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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王侍唯
汉语国际教育 山东师范大学 2019(学位年度)
[硕士论文] 仇春伟
宗教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19(学位年度)
[硕士论文] 闫君
工程硕士·软件工程 兰州大学 2019(学位年度)
[博士论文] 尹曦雯
外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硕士论文] 张世杰
世界史 河南大学 2018(学位年度)
[硕士论文] 陈星尧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重庆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硕士论文] 王大帅
伦理学 江西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硕士论文] 王笑笑
音乐与舞蹈学 西安音乐学院 2018(学位年度)
[博士论文] 李楠
中国史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依靠不平等条约进入中国的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近代中国社会内部的动荡,晚清与教案相关的社会动荡多与传教士的活动有直接关系,义和团运动等反教活动的爆发是中国地方社会应对基督教传播的一种复杂反应。学界以往的研究所依据的外因论(帝国主义侵略引发反教运动)和内因论(中国社会内部固有矛盾引发反教运动)都无法很好地解释义和团运动等反教运动的发生。学界惯常的进路是以反教群体为主体来分析义和团运动的缘起与发展,而较少关注义和团的对立面基督教会对这场运动的参与和反应。实际上,有教会,才有反教运动,在研究中只有对双方都进行均衡深入的研究,才能更深刻地揭示历史的复杂面相。华北公理会的空间活动范围大体也是义和团运动展开的核心区域,既与义和团运动发生、发展的空间场域有密切的关联,也深刻地影响了前者的发展轨迹。义和团运动是华北地方社会应对教会扩张的一种社会反应,厘清华北公理会的性质及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对于理解义和团运动的缘起、地方社会在传教士活动下的历史变迁有着重要的意义。
  华北公理会是典型的差传教会,用中文来说就是“洋教”,它不是真正意义的本土教会。华北公理会的发展取向与其差会架构体制存在密切的关系。根据公理制的原则,华北公理会是独立的个体,与其他公理会差会彼此互不统属,差会内部事务的管理建立在全体传教士平等、共定的基础之上,差会下的各地传教站亦彼此独立、各自为政,这种看似分散的机制为各传教站独立处理复杂的地方事务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在这种体制中,美国传教士始终居于核心。在早期,传教士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本地传道员和牧师只是其聘用的助手。随着教会的发展,本地教牧人数逐渐增多,地位有所上升,形成所谓的“中西教会联合建制”,但实际上公理会的人事和财政权力仍掌握在传教士手中,“洋教”的色彩十分明显。
  差传教会在基督教世界宣教运动中是一种常见形态,如果不与近代殖民主义和不平等条约发生关联,那么它就是基督教本地化进程中的一种过渡形态,最终会发展成为真正的本土教会。然而在华北公理会的宣教实践中,上述二者的关联改变了它的宣教性质,使其具有鲜明的侵略性质,并在地方社会引发激烈的矛盾和冲突,该会的一些教案和纠纷呈现出中外冲突的特征,其原因就在于此。
  华北公理会托庇于条约体制的保护伞之下,并非从一开始就遭到地方社会强烈的敌视和抵制,在早期传教阶段该保护伞对于普通下层民众特别是遭遇政府打压的边缘群体实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比如民间教门人士。然而,在第七屯房屋捐输教会等涉及公理会教民及教会的纠纷或诉讼之中,传教士一次次出面为教民撑腰,利用条约制度以及母国公使领事的权势压制地方官,使得教民在其庇护之下成为地方上的权势群体。教会网络变成地方上的权势网络,与地方官府的行政权力发生激烈的冲突,招致地方官绅的强力反对,由此引发德州教案等由官绅主导的反教案件。19世纪90年代后期,教会对清政府权威的挑战更甚于传统“邪教”对帝国统治带来的威胁,部分官员尽管认为义和团与清政府历来厉行镇压的所谓“邪教”无异,仍要借其力驱逐洋人。传教士的活动对清政府统治秩序以及地方官的权力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在义和团运动时期达到峰值,传教士像审判官一样审视清廷地方官,指认其“罪状”,定其刑罚,强调清政府必须惩罚地方官和义和团,以达到惩戒的目的。
  华北公理会的宣教方式深刻影响到中国社会对它的认知。清政府官员意识到在条约体制的庇护下基督徒身份与天朝子民身份的渐趋分离,于是强调持平办理各类教案,强调非信徒的平民与基督徒皆为中国赤子,防止基督徒成为不受政府控制的群体。然而,清政府承受不住西方列强与传教士的联合压迫,每遇教案,受惩罚的往往是平民一方,甚至罪及官员,教会明显占据上风。教民不再受清政府完全掌控,遭到官府的痛恨,非教民也将其视为异己甚至敌人。教民被拳民视为“二毛子”是差传教会体制下信徒与地方社会紧张关系的典型表现,这种紧张关系在义和团运动时期被高度彰显。公理会个别传教士在八国联军侵华后的帝国主义侵略行为使得中国社会对传教士作为一个整体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认知更加深刻,也使得基督教会“洋教”的形象在民众心目中更加牢不可破。
  在民众的眼中,公理会的“洋教”形象还有另一层意义,即文明和进步的代表。在义和团运动前,公理会开办的学校、诊所和医院受到普通民众尤其是边缘群体的欢迎,医疗服务在消除偏见和拉近民众距离方面颇有成效,蒙族人对传教士从西方带来的物品、技术和知识尤其欢迎。义和团运动后,传教的政治阻碍已经消除,清政府开始所谓的新政革新。在此时期,曾经为义和团所深恶痛绝的基督教会似乎受到社会的欢迎,“洋教”所带有的现代性特征成为进步的标志。鉴于官绅阶层对西方科技和知识的渴求,公理会传教士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满足官绅对这方面的需求上,为其开办与改革、历史、科技、文化和爱国主义有关的讲座,纯粹的传道活动明显有所减少。在面向下层社会传教时,传教士也多利用近代西方的科技来激发人们的兴趣。教会教育开始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华北公理会实际参与联合开办基督教大学的试验,希望以此提高教会高等教育的质量,使其成为对中国社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单位。不过,在这个基督教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华北公理会的洋教属性并没有得到基本的改变。该会为了彰显其“进步”和“文明”,洋化色彩在某些方面甚至得到强化,民教之间的深刻裂痕只是暂时被掩盖,但并没有被有效地消解。
  另一方面,差传教会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外来教会,这种所谓的“洋教”实际也具有明显的本土属性。公理会对礼拜堂、聚会地等物理空间的需求使其必然参与当地房产、地产的交易,学校、诊所、医院等服务于公理会传教及教会社区的事业尤其离不开当地人力、物力资源的支持。传道员和信徒都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士,他们在教会中的人数占绝大多数,与地方社会有着长久而复杂的利益关系和矛盾冲突,由此使公理会与本地社会的关系十分复杂。教民在婚丧嫁娶、烧香祭祖等方面与非教民之间的冲突并非单纯的宗教文化矛盾,而是与家长权威、遗产继承、财产分割等传统利益链条息息相关。公理会与教外的利益纠葛亦包含复杂的人情世故,这既是义和团运动时期部分教民得到当地非教民通风报信或者庇护的重要原因,也是各个地方普遍从外地引入义和团打击当地教民的重要原因。
  乱世固然给基督教会带来极大挑战,义和团反教运动的滔天巨浪几乎给华北公理会以灭顶之灾,但也给教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机遇。八国联军的野蛮炮火给予义和团为主体的华北民间反教力量以沉重打击,同时在很大程度上震慑和消弭了清廷内部的保守排外势力。辛丑之后,中国社会对基督教之武器的批判戛然而止,半殖民状态下的“和平”为教会带来短暂的所谓“黄金时期”。传教士传教没有了政治层面的阻碍,也不再经常需要本国公使或领事为其提供政治援助。面对新的时局,公理会传教士在传教策略上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大力发展教育以扩大教会的社会影响,撤销乡村传教站,完全以城市为中心向周边辐射的宣教方针被基本确定下来。不过,基督教会大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正是中国民族意识觉醒的关键年代,对基督教采用批判的武器的时代已经悄然迫近。
[博士论文] 刘伟
新闻传播学;新闻学 南京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马礼逊作为基督新教首位来华传教士,在清政府教禁森严的背景下,借助文字传教、教育传教、医药传教等多种方法开展对华传播。其中,他探索开创了新闻传教,先后创办或者推动、参与创办共达6份中英文报刊,投入精力多,持续时期长,历史影响大,不仅推动了新教传教事业的发展,而且在中国近代新闻史的开篇占据了重要位置。本论文围绕马礼逊对华传播活动尤其是新闻传教活动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研究。
  论文共分5章。第一章分析马礼逊对华传播活动背景。第二章围绕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分析马礼逊新闻传播策略的确立与尝试。第三章研究英文季刊The Indo-Chinese Gleaner(《印中搜闻》)的办刊情况和面向英语世界的迂回传播特征。第四章聚焦马礼逊人生最后7年的新闻传教活动,包括参与The Canton Register(《广州纪录报》)编辑,推动创办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直接创办《杂闻篇》和The Evangelist and Miscellanea Sinica(《传教者与中国杂报》),指出其从传教事业巅峰回落而欲借助新闻传教活动重振辉煌的最后挣扎和努力尝试。第五章对马礼逊对华传播活动进行总结,包括总体回顾以及评价其新闻传教活动的特点和影响。
  论文研究起草过程中,着力收集上述6份中英文报刊原文,通过分析第一手资料文本内容,研究马礼逊对华传播活动实践。主要提出以下观点:
  第一,马礼逊创建了新闻传教策略。这一策略既继承耶稣会文字传教的传统,又借鉴运用了19世纪初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报业发展成果,开创了基督教对华传播的新模式,丰富了基督教对华传播实践,也为中国近代新闻史的开篇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二,马礼逊新闻传教活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其新闻传教活动大致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815年-1822年)持续7年办刊,扩大了欧美国家对来华传教事业的关注和支持,为马礼逊在英国及欧洲树立了崇隆声誉,也揭开了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开端。第二阶段(1827年至1834年)马礼逊传教事业从巅峰开始下落,由盛转衰,尽管他用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新闻传教活动,但终因积劳成疾去世而中止。其新闻传教活动,既是鸦片战争爆发和中国门户洞开前这段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马礼逊20多年在华生存状态的客观写照。
  第三,细致研究《印中搜闻》影印本第一手资料,提出《印中搜闻》通过面向英语世界传播,吸引西方对中国社会的关注和在华传教艰难状况的同情,增进对伦敦会中国传教事业的支持,起到迂回传教的成效。《印中搜闻》是19世纪初期唯一出于向中国传教目的而创办、并以过半篇幅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刊物,虽然中国新闻史对之提及甚少,但理应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第四,对与马礼逊有关的一些史实问题作出探究和澄清。其一,《印中搜闻》的性质定位。该刊编辑方针经历三次较大调整,由最初以宗教性为主转到宗教性、世俗性并重,继而转向世俗性为主、兼顾宗教性,其传教刊物的色彩不断淡化,但传教的使命始终没有卸下。其二,翻查《广州纪录报》并未发现《论出版自由》(The Press)原文,只找到一篇题目相似但内容不同的The Press in China。因此,对过往认为马礼逊在《广州纪录报》上发表最早捍卫言论自由文章的观点提出疑问。其三,对《依湿杂说》就是The Evangelist and MiscellaneaSinaca的观点作出澄清。从《依湿杂说》出版时间看,与马礼逊新闻传教活动没有直接关系,倒是在内容上有某种关联。
[硕士论文] 刘日新
宗教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北欧人以维京人为主。维京人属日耳曼人的一支,根据地域的不同被划分为挪威人、丹麦人及瑞典人。公元8-11世纪被称为“维京时代”,维京人的海盗行径几乎侵扰了整个欧洲。与此同时,基督教传入维京人的世界,逐渐取代其本来的多神信仰,成为北欧的主流宗教。维京时期正是西欧基督教世界开始在经济、政治乃至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高潮时期,不论是技术、军事还是国家权力以及丰富的税收,都使得维京人为之向往。一种“嫉妒”的力量促使维京海盗的长船驶入欧洲基督教世界,同时这种“嫉妒”也使得他们对于基督教信仰充满好奇,甚至许多异教徒并不反对改变信仰,皈依基督教,他们相信基督教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财富。可以说,促使北欧人接受基督教的最主要动力就是获得物质上的满足。然而,基督宗教融入北欧世界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这其中既有传教士的不懈努力,也有加洛林王朝为政治目的而采取的推动措施。本文着重探究北欧基督教化的主要方式,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介绍北欧维京人的概念,以及北欧海盗的产生原因及劫掠过程。北欧基督教化的时期恰与维京海盗猖獗肆虐时期相重叠。北欧人认识基督教、接触基督教与他们从事的海盗活动有直接的关系。维京海盗最初的海上劫掠活动不是为了永久侵占别国的土地,而是为了充足的物资补给。稀缺的土地资源以及尚武的文化传统促使他们不断地劫掠欧洲各国,与此同时走进基督教世界。
  第二部分主要介绍维京人的原始宗教。基督教传入北欧与其特殊的原始宗教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北欧神话是对日耳曼神话的一种狭义称呼,是维京人精神与文化内在逻辑的起点。北欧神话关于末世论及再创世的逻辑是刺激维京人南下的动力之一。然而,在基督教传入之前,北欧原始的宗教没有强大的教会团体,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神学理论,同时多神信仰也使北欧人愿意接纳基督成为另一位神灵。总之,北欧原始宗教的种种特性使得基督教信仰顺理成章的进入北欧人的世界。
  第三部分主要介绍北欧各国接受基督教的具体方式。总体来说,北欧各国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归信基督教的。其中,不乏有传教士的努力甚至基督徒国王的武力威胁。同时,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归信历史。维京海盗素有“亦盗亦商”的传统,他们在军事冒险活动之前就已经与其他欧洲国家展开商业往来。这种频繁的商业往来促使了北欧人向基督教的转变。北欧最早的基督徒团体,都形成于贸易发达的城镇:比如梅拉伦湖的佛加,横贯日德兰地峡而到达海边之通道两端的里奔和石勒苏益格。总之,不能将北欧基督教化的方式笼统的概括为自上而下的传教途径。北欧各国有着自己独特的归信历史。
  第四部分主要介绍了北欧使徒安斯加的传教历程。安斯加被称为“北欧使徒”,后被任命为汉堡-不来梅教区的主教,对北欧的传教事业作出了极大贡献,为其他传教士或传教使团在北欧的传教事业奠定了基础。他的继承人里伯特所著的《安斯加传》对于研究安斯加的传教经历以及维京时期北欧社会的原貌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安斯加传教背景及传教经历的描述,可见维京时期安斯加等传教士在北欧基督教化初期所做的努力,借此分析维京时代基督教传入北欧社会的主要张力以及对北欧社会产生的影响。
[硕士论文] 姬朦朦
中国史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依靠不平等条约的庇护,西方来华基督教教会纷纷将传教的触须进一步伸向华北和中国腹地,美以美会女布道会也加入了这一行列。该会成立于1869年,是美国成立的第二个女子宣教团体,也是众多女布道会中最独立的一支,女差会的成立使得海外妇女传教运动有了独立的组织形式。美以美会女布道会成立的初衷就是向海外非基督教国家传道,因此女布道会成立之初,就不断向海外国家派遣女传教士,中国亦是其重要的布道区,1871年女布道会来华,同年开始在华北地区的工作,至1939年并入卫理公会止,女布道会在华北广袤的土地上,以女校和妇婴医院为中心开展了一系列传教工作,来华女传教士受过高等教育,文化水平高,她们的言行举止对当地女性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教会女校培养出来的女学生,她们的女性性别意识日益凸显,在女布道会的影响和帮助下,其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成长为新时代的教会职业女性。
  为开展传教工作,女布道会在华北开展了一系列教育、医疗工作,其中以天津妇婴医院、北京慕贞女子中学及天津中西女子中学最为有名。天津妇婴医院作为一所综合性的近代女子医院,以妇孺为医治对象,既为中国女性带来了西医诊疗的技术,又为中国妇女创造了良好的就医环境。妇婴医院附设益世高级护士学校,努力按照西方的教育模式、教学标准培养医学人才,为妇女医疗提供了必要的充足的医务人员,推动了西医教育模式在我国的确立。早期来华的医学女传教士拥有良好的医疗技术,通过医疗减轻中国妇女身体上的病痛,许多妇女在其影响之下,接受医学教育,从事行医事业,获得了职业生活和独立的经济地位,摆脱了作为男子附庸的境地,成为新一代的职业女性,从这方面来说,女传教士扮演了医者和教育者的双重角色。而这部分中国女性在求得独立后,又积极参与社会救助活动,突破传统家庭的范围,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履行对国家的责任,塑造了新的女性形象,成为新时代女性的典范,进一步激发了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
  北京慕贞女中和天津中西女中是女布道会在华北开办的最为重要的女子中学,作为教会女中,其既有共性,又有不同之处。慕贞女中是女布道会在华北创办的第一所教会女子中学,是女布道会借教育传教的典型,学校格外重视宗教教育,宗教氛围浓厚,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以女校为中心的福音传播网络。但是慕贞也开设了各类通识课程,教给学生其可以在社会上立足的实用知识。最重要的是,慕贞在学校的管理、学习和生活中向学生输入了西方近代女性特质——虔诚、纯洁、顺从、齐家,并通过学习和组织各类校园活动不断巩固这些品质,慕贞的本意是在基督教义的基础上实现男女平等的性别观,在一定范围内实现女性解放,尤其是接受教育的学生,经过进一步学习后,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公共领域,从事教师及其他职业,成为独立女性。中西女中是继慕贞女中之后女布道会在华北创办的第二所女子中学,中西女中希望其所培养的女生温顺而贞洁,有淑女气质及大家风范,不过其所传播的知识,开展的种种活动有助于妇女性别意识的提升和凸显,与慕贞女中一样,中西女中在西方女性特质输入及女性启蒙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上述两所学校培养的女性有共通之处,教会女中培养出来的学生并非都是基督徒,她们后来大多成为城市中产阶级,成为新时代的教会职业女性。这些职业女性对待自己的工作尽心虔诚,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谦和特征,而在政治表达方面这些女性则明显温和而保守,态度激进者相对要少。
  美以美会女布道会来华后,在传播基督教义的同时,也传播了基督教的性别观,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促使中国女性对自己的社会角色重新定位并实现角色的转变,拓展了女性的生存空间,打开了晚清男权社会的一道裂缝。应当指出的是,该会所倡导的基督教性别观与中国传统的性别观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本质的区别,基督教所倡导的男女平等,是基于基督教义之上的男女平的性别观,这种性别观念在当时尽管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性,但也有很明显的局限性,其主旨是希望培养女信徒,在中国建立基督化家庭,以此来影响中国社会,这种鲜明的宗教意图与当时中国社会妇女解放运动主流的世俗化趋向形成某种紧张关系,自然减弱了其影响和意义。
[硕士论文] 洪奎
宗教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章力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著名的法政学家,也是海外华人教会公认的重要神学家,他的神学著作引领诸多华人慕道者皈依基督教。近年来,伴随其主要的神学作品被翻译成英文,他逐渐在世界基督教研究中产生一定的影响。
  本文认为,救国救世是20世纪上半叶面对社会剧变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关切,早年的章力生与同时代的中国学人一样,为求国家富强和民众幸福,曾高扬人性,倡导自救救人,积极在中国传统与西方思潮中探寻救国救世之道。但是,个人际遇几经沉浮,加之社会现状迟迟不改,使他早年期望借助东方宗教文化复兴中国的理想终归破灭。1950年以后,章力生在海外皈依基督教,随后,他赴美接受专业的神学训练。伴随他逐渐掌握成熟的系统神学语言,他将早年的救国救世关怀融入到新的个人信仰之中,这使他的救世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即从重视个人救世,逐渐转变为认信基督救世。尽管,二者均冠以“救世”之名,但曾经救世的主角褪去荣耀的冠冕,变成了救世的对象。进而,他从“以神为中心”的神学立场出发,围绕耶稣基督,将个人解脱和国家复兴纳入到拯救人类的上帝计划中加以审视,这使其救世关怀突破了“中国”的限制,更使他的神学思想与意图获得了普世意义。
  由此,本文在经由绪论交代相关研究背景及意义后,具体通过四个章节展开相关内容的探讨。首先,本文第一章将以贯穿其一生的救世关怀为主线,藉由章力生的数次改教经历,呈现其皈主前最鲜明的思想倾向及特点,即个人为救主,自力是救法。进而,第二章将以基督救世思想为核心,集中考察章力生的神学思想建构。这两章将展现章力生基督救世思想的全貌,同时,也尝试解答皈主前后,他的救世思想呈现出的变化与发展。
  其次,伴随章力生对“以神为中心”的基督救世思想的认识逐渐深入,他开始基于确证信仰和方便宣道的目的,回到儒释道三教经典中,以辩道的方式反思东方宗教文化的弊病。因此,本文第三章将依托其核心的辩道文本,分析他如何确证基督教为独一救法,基督耶稣是独一救主。藉此展现章力生何以强化自己对基督信仰的信念;同时,也揭示他为何终其余生宣教弘道,再未改志;此外,也为读者理解华人神学家的思想经历提供可能的解释思路。
  随后,本文第四章将综合各章的文本呈现,着手对章力生的神学思想进行评议。首先,依托章力生基督救世思想,本文将考察他的神学思想与其早年接触的东方宗教文化之间的联系;同时,本文会结合1950年以后他所面对的西方社会背景分析他的神学特色。此外,针对学术界普遍关注的原创性问题,本文认为要特别关注章力生主要的宣道群体,尤其是他与中国信徒的时空距离;同时,应重视他在神学表述中的创新以及他引介西方成熟神学思想的价值。关于部分学者提到的论证逻辑问题,本文认为要从章力生的信徒身份、神学自洽性等方面入手,对之加以公正看待,同时也应关注他语言表述时的情感特色给读者带来的感受偏差。最后,本文简要评价了章力生的神学思想对华人基督教及东西方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硕士论文] 翁振望
外国哲学 浙江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莫尔特曼是西方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和学术造诣的基督教神学家和宗教哲学家之一。他以“终末的盼望”为神学的出发点和方向,对传统基督教进行了创新性的神学研究。莫尔特曼的“盼望神学”最为人所知,尤其是他的个人终末论将诸多的社会处境问题紧密关联。本文正是从死亡、永生和实践三个不同的角度对莫尔特曼的个人终末论进行解读。
  个人终末论是有关个人的“终极事物”,即死亡以及死后会如何。对于个人的最终命运,一直以来都是宗教关切的问题。人的终极命运问题是人所要面对的人生问题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莫尔特曼从生与死的辩证法,引伸出人们在此生的实践性,这样的思路可帮助理解个人终末论该有的思想内涵、理论和实践意义。
  莫尔特曼将个人的死亡问题以及死亡现象进行了神学分析。他认为活着但可以忽视死亡的观点,还有死亡不是生命中的事件等理论是非宗教的谎言。只有那些接近死亡并经历了从死里逃生的人,才真正知道何谓新生的生命,从而才能以更加清晰和敏锐的知觉来体会此生的独特及其美善,也只有如此,才能让人真正懂得生命的意义所在?但很多自由派的神学家强调个人死亡只是个体自我的死亡,而基督的救赎是个体灵魂的拯救,上帝国度的临到是以个人的方式来到,即进入个体的灵魂。而莫尔特曼认为生命临到个人并从上帝那里得着个人的新生命,使个人能以出死入生。由于每个人都不可能独自存在,必须与他人团契相交,才能在社会中生存。因此,也只有将个人的死亡与救赎与人类历史的终结与延续互相结合,如此才能真正掌握个人终末的真理。但莫尔特曼并未就此打住,他从个人终末论出发,进一步指出人类历史与整个世界的体系相连。人类的历史不得不依赖它才能存在和延续,而如果没有世界的毁灭与新造,人类历史的终末与延续也将毫无根据。基于这样的认知,莫尔特曼将个人终末论、历史终末论和宇宙终末论相整合,从而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基督教终末论神学体系。他的思想突破了自由派神学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并将其与自然宇宙的终末、人类历史的终结相结合,继而让人们对死亡的认识进入一个更加广阔的终末神学视野。
  当观察莫尔特曼的神学思想时,可以从他的生死辩证法引伸出有关现世人生的实践性。所以他的思想是一种处境化的神学,一向与现实联系非常紧密。莫尔特曼强调基督教的神学在面对现实问题时,应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创新,这个过程突显出莫尔特曼主张基督教应该也必须要有参与人类社会变革的实践取向。因此,需要从实践的维度对莫尔特曼个人终末论进行现实意义的演绎。因其“盼望”的根基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和复活,这十字架展现了不同于传统的救赎观,因而还隐含着实践和反省的意义。莫尔特曼由“信仰的盼望”走向“实践的盼望”,这是“盼望”思想的更深层价值的体现。“盼望”对俗世的意义乃是通过个体盼望、历史盼望和终末盼望将其体现出来。因此,在探讨个人终末论的实践维度时,人们就需要从个人与上帝国、个人与历史这两个不同的视野之下,来讨论个人在面对终末时该有的选择。这选择不是让人们逃避此生,亦或让远离对于社会的应有责任,相反地,它让人们更加积极地的“入世”,从而有力地活出面向终末的人生。当然,莫尔特曼神学的实践维度仍缺乏明确的路线和具体建议。个人终末论也无法包含人的所有实在。要解决个人终末的全部问题,仍需要不同学科的共同协助。
[硕士论文] 朱文旭
世界史;英国史 南京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16世纪20年代后期,亨利八世因离婚案激化了与罗马教皇的矛盾,直接诱发了英国宗教改革。都铎宗教改革伊始,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和英王的宠臣,雷金纳德·波尔挑战亨利八世,公然质疑离婚案的合法性,并大胆驳斥王权至尊的合理性。这使波尔获得了教皇保罗三世的赏识,他也借此一跃成为专职处理“英国问题”的枢机主教。波尔秉持罗马教廷的反宗教改革,积极进行所谓的“护教”活动,竭力维护天主教世界的统一。
  波尔的护教活动,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1)1529-1536年。始于巴黎神学讨论会,止于波尔呈上《论统一》。波尔反对国王离婚案,批驳英王至尊权,攻击英格兰教会的独立。(2)1536-1553年。起于英格兰北方的“求恩巡礼”叛乱,终于爱德华六世去世。波尔的护教活动转入欧洲大陆,他阴谋支持北方骚乱,代表教廷与英王和谈,力图说服爱德华六世重返教廷怀抱。(3)1553-1558年。从波尔辗转回国,直至他去世。他作为教皇特使,接纳英格兰教会回归天主教世界;他还协同玛丽女王恢复叛逆法、大肆焚烧异端。但是,波尔从事的护教活动和玛丽追求的天主教复辟,随着他们的相继离世,一同被不可阻挡的新教改革和民族国家潮流所埋葬。
  波尔从事护教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天主教理想和维护天主教世界的统一,也是以波尔为代表的虔诚天主教徒对都铎宗教改革造成天主教世界分崩离析局面的反应,当然不论是对罗马天主教会,还是英国的宗教改革运动或民族国家构建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其一,对天主教而言,波尔的护教行为不仅避免了罗马天主教会的进一步分裂,而且开启了天主教会自身改革发展的步伐,因而他死后被追封为教会的“圣徒”。其二,从英格兰宗教改革的进程来看,波尔的护教与玛丽女王复辟天主教,是都铎英国宗教改革进程中的逆流或不和谐插曲。经过亨利八世的努力,英格兰的教会首先转变成为一个“没有教皇权”的英格兰民族教会;爱德华六世时期,在萨默塞特公爵和诺森伯兰公爵的辅政下,英格兰教会朝着新教的方向发展。玛丽一世继位后,迅即推入宗教复辟政策,迫使其臣民重新回到天主教信仰的状态。重返英国后,波尔与玛丽联手护教,反映了都铎宗教改革的长期性和曲折性。其三,从英格兰民族国家建构的角度看,波尔以及玛丽的护教,无疑都是失败的,造成他们悲剧的根源在于:在教权主义衰落和民族主义勃兴的过程中,他们缺少起码的民族意识或对英格兰民族认同,而他们的思想观念依然停留在中世纪。总的来说,波尔的基于普世主义的护教活动,具有明显的反民族主义倾向,一定程度上是社会转型时期英国的旧贵族与虔诚的天主教徒落后于时代心态的真实写照。通过对本课题的系统和深入的探究,从一个侧面解析了16世纪都铎宗教改革艰巨性的根源,也客观地揭示了英国民族主义潮流向前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硕士论文] 汤晓鸥
世界史;世界近现代史 南京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1553年,玛丽一世继任英王后,废除了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时期的相关法案,中断了都铎宗教改革的进程,恢复了英国的天主教信仰;同时,她还采取极端手段,大肆迫害新教徒,许多著名的新教改革家,如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伍斯特主教休·拉蒂默、伦敦主教尼古拉斯·里德利等,被处以火刑。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新教徒即“玛丽流亡者”被迫逃往欧洲大陆。本文借助于英文资料,试图梳理这批新教徒流亡欧洲大陆的主要活动,探析他们对伊丽莎白女王的宗教和解以及英国清教运动的影响。
  全文包括序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其中,正文部分共有三章。
  第一章梳理了“玛丽流亡者”的背景和构成。这些新教徒流亡欧洲大陆的直接原因是天主教女王玛丽一世的宗教迫害。她通过废除宗教改革法案恢复天主教信仰,通过焚烧新教徒的残酷刑罚震慑广大新教民众,通过接纳教皇代表实现对罗马教廷的顺从。“玛丽流亡者”构成多样,中青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人来自英格兰东南部各郡。其中,神职人员居多,此外还有乡绅贵族、商人银行家等各种职业和阶层的人。通过与欧洲大陆新教徒的联络以及对定居点和流亡路径的选择,他们为流亡生活做了适当的准备。
  第二章选取埃姆登、法兰克福和日内瓦三地的“玛丽流亡者”团体为研究对象,着重交待了新教流亡者在欧洲大陆的主要活动情况。他们在那里接受了相较于英国国教更为激进的新教思想洗礼,尤其在宗教礼仪和教会管理制度方面,深受加尔文主义的影响,他们希望回国后对安立甘宗进行改革。
  第三章分析了“玛丽流亡者”回国后对伊丽莎白宗教和解以及英国清教运动的影响。在他们的支持和辅佐下,伊丽莎白女王重新颁布《至尊法》,修订《划一法》,并公布《三十九条信纲》,旨在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国教会,以维持国内和平,维护英吉利民族利益。但是,随着国内情势好转和国际环境恶化,一部分人要求净化国教会,清除国教礼仪中的天主教残余,由此开始了清教和国教的斗争。到16世纪七八十年代,一部分清教徒将改革目标指向教会管理制度,将清教运动推向高潮。同时,清教神学家约翰·诺克斯在苏格兰建立长老制教会,对英格兰的清教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结语部分通过阐述三个问题对论文主旨进行升华:一,新教流亡者的共同特点及其与新教徒在欧洲大陆流亡期间的转变和伊丽莎白宗教和解政策的关联性;二,新教流亡者在清教运动中表现出的局限性与原因所在;三,新教流亡者在英国宗教改革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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