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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侯威
文化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米歇尔·福柯疯癫理论的社会历史背景,思想理论来源,主要内容等进行了全面的整理和分析,并对其疯癫理论的价值和意局限作出了简要的归纳和总结。米歇尔·福柯认为,曾经作为主体的疯狂已经被理性权力结构审视、宰制,并且被禁锢在医学的单一定义中,疯狂不再具有自身的真理,变成只能被医学所直观的客观化对象。通过梳理疯狂异化和疯狂客体地位最终形成的过程,得出一个批判性的结论:以实证主义为核心的现代心理科学、现代理性并不能解释或认知疯狂的真相。并且以此为契机,从疯癫理论入手,形成一个对福柯通过《古典时代疯狂史》关于现代性反思的全面理解。福柯通过讲述历史的方式,揭示出了历史进程中不被重视甚至忽略的微观权力关系,唤起人们对社会文化中被遮蔽、被压抑的异质因素的关注,重视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差异性和个体性。研究米歇尔·福柯的疯癫理论,有助于重新审视现代理性秩序,以及在对待“他者”的态度上,摈弃传统历史观中理性与他者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想,建构更加全面和多维度的社会历史理论。当然福柯的疯癫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福柯没有对疯狂的概念进行明确的定义等。
[硕士论文] 赵睛
科学技术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新兴学科与交叉学科不断涌现。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生命科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人类在认识生命、控制生命和改造生命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人类毫无底线的对生命进行干预和介入,将生命当作可操作、可控制的对象进行研究,这是实用主义工具理性的行为,由此引发了对生命的理解和对生命科学的讨论。这种将生命物化、工具化,导致生命去魅的行为,引发了一系列伦理学争端。针对这种问题,诸多学者给出不同的见解,提出了趋于完善的生命伦理观。
  生命伦理学理论伴随生命科学快速发展,但是其研究领域内也存在着分歧,缺乏统一的判断标准。本文对生命伦理学的道德伦理判据进行哲学反思,批判实证主义背景下的生命科技对生命的过度操作,解析如何实现伦理视域下生命的尊严、自由,实现生命的价值。生命科学是人类超越现象世界改造世界的一种实践行为,这一实践需要在道德律绝对命令的约束下才是理性的实践,才不会侵犯主体人的尊严、自由和价值。人是目的,也是有限理性的存在,只有遵循道德命令的约束,实现人人均是目的而不是工具,生命伦理学才能实现准确性和有效性,建立合理的生命科学伦理体系。
  本论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概述了生命伦理学产生的背景,实证主义、技术化的生命观是对生命现象的一种非理性操作,生命科学技术化的判别标准将生命模块化、去魅化。针对于此,跨道德、法律、宗教、大众媒体等学科,对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进行规范的生命伦理学应运而生;第二部分概述了生命科学技术对生命的去魅: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人体实验、人类胚胎干细胞技术、克隆技术是当代社会顶尖的生命科学,这些科技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让人类最根本的存在价值受到冲击,成为生命伦理学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第三部分论述了生命的返魅:对生命概念的哲学重构:人存于世,最重要的是有尊严的自由的活着,实现自身的生命价值。然而,有限理性的人类在现象世界中实践时,有意或无意地会对其他人造成损害,生命科学亦是如此,单纯的寿命的延长并不代表生命的价值、尊严得到了实现。康德的著作《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对人之为人的本质进行阐释,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论证了人类的永恒意义。人类是感性的存在物,也是理性的存在物,理性的对象则是人类自身。人类在“道德律”的约束下通过精神活动和社会实践超越现象世界的必然性,将大部分命运把握在自己手中。挣脱技术实证标准的束缚,纯粹地在道德律的约束下,以社会中每一个人生命价值这一纯粹哲学判据为目的作为标准,指引生命科学的发展方向,即为生命伦理学的哲学反思。
  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要保持时代性和先进性,针对不同的生命科学问题具有不同的约束方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紧跟生命科学的发展步伐。然而,不管生命伦理学如何发展,其所参考的纯粹道德伦理判据不能动摇,坚持以人自身为目的,遵循道德法则,保证人的价值、自由和尊严的最大化。
[硕士论文] 陈陈
外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良善生活”自古以来就是道德哲学关注和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西方哲学史上,有不少哲学家都对什么是好生活,怎样才能过上好生活做过详细的论述。美国当代杰出的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在其著作《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中,从对古希腊悲剧、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文本研究入手,对良善生活内涵进行了界定,并提倡过一种欣欣向荣的“良善生活”。努斯鲍姆还认为良善生活不可避免地受到繁杂的“运气”的影响,从而产生脆弱性;为了使良善的人类生活能摆脱来自偶然的境遇和运气的束缚,她认为实践智慧和情感的认知能力必须发挥指导作用。
  对努斯鲍姆良善生活思想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加详细地了解她的道德哲学思想,另外,针对努斯鲍姆这种思想的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古希腊的道德哲学传统,而且还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西方道德哲学的理论体系和发展脉络。另外,还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了解到了不同时期、不同的道德哲学家们对实现人类繁荣所做出的理论贡献,为我们研究西方道德哲学提供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视角。
  本文主要探讨了努斯鲍姆伦理语境下的良善生活思想的具体内容,以及这种良善生活对现实的理论意义,并希望通过对努斯鲍姆“良善生活”思想的研究,了解怎样才能摆脱“良善生活”所面临的脆弱性困境,从而实现幸福的人类生活。
[硕士论文] 佟亚冬
思想政治教育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众所周知,人活一世的目的就是拥有幸福。纵观古今,横察中外,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幸福目标而苦苦奋斗追寻。然而在纷繁杂乱的世界中每一个个体对幸福的理解与领悟是不尽相同的。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多家对此有所阐释,比如儒家、墨家、道家、佛家都有相应的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幸福观所提及的思想对今日幸福观的重塑既具有现实意义也有理论意义。
  关于本文对传统文化的幸福观的研究不试图全面或完整地梳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幸福观的各个方面内容,而是着眼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感性存在与幸福观念之间的紧张与融合为中心展开论述,集中于认识幸福的基本形态、掌握实现幸福的基本原则,了解达到幸福的基本路径,争取达到幸福的境界等方面来探究传统文化中的幸福观对当代的积极影响。本文第一部分对幸福的概念以及幸福在当今中国的现状做了简要的分析;第二部分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入手,阐释了中国历史上几种有影响的幸福观以及价值分析。论文的笫三部分阐释了在当代如何追求和实现幸福的方式与途径。
[硕士论文] 王绍文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南斯拉夫实践派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本文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实践派的代表思想家斯托扬诺维奇的伦理思想之上。斯托扬诺维奇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以马克思伦理思想为基础,对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也对当代资本主义以及人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剖析。他批判了多种异化现象,特别深入研究了新时代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科学技术的异化。本文力图从四个方面对斯托扬诺维奇的伦理思想进行研究,分别是斯托扬诺维奇伦理思想的多重来源,斯托扬诺维奇对马克思伦理思想的再阐释,斯托扬诺维奇伦理思想的建构,最后对斯托扬诺维奇伦理思想的价值与意义予以评价。斯托扬诺维奇伦理思想的核心之处就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界定,把马克思的伦理思想解释为一种革命运动的伦理思想。因此,斯托扬诺维奇的伦理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他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超越了以往传统马克思主义伦理理论的许多观点,同时,作为南斯拉夫实践派的成员,他的伦理思想也展现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诉求。
[硕士论文] 杨华生
外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德性是西方伦理学史上十分重要的思想,它有着悠久的历史。麦金太尔以历史的方法阐释了自己的德性思想,构建了一种独特的德性伦理。麦金太尔的德性伦理的主要内涵实际上主要指德性概念的内涵,它包括以下几个重要概念:叙事,德性,社群生活,共同善。德性概念的三个阶段的前提和内在含义是社群生活思想、叙事概念和共同善思想。在《追寻美德》之中,叙事是道德叙述方式,为一种广义的道德,也与德性概念三阶段理论息息相关。麦金太尔将社群生活理论运用到德性概念构建之中。德性概念主要包括一般社会生活和宗教社会生活。从麦金太尔阐释个人道德与社会共同道德的关系来看,个人德性生活的前提是具有社会群体生活,否则德性作为人的品质就无从谈起。善依旧是麦金太尔的德性伦理所关心的重要观念,他认为共同善是德性生活的目的。实践和传统需要德性去说明。麦金太尔德性伦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诸如丰富德性概念内涵和提供解决道德哲学问题的新思路等,也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硕士论文] 程永泽
伦理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从马基雅维里所处的时代背景、生平经历和其著作出发,讨论马基雅维里公共德性观。以马基雅维里的思想研究综述展开,通过探究中外学术界对其思想的解读、探究其思想的历史渊源,大概了解了学术界对其思想研究的现状、理顺了其思想在学术界史学理继承关系;再在详细探究德性与公共德性的概念和关系、公共德性的维度问题的基础上,充分界定了马基雅维里的公共德性的具体内涵,为梳理其公共德性的内容提供了研究范围和框架;重点通过对国家至善的变迁、保全国家存在的手段无善恶、个人德性与公共德性关系、爱国是最大的善等公共德性观点进行详细、深入地分析,梳理出了其公共德性观的具体内容;最后通过对其公共德性观的中肯评析,分析其理论的进步性与局限,得出了公共德性思想的现代性启示。
[博士论文] 曹喜博
伦理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孟子是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代表。在历史上,孟子被尊为“亚圣”,与孔子并提,“孔孟之道”是儒家思想的代称,孟子成为儒家思想乃至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标志性人物。
  伦理思想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战国中后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深刻变革,群雄逐鹿,天下“定于一”的历史大势正在酝酿,诸子百家都在力图为变幻的时代提供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方案。孟子述仲尼之意,其思想虽然在纵横家大行其道的战国时代颇为不合时宜,因迂阔而不见用,但却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迄今仍在继续。
  本论文由绪论、结语和七章的主体内容构成。论文系统梳理和阐释了孟子伦理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哲学基础、主要内容以及现代意义。孟子伦理思想博大精深,对人的存在问题及人性问题的探讨是孟子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孟子通过“人禽之别”命题,认为人是道德的存在,是人伦关系的存在,是精神的存在。在此基础上,孟子王道仁政论、人伦论、义利论、道德修养论,构成了具有内在联系的伦理思想体系。
  孟子的人伦论通过强调人伦关系、人伦规范和人伦教化,试图将家庭、家族和政治、国家联结成为统一整体,从而将道德规范应用于社会治理层面,将当时无序而混乱的社会环境改造成为规范有序、和谐稳定的理想状态。孟子的义利论主张公利为义、私利为利,利循于义、以义导利,义利相权、必择于义,表现出孟了重义轻利、以义制利的价值导向和约束君王的政治伦理意图。孟子的王道仁政论倡导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提出“制民之产”、“取于民有制”,关注民生疾苦,蕴含着民本主义的思想精华。孟子的道德修养论从人之成善何以可能,人如何成善,人之成善何以必要和人之成善达至何种程度四个方面,倡导日新不已、浩然挺立的“大丈夫”人格。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孔孟共同塑造了儒家伦理思想的精神气质。孟子思想注重心性,开启了儒家伦理思想的超越路向。孟子提出一系列概念命题,完善了儒家伦理思想的规范体系。当然,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孟子思想不可避免地表现出道德决定论的倾向。但是,孟子思想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的独特基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来源,具有超越时代的思想价值与恒久魅力,可以为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
[博士论文] 杨小钵
哲学;伦理学 东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基于黑格尔的道德哲学主要是《法哲学原理》和《精神现象学》理论,对伦理实体的诸形态及其所形成的精神哲学体系进行研究。
  在黑格尔哲学中,伦理不仅是一种本性上普遍的东西,同时又是一种实体性的现实,而伦理的实体性必须通过单一物与普遍物统一的精神才能达到。伦理获得自身实体性所经历的精神辩证发展过程,构成了伦理实体的精神哲学形态。由此,伦理实体一方面是在精神中存在的伦理实体化的诸环节,另一方面它本身又是伦理的客观性现实,呈现为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现实形态。
  家庭作为伦理实体的直接形态,其直接性就在于家庭中的关系不是个别成员之间的现实关系,而是个体与家庭实体之间的伦理关系。家庭在爱的情感关联中达到了个体与实体的精神性统一,并伴随着婚姻、家庭财产环节,在子女的成长和教育中走向解体。家庭的解体一方面扩大分化为更多的家庭,另一方面使个体走向了社会。个体在家庭中遵循神的规律,在社会中遵循人的规律,二者构成了伦理世界中的两大规律。由于两大规律之间的辩证发展与相互过渡的不同倾向,造成人的规律和神的规律地位的殊异,正是这种殊异造就了东西方文化样态的差别。由于家庭的解体,个体从家庭实体中走出,伦理世界中两大规律之间预定的平衡被个体的伦理行为打破,个体行为不再以家庭为内容,而是带着一种悲怆情愫进入了以个人为主宰的法权状态。于是,伦理实体便开始由直接形态的家庭向异化形态的市民社会过渡。
  市民社会作为伦理实体的异化形态,异化的真义就在于市民社会中伦理的普遍性本质是假象地映现出来的。在法权状态下,个体沦为原子式的个人,伦理分裂为个体之间无精神、无共体的统一。个人为了自身的福利和利益的实现,通过相互关联组成的形式统一体被称为市民社会。因此,市民社会的精神实质是以特殊性个体为内容的形式普遍性,这一普遍性形成了以他人为中介的需要的体系。在市民社会内部,个体一方面以自身需要的满足为目的,另一方面又希求伦理的普遍性,而教育造就了个体的教养使他们具有提升为普遍性的内在可能,警察和同业公会则为伦理普遍性的实现提供了外部保障。然而,无论是从精神发展的逻辑来看,还是具体历史形态的考察,市民社会都是作为一种具有内在否定性和现实局限性而存在的阶段。特殊的个体与形式普遍性之间的矛盾作为市民社会的内在否定性,它与市民社会现实中存在的“伪善”问题、伦理道德悖论问题共同推动了市民社会向伦理实体的更高形态——国家过渡。
  国家作为伦理理念的现实,它既摒弃了市民社会的形式普遍性,又保留了家庭的实体性精神,个体在国家中不仅获得了实体性规定,也获得了伦理的普遍性内容。因此,国家构成了伦理实体的复归形态。国家的精神本质是个体在其中意识到自己与实体的统一,并通过行动自觉地维护这种实体性。个体在国家中获得了自在自为的自由,而个体在对上帝的信仰中获得的自由与满足具有更高的普遍性,于是,在西方文化中宗教在抽象方面构成了国家的精神基础。而在历史和现实中,宗教与国家的关系也经历了由相互对立到良性互动的辩证发展过程;并且随着宗教在现代社会走向式微,西方国家理论自身发展的局限也逐渐显现出来。理念上完满的国家,在现实中远没有达到合理性的地步,依旧面临着各种局限性与内在矛盾。国家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产物,意味着它必然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走向终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身—家—国—天下文化模式为伦理实体形态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国家之上的天下观念作为比国家具有更大伦理普遍性的理念,为现代伦理实体建构提供了直接的文化资源。
  现代社会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文化的互通和交流超越国界。信息技术的冲击,伦理实体的祛魅、解构和颠覆使现代文明遭遇“道德的异乡人”的难题。伦理实体的诸形态及其所形成的精神哲学体系,将人类共同体理解为一种伦理实体形态,可以为人提供安身立命的基地和精神家园,为“道德异乡人”指引一条伦理的“归乡”之路。
[博士论文] ZAHID HAMEED
工商管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在攻击性行为的各个方面,从身体暴力和骚扰到更轻微的心理攻击,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反生产行为。其中一个因素是工作场所的无礼,它是微妙人际关系中的负面形式,表现为不尊重和粗鲁。这些行为构成了随之而来的行为规范的基础,由此粗鲁的风气将会影响到整个组织的行为。虽然针对工作场所的不文明行为已经开展了相关的研究,而更多的还是集中在受害者和不文明行为的后果,很少有人去关注导致工作场所的不文明行为的原因。研究表明,组织压力是工作场所无礼貌的潜在原因之一,他们提到组织压力,如工作变动,由于裁员、工作需求、重组和兼并、新的通信技术,工作和信息过载,压缩的时间和期限而导致的不确定性,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导致工作场所无礼行为。本研究通过考察组织不公正的观念会在工作场所引发无礼行为的可能性,旨在探讨导致工作场所无礼行为的潜在因素。研究了心理痛苦和状态自尊的协调作用,以理解三个感知的不公平维度之间(即:分配、程序和互动)与工作场所的不礼貌的关系。该研究还评估了情绪调节是否会缓和不公正对心理痛苦和状态自尊所带来的影响。
  目前是采用定量研究方法来调查所提出的假设之间的关系。两项研究是基于来自巴基斯坦的不同组织的同一组样本进行的。验证性因素分析是通过AMOS21进行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使用SPSS21,SPSS过程宏常用于多元回归模型。研究1的数据(N=347)来源于在不同组织工作的员工(主管下属的配对),通过对其分析表明,心理痛苦可以调节分配、程序上和相互上的不公正对工作场所无礼行为所造成的影响。该项研究的结果也显示,状态自尊只能调教分配和程序上的不公正所导致的工作场所无礼行为。研究的结果也支持情绪调节也有利于缓和分配和程序上的不公正对心理痛苦和国家自尊所造成的影响。经过4个月的研究后,研究2(N=236)的调查相继开展,数据同时来源于在研究1中回答的受访者(同事-同事配对)。这个研究结果显示,心理压力和状态自尊可以调节由分配和程序上的不公正对工作场所无礼行为所造成的影响。此外,情绪调节会缓和感知不公分配对心理痛苦和状态自尊的影响。该研究发现强调了情绪调节、心理压力和状态自尊是不公正和工作场所无礼行为关系的重要机制。纳入这些结构是理解不公正感和与工作有关的结果之间关系的关键。本文最后讨论了理论和实际意义.
[博士论文] 谭舒
哲学;伦理学 东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焦虑的“道-德”现象学形态研究最初缘起于对“道德焦虑”的研究,在选定现象学作为贯穿始终的研究方法并重新梳理了“道德”的内涵及意义后,得出“道-德”现象学作为基本研究基底的整全架构及其内部结构,将生命的展开置于“一域三界”之中进行审视,由此将焦虑视为生命在“一域三界”及其内在发展诸环节中的若干特殊体验形态,清晰地看出焦虑一方面被视为需要超越的负面体验,另一方面则在推动具有自否定性的生命之自身发展中有着积极意义。
  “一域三界”的划分及其阐释作为本研究的基础理论框架,具有核质作用,“一域三界”指的是“道-德”现象学视域下的生命展开环节,具体而言:
  “一域”是“道-德”生命流衍的整全领域,它的划定建基于对“道”与“德”的区分与厘定(即先天意识与后天意识之分,以及相应的生命发展之先天理路与后天理路之分)。一般而言,先天意识是主体生成之前的、以自然契入并体证的方式所开显的生命本真存在之域,被切身体验为松、静、软、悦的存在状态,而后天意识是从先天意识之中跌落出来、在自然且无限的存在之中划定界限、起意并认同为“我”的存在者状态,表现为有限人格的生成。先天意识与后天意识共同构成在整全意义上理解人自身的两重维度,其内在基底同一,只是根据意向的不同表现而有先天与后天的体证路径之别。
  “三界”是“德”之生命(即后天意识)从“道”中跌落而自身演进的三个后天环节,分别是象征界、自为界和现实界。象征界是奠基于主体效果总量“我”之基础上的发展环节,最主要的特征在于主体始终从对其对象的认同出发而认同自身,以镜像关系作为中介而认识并塑造自身。自为界是主体经过象征界的扬弃而力图找到自身在世存在根基的一个阶段,建基于作为主体人格的我之上,充分调用各人格层面(意志、感知、感受、意向)的功能及其一致性表达己身的契机以建立在世存在感。现实界是主体经过自为界扬弃而身体力行地开始与现实他者、环境互动并以价值为导向进行社会性创造活动的阶段,是主体人格实现自身需求与兑现社会价值成果的较高级发展阶段。“三界”分别代表着主体生命展开中的联结度、情绪度、真实度。
  基于对“一域三界”的理论奠基与探讨,本文进入相应的机制研究与形态研究,在继续深化“一域三界”之细分结构的基础上,将焦虑纳入其中并视之为推动“一域三界”之自身演绎的必要环节。
  在“道-德”域之整全架构中,先天意识与后天意识的区分是两重基本生命境界的分水岭,基于此,“道-德”域的基本发展原则为自然(和合于“道”的状态而不加入伪),动力表现为以先天意识统摄后天意识,以及后天意识随顺反映先天意识,相应地,“道”与“德”的内部割裂表现为存在焦虑,它的产生原因在于意向固化与后天意识选择失真,表现为与先天存在力量割裂的主体于世间存在中所不可避免地体验到的无根感、无力感等。当后天意识开始无依地流落世间,它便容易开启象征界的帷幕,在一种向往与想象的意义上为己身之存在张开一个期求完美力量的舞台,并成为配合自身演技的演员。
  象征界建基于既非根植于先天生命“道”之中、又非完全落脚于在世存在中的、只作为主体效果总量而被认同的“我”之上,作为从“道”中跌落而出的第一个后天境界,象征界有着迅速回归“道”与迷失无著的双重涵义,后者指向迷失焦虑的诸种表现,如讨好、指责、超理智、打岔等。当迷失焦虑不胜生命力外耗之苦而寻求自我之同一性根基之建立时,便有了建立作为主体人格我的内部动力,进入自为界。自为界中的主体人格我开始有了对自身存在于世的明晰存在感,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个整全的人格结构及其功能。自为界中的我拥有有限自由之权限,但所面临的困难表现为在有限觉察力条件下、人格各层面可能不在意识范围之中、或各人格层面运用有限自由能力而压抑或扭曲自身、或各人格层面之间产生冲突等,由此而导致自身状态失控且存在自欺可能的虚伪焦虑。对治虚伪焦虑的方式在于主体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带动自身进入实践领域,建立相对客观、可控的外部生命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锚定自身身份(以此作为对接现实界的入口),在不断的行动过程中兑现社会价值,由此而契入现实界。现实界中所可能遭受的焦虑形态为实现焦虑,表现为拖延、病态优越感、好高骛远等。如果继续探讨下去,则对治实现焦虑的出路在于对伦理界的建构,然而这并非本文专攻,因此只做为研究展望而提出。
  焦虑作为推动“一域三界”自身发展的必要及特殊环节,从横向铺展的角度而言,它们在“道-德”现象学视域下表现出一条明晰的发展路径,表现为在前一阶段焦虑向后一阶段焦虑演进的过程中,虽伴随有主体体验的痛苦,但亦同时不断推动并开启新的存在者状态,并最终使生命在一种整全的视域下、有可能产生涌现效应意义上的、新的生命境界之打开并创造重新逼近“道”的生命状态。这些焦虑形态按照推进顺序而言,分别为:“道”向“德”的陨落焦虑、“德”的有限自由焦虑、“德”的自我建构失败焦虑、“我”对世界的原初恐惧、投射关系中的焦虑、投射认同中的失落焦虑、永不满足的焦虑、自我扭曲的焦虑、自我逃避的焦虑、现实入口模糊或滑动的焦虑、知行割裂的焦虑、社会性创造过程中的焦虑。
  在对全篇的展望中,从应用研究的角度提出了基于象征界与自为界之基本结构、具有组合创新意义上的“道-德”现象学视域下的焦虑自测模板。作为一个建构性、开放性研究,本文在“道-德”现象学基础上对焦虑的形态把握有多种可能的视角,这一点既是不定性的,亦是深刻的,力图在理论架构、机制及形态分析、应用诸领域为整全人之生命状态、使焦虑兑现其应有的价值而不止停留在负向体验的桎梏之中。
[硕士论文] 谢愉
应用心理学 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一方面,警察职业具有应激性、危险性,在执法过程中常常需要面对复杂的突发性事件;另一方面,警务工作需要24小时待命,经常需要加班、临时紧急出发执行任务等,会造成个体生物钟节律紊乱。这些职业特征使得警察群体很容易出现睡眠问题,睡眠衡量个体身心健康水平的一项基本指标,分析产生睡眠问题的深层原因和造成的负面影响,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干预,对于提高警察群体的综合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分析造成警察睡眠问题的风险因素及作用机制,并探讨警察睡眠质量对高级认知功能—执行功能产生的影响。对XX市公安局166名警察,采用问卷法方法进行调查,并从中抽取97名警察参加行为学实验,结果显示:
  (1)警察群体睡眠问题普遍,样本中睡眠质量指数大于7分的人数共71人,检出率为42.77%。
  (2)警察睡眠质量与职业压力(r=0.31)、睡眠认知(r=0.49)等因素呈正相关。
  (3)职业特点和对失眠的担忧因子可以显著预测睡眠质量,二者可共同解释睡眠质量32%的变异量。
  (4)睡眠认知对职业压力和睡眠质量的中介效应显著。
  (5)睡眠质量下降会损伤执行功能中的刷新功能,但是对抑制功能和转换功能没有显著影响。
  因此:
  (1)职业压力、睡眠认知是警察睡眠质量下降的风险因素。
  (2)警察睡眠质量会影响部分执行功能。
  根据实证结果,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
  (1)对于警察个人,需要普及睡眠卫生教育的相关知识,加深对睡眠风险因素的了解,改变不合理的睡眠认知,学习自助改善失眠的方法;
  (2)对于公安机构,从组织层面推广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的全面应用,建立心理咨询和辅导的专业部门,借助社会力量,增加对睡眠知识的专业指导。
[博士论文] 黎松
哲学;伦理学 东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德性在传统的研究里,一直存在着“理性”和“精神”的差异,差异的本质在于德性是“理性”还是“精神”的论争。传统理性主义德性论主要从五大理论来论证德性的问题,目的论认为人拥有德性就是为了获得幸福,义务论认为德性是在对于义务法则的遵从下而产生出来的一种道德力量,规范论主张德性是在对规范的遵从而产生出来的道德品质,整体主义认为德性是在基于共同利益、整体利益的考量而诞生出来的道德品性,实用主义把德性理解为一种实践的求真品质。各自的矛盾形成了理性主义德性论在哲学上的困境,内在主张对于人感性偏好的克制、德性行为的外在依从,导致了整个德性概念理解上的分裂和德性自由的缺场问题。
  德性作为一种精神的理解,就把人看作是一个精神的存在者,德性的产生和生成都是精神在起作用的结果。精神在概念上是知其自身现实的理念,既能够认识自身,又能够将自身实现出来,达到自在自为、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体。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呈现为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的三种形态。通过对德性词源的考究和精神客观呈现自身内容的陈述,德性显然就是一种精神,内在的理解和生成逻辑就是人通过主观意志调整人的感性动机,在客观的伦理环境中实现出来,形成一种内外统一的精神品质。由德性的这种生成逻辑,按照德性精神在人身上的呈现阶段来看,人首先一个自然的存在者,并从属于一定的自然伦理实体,在自身拥有自我意识和德性意识后,克服自身的感性欲望和主观偏好,内在形成一种主观的道德品质,成为一个个体的人,而人真正的成长和德性品质的获得必然要在一定的客观伦理中。德性的精神形态由此就可以划分为自然德性、“道德”德性和“伦理”德性三种逻辑发展形态。自然德性讲述人作为一个自然的存在者,在最初的意义上体现出来的德性精神,包括功能、率真和诚实三个阶段的德性内容;“道德德性”是人在拥有自我意识以后,在自身内形成的一种德性精神,包括责任、幸福和个体善三个阶段的德性内容;“伦理”德性是人在真实的伦理关系、伦理环境和伦理实体中体现出来的德性精神,包括关系、制度和实体三个阶段的德性内容。以此构成德性的“精神”气质的整体性论证。
  现代性的德性理论一方面体现为过度理性化或工具理性化的特征,另一方面体现为主体权利、个体利益的主导,导致了现代性德性产生出了主体权利的彰显、个人的利益本位和规则桎梏的困境。内在的缘由在于现代性社会物质与精神的断裂、规范与自主的分离、实用的价值取向。而走出这些德性困境就需要德性的“精神”救赎,在整体思维方式上实现理性向精神的转化,对德性进行精神的认知和实体的体悟。这样就从总体上实现德性的“精神”气质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硕士论文] 叶丽
伦理学 华中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道德判断一直是道德研究的重点。20世纪80年代学界存在着以皮亚杰(Piaget)和科尔伯格(Kohlberg)为代表的传统理性主义模式,他们认为道德判断是一个理性推理过程,即使情绪情感会参与其中也不发挥主要作用。20世纪中后期,许多研究者开始认识到情绪对人类认知过程的重要作用,海德特(Haidt)的社会直觉理论,格林(Greene)的双重加工理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海德特认为道德判断是由情绪诱发快速、自动的直觉所致。而理性推论是依靠逻辑来作出判断,是在人们判断之后进行补充。一些神经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也为社会直觉理论提供了证明。但是,社会直觉理论并不是对传统理论的简单否定,海德特在赞同道德推理影响道德判断的同时,更加强调道德判断中社群关系的互动。因此,道德判断更是被看成是直觉、推理在动态的社会影响中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一理论突破了旧的研究模式,但这只停留在描述性的解释阶段并不能形成规范性的原则。
  在传统理性模型和社会直觉理论基础上,格林提出了双重加工模型。双重加工模型认为道德判断是认知和情绪共同作用的结果:道德判断的过程中,一方面受到由情绪诱发的直觉系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认知过程中产生的理性推理系统的影响,前者是一个平行的自动化加工过程,而后者则是依靠个体调节和控制实现。当两者一致时,道德判断既遵从直觉又含有理性推理。当两者相冲突时,如果情绪战胜了认知,那么个体判断倾向于道义性判断;当认知战胜了情绪,那么个体则会倾向于效用主义判断。虽然,海德特的社会直觉模式和格林的双重加工模式都赞成情绪在道德判断中的重要作用,但是道德推理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却一直存在争议。因此,本文不同于哲学上的概念分析的讨论方式。哲学上关于道德判断的诸多争议并不在本文详细的讨论之中,本文是在道德心理学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道德判断的心理模式,并对此进行了学理分析和反思,从而来探讨道德推理在道德判断中所发挥的具体作用。
  道德心理学的研究对传统伦理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一些伦理学家质疑科学的“是”和伦理学的“应该”之间的区别,认为科学和规范伦理是连续的,甚至伦理可能有一天被看成是自然的社会科学。格林则认为我们可以在尊重科学和伦理区别的基础上,承认他们“应该”如何的同时,还应该看到科学可以为道德研究提供答案,他认为规范伦理不可能成为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科学的“是”和道德的“应该”逐渐融合在一起,科学的事实有可能深刻影响我们的道德思想。
[硕士论文] 史梦瑶
应用心理学 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以往的研究中,主动性人格作为具有积极预测作用的人格变量,与工作满意度和事业成功存在一定的正相关。但在本研究中,我们探索了主动性人格在一定条件下的消极影响。基于自我验证理论(Swann,1983),作为自我实现不成功的反馈,具有主动性人格的员工在较大的工作压力下会开启自我防御机制,这种自我防御机制被认为是自恃骄傲(Hubristic Pride),本文着重考察其对工作表现产生的消极影响及具体心理机制。
  研究一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邀请在浙江省杭州市、宁波市、上海市等地的企业员工作答,得到有效问卷289份。对289份有效问卷进行项目分析、信度分析、因素分析等,以确保量表的信效度。在此基础上,从自我验证理论的视角出发,对问卷进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调节效应检验,以及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检验,考察了主动性人格在工作压力调节下对工作表现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
  研究二在研究一的基础上选择典型样本进行个案访谈,从个体层面了解主动性人格、自恃骄傲、工作压力之间的关系,及不文明行为、任务绩效的影响因素。
  研究结果如下:
  (1)主动性人格与不文明行为负相关,与任务绩效正相关;
  (2)自恃骄傲与不文明行为正相关,与任务绩效负相关;
  (3)主动性人格和人际关系压力两者交互,继而能预测自持骄傲;
  (4)主动性人格与以人际关系为压力源的工作压力间产生交互作用,并能预测自恃骄傲,继而与任务绩效负相关。
[博士论文] 张建辉
伦理学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当前世界范围内日益深化的生态伦理问题研究,体现的是现实生态实践的发展要求。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爆发表明,人类文明第一次遭遇可能覆灭的危机,已然不再是古代社会人类面对的地域性、暂时性的环境改变。与此同时,人类也在深刻反思和不断追问生态危机的原因以及应对之策。不可否认,人类“生存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传统价值和思维范式指导下的伦理实践模式。生态正义实践研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一种新的理性认知,是对新的生态伦理实践的积极探索。
  全文共分三部分:绪论、五章系统性论述和结语。
  绪论部分,系统总结生态正义实践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归纳其主要观点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阐明生态正义实践的基本论域和基本思路,以及本文在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创新之处。
  第一章,概述生态正义概念和范式。首先,比较环境与生态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在本质特征、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三个方面存在本质区别,进而严格定义生态正义概念。其次,系统阐述生态正义的超越性。生态正义颠覆环境正义拓展主义的方法范式,否定环境正义还原主义的思维范式,扬弃环境正义中心主义的价值范式。最后,指出生态正义的实践因素。立足于整体主义立场,从价值哲学出发,通过重估权力、资本和科技等因素,为生态正义的实践提供现实支撑。
  第二章,科学揭示生态正义的价值论建构基础。一方面,生态正义批判人类中心一般价值范式的局限。一般价值范式遵循人类主体逻辑,具体表现为价值的个体性、多维性和动态性,不承认自然的主体地位和价值属性。人类作为实体化主体导致价值主体的唯一性、价值标准的封闭性、价值评价的单向性和价值概念的同一性。另一方面,广义价值论视域内生态正义深层追问自然价值的合法性,跨越休谟难题,消解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独断,最终走向价值融合,为生态正义奠定整体主义价值论基础。在生态整体主义视野中,走不出的人类中心和走得出的人类中心都得到充分彰显,人类价值与自然价值实现融合自治。权力、资本和科技都是实践的具象化。
  第三章,阐释权力的生态正义实践逻辑。在生态正义实践的视域内,权力不仅是国家和政治的核心,也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实践中介。揭示权力的生态维度对深刻认识和真正走出生态危机具有重要意义。但生态危机的权力意志批判表明,当代社会权力之权凸显的是人类作为主体相对自然客体的权威,权力之力则彰显人类相对自然的力量性。古代社会,权力受到自然和上帝的制约。近代社会,权力受到理性的制约。而当前祛魅时代的权力突破自然和理性的制约,加之地域性、自私性、腐蚀性和扩张性的内在缺陷,极度膨胀的权力意志导致严重生态不正义和社会不正义。权力意志与生态危机之间的深层逻辑勾连表明,权力必须受到自然之魅和理性之魅的制约,这也是生态政治的实践路径。
  第四章,追问资本的生态正义实践选择。首先,将资本放置于经济与自然关系演变的历史语境中,揭示资本的起源和本质。交换是货币的前提,货币是资本的前提,资本发展遵循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在生态正义实践视域内,资本是一种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实践形式,通过经济体现其实践活动。同时在与权力的比较中揭示资本力量,对资本逻辑进行有益补充。其次,生态危机的发生与资本逻辑紧密相关,资本逻辑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增值无限、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是其具体表征。最后,指明生态经济的节制资本诉求。资本逻辑具有局限性,生态系统是其外在限制,自反性是其内在缺陷。在此基础上,指出节制资本服务于生态正义实践的现实可能性。
  第五章,分析科技的生态正义实践转向。作为人类与自然互动的桥梁和纽带,科技所扮演的角色有目共睹。科技的生产力效应加速文明进程,促进人类生存方式的转换。现代科技与生态危机之间的深层逻辑在于:一方面是现代科技与价值分离,古代朴素自然观发展为机械自然观,使得人类无所顾忌;另一方面则是现代科技与理性结合,科学统一信念、还原主义信念和本质主义信念使得人类有恃无恐。因此,在反思现代科技两面性基础上指出,现代科技亟需生态化转向:从单纯的指向自然,转向到对人类与自然之生态关系的调控,实现科技发展与自然变化的有机融合。
  结语部分,价值哲学视域中生态正义实践研究的未来展望。从现代文明到生态文明,不是现有工业文明的简单修复和完善,而是价值范式和实践逻辑的整体转换。生态正义实践研究试图为“如何推进现代化同时克服现代性问题”提供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生态正义实践研究对于生态文明的价值启示在于:生态正义以和谐为价值目标,否定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对抗模式;以责任为价值准则,扬弃人类高度主体性造成的权利泛滥;以整体主义为价值立场,摒弃现代正义范式的个体主义立场。与此同时,本研究依然存在概念解释力、实践实效性和理论创新度等问题,这将是生态正义实践研究在价值哲学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空间。
[硕士论文] 马珏
应用心理学 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组织公平感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效果变量,人们对其始终保持浓厚的研究兴趣。影响企业员工偏差行为和工作倦怠的因素是企业最为关注的问题,也是目前国内外心理学的研究热点之一。员工个人的偏差行为和工作倦怠直接影响到团队的目标以及战略规划的实现。本研究从道德认知出发,分析影响组织公平感与企业员工偏差行为、工作倦怠关系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从而促进员工个人的成长,也有利于企业实现更好的经济效益,促进企业整体绩效的提升,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本文以不同企业的员工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通过对218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1.组织公平感与员工偏差行为、工作倦怠均呈负相关,对二者有负向预测作用。
  2.道德推脱在组织公平感与员工偏差、工作倦怠之间起中介作用。
  3.道德认同与员工偏差行为、工作倦怠呈负相关,对二者有负向预测作用。
  4.道德认同在组织公平感与道德推脱关系中发挥着调节作用。
[硕士论文] 梁嘉洺
马克思主义理论 青岛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传统家风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微观基础;传统家风文化的发展到成熟,历经实践的考验,传承下来的都是值得我们弘扬和歌颂的文化精髓。传统家风文化融合了治家治国的思想,沉淀了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以传统家训家谱为载体,推进传统家风文化的现代转化,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文中选用以琅琊王氏家风作为经典案例,其意义在于与山东文化相映衬,同属于相同的地域血缘,为传统家风文化的传承提供现实支撑。
  传统家风文化在现代家庭中的传承遇到问题,针对社会、家庭结构的转型,家庭教育中父母一方的缺失,市场经济的不良影响等现象,发现家风传承中遇到的问题探其原因,提出培育良好家风的路径和对策,促进优良家风的建设和弘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了家庭、社会和国家的有机统一,体现了家国同构的民族情怀,缺失任何一个环节,社会都不会安定和谐。
  家风是连接家庭成员、社会和国家的纽带,家是最小国,国是万千家。优良家风必然促进党风清正、社会和谐。传统家风文化是时代变革的产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是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维护和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传统家风文化提供理论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家风建设,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要不断被发扬光大,传统家风也要不断被赋予新内容,新内涵和新思想,不断与时俱进。传统家风文化的传承要求在实践上落细落小,促进家风向上、党风清正,在实践中传承并弘扬,打造中国文化自信和文化特色。
[硕士论文] 沈佳宁
伦理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19世纪以来至今,经济、科技的全速发展及其不断扩张的市场输出,一方面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冲突,同时也催生了德性伦理的复兴。正是在这样双重世界背景下,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这是因为,一方面,《神学大全》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思想,成为中世纪德性论思想的集大成者;另一方面,《神学大全》把基督教思想从“柏拉图式”转变为“亚里士多德式”的,由此成为中世纪基督教思想的巅峰。《神学大全》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由三部分构成:作为来源与奠基的形而上学;作为认知与方向的伦理学;以及指导信仰生活的圣事制度。从整体结构来看,由“信德、望德、爱德”三者所构成的“神性德性”,它不仅是使《神学大全》三部分内容构成其完整体系的纽带,也构成了《神学大全》中伦理理论的思想基础。故此,研究《神学大全》中的“神性德性”,不仅是研究西方德性论思想发展史的必要环节,也是了解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如何可能变成大众精神生活内容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基于如上认知,本文从三个层次展开对《神学大全》中信望爱三德的讨论。第一章通过对信望爱三德的历史背景、时代土壤、个人际遇的研究来还原《神学大全》的创作背景。通过对文本结构以及相互之间的生成关联的分析,来揭示信望爱三德在《神学大全》中的功能与地位。第二章分析信德、望德、爱德各自的内涵,通过对其三者在主体、对象、生成方式等三维度梳理,突出信德、望德、有德对“神性德性”的深度构成内涵,以及各自特定的视阈指涉和价值期待。第三章对信望爱三德间的关系进行梳理,从其发生、完成顺序到其主次顺序,再到它们间的功能关联展开分析,揭示信望爱三德之间的互动生成关系,由此解答了“神性德性”何以可能的问题。最后讨论《神学大全》如何发挥信望爱三德之间的内生功能,来建构起调和信仰与理性、神学与哲学为一体的神学系统,并以此作为对时代的境遇性回应。
[硕士论文] 王晓菲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宁波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前国内外对功利主义道德判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身体伤害领域,运用道德两难困境得出功利主义道德判断的影响因素为意图和个人力量。然而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身体侵犯,还有言语侵犯和所有权侵犯,所有权是一个非常重要却一直被心理学忽视的领域,以往在身体伤害领域得到的结果是否适用于所有权领域研究甚少。并且以往对意图和个人力量效果的研究也是不完善的,大多是集中在旁观者视角,它们的效果是否在不同视角下都会稳定存在,尚未有研究涉及。此外,以往研究表明视角会影响道德判断,但是并未有研究在所有权侵犯情境中考察视角对功利主义道德判断的影响以及对意图和个人力量的效果的影响及其机制。本研究采用所有权侵犯情境中的道德两难故事作为实验材料,通过两项研究4个实验考察了不同视角下,意图和个人力量对所有权侵犯情境中功利主义道德判断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一通过3项实验探讨了不同的视角条件下,意图和个人力量对功利主义道德判断的影响。研究二通过实验4既探讨了所有权侵犯条件下,视角对功利主义道德判断的影响以及对意图和个人力量效果的影响,也初步考察了三者之间产生交互影响的原因。本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意图和个人力量对功利主义道德判断的影响在所有权侵犯领域也存在。
  (2)意图效应在不同视角下稳定存在,而个人力量效应仅在旁观者视角下存在。
  (3)视角会影响所有权侵犯情境中的功利主义道德判断。
  (4)意图会影响视角的效果;视角影响个人力量的效果。
  (5)负性情绪在视角和功利主义道德判断之间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
  本研究从不同的视角考察所有权侵犯领域中意图和个人力量对功利主义道德判断的影响,既可以为两个领域的连接奠定基础,也可以弥补以往对功利主义道德判断研究的不足,在理论上具有创新性。将视角引入所有权侵犯领域中的功利主义道德判断研究填补了以往研究的空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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