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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王芳芳
马克思主义理论 内蒙古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马克思曾指出:“男女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只有男人和女人处在一种自然、和谐、平等的关系中,才实现了所有人在地位上的完全平等。马克思把男女平等提升到全社会层面,反映出女性解放的重要地位。女性的异化与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核心思想。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站在属于女性独有的性别视角,通过追溯女性异化的根本渊源,试图找到女性解放的途径。她们对被异化的女性表示深切的同情和关怀,以实现女性解放为价值目标。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试图结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异化与女性解放的思想,立足于女性被压迫、被异化的现实,为女性的解放提供理论指导。
  本文选取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核心思想进行研究,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进行梳理;其次,围绕女性的异化和解放这一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核心思想,分析阐释女性异化产生的原因和表现、女性异化和解放的关系以及女性解放的含义和途径;最后,从合理性和局限性两个方面对女性的异化与解放这一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核心思想进行评价,同时挖掘其当代意蕴。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两种生产”是女性异化产生的社会原因、“社会分工”是女性异化产生的必要条件、“两种压迫”是女性异化产生的直接动因。女性解放则需要通过推翻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女性家务劳动价值化、女性性观念自由化和女性意识合理化等途径实现。由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观点由于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和自身认识的局限,很难在当今社会得到具体实施,但其关于女性异化和女性解放的相关思想对女性问题仍具有启示意义。
[硕士论文] 宋宸宁
社会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借鉴Paxton与Glanville和胡安宁与周怡的研究,对社会互动环境和工作性质进行操作化,运用实验法和访谈法探讨社会互动环境、工作性质对一般信任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互动环境影响一般信任,经历高信任社会互动环境后,一般信任水平提升,经历低信任社会互动环境后,一般信任水平降低;无论在何种社会互动环境中,初始信任水平低的行动者的一般信任水平都变化得更加明显,初始信任水平高的行动者的一般信任水平具有稳定性。工作性质影响一般信任,相对于工作在私人部门的行动者来说,工作在公共部门的行动者的一般信任水平更高。工作性质是社会互动环境影响一般信任的调节变量,对于工作在公共部门的行动者来说,社会互动环境对其一般信任的影响效应更小。
[硕士论文] 安妮(Rezanova Anna)
世界史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红十字会在中国东北表现活跃,目前,俄罗斯历史学家十分热衷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但遗憾的是,关于俄国红十字会地方分支机构的俄语文献可谓凤毛麟角,而相关的中文文献则更是难觅踪迹。
  全文由绪论、正文、结论三个部分构成,正文共分五部分。
  第一部分红十字会的起源,主要追溯了国际红十字会、俄国红十字会的起源考察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俄国红十字会的组织结构,以及红十字救护会的历史。
  第二部俄国红十字会分会在中国东北的活动,主要以哈尔滨、旅顺为例,分析在中国东北俄国红十字会地方分支的建立的原因、其组织的筹款及人员培训。
  第三部分日俄战争期间红十字会活动,主要探讨了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俄国红十字会的工作,阐述了在哈尔滨的俄国红十字分会援助伤病员的情况。
  第四部分日俄战争后哈尔滨的俄国红十字会地方分会,主要考察了日俄战争后哈尔滨红十字分会组织机构的变化,及进行的工作,例如在哈尔滨建造医院、安排救护车、在哈尔滨组建救护会等。日俄战争后,俄国红十字会在中国东北的活动大大减少。
  第五部分十月革命后俄、苏红十字会地方分会的工作,主要分期考察了哈尔滨苏维埃红十字分会的工作,即1917-1922年苏俄时期、1922-1945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建立后。
[博士论文] 丛日飞
工商管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在以往消费者决策的研究中,研究者多聚焦于决策者的个体决策过程。这些研究以两个基本假设为前提:一是决策是由消费者个人制定,二是这些决策是决策者信念、偏好、态度等个人因素的影响结果。总结来看,以往研究过度关注于决策者个人层面的决策过程,而忽略了决策发生的社交环境。Simpson、Griskevicius和Rothman(2012)指出在实现情境中,消费者决策不仅受到决策者个人层面因素的影响,同时受到关系中他人的影响。他们界定了一个以往研究尚未涉及的领域:关系化决策(consumer decisions in relationships),并呼吁未来研究跳出已有的个人层面决策模式,充分考虑普遍存在的社交情境,探索消费者决策过程中他人的影响。在本研究中,我们考虑了一个关系化决策发生的真实情境:送礼决策,在此情境中决策者同时受到个人因素和他人因素的影响。通过对送礼行为的研究,我们希望解释关系化决策中基本且普遍存在的问题。
  本文聚焦于“礼物形象一致性(gift image consistency)”,通过该核心构念,衡量决策者与他人在送礼决策过程中的影响权重。礼物具有象征意义,他是关系双方传递彼此信念、偏好和态度的工具。大量研究指出,送礼人在礼物选择时,往往将对收礼人的理解和自我观点相结合,使礼物兼具送礼人和收礼人两方面特征。礼物形象一致性被用于衡量送礼人和收礼人的个人形象与礼物产品形象的匹配程度,该一致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礼物送礼人一致性(gift-giver consistency),表示礼物形象与送礼人形象的匹配程度;二是礼物收礼人一致性(gift-recipient consistency),表示礼物形象与收礼人形象的匹配程度。礼物形象一致性可以准确反映送礼人和收礼人在送礼决策过程中的影响权重,送礼人一致性高则说明送礼人在决策中起主导作用,收礼人一致性高则说明收礼人的偏好被送礼人很大程度纳入决策体系。
  本文将研究情境限定于情人节当天情侣间的礼物收受活动,通过对该情境下礼物形象一致性前因和影响结果的剖析,解释关系化决策问题。礼物交换行为在情侣关系间和其他关系间(如母子、同事、商业伙伴等)呈现出很大差异。在情侣关系间,礼物是交换双方进行自我披露和表达关怀的工具和载体,礼物具有更强的象征属性(symbolic quality)。与其他关系间“投其所好”的礼物赠与习惯相反,情侣关系间的礼物往往兼具送礼人和收礼人双方的特征。此外,礼物交换行为在情人节情境下和其他情境下(如生日、升职、结婚纪念日等)也具有很大差异。与其他情境的意义不同,情人节是情侣双方共同的节日,其意义在于增进彼此关系。在情人节情境下,人们通过象征性的礼物,进行情感表达或直抒胸臆,进行反映出他们对彼此间关系的理解。有研究指出,为达成巩固和发展关系的目的,送礼人在情人节中往往会将自我观点与收礼人需求相结合,使礼物具有更加丰富的象征意义。与其他礼物相比,情人节礼物更加兼具两种礼物形象一致性,且更容易受到关系化因素的影响,因此更适宜我们进行礼物形象一致性和关系化决策的相关研究。
  在已有文献中,对于礼物形象一致性的研究,存在以下三个空白点:第一,关于礼物形象一致性的前因,现有研究很少关注送礼人和收礼人之间关系特征的影响。现有研究多聚焦于送礼人的个人特质,证明了送礼人的性别、依赖特质、自尊和自恋人格对礼物形象一致性的影响。很少有研究从礼物交换双方的关系特征出发,探究人际关系变量对送礼选择的影响。第二,关于礼物形象一致性对收礼人的影响,现有研究存在矛盾的观点。过去研究指出,当礼物属性与收礼人个性、身份和品味一致时,能够带来收礼人满意。但是,2015年出现的两篇文章指出,当礼物属性与送礼人一致时,也会给收礼人带来正向影响。究竟收礼人更青睐于哪种一致性,现有研究还无法做出解释。第三,很少有研究关注送礼过程中,送礼人经历的负面感受。当送礼人为使礼物与收礼人形象匹配,而违背自我形象时,送礼人将感受到形象冲突。过去研究认为送礼人在送礼过程中普遍感觉快乐,很少有研究探索送礼人形象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
  基于以上三个空白点,我们聚焦于情侣关系中的礼物交换行为,并试图通过以下三个研究进行填补:
  研究一:通过关系化视角,寻找影响礼物形象一致性的前因变量。基于相互依赖理论,我们探索了情侣双方的依赖程度对礼物形象一致性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送礼人的依赖程度能够正向影响礼物收礼人一致性,且负向影响礼物送礼人一致性;收礼人的依赖程度能够减弱送礼人依赖程度的主效应;送礼人和收礼人依赖程度的交互项能够反映送礼人的关系权力,关系权力正向影响礼物送礼人一致性,且负向影响礼物收礼人一致性。
  研究二:通过关系化视角,寻找礼物形象一致性对礼物感激度影响的调节变量。我们首先比较了两种一致性对收礼人礼物感激度的差异化影响。随后,基于相互依赖理论和亲密关系理论,我们探索了情侣双方的依赖程度和亲密程度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收礼人一致性对礼物感激度的影响正向显著,而送礼人一致性的正向影响不显著,甚至出现负向显著;亲密程度和依赖程度能够减弱收礼人一致性对礼物感激度的正向影响,且能够增强送礼人一致性对礼物感激度的正向影响。
  研究三:探索送礼人形象冲突的负面影响,并寻找该负面影响的中介和调节机制。基于自我形象一致性理论,我们研究了送礼人积极情绪的中介作用。基于共有关系理论,我们研究了送礼人共有强度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送礼人形象冲突能够通过送礼人积极情绪的中介作用,负向影响送礼人感知亲密程度;送礼人的共有强度能够通过积极情绪的中介作用,减弱送礼人形象冲突对送礼人感知亲密程度的负向影响。
  本文的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找到了关系化决策存在的真实情境:送礼决策,借助对送礼行为的研究,拓展了关系化决策的研究。研究一通过探索礼物形象一致性的前因,有利于理解关系化决策时不同决策者的影响权重;研究二通过探索礼物形象一致性的影响,有利于理解关系化决策后,产品使用者的内心感受;研究三通过探索礼物形象冲突的影响,有利于理解关系化决策后,妥协一方的内心感受。
  第二,将关系特征变量引入关系化决策和送礼决策研究。无论是在消费决策的研究中,还是在礼品决策的研究中,研究者多从决策者本身考虑,探讨其个人特质对决策行为的影响。但是,关系化决策发生在亲密关系中,决策者和他人之间的关系特征理应对最终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将关系科学与消费行为的研究融合,借助关系科学中较为成熟的理论,探索了关系化变量对消费决策的影响机制。
  第三,对收礼研究中自相矛盾的观点进行了解释。关于礼物形象一致性对礼物感激度的影响,已有研究存在矛盾的观点。过去研究认为,礼物收礼人一致性能够增加收礼人对礼物的感激度。然而最新文章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指出,即礼物送礼人一致性也会给礼物感激度带来正向影响。为解释现存的矛盾观点,我们对这两种一致性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同时探索了这两种一致性影响成立的边界条件。
  第四,从送礼人角度,发现了送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过去研究普遍认为,送礼人在送礼过程中具有积极的心理感受,很少有研究探索送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当送礼人为满足收礼人偏好而违背自我偏好时,会产生形象冲突,进而会对彼此关系产生负面作用。本研究是现存的送礼研究中,为数不多的讨论送礼给送礼人带来负面影响的研究,同时也是唯一的一篇探究送礼人形象冲突给亲密关系带来负向影响的研究。
[博士论文] Salman Zulfiqar
社会创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本研究通过理论建模和实证检验,重点关注青年人创业意图与机会识别能力之间的关系,以加强这一领域的研究。文章核心命题是“何种机制可以有效地提升青年创业的机会识别能力”。基于社会资本、社会同理心和制度环境等因素构建了理论模型。研究假设认为,社会资本和社会同理心和制度性环境、学校教育会增强青年人的机会识别能力,进而影响创业意图。此外,文章亦假设了集体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文化因素在机会识别能力和创业意图之间的调节效应。通过对巴基斯坦、印度和中国的青年人进行问卷调研,搜集了750份样本,其中有效问卷555份。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来检验结构关系,并用多元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假设。然后采用层次回归法检验文化因素对创业意愿和机会识别行为的调节作用。
  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青年机会识别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个人更多地进行社交活动、分享信息和思想时,可以从更多渠道获得信息。同时,正式的教育和培训对青少年的机会识别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能有效帮助青年培养将信息转化为有用知识的能力,有助于年轻人学习理论、规则和技术,为分析形势和市场提供方法。社会同理心对青少年的敏感心有显著正向影响,同理心越高,对机会的敏感性越高。因为他们所具备的感同身受的能力,促使他们可以更敏锐、更积极地面对问题。如果政府对社会创业的支持程度较低,制度环境对机会识别能力有负面影响。社会提供的有利创业的规范环境,则直接促使个人发现机会和实现创业能力的提高。此外,青年人的创业意图受到机会识别能力中敏感性和主动性的积极正向影响。
  具有创业准备的个体对发现新的知识和信息更加敏感,因此他们可以利用创造性和想象力来识别新的机会。敏感性和主动性是一种独特的和关键的机会识别能力,它帮助创业者识别新的前景,通过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来满足社会的需求和需要。具有社会创业准备的个体倾向于搜索和感知社会和社区的变化,并根据这些变化调整心理感知并作出反应。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会影响青年的积极性和警觉性,并影响创业意图的程度。由此证明,文化为个体在社会中的生活提供意义、方向和动机。在微观层面上,文化影响个体认知和对事物的解释,帮助塑造行为、动机和态度。而在宏观层面上,文化影响社会成员理解他们与社会和生活环境的关系。文化跨越代际传播,并塑造社会形态,不仅影响个人在社会当中的行为,而且在社会、心理和经济方面发挥作用。
[硕士论文] 李正飞
社会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家”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注重“家”的经营与维系,“安土重迁”也一直是中国人秉承的观念。但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和人的迁移流动导致原本完整的“家”正在被变动和分裂的“家”所代替,对于“家”的研究成为移民研究关注的重要领域。
  本文对具有多地流动和跨国经商经历的中俄贸易商人群体进行研究,主要对流动经商后“家”的变化情况进行深入分析。首先,论述了商人因离开家乡开始经商造成原有“家”的离散;其次,重点探讨了中俄贸易商人通过商业经营中利用家庭经营的策略不断将分散的家人维系在一起,并在流动经商过程中再造了新“家”,形成在家乡、口岸和异地的“多处为家”的结果。因此,研究认为,流动后的“家”虽离散但并未解体,仍是一个共同体,商人通过经济上的商业经营、文化上的不断返乡和情感上的组织聚会的行为进行“家”的维系,流动后的“家”不再是经商前固定于家乡的老“家”,而是在不同的流动地并存的流动的“家”,“家”的存在状态呈现出一种跨地域的家空间。
[硕士论文] 全香春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延边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在全国范围内大量流动,留守儿童问题日益严峻。城市留守儿童在拥有更多资源的同时,也面临着更多威胁。延边州在留守儿童问题上存在民族性与特殊性,朝鲜族留守儿童父母多数去韩国打工且离家时间较长,所以延吉市留守儿童问题主要表现为城市朝鲜族留守儿童问题。但是学界关于城市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比较少,关于城市朝鲜族留守儿童问题的相关研究则更少。因此本文将研究对象定位于朝鲜族城市留守儿童,并以延吉市园辉社区蒲公英之家所开展的朝鲜族留守儿童监护与教育工作为个案,试图探索以社区为主体所开展的城市留守儿童监护与教育实践对城市留守儿童问题解决的可塑性与可行性。
  延吉市城市留守儿童帮助工作主要以“蒲公英之家”的形式展开,目前延吉市蒲公英之家主要分为丹英社区蒲公英之家和园辉社区蒲公英之家。丹英社区是汉族社区,因此其蒲公英之家主要是以汉族城市留守儿童工作为主;园辉社区是朝鲜族社区,因此其蒲公英之家主要是以城市朝鲜族留守儿童工作为主。另外,园辉社区蒲公英之家留守儿童工作是从1994年开始由社区书记一手创办与经营,工作经验较丰富,且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因此本文选取了园辉社区蒲公英之家作为个案。
  园辉社区蒲公英之家的具体工作实践分为创办假日学校、兴办下午三点半学校、组建家长学校、开办寄宿宿舍、成立活动中心五个方面。尽管园辉蒲公英之家已经在留守儿童工作上积累了一定经验,但是仍然存在着社区自身建设不完善以及对外合作交流不足两个大方面的不足。在园辉社区蒲公英之家自身建设方面存在经营具有相对封闭性、基础设施不足、服务资金缺乏、服务人员不足、活动内容单一、缺乏独立性、心理辅导工作、留守儿童工作后继乏人等8个方面的问题。在对外交流与合作方面主要是存在缺乏稳定外部物资力量支持和同类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不足两个方面的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首先社区自身方面主要从扩大服务范围,转变工作方式、增加独立性,丰富活动形式,将“三社联动”与蒲公英之家合作相结合,借鉴同类机构经验、开展心理咨询工作、培养接班人等7点提出了关于完善蒲公英之家工作的建议与思考。再次,园辉蒲公英之家应该加强与延吉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和延吉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等校外社会组织的合作。最后,政府应该提供相应的后援支持。
[硕士论文] 蔡香美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延边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马克思曾说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来精确地衡量。妇女地位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的指标,也是衡量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确立和完善,以及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进程的加快,中国农村妇女社会地位有了前所未有的明显变化。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浩荡大潮中,朝鲜族妇女的表现尤为引人注目。她们敢于冲出“男主外女主内”的单一的传统社会,踊跃汇入到流动人口大潮之中,转战于全国各大城市乃至韩国、日本、美国等异域,从未停止自强和奋斗的步伐,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里充分展现其“半边天”作用,构筑出新时代勤劳致富的朝鲜族娘子军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本文基于笔者对延边朝鲜自治州龙井市三合镇的田野调查,重点分析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朝鲜族农村妇女发展呈现出的各方面的积极变化及农村妇女社会地位的提升,探讨当前制约农村妇女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因素以及存在的问题,展望朝鲜族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变化走向,旨在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朝鲜族农村妇女发展的基本经验的同时,为其他地区少数民族妇女发展提供可资参考的经验与范本。
  本论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介绍了本选题的缘由及研究意义,分析整理了学界相关研究成果与研究动态、研究方法,简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社会性别理论及中国共产党妇女观,为本论文的撰写提示了理论视野与背景。第二部分简略介绍田野点的基本情况及改革开放以后延边地区农村社会变化轨迹,为下一章的朝鲜族妇女地位变化做铺垫。第三部分基于笔者对三合镇3个村的参与观察与访谈,从经济地位、家庭地位、政治地位等三个维度描绘和论证了朝鲜族农村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及提升。第四部分主要分析了当下影响朝鲜族妇女社会地位进一步提升的诸多因素,以求对朝鲜族妇女地位变化的客观、全面把握。第五部分,针对制约农村妇女社会地位的诸多问题和瓶颈因素,提出了进一步提升朝鲜族农村妇女社会地位的粗浅的思考与对策。第六部分,对本文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概述。
[硕士论文] 洪振宇
民族学 延边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家庭作为一个社会细胞,是社会的最基本单元,家庭基于婚姻构建。家庭是缔结婚姻的结果。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最基本前提。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在某些地区出现了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地位等因素导致他们在短时间内难以通过结婚建立家庭。尽管这种现象的存在,不仅仅是某一民族、某一地区特有的特殊现象,但是由于延边地区所特有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使得延边地区大龄未婚男性问题更加具有严重性和紧迫性。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中国朝鲜族的主要聚集地,伴随着朝鲜族人口总量减少、人口流动等问题出现的朝鲜族大龄未婚男性问题,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又有别于我国其他民族和地区,成为影响边疆社会和谐发展的不安定因素。
  本研究立足于民族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主要运用文献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对延边州石井村、太平村、凉水村、河西村、鹤栖村和北兴村进行了长期的田野调查。基于六普的数据和田野资料,进行数据分析与整理。总体上对大龄未婚男性的规模和特点进行总结。从住房、交通、生计方式、社会交往和消费习惯等方面说明农村朝鲜族大龄未婚男性的生活现状。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朝鲜族持续以女性为主的人口流动、婚姻支付的提高、族内婚和大男子主义等是造成农村朝鲜族大龄未婚男性成婚难的原因。
  通过对农村朝鲜族大龄未婚男性的生活现状以及存在原因的探究,总结出从个人层面来说长期的单身生活影响大龄未婚男性的身心健康与自信心;从人口层面来说加剧延边地区人口负增长、加深老龄化程度;从社会层面来说给社会治理带来挑战、加剧社会保障的负担。
[硕士论文] 马雪纯
社会工作 南京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通过全面把握N市Y社区的社区来福秀项目的运作过程,结合国内外专家学者对社区文化社会工作项目研究的现状,阐述社区文化、社会工作项目的含义,分析Y社区文化社会工作项目运作的具体情况,总结社区文化社会工作项目的特点和成效,探讨社工在项目中的作用,提出关于社区文化社会工作项目的思考。
  研究发现:城市社区文化社会工作项目的特点鲜明,可以概括为需求精准、专业转变、有序参与、任务清晰、便于考核、管理有效;城市社区文化社会工作项目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具体表现为居民满意、服务购买方认可、社工机构服务水平提高、项目目标圆满达成;在整个城市社区文化社会工作项目中专业社工的加入十分必要,社工主要发挥着资源链接、组织协调和支持倡导的作用。结合实践经验,笔者对城市社区文化社会工作项目做出了如下思考:社区文化社会工作项目在理论指导上需要理清服务需求,明确服务使命;工作方法上需要科学有效,调动居民社区参与的积极性;行动技巧上需要积极主动,提升社区文化服务专业能力;推广策略上需要加大宣传,提高居民对社会工作的认知度;服务优化上需要发展创新,打造特色社区文化社会工作项目。
[硕士论文] 孙梦
社会学;社会工作 南京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互联网和电子科技的发展,网络和电子产品触手可及,它们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催生了青少年网络依赖这一社会现象,由于青少年正处于生理迅速发展,心理动荡时期,当他们接触网络,发现在网络世界中能够有更多的获得感、掌控感时,缺乏自控力的他们便容易对网络产生依赖。本文以学校社会工作介入青少年网络依赖这一项目整体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研究法、访谈法、观察法和直接参与法,探究社工对介入青少年网络依赖这一偏差行为,社工能够做什么、怎么做、成效如何、影响成效的因素有哪些、遇到困境时最优的解决方法是什么,通过回答这些问题,得出对于青少年网络依赖现象社工的介入是否有价值。
  在本项目中,社工通过家访、老师访谈和潜在服务对象访谈的方式收集潜在服务对象的资料,在资料收集中发现潜在服务对象存在的共性问题,即网络依赖,通过个案、小组工作的方式,为案主及其所在的系统提供服务,服务的开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服务对象及其所处的环境做出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提升了服务对象人际沟通能力,帮助服务对象发掘了兴趣爱好,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上网时间等。但是由于项目启动时间较晚,服务时间有限、项目资金不足等客观因素以及服务对象及其所在系统自身改变动机不足、工作者素养有待提升等原因,导致工作成效未能达到预期,在文章最后针对学校社会工作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困境提出了解决方法。
[硕士论文] 唐文辉
教育学;成人教育学 南京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亲子关系是家庭中最基本的纵向关系,也是较为长久稳定的家庭关系。良好的亲子关系对个体身心健康发展、家庭幸福美好乃至社会的和谐稳定都具有莫大的推动作用。亲子冲突作为亲子互动的一种不和谐的存在状态,理应引起我们重视。然而,当谈及亲子冲突话题,大多数人都会想到“疾风暴雨”的青春期,相对而言,大学生阶段的亲子冲突问题容易被忽视,正是由于诸多主客观原因,导致大学生亲子冲突研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空场”。以往亲子冲突研究中,研究者仅重视到父母的作用,父母方在亲子冲突解决中处于优势地位,子女方的积极作用常被忽视。大学生是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高素质人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后备军,由此大学生在应对亲子冲突,推动冲突向建设性方向转化的作用不容小觑。因此,不论是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还是现实生活的需要,从大学生的视角切入亲子冲突话题进行相关研究势在必行。
  本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南京市六所不同类型的高等学校,根据访谈内容和已有的问卷自编《大学生亲子冲突问卷》,向420名全日制大学生实施问卷调查。而后进行数据整理与分析,了解南京市大学生亲子冲突的现状并对亲子冲突的建设性因子进行相关分析。
  通过深入访谈及数据分析,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大学生感知的亲子冲突来源主要是价值观的差异以及沟通障碍;大学生感知的父子冲突感和母子冲突感具有显著差异;家庭类型和是否为独生子女与亲子冲突感显著相关;大学生在日常生活和父母控制层面冲突感最强烈;四个建设性因子(大学生初始评估、沟通能力、情绪管理和应因策略)对亲子冲突解决数量和亲子冲突解决满意度均存在显著性影响。结合家庭系统理论、社会冲突理论、情绪ABC等理论,从大学生、父母、学校和社会四个层面提出促进大学生亲子冲突建设性转化的对策。
[硕士论文] 何笑一
社会工作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到城市,流动儿童也逐渐发展成为城市中规模较大的社会群体。近年来,流动儿童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学者们普遍关注的话题。中小学阶段的流动儿童,主要是完成学习和发展的任务。目前,流动儿童群体中普遍存在厌学现象,学习态度懒散、情绪消极,迟到、逃学等厌学行为经常出现。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本文通过对流动儿童厌学状况的调研,深入剖析流动儿童厌学产生的原因,运用以人为本、尊重互信、合作的价值理念,从社会工作的视角出发,进行小组工作干预,总结流动儿童厌学的小组工作介入理念、策略和方法。
  笔者通过在武汉市X机构的专业实习,对来自 J学校学生进行观察和调研,发现厌学现象在流动儿童群体中普遍存在,主要表现为学习认知偏差、学习兴趣低下、缺乏学习目标和动力三个方面。然后,笔者运用生态系统理论对流动儿童厌学产生的原因进行了一定的分析,主要与流动儿童自身、家庭因素、学校因素和社会因素有关,这些多方面因素共同导致了流动儿童厌学的产生。接着,结合厌学流动儿童的需求分析,基于优势视角理论,从个体层面,笔者运用小组工作方法对厌学流动儿童进行干预,主要从认知改变、潜能发掘、能力提升三个方面展开,帮助厌学流动儿童解决成长困惑,恢复健康积极的生活和学习状态。
  通过小组工作的过程与评估,笔者发现不论是组员的自我评价,还是工作者的观察记录,以及工作者对小组成员行为表现活动前后的对比,都显示出小组成员改变了对学习的错误认知,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另外组员在小组活动中发现了自己的诸多潜能,并将自己的优势和潜能运用到现实生活和学习,对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有所提升,改善了其厌学情绪和行为,掌握了一些学习方法和技巧,锻炼了在学习中迎难而上的勇气,增强了自信心。可见小组工作对流动儿童厌学问题有一定的干预效果,且优势视角在厌学流动儿童小组工作中是适用且有效的。但是,由于笔者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不够,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对流动儿童需求的了解还不够深入,服务的延续性缺乏保障,小组工作介入流动儿童厌学的具体策略还有待进一步去探究。
[硕士论文] 曹义兵
社会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本研究以生命历程理论为研究视角,以社会底层群体乞丐为研究对象,通过纵贯研究的动态方法追溯乞丐群体内部成员的生命历程,并运用非参与观察和半结构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收集乞丐最真实的生活资料。通过听取乞丐自己讲述的职业化原因和转折性生命事件,结合其生存的社会、时代及家庭背景等,分析在其职业化这一动态的形成过程中产生影响的初始累积因素和时间上的累积因素,以及这些累积因素与个体能动性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职业化是乞丐生存和发展的当前状态,而这一状态是由其生命历程中各种累积因素随时间不断地累积分化所形成。这一累积的职业化状态既是生命历程资本遭遇风险的结果,也是个体能动性和时间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本文一共由六个章节组成,第一章节是本文的绪论部分,在这一部分中,首先阐述了本研究的研究缘起、研究目的及意义,其次对过往的研究进行了梳理,然后简要地介绍了生命历程理论这一研究视角,最后介绍了本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第二章主要结合调研数据及以往资料描绘乞丐的生存与发展状态,一方面从乞丐的性别、年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衣食住行等基本情况反映乞丐最真实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从乞丐的行乞方式、行乞时间和场所等一般特征发现乞丐最真实的职业状态。第三章至第六章是以生命历程理论为切入视角分析乞丐何以职业化,即在其生命历程中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其中,第三章主要从时空背景、家庭因素、身体因素三个方面对乞丐个案生命历程中初始的累积因素进行了整理归纳;第四章主要以教育事件、婚姻事件、工作事件以及其他转折性生命事件为依托对乞丐生命历程之中时间上的累积因素进行了整理归纳;第五章同样是以四个生命历程研究中的重要生命事件为依托,分析了在其中乞丐个人能动性的作用,并总结了初始的累积因素、时间上的累积因素以及个人能动性三者相互作用下的累积效应。第六章是本文的总结部分,在总结上文内容的同时,再一次阐释了本研究的中心观点,即累积的职业化这一动态的城市职业乞丐形成过程既是一定时间和空间背景下初始累积因素和时间上累积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乞丐个体能动性的自我选择。
[硕士论文] 訾美玲
社会工作 郑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亲子关系是人生中重要的关系之一,学龄初期是良好亲子关系构建的关键时期。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家长为了孩子的发展、为了生存而在外拼搏,工作及生活压力随之增加,亲子双方的学习及工作压力导致父母与子女之间出现缺乏沟通及沟通不良的问题。具体表现为:由于工作压力大父母常常在沟通的过程中脾气易暴躁、缺乏耐心,也不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或适应新的沟通教育方式。还有一部分家庭将孩子交给爷爷奶奶照看这种隔代看管问题,导致家长对孩子内心世界的不甚了解。如果这些问题不给予解决,将会给亲子关系埋下隐患。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和结构访谈等方法收集资料,以增加亲子沟通机会,增进亲子感情、提升亲子关系为主要的目标,借鉴园艺治疗模式,与成长小组的结合,设计了亲子共游、亲子共创、亲子共做、亲子共赏几大板块。提升家长对孩子的耐心、增进对孩子内心世界的了解,促进亲子关系的提升和改善。
  文章最后总结了成长小组和系列园艺操作在改善亲子关系方面的独特优势,同时在服务目标上回应了年轻一代家长在亲子关系优化方面的需求,在服务内容上,借助园艺治疗这种辅助性手法为亲子沟通提供了机会和平台。在服务效果上使亲子在情感、态度和行为等方面得到反思、获得成长。
[硕士论文] 太小杰
社会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留守儿童,是我国人口流动的产物,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与重视。在学术界,众多学者从人口学、心理学、社会学及教育学等学科视角对该群体的教育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成果丰富。但缺乏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内在动力机制的系统研究,且对西部偏远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较少,此次研究以宁夏固原市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价值观为研究问题,在理论与经验现象对话的动态过程中,深入、细致地观察该群体学习价值观的生成过程。同时,以细微的日常生活作为研究环境,借助“场域”、“惯习”,这两个概念所包含的理论解释与方法论意义,通过留守儿童在乡村场域中的具体实践,呈现他们学习价值观的生成过程,有助于更为深切地认识当前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现状。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留守儿童学习价值观生成过程的日常呈现,试图观察该群体在外部的社会结构中如何积极地构建自我内在的学习价值观,探讨留守儿童学习价值观的现状与生成环境之间的关系。
  经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学习价值观具有以提升学习成绩为基础性目的和实现人生理想为宏观性目的的显著特征。留守儿童学习价值观的这一特质与他们生活的初级环境——家庭、次级环境——学校和社区,密切相关。通过实地观察及研究发现,他们学习价值观的生成环境处于结构与功能变化下的家庭环境、外部与内部断裂下的学校环境和整体“空心化”显著与局部教育功能替代下的社区环境。基于这一生成环境,留守儿童日常生活中的学习实践表明,在他们学习价值观生成的过程中,家庭教育期待与重要他人的影响具有内在驱动的作用,学校学习价值的传递与同辈群体的交往对他们本源的学习价值观起到一定程度的强化,而农村社区中“跳农门”意识的传播及薄弱的社区文化传递,使农村社区教育在留守儿童学习价值观生成过程中的引导无力。
  最后讨论部分,基于留守儿童学习价值观生成环境的现状和生成过程,结合留守儿童学习价值观的特点来探讨留守儿童的精神世界、实践世界,并对日常生活世界进行反思。整体而言,留守儿童的精神世界稳定但也存在受外在强力的影响出现转化的可能,个体实践在外在结构的制约下有发挥自我策略的能动性,而对于精神和实践共同运作的场所——日常生活,不能因重复而对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及乡村少年的厌学情绪等问题而麻痹,需要给予高度重视。
[硕士论文] 王赛赛
社会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世界经济全球化、人口分布不均、经济发展不平衡是造成劳动力国际流动的三个重要因素。日本作为亚洲地区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却较早的进入“老龄化”与“少子化”社会的行列,生产力高速发展与劳动力日益短缺的矛盾日渐突出,日本技能实习生制度由此应运而生。我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劳务输出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地理位置与人口数量方面的优势使我国成为日本外来劳动力的最大来源国。
  社会网络理论认为,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且这种嵌入性势必会影响个体的经济行动,包括求职。同样,对外劳务输出作为一种劳动就业形式,不可避免的要受到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
  本文以赴日研修生群体为研究对象,采用个案研究方法,从社会关系网络的视角出发,初步分析了赴日研修生如何使用关系网络成功进军日本劳动力市场。对比分析了国内求职与跨国务工关系网络发挥作用的异同,进一步分析研修生于异国生活中个人关系网络的维持与重构。沿着如何使用关系网络这一逻辑链条,论述了赴日研修生从出国前的关系动员到赴日后已有关系的维持、强化以及新关系构建的动态发展过程。
  由于研究对象空间所处位置的特殊性,许多研修生还未回国,可供选择的访谈对象有限,本文通过“目的性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的方式对山东省14位研修生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表明,研修生的出国决策受“乡土性社会网络”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寻找靠谱的中介公司、选择合适的出国项目、准备面试内容的过程中,被访者更多的用到了“信息网络”,而“人情网络”则对面试成功与否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两者共同提高了跨国务工的成功率;相比于国内找工作,跨国务工社会关系网络的使用表现出强关系优先,弱关系其次的共性,本土关系使用范围有限、强关系产生作用间接、业缘关系欠缺、关系发挥作用持久的特性;研修生赴日后关系的建构整体倾向于族群内部的团结,比起外国人他们更愿意和“自己人”建立关系;家庭关系成为赴日研修生的主要情感依托,业缘关系在新关系的构建中显得格外重要。
[硕士论文] 刘夏威
中国近代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20世纪30年代国内传播的科学儿童观,打破了原有的“儿童为父母私有”的观念,在社会上引发了对儿童问题的广泛关注。1935年,中华慈幼协会在效仿美国儿童年的基础上,为唤起全国民众注意儿童事业起见,提出设立全国儿童年并得到国民政府的批准。国家和社会互动下的儿童年,企图把儿童塑造为“小国民”。依据其内容,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儿童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以实现对“小国民”的培养;二是儿童保护,包括特殊儿童保障、维护儿童权利,以实现对“小国民”的爱护;三是儿童娱乐,包括儿童绘画、电影、玩具。本文旨在透过儿童教育、保护、娱乐等多方视角,检视国民政府塑造小国民这一行为的本质,即坚持国家本位的儿童观。
[硕士论文] 殷超曼
社会工作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学习构成了青少年生活的主要内容。学业受阻、学业成绩不佳严重影响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可能造成青少年身心健康方面的问题。抗逆力是帮助学困生顺利渡过学习逆境的重要品质,提升学困生的抗逆力对他们的健康成长具有重要作用。
  通过对武汉市Z中学的青少年进行抗逆力相关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相较于非学困生,学因生的抗逆力水平较低,但就抗逆力得分而言,大多数学困生的抗逆力处于中等水平。从结构上说,Z中学学困生内部保护因素中目标感和意义感最强,社会胜任力适中,自尊和自主性最弱,外部保护因素中家庭表现出的积极的期待得分最高,而在参加有意义的活动这方面表现不如前者;学校在参加有意义的方面对学困生支持得分最高,而表现出的积极的期待得分较低;同伴表现出的关心的环境得分最高,而积极的期待得分较低。具体表现为,一部分学困生表现出较为积极的心态和对未来的积极期许,与家人、朋友沟通情况良好,在学校也积极参加活动,遵守学校纪律。同时,也有部分学困生同感能力与合作意识较弱,自我认识、制定目标和解决问题方面还比较欠缺,亲子沟通少、同辈关系不佳,校内活动参与度不高,沾染不良的习性,存在退缩心理与行为等问题。
  高水平的抗逆力能够帮助学困生减轻消极心态,减少不良行为,让他们在面临学习困境的时候能够及时的调节自我,用更加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困难,同时善于利用身边的优势资源战胜与克服学习困境。通过减轻危险因素对学困生的影响,增强学困生的内外部保护因素,形成抗逆力轮,从而构建起较高水平的抗逆力。基于调查结果、干预理论的分析和学困生需求调查,笔者制定了小组活动方案,一共开展了七次小组,内容分别为初识抗逆力,建立自信,学习制定目标,挖掘和利用学习资源,控制消极情绪,提升解决困难能力,回顾、总结与巩固。在这个过程中循序渐进的提升学困生的抗逆力。小组结束后验证成效环节对小组成员及重要他人进行调查与访谈,结果显示组员们的抗逆力有了一定的提升,但是家庭支持和长期性效果还有待关注。对此,笔者从家庭、学习和社会组织三个层面对长期多方位提升学困生青少年抗逆力提出建议,让学困生在高抗逆力的保护下健康成长。
[硕士论文] 伊晓
世界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殖民地后期,孟加拉的黄麻产业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印度第二大工业部门。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很多女性进入工厂,成为了新时代的工人阶级。文章着重研究殖民地后期女工人在黄麻厂就业的背景、就业具体状况以及她们为了改善自身就业权益而做的斗争和反抗。
  文章定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女工就业的背景,第二部分探究她们的就业具体状况,第三部分探究女工为了自身权利而作的斗争。
  第一部分将妇女的就业背景分为三个角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的影响。其中,文化因素是最重要的,但是也不能忽视殖民地后期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相抗衡的政治经济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妇女只是其竞争或妥协的被动产物。
  第二部分具体阐述妇女的工作状况和生活状况。共分为四节。第一节是招募和移民,认为就业是企业招募的拉力与妇女自身就业的推力这两方面的作用。第二节是工作部门和待遇,认为妇女工作部门的受限和待遇差别源自社会、企业与妇女自身三方面的影响。第三节是女工的婚姻与生活,认为大多数身为寡妇的黄麻女工为了生存选择不同的婚姻形式,有的改嫁(虽然非常困难),有的与某个男子结成临时婚姻,有的则去卖淫。第四节研究女工的就业条件,包括其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为了解决问题所颁布的福利措施。本文认为虽然在政府和社会改革家们的推动下进行改革,但由于企业的推脱和不配合最终流于形式。
  第三部分介绍女工为了自身权益所做的斗争和反抗。分别从妇女运动、民族运动和工人运动三个方面来进行阐述。最后对女工的斗争进行评价,认为女工身兼运动的参与者与支持者双重身份,其个人形象是软弱与勇敢的双重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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