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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王思文
伦理学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思想自由的希腊环境给予了亚里士多德自由创作的可能,人们的头脑没有禁锢在教条式的思想之中,多神崇拜也使得希腊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权威教义。但是亚氏所生活的时代,城邦的领导者为了争夺领导权发动了连绵不断的战争,使得希腊道德严重滑坡,这些现状让亚里士多德开始重新思考何为幸福、如何实现幸福等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中虽仍花费了大量笔墨阐述幸福的相关理论,但其幸福理论是为实践做准备的,幸福的现实活动才是亚氏的真正目的。古希腊时期的幸福是一种客观幸福,判别一个人是否幸福是可以用一些客观条件作为量度的。在其伦理学文本中,亚里士多德还对幸福之所谓实现条件做了反驳,最终得出德性的现实活动才是幸福的主导,但在拥有德性之前,还需将灵魂中的潜在能力进行激发。亚氏在其幸福论著作中还论述了目的的三个层级,其中的工具性目的与中级目的是从属目的,都追寻最终目的,但中级目的高于工具性目的,因为其本身也是具有价值的。潜能的实现属于工具性目的,德性的实现属于中级目的,二者都是从属目的,都为了追求更高的主导目的,即幸福。因此,潜能的实现与德性的实现最终可以统一于最高的目的---幸福之中。
  亚氏幸福实现活动思想对于前人的思想有着巨大的超越。首先,在幸福的定义上着重强调现实活动,将抽象的德性具体化为各种实践活动。其次,提出了潜能与现实的概念,并且主张人类的幸福活动是既包括理性也包括情感的。但亚氏的幸福理论也存在一些思想的局限性。亚里士多德对实践活动理解上存有不彻底性和片面性,过于将思辨活动神圣化和绝对化。亚氏的客观幸福论并没有提供一种普遍的客观标准,更多的是经验性标准,确切来说是实践智慧者的经验标准。但整体来说,亚氏的幸福实现活动思想是超群的,是具有借鉴指导意义的。现代社会的我们可以取其精华、有选择的继承其幸福实现活动的思想,认清幸福本质,结合自我的潜能、努力、德性实现真正的幸福。
[硕士论文] 高可荣
外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考虑Ackrill提出的这样一个案例:一个正义的人通过修邻居的栅栏来偿还债务。按照亚里士多德对Poiesis(创制)和Praxis(实践)的述说——Poiesis在范畴(或类别)上不同于Praxis,因为Poiesis的目的是自身之外的结果,Praxis的目的却是自身——会倾向于持有这样一个观点:修栅栏是Poiesis,偿还债务是Praxis。Ackrill发问:在这里只有一个行动的情况下,这个行动究竟和Poiesis与Praxis是什么关系?他之所以那样发问,是因为他觉察到了一种张力,即Poiesis和Praxis描述同一个行动,但Poiesis和Praxis又是不同类别的行动。我将这种张力分解为一个由三条命题构成的矛盾:
  1.Poiesis所描述的行动的目的和Praxis所描述的行动的目的不同;
  2.如果两个行动的目的不同,那么这两个行动在数量上不是同一个;
  3.有些行动能够既被描述为Poiesis,又被描述为Praxis。
  在上述三个命题中,任何两个为真都会使得第三个为假。那么,究竟哪一个命题是假的?Ackrill(1978)、Charles(1984)、Freeland(1985)和Müller(2018)认为是命题3,Whiting(2002)认为是命题1,Irwin(1986)和Angeir(2010)则认为是命题2。本文试图证明,Poiesis和Praxis的目的尽管不同,却能够描述同一个行动。也就是说,本文将支持命题1和命题3而拒绝命题2。
  本文导言部分介绍这个矛盾的由来及相关的研究文献。第一章讨论历史上几位学者解决该矛盾的三条途径。第二章正式进入立论部分,依次讨论Poiesis和Praxis的特征,并分析Poiesis和Praxis不同的缘由,以此作为第三章解决方案的铺垫。第三章前两节先分别给出接受命题1和命题3的理由,从而以间接的方式证明命题2为假;然后,为了加强本文的论证,第三节将给出拒绝命题2的正面理由。为进一步捍卫本文的方案,第四章设想了两个可能的反驳并尝试回应。最终我得出的结论是,就一个行动而言,当Poiesis和Praxis所要求的性质都被满足时,Poiesis和Praxis就都能被用于描述这个行动。这时,Poiesis和Praxis在数量上是一,在存在(或本质)上是二。我的解决方案既不损害亚里士多德对命题1的陈述,又保留了命题3所表达的直觉,也不违背亚里士多德的其他原文。
[硕士论文] 陈伟
外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友爱是人类文明社会之重要现象,普遍存在于相互交往的人际关系之中。但友爱关系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维系也困难重重。友爱现象在生活中带来的困惑,引起了众多哲学家为之思考和探索的兴趣。而柏拉图的《吕西斯篇》无疑是其中第一部系统性探索友爱的哲学作品。该对话涉及了柏拉图关于友爱的类型,友爱的条件,友爱的性质以及友爱与智慧的关系等方面的探究与理解。
  同时,这部对话也被称作是柏拉图“最迷人也最让人困惑”的对话之一。在现代研究者眼中,这部小对话常常被视为“一次失败的哲学推演”。因为在对话的最后,苏格拉底似乎推翻了自己的所有论证,好像没有获得关于友爱是什么的确切结论。但笔者认为,所谓结论,并非一定是作者所明确表示的某些话语,而是我们读者作为对话参与者,将自身参与到对话之中所获得的理解。这也是苏格拉底所谓的“助产术”。
  因此,本文将以柏拉图的《吕西斯篇》为主要文本,结合柏拉图的其他对话以及其主要哲学思想,对《吕西斯篇》所包含的情节与论证进行较为细致且系统的哲学化理解与梳理,以探究在这篇对话中所反映出的柏拉图的独特的友爱思想。
  本文主要思路和观点包含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对“φιλ(i)α”(友爱)概念进行的必要的澄清与说明。“φιλ(i)α”在古希腊社会中的含义,比现代意义上的“友爱”概念要宽泛得多。柏拉图的《斐德若篇》、《会饮篇》等对话都牵涉了“φιλ(i)α”的不同形式与意义,这一点也体现在《吕西斯篇》内部之中。笔者主张,将“φιλ(i)α”的概念与形式纳入古希腊社会的背景之中进行界定,并结合《吕西斯篇》论证模式,认为柏拉图在《吕西斯篇》主要提到了三种友爱的主要类型,并以朋友间的友爱作为“φιλ(i)α”的主要形式进行讨论。其次,以《吕西斯篇》的情节与论证脉络顺序入手,针对柏拉图在讨论友爱概念时涉及的不同维度,剖析出柏拉图对友爱的条件、原因与性质等方面的认识,以刻画出柏拉图对传统的情感主义、功利主义、科学主义友爱观的批判与反思。最后,笔者认为,柏拉图结合自己对友爱的初步定义:“不好不坏者因坏的介入而与善为友”,运用目的论链条推论出“第一朋友”的概念,将友爱进一步与善和智慧相联系,提出“真正的友爱的对象是智慧”的命题。这是一种典型的柏拉图的“理性主义”友爱观。这种友爱观的确立对如今我们研究哲学,即保持对智慧的友爱仍然具有启发性与鼓舞性。
[硕士论文] 张力
外国哲学 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本文中,作者试图通过身份政治学的视角,对早期斯多亚主义做一个梳理。
  第一章,导论。主要讨论下列问题:问题的缘起;希腊化时代的新哲学。
  第二章,作为宇宙的“自然”。这一章从说明早期斯多亚主义的“自然”概念入手,着重论述了他们对于宇宙的看法,其中主要探讨了:作为实体的宇宙;宇宙万物的构成法则;逻各斯理论;普纽玛理论。
  第三章,人与“自然”。这一章从个体与宇宙的关系入手,重点讨论了早期斯多亚主义的人论,其中主要包括这些问题:人在自然中的位置;灵魂学说;德性与幸福;宇宙共和国。
  第四章,从身份政治学的视角看。这一章从外邦人、身份与契约、个人与时代等三个角度对斯多亚主义的自然观做一解读。
  结论部分,作者对整个早期斯多亚学派的自然观做一个小结。
[硕士论文] 刘飞
伦理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人类自进入现代之后,尤其当今时代,面临日益严重的价值危机,尤其表现在伦理价值观方面,人类价值观的根基问题由此凸显出来。从唯物史观可知,价值观是人类社会历史活动的产物;它属于人自己与外界之间的“历史性”头脑的东西,而缺乏存在性根基,这是人类价值危机的根源,也是有关人类伦理的根本性问题。而要解决这个根本性问题,即需要有对这“历史性头脑”的自我觉察、自我认识,而人类古往今来对于我是谁迷惑不解,那个进行自我认识的主体即是自我认识的对象,因此自我认识最难认识,尽管“认识你自己”的呼声响彻古今中外,人类依然对此模糊困惑,这即需要研究人自己,由此对“认识人自己”这个问题本身进行探究的理论需求即凸显出来。
  “人自己”是什么,区别于“人”是什么,这是一个对人类“自身存在与生存”之奥秘进行探究的问题,牵涉到对人自身存在与生存之所由的本体性参究。本文基于古希腊哲思传统,从作为古希腊哲学基本主题的本性出发,从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即是认识自己的灵魂开始探索,是一个自形而下返观形而上、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统一于人之关系与生活的自我觉察的沉思探索过程。笔者将这过程分为三阶段,由此构成“认识人自己”的层次结构,而作为本文论述的三大部分:关乎形而上的“人的本性”部分和关乎形而下的“人的自我认同”部分,以及作为将形而上与形而下相关联的统合部分“人的功能中心”。本文第一部分是“人的本性”,从本性和灵魂这两个基本概念的探究出发,经由对灵魂内涵的深入挖掘,牵涉到人的本性的根源,最后揭示出与灵魂本质运作相关的德性是人的本性的核心,并且就哲学和伦理学而言,德性即是人的本性,是人存在的本质。本文第二部分是“人的功能中心”,德性即是通过人的功能中心的健康运作而发挥作用的,它是灵魂这生命空间形式与肉体统合的关键所在,牵涉到灵魂本质运作的推动与有机体功能发挥的衔接与关系问题,主要论述人的功能中心的哲思基础、生成内涵和机能,以及人的功能中心的运作及其机能的紊乱失调,这牵涉到德性缺失的本质、内在形式以及主要表现和内容。本文第三部分是“人的自我认同”,人的自我认同的基础与灵魂及其本质相关,牵涉到人的德性失落,人的自我认同即从人的功能中心构建起来,并着重论述由此构建起的典型的九种自我类型,对它们德性缺失的自我状态及其相应的基于自我觉察的自我转变,进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展开阐述,作为回归人的德性生活状态的必由之路,以应对当今人类的价值危机。
[硕士论文] 张尚原
外国哲学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亚里士多德哲学中蕴涵着丰富的对立统一思想,值得学界对此深入研究。亚里士多德依据对立的激烈程度将对立区分为“相关者”对立、“相反者”对立、“具有和缺失者”对立以及“肯定和否定”对立四种基本形式。亚氏认为,这四种对立之间不存在彼此转化问题,但在“相反者”对立和“具有与缺失者”对立自身中,分别存在着双向转化和单向转化的可能。亚氏根据对立双方的主体、转化和依存情况区分前三种对立,并依据考察对象的不同区分了前三种对立与第四种对立。亚氏认为,“肯定和否定”对立就是逻辑上的矛盾,它只存在于判断之中。黑格尔曾对亚氏的矛盾律进行过激烈批判,这是由于黑格尔没有分清亚氏矛盾观与其自身矛盾观所致。黑格尔对于亚氏辩证思想的继承主要体现在亚氏目的论中逻各斯与努斯精神的合一上。亚氏虽未明确提出“对立统一”这一组合范畴,但对“对立”和“统一”思想都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和阐述。亚氏出于回应柏拉图哲学、架构自身哲学以及创立形式逻辑的需要才没有将“统一”范畴作为重点来研究。亚氏通过研究希腊语法,从讨论一般与个别关系中衍生出他的实体论,并且将对立统一思想运用到各个领域的研究中。亚氏搜集广泛的经验素材,进行深入的逻辑分析,使得他的对立统一思想拥有超出前人的丰富性和深刻性。
[硕士论文] 王旭
外国哲学 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申辩没能使他摆脱不虔敬和败坏青年两项指控,作为苏格拉底的弟子,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中,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为苏格拉底作了辩护。城邦从政治的角度审判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则给出了哲学的回应。苏格拉底与雅典城邦的矛盾,实际上是哲学与政治的矛盾。哲学可以超越政治,却不能无视政治。哲人首先是一个政治人,要想在城邦立足,就必须获得城邦的承认。哲学与政治如何共处,是一个棘手的难题,色诺芬为此做出了尝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色诺芬在写作时强迫自己接受时代和读者理解能力的限制,他对苏格拉底的言行作了拣选,正如苏格拉底对诗与神话作了拣选。通过展示苏格拉底“好公民”的一面,隐藏其哲人的一面,色诺芬使人们意识到苏格拉底对城邦的价值。并非人人都能成为哲人,但哲人可以教育和培养“好公民”,这或许可以作为政治的另一条出路。本文结合色诺芬的写作意图和修辞手法,分三个部分考察了苏格拉底的守护神、美德教育和政治教育,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苏格拉底式教育的优缺点以及苏格拉底之死的真实原因。色诺芬将苏格拉底塑造成一个政治哲人,实现了政治与哲学的和解。
[硕士论文] 申平平
哲学 曲阜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幸福一直以来是个永恒的话题。古往今来,人人渴望幸福,寻找幸福,对幸福的追求也从未停止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当代中国人在享受经济持续稳步增长,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工作生活高效便捷的同时,却依然感觉不幸福。“有发展无幸福”也成为当代中国面临的民生问题。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生活的幸福并不仅仅与物质生活是否优渥有关。那么,幸福的内涵是什么?幸福实现的条件有哪些?实现幸福的过程中人们需要遵循哪些原则呢?人们又应该怎样做才能构建科学的幸福观呢?这一系列问题在当代中国亟待获得解答。
  对幸福观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而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当之无愧是对幸福观论述最为深刻和系统全面的哲学家、伦理学家。他对梭伦、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等人的幸福观既加以批驳,又继承其精华推陈出新,构建了更为科学、圆融、客观的幸福观,形成了一个范围广阔、研究深入、思路清晰、逻辑严密的幸福观理论体系,领越幸福观研究的理论巅峰。他的伦理思想体系源于对“幸福”的追问,最终又以“幸福”为落脚点。他将幸福定义为一种灵魂合乎完满德性的现实活动,是一种最高的善。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方可谓幸福的主导,幸福在于一生不断地行善,又需遵循公正、中道、友爱等原则,还要以适当的外在善为补充条件。在所有人的业绩中,哪怕是丰功伟绩也不能与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进行比较。因而,人们想要实现幸福,必须培养自身优秀、高尚、卓越的德性,充分运用德性指导现实中的实践活动。在当今社会,人们很有必要重新审视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从而获得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为人们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提供科学的参考。
  第一部分为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研究的意义。
  第二部分分析了亚里士多德幸福观依托的时代背景与思想渊源,以透过真实的社会图景考察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生成。时代背景主要通过解析亚里士多德坎坷曲折的生平和他所处的古希腊特有的城邦社会这一社会大背景来进行阐述,同时通过解读梭伦、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幸福思想明确了亚里士多德幸福观形成的思想渊源。
  第三部分从幸福的内涵、幸福实现的条件、幸福实现的原则阐释了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主要内容。
  第四部分品鉴评价了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首先从整体上把握了幸福观在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中的地位,之后肯定了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价值并指出其缺陷,劝导人们要以公正客观的态度去审视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正确认识其价值与缺陷,从而挖掘其借鉴价值,以获得对今人更多的有益启示。
  第五部分为结语部分。
[硕士论文] 吴宝祥
外国哲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数理逻辑出现之前,亚氏三段论历经2000多年都没有什么重大的突破。正文的第一部分用简洁的语言勾画了亚氏三段论的主要内容,包括三段论的内涵、表述、分类,以及不同三段论模式之间的转化关系。随着逻辑与数学思想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三段论理论也发展出了新的内容。第二部分从自然语言的量化现象说起,用模型论的方法解释量词的逻辑涵义,给出了量词的形式定义,借用数学化的语言研究了量词的各种性质——单调性、对称性等等。这些性质与三段论推理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利用量词的某些性质,再结合量词与其否定之间的运算关系,可以证明所有的亚氏三段论都为有效式。不仅如此,事实上,满足特定性质的量词都适用于这些推理模式。最后一部分则是从及物动词的角度,借用了Hartmann的研究成果,从自然语言中截取了关系三段论片段R,以p、l、r、t、c等字符为初始符号,结合全称量词和存在量词形成合式公式。之后以模型论的内容为基础,给出了对应的语义解释,也给出了系统的推理规则,最后讨论了片段R的完全性问题。
[硕士论文] 徐思瑶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西安邮电学院;西安邮电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宇宙是和谐而有秩序的整体,是中国古代儒家创始人孔子和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共同的思想理念。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主流学派儒家的创始人,他的“和谐”思想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之上,把天地人看作为统一的整体,强调社会的和谐以及人际关系的和谐,提出“以仁为本”的思想理念,并且以“礼”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道德准则,从而建立一个自然和谐、社会和谐、人际和谐的大同社会。孔子从这一理念出发,要求人们尊重自然,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要求人们遵循礼制,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要求人们不仅关注身体的健康,也要经常性的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努力以君子作为学习的榜样,取长补短,保持中庸的人生态度。而毕达哥拉斯作为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位提出“和谐”概念的哲学家,第一次揭示了“和谐”的内涵,毕达哥拉斯的“和谐”思想建立在数的概念基础上,他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数的比例构成的,自然界的和谐体现在宇宙天体的运行都合乎数的比例,社会的和谐也是以数为内在力量的,寻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和谐,看重法律对于社会的重要性,在个体方面毕达哥拉斯看重灵魂,看重音乐对灵魂的洗涤作用。
  孔子与毕达哥拉斯是属于同一时代而不同世界的著名哲学家,他们是不同文化的创立者和代表者,分析孔子与毕达哥拉斯两者的同与异,目的是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而和谐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即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以及人与人和谐。本文通过阐述孔子与毕达哥拉斯自然观、社会观和人生观的主要内容,对比孔子与毕达哥拉斯在自然观、社会观和人生观中的和谐思想,为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积极启示。
  时代在不断发展,社会在不断进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和频繁,人类共同生活在“地球村”当中。中国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这一过程当中,我们的社会的前进和发展不是孤立存在的,不能闭门造车,不能只关注自身社会的发展,还需要关注所处的整体大环境的发展状态。和谐社会的建设,要以和谐文化作为支撑,不仅需要立足于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之上,也需要吸收、借鉴西方思想当中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弥补不足,才能更好的实现自身的发展,促进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孔子和毕达哥拉斯都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和对后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孔子和毕达哥拉斯进行有关“和谐”思想的比较,分析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吸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的而不足的方面,从而促进全面性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样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和谐社会的本质内涵,有助于全方位的形成自然、社会和人的和谐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更有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硕士论文] 施海平
外国哲学 江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快乐是人类追求的永恒主题之一,伊壁鸠鲁和庄子的快乐观都偏重于个人的内心感受,他们的快乐从根本上来说是个人主义的。与其说他们是在追求快乐,不如说是对外界保持“不动心”,“无乐”和“独乐”是他们快乐观的两大基本特征。他们对快乐的认识更多的是对时代的反思,面向生活本身,寻求某种合理的生活模式,回归真实的存在。
  伊壁鸠鲁和庄子处在诸侯国纷争的时代,外在世界的黑暗,使得人们转向个体内心的慰藉。伊壁鸠鲁和庄子顺应时代的需要,提出了各自的快乐学说。伊壁鸠鲁认为,快乐就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干扰,快乐是首要的好和天生的好。身体的痛苦来源于无穷的欲望,灵魂的干扰来源于人们对自然现象、神、死亡等的不理解。在庄子看来,快乐分成三类,俗之所乐、天乐和人乐。俗之所乐的恰好是庄子所认为的大苦,庄子向往的是天乐和人乐,人乐是天乐的推行和展现。人们感到痛苦的根子在于虚假观念造成的干扰,因此,人们通往快乐的道路是改变自我的认知,换一个角度看待世界,摆脱习惯的感知模式和偏见的束缚,活在当下,体验生命本身。伊壁鸠鲁的认识论是准则学,重视感觉、经验和理性,而庄子的认识论是怀疑主义和直觉主义相结合,重视直觉、体悟和智慧。
  伊壁鸠鲁和庄子的快乐观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德性和自由的看法不同。快乐离不开德性,伊壁鸠鲁认为,快乐才是最终的目的,德性是快乐的奴婢,服从快乐的领导;庄子批判了道德的工具性价值,人类道德堕落是人心背离“道”的结果,主张道德要与善相结合。快乐的核心是自由,伊壁鸠鲁创造性地提出“偏斜运动”学说,肯定了人的自由意志,为积极的自由打开了一扇门,快乐就是坐在宝座上的女王。而庄子的自由是内心超越的消极自由,通过方寸之心化解外在矛盾,追求“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绝对精神自由。
  伊壁鸠鲁和庄子的认识论始终贯穿于快乐观之中,哲学应该有治疗的作用,否则就不能称其为真正的哲学。医生可以治疗身体的疾病,哲学家治疗个体存在的疾病,唯有改变人们的认知,用观念治疗观念,不断地做减法治疗,人们才能理性地驱除内心的痛苦,获得心灵的宁静。在当代社会,人们普遍处于“存在的真空”状态,找不到精神的家园。伊壁鸠鲁和庄子的快乐治疗哲学为当代人指明了一条治疗的道路。
[硕士论文] 韩新悦
管理哲学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权力是人类生活的永恒话题,人类的整个文明史就包括着权力的发展史。不管在国家管理的宏观层面,还是企业组织的微观领域,权力自始至终都不可回避。因此权力构成了哲学反思的重要内容,并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柏拉图作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也对权力进行过多次探讨,这对我们今天不无启示作用。
  本文从管理哲学的视角,通过对柏拉图的经典著作《理想国》、《政治家》、《法律篇》的深入解读,挖掘与诠释其中的权力理论,以期寻求其中管理哲学的本真。在柏拉图的政治理论中,权力是一种技艺,这种技艺的优劣决定着城邦管理的效果与目的。真正优秀的权力主体,必须拥有正义、勇敢、节制等完备的德性,统治者要拥有相应的知识,只有这样,他才能在具体的城邦管理中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进而在具体的管理中实现“公共善”也即正义的理念。这意味着,一个真正优秀的管理者,既需要优秀的德性,也需要理性的知识技艺,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德才兼备”,才能真正实现管理的目的。
  众所周知,柏拉图的整个思想并不完全统一,权力理论也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如真理与意见、集权与民主、德治与法治等。但其更启示我们,在管理中,即使管理者本人德才兼备,在一定的时间内实现了管理的目的,但是由于个人德性的变化,极易导致权力的异化,而制度化可以克服人治的缺陷,这对于今天的管理更为重要。
[硕士论文] 刘洋
外国哲学 南昌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理想国》中柏拉图为了回答“正义是什么?”的问题,引入了城邦正义与灵魂正义的类比,试图以大见小,通过对城邦正义的分析来引导人们理解灵魂或个人正义,并最终达到对正义的把握。因此,城邦正义和灵魂正义之间的类比,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柏拉图《理想国》正义论的基础。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对于柏拉图的这个正义类比提出了质疑,并进而批判柏拉图的正义理论,代表性的有戴维·萨克斯(David Sachs)和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萨克斯和威廉姆斯分别在不同程度上批判了柏拉图的城邦正义与灵魂正义的类比存在的问题。作为对他们的回应,一些学者站在柏拉图的立场上为柏拉图展开了辩护。
  本文在聚焦这一学术热点并结合对《理想国》文本的研究后可以发现,柏拉图并不是不假思索的建立起城邦正义与灵魂正义的关系的。城邦正义与灵魂正义在内涵上具有严格的一致性,但在结构上只具有相似性。因为城邦正义与灵魂正义分有的是同一个“正义”的理念,所以在内涵上它们是一致的。在结构上它们都包含有三部分,但内在秩序可以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结构上只具有相似性,不具有一致性。对于威廉姆斯所说的“城邦是正义的当且仅当他的人是正义的”。笔者认为,在正义的城邦中是可以实现个人正义的,只是城邦中三个阶层的正义状态有所不同。由于文化对灵魂结构的影响,欲望与理性并不是最初被识别出的样子,为了满足灵魂内部的需求,在正义的城邦中生产者,保卫者是会服从理性的统治的,这样在实现个人正义的同时城邦的正义也得到实现。
[硕士论文] 魏淑英
外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亚里士多德的道德责任理论中,自愿问题是道德责任的核心。亚里士多德在《大伦理学》与《优台谟伦理学》中通过考察自愿与欲望、选择和思想的关系来直接定义自愿,认为自愿是合乎思想的。但在这两部著作中,思想的含义是不同的,而且,无论采取哪一种含义,这一结论都是成问题的。可能正鉴于此,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直接从考察不自愿的条件入手来考察自愿。他指出,不是由于外力,并且行为者对行为具有完全的知识,这样的行为就是自愿的。反之,则是不自愿的。如果根据自愿对行为者认知状况的要求,那么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处于无知的行为与不能自制的行为并不是自愿的,这显然与亚里士多德的主张相悖。所以,如果我们要更好地理解亚里士多德对自愿的界定与论证,我们不仅需要厘清自愿与知识的关系问题,而且需要解释不能自制者的行为是如何出现的以及如何是自愿的。
  行为本身是复杂的,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优台谟伦理学》中都对混合行为的自愿问题做了研究,并提出了不同的判断标准,但他并没有进一步深究判断混合行为是否自愿的标准,而是转向讨论对行为的道德评价和行为者应当承担的道德责任方面。行为的自愿性要求品格的自愿性,但就品格的形成方面而言,由于品格是在家庭和社会环境等多种外在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也就是说,我们的道德是非观念大多是在儿童时期开始逐渐形成的,所以,品格并不完全是自愿的。如果品格不完全是自愿的,那我们便不必为出于品格的行为负责,这不管在道德责任的理论层面还是经验层面,显然都是不恰当的。
  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以及相关学者的研究,我认为如果将亚里士多德区分处于无知与出于无知的初衷考虑在自愿的定义内,也就是说,如果行为者的无知是由行为者自身的原因造成的,那么即使行为者对行为的具体情况是无知的,这样的行为也应当被视为自愿的。若如此,处于无知的行为与不能自制者的行为便不会对自愿的条件构成破坏。对于品格的自愿性、道德责任与品格的形成理论之间的冲突,本文认为,如果我们将品格的形成过程视为一个从被动接受的过程到理性选择的过程,那么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说品格就是自愿的,行为者应当对其负相应的道德责任。故作为道德的主体,我们不仅应当为我们的行为负相应的道德责任,而且也要为我们既有的品格负相应的道德责任。
[硕士论文] 杜阳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孟子和柏拉图同处于轴心时期,都面对着混乱的社会秩序和杀伐不断的斗争局面。所以他们都以对“善”观念的思考作为其哲学思想的核心,希望通过“善”观念构建起新的和谐国家。他们对“善”观念有许多共性的思考,但是他们的思想也有很大差异,这些共性和差异使得二者关于“善”观念的学说具有强可比性。柏拉图将“善”观念划分为两个层级,孟子则将“善”观念奠基在人性论的基础上,二者“善”观念的内涵有重合也有差别。“善”观念的内涵又影响到他们的政治构想,所以,对孟子和柏拉图“善”观念的比较研究,不仅可以找到轴心时期中西方不同政治走向的起源,更可以看到在相似的社会状态下,东西方思想家构筑的理想世界的异同点。
  第一章从整体上介绍了孟子和柏拉图“善”观念的理论基础。孟子和柏拉图都以对“善”的观念的阐发作为其思想的核心,二者阐释“善”观念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论基础。柏拉图用理念论奠定了“善”观念的两个层级,并且以“分有”模式贯通起两个层级的“善”观念,使得他划分出的“两个世界”因为“善”观念而有了存在意义。孟子用“性善论”将“善”观念奠基在人性内部,认为“善”是“仁义内在”的德性人格,也是人性的唯一特性。因此,孟子认为善性的表现形式便是人际交往,善性在人伦日常中才得以展现,并且要以“求其放心”、“反求诸己”的方式存养善性仁心。
  第二章详细对比了孟子和柏拉图“善”观念的内涵。孟子和柏拉图都对“善”观念进行了描述,虽然他们都没有给出“善”的精准定义,但是对“善”观念的内涵有着明确的阐释。孟子从人性论角度出发,认为“善”观念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涵:善性人人皆备,善也就是人的“良心”,也是“天之所与我者”。柏拉图则从“理念论”的角度出发,认为“善”观念有个层级的含义,理念世界中的“至善”认识的对象,又是给予人认识能力的最高理念,也是可见、可知两个世界共同的本体和存在依据。“可见世界”中的德性善则相当于孟子所说的人的善性,这一层级的“善”是对“至善”理念的模仿,虽然存在于人的灵魂之中,先天具有,但是并不是灵魂的全部。在“德性善”这一层面上,孟子和柏拉图的“善”观念有着较强的可比性,所以该章第三节就从“善性”的构成理沦、来源、涵养方式等三方面对孟子和柏拉图二者的“善”观念内涵进行了比较。
  第三章从整体上对孟子与柏拉图“善”观念的政治哲学效应进行了比较。
  本章第一节就孟子与柏拉图“善政”观念进行了对比。孟子“仁政”设想和柏拉图的“理想国”设想都期望通过建立起“善政”国家,改变混乱的社会秩序,获得和谐稳定的政治局面。只不过孟子从人人具有善性这一观点出发,提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的政治主张。他认为人人发挥善性社会政治环境才会有所改善,所以提出了“制民之产”和“谨庠序之教”等“仁政”主张。柏拉图则从人的灵魂的和谐状态出发,提出了“正义就是做自己的事”这一“善政”主张。他认为“国家是大写的人”,国家的和谐稳定关键在于社会分工明确,并且通过“消除私有财产”使得所有人都为国家的整体利益而生活。本节的最后就从二者对待私有财产的态度、社会秩序设置、教育态度等方面对孟子和柏拉图“善政”理想的异同做出了对比。
  本章第二节就孟子和柏拉图“善治者”观念进行了对比。孟子和柏拉图都希望通过“善治者”来带领国家走向“仁政”,并且相信只有这样的善治者才是最佳的统治人选,只不过孟子认为“善治者”是道德楷模:“仁君”,只有“仁君”才能施行仁政,以“不忍人之心”统治天下,爱护百姓。柏拉图则认为最佳“善治者”就是“哲学王”,他还阐述了哲学家成为“哲学王”的“上升之路”与“下降之路”。处于相同时代,相似的社会环境,两位思想家又有许多对“善”观念相似的思考,在思考中二者又有着本质的差异。可以说孟子和柏拉图对“善”观念的思考贯穿着他们的人性论、本体论和政治设想,研究孟子和柏拉图“善”观念的异同点具有重要意义。
[硕士论文] 柴林丽
马克思主义哲学 华侨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古希腊哲学问题受到古往今来众多学者的关注。古代希腊是西方文化的开端,其哲学为西方发展铺平了道路。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就对古希腊哲学有着深刻的研究。古希腊哲学对西方哲学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哲学的开端,也为后世提出了哲学研究的问题和方向。哲学的时代性特点必然会表现出古希腊哲学的兴起、发展与其当时的生活世界有着密切联系。
  梳清古希腊哲学的发展历程与其社会发展、现实生活的关系,能更好地理解那一时期哲学表现出来的特点。首先,运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方法,将问题放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思考,展现出希腊哲学是生活世界变化而成的产物。其次,在古希腊生活世界中,哲学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的理论是社会现实发展的写照但又反过来影响社会现实。把握住古希腊哲学思维结构的变化也就能理解到古希腊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哲学从现实生活中抽象出来,最后又以理论的形式来反作用于社会生活。
  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对古希腊哲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问题进行分析,既让我们了解到作为西方哲学前身发展的理论形成过程以现实依据,也让我们理解社会思潮有着理性判断。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学习运用这种方法具有紧要的借鉴意义。
[硕士论文] 王丽
马克思主义理论 河南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亚里士多德作为古希腊城邦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是西方城邦政治思想的重要奠基人和百科全书式人物。作为一名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其城邦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政治学》中。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对国家、政体、公民和法治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与前人相比,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政治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鲜明特点。一是主张法治优于人治,认为法律是城邦的最佳统治者;二是主张城邦的执政主体是中产阶级,认为中产阶级是协调社会矛盾的有力载体;三是推崇公平和正义,认为这是城邦的最高目的和宗旨;四是主张对国家政体进行职能划分和制衡的政治制度,提出了政体三要素理论。在亚里士多德城邦政治体系中,虽然其有些主张并不是自己独创的,而是站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前人的肩膀上进行的研究,但他并非简单的继承,而是予以了深化、丰富和发展,并借此对西方甚至世界的城邦政治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与此同时,与历史上的许多思想家一样,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政治思想亦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呈现出了明显的时代局限性,甚至有不科学、不理性的地方。但无论如何我们当看到亚里士多德城邦政治思想中的闪光点,看到其政治思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具有多方面的深远影响—不仅影响着欧洲当时的城邦政治思想,对欧洲后世城邦政治思想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且对我国当前的民主法制建设及推动社会进步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和借鉴价值。
[硕士论文] 杨凡
世界古代中世纪史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ανδρεlα一词是古典时期用来表示男子气概的常用术语,字面意思为“像男人一样”,引申义为“男子气概”,狭义上指代“男人的勇气”或“勇敢”。该词最早出现在公元前五世纪中期,早期的古典作家笔下并不常见,且多用来表示与男性生理特征或与男性身体暴力有关的过度的男子气概。公元前5世纪末至4世纪初该词大量出现,并具备了正面的内涵,多用以表示男性在保卫城邦的军事斗争中所体现的勇敢品质。在柏拉图的哲学对话中,ανδρεlα一词被大量论述,包括《拉凯斯篇》、《普罗泰戈拉篇》、《克拉底鲁篇》、《会饮篇》、《理想国》、《政治家篇》以及《法律篇》等,这些作品横跨柏拉图创作的各个阶段,ανδρεlα在柏拉图的修辞中被定义为“美德”,并且柏拉图多次强调这种与其他美德不同,ανδρεlα在哲学对话中体现着男子气概术语的矛盾性。
  本文从男子气概的视角结合话语分析的理论对柏拉图修辞中的ανδρεlα一词展开讨论。全文分为三章,第一章对柏拉图之前的古典作家笔下的ανδρεlα一词进行梳理,并交代公元前5世纪末至4世纪初男子气概术语内涵转变的社会背景。第二章分析了柏拉图如何在对话中对ανδρεlα进行定义与重新建构,ανδρεlα被纳入“美德”的范畴,该词已不同于早期古典作家笔下男子气概的术语内涵;同时柏拉图将ανδρεlα与“激情”(θμμοζ)进行区分,二者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性别内涵,雅典社会对于男子气概与大男子主义在术语上有着完全不同的界定。第三章重点分析了ανδρεlα话语建构背后的权力与等级的实质,柏拉图如何对传统的军事型男子气概进行贬抑,对不同政体下的男子气概进行不同的修辞表达,以及柏拉图如何将妇女、儿童、蛮族人、奴隶排斥在ανδρεlα的范畴之外,从而进行社会性别的建构。概而言之,柏拉图对话中ανδρεlα的话语演变,反映了公元前5世纪末至4世纪初,雅典社会男性精英在民主政体混乱的情况下,通过男子气概话语的建构回到话语秩序的中心,并重新确立雅典社会男性身份的过程。
[硕士论文] 李思文
外国哲学 延边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古希腊的文化、思想、哲学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成果。在这一时期,古希腊哲学也得到了不少的发展,从古至今一直给后人留下了特别珍贵的财富,同时在哲学史上涌现了很多著名的哲学家,这些哲学家提出了很多深渊的哲学思想而这些思想又凝聚成了古希腊哲学观念。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是其中的两位哲学家,他二人的哲学思想到现在还是后人一直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希腊三贤”就是指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苏格拉底,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巨大又缜密的哲学思想体系中,政治哲学毫无疑问是其哲学中最出彩的一部分,不单单是探索古希腊时期的城邦政治最直白、最有条理的史书记载,更主要的是他们的政治哲学思想为我们现在的文化历程给予了深厚远大的理论参考,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至今还是我们反思的焦点。笔者了解到,柏拉图对哲学的热爱如同他对国家的热爱一样,在他一生中一直试图将哲学的观点和政治思想相结合,他最大的期望是哲学家可以是政治家,政治家也同样可以是哲学家。同样亚里士多德作为柏拉图的学生在继承柏拉图哲学思想上也提出了不同的哲学理念,但都对当时社会以及今后政治哲学的发展、走向和延伸起到了直接影响,以至于到了今时今日,后人在面对时代危机时还是必须要回过头来查找资料,看他们二位的政治哲学思想的精粹,不得不说,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思想一直都是我们后人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值得参考的。他们二人的政治哲学思想是完全不同的,柏拉图信封神秘莫测的绝对理念,国家成因是绝对的分工,由哲学王实行人治建立“贤人政治”,反对民主建立等级分明的理想国,实行共产共妻共子女原则,而亚里士多德推崇中庸之道,国家成因是“自然的生成”,由中产阶级实行法治建立“共和政体”,提倡法治建立松散自由的优良政体,保留家庭和实行私有制的原则。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对二者的政治哲学思想进行初步梳理和分析,然后就其主要的政治哲学思想加以比较,从而进一步的阐述二者的政治哲学思想对近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影响。
  本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简要说明本论文的选题的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现状及论文编排的结构。第二章分别介绍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生平和两位的政治哲学思想主要内容。第三章分别从五大方面比较二者的政治哲学思想。第四章内容是二者的政治哲学思想对近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影响。第五章梳理和汇总研究结论。
[硕士论文] 刘卓
伦理学 西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世间万物存在很多现象,而从人类开始发现这个世界、改造这个世界起,人们就开始思考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开始探索宇宙自然的奥秘,并转而发掘人自身。人是谁,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人死后有无灵魂,人们应当如何对待生、看待死等?在对这些问题探索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反思、总结、研究逐渐形成了多种思想观念,从而有了哲学的产生。而生死问题作为人生哲学的重要研究方向,一直吸引着哲人们对其不断地求索。
  时至今日,哲学不断追问,科学技术日益增长,宇宙、自然、社会、人类相互交织的矛盾冲突、伦理问题,以及如何更好地认识生死,追求真理与践行使命,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实现人生价值,就要从探求生命的意义开始。
  纵观古今中外哲人,对生与死的哲学探讨更多是严肃、谨慎的。如何面对这个问题并加以超越?对于普世众生来讲都极其重要。就中国而言,儒、道、佛三家对生死问题的谈论极具代表性;西方则有古希腊诸多思想家、几大宗教等。现代文明发展离不开中西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影响,因而对生死观的探究,更应该从文化源头去探寻。从时空和文化体系的角度来讲,作为中西方相映生辉的两位思想巨人,孔子与苏格拉底都堪称两方文化的先驱。因此本文将孔子与苏格拉底的生死观作为研究起点,帮助我们更好地在漫漫人生路中抉择。
  本文第一章通过对孔子与苏格拉底生死观的产生进行梳理,从历史背景、思想渊源、个人经历的视角出发,研究和分析两者生死观产生的原因,从而帮助我们整理和梳理两者生死观的基本内容。
  第二章主要论述两者对生与死的认识。孔子从“天祖”传承的角度,认识到人在宇宙万物的主体性,从珍爱万物、反对人殉、慎行重生来反映对生命的重视,因此人的生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苏格拉底从自我认识为起点,以理性思考为前提,并不断反省自我的人生,从而提出“死可能比生更好”。
  第三章主要分析了两者生死观的道德内涵。孔子以构建理想社会秩序为出发点,将“仁”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并以“杀身成仁”的追求方式体现了其面临生死抉择时的价值取向。苏格拉底将“善”作为人的最高目的,不断的考察自身和追求好的生活,以“舍身求善”的具有美德品质的生活方式,以求到达“至善”的可能。
  第四章主要分析了两者的生死超越思想。孔子从“三不朽”的具体层面出发,实现精神生命的超越,通过“孝”以及丧祭礼仪构建的家族血脉,传承和延续这种生命意志,最终实现“天人合一”的终极超越,建构宇宙、社会、生命的融通。而苏格拉底以树立“善”为目的的道德追求,摆脱肉体欲望,以纯洁的、理性的状态拷问心灵,获得美德、追求真理,从而使灵魂到达幸福的彼岸,实现人死后不朽的存在。
  第五章则通过对孔子与苏格拉底生死观的认识,面对现实世界对生死观哲学上的拷问,提出构建使命意识,实现生命超越。帮助我们更好地面对生与死,以及在当今社会中如何重获生死追求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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