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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周婉儿
宗教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共存的大国,除汉族外还有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丰富多彩且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宗教作为少数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对民族的凝聚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探讨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对于积极引导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理解和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增进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宗教文化交流具有积极意义。在研究中发现,湘西苗族宗教信仰呈现出多元和睦相处的特点:一方面承袭着本土的原始宗教信仰,另一方面也融入了汉族的儒、释、道、三大信仰,甚至掺杂了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等外来宗教的信仰因子。
  本文题目为《湘西苗族多元宗教信仰研究》,试图从以下三个章节揭示湘西多元宗教信仰的特点,分析其形成的多方面原因,探讨这种独特的宗教信仰对湘西苗族族群构成的多方面影响。
  第一章为湘西苗族多元宗教信仰的体现。从三个方面揭示出湘西苗族信仰中的“多元化”特征,把这种多元化信仰所产生的文化、风俗、心理等具体实例作出列举,并加以综合阐述。
  第二章为湘西苗族多元宗教信仰的原因探析。阐述了形成此种宗教信仰的历史、地域、人文背景等原因。本章在大量数据、实例分析的基础上,论证了湘西苗族多元宗教信仰的由来和历史发展脉络。
  第三章为湘西多元宗教信仰的影响分析。研究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归根到底是为了了解宗教信仰对自身民族和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带来的影响。本章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结合实例进行了探讨和分析。笔者认为,湘西苗族宗教信仰的未来发展应该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保留本民族自身特色的基础上,剔除那些与新时期不相适应的陈旧思想,使得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能够与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
[硕士论文] 赵文婧
马克思主义行政理论与政府管理 石河子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前,多数城市社区正经历着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型。H社区作为多民族社区,良好的民族关系是社区稳定、社区治理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旨在通过H社区治理现状探索社区治理的成效与困境,进一步提出多民族社区治理的思考与建议。
  文章分为五部分,具体为:
  第一部分,绪论。概述本文的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对国内外社区、社区治理相关研究进行综述,界定核心概念并提出相关理论,以多中心治理理论、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为基础,结合问卷法、访谈法及参与观察对塔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实践研究进行论述。
  第二部分,概述塔城市社区治理的总体情况。以塔城市概况为起点,介绍近年来塔城市社区建设与社区治理情况,最后引出塔城市社区治理的示范性社区,即本文的研究对象——以民族团结为主要特色的塔城市H社区。
  第三部分,着重研究H社区治理现状,研究发现H社区治理主体主要包括六类,这成为多中心治理的基础;社区治理的途径以行政手段、法律制度手段、教育手段、服务手段为主。文末添加了具有居民自组织特点的升国旗案例,通过案例进一步体现H社区和谐的民族关系,有利于通过邻里间的互动交往提升居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
  第四部分,通过探索H社区治理现状,发现社区治理取得一系列成效与特色。然而,地处边疆地区的多民族社区治理仍存在许多问题,进而提出了H社区治理困境及其成因。
  第五部分,结合三项理论,提出优化塔城市H社区治理的思考与建议。期待通过对相关理论的学习及其他城市社区治理的经验借鉴,进一步形成具有边疆多民族社区治理特色的治理模式。
[硕士论文] 李志远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 石河子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农村基层政权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最有效、最直接的载体,也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基石。占六分之一国土面积的新疆,幅员辽阔,区情复杂,民族与宗教众多、文化与利益多元,民族分裂与宗教极端思想长期渗透蔓延,且新疆一盘棋,南疆是“棋眼”,因此,南疆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事关全疆乃至全国的稳定大局。
  本文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法和实地调查法,以马克思主义政权建设理论为指导,对南疆阿克苏阿瓦提县、喀什麦盖提县和巴楚县、和田墨玉县部分农村进行实地调研,从南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内部与外部两大视角出发,着重立足于南疆农村宗教、文化、经济情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权威格局、社会秩序状况等,将该地区政权建设置于这些外部客观环境中,探讨政权主体如何完善自身,以及协同多元主体的力量,共同加强政权建设,实现对南疆农村各方面事务的有效治理,继而促进社会稳定与长治久安。
  本文研究内容共分为五大部分,导论阐述了研究的背景与意义、已有研究综述以及研究方法等;第一章界定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基本内涵、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政权建设的主要思想、论述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对长治久安的重要作用。第二章主要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南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生产形式、政治制度、财税体制、社会网络等基础的变迁及其对基层政权的影响。第三章从内部和外部视角分析了南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现状与困境,尤其是“三非”的顽固存在、家族黑恶势力的滋生以及农村精英的流失对政权建设所造成的消极影响。第四章基于南疆农村政权建设的社会基础、内部不足与外部危机,探讨了加强南疆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路径,最终认为南疆农村基层政权主体应强化乡镇党组织建设、发挥乡镇人大监督作用、提升乡镇政府服务意识与能力,同时,凝聚传统权威、“村两委”以及驻村干部等多元力量,坚持法治,获取民众认同,巩固政权建设。
[硕士论文] 李沫燃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石河子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日常生活为视角,研究新疆蒙古族、哈萨克族和汉族三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通过对混合居住的三个民族之间的日常生活互动进行详细描述,并对H村长期稳定和谐的民族关系进行总结概括。另一方面,在社会发展和城镇化推进的背景下,深入研究蒙古族、哈萨克族和汉族三者民族关系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同时针对这些问题与挑战提出构建新型和谐民族关系的相关思路,为多民族地区和谐稳定的社会生活环境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采用的方法是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以新疆巴里坤县S乡H村为田野调查点,分别于2016年的夏季与冬季,进行了近三个月的实地调研。实地调研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发放问卷、入户访谈、补充调查等方式进行。
  第一章对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S乡H村蒙哈汉三个民族的日常生活现状进行描述,主要描述了蒙哈汉三个民族的人口分布与居住格局、经济收入与受教育程度、风俗习惯与节日互动、语言宗教与通婚等方面的情况。
  第二章运用互动理论在日常生活视角下分析蒙哈汉之间的民族关系。阐述了三个民族之间互动关系所呈现出的外在表象和内在现象,以及在外在表象和内在表象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性。
  第三章探讨蒙哈汉之间的民族关系所引发的社会效应。认为在日常生活互动中,民族关系所引发的社会效应具有覆盖性和全面性。一方面,民族关系的状况对社会各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社会中猝发的日常群体行为对民族关系的意识形态也具有很重要互推作用。
  第四章提出在日常生活互动中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相关思路,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不同角度提出相应的思路。认为从宏观来看,应该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调适和完善民族政策、高度重视多民族农村地区劳动力转移、坚持城乡互动发展原则推动农村综合性改革。从中观来看,应该推动均衡性经济发展,缩短民族间经济差距;拓宽群体视野,提高多民族农村地区教育水平;凝聚情感,完善民族日常互动平台。从微观来看,应该弱化民族意识,增强民族个体和群体间自我发展意识;增强生活互知,减少因生活差异而引发的民族问题;保护民族文化,延续日常生活中多民族文化的传承。
[硕士论文] 付前进
中国少数民族史 贵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清水江流域苗族的命名制度和交换体系同属于聚落文化的结晶,也是聚落文化的显性表现。命名制度就其本身而言,仅是聚落文化的符号表征系统。但将其放置于聚落之中,是由在聚落中生存的群体对其命名,并掌握命名规则,其中蕴含该族群的思维逻辑。而交换体系作为族群的人际互动纽带,是族群结群逻辑的体现。
  本文基于对清水江流域柳富苗寨的长期田野调查,通过分析苗寨的命名制度和交换体系,阐释苗寨聚落和族群文化。首先通过对命名制度的总结,阐释其与聚落文化的关系。聚落的迁徙历史如何被铭记与聚落记忆之中,地名记忆是重要的记忆方式之一。在记忆的过程中,产生了用支系名称命名的地名、以地形地貌命名的地名、以历史人名命名的地名。这些地名反映了丰富的聚落文化。人名命名中房族姓氏的延续和传承,既是房族血缘的传承,也是区分房族、区别义务的标志。据此发现,更进一步的人名命名研究,甚至可以标的族群界限。柳富王姓群体、姜姓群体的汉变苗案例,甚至整个清水江流域苗族聚落中汉变苗、侗变苗、其他民族变苗族,都可以通过追溯祖先的名称、后代的名称进行分析研究。
  命名制度体现了聚落内家族的结群逻辑和生存智慧,交换体系则显示族群向外发展的界限和繁衍后代的需求。交换体系中除市场交换、帮工体系和献祭交换,其他的交换形式和交换原则都与婚姻有关。苗寨交换以寨内和寨际的物与人流动为主。无论寨内还是寨际物与人的流动,其流动的场合都脱不开新生儿、丧葬、婚姻、建房等仪式,也脱不开仪式中的人。既使是祭祀性的仪式场合,也脱不开参与献祭的人,这种脱不开人的交换表现最为直接的就是婚姻中人的交换。所以,由人主导的交换体系,最终体现的是人群的关系体系,即结群逻辑。以命名制度和交换体系为研究切入点分析聚落与族群的文化内核,为人类学聚落与族群研究增添新视角。
[硕士论文] 孙荣垆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石河子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环境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人类学分支学科其理论来源多样,用更加多元的视角来看待当下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关注生态环境问题中的权力、文化与历史等议题。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自然和人为等因素我国北方草原生态环境逐渐恶化,对牧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负面影响。为了应对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给哈萨克牧区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政府的这些措施使牧民的生计方式走向“多样化”和“去游牧化”。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北方牧区的草原生态环境问题和牧民的生计方式变迁问题成为学界所关注的话题。
  本项研究以红星一牧场为调查点,采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从环境人类学的视角对红星一牧场近六十年来哈萨克牧民的生计方式变迁与当地自然、社会环境变迁的互动过程进行了探究,并探讨了当地草原生态环境恶化和牧民贫困原因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如何解决红星一牧场当地的草原生态环境恶化和牧民贫困问题进行了讨论。
  本文由六部分组成。导论部分包括研究的缘起、相关研究述评和研究方法。第一章对红星一牧场的历史变迁情况和生态环境变迁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第二章从牧场的牧工、草场、牲畜及牧场一年的主要牧业活动这四个方面对红星一牧场从1959年成立到1984年牧业改革期间的牧业生产特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第三章对红星一牧场哈萨克牧民生计方式调适中的国家权力因素进行了分析,并从环境人类学的视角分析了国家牧业改革、牧民定居政策和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对当地哈萨克牧民生计方式调适的影响。第四章分析了市场机制对当地牧民生产生活的影响,以及牧民适应市场机制的策略;并探讨了在市场机制的影响下当地牧民环境观念和生计观念的转变。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也就是在民族生计方式调适过程中环境人类学理论方面的思考。
  基于田野调查,从环境人类学的视角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影响一个民族生计方式的因素是复杂且多样的,在我国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相较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对少数民族生计方式的影响越来越大。
  2.我国北方牧区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地区常常伴随着牧民贫困这一社会现象;草原生态环境问题不仅仅是环境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涉及到地方政府发展模式和传统民族文化的保护等方面。解决我国牧区当前存在的问题在尊重地方游牧文化,注重当地居民的参与外需采取包括政策、经济和民族文化等多方面的措施。
  3.红星一牧场哈萨克牧民生计方式的整个调适过程是当地牧民与所处的社会、自然环境互动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当地牧民在外在社会、自然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对自身生计方式的一种主动调整也是牧民在外在自然、社会环境变化下被迫作出的调整,在不同时期牧民在生计方式调适过程中发挥的主动性有所不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国家与地方游牧社会间的互动。
[硕士论文] 倪卓
民族学 延边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的朝鲜族,伴随社会发展变迁,在与其他民族的共同生活中,形成了一种既有别于我国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又与朝鲜半岛文化有所差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朝鲜族文化,深深植根于其身。在以这样的文化作为民族符号与其他民族交往互动的进程中,朝鲜族的他者“镜像”也随之构建。此镜像并非一成不变,在持续地交流互动中不断强化或消解。因此,在研究朝鲜族社会及族群特征时有必要对朝鲜族的他者镜像给予关注。
  就目前来看,学界对于少数民族形象、他者镜像的成果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如从社会学、形象学、比较文学等学科角度出发进行的研究,都不同程度的涉及到民族学、人类学领域。基于学界的研究成果,以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研究方法为基础,以库利的“镜中我”为理论背景,结合关于他者、镜像的相关论述,选取朝鲜族人口数量较多且互嵌居住历史较长的吉林市作为田野点,利用一年以上的时间多次开展田野调查,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以深度访谈为主、问卷调查为辅,面向目标社区汉族居民收集第一手田野资料并进行汇总。经整理得出受访者提及次数较多、提供信息丰富的七个领域的文化表征,即朝鲜族易于辨识、勤于交际、体面讲究、注重教育、精制饮食、能歌善舞、热衷体育等方面。以此为据,从历史性因素、区域性因素、文化性因素,以及主位的交往互动和外界的信息接受这五个方面,对朝鲜族他者镜像的成因进行了归纳与理解。从中可以发现,媒体介质、教育学习、信息简化等这些因素对他者镜像产生有直接的导向作用。同样,依此形成的他者镜像也影响着不同族群之间的日常生活、和谐相处。这一影响力主要体现在文化观念、行为选择、社会认同等方面。
  通过对朝鲜族他者镜像具体表现及其成因、功能的分析,为使朝鲜族在了解他者是如何认识自己的基础上进行自我认同和反思提供现实性依据,为作为他者的汉族提升自我认识、进一步理解本民族文化辅以参考,为协调民族关系以促进多民族地区民族间交往互动、深化推广民族互嵌格局给予一定启示。
[硕士论文] 蔺若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延边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主权和领土是否完整、社会是否和谐稳定以及人民是否平安幸福。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关系到少数民族的切身利益,甚至关系到党的生死存在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积极探索寻找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发展道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对民族工作是否能够顺利开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维护民族平等、团结、共同繁荣关键力量,关系到中国是否能够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发展道路。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延边朝鲜族在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上曾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民族发展过程中极具代表性。随着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各民族的发展又遇到了新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我国民族工作的实际情况以及历史上民族工作的历史经验,解决好我国的民族问题,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推动实现各族人民齐心协力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本文就党的民族政策对延边朝鲜族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进行研究,以期在民族区域自治下廓清延边朝鲜族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为正确解读和科学把握党的民族政策,进一步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推动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发展积累有益经验。
  首先,对延边朝鲜族社会文化形成的历史过程进行研究。具体分析了延边朝鲜族社会形成的历史过程、社会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特征,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延边朝鲜族的社会发展状况,以深化对延边朝鲜族社会的认识。
  其次,对党的民族政策内涵在不同时期的历史演进进行分析。分别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民族政策,阐述了党的民族政策的历史发展变化过程,明确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和政策。
  再次,对党的民族政策对延边朝鲜族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进行探析。阐明了不同历史时期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对推动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并从中解析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经验,为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创新,并指导我们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与中国特色民族发展道路提供理论依据。
[硕士论文] 符康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安徽农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第二国际虽然存在的时间较短(1889-1916),但在民族问题上,第二国际的思想家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针对当时的民族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理论,试图在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之间取得平衡。按照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民族利益从属于阶级利益,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第二国际却因内部右倾思想的错误引导,未能正确对待民族问题,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以至于一战开战之后,大多数无产阶级政党蜕变为本国资产阶级的帮凶,站在本国资产阶级的立场之上为帝国主义战争背书。这样的举动不仅分裂了欧洲无产阶级,也撕裂了第二国际本身,可以说,未能正确对待民族与阶级的关系是第二国际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第二国际的民族理论因其实践上的失败长期受到批判,但资本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实践在某种程度上说明,第二国际思想家的部分理论和政策仍有可取之处,全盘否定第二国际思想家的民族观并不可取,应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立场与观点,依据当代民族问题的新发展、新特征对第二国际思想家的民族理论及政策进行评述,并挖掘其中合理的理论因素。
  首先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了第二国际思想家们民族理论形成的背景,背景分为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时代背景的主要内容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理论来源即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然后对第二国际思想家的民族理论进行了梳理,包括卢森堡、鲍威尔、考茨基等人的民族及民族国家理论,以及这些思想家们民族理论的异同点。接下来是民族主义与第二国际的相互影响,包括民族主义对第二国际的影响以及第二国际的具体民族政策。最后是对第二国际民族理论、政策的评述,以及第二国际民族理论及政策对当代的现实意义。最后部分是结语。
[硕士论文] 翁光杰
社会工作 贵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近些年来,随着中国转型时期各类社会问题的凸显以及党和政府对社会福利事业的重视,作为因应社会问题而产生的社会工作在中国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针对少数民族群体和民族地区的社会服务项目、社会工作机构不断增多。那么在民族地区开展社会工作实务与发达地区、非民族地区有什么不同?自身有哪些特点?成为了一个学界与实务界都关注的问题。但是,我们目前关于社会工作如何在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中开展的实务积累还非常有限,未能将学者提出的服务理念、视角与社会工作实务很好的融合,将“文化敏感”、“文化视角”、“发展视角”运用到民族地区开展社会工作实务的具体内容和实践策略、方法还相当模糊。由于民族地区中开展社会工作实务的增加以及现实性需要,对民族地区中开展社会工作服务的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
  基于以上的现实情况,本文以民族地区凯里市Z福利院社会工作服务过程为研究对象,总结了社会工作介入民族地区中少数民族服务对象时不同于非民族地区实务的特点与要求,本文发现在民族地区开展社会工作服务时,保持对“民族”的敏感性、严肃性,注重对“文化敏感”的运用,将民族文化等优势文化资本同当地政府、组织的力量嵌入到服务中,能够在满足服务对象需求、促进服务对象与当地发展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本文对其重要性和实务操作化进行呈现、提炼;根据实务的总结得出在民族地区福利院开展社会工作服务的具体任务结构,在发展与文化两块对其进行了细化,凸显在民族地区中开展社会工作的特征及其具体的内容和策略。最后,笔者通过对服务的体会、经验总结以及反思,构建了民族地区发展社会工作的结构框架,希望通过本文的尝试,为促使社会工作事业在民族地区得到长远的、持续性的发展发挥自己的作用。
[硕士论文] 张茂东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石河子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每一个民族的节日都是经过本民族千百年传承演变而来,它代表了本民族最基本的文化,所以说节日是一个民族的显著特征,也是构成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节日是人们为适应所处环境而产生的,是应人们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也因这种需要的改变而随时发生变化。正是节日的这种变化反映着不同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在何地所处于何种的经济生活、自然环境、心理感情等情况。综合考察节日这一习俗,我们可以以另一个角度:文化变迁来解析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
  本文研究的是代表俄罗斯民族传统文化的节日变迁问题,由“帕斯喀节”这个节日作为基本点来探讨这个节日中的宗教、习俗以及语言的变化再到这个节日对于俄罗斯族的作用,最后通过节日分析其变迁原因和其影响。本文主要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论述:绪论部分,首先论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以及其研究意义,确定了文章的理论指导——文化人类学,对相关的文化变迁、节日研究和俄罗斯族研究做了国内外综述,并介绍了论文的创新之处、不足之处和研究思路。第一章,主要论述了新疆塔城的地理区位、人口与民族、经济概况以及新疆塔城俄罗斯人的族源以及族称等历史情况和俄罗斯族帕斯喀节日以及塔城俄罗斯帕斯喀节日的主要概况。第二章,探讨帕斯喀节日中所表现出的语言转变,主要从语言由俄语转向汉语以及其他语言的问卷事实呈现。第三章,本章从两个不同的系统——宗教系统和民间系统中的帕斯喀节日中的仪式来对比分析帕斯喀节日中逐渐由宗教系统向民间系统转变的事实,并分析其转变原因。第四章,分析帕斯喀节日在俄罗斯族族群认同中所体现的重要作用和帕斯喀节日在塔城俄罗斯人与其他民族互动中的作用。第五章,通过帕斯喀节分析塔城俄罗斯人文化变迁原因对俄罗斯族本民族的影响以及对塔城社会的影响两方面分开来论述。最后通过上述论述,得出结论。
  从节日这个微观层面来研究整个民族的宏观层面,这对俄罗斯族这个跨境民族有着一个很好的研究范本,也为研究跨界、跨境民族提供一个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硕士论文] 潘延昊
社会学;人类学 安徽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文化交融从属于文化变迁,是文化人类学的重要研究主题之一。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基础上,我国各民族之间已有过悠久的民族文化交融历史。各个时期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交融特征不尽相同,现代社会中散杂居地区回汉族民族文化交融也呈现出不同特征。
  文章以散杂居地区回汉族民族文化交融为研究对象,以安徽省N镇为调查点,通过搜集文献资料,运用访谈、观察等田野调查方法获取大量详实的第一手资料,初步掌握当地回汉文化交融的基本特征。文中详细记录了当地回族文化变迁和回汉文化交融现状,并分析其原因和特征。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理论方法,对N镇回汉民族文化交融的功能和发展指向作深度探究。
  本文主要包括导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
  第一章导论,由选题缘由、研究意义、文献述评、研究思路与方法和相关概念界定五个部分组成。
  第二章田野点概述,详细介绍了N镇基本概况,自然地理特征,社会文化及民族和宗教特征。
  第三章是民族文化交融相关内容介绍,具体地选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居住格局、谋生方式、语言使用、族际通婚、节日变迁、宗教观念作为主要调查研究对象。
  第四章是民族文化交融的功能分析,从发展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建设共有精神家园和推动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四方面加以说明。
  第五章指出现今N镇民族文化交融更多地建立在传统熟人社会基础之上,应注重现代文化观念和现代社会道德对推动民族之间交流、交往、交融的积极作用。
  结语部分分析了“民族互嵌式社区”和“加强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核心要义,并表示N镇回汉文化交融的良好发展得益于上述政策的具体指导。
[硕士论文] 陈洁
人文地理学 贵州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社会的进步,我国很多地区借助其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陆续开展民族旅游活动,并取得经济和社会的显著发展。当旅游业被视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时,其也带来相对复杂的社会现象,对旅游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都会带来积极和消极的影响,民族地区传统的社会结构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发生变迁。因而,思考在民族旅游驱动下,如何引导目的地社会结构及功能朝着正方向变迁,实现民族地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和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不仅可以丰富理论研究,更重要的是对于民族地区的旅游开发工作可以起到较好的借鉴作用。
  本文以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肇兴侗寨作为典型研究案例,在空间上将肇兴侗寨划分了核心区、过渡区和边缘区。采用田野调查获得不同区域的一手数据,利用李克特量表进行标准化,之后构建民族村寨社会结构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等,分析旅游驱动下民族村寨社会结构及其功能在空间以及时间维度的变化规律,从而构建旅游驱动下肇兴侗寨社会结构及其功能时空演变模型。
  最后针对研究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肇兴民族旅游驱动下社会结构调控政策并对本研究中出现的局限性进行相关论述。
[硕士论文] 吴沛丽
人文地理学 贵州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近年来,以民族村寨为载体,民族文化为特色的民族旅游逐渐成为旅游热点,为民族地区带来了可观的经济联动效益。民族村寨是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系统内的各个部分是相互联动和影响的,在看到民族旅游为民族村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应看到因旅游带来的各种社会现象变化,主要表现在社会系统内部的社会结构和外部社会功能,如民族文化结构、政治结构和社区关系结构等也会因旅游的发展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对民族村寨的旅游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探求民族村寨在旅游介入下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理清民族村寨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时空演变规律及影响机制,对于实现民族村寨社会结构均衡发展、功能协调运行、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创新性地从社会结构及其功能视角研究民族村寨社会的时空变迁,并从以下几个内容展开研究:第一,通过理论研究和实地调研,结合西江的旅游发展实际,设计并检验适用于西江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问卷量表;第二,在“时空置换”的思想下,对西江村寨群落进行时空判定,为后续研究时空变迁做基础;第三,通过ROST文本挖掘软件探寻构成西江自然村寨社会结构及功能的要素成分,进而构建理论基础,为研究框架做依据;第四,实证研究旅游介入下西江社会结构及其功能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下的演变规律,从而构建旅游影响下民族村寨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时空演变模型;最后,针对研究结果,提出西江社会结构及其功能协调运行、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硕士论文] 余浩然
民族学 中南民族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长期从事习惯法研究的高其才先生曾经指出:习惯法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依附于某种社会权威和社会组织,是具有一定的强制性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土家族习惯法是土家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的经验总结,反映了土家族开发自然、利用自然的系统认识,具有显性的生态价值。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加强对土家族习惯法的利用,不仅对有利于土家族地区生态建设,同时也可为其他地区提供可借鉴的模式参照。本文运用人类学、民族学相关理论,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土家族习惯法生态保护内容进行了全面梳理,对于习惯法的运作机制和传承机理做了全面分析,并探讨了在当代语境下如何加强习惯法的利用。
  本研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中叙述了在白云村的调研所得的习惯法生态保护内容,包括习惯法对森林资源,水土资源以及动物资源的保护。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了土家族习惯法的生态价值的体现,对其生态价值的来源、体现以及作用方式做了学理分析。第三部分探讨了土家族习惯法的现代利用机制,分析了土家族习惯法传承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对其现代传承利用机制做了探讨。第四部分总结了全文并就习惯法的下一步研究提出了思考。
[硕士论文] 黄菡
民族学 中南民族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在国家大力倡导保护传承民族文化的背景下,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作为湖北省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地方,为了响应国家的号召,于2005年制定并通过了《恩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要求该州六县二市政府必须按照条例开展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工作,并鼓励民营企业投资开发民族文化旅游,恩施土家女儿城应运而生。女儿城以土家族文化为依托,是土家民族文化再生产新的旅游场域,囊括恩施州八个县市的土家族传统民族文化品牌。本文以恩施土家女儿城为研究案例,分析其民族文化再生产的过程,进而探讨女儿城文化再生产过程中的文化传承和困境问题。通过调查,发现恩施市女儿城在进行民族文化再生产过程中将民族文化产业化,并深入探析文化产业化发展过程中的开发背景、文化品牌的打造、建设主体如何进行文化产业化,以及参与主体在文化开发利用中的功能和他们的经营方式,从而进一步分析文化参与者在开发利用土家文化的动因,分析其经济理性和文化理性,阐述参与者之间如何合作与博弈。
  本研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分析恩施市女儿城建设的背景及动因,客观描述女儿城的发展现状。其次具体描述女儿城内民族文化再生产的项目:包括女儿城的服饰、饮食、建筑、手工艺品、节庆、习俗等。然后介绍民族文化再生产过程:包括民族品牌打造的内容及体现、民族文化产业化发展,分析文化再生产的主体与参与经营机制,完整展现恩施土家女儿城文化资本化的过程。第二部分:深度分析在女儿城规划建设、开发实施、民族文化挖掘、展示经营等一系列过程,女儿城建设参与者如何进行民族文化的挖掘与再诠释,在这个过程中具体分析民族文化的创新与创造性转换,将土家文化资源规模化、产业化再生产从而为大众提供娱乐消费服务。在这一部分中笔者进一步分析,参与开发建造主体包括:政府、文化精英、商业资本等,他们在这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发挥的功能,以及论述女儿城的整个经营机制,企业式经营和家庭作坊式经营,分析他们经营方式以及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探讨女儿城文化再生产的机制,探析女儿城场域中各个行动者发挥自己的作用构建场域,每个行动者在重构场域的过程中诉求不一,因此矛盾必然存在,并详细分析参与开发建设主体的经济理性和文化理性。并论述在女儿城中各个行动者将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很符号资本转换,将女儿城最终打造成现如今恩施的旅游符号之一。第四部分:分析女儿城中文化再生产中民族文化传承以及其现有的困境。女儿城这样一个新型的民族文化旅游场域的重构,在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中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新的场域重构过程中也存在先天的困境,且在再生产过程中所展示出来的民族文化并没有全部把握住民族文化的实质内涵,发生文化断层。
[硕士论文] 石剑
民族学 中南民族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社会历史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不断前进发展的宝贵的文化财富,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传承与保护同时也是符合我们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的重视要求和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研究乾州古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园的文化传承行为有利于提升乾州古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园作为文化载体体现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增强文化核心竞争力,同时也能带文化推动力的作用下带来规模化和市场化的经济效益。
  本研究通过对乾州古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园的实地调研为基础,探讨该非物质文化遗产园在文化传承中起到的作用的意义,同时探索其在推进文化传承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足和问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园整体的规划进行一个合理的评估同时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措施,以完善和监督非物质文化遗产园在文化传承的行进路线上把自身的存在价值具体的落到实处。然后把对文化场域理论和文化再生理论的讨论结合到乾州古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园的研究当中,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园中对于文化传承方式与文化再生产模式联系起来,提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再生产模式的构想。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再生产相结合,得出文化再生产对文化传承活动的影响和作用。
[硕士论文] 高引荫
民族学 中南民族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内源发展模式是发展人类学视野下的一种社会发展模式,它与外源发展的模式不同,外源发展的思路是由外来力量例如外来企业或政府部门来主导地区发展,而内源发展强调发展应以本地的资源为基础,以发展主体的能动性和创新性为动力,以提高发展主体的个人技能和生活质量为目标。在研究乡村发展的具体可行的发展模式中,内源发展模式与外源发展模式相比更注重当地人的发展和乡村自身的利益。
  本文以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高罗乡板寮村为田野调查地点,详细阐述了板寮村自然环境、人口构成、生计方式的基本情况。从其产业发展、社会建设、环境治理三个方面阐述板寮村的发展实践与对策,总结板寮村现阶段经济建设、乡村文化、社区发展、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成效,分析板寮村可持续发展的原因,一是发展观念存在偏差、二是发展能力建设不足、三是发展模式依赖外源力量。基于前文的基础上,文中最后一章分析了民族地区乡村实行内源发展的可行性和对策,即现有政策对内源发展的支持机制,以及民族地区乡村实行内源发展的对策:挖掘本土资源、提高发展主体的参与性、鼓励合作发展方式、处理好内源和外源发展的关系。本文认为,内源发展模式能够在乡村发展过程中达到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的平衡,同时整合乡村的现有资源、建立良好的发展秩序、追求乡村的可持续性发展。现阶段的板寮村享有政策优惠,项目发展前景良好,社会、文化、生态建设正逐步完善,阻碍板寮村的村民实行内源发展的根源在于人的发展没有跟上当地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步伐。正因为人的发展没有跟上,板寮村才会出现众多可持续发展困境。将板寮村树立为民族地区乡村内源发展的典范,抑或作为批判民族地区乡村外源式发展的靶子,只是希望通过板寮村发展实践的考察,分析其中显现的内源发展的因素或特点,以及困境。通过这样一个个案来对民族地区乡村内源发展模式的可能性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板寮村是众多民族地区乡村的一个缩影,对板寮村的发展的研究与思考能给民族地区乡村发展提供思路,在民族地区的乡村发展过程中,在整合当地资源的情况下应高度重视当地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增强社区自我发展能力,只有人的发展成功,才能实现当地的可持续发展。
[硕士论文] 郭斌
思想政治教育 贵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社会结构急剧变化,思想意识日趋多元,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已不再适应当前的社会现状,以往对少数民族乡镇社会治理研究多从制度、政策方面进行进行,而实际上从思想政治教育对民族乡镇社会治理进行研究意义重大。因此,在社会治理视角下研究少数民族乡镇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不仅必要,而且还有较大研究空间。本文以大方县民族乡镇为例,通过对民族乡镇社会治理中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进行梳理、总结,力求为我国民族乡镇社会治理中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提供一定的实践和理论参考。
  文章第一部分介绍了民族乡镇社会治理的基本概念。对民族乡镇社会治理提出的背景和民族乡镇的特点进行分析,阐述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民族乡镇社会治理的重要意义,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在民族乡镇社会治理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经济发展、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等方面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文章第二部分论述了大方县民族乡镇在社会治理中面临的问题及其产生的根源,总结大方县民族乡镇社会治理对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启示。通过分析大方县民族乡镇的现状,以及大方县民族乡镇在社会治理中的具体措施,总结提炼大方县民族乡镇社会治理创新的成功经验。
  文章第三部分论述了民族乡镇社会治理中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途径,具体从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合力系统;净化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环境;提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载体;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容,这四个方面进行探讨。通过研究民族乡镇社会治理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为缓和社会矛盾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博士论文] 唐淑娴
民族学 兰州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新疆乌孜别克族的文化适应进行了研究。新疆乌孜别克族是中国西北跨国民族和中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乌孜别克族人口只有14502人,大多数人口与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散杂居在新疆南北的不同市镇。在历史上,他们曾以“布哈拉人”、“安集延人”和“浩罕人”的身份流动在中亚-中国的贸易网络中,形成了建立其上的移民网络和金融网络,并通过“以商居边、以商融边”的发展脉络最终成为中国新疆的一个群体。在近500年的跨国贸易和移民实践中,乌孜别克族在客观外力的压力下,不断适应着新疆地方性文化和汉文化为主流文化的中国多元文化,并通过各种行为调适进行着社会融入,在漫长的文化适应过程中,逐渐完成了乌孜别克族的“中国化:如果说抗日战争时期至三区革命时期是乌孜别克族的族群意识和中国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形成时期,那么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乌孜别克族族群意识全面解构时期,也是乌孜别克族对中国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的重塑阶段。在整个过程中,乌孜别克族主动采取了文化“整合”的适应策略,即一边积极主动地与主流社会成员建立并保持良好的社会关系,同时也为保持自己原来的文化身份和特征做出一定的努力。通过文化整合,其最初的群体文化被解构,语言文字、生计方式、服饰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仪轨、家族封号等也逐渐趋同于新疆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文化的边界变得模糊的同时族群意识也逐渐趋于淡漠。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面对中国汉文化为主流的社会文化和西方话语时,在统一的教育体系和市场经济环境中,乌孜别克族边缘化特征开始受到本民族精英的关注,一部分人通过主动修改民族称谓的方式去模糊化处理在社会资源占有和市场竞争中出现的劣势,也有一部分人借助西方话语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和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可能带来的机遇,重新强调族群边界和文化差异,并通过延续乌孜别克族社团组织的社会功能与主流社会进行互动。总之,乌孜别克族的文化适应是在政权变迀和部分客观外力作用下,进行的压力下求适应,适应中求整合,整合中求认同的过程,且始终伴随着坚持和突破,逾越与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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