的精神价值,指明中国的发展道路,挽救中国的秩序危机和精神危机,让中国文化的大同精神和理想能够在全球被传播和接受。
  具体来说,廖平分别在今古文经学问题、宋学问题、经学与子学关系、经学与史学关系、经学与西学关系等方面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构建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形成了自己“学术大同说”的基本框架,这个基本框架服务于他最后成形的天人大小的经学理论,服务于他期望最终实现世界的政教大同的理想。
  在今古文问题上,他判定今古文的差别根本在制度的差异性,典型代表是今文学纲领《王制》与古文学经典《周礼》之间的差异。一开始,廖平认为《王制》是孔子立法改制的纲领,而《周礼》则是周代制度的历史实录。后来,他的观点屡经变化,最后的定论则是以为《王制》、《周礼》都是孔子改制立法的著作,都是孔子对理想世界的规划。在这里,廖平不再在今古学问题上纠缠,他视经典都为孔子新经,视经典中的制度差异为中国与全球治理疆域不同的差异。
  在宋学问题上,他指出了宋学空疏无用,不能救国于危亡的不足,并总结这是由于宋学天人颠倒、知行颠倒而导致的结果。
  在经子关系上,他提出了子学为经学流派、子书多经学传记、子学为经学师说、诸子出于孔门四科等观点。在经史关系上,一方面强调经史不同,经为百代之书,史记一代之事;另一方面经制必将成为现实,成为一代代中国人乃至全人类的历史文化记忆。经学与史学相反相成,两者在历史进程中相互转化、相互影响。
  在经学与西学关系上,他将西学统属于子学,并认为西学的某些研究成果可以补充经说,诠释经说,同时他也以经学指出了西学的某些不足。他用中国的理论语言将西方文明视作“质”的文明,中国文化则是“文”的文化,两者可以相互补充,完成经学关于文明“文质彬彬”的理想。他还对哲学一词做了自己的阐释。
  总之,廖平的“学术大同说”在处理中西学术关系、贞定中国文化主体地位、发扬子学研究、创新学制改革等方面给我们很多启示,这一学说体系坚持了经学的天下关怀和大同理想,对于发挥中国文化的制度治理经验、构建公平公正的国际政治秩序,向世界提供中国智慧有重要的意义。
[博士论文] 罗来玮
中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谭嗣同思想体系中的“仁”作为切入点,分别阐述了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宗教思想、伦理思想、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等内容,分析了谭嗣同思想体系建构中的基本路径和思想归属等问题,并对谭嗣同思想的特点和历史贡献等方面进行了剖析和总结。
  文章认为谭嗣同思想是以“仁”—“通”—“平等”为主线展开的:首先,谭嗣同先后融合了中学、西学和佛学等思想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以讲求“平等”为宗旨的思想体系。换言之,谭嗣同思想中的“仁”之道是对“平等”思想的充分展现。其次,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宗教思想、伦理思想、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都是以“仁”为出发点、以“通”为手段、以“平等”为目的而阐述的;最后,谭嗣同为了实现全世界众生的“平等”提出了构建“大同社会”的设想。
  按照时间顺序来说,谭嗣同思想是以中学、西学和佛学思想为来源所构建起来,分别体现了他前、后时期思想的不同倾向。其中,中学思想是就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而言;西学思想包括了耶教(基督教)和西方自然科学等方面;佛学思想主要是唯识宗、华严宗等。按照内容划分来说,谭嗣同思想可分为哲学思想、宗教思想、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等五个方面。哲学思想包括“仁”本论、“以太”说、“心力”说、“日新”说等层面;宗教思想在界定了教的内涵包括了政和学二者的基础之上,阐述了他对孔教、佛教和耶教三教的关系问题;伦理思想主要是指“冲决网罗”口号的提出以及对“三纲”、“五伦”等纲常名教的批判;政治思想包括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和“变更西法”和“兴民权”等主张;经济思想是以“尚奢”为主张,提出了“维持挽救农工商贾之道”等设想。
  本文旨在通过梳理谭嗣同思想等各个领域,挖掘谭嗣同学思历程的真实样貌,寻找在图存救亡和思想启蒙双重使命下所提倡的平等思想及其历史意义,进而探究谭嗣同为了实现“大同社会”而付出的诸多努力。
  
[硕士论文] 张睿明
宗教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胡适一生著作等身,在文学、史学、哲学、宗教等诸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而本文所关注的焦点是胡适宗教方面的思想。首先,从研究方法上来讲,本论文主要的研究方法是:从胡适有关著作的时间先后顺序为“经”,以思想发展脉络为“纬”,穿插进文本细读、文本引申和文本分析进行研究。从内容上来讲,本论文首先探析了早年浓厚的儒学之程朱理学家学背景对胡适思想的影响,使他经历了从“拜神”到“无神”的心路历程。接着分析了胡适早年留学美国对基督教的体悟,由欲入教到并未成为基督徒的事实以及老年对基督宗教的宽容立场的经过。其次探析了胡适对佛教的立场态度,胡适吸收了佛教理论中积极入世的思想为己所用,表现出他积极入世的人生观;在研究中国白话文学史和古代哲学史时,胡适对佛教禅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主要运用“考据学”的方法对中国佛教禅宗史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重在指出禅宗法统谱系的历史真相,而这样的科学研究,其结果是在佛学界引起大波澜,褒贬不一。最后探析了胡适与“儒教”1的关系,胡适尤其推崇孔子及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思想,在阐述儒教经典从“魂”到“魄”到“三不朽论”之基础上,并且结合自己与基督教、佛教的亲身宗教经历和研究经历,形成了自己的具有创见性的宗教观—“社会不朽论”。总体而论,我们以为,胡适的宗教观是多元的、人道的、入世的。
[硕士论文] 王晗
中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梁启超的启蒙思想一直以来都是学界研究和讨论的重点,对于梁启超启蒙思想的研究大都是以《新民说》为中心来进行的。湖南新政时期的启蒙思想是他面对湖南一省之现实和在未经戊戌变法失败的背景下,对中国未来出路的理论探索,并且,梁启超在湖南新政时期进行了丰富的政治实践与教育实践。因此,研究湖南新政时期的启蒙思想,对于整体把握梁启超启蒙思想的特质和理解梁启超启蒙思想的前后变化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是从不同方面对梁启超在湖南新政时期的启蒙思想进行论述,分析这一时期梁启超启蒙思想的先进性,并通过湖南传统士绅集团对于梁启超的批判来反向说明梁启超启蒙思想的深度和影响。
[硕士论文] 李媛
中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探讨了康有为的天命思想以及康有为天命思想视域下对传统儒学的继承改造、对启蒙哲学的论证宣扬。康有为指出,天命具有统摄宇宙的意志,上天主宰着个人与国家的命运。不仅如此,康有为从直隶于天的角度论证博爱、自由、平等的启蒙精神。天命思想是康有为论证孔教合理性的基础,也是康有为宣扬近代启蒙思想的理论武器。换言之,康有为建构的天命思想体系构成了其哲学的重要基础。与此同时,康有为以天命建构的孔教与康有为论述的启蒙精神相互依存:康有为以天命为原点建构的孔教是康有为阐述启蒙思想的载体,以天命阐发的启蒙哲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儒学的近代转型。康有为的天命思想虽然有其积极可贵的成分,但是康有为对天命的过度迷信与青睐促成了康有为命定思想的生成,使康有为天命思想出现了内在的逻辑混乱。这导致了康有为的天命思想在迷信保守与激扬奋进中举步维艰。故此,探讨康有为的天命思想有助于把握天命在近代哲学中的命运,有助于洞彻康有为哲学立论的基础,有助于借鉴康有为改造传统文化、接轨新时期精神的方法,有助于吸取康有为天命思想终被时代遗弃的教训。在对康有为天命思想反思的过程中,要辩证看待康有为天命思想的理论贡献,同时批判康有为对天命的过度迷信,坚持用马克思丰义哲学的视角科学地认识天命思想。
[硕士论文] 王鹏燕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河北经贸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戊戌变法到五四时期,康有为的儒学思想发生了变化。主要分四个阶段:“援西入儒”、“以西化儒”、“儒西并尊”、“以儒维魂”。康有为一生都坚持尊儒的立场未变。
  流亡海外十几年的康有为对西方的认识更加深刻,归国后看到儒学式微,力倡保持中国传统文化,欲借鉴西方的宗教模式将孔教宗教化,以此来抵御西方的文化“入侵”。康有为不合时宜地推动“孔教宗教化”运动遭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派人的猛烈批判。陈独秀针从三个层面对康有为进行了反驳:首先,宗教层面,孔教不属于宗教;其次,政治层面,陈独秀坚持“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最后,文化层面,中国的“三纲五常”与新文化时期宣扬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相悖。康有为与陈独秀争论的背后是二人文化观上的差异、儒学思想上的差异和全局观和局部观上的差异。
  本文以新文化运动时期康有为与陈独秀二人的争论为出发点,梳理并分析了康陈在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是非得失。中外学者大多是对新文化运动持肯定态度的,把它当作新时代的到来的重要标志。批评的声音也是存在的,多是指新文化运动有着简单化和形式主义的缺点。值得肯定的是陈独秀指出了儒学与专制的关系,对封建专制的维护,这是不争的事实。绝大多数的新派人物都能够正确地认识到历史上的儒学并非宗教。在科学、民主潮流下,康有为把儒学宗教化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反孔思潮也存在不足之处,最大的不足的新派人以静止的观点来看待儒学。反观这正是康有为的独到之处,康有为能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待儒学,并开启儒学创造转化的历程。但康有为的不足也体现在对自由、平等、民主的认识不深入。并且强行将“孔教宗教化”,陷入政治漩涡使其思想的影响力和社会号召力受到极大影响,儒学也在这个时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硕士论文] 姜静
中国思想史 重庆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我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梁启超先生对女性权利的关注首开先河。他在“天赋人权”的观念启发下,大力倡导女性解放,开启了我国女性解放思潮的新时代。本文通过史料分析法、学科交叉法和文献研究等方法,解读梁启超先生的著作,对他的女性解放思想进行深入探讨。
  文章的第一部分是绪论,通过对国内外关于女性问题及梁启超女性解放思想研究现状的分析,发现以往的研究多是对某一项问题的探讨,或者是过于笼统,不太重视梁启超先生与同时代其他人的思想比较。本文研究弥补了这一缺憾,更加深入地剖析了梁启超先生的女性解放思想。
  文章的第二部分主对梁启超女性解放思想产生的背景和理论来源进行考察,深刻揭示了梁启超先生的女性解放思想的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家庭熏陶等方面,并分析了梁启超女性解放思想产生的理论来源:优胜劣汰的进化论,男女平等的平等观。
  文章中的第三部分对梁启超先生的女性解放思想进行深入探讨,详细阐述其女性解放思想的主要内容:梁启超抨击残害妇女罪恶习俗,倡导禁缠足,解放女性的身体;梁启超主张废除不良的早婚传统,倡导晚婚晚育,婚姻自由;梁启超以“欲强国必由女学”、从女子关乎国家兴衰成败的角度强调了女性的社会价值,肯定了女子的主体地位。
  文章的第四部分对梁启超先生的女权思想进行分析。他倡导兴女权,要在身体得以解放,婚姻不受束缚,可以接受教育的前提下,逐步提升女性在社会上的政治地位。梁启超先生的一生,以行动来推动女性解放,并向全社会进行宣传推广,引导了同时代社会上的女性解放潮流。
  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主要探讨了梁启超女性解放思想的特点及其局限性。梁启超先生的女性解放思想远远超出了他的时代,极具前瞻性和可行性,是我国近代女性解放思想的先行者。然而,受他所处的时代所限,他的女性解放思想依然存在不足,如在教育方面依然留有“贤妻良母”的旧式理念之影。
[硕士论文] 陈佩佩
中国哲学 西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辜鸿铭是近代思想史上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最早接受完整现代西学教育的中国人之一,由他作了如何将西方思维方式运用到中国传统文明研究中的较早尝试,并构筑了一套别具特色的思想学说,试图对中国和世界文明重新进行估价。他经历了晚清到民国剧烈的社会变革运动,在历次社会思潮运动中都始终站在传统的一面,对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弊端提出犀利的批判。他运用中西文明比较的眼光,审视中国文明和中华民族内在的气质秉性,呼唤轴心时期所奠定的中国人的精神的再度觉醒。他还不遗余力地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化,翻译儒学典籍,在欧洲社会引起巨大反响,他与当时世界上的几大思想家曾开展思想接轨,共同思考传统与现代的羁绊以及人类文明命运的问题。
  辜鸿铭的学说一直以来并未被当作一种自成体系的学术理论,人们常常注意到其思维智慧在某些惊人之论上的闪烁,而并未给予其全方位多维度的综合考察,笔者拟就对其孔教学说的诠释追索其思想中一以贯之的理论精神和逻辑脉络。主要通过研究孔教思想的形而上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等方面的理论意涵,审视其中西合璧的逻辑理路以及“扬中挞西”的人文情怀,将其置于近代中西、古今之争的思想史视域中,展现儒学精神在近代所闪现的这一奇光异彩。
[博士论文] 孙茜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沈仲涛是十九世纪中国近代知名的易学家,他以科学易为主要研究方向,在当时影响很大。当时西方各国的学者、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不仅带来近代西方科学技术,也把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带回本国及西方世界,由此出现了中西方文化的交织和汇通,并逐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随着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断的引进,国人受到了强有力的冲击和影响,在这种形势下易学家关注、学习科学,并研究它们之间的交会已成为当时的必然结果。沈仲涛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科学易学研究开拓者。近一个世纪过去了,沈仲涛的易学思想对当今的易学研究发展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为了深入分析沈仲涛科学易学思想及其科学基质,本文力图通过解读沈仲涛易学思想的学术背景阐述他的易学哲学思想,展现其易学特色及其对易学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包括他的主要著作和研易成果,这是从根本上把握沈仲涛易学思想的需要。沈仲涛博览群书,精通经史,毕生研究易学,善于从易图、卦、象的源流出发,在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前提下,顺应西方文化在华日趋普及之势,将中国古老的易学以新的视角加以观察研究,从而展现出它的科学思维模式及其哲理性并加以提揭,从而形成了沈仲涛自己独特的科学易学观点。在他的著作中不难看出他在对前人理论取长补短再加以更新后的思想观念,这也正是沈仲涛易学成果丰硕的原因。
  本文从沈仲涛易学起源的认知观点开始分析,追本溯源,再逐步拓展其科学易学理论体系。沈氏易学注重对易学史的研究,广泛吸取前人易说,基于易学发展的层面,认识到了易道数理在易学发展史中纵贯始终的的思想发展趋势。
  沈仲涛刻苦研习易理,并能古为今用,他非常重视对易数的研究,通过解读《易经》,提出将八经卦整合在一个立方体中,以代数式解读八卦,用六次方反映事物的真相,并在此基础上阐述易卦与物理学、化学、哲学逻辑学、天文学等学科的关系,把众多学科与易经研究广泛联系在一起。
  沈仲涛在易学研究中,广泛地运用了对比论证法、类比论证法、修辞论证法等多种方法论,从而达到了阐述内容生动、灵活、准确的效果。沈仲涛在这些方法论的使用中,力图避免这些西方论证方法的生搬硬套,而是在严谨论述中融合了活泼自然的科学思想,使我们对易学研究方式不断推陈出新。
  沈仲涛对易学研究也不拘泥于单纯的象数义理,而是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开拓了新的象数易学理论,建立易学的科学思维模式,进而揭示易之科学本质。对于易卦符号系统,沈仲涛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为这些符号赋予了空间、物体、力量和时间等实际的意义,并认为易卦的结构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使得易卦的符号系统与某些现代的科学技术系统存在着某种共同的起源,从而使两种知识系统之间发生互相的指涉,进而形成彼此的汇通。
  在论文最后,肯定了沈仲涛科学易学思想对后世学者的启迪和意义。中国古老的文明较之近代科学并非是落后,只是走了不同的发展路线而已,现代的、传统的都会在探索未来、造福人类的社会活动中发挥应有的价值意义。当传统遇到科学时,相资为用,以正确的态度进行汇通互动,可以达到互相启发,共同升华的效果。基于这一研究基点,他从易卦的象数思想的科学内涵给以科学的分析,解读并推广易的科学特征,在他的笔下,易学在代数学、物理学、化学、哲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中大显神通,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沈仲涛具有世界眼光,他的很多著作以英文出版,在国外影响很大。总之,他的科学易学的研究具有深刻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意义。另外,本文对沈仲涛易学研究的一些不足之处也做了揭示,如对《易经》符号的研究缺乏深化、量化的问题。
  沈仲涛在研究《易经》过程中,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归结出易的精髓和脉络,他以真为本,勇于创新,规划自己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因而研究结论独到新颖,是科学易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沈仲涛先生的易学科学观为近代易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启迪,构筑了新的发展平台。虽然沈仲涛的观点和结论存在一些不足,但在易学传承和发扬上所作出的贡献,推动了中西文化在更深层面的融会和贯通,使他在现代易学领域坐拥一席之位。
[硕士论文] 王天娇
中国哲学 河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梁漱溟,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在梁漱溟整个哲学体系中,人生哲学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人生哲学,可以看作是梁漱溟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的哲学思想是由他这一生所遭遇的人生问题激发出来,最后又回归到人生与社会实践当中。在梁漱溟一生的岁月中,他遇到的人生问题不断发生着变化,这也就决定了他的人生哲学存在着前期后期的差异。与梁漱溟其它思想不同的是,在他青年时代便已经有了自己所奉行的人生哲学。
  在梁漱溟人生哲学的逐步形成阶段,主要奉行的是佛家人生哲学。梁漱溟在青年时期形成了自己功利主义的处世原则,但功利主义凡事只讲对错有很强的局限性,于是,梁漱溟走上了另一条佛家出世主义的道路。对梁漱溟来说,佛家人生观很好的弥补了功利主义的局限性,并从人生所面临的终极问题出发来安身立命。在梁漱溟二十四岁完成的文章《究元决疑论》充分表现了他对于佛家出世主义的追求。梁漱溟在文章中主要探讨了关于宇宙本原、人生根本以及关于人生所面临问题的抉择。虽然在这篇文章中,梁漱溟也提到了“顺随世间义”,但他完全是站在“出世间义”的立场上来说,顺随世间的最终目的仍然是出世间。《究元决疑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梁漱溟给自己的人生划定了一个轨迹,在完成这篇文章的五六年之后,梁漱溟放弃了出世的念头,重新回到了人世间。
  重新进入世间的梁漱溟,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意义,于是,他的人生哲学由佛家转入了儒家。初转入儒家人生哲学时,给梁漱溟影响比较大的是泰州学派崇尚自然的人生观。梁漱溟认为,合理的生活就是凭借着自己的主观直觉和喜好去生活,而非依靠外在事物。梁漱溟十分强调和乐顺畅的生活态度,但同时他也清楚,仅仅是强调这样的生活态度是不符合儒家对于生活的基本要求的。儒家人生观所提倡的生活态度,除了和乐顺畅、轻外重内,还有发愤图强、自强不息、勇于担负起社会赋予的责任。从后者的角度出发,梁漱溟提出了自己生活就是奋斗的观点。奋斗存在于时时处处,奋斗的乐趣在于奋斗的过程,并不是为了满足某些外在目的,是对内在精神的追求,所以人生也要无目的的向上奋进。
  从梁漱溟从事乡村建设运动开始一直到其晚年,这是他儒家人生哲学的成熟期。如果说梁漱溟在从事乡村建设运动前的儒家人生观呈现出的还是青涩状态的话,那这一阶段的儒家人生观则相较之前更为完善化了,儒家人生观的立场也更为坚定了。梁漱溟思想上这一变化,是由于他人生中遇到的新的难题,这些难题迫使他不得不在思想中作出相对应的改变,而这些改变就使得梁漱溟的人生哲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之前的梁漱溟强调生活是无目的的向上奋进,此时的梁漱溟则认为,儒家人生观是无目的同时也是有目的,这个“目的”不是俗见俗肠的目的,而是远远超越个体之上的宏大的目的。梁漱溟将生命分为“大生命”和“个体生命”,“大生命”是超越性的存在,是“个体生命”的终极奋斗目标。作为个体生命,之所以要不断向上奋进,就是为了实现大生命的可能性。于是,不断奋进的人生不仅有了内在的动力,同时也有了十分明确的指向性。对梁漱溟来说,这也解决了他之前儒家人生哲学中遗留的历史问题。
  在梁漱溟的人生哲学中,有一点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被他视为个人生命奋进的极限,同时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最终归宿的佛家人生哲学。在梁漱溟一生的遭遇中,佛家人生哲学几次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到了梁漱溟晚年,在受到政治打击的情况下,梁漱溟更是用佛家人生观来宽慰自己。所以有人称梁漱溟为“佛格中的儒者”,正是由于梁漱溟由佛入儒的人生经历,决定了他在实践上将出世的心转化为了舍生忘死的入世的精神。
  梁漱溟的人生哲学,其实就暗含了他所经历的人生和社会的遭遇。可以说,梁漱溟一生都在为探求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不断求索。梁漱溟在人生的问题上用心,最终形成了自己的人生哲学思想以及人生之准则,成为他人生不可夺之志。
[硕士论文] 岳莉莉
哲学·中国哲学 兰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近代中国的哲学思想史,是被西方文化观念全面冲击的历史。在西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剧烈影响的时期,段正元作为民间儒者坚守着中国传统的儒学道统,并构建了以中道为核心的道德思想体系。
  在他的道德体系中,道是最高本体、终极依据,万物皆由道生,因道而行。德是次于道的本体理念,其最终目的是载天道、修良知、完人格,使世间万物皆循正道而行,择善法而生,以至大同社会。其中,贯通天人枢纽的便是“中道”。道德有先天与后天之分,先天等同于天道,后天等同于人道。中道在贯通天人的枢纽时是落在后天之人道上的。要达到中道需要“先天后天一贯”、“天人合一”,这样才能做到充实后天之道,而后才能贯通于先天之道、得天下之至理,而后大道生。即“以先天合后天,再从后天返先天”,是谓“一贯之道”也。总而言之,段正元的道德思想“上”直溯先秦儒道道德思想本义,“下”结合近代思想文化现状。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学关系的处理方法对当今多元文化下的社会中,如何在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中国哲学理论系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文将从段正元道德思想之渊源、内容和及其与人伦、政治的关系三大部分具体论述其道德体系。段正元道德思想之渊源主要介绍其对《大学》、《中庸》及《道德经》的解读,从中理解其所论天道、性道和人道的基本内涵和先秦时期哲学家相比有何相似又有何不同。段正元道德之内容则分别说明其“道德”思想的核心先天后天、一以贯之以及中道的概念,而后介绍其道德修炼的方法“黄中通理”。最后通过介绍其道德思想与人伦、政治的关系,来说明段正元思想体系下构建的政治理想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却并不是解决当时历史问题的良方。段正元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学的评价,都显示出其道统理论的局限与不足,因此,把其放在现代背景下,以一个固守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来考察,对儒学的创新和发展是有一定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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