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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裴新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闽南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李大钊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行者。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他的思想成果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至今仍有较高的理论研究价值。李大钊的调和思想是其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之前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本文主要由四个部分来论述,绪论部分介绍了课题的来源与研究意义、论文的研究方法与创新点等。通过相关文献的综述,回顾了李大钊调和思想的研究情况。
  第一章分析了李大钊调和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及思想渊源。李大钊立足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环境,采用调和中西,追溯传统的方法,借鉴了西方文化中的“自由”理念、“互助”理论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等,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和”文化、儒家中庸思想、道家辩证法观点等,吸收了梁启超、章士钊、杜亚泉等人的调和论观点,形成自己全新的调和思想。
  第二章论述了李大钊调和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李大钊以其独到的见解,主张在不同政党之间、不同文化之间、不同阶层之间进行调和。同时,也对调和的基本要求进行详细的阐述。他强调,调和者必须明白调和的含义,必须具备容人的雅量,必须遵循调和的法则,必须坚持创新的精神,正是由于这些异于他人的特点,使李大钊调和思想与其它妥协、改良、折中的调和有了本质的区别,使之有了鲜活的生命力。
  第三章试从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阐述了李大钊调和思想的启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李大钊的调和思想中强调的开放、包容、创新等理念和观点展现出其时代价值,对我们现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硕士论文] 曲兰英
马克思主义哲学 华南师范大学 2000(学位年度)
摘要:冯友兰是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界颇有影响的哲学史家与哲学家,是现代新儒学的重镇。他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史》与《贞元六书》是现代中国哲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杰作。
  本文研究的内容,是围绕《贞元六书》的中心,特别是就冯友兰的人生哲学进行新的诠释。本人认为.冯友兰的人生哲学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是二十年代,其中以《人生哲学》为中心;另一个阶段是四十年代,以《新原人》为中心。通过对这两个阶段及其中间发展过程的研究,可以看出冯友兰人生哲学的变迁轨迹和终极归宿。
  另外,本文还对自四十年代至现在不断出现的各类学者对冯友兰新理学系统的批评或质疑,以自己的研究所得,作出了必要的解释与说明。
[硕士论文] 李凤华
中国哲学 北京师范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尚秉和先生的易学体例进行了初步探讨,旨在梳理其“以象解筮”和“本易理以诂易辞,由易辞以准易象”的解易原则。通过对尚秉和先生著作的研读并与古今其他易学大家著作进行对比从而对尚秉和先生“与先儒十七八不同”的易学体例有了一定的了解,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梳理工作。论文以期全面、准确、系统地呈现尚秉和先生对于易学特别是象数易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文章对尚秉和先生之解易体例的梳理共分为五个部分即:尚秉和先生之生平、著述情况及其论先儒诂易失误之原因,“以象解筮”的解易风格,“本易理以诂易辞,由易辞以准易象”的解易原则以及尚秉和先生的证易之方,最后评价尚秉和先生解易体例的影响和不足。主要是从体例入手分析尚秉和先生研易思想的逻辑进路。象数学本来就非常繁琐,加之尚先生的思想博大精深尤其于象数学造诣颇高,故长时间来因其思想晦涩难读而难以为学界所重视,所以本文也只能是阐释尚先生的易学思想的大概,从而使其思想能更了明于天下,为研易之人提供一了解象数的有效途径。
  尚秉和先生在学易过程中深感研易脱离象数之弊,故以“为往圣继绝学”为己任,多年刻苦钻研失传之象,遍寻《左传》、《国语》之旧筮例并结合《焦氏易林》,对其中易象易理钩深索隐,反复推敲验证,自成一体,自名曰“周易尚氏学”。本文概述其独特的易学体例,其博大的易学思想还有待学界共发明之。
[博士论文] 杜运辉
中国哲学 南开大学 2010(学位年度)
摘要:张岱年(1909-2004)先生是中国现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文化巨人,为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总结和创新做出了重要贡献。总体上来看,虽然学界近年来对张岱年哲学的主要范畴和命题都已经有所论及,但对张岱年哲学还存在着重视不够的现象,特别是还缺乏对张岱年人生哲学的系统研究,而这正是本文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
  第一章从哲学观、方法论、认识论、宇宙论和人生哲学五个方面来审视张岱年哲学体系,论证人生哲学在张岱年哲学中的核心地位。
  第二章价值论是张岱年人生哲学的理论基础。张岱年既是20世纪30-40年代中国价值哲学的重要开创者,也是80-90年代“价值热”思潮的重要参与者,其价值论包括一般价值论和人生价值论,论文分别论述其价值界说、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兼和”价值标准,并归纳其人生价值体系的基本原则。
  第三章理想论是张岱年人生哲学的核心,论文首先论述人生意义(人在宇宙间的地位)问题;其次论述人性论,包括人性的界定、人性善恶以及“尽性”等问题;最后论述以“理生合一”为核心的人生理想的基本内涵。
  第四章是道德论,首先论述张岱年的道德范畴、道德的起源和本质、道德的基本原则、道德与社会制度等问题;其次论述其建立新道德的方法论、20世纪30-40年代和80-90年代两种道德规范体系的具体内涵。
  第五章是自由论,首先论述张岱年对意志自由的界说,以及意志自由与道德责任的关系、实际自由及其实现途径等问题;其次通过“力”、“命”问题集中论述其有关自由与必然关系的思想。
  第六章探讨张岱年发扬人生之道的终极关怀思想、以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为主要内容的境界论,和以对“仁智勇”新诠释为核心的“兼和人格”。
  张岱年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建立了第一个系统化、理论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加强对张岱年人生哲学的个案研究有助于弥补当前学界对张岱年哲学研究的不足,从而对张岱年的整个哲学体系有更准确、更完整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这有助于实事求是地评估张岱年对建立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人生哲学的理论贡献,为当代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人生哲学提供极其有益的借鉴。
[硕士论文] 吴长苏
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广西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为了探寻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他汲取中外思想而自成一家之言,一生都在寻找适合于当时中国国情的文化发展道路。李大钊的思想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而他的文化观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只对李大钊的文化观进行分析研究。在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和纪念李大钊诞辰125周年的背景下,对李大钊的文化观进行系统的研究探讨,认真梳理李大钊文化观产生的思想基础、文化背景和发展历程,阐明李大钊文化观的内涵,可以突出其历史地位,并指出其对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意义。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西文化大论战的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是李大钊文化观的丰厚土壤,西方近代文化是李大钊文化观的重要条件,十月革命带来的新文化是李大钊文化观的的关键钥匙。李大钊的文化观经历了从批判中国封建文化到借鉴西方近代文化,从借鉴西方近代文化到调和中西文化,从调和中西文化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李大钊认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要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对于西方近代文化应该吸收借鉴、洋为中用,并对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趋势作了预判和分析:即社会主义“第三”文明论,要学习社会主义文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的文化观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扫除思想障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对于中国当代文化的建设,李大钊的文化观也展现了其作用,尤其是其文化调和论、“第三”文明论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许多可取之处。
[博士论文] 丁立磊
中国哲学 河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罗光在大量借鉴了西方士林哲学的创化思想基础上,对儒家学说进行了全新的建构,形成了他的儒家生命哲学特质,对儒学新时期如何创新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罗光以“生命”为中心,广泛吸收了中西方哲学思想的精髓,为儒家生命开启了更为广阔的视野,他所建立的生命体系已经成为一种全新的模式,超越了文化的限制达到了全人类对生命的普遍性共识,帮助人们从形而上的层面去认识生命、体验生命、超越生命。罗光的儒家生命哲学体系融合了中西方关于生命的理论,提供了一种跨文化的视域,帮助人们客观的了解生命的现实性与超越性,知道了生命的根源,明晰了生命的运行状态,了悟了生命超越的归宿,人便能够对自我生命有所凭籍;生命也会逐渐展现其内在的精彩和丰富性,这是人类生命所独具的一种特色,如此层层展开、环环相扣,展现了罗光儒家生命思想的全貌。
  罗光对于生命本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从中西方两个维度进行了论证,最终的结论认为儒家从“动”的角度对生命进行的阐释是较为合理的,也符合了当前人们对于生命的整体认知,得出了生命之“有”的全新结论。罗光认为儒家的生命本体就是“存在”或“存有”,具体体现就是生命,表现为内在的变易,由“能”而到“成”的变易,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生命的“成”就是本体自身,是一种内在的自动力,通过“性”与“在”关系的演变而呈现。生命的存有就是全部生命的基本点,宇宙万物融合成一个大的生命体,生命即存有,存有即生命,二者是完全同一的。
  罗光将宇宙论从儒家哲学中进行了剥离,使我们更加明确了生命在宇宙中的演变过程、运行状态,结合士林哲学的核心概念进行了重新的阐释。罗光认为宇宙万物的出现是有一个总根源的,就是创造主运用创造力化生万物,创造主不是宗教意义的至上神而是超越宇宙之上的一种存在,这样才能够运用自己的力去创造万物,这与儒家所说的“天”有着某种类似性。宇宙万物被创造出来是靠着创生力,万物的运行也是由创生力而使生命连接在一起的,这种连接是本体意义上连接。从这种意识上说,创生力就是宇宙,创生力使宇宙中的每个物体的理和质相结合,又因创生力维持这种结合使物体继续存在。
  罗光在对宇宙整体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也对宇宙个体进行了分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单体成因论,这也是对儒家生命哲学的一种创造。单体生命的呈现是“性”和“在”的结合,“性”是生命单体的规定性;“在”则是生命单体存在的本质特征。单体活动的有效运行是通过“行”、“动”、“变”三者而呈现的,“行”是起于单体止于单体的内在之行,“动”为生命的自动是向着自己发展的“自己的动”,“变”是生命的异动或是内部关系的变化造成物体的产生。罗光通过对印量元质说进行了分析,并与儒家的理气说进行对比,总结出:质和理,元质和元形是一致的;质和理结合而成“性”,“性”和“在”结合而成为单体。单体的形成也是通过创生力创造而形成的,又保持实体的实际存在;解答了单体在“性——命”问题上的困惑,对单体成因做出了儒家的解释。
  罗光在对生命进行本体论、宇宙论和成因的揭示之后,转而向生命本身的意义进行研究,人的生命作为宇宙生命的核心是生命特质的全部呈现。罗光认为是由主体发动的一种内在行动,展现了儒家以生命为中心,凸显了“生”的特色,通过“化”、“通”、“理”展开其生命整体,提炼儒家的生命形态,生命以整体性的状态而显现,引起人们反观生命自身的浓厚兴趣。人是宇宙生命的中心,对其本体的探究成为一切问题的根本,是人之为人的内在根据;儒家对于人性的追问和预设,塑造了一个伦理本体的文化传统,为人的存在和理想人格的培养设定了一个终极目标;“心”显人性又统治人的情感,不受外在事物的干扰。儒家基于“心”的重要性,注重对于“心”的修持,提升自我道德修养,罗光将“仁”、“理”、“德”与生命相互贯通,体现宇宙生命与道德自然契合,展现了儒家核心价值的新路向。
  罗光对儒家的认识问题进行了细致梳理,围绕人的主体认识而展开论述,提炼出了儒家的认识论。认识活动是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问题,人作为认识主体是自我生命的呈现,认识过程中则体现了人是心物合一体,人有三种存在形式:本体的我、在世的我和来世的我。认识活动中,认识客体会不断突破主体的限制与主体发生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人对外在世界的认识是通过自身的感官开始的,进而深入到对于宇宙内在本质和规律等的理智认识,人的自我意识是对自然界的超越的结果可以分为:直见之知、反省之知和永恒之知。认识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价值和意义的反思,这是现有经验无法有效回答的,必须向自我回归,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局限,达到认识的圆满状态,实现认识的升华。
  罗光认为生命的终极意义在于对生命本身的超越,生命应该是一种完满的状态,为人们的生命超越提供一条由现实存在到精神解放的路径。罗光以儒家生命为根基,对天地之道、生命之性做了深入的思考,超越应该包含着修道、率性、天命,超越的方法则体现为诚和慎独,超越的目标则是圣人之境。罗光也借鉴了西方士林哲学的逻辑体系,“超越存在”已经超出了理性所能把握的范围,甚至语言也难以准确表达,必须依靠神见带来的灵性开启不同方式整合人类的精神生活;灵魂是由创生力所创造,成为生命超越的主体;通过对于灵魂超越的探寻,找到了现实超越的路径:纯而明、明而神、神而通,能够到达生命超越的最终目标。罗光以“爱”为中介打通了儒家与士林哲学,将二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仁爱在万物中自然流通,生命在爱中不断超越;顺利完成生命超越的关键就是“空虚自我意识”,不擅自发动人的感觉和理智及欲望,实现与造物主的融合;生命超越的目标就是爱的圆融,人在与造物主融合的基础上,完成与物的圆融,与人的圆融。
[硕士论文] 彭抗洪
哲学 湘潭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近代以来,传统孝道饱受质疑与批评,尤以“五四”时期为甚。在这种质疑与批评的挑战之下,现代新儒家徐复观回应“五四”时期的批判并对传统孝道予以新的阐发与弘扬。在人口老龄化、社会养老等问题日益突出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构建积极而和谐的孝道文化已成为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重要时代课题。而徐复观对“五四”时期非孝思想的反思为我们今天构建积极而和谐的孝道文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启示。
  “五四”时期,陈独秀、吴虞、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对儒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终结了儒学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统治地位;而作为儒家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孝道首当其冲。“五四”思想家对传统孝道的批判,其基本观点包括:孝道助长专制统治,孝道维护家族本位以及孝道损人格尊严。针对上述批判,现代新儒家徐复观作出了批判性反思。他在肯定“五四”时期非孝思想合理性的基础上,着重指出了其偏颇所在。这些偏颇有:以偏概全、因果颠例、有“破”无“立”。在指出“五四”时期非孝思想的上述偏颇以后,徐复观阐述了他对传统孝道的独到见解,主要体现在:对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孝道思想和《孝经》中“忠孝混同”的孝治思想做出区分,认为孔孟论孝与《孝经》论孝有着本质区别,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孝道思想才是传统孝道的真正内涵;对传统孝道之于专制政治与民主政治的作用做了富有新意的阐发,认为传统孝道不仅在历史上发挥着隔离专制政治毒素的作用,而且在现代社会它与民主政治亦是相通的;在“高次元的传统”与“低次元的传统”的理论基础上对文化传统以及“孝”文化传统内在精神的发掘,认为传统孝道所内含的深厚意蕴并没有改变,我们不应以静态的眼光对待“孝”文化传统。徐复观对“五四”时期非孝思想的反思,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构建积极而和谐的孝道文化,我们应该注重挖掘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孝道思想资源;应注重家庭建设,培养家庭中孝悌友爱的新风尚;应立足于“孝”文化传统,吸收其优秀的养分。
[硕士论文] 罗青
中国哲学 华中科技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冯友兰是现代中国著名的哲学家,他将西方哲学逻辑分析的方法和中国传统的理学思想相结合,为传统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可能的道路,是现代中国哲学家尝试重建和发展传统中国哲学的重要成果之一。
  本文先从分析20世纪的时代背景入手,简要介绍冯友兰哲学思想提出的思想文化背景。随后将详细的分析冯友兰新理学体系中的形而上学和以其为基础的人生哲学,力图准确呈现其新理学体系的主要内容:冯友兰新理学认为理是万物的本源,气是实际世界的依据,理气不存在先后问题、二者共同构成实际世界存在的根据。冯友兰的人生哲学是与其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想内在地关联在一起的,心性论是研究心性的理论,心即认知心,性即理,研究心性即是研究心之性、心之理。冯友兰认为心之性即是“知觉灵明”,即是觉解。觉解有高低不同之分。冯氏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生活本身,由于觉解程度的差异,人生的境界因而也有所不同。他将人生境界大致分为四种类型,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以及天地境界。人们需要通过具体的修养工夫来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实现其意志自由。冯友兰认为借助新形而上学理论能够帮助人知晓宇宙人生之理,实现人生意义。同时本文也将对冯友兰构建的形而上学是否成功及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对其人生境界说提出简要的反省和评价。
[硕士论文] 刘博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中国海洋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成为中国大陆学术界的一个热点。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中国大陆学者对现代新儒学思潮的研究大多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的。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也有个别的学者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方向,由现代新儒家的研究者转变成为其思想的追随者,有的甚至在其思想的基础上更有所发展,试图建立有异于港台的大陆新儒家群体。他们经过近十年的准备,发展成为形形色色的“大陆新儒家”。对于他们的思想和学术工作,学者们已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一定研究。
  在“大陆新儒家”学者中,有一位比较特殊,他不仅是当代中国的著名哲学家和美学家,而且还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传统儒学进行研究和发挥。这位学者就是李泽厚先生。李泽厚将自己对儒学进行创造性发挥的思想,概括为“儒学四期说”。李泽厚之所以提出这一学说,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针对港台新儒家学者的“儒学三期说”,因为此观点不仅有违儒学发展的历史,而且在儒学内涵的认定上也存在着错误(港台新儒家认为儒学的本质为“心性本体”,李泽厚认为是“情感本体”);二是结合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实际需要,在他看来要实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需要对儒学的优秀传统(重视现实生活、重视人性建设)进行“转换性创造”。
  本论文在研究过程中以“史论结合”为基本原则,主要采取文献研究法和范畴研究法两种研究方法。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第一部分是对李泽厚研究儒学发展史成果的总结,将其在原始儒学、秦汉儒学、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研究方面的工作加以分析概括;第二部分是对李泽厚在儒学本质方面思想观点的分析,内容包括李泽厚对儒学的深层结构、儒学“半哲学半宗教”的特点、经世致用的倾向思想内容的论述;第三部分是对李泽厚“儒学四期说”的研究,具体包括“儒学四期说”的产生缘起、思想倾向、主要内容等。其中,第一部分主要探讨李泽厚建构“四期儒学”的学术准备,第二部分讲李泽厚建构“四期儒学”的思想基础,第三部分讲他“四期儒学”的主要贡献。
  李泽厚的“四期儒学说”,以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为出发点,综合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思想内容,是中国当代哲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对该学说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硕士论文] 陶晓燕
中国哲学 西北师范大学 2010(学位年度)
摘要:在冯友兰的新理学中,本体和境界是两个重要的、较为突出的部分,冯友兰在借鉴了西方逻辑分析方法的基础之上,为他的新理学体系确立了一个明晰的本体——理本体,并在关于理与气、道体和大全关系的讨论中,引入了负的方法,用负的方法讲形上学所不能讲,在讲形上学不能讲的过程中,提出了他的关于人生境界的学说。实际上,在冯友兰那里,境界就是对本体的觉解,当人有了最高的觉解时,就进入了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是一种情景交融的意象世界,在这个意象世界之中,我们可以体验到生命的价值和意蕴,体验到一种新的存在方式——诗意地生活。
  本文分三部分来论述:第一部分概述了冯友兰以“理”为本体的形上学的构建,以及他在讲理、气、道体、大全等概念时,意识到逻辑分析方法的局限性,从而引入了负的方法;第二部分通过阐述道家的方法、禅宗的方法以及诗的方法,来讲冯友兰如何用负的方法讲形上学,以及负的方法作为本体和境界之间的桥梁何以可能;第三部分讲本体与境界的完美结合,以及由此而引发出的对于生活的情趣和人生的意义的寻求和追问。
[硕士论文] 张展
中国哲学 沈阳师范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梁漱溟是新儒家学派的开山者,他以独特的视角提出了“文化三路向”说。他将儒家思想、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与佛教哲学相结合,以意欲为核心,提出了三种文化发展路向。“文化三路向”说产生于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思想界正处于各种思想相互碰撞的繁荣时期,众多学者们沉浸在对“西学东渐”的反思关键期,热衷于使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中谋得一席之地。“文化三路向”说充分阐明了世界文化发展的最终趋势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本文从梁漱溟“文化三路向”说的形成条件、哲学依据,以及对当代社会现代化转换提出了一定的观点与看法。梁漱溟提出的“文化三路向”说以“意欲”为基础,详细地分析判断了中国、西方、印度三家文化的特点,即中国是“意欲调和、持中”,西方是“意欲向前”,印度是“意欲转身向后”。三大文化的发展中,中国文化才是世界文化的复兴。“文化三路向”观点提出的前提是梁漱溟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放在了世界文化的同一地位上进行区别和比较,这充分体现了梁漱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性,以及他的民族气概。梁漱溟后期在“文化三路向”理论的基础上还提出了一个“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它是在“文化三路向”的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世界文化循环论。
  通过对梁漱溟“文化三路向”思想的研究,我们应当充分理解中西方文化的本质,在中西文化相互碰撞的过程中谋求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和谐发展,吸收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一切元素,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将梁漱溟传统文化思想与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相联系,为中华文化复兴不断创造可行性理论准备。
[博士论文] 张梦飞
中国哲学 湘潭大学 2010(学位年度)
摘要:金岳霖的形上学创作包括回应时代思想主题,试图完成中国哲学在现代重建的任务,探索解决休谟问题与罗素的认识论上的困难,为自己谋求一个情感的寄托等目的。它以“式”与“能”作为形上性的本原,逻辑地构造了可能世界、本然世界、存在世界依次递进的演绎体系,并由对存在的个体的变动的关注上升到了对天道的穷究,探析了“无极而太极”的宇宙历程。整个形上学思想体系可以概括为:“居式由能,莫不为道。”
  通过评述冯友兰与怀特海的形上学建构方法的理论,可以提炼出形上学的一般建构方法:直观——演绎——直观的方法。金岳霖的形上学对终极本原的式与能的提炼运用了直观的方法,对式的界定及对其他范畴的推导以逻辑演绎为主要方法,在终极关怀上运用的是直观的方法。金岳霖的形上学以细致的理论印证了这个形上学一般建构方法,他还提出了“本然陈述”这一新颖的方法。
  金岳霖的形上学突出了存在的个体的中心地位,坚持了存有原则,以存在的现象事物作为真实的存在,把普遍、抽象的共相视作依赖于现象事物的客观实在,有别于西方形上学传统而自觉接上了中国哲学传统;他的形上学有明显的两橛分化痕迹,分别对应着静态的演绎与动态的化生两个过程,实现了对宇宙在时间与空间上无限性的说明。他试图谋求这些过程的有机性,但由于对普遍、绝对的过分追求而抑制了所建构的过程的有机性;他的形上学中以既成的事物或以往的事物存在状态为事实,按照自然主义的价值取向,认为存在即包含着选择、生命意义与目标追求,在整个思想体系中贯彻了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原则;他的形上学在对宇宙整体、大全的“道”的理解、把握及言说上,以中西合璧的方式来进行,使“道”既具有分析性又具有综合性,既清晰又神秘,既需要理智地把握又需要直觉地体验,作为核心范畴的“道”呈现出内在性与超越性相统一的状态。
  金岳霖的形上学为中国形上学的现代发展提供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思路;在形上学的对象、方法与任务上都在继承西方古典形上学的基础上着意于超越;注意以自身的理论来支撑知识论理论,使形上学与知识论理论相得益彰;他的整个形上学思想体系折射出他的自然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包含着深刻的生态思维在其中。
[硕士论文] 谭婉
中国哲学 华中科技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萧萐父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他以对明清启蒙哲学的研究而著称于海内外学术界,在扬弃前人启蒙学说的基础上,萧萐父运用马克思主义矛盾分析法,通过中西对比,提出了他自成体系的明清启蒙说。他认为,十六至十七世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以王夫之、黄宗羲、颜元、戴震等人为代表而展开的封建主义内部的自我批判思潮,就是中国自己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他的启蒙学说一方面避免了“西学中源”的自我中心的狭隘眼界;另一方面又摆脱了“全盘西化”的外在动因论。他既证明了我国民族传统文化本身有其现代化的历史根芽,又论证了中国文化趋向现代化的内在必然性。这对于解决传统与现代化相融合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式。本文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介绍萧萐父启蒙思想的现实渊源和理论渊源,即启蒙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来源;第二部分对萧萐父启蒙观的内涵进行界定,并进一步从传统的儒道两家的角度进行正反两方面的论证;第三部分则介绍萧萐父明清启蒙说所包含的三大主题:个体解放的新道德、民主政治思想、科学思潮。
[硕士论文] 张元
中国哲学 河北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罗光先生是台湾地区新士林哲学的中坚力量,也是新士林学派中建立完善的思想理论体系的第一人。他身兼现代中国哲学的研究者和西方基督教徒的双重责任,建立了独具理论特色的“形上生命哲学”体系。罗光在生命哲学体系之中,对儒家生命超越思想进行了现代意义的诠释。本文试图通过对罗光生命超越论的分析,使人们对儒家生命超越思想有深入理解,或继承或改正,进而彰显儒家生命超越思想的现代理论价值。基于文章逻辑结构需要,第一章首先对中西方超越问题悠久传统进行对比诠释,试图梳理该问题本身所涉及到的哲学问题,总结前辈们可借鉴的学术成果。之后则梳理罗光生命哲学的学思历程,并分别从宗教信仰和中国文化角度分析其生命超越论的独特之处。与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超越路向的比较能够使我们看到他们各自的优点与疏漏,揭示儒家生命超越问题自身的复杂性。第二章重点探讨了罗光“形上生命超越论”,主要包括生命超越论的理论渊源、“生命本体论”的形上理论依据、可能性与必然性、生命超越由本体落实于“在”并最终归于上帝“超性界”的基本理路,以及实现生命超越的实践工夫。最后通过总结罗光对传统儒家生命超越境界的厘定,展示其思想智慧。尽管罗光努力使形上生命哲学承继中国传统儒学的精神并试图发展传统儒学,但最终为儒学安置一个上帝作为源头的做法,使得整个哲学架构呈现出了不协调之处。同时也应看到罗光研究儒家生命超越思想的理论尝试,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学术经验。对儒家生命超越思想的探究应基于传统儒学的实际,以此来拓宽其理论空间。
[硕士论文] 刘纯
哲学 曲阜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近代中国,胡适是蜚声文坛的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自幼在家攻读“程朱之学”,遍览诸儒的论著,这构成了他的传统儒家文化背景。后赴美留学,吸收了西方先进观念,成为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这样,东西方文化在胡适的思想中发生激烈的碰撞,他归国时正值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开展,于是他紧紧抓住时代的主题,以哲学为起点思考人生的切要问题。在胡适看来,哲学与人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通过对人生问题进行哲学的思考,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人生精神。
  胡适对人生精神的思考是以批判否定旧传统、旧思想,弘扬自由科学新思潮为起点的,广阔复杂的时代背景促使胡适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建立起独到的人生精神,本文力图对胡适人生精神产生的各方面背景进行研究,进而对他的人生精神进行系统分类梳理,并探索分析其不同观点中存在的冲突与融合,挖掘其论述的评价和影响。
  第一部分对胡适人生精神产生的具体背景进行研究分析,主要包括时代背景,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在动荡中爆发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之风;自然科学背景,即以进化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对中国社会的冲击;西方哲学思想背景,即杜威和赫胥黎的哲学思想对胡适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即传统儒家哲学潜移默化的影响。
  第二部分对胡适人生精神主要观点进行分类梳理,并探究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主要分为三种人生精神:个人主义人生精神、“大我”人生精神和科学的人生精神。个人主义的人生精神表现为个性的独立与尊严、自身的充分发展与积极有为、容忍与自由的精神以及“为人”与“为己”的结合;“大我”的人生精神提倡个人作为“小我”要有对社会这个“大我”的责任感;科学的人生精神注重突出要学习科学的知识和拥有科学的态度及精神。本文分别对这三种人生精神的产生、主要观点和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矛盾和融合两方面,矛盾体现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下的“小我”与“大我”的矛盾,而融合则体现在“小我”与“大我”是从个人到社会的扩展,从对自我的改造到对社会的改造的扩展,其本质上是一致的、融合的。
  第三部分聚焦胡适人生精神的评价和影响,从胡适的人生精神在当时社会产生的积极影响和对现代社会所具有的现实意义进行了分析。“五四”时期,对人生问题的研究也是哲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从各个哲学家的著述到热烈开展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都将人生精神的讨论作为主题。胡适在对东西方文化比较和批判中,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个人自由、社会责任和科学精神为主要内容的人生精神,他关于人生精神的独到观点和他所在的这场个性解放运动相得益彰,对当时和现在的社会风气和学术研究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今天仍有不少发人深省的借鉴之处。
[硕士论文] 聂燕燕
历史学;专门史 曲阜师范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五四以来,中国社会呼唤民主与科学,以牟宗三为代表的当代新儒家学者提出“本内圣之学以解决新外王”的口号,试图通过儒学的创造性转变融摄西学。牟宗三在疏解儒家心性之学,吸取道家、佛家思想精华并借鉴西方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良知自我坎陷”的理论,以此作为途径来实现民主与科学,使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走出困境。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论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期,早期是为了解决“新外王”的问题而提出的,后期是证成道德的形上学及开出两层存有论的关键。重建儒家“道德的形上学”,是牟宗三全部理论的核心和出发点,也是“良知坎陷”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
  “良知坎陷”论自提出起便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兴趣,推崇者认为牟宗三的这一理论开显了“儒家外王学的新途径”。自由主义学派从中读出了儒家泛道德主义的嗅味,批评其“良知的傲慢”。在牟宗三的弟子中也存在着理论分歧,出现了以李明辉为主的护教派和林安梧、杨儒宾等革新派。大陆学者由研究牟宗三的理论产生了学术分立,方克立等学者坚持马克思主义官方立场,而蒋庆等人则投入到新儒家的怀抱,并形成大陆政治儒学的思潮。
  本文采用历史考察与理论批评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论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评价。我们认为“良知坎陷”论的形成和演化是中国现代思想发展史的必要环节,对其进行学术研究是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必要前提。牟宗三先生提出现代化建设应当坚持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精神在文化现代化建设中起到的核心和支撑作用,同时批判辩证地看待西方文化,在立足自身基础上开出创新的形态和内涵,这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由于对中国历史发展连续性认识不足,牟宗三的“良知坎陷”论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和理论认识上的错误。但无论是其理论的积极贡献,还是局限不足,都为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理论价值。
[博士论文] 张乃芳
中国哲学 河北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生与死的困惑自人类诞生以来,就一直如影随形地陪伴着我们,在可见的未来,依然不会有所谓的标准答案能令我们一劳永逸地于此释怀。不仅如此,现代社会的到来又给生死问题提出了新的挑战,诸如安乐死、自杀、死亡标准、堕胎、器官移植、克隆人……等等,生死难题由此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傅伟勋的现代“生死学”就产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他纵横古今中外,站在人生课题研究浪潮的前端,以其丰厚的学术素养和深邃的人生洞察力,勾勒出了一个“生死智慧”的体系,给这个古老而新鲜的问题展示了一个新的、开放式的解答路径与诠释视域。以此为基点,沿着傅伟勋开拓的智慧之路前行,对我们更好地思考、理解、诠释乃至解答生死问题的理论与实践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迄今为止,傅伟勋的生死哲学还埋藏在他庞杂的生死学中。本文的目的正是要梳理、解析傅伟勋的生死哲学思想,构建其生死哲学的体系。
  本文依循傅伟勋“中国本位”的“中西互为体用”的致思理路,运用他的“创造的诠释学”等方法,提炼其生死哲学的思想,构建出包括方法论、形上学、主体观、境界论、工夫论,以及现代精神治疗学意义共七个方面的傅伟勋生死哲学体系。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导论。这是正文展开的前期研究基础,主要阐述了本选题具有的理论和实践的意义,对国内外死亡学研究和傅伟勋思想研究的现状进行了综述,并说明了本课题所用的主要研究方法与基本研究思路。
  第二部分:傅伟勋生死哲学的方法论问题。傅伟勋生死哲学的方法论体系中,最突出、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创造的诠释学”,可以分为“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创谓”五个层次,前三个层次是“批判的继承”,后两个层次属于“创造的发展”,这是其生死哲学思想的学术活泉之一,被贯穿运用于傅伟勋生死哲学思想产生和体系构建的过程中。
  第三部分:傅伟勋生死哲学的形上学问题。这一问题可以分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从广义来看,其形上学具有涵容生命全面的规模,是整全的形上学;从狭义而言,它着重关注生死问题的终极向度,凸显缘何能阐明生死根本的所在。前者示其学说的宽度,后者显其理论的深度。二者结合,展现出了生命整体的立体感;二者的相互支撑体现了生命状态的涌动。狭义的傅伟勋生死哲学的形上学指:实存主体、终极意义/终极关怀和终极存在/终极真实三个部分,亦即生死哲学的主体观、境界论和本体论三者,属“胜义谛”部分;工夫论和现代精神治疗学意义则属“俗义谛”部分,前者说明传统,后者指向现代。可以说从理论上统摄了后面四章的内容。
  第四部分:傅伟勋生死哲学的主体观问题。这是对生死问题的承担者亦即实存主体的探讨。在西方,随着传统二元论世界观的崩落,人们原有的精神家园毁失殆尽,实存主义的理路被开拓出来。克尔凯科尔和尼采分别从信仰与理性两条路径彰显了实存主体的主体性一面,萨特继承两者的理论精华,从无神论的立场建构了实存主体绝对自由与全面承担一体两面的本然性抉择理论,赫舍尔则从犹太——基督教神学的立场,对人予以实存主义的分析,同样彰显了实存主体性的一面。萨特的理论缺陷在于实存主体绝对自由却无必然“向上”追求的内在因,赫舍尔的实存主体则最终只能依赖上帝的恩宠方可得救。在传统中国,经由傅伟勋以“创造的诠释学”方法的深层挖掘,发现了传统儒释道思想中与西方实存主义理论基本相当甚至更为源远流长、全面彻底的中国式的实存主体的本然性抉择理论:心性体认理论。在此基础上,傅伟勋建构了“一心开多门”的心性论新模型。鉴于心性体认与实存主体的时间体验紧密相关,这一部分还梳理了西方哲学时间观的演变,阐述了中国禅道的时间理念。
  第五部分:傅伟勋生死哲学的境界论问题。传统儒家以“天/天道”为终极真实,追求合道的乐境;道家以“道”为终极真实,追求合道的逍遥;大乘佛学以“诸法空相”、“一切如如”为终极真实,追求生死即涅槃的解脱,其共同的理路是:认可超形上学的终极真实,追求本然的心性体认的生死解脱境界。根据西方对终极真实是神性或非神性的区分,本文将西方生死解脱的境界划为:神性的、人性的、神人相即的三类,在论述过程中,发现其越来越凸显实存主体在认知、体验终极真实和获致、创构解脱境界中的积极作用。
  第六部分:傅伟勋生死哲学的工夫论问题。沿着傅伟勋的思路,借用大乘佛学的语辞,第四、五部分属于“胜义谛”层面,第六、七部分属于“俗义谛”层面。传统儒家重“修德”,传统道家重“修身”,传统佛家重“修心”,同为实存主体通过不同的路径,实现虽侧重不同但高度相近的解脱境界。西方生死学的工夫论梳理,与上一部分一样,是从神人关系入手,从而有传统的“修灵”与实存主义的“修心”之不同,有他力救赎和自力救赎的差别,就此析知:西方生死学的工夫论由原来对神界的向往与追求,更趋向于对现世人间中人在具体处境中本然性的人心的抉择与修炼,由重视集体的宗教仪式到愈加关注个体内心的真实体验。
  第七部分:傅伟勋生死哲学与现代精神治疗学的问题。傅伟勋的研究从来不会止步于对传统思想的深挖提炼,而是看重在此基础上如何有利于现代中国生死问题的解决。“心性体认本位”的精神治疗学就是傅伟勋朝向现代,在傅朗克的“意义治疗学”、森田正马的“森田治疗学”等的基础之上,开创中国传统儒释道思想文化的精髓而创建的,“中国本位”的现代精神治疗学理论。
  最后是论文的结语。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傅伟勋的生死哲学思想予以补充:傅伟勋生死哲学“形而中学”问题;鲍德里亚死亡观对傅伟勋生死哲学的启示;傅伟勋生死哲学语言观问题。最后简单勾勒了文章的大体结构框架、陈述了本文的创新之处。
[硕士论文] 李洪泊
中国哲学 山东师范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近代中国所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现代化问题,而现代化问题的核心是民主与科学.解决这一问题有两种思路:一是全盘西化,二是新儒家的道路.全盘西化,就是中国抛弃固有的全部文化,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以此为基础建立民主和科学.新儒家的路则不同.新儒家反对全盘西化,认为中国文化与民主与科学并不矛盾,中国文化能内在的生成民主与科学,能为民主与科学提供坚实的形上基础.
  牟宗三先生作为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为解决从中国文化内在生成民主和科学的问题,提出了良知坎陷说.良知坎陷说以中国儒学为基础,大胆吸收借鉴佛学和西方哲学.牟先生指出:良知可以经过坎陷,从动态转为静态,由此生成执.执就是认知心.这样一来,科学和民主就有了形上基础,民主制度和科学就可以建立起来了.良知坎陷说的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文化产生民主和科学的问题,为中国文化开辟了新的境界.
  良知坎陷说为解决中国文化内在生成民主和科学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但这是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思路呢?实际上不是的.在中国文化中,还存在一个重智的传统.这一传统同样历史悠久,渊源流长.这一传统最早在中国人观察天象的过程中产生.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为了农业生产,必须掌握天象节气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中国的天文学和历法学.这是中国重智传统的萌芽.后来,这一传统在荀子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荀子系统总结了中国先秦时期的认识论和知识论,构建了一个认识论体系.实际上,如果荀子的思想在以后的中国思想史上得到重视,完全可能以荀子的思想为基础发展出丰富的中国的认识论来.所以,良知坎陷说只是解决中国文化产生认识论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唯一的方式.如果采用别的方式,也能解决这一问题.
  良知坎陷说解决的只是一个历史问题,而不是认识论问题.良知坎陷说对人类认识论和民主制度和理论的发展有没有贡献呢?实际上是没有的.良知坎陷说不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也不是完善民主制度问题.良知坎陷说只是解决了一个历史问题,就是中国文化如何产生民主和科学的问题.
  良知坎陷说提出后,受到很多质疑和批评.有人认为良知坎陷说是“道德产生知识”,这种批评是不准确的.之所以如此,在于持这种态度的人,没有理解儒家思想中,关于良知的范畴的含义.自由主义者认为良知坎陷说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专制主义的心态,是一种泛道德主义.这种批评没有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在构建民主社会中的基础性作用.天主教学者从西方宗教的立场上批评良知坎陷说,这并不应理.
  良知坎陷说为解决中国文化产生民主和科学问题提供了一条途径.在良知坎陷说中,中国文化产生民主和科学这一问题已经解决.良知坎陷说,有其应有的历史文化地位.
[硕士论文] 许广东
中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09(学位年度)
摘要:儒家文化在中国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现在对于儒学的研究也非常多,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从传统儒学到现代儒学的转变过程上。在这些研究中也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思想,这些不同更加促进了儒学研究的多样性。 杜维明作为新时代儒学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对儒学进行了很细致的研究。并且能把儒家文化至于全球化的背景下来思考,这对于儒家文化的发展和传播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本文也主要是通过他对儒学的认识,以及他是怎么看待传统儒学、儒学转变和现代儒学的发展来进行探讨,希望能够对大家以后对杜维明儒学研究有所帮助。
[硕士论文] 许春
中国哲学 华东师范大学 2008(学位年度)
摘要:《论道》作为现代中国哲学史上的经典著作之一,其思想深邃博厚,逻辑论证谨严,集中体现了金岳霖先生对世界、社会、人生、民族命运等的深切关怀。他试图通过构建“新道论”来打通中国古典思想中的“万物一体”模式和西方传统思想中的“主客二分”模式间的畛域。以“新道论”为背景,金先生建立了有“个”有“体”的个体,赋与了个体之“个”以“体”。《论道》这种“体”“个”兼有的个体思想在学界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如何从哲学史的角度以个体为视域来理解《论道》并梳理其个体思想,给予其个体思想在哲学史上以合理的定位,成为摆在研究者面前的难题。 “能”和“可能”是构成个体的两种最基本的成分,它们的种种“特性”和关系蕴藏着《论道》个体思想发展的秘密。由于“能老有出入”和可能的现实原则,个体的产生是必要的。这种个体是有“个”有“体”的。与中国古典思想中的有“个”无“体”的个体相比,《论道》赋“个”以“体”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此时的“个体”还是一“个体共相”,需要在时-空的秩序“帮助”下特殊的现实,即时-空的位置化。处在时空视域之下的个体有变、有动,其殊相不断地生灭。个体的变动需要遵循“理有固然,势无必至”的原则。个体的变动状态具有不确定性和确定性的双重特征,几与数、运与命并存。处于时空视域下的个体并非个体的理性之境,还要“情求尽性”、“用求得体”,达到“太极之境”。但《论道》个体思想也并非没有问题,后来金先生的学生冯契对其师的个体思想加以吸收、修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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