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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栾钧博
宗教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上个世纪70年代,萨满教在美国全面复兴,核心萨满教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支。核心萨满教通过总结萨满技术中的核心成分,发展出了一套系统的神圣治疗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让人们简单又安全地进入萨满意识状态,并与神圣物建立联系。在这种状态下,可以让神圣物保护自己的健康,甚至治疗他人的疾病。本文通过梳理核心萨满教中神圣治疗的发展演变过程,核心萨满教中神圣治疗的主要概念和治疗流程,从而为国内萨满教和心理治疗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借鉴。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科学催眠的理论成果,全面阐释核心萨满教中神圣治疗的原理。同时,对核心萨满教中神圣治疗的发展作出评价与展望。
[硕士论文] 王珊珊
民俗学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太岁,也可称为岁星,是道教神仙谱系中重要的神灵之一。根据道教文化的阐释逻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命星君,太岁作为“值年神灵”掌管着人一年的命运走势、吉凶祸福,人只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会得到它的庇佑,这体现了道教太岁神劝人向善的社会正功能和积极价值。而民间又有“太岁当头坐,无福便有祸,无喜必有灾”的俗语,意为犯太岁之人一年运势凶多吉少,在健康、事业、钱财等诸多方面不顺遂甚至多灾多难,这则需要通过祭拜太岁的方式来消灾解难。拜太岁是道教一项重要的法事活动,此项活动的功能在于消灾除厄运、祈福保平安,对于个人而言,它可以帮助人修身养性、端正生活态度;对于社会而言,它意在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本文以松峰山海云观为例,通过文献梳理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道教太岁崇拜进行了深入探讨。主要介绍道教文化在松峰山发展的历史文脉;分析松峰山成为东北地区道教圣地的原因;太岁崇拜及其宗教崇拜研究现状;松峰山海云观拜太岁的具体形式和祈福法会;以及太岁崇拜的当代的意义与价值,这里重点探讨太岁崇拜对个人关系、社会关系、传统道德及其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
[博士论文] 王强伟
宗教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比较研究是宗教学的主要进路之一。犹太-儒学比较研究是最近二十年来兴起的研究方向,本文选取“先知”与“圣人”这两个重要角色作为个案,在古代犹太教和儒家经典的范围内,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展开分析。
  比较研究首先以厘清比较对象的内涵为基础。人们对于“先知”的理解往往集中于“预先知晓”或“预告”等功能,其实这是始自希腊语翻译的一种误解。同时,汉语语境中对“先知”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督教,难免也受到其意识形态的影响。从犹太教的经典(圣经和《塔木德》)出发,重新理解“先知”的4个不同名号以及犹太传统的“先知”界定,揭示出先知主要作为上帝“代言人”的角色;“圣人”长期以来被视为儒家最高级别的理想人格,这种理解导致“圣人”成为一个虚体的概念,失去了其本有的鲜活角色意义。通过从字形演变、传世经典和出土资料等方面对“圣”进行溯源考察和重新思考,厘清“圣”经历了一个从出众的“听”“说”等感官能力到超绝的“智慧”理性能力,最终演变为一种儒家美德的过程。儒家“圣人”即被视为具备了这些能力和美德的杰出人物。聚焦于智慧、美德等维度来理解“圣人”,导致对其所本有的感官能力、宗教意义有所忽视。从宗教性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圣人”,有助于更加深刻地把握古代儒学的文化品格。比较分析“先知”与“圣人”的源流与解释传统可知,“先知”与“圣人”作为重要的人物角色,同时具有历史真实和经典意义的双重维度,而古代犹太教和儒家经典更为注重从信仰的角度突出他们的重要性。
  比较研究可以有多元化的进路,从三个方面进行先知与圣人之间的“互鉴式”解读。首先,不同文明之间相向进行的经典翻译是反映双方相互认知和理解程度的重要载体,考察“互译”过程中出现的意义流失,可以为比较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希伯来“先知”和儒家“圣人”都可以通过经典翻译来发现对方的理解:儒家经典中的“先知”概念是中文《圣经》(K,斗)/Prophet译名所借助的本土文化资源,而英文、希伯来文则使用《圣经》中的Sage/(口jπ)来对译“圣人”。翻泽即理解,然而结合这些角色概念在各白传统中的定位来看,这种“互译”都没有准确传达出概念的本义,从而构成了产生误解的根源。其次,对摩西和孔子进行“互鉴式解读”,是继概念厘定和译名辨正之后所进行的具体人物角色对比。“最伟大的先知”摩西和“集大成者”孔子,作为犹太传统中“先知”和儒家“圣人”的典范代表,二者的身份和地位具有相似性。然而,二者在各自传统中却有着不同的历史序列定位,孔子是儒家圣人传统的“终结者”,而摩西被奉为先知传统的“启动者”。最后,在“互鉴式解读”的过程中,不回避那些标识了犹太传统中“先知”和儒家传统“圣人”的文化独特性,例如与先知相关的“预言”概念、真假先知判断等问题,以及儒家“圣人”作为最高的人格典范意义,在对方传统中都无法找到对应的比较点。笔者认为,这种“不可比性”彰显了“先知”与“圣人”的文化特性,同样是比较研究的必要组成部分。
  无论从历史还是经典来看,“先知”与“圣人”都不仅仅是理性的伦理倡导者,他们同时也承续了各自传统中的宗教(性)因素。一方面,先知与圣人都担负着沟通超验的终极存在与世俗生活之间“中保”的角色和职责。先知的“中保”意义主要体现为先知是上帝的“传言人”,将上帝的话语传达给以色列人;同时他又是神人之间的“调解者”,站在民众的立场上,从民众的利益出发,代表民众与上帝商讨,为民请命;圣人的“中保”意义则体现在圣人被视为与“天”沟通的唯一渠道,“圣人”是“天道”的知晓者和传达者,传达“天道”以实现对民众的教化。其不同在于,先知只能原样传达上帝的话语,而圣人在悟晓“天道”时融合了自身的学识和人生经验,因而存在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另一方面,先知与圣人都与各自传统中的宗教角色之间有着密切关联。先知与祭司并非始终决然对立,在犹太传统看来,先知的伦理主张和部分先知同时具有的祭司身份,反映出来二者之间存在的和谐关系;早期儒家经典中可见大量“圣人”作为神秘宗教角色的叙事,研究还揭示出“圣人”与“巫”之间存在承继脉络,“巫”乃“圣人”之原型,古代儒学的宗教性因素不容忽视。揭示先知、圣人的宗教渊源及其与宗教传统之间的继承性关系,是对理性主义“文明突破论”主张的有力回应。
  任何宗教都需要外在规范,以表达其内在价值理念。希伯来先知与儒家圣人作为各自传统中“价值”的主要传达和阐述者,他们面对这种内-外之间的张力关系,作出了各自的回应。犹太教的外在规范主要表现为律法以及其中包含的宗教礼仪,一般认为先知与这些外在规范之间是对立互斥的关系,表现出鲜明的贬低律法-礼仪的倾向。研究表明,犹太传统始终主张先知与律法的一致性,古代犹太教经典传达出“先知是律法的忠实传承者和解释者”这一观念。笔者认为,先知的伦理批判并非指向律法-礼仪本身,而是倡导一种适宜的信仰表达形式;流放归来的先知更加积极地支持律法-礼仪,以获取凝聚人心的积极作用。儒学的外在规范主要表现为礼乐文化形式,礼乐制度来自于“圣人”对天地运作秩序的观察与效仿,“圣人”被视为儒家礼乐的创制者;孔子虽然应仍时代处境实现了对礼乐文化的转化,但是他并未彻底拒绝和摒弃礼乐,“述而不作”同样成就了孔子的“圣人”地位。先知之于律法,纵然无法与儒家“圣人”的制作之功相媲美,但是他们与孔子继承并转化礼乐的主张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先知与圣人的这种主张表明,追求实现内在价值与外在规范之间的统一,而非“非此即彼”的武断立场,才是继承和发展传统的有益路径。
  政治是宗教在世俗领域的延伸,这在古代世界尤为显著。“先知”与“圣人”都被视为古代犹太教和早期中国政治叙事的重要参与者。先知(撒母耳)见证了古代以色列君权的建立,曾先后膏立最早的两位君王,表明君权来自神授及其合法性。先知参与建立的政权新模式是一种“有限君主制”,君王的权力受到先知的严格监督,君王只能在信仰上帝的基础之上进行统治,否则将会遭到来自先知的批判。先知的政治参与始终围绕着宗教信仰而展开,崇信上帝是先知政治参与的起点、依赖与旨归。儒家“圣人”在思考政权来源时追溯至“天”,周公致力于论证政权更迭是因为亡国统治者失德,导致“天命转移”,惟有德者才能获得“天”的青睐与护佑;“德”而非对“天”、“天命”的信仰成为了更为根本的决定力量。“圣人”与政权之间关系中的“圣王”、“德治”以及谏诤等概念,均与“敬德”有关。因此,从超验信仰的角度来追问政权来源及其合法性,“先知”与“圣人”表现出极大相似性,二者都是旨在为人间世俗政治秩序寻找一个超验的价值源头,所不同的是,先知始终贯彻“信仰优先”,而儒家圣人在政治参与过程中阐发出“道德至上”的新准则,由此为儒学铺就了一种人文底色。
  本文在犹太-儒学比较研究的视域下,通过溯源“先知”和“圣人”的本义,从犹太传统出发重新认识和思考“先知”,从宗教角度重新思考“圣人”的功能和意义,并通过经典互译、“互鉴式”解读等多元方式,思考并推进比较研究的方法论建设。在此基础上,进而系统地展示了传统经典中“先知”与“圣人”在宗教渊源、价值表达、政治参与等共同议题中相同而又别具特色的应对方式,尤其注重从宗教学的视角重新思考二者对于传统和人类文明的意义,以期在此基础上推进两种传统之间的相互认知与彼此理解,为文明对话提供理论基础。
[博士论文] 武志伟
宗教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谈及当代的中国农村基督徒时,难免脱离不了如下的标签,一人多信、皈而不依、功利主义、旅行式信仰等等。这些标签固有其深刻之处,但如果只局限于此,也是不全面的。文章基于对山东省的一个沿海村庄——北头村的田野调查发现,为了能在讲求实用主义、强调家庭传统、民俗宗教多元存在的乡土社会中扎下根基,基督教只能、也必须是一种被糅合、建构过的地方性的信仰表达。既有对经典性信仰资源的扬弃,也有对村落原有文化系统的借用与改造。在此基础上,神圣信仰和世俗生活,就成为了当地基督徒生活中两条若即若离的主线,看似相悖,却能共生。
  文章在“信仰与生活”的线索之下,主要探究了两个问题,分别是“宗教何以可能”和“基督教与民俗宗教的相遇”。
  就行文逻辑来看,文章的第一章(绪论)主要就与研究相关的一些基本问题做了简单的说明,比如问题的来源、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和研究立场、文章结构等。第二章则是对北头村以及基督教在当地的发展概况的简单介绍,从而让读者对村落背景和研究对象都有一个整体的印象,也能从由宽渐窄的时空视野中感知基督教的“洋性”与“本色化”之间的关系。第三、四、五章,主要围绕“宗教何以可能”的问题展开分析。北头村的基督徒人数只占全村人口的2%,他们大多是自致型基督徒,宗教信仰更多的是借由个人性的敬拜、祈祷、聚会等宗教活动表现出来。在这样的信仰背景之下,归信契机就成为了分析“宗教何以可能”问题的一个合理而且有效的分析起点。通过在第三章中对“因病信教”现象的深描,基督信仰的世俗基调——对家庭生活存续和发展的追求——逐渐显现出来。所以,第四章就对信仰的这一世俗基调展开进一步分析,通过展现信徒的世俗生活,从而发现了他们以核心家庭为中心的生活逻辑。第五章,家庭观成为了这一章的关键词。通过分析奥古斯丁与马丁·路德的婚姻家庭观,以及当下农村教会生活中的家庭观,文章展现了“文本中的信仰”和“被实践的信仰”之间的距离和联系。这既是基督教伦理与儒家伦理之间的契合和转化,更体现了基督信仰与世俗性生活逻辑的融合。
  文章的第六章,主要解答“宗教相遇”的问题。北头村是一个宗教多元的农村社区,除了基督教信仰之外,还存在着祖先崇拜和海神崇拜等民俗宗教。两种形式的宗教相遇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图景,而应该置于宗教生态系统的动态结构性框架之中进行考量。于是,这一章首先对“文明冲突论”和“宗教生态论”分别评析,并将宗教生态定义为一个宗教与宗教之间、宗教与社会之间动态地关系塑造过程。然后,对当下两种民俗宗教各自信仰特性的分析,就成为了建构北头村宗教生态系统的起点。这不仅展现了二者各自的特性,同时也揭示了它们与基督教之间的多重关系。随着宗教生态系统由点及面地铺开,文章接下的问题,就是分析基督教会在面对信仰张力时,所采取的具体的进入路径。
  具体来说,先看第一个问题,“宗教何以可能”。用最简短的语句形容这一问题的答案,“基督信仰是家庭神圣性的体现”。信徒归信的契机——“因病信教”——是分析这一问题的切入点。在北头村,疾病,尤其是大病,往往是导致信徒归信基督教最为主要的客观原因。他们大多是在对教义不甚理解的情况下做出归信的抉择的。从朴素的宗教情感到基督信仰之间,信徒大致经历了四个循序渐进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因大病而导致的家庭危机;第二个阶段,寻求“替代性治疗”;第三个阶段,灵验驱动;第四个阶段,神的拣选。而对归信机制的深描不仅展现了信仰典型的实用主义特征——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核心在于祈求和灵验,更是揭示了隐藏其中的信仰与家庭的关系——对家庭秩序和家庭伦理的追求弥漫于基督教的信仰生活之中。除了对因病信教的分析,文章还展现了在具体场域之中,信徒在处理教会生活与家庭生活的时间、身份、风俗等矛盾时,所采取的化解方式。可以发现,村民的基督信仰并非西方宗教意义上的个人性皈依,信徒在向基督祷告的同时,更是要扮演好自己在家庭中父母、子女的角色。
  在西方的家庭理论中,核心家庭用以指代,成员结构只涵盖“夫—妻—子”三角关系的家庭。从这一点来看,如今北头村绝大多数的家庭都属于核心家庭。它们产生于家户析分的过程。分家,代表着新建家庭拥有了经济、生活的自主权,也逐渐从家族制度和老人权威之中解放出来。但是,除了家庭结构的三角关系,北头村的核心家庭还表现出来,“核心家庭”这一概念本身没有蕴含的两个特征。第一,从家庭功能的实现来看,这些核心家庭具有“网络家庭”的意义,需要亲属网络提供一定的情感支持和资源帮助。第二,从家庭意义来看,家庭既是每个家庭成员获得个体利益和快乐的单位,而利益优选满足的顺序表现为先子女、后父母。
  第五章,文章又回到教义伦理的范畴之中,通过展现奥古斯丁、马丁·路德的婚姻家庭观,以及当今北头村教会中宣讲和信徒理解的家庭观,从而展现了在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之下,乡土处境中的基督教信仰如何实现了与儒家伦理的契合和转换。
  借由当地教会中的两篇讲道文,文章发现了基督伦理向儒家伦理的转移和置换的趋势。相比起两位神学家将婚姻视为家庭建立的基础的观点,讲道文却将家庭生活视为婚姻的目的。而且,虽然讲道文的主旨观点仍然体现了马丁·路德的天职观的风格,但是它更展现了韦伯笔下“秩序的理性主义”的倾向,表现为对尘世道德伦理的强调和重视。教义伦理逐渐走下神坛,它对基督徒的要求显然认同农村普遍的道德伦理规范。与非基督徒相比,基督徒只是要做的更好,而不是与他们不同。
  通过对两类民俗宗教的剖析,揭示了北头村的宗教生态系统的三个特点:第一,民俗宗教塑造了宗教生态的根基,其信仰的内涵已经超越了神圣和世俗的划分,融于乡土社会和文化之中,因而基督教的扎根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产生关系;第二,民俗宗教仍保留有一定的宗教性,比如其对神灵的敬畏心理和献祭仪式,这与信奉唯一上帝的基督教具有教义上的冲突;第三,民俗宗教在形式和表达方面的局限性,比如祖先崇拜宗教性的降低,海神祭祀中对女性的限制等,为基督教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在这样的结构性关系中,基督教会和基督徒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进入路径,也随之取得了不同的成效。在传教的最初阶段,教会夸大了它与乡土社会的原生宗教生态系统之间的对立关系,并忽略了它对这一系统的依赖。于是坚守宗教独特性和异质论的“绝对宗教主义”路径,导致了基督教与民俗宗教,甚至与整个乡土社会的冲突。以丧礼上的冲突为代表,导致了基督教在乡土社会中的边缘化。后来,教会逐渐开启了“文化相对主义”的进入方式,通过对葬礼的仪式、海洋禁忌和女性禁忌三类民俗规范的重新解读,从而实现了基督教与民俗宗教相对和平的共处状态。
  如果从上述的两个问题中跳脱出来,会发现文章借助洋洋洒洒的二十多万字,其实是从两个层面揭示了信徒在具体的乡土社会中落实自己信仰的过程。第一,是信仰与生活之间的关系。用最直白的语句来形容,“信仰,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第二,是基督教的普世性与地方性的关系。在处理信仰的正统性和生存的合法性之间的张力的过程中,一个地方性教会正逐渐形成。被实践的基督教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西方教会传统的传统教义还有待商榷。但是更为关键的是,它在讲求实用主义、强调家庭传统、民俗宗教多元存在的乡土社会中,成功地吸引了一批信徒。一方面他们建立了明确的基督徒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他们又灵活地调整信仰与生活、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视角来看北头村的基督教,它已经脱离了“西方基督教”所支控的表达形式,而是通过浓重的“地方性”色彩展现了“世界性”宗教的文化多元性。
  在最后的结论和讨论部分,文章对两个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第一是结合田野资料分别与世俗化理论、宗教市场理论和宗教生态论展开对话。在理清了世俗化理论的出发点和结论之后,文章从对宗教发展趋势的探讨、对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分以及对宗教神异性与世俗性的分析三个层面对理论进行了完善和丰富。宗教市场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内学术界乐于探讨的话题,是因为它解构了国内既有的宗教观念,并对中国的宗教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在理论与实践对话的过程中,文章又发现了诸多有待于修改和完善的命题,比如对竞争和排他性的宗教关系的强调、对理性选择过于宽泛的定义,以及对宗教活动的自愿性与非自愿性的忽视。最后,近几年来因为契合了中国宗教多元化的特点,宗教生态论也展现出较高的应用价值。而不同群体在面对“宗教生态是否均衡”这一问题时,往往会作出的不同回应。之所以会产生观点的分歧,除了他们的结论可能来自于不同的实证资料之外,还有两个原因,分别为身份的局限性以及对均衡的定义不同。作为秉持价值中立立场的研究学者,应该从全局的角度分析宗教现象。而且除了对既定的宗教生态进行客观评价之外,研究者们还可以对某一具体境遇中的宗教生态系统展开全面的剖析。
  第二,作为对基督教地方性问题的延续,文章进一步探讨了基督教中国化的可能性。坚守基督教的核心本质是教会发展的“生命问题”,而基督教的中国化则是其“生存问题”。在坚持以《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为基本教义的基础之上,基督教并不是一种单一形式的存在。佛教在中国化进程中,所采取的译经、神异、格义、禅修等方法,对基督教中国化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只有以积极、建设性的态度引导“自治、自传、自养”的基督教走中国化之路,才能促使其更好地融合“中正”与“和谐”的基本文化哲学的要求,做出更有意义的文化和社会贡献。
[硕士论文] 艾海啸
中国哲学 青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业力思想在佛教理论体系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佛教轮回、解脱等思想就是在业力思想的基石上建立起来的。业力思想在佛教产生之前的古印度思想中就已经被赋予了特别的含义,因此若要系统地讨论佛教业力思想就必须从业力思想的起源开始探索。纵观印度宗教历程,业力和轮回思想几乎遍布于每个印度宗教思想领域,从《黎俱吠陀》到《梵书》再到《奥义书》,业力的起因、解脱、业报轮回思想等理论,古印度思想家们都有着不同的阐释。佛教从一开始的理论路向便与古印度时期的宗教哲学思想有些不同,佛教理论极重视知识理性,佛教对于理论立足点的分析较之前的其他宗派理论更加详细、更具知识性,在一些前人并没有充分理论支撑的点上,佛教的说法就显得更为理性,因此佛教业力思想整体上更为丰富具体,理论体系也更加完善,理清业力思想体系以及业力诸种特征也是把握佛教思想的重要前提,不论对于信众还是学者而言,把理论讲清楚才能避免盲从与误解,中国、日本、印度等东方民族的大多数人都以业力思想以及相类似的宗教理念作为其道德规范和宗教信仰的基础,但是由于在没有规范、系统地研究业力思想,理论内涵仍模糊不清的情况下又与佛教世界观、认识论等思想结合解读,就很容易引发人们的误解。最后,讨论业力思想在宗教视域下的性质界定是为更清晰的找准业力的理论地位,以及业力思想与命定论、自由意志的讨论则是意在破除业力思想是硬决定论、宿命论、神秘主义的误解,还原业力思想之决定与自由相容的原貌。
[硕士论文] 成梦娇
设计学 山东建筑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前,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在不断高速发展着,人们的精神追求越来越高,人们不断的寻找着精神支柱和前进动力,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受重视。佛教信仰的僧徒逐渐增加,尤其是生活在社会背景下,压力较大的年轻一代。因此,与之相应的佛教建筑在不断的被重修、兴建、翻新。公众意识中,为了经济效益,将宗教建筑及其公共空间,单纯的定为商业用途、公共用途、相关旅游观光活动用途的行为频繁发生。这背后,隐藏的就是传统文化的断裂。另外,当前国内的佛教寺院出现了“千寺一律”的现象,盲目的在追求复古、过度追求繁华,景观塑造单一,忽略了佛教建筑的功能等诸多问题。面对这样的存在问题,本文从基于保护的前提下,如何让传统建筑中的佛教建筑适应当前的时代特征,进而求其发展性,作为研究出发点,构造既具有基本的宗教空间功能,又符合当代社会的时代特征的寺院建筑环境。中国传统文化建筑的研究,要以传统文化的内涵为基础。佛教文化具有深厚的底蕴,研究其载体,寺院建筑具有特殊的意义。
  本文首先梳理了佛教建筑的历史沿革和发展进程,对佛教建筑的历史脉络有个深入了解,并以此为基础,综合多样的研究方法,例如文献搜集、实地调查、案例借鉴等方法。深入剖析佛教建筑环境的文化内涵、佛教建筑的艺术特色、独特风格、多样的建筑形式、历史文化价值等内容,从而根据佛教建筑的特征及应该遵循的设计原则,提出佛教建筑环境保护与发展的方法与策略。最后,基于保护性和发展性的原则,提出邹平醴泉寺目前待解决的问题,即寺院建筑及周边环境凸显破败、杂乱;寺院内部环境,空间使用率低,空间杂乱无序;庭院景观单一粗糙;建筑未延续宗教场所功能等问题。提出更有效的寺院建筑环境设计方案,实现对佛教文化的传承,对佛教建筑的保护更新。
[硕士论文] 王东阳
世界史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医院骑士团是欧洲最古老的天主教军事修道骑士会(简称“军事修会”)之一,其成员也被称为“圣约翰骑士”,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大骑士团”之一。在十字军被伊斯兰教势力逐出巴勒斯坦地区之后,医院骑士团先后转战于东地中海地区的塞浦路斯和罗德岛,但骑士团在这些地方都没能成功立足,直到16世纪获得神圣罗马帝国的赐封才来到马耳他岛安身。身处马耳他岛的医院骑士团是这一时期西方世界在东地中海地区边界上对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重要力量,在骑士团控制马耳他岛的数百年时间里,他们将天主教的信仰以及各种西方制度带到了这个原本文明发展滞后的小岛,马耳他经过骑士团的苦心经营经济社会状况得到改善。参与马耳他建设的同时,骑士团面临的最大危机便是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围堵。作为奥斯曼——哈布斯堡战争的重要参与者之一,骑士团在马耳他岛的存亡关系着整个西方世界的安危。坚守马耳他岛的医院骑士团在西方盟友的配合下最终取得了对土耳其人的军事胜利,作为西方世界在东地中海屏障的医院骑士团在马耳他岛经过苦心经营立下了脚跟,西欧也为此能在一个安定的环境中继续进行近代的社会转型运动。
  如今医院骑士团在马耳他的统治已成为历史,只剩下骑士团为马耳他打造的新都瓦莱塔作为人类文化遗产供后人凭吊。但由医院骑士团演变而来的“马耳他骑士团”褪去了军事功能而专注于医疗慈善事业,古老的骑士团其救死扶伤、平等博爱的人文关怀以及高贵、坚毅的骑士精神继续在文化领域给予今人以启示。
[硕士论文] 杨哲
哲学 湘潭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西游记》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之所以闻名中外,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不仅在于其瑰丽浪漫的故事情节,还在于其中蕴含的深刻的儒释道思想。在《西游记》流传的四百多年间,不少文人学者们都对其做了大量的点评和研究。其中关于《西游记》与道教关系的论文也有很多。《西游记》作为一部小说,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和抱负,其中蕴含的道教思想是要为作者想要表达的主旨服务的,因此必然与正统道教思想有些差异。
  本论文对《西游记》中的道教思想研究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作者的最高社会理想与道教社会理想的同异,即对花果山的美好生活进行分析,并与道教的社会理想做比较;第二,作者理想的转变,即分析花果山理想破灭的原因,阐释西天取经的内涵。在封建统治之下,是不允许自由社会形态的存在的,所以花果山的理想注定不能实现,作者只能转而追寻其它的道路,但是作者受时代的局限,逃脱不了封建主义的桎梏,因此只能在封建主义之内,通过道教对佛教的借鉴与融合来寻求一条适合社会改革的新道路,即西天取经,但最后证明这条道路也是行不通的;第三,西天取经路上的磨难。首先分析了孙悟空自由观念的转变,孙悟空在西天取经的道路上逐渐改变了对自由的看法,接受了人间社会的仁义礼法,追寻到了另一种自由。然后是比较书中神仙妖魔与正统道教的同异,道教的神仙与妖魔即是善与恶的象征,但在《西游记》中这一点却不是一定的。最后阐述了西天取经的修道过程,西天取经即是行善济世的大功业,也是修心养性的问道之旅;第四,《西游记》中的修炼思想,即内丹修炼以及取经队伍与神仙妖魔所体现出的阴阳五行思想。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等人修炼的都是内丹功法,书中很多诗词术语都反映了内丹思想。取经队伍是暗合阴阳五行的,书中不止一次用金公、木母、黄婆等道教术语代指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但对唐僧和白龙马的属性却没有明确说明,可见书中的道教思想并不严谨。神仙与妖魔也都对应着五行阴阳属性,各自具有不同的功能。
[硕士论文] 李冉
科学技术哲学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佛教基本原典《杂阿含经》是早期佛教的一部经典著作。在作品中,通过对佛陀讲经说法的过程和内容的记述,为我们展示出世界中万事万物的可变性和无常性及人与周围环境间的关系图景,贯穿其中的万物无常观及缘起因果观等观点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杂阿含经》生态思想主要由万物无常的生命观、缘起因果的整体观、“正观”的价值观等三方面有机构成。首先,人类对于世间万物的观点和态度决定了我们的行为,人类永无休止的物质欲求和贪得无厌的价值取向是自然资源危机和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其次,缘起因果的整体观告诉我们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密不可分,因此人类在破坏自然环境获取利益的同时也是在为人类自己自掘坟墓。最后,由于万物无常及因果缘起的存在,我们应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即“正观”,以此来正确处理人类同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通过对于万物无常、缘起因果、“正观”的研讨,使人们明白,人类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进行的一切掠夺和破坏活动,终会一切成空、万物皆空,人类自以为占有的一切资源和资产都将化为乌有。不仅如此,在人类大肆破坏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在破坏人类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家园。自觉树立“正观”的价值观,对于更好地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解决当今严峻生态危机问题可能会产生良好的推动作用。
[硕士论文] 姚蒲军
哲学 湘潭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佛教认为人可以通过对自我精神境界的提升,来实现对世间万有运作真相的真正理解,因此佛教修行的最大特征就是个人对自我的超越,从而进入生命境界的新天地。在佛教中,进入精神境界的最高点,彻底了悟宇宙人生真相的个体被称为佛陀。正觉世间即是佛陀获得正觉后的所观察到的世界全貌。此正觉世间在华严中则表现为一真法界这个华严特有的世界体系。《华严经》描述了一个处处充满光明、处处是真善美、处处是神圣佛性、自由无碍的完美世界,此世界即生佛圆融、理事无碍的一真法界。站在正觉世间的思想高度,世间一切的差别对立都得到了融会贯通,所有的存在在最高精神层面都有了至高无上的意义。在正觉世间中,《华严经》解答了生命的本质、世间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众生该何去何从等重大人生问题,阐述了本体与存在不二,理想与现实不二、生佛不二等重大佛学命题。本文首先介绍了佛境界一真法界的直观样态,对一真法界中的佛国世界以及莲华藏世界海进行了展示;其次,论文分析了一真法界中心、佛、众生的关系,阐述一真法界中生佛圆融的境界,并指出世间的存在目的乃是如来为了教化众生而存在,一真法界不仅是如来的精神照耀的世界,也是如来化导群迷的世界;第三,本文论述了众生从个体自我到达佛境界的实现途径,以华严宗中的“五周因果”的介绍来总结整本华严的修行思想;再次,本文通过分析当今时代世界观的缺陷以及论述小乘佛教、般若中观思想对世界定位的不足,指出正觉世间的“向光精神”对于个体生命的伟大意义;最后,论文指出大乘佛教尤其华严思想在中国盛行的关键点就在于其与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家在某些方面有很大的相近点,主要表现在本体与存在不二以及理想与现实不二这两个核心思想上。探究华严对于宇宙人生的解答不仅有助于我们思考当下社会生命归宿缺失的根本原因,同时对于复兴传统中华文化也有很大的意义。
[硕士论文] 闫静静
马克思主义哲学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古希腊思想是西方文明发展的源头,对马克思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理论渊源作用。神话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组织社会的过程中沉淀下来的文化,是人类面对生存困境寻求解放的一种方式。
  神话用隐喻手法记录了人类历史,将历史事件用神话故事的形式表现出来,透过神话故事我们可以窥探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神话中的角色已经对外部世界进行了初步地加工和处理,他们发明创造生产工具,组织维持社会秩序,同时孕育了自由观、平等观和审美观,理性思维已经得到萌芽和发展。但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人们认识水平较低,很多现象无法解释,所以他们将决定社会发展和自身命运的力量停留在彼岸世界。
  翻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几乎每一卷都引用了希腊神话典故。马克思理性思维对神话隐喻既有吸收又有超越,神话重点呈现了救赎思维、英雄思维,内在地体现了人类的追求,即求得自己的解放和自由,过一种消除灾难的愉悦的生活。马克思对神话隐喻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生产不再是一种准自然的过程,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本文的重点是分析马克思如何既能对神话思维进行批判的吸收,又能坚守其思想中的理性思维,并走向现实,在物质的生活关系中寻求人类解放的答案。
  神话理解现实是不科学的,我们应该在唯物史观视域下,辩证地看待神话隐喻,神话是一定的物质生产力条件下诞生的与其相适应的文化形态,具有历史性,神话中的角色是社会关系的人格化。神话在长期的历史阶段是人们面对现实困境求得解放的一种寄托和象征,马克思认为人是“现实的个人”,人的解放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
  本文分析神话隐喻对马克思理性思维的作用与意义,不是建立一种新的宗教需求,而是要从中汲取有益因素,在唯物史观视域下看待神话隐喻,从人的解放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理性思维对神话隐喻进行批判地吸收和超越,分析马克思对引导正确的文化方向、全面理解文化价值,对人最终的解放所产生的作用和意义。
[硕士论文] 许王彬
翻译 电子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土宗教,道教在西方世界的研究日益增多。然而,道教术语的翻译工作困难重重,需要解决诸多翻译问题。因此,汉英双语道教术语库的建设将会带来诸多益处,也将会为后续的词典编纂工作提供极大的便利。
  本文是对《道教汉英双语百科》编纂任务的前期准备工作的项目报告,描述并总结了汉英双语道教术语库建立的原则与过程。
  本项目中,术语处理的指导理论为术语学理论,包括交际术语学理论及术语定名原则。其中,交际术语学理论用来定义并区别出本项目中中文道教术语的范畴,而术语定名原则用来制定英文道教术语提取的基本原则。如此,中英文道教术语的处理遵循了以下程序:术语提取、术语匹配、术语校对、建立道教汉英双语术语库。
  为了了解源文本的特点,本报告对汉语道教术语的结构特征和语义特征进行了分析。对结构特征的分析是从汉语术语的语法功能结构视角进行的;汉语道教术语的语义特征主要划分为单义性、一词多义和多词同义。同时,为了给后续编纂任务提供借鉴,本报告对术语库提取出的英文道教术语进行了分析,归纳出所选英文材料采用的几种基本翻译方法分别为音译、音译加注、直译、直译加注、音译加直译、意译、借译。这些翻译方法的得与失在本报告中也做了简要的概括。
[硕士论文] 黄蓝
翻译 电子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由于国际学术交流越来越频繁,学术翻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学术翻译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从数量上来说,与实用翻译研究或文学翻译研究相比,我国的学术翻译研究相对较少。其次,从研究对象上来说,国内现有研究大多关注学术翻译的质量、标准和术语翻译等。较少有学者研究学术翻译中翻译技巧的应用。然而,对翻译技巧应用的研究更具实用性。因此,本报告将探讨学术翻译中翻译技巧的应用。
  本报告基于译者的一次英汉翻译实践。原文是马西莫·莱昂教授的学术论文集《宗教符号学》,该论文集主要介绍作者在宗教符号学这一领域的思考与发现。原文是信息型文本,主要功能是信息功能。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将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作为指导,结合原文本特点,通过运用相应的翻译技巧,来达到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功能对等。
  本报告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介绍了任务的意义以及报告背景;第二部分为原文分析,主要介绍原文内容,分析原文在词汇、句法和语篇层面的特点;第三部分为理论介绍,介绍了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的发展及其重要概念,并说明了“功能对等”理论应用于原文本翻译的可行性;第四部分为案例分析,是本报告的核心部分,重点探讨了在学术翻译中如何使用翻译技巧来达到原文与译文在词汇、句法和语篇层面的功能对等;最后一部分为总结,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采用的翻译技巧的应用进行了总结。
  本报告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讨论如何使用翻译技巧来达到学术翻译中的功能对等,译者希望本报告的探讨能为其他学术翻译者提供一些可借鉴之处。
[硕士论文] 高娣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辽宁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唐代地婆诃罗译经《方广大庄严经》(以下简称《庄严经》)1——6卷的双音词为研究对象,从经中双音词的来源、结构、新词新义角度进行分析与描写,运用统计学方法穷尽其数量,并对双音词的发展演变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进行探究,以期为汉语史研究和辞书编纂提供便利。通过研究发现:
  《庄严经》中的双音词来源有二:一部分是通过音译、意译或双语合璧的方式翻译来的外来词,另一部分是在汉语本土词的基础上通过引申等方式赋予佛教概念。佛经汉译的主要目的是弘扬佛法,让人民相信,从而达到普度众生的愿望,所以其中双音词多数来源于汉语本土词。另外,外来词也并非完全外来,很大一部分则是用汉语的构词语素和构成方式形成的新词,这样的新词更容易为人们接受和理解。
  《庄严经》中双音词共2049个,其中单纯词67个,占总数的比重3.2%;合成词中并列式895个,占总数比重43.7%;偏正式697个,占总数比重34%;动宾式192个,占总数比重9.4%;主谓式45个,占总数比重2.2%;补充式24个,占总数比重1.2%;附加式123个,占总数比重5.9%;重叠式8个,占总数比重0.4%。据此来看,并列式是最能产的构词方式,其次是偏正式,这两种构词方式一直到现代汉语也是最能产的。再次是动宾式、附加式,最后是主谓式、补充式和重叠式。另外,同素异序的双音词也大量存在,表明汉语词汇的双音化趋势还在进行,词序还不稳定。
  《庄严经》中双音的新词有284个,新义有61个。新词新义的研究为词典的编纂或修订提供帮助,如补充词条、补充义项、提早例证等。同时,新词新义的研究反映了唐代的语言面貌,进而与前代进行比较,词汇数量增加,语义不断演变发展,或扩大,或缩小,或转移。
[硕士论文] 景灿灿
逻辑学 贵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指顾之间窥基的《因明大疏》由日本回返汉地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国内学者对汉传因明“唐疏”的研究亦有百余年之久。这一研究历程处在东西方文化激烈交锋与深度交流的新融合时代,经过近代的复苏、现代的高潮、当代的不断融合与发展,又在比较逻辑学、比较哲学、比较宗教学的大背景影响下,形成了百余年具有西方学术背景的“百年中国佛教量论因明‘唐疏’”研究的曲折历程,基于这一研究历程的深厚积淀,已经到了需要回顾总结的研究阶段。
  本课题研究的归属实质是“学术史”的研究范畴,遗憾的是,由于论域时间跨度大,论旨不易,且又涉及多种语言和多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到目前为止,学界尚无以“百年中国佛教量论因明学‘唐疏’研究”为题的专著出现。虽然也有不少以“百年中国汉传因明研究”这一类以总结、反思性为题的相关研究,但就目前学界的总结和回顾而言,还未全面实现自觉的总结与反思,未能在反思中彻底扭转以往“据西释中”的研究模式。唯有将“唐疏”的研究置于百年中国佛教量论因明学的学术背景下,才能真正从更高的视野对此进行合理的总结与反思并作出恰当的评判与鉴别,最终实现优良的继承与发扬。本文正是通过对汉传因明百余年“唐疏”研究的历程进行梳理与评述,指出研究中存在的一些误区和问题,并力图探索出未来“唐疏”研究中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为进一步挖掘和拓展汉传因明“唐疏”的研究空间开辟道路。
[硕士论文] 周婉儿
宗教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共存的大国,除汉族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丰富多彩且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宗教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对民族的凝聚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探讨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对于积极引导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理解和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增进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宗教文化交流具有积极意义。在研究中发现,湘西苗族宗教信仰呈现出多元和睦相处的特点:一方面承袭着本土的原始宗教信仰,另一方面也融入了汉族的儒、释、道、三大信仰,甚至掺杂了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等外来宗教的信仰因子。
  本文题目为《湘西苗族多元宗教信仰研究》,试图从以下三个章节揭示湘西多元宗教信仰的特点,分析其形成的多方面原因,探讨这种独特的宗教信仰对湘西苗族族群构成的多方面影响。
  第一章为湘西苗族多元宗教信仰的体现。从三个方面揭示出湘西苗族信仰中的“多元化”特征,把这种多元化信仰所产生的文化、风俗、心理等具体实例作出列举,并加以综合阐述。
  第二章为湘西苗族多元宗教信仰的原因探析。阐述了形成此种宗教信仰的历史、地域、人文背景等原因。本章在大量数据、实例分析的基础上,论证了湘西苗族多元宗教信仰的由来和历史发展脉络。
  第三章为湘西多元宗教信仰的影响分析。研究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归根到底是为了了解宗教信仰对自身民族和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带来的影响。本章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结合实例进行了探讨和分析。笔者认为,湘西苗族宗教信仰的未来发展应该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保留本民族自身特色的基础上,剔除那些与新时期不相适应的陈旧思想,使得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能够与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
[硕士论文] 侯德忠
民族学 贵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民族信仰是一个民族共同体认知万物与他们自身的一把标尺和制度性要素,这也在另一维度上表达着信仰与民族文化的关联性。本文以贵州省剑河县方陇苗寨为田野中心点,着眼于当地苗族古经中的鬼神体系,并以宗教实践为切入点,试图借助鬼神体系来反观现实世界中的苗族社会,分析苗族先祖构建鬼神体系的现实意义。
  本文调查对象除了苗族鬼神外,“故相”群体作为人与鬼神沟通的媒介,自然也是研究对象之一。鬼神体系中的鬼神通过“故相”群体来普及他们的存在,传达他们的旨意;人们则同样需要通过“故相”去表达自己的愿望。在以故相和鬼神为主角的宗教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向人们传递鬼神文化,从而使人与鬼神能够沟通彼此,相互影响。在“故相”和祭物这座桥梁上,人们更进一步的认识鬼神体系中的主角,同时又不断的对鬼神体系进行再创造,把人们的希望寄托于其中,最终形成如今的苗族鬼神体系。经过对鬼神世界的深入分析,苗族人的鬼神体系实则是苗族社会发展的缩影,是折射苗族文化的一面镜子。鬼神体系的存在,不仅维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同时也为强化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以及对规约苗族村寨的社会秩序发挥重大作用。可以说,鬼神体系是苗族先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对自然、对社会生活认识的智慧结晶,通过鬼神这种超自然力量把这种认知根植于子孙后代心中,从而保证苗族社会得到健康而稳定的发展。
[硕士论文] 胡伟
专门史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南朝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战乱频发的时期,也是文化繁荣、佛教兴盛的时期。南朝社会动荡、人心思安,亟需精神寄托,有利于宗教的传播;这一时期各路高僧踊跃传播佛教教义、促进佛教发展;南朝士人在推动佛教发展的过程中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或与名僧云游,或参与经论、译经,或参加法会,或著书立说弘扬佛学佛理,或通过带有佛教色彩的诗文、书画等文学艺术作品抒发对佛教的尊崇,有力地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发展。
  本文对南朝士人阶层在佛教传播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广泛且深入的研究,探寻他们在促进南朝佛教繁荣发展、佛教中国化和丰富中国传统文化等方面起到的历史作用,以南朝士人阶层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对象,力图在前人对南朝佛教和佛教中国化的研究基础上,做更进一步的研究,以期理清南朝时期士人阶层在佛教传播与发展中的作用。
[硕士论文] 高敏
中国哲学 西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晚明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高僧之一,憨山德清(公元1546年-1623年)深受心学与佛教的双重熏陶。面对晚明黑暗的时政和佛教的凋敝,憨山德清挺身而出,用自己深厚的佛学素养和心学体认,为晚明佛教的发展开拓出一条新的思路。他重新诠释了佛教心性哲学的含义并提出了新的理解,尤其是在佛性论上,憨山德清指出了儒家成圣和佛教成佛二者的共通性。在三教关系问题上,他吸收并发展前辈学者的思想,认为三教的共同功能就是教化人心,促进了当时三教的融合发展。本文亦通过阳明心学在晚明时期对憨山德清的影响,来揭示憨山德清思想理路,即用佛教思想去圆融儒道。通过憨山德清与晚明儒者的密切交往,去把握他在佛教理论中表现出的儒家气息;进而通过对三教关系的讨论,来揭示阳明心学对晚明佛教的深刻影响,从而理清晚明佛教自身的演变发展。藉次深入思考的是晚明时期产生的社会现实问题以及晚明思想家的应对策略是否相呼应的问题。对于憨山德清的生平,则主要着眼于憨山思想在形成过程中所受阳明心学的影响。文章重点阐述憨山德清心性哲学和三教关系中所体现的心学视野,进而对其佛学思想的独特性影响进行全面的把握。深入晚明佛教在心学影响下发展所带来的现实意义。
[硕士论文] 韩金晶
中国史 贵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天理史观”是理学家基于天理对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一种考察、认知、评断,是对历史发展趋势及其形态合法性的考察。在宋代理学家的眼中,认为推动历史发展的是追求“内圣外王”、道德高尚的圣贤君子。作为明初朱学代表人物的薛瑄,继承和发展了这种天理史观。
  这种天理史观既是薛瑄对前人尤其是宋人经典著述研读和思考的结果,也与明初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因素有关,更是薛瑄在从政、为学以及从事教学等活动中忠诚践履理学家理念的产物。
  薛瑄在继承朱熹“理本论”的基础上,吸收了张载的“气本论”,构建了“理气合一论”,明初朱学遂开始由关于形而上之理的探讨向注重对气化的人类社会发生转折。在复性论中薛瑄更强调下学功夫,以这种理学思想作为历史演进的哲学基础,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观,即薛瑄的天理史观,主要内容包括薛瑄的道统之辨、王霸之辨、经史之辨。
  薛瑄通过道统之辨,来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合法性。主要对道统人物序列构建,薛瑄的道统谱系继承朱熹又有所发展,所谓发展就是把元代许衡放入道统谱系中,从而为把以自己为代表的朱学代表列入谱系奠定了基础。同时薛瑄也对科举空疏学风、以及佛老异端给予批判,把其排除在道统之外,这是薛瑄对道统的贡献。
  薛瑄通过王霸之辨来探讨社会政治的合法性。薛瑄以“天理”为出发点,把政治分为“王道之治”与“霸道之治”,以此为基础对历史进行了分期,对各段历史以及历史事件进行评判,通过分析薛瑄的评价,可以得出薛瑄的理学思想已经不是纯粹的“天理论”,已经开始注重气化世界。
  薛瑄通过对经史之辨,体现著史原则和标准。薛瑄的经史之辨主要是对一些历史人物、历史著作的看法。薛瑄认为“观史不可以成败优劣人,只当论其是非。”又提出著史不可过分重视气化世界。薛瑄主要是想把“天理论”、“气化世界”合而为一,因此,“理势合一论”,是薛瑄历史观所追求的的最终目的。
  总之,薛瑄的天理史观是围绕着“天理”建立起来的庞大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既有人类社会在特定地域展开的空间维度,也有依道统而绵延在具体历史中的时间维度。把这两种维度结合起来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薛瑄的学术包括宋明理学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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