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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刘梦笛
学科教学(音乐) 贵州师范大学 2019(学位年度)
[硕士论文] 杨锐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山东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博士论文] 谢小飞
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政党政治与文化密切相关。一定的文化涵养一定的政党政治,一定的政党政治承载一定的文化。儒家文化发源于中国,并以充满灵性与活力的文化要素深刻影响东亚国家的政党政治发展。经验表明,东亚国家政党政治的兴起集中反映了西方文明冲击下国家的巨大变革,但制度变换不意味着儒家文化的销声匿迹。国家组织与制度基本特征往往能从区域性的文化类型中发现渊源,东亚政党政治的独特性亦离不开儒家文化的跨时代影响。从文化与制度关系的角度看,儒家文化深刻规定了东亚国家政党政治的基本特征,是东亚国家政党文化独特性的文化根源,而东亚国家政党政治现代化转型的特点与难点也隐藏在儒家文化的基本性格当中。
  本文是关于儒家文化与日本、韩国、新加坡三国政党政治的综合性研究。旨在通过对日本、韩国、新加坡——“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由来与演变的文化基因分析,深化认识儒家文化对“东亚三国”政党政治发展的整体意义与特有价值,准确把握“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现代化转型的文化支持与基本路向,以期得到具有启发价值的理论思考与策略选择。基于这样的研究对象和学术指向,全文的分析框架除“导论”和“结语”外设五章研究内容。第一章阐释了政党政治与儒家文化的相关概念和基本理论,第二章至第四章从文化与制度关系的角度论述儒家文化对日本、韩国、新加坡政党政治的影响及其表现,第五章探讨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现代化转型。全文重点论证和阐述了如下重要观点:
  1.儒家文化对“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的影响具有持久性,它深刻影响着政党政治的未来。在观念文化的意义上,传统儒家文化在“东亚三国”保持了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其延续性不因政党政治的出现而中断。这既体现了文化的自身属性,也反映了制度变迁对历史传统的“路径依赖”现象。从政党政治的角度讲,在政党精英个体方面,观念层面的儒家文化所包含的“日用而不知”的态度、思维定式和情感取向,以惯例和自发力量在潜移默化中约束着政治精英的思想和行动,并经由精英的建党活动进入政党政治领域。在政党组织形态方面,早期政党尚存朋党的影子,保留了传统意义的人际关系模式,从而为儒家文化特别是权威主义的持续构造了情境。在政党体系方面,“东亚三国”传统精英政治导致了相对封闭性的政党体系,其因缺乏对社会的回应性也避免了社会文化的挑战,从而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内部文化生态。
  2.儒家文化在政党体系层面和民主过程层面塑造了“东亚三国”政党文化的独特性。政党文化就是政党成员、政党组织对政党政治的特定思想和心理,是在政党体系层面和以政党为中介的民主过程层面所展现的认知与情感取向。政党体系层面的政党文化,所体现的是对政党体系不同类别角色的认知与情感,也即对政党精英个体、对政党组织以及政党相互间的认知与情感。民主过程层面的政党文化,所体现的是对自身角色与作用的认知与情感,也即政党对党政关系、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态度。“东亚三国”政党文化的独特气质都能够从儒家文化中寻找到根源,并通过国别性的儒家文化与政党政治的融合过程而呈现。这体现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总体来看,“东亚三国”政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在现代政治场域中对古老儒家观念的延续。
  3.儒家文化在促进“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的稳定性与延续性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近现代西方民主思想对世界其他文明中心的影响过程中,除了作为政党滥觞的欧美地区外,儒家文化圈是极少数稳定建立政党政治的文明中心之一。从大的文化环境来说,这与儒家文化的包容精神有关,体现了政治精英的开放心态以及民众政治冷漠而为政党政治“试错”所造就的社会空间。这还应归功于儒家文化形成的特殊的制度条件。一方面,儒家文化很早就实现了“国家成熟”,这种“成型国家”为次系统的政党制度扎根提供了重要土壤,使政党政治进程不被建构国家的各种势力所打断。另一方面,作为悠久的世俗文化,儒家社会更容易接受现实感强烈、体现“和合”精神的国家改造方案,避免宗教势力的影响,并认可由文官系统承担国家治理权威,以致削弱了军人政权的合法性。
  4.儒家文化的消极因素影响“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的发展质量,是政党现代化转型困境的深层次根源。儒家文化的某些方面是“东亚三国”政党政治“低创新力、低制度化、低民主、低现代性”的重要文化原因。首先,“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的创新能力不足。自二战后,“东亚三国”政党体系在许多关键性的特征上没有发生替代性变革。稳定性同时也意味着保守性。如果一个政治系统更多地坚守传统价值观,则生成更少的政治产品,也即政治创新少、政治变革的可能性较低。其次,政党政治的制度化水平较低。“东亚三国”政党文化中,在“情感”与“理性认知”的紧张关系上,情感因素更容易被调动起来。由此,“东亚三国”政党即便想建构制度化的权威主义,也很难将建构于人情角色、人情关系的权威主义转变为建构于职能角色、组织关系的权威主义,推动权威主义的理性化。而情感因素又助长了“东亚三国”政党对竞争的不宽容态度和对规则的不尊重,这导致政党之间没有建立起协商与妥协的制度化渠道。再次,政党的民主职能发挥不利。在权威主义的影响下,“东亚三国”政党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作为组织整体的政党所应发挥的民主职能,反而成为拥有权威的领袖(或者独裁者)进行统治的工具。由于深受家长制文化、“牧民文化”的影响,政党在从社会获得基本的合法性后,代替官僚成为家长角色,政党日渐凌驾于社会之上,控制社会发展,使政党作为社会工具的地位扭曲为政党主宰和控制社会需求。最后,政党政治现代化受到制约。在西方政党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呈现出“两低一高”的特点,也即基于“历史成见”的影响因素在降低,基于领袖个人魅力的政治合法性在削弱,社会参与政治的广度和深度在增加。然而,至少从目前来看,在“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上述特征并不明显,或者说与西方存在较大差异。
  5.“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现代化转型以政党组织建设为前提,以儒家文化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转化为必要条件。“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的现代化过程,是政党克服儒家文化中的不利影响,发挥有益成分的过程,是现代政党组织模式建构过程与政党实现儒家文化的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转化有效结合的过程。这一过程能否顺利实现攸关东亚三国现代化进程。从“东亚三国”已有的经验来看,现代化的政党组织建设是有效利用传统儒家文化的优秀基因,同时又转化儒家文化的不利影响的关键,因而是“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现代化转型的根本前提和生命力之所在。这种政党组织建设与儒家观念文化结合的关键节点在于:以政党组织建设防范权威主义对政党体系稳定性的不良影响,以政党组织建设赋予民本思想以有效性,完善政党机制是焕发贤人政治生命力的关键。而在文化发展上,应更加突出和强调儒家文化存在的宽容精神,主动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弘扬现代法治精神,并最终实现具有开放形态和自我更新活力的政党文化。
  总的来看,“东亚三国”政党政治展现了多元性世界政党政治的存在,说明不同类型的政党文化都有自身生命力之所在,也拥有专属性的发展难题。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东亚三国”政党政治是不同于西方的国家治理模式,其发展道路、制度特性、文化品格中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如何与西方文化价值接榫,而是正视自身古老的文化基因,面对现代社会实现自我更新。西方社会基于本土历史发展经验认为,在当代国家治理中,西方式民主意味着发展,而权威主义则意味着国家与社会的失败。因此,儒家文化笼罩下的政党政治要么只是必然通向西方民主型政党政治道路中的一个短暂的阶段,要么会在自身必然引发的混乱中走向崩溃。回望“东亚三国”政党政治发展史,从文化与制度关系的角度看,“东亚三国”政党政治所面临的诸多困难与挑战与儒家文化的许多观念密切相关。但“东亚三国”政党发展的经验同时表明,儒家文化充当了政党与社会关系的“润滑剂”,也为政党顺利度过发展中的危机留下了回旋余地,而亦有东亚国家在明确拒绝“西方式民主”的情况下通过创造性运用儒家文化实现了政党自我更新与强大。因此,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东亚政党政治不会是“两个必然”的二选一,而是在保持开放性的同时以自身特质和价值定位向世界宣布政党政治发展的不同路径与现实可能。
[硕士论文] 朱逊敏
国际政治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当前,西欧正在经受分配性危机、政治代表性危机和身份认同危机的考验,右翼民粹主义在民众不安与愤怒的情绪中找到了繁殖和蔓延的土壤,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也借势而起,在国内和国际社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虽然不同的国家和区域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各具特点,但作为同一政党家族的成员,它们的逻辑和发展所需的动力和环境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由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家族整体性研究的复杂性和本文的研究限制,本文选择选取其中的代表性政党——法国国民阵线作为研究的切入点。
  本文试图将法国国民阵线置于供需理论的框架下,结合法国当前局势和国民阵线最新的动态,沿着选民需求——政治机会结构——国民阵线的组织和策略这一由宏观到微观的逻辑主线分析法国国民阵线的发展与崛起,同时尝试对法国国民阵线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国民阵线的未来发展进行探讨。
  本文主体主要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内涵和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概述。结合当前学术界的争论,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进行界定和分类,讨论其与传统极右翼的关系,并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主要解释供求理论的内容和发展。这也是本文定位和解读法国国民阵线的基础。
  第二部分探讨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法国选民的政治需求。这一部分试图解释当前大环境影响下,哪一部分选民可能会成为法国国民阵线的潜在选民,以及为什么会。也反映了国民阵线核心选民的主要特征,即充满焦虑愤怒的现代化失落者和文化多元主义中的迷失者。
  第三部分从制度环境和政治环境两个方面分析了法国国民阵线的政治机会结构。这一部分关注政治机会结构对国民阵线的政治空间和实际选举成就的影响。制度环境主要讨论的选举制度对法国国民阵线的影响,政治环境主要讨论的是主流政党的行为及其与国民阵线的互动。另外,新媒体的普及也打破了传统媒体时代对国民阵线的局限,可能会对国民阵线的发展带来新的影响,这一部分也将其纳入讨论。
  第四部分讨论的是国民阵线的组织结构,以及它采取了什么样的行为模式来提高自身合法性和政治认同。本文着重分析的是玛丽娜·勒庞上任后对国民阵线的战略、形象和定位做出的调整。这部分有助于理解为什么选民倾向于选择国民阵线而不是法国其他激进政党,和为什么法国国民阵线能比大部分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更成功。
  第五部分基于前几个部分的分析,结合国民阵线最近几年的选举成绩,考察了法国国民阵线与当前民主政治的互动关系。这部分一方面讨论国民阵线的崛起在政党格局、政治议题、主流政党政策、社会心理等方面对民主政治产生的影响及其程度,另一方面也讨论了民主政治对国民阵线的约束,并进而对国民阵线的挑战与未来发展进行了探究。
[博士论文] 郭雷庆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民族分离问题和民主转型困境是困扰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两个重大主题。在许多国家,这两个问题同时存在,且相互影响,是一对世界性难题。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纷纷进行政治转型,用多党竞争制取代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同时,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22个国家,紧接着在新独立的国家内又引发了民族分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带头脱离苏联的俄罗斯遭遇了车臣分离主义运动的严重威胁,脱离南斯拉夫的南联盟最终一分为三:塞尔维亚、黑山、科索沃。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以“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为名在东欧、中亚、西亚和北非部分国家进行的民主转型,带来的是: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民族分离问题的恶化,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卢比斯克、顿涅茨克等俄罗斯族地区分离运动的爆发,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民族分裂、教派冲突、内战。这些现实例子说明,在一些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特指转向多党竞争制的西式民主转型)与其民族分离问题存在密切关系。这相应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民主转型会在这些国家引发或恶化民族分离问题,而在其他一些多民族国家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美国、澳大利亚、瑞士等国?民族分离问题对民主转型有何影响?这些国家的问题带给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对这些问题的提出和研究,不仅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关系问题的研究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学术课题,不同发展程度、不同地理环境、不同历史文化的国家,如西班牙、土耳其、尼日利亚、缅甸、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菲律宾、泰国以及俄罗斯、乌克兰等国都曾在民主转型过程中面临民族分离甚至国家分裂的风险。这些国家在民族结构上存在共同点,即国内的多个民族各有其相对独立的集中居住地,有自己的语言、宗教、传统、习俗等,甚至有自己独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一共同点可被界定为“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存在这种结构的国家可被称之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在现代多民族国家,民族聚居、散居或杂居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而将之提升为一种国家分类方式,即进一步将多民族国家区分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和散居型多民族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对分析多民族国家的民主转型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从这一概念和方法出发,上述几个问题可归结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与多党竞争制是否兼容的问题。
  本研究选取了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我国周边的五个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之所以选这五个国家,主要与本研究出发点有关,即研究成果能够为我国的发展和安全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引以为戒的教训。在研究方法上以“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为分析工具,通过五国案例研究,详细展现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之间的互动关系。论文结构分为横向结构和纵向结构。在横向结构上,导论提出问题,第一章围绕“聚居型多民族国家”这一核心概念建构本文的理论框架,并对相关概念做出界定。正文依据民族结构的不同将五国划分为“两族对峙型”和“多族对峙型”,斯里兰卡、泰国、菲律宾属于前一种类型,缅甸和印度尼西亚属于后一种类型,两种类型下五国又各具特色,因此正文将其作为五个单独案例分别成章。最后总结结论。在纵向结构上,首先,描述每个国家“聚居型多民族结构”的特征,包括主要民族的地理分布、行政区划、语言、宗教、文化、历史等,然后回顾和梳理这一民族结构的构建过程及其民族关系,这是探讨每个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问题的历史渊源与背景。其次,分析多党议会制在每个国家的构建过程及其特征,展现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对民主转型的影响。再次,论证受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影响下的民主转型是每个国家民族分离问题产生及恶化的重要现实原因;反过来,分析民族分离问题对民主转型的影响,进而展现每个国家民主转型困境与民族分离问题的交织及相互作用。最后,论述每个国家最新一轮民主转型以来,中央政府推动民族和解的努力和效果。每章小结会对每个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问题的关系进行概括和总结,并提出相应的思考。
  本文的结论是:第一,聚居型多民族结构是民主转型引发民族分离、甚至国家分裂的基本条件,散居型多民族结构产生此类问题的风险相对较小,如美国、澳大利亚等。但这并不是说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一定会导致民族分离,甚至国家解体。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在民主转型时是否产生民族分离问题以及问题的严重程度如何主要取决于聚居规模、宗教、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跨界民族、语言、文化、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性的耦合作用。这有助于解释为何有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产生了民族分离问题,而有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就没有此问题,如瑞士、柬埔寨。类似地,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中,有的民族会产生民族分离主义,而有的民族则没有。比如斯里兰卡有6大主要民族,为何只有斯里兰卡泰米尔族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分离倾向,这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民主转型对其造成的利益损害最大,而应该是上述几个因素在民主转型的刺激和影响下的综合作用。其它民族,如泰国的马来族、菲律宾的摩洛族等亦是如此。另外,本文强调了民族分离问题是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的重大风险,但并非说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族分离问题的产生或恶化全然是民主转型引发的。
  第二,民主转型在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五国民族分离问题的产生及恶化过程中大都扮演了负面角色。其内在逻辑主要在于:选举制度的“多数原则”容易形成主体民族控制型民主(Control Democracy);政党制度的“民族化”容易使政党竞争异化为民族竞争;民主转型带来的自由化使得政治参与无序、混乱,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局面。在上述情况下,一些民族的民主诉求和民族分离的倾向便结合在一起。因为争取民主是为了摆脱强权,当这个强权是一个外来者时,摆脱强权的努力就首先成为摆脱异族控制的努力,在这样的国家,民族分离、争取独立就必然成为民主诉求的第一步。需要说明一点,分离民族不一定是少数民族,还有可能是主体民族。在一些国家,如本文所研究的五国,主体民族除了长久把持议会、行政、司法等国家权力外,对少数民族大都实施的是“同化”和“控制”的政策,因此,在这些国家,主体民族一般倾向于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分离问题通常发生在少数民族身上。而另一些多民族国家,如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等国,掀起民族分离运动的反而是主体民族,如前苏联的俄罗斯族、前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族、克罗地亚族等。这主要是因为原属国的主体民族精英认为其经济利益受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掠夺”,充当了“奶牛”角色,民族利益受损,因此要摆脱少数民族的“汲取”,争取独立。叶利钦等俄罗斯领导人便利用这种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进行了选举动员,并获得成功。
  第三,民族分离问题及其引发的冲突、内战、恐怖袭击等是五国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的主要障碍。内战爆发后,激进的泰米尔分离分子和僧伽罗民族主义者都极力破坏中央政府为推动民族和解而进行的宪政改革试验,使政改几乎全部失败,民族和解遥遥无期。马来穆斯林分离问题在泰国民主转型中成为不同政治势力用以政治竞争的手段,不断发生的暴恐事件成为军方干预政治的口实。缅甸的民主转型在民族武装割据下举步维艰。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民族分离问题成为军人独裁政权的重要合法性来源。
  最后,通过对这五国的案例研究,可以将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的关系大体总结如下: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推动民主转型,实行多党竞争制,容易引发或恶化民族分离问题,反过来,民族分离问题会阻碍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可能造成相关国家民主制度的瓦解,导致军事独裁(或其它形式的威权政治)。随后,民主力量与分离力量有时会交织在一起,共同反抗独裁。然而,当再次开启民主转型,恢复多党竞争制时,民族分离问题可能会复发、恶化,对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再次构成威胁,最终造成相关国家民主倒退和民族分离问题恶化的双重困境。
  因此,这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推动民主转型必须要慎重,民主化道路一定要适合本国国情,循序渐进。对于我国来说,在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同时要警惕颜色革命,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并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不只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而且是维护我国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基本保障。
[硕士论文] 李艳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简称意重建共)是意大利共产党(简称意共)改旗易帜之际,党内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成员成立的新党。意共在二战中对于推翻法西斯统治有着杰出的贡献,在意大利人民中有很高的威望,是其国内举足轻重的政党,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是意大利的第二大党,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最有影响力的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重要的构成部分,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拥有非常辉煌的历史,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却面临衰亡。
  1991年,意共二十大宣布意大利共产党正式解体,改名为左翼民主党,其反对派建立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意共虽然分裂解体,但是意重建共仍然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二十多年来,意重建共在不利的政治经济环境下,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状态,不断探索适合本党的发展道路,不断增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调整政策路线,参与选举政治,开展群众斗争,在实现左翼联合和参与议会选举上取得了有限的成就。但是也面临着阶级基础弱化、结盟对象不稳定、党内分裂和政党身份特征不明等现实困境。意重建共现在已经成为意大利比较有影响力的政党,是当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研究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是深化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发展,探索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规律的必要课题,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汲取教训,增强执政能力建设。
  本文整体框架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引言,详细阐述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思路、研究创新与不足。第二部分简要概述了意重建共成立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过程。第三部分探究了意重建共基本政策主张的主要内容和发展变化的主要特点。第四部分的主要内容是意重建共在成立二十多年来取得的成绩和面对的现实窘境。最后一部分结合意重建共的现实困境给中国共产党提出几点建议。
[硕士论文] 白宛玉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英国是现代政党政治的发源地,对政党的产生与发展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而工党作为英国主流政党之一,从1900年成立至今,已经走过百余年的政坛沉浮历程。在这百余年的发展进程中,工党不断根据时代的变化调整自身的理论和策略,这些调整和变革对其不断发展壮大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及不断蔓延,国内民众在谴责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政策的同时,也开始逐渐质疑工党的改革方向。再加上2010年工党在国内大选中的失利,进一步促使其对自身进行深刻反思和变革。所以,面对同样步入改革深水期的中国来说,深入了解和分析英国工党在金融危机以来所进行的调整和变革,可以从侧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一些借鉴和警示。
  因此,本文主要以金融危机以来英国工党所进行的一系列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的调整和变革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分析与归纳演绎的方法,在对工党的产生、发展及其变革所面临的国内外挑战进行简要概述后,着重从政治理念、经济主张、与工会关系及对欧策略等方面对工党的具体变革内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指出这一阶段的变革具有思想上逐渐向“左”回调、政策主张缺乏连贯性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对工党变革的具体主张进行了评价,指出工党的变革在一定程度上使其选民支持率略有提升,基层力量实现大幅增长,与工会关系也逐渐趋向回暖。但总的来说,工党在2015年国内大选中的惨败及其后的一些地方选举中的表现预示了它的变革并没有达到其预期的效果,相反还存在很多问题,如缺乏系统性和建设性的理论创新,政策主张薄弱性凸显,工党党内分歧严重,从而导致其变革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所以在最后,文章围绕英国工党在变革中取得的成效与存在的问题,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吸取英国工党变革的经验和教训,与时俱进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合理准确地确定党自身的定位,大力加强党内凝聚力,努力协调好稳固阶级基础和扩大社会基础的关系以及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党员的作用。
[硕士论文] 郭帅鹏
马克思主义理论 西南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清末民初,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先进中国人开启了从“认识西方”、“介绍西方”,到“学习西方”的演变之路。“共和”作为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重要概念,考察其演变历程有利于我们认识近代中国的政治转型。鸦片战争期间部分先进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相继搜集关于西方的资料,出版了《四洲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地理著作,著作中不乏各国的政治制度的介绍。这只是早期的“认识”而已。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进一步扩张,清王朝开始了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开始学习西方的“技艺”“器物”。随后从洋务派中分化出了一批知识分子,提出了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器物”,而且还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要求“设议院”,以通“上下之情”。“戊戌变法”运动使得这种政治诉求达到了空前的高涨,维新派要在实践中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以代替“君主专制”制度,效法英国实行“虚君共和”。由于社会的条件,以及旧势力的强大,此次政治转型以失败告终。此后,对清廷抱有改革希望的人失去了信心以及耐心。以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为目标的“革命”观念突起。清政府在被迫推进的“立宪”运动中交织着“革命”运动,直至“辛亥革命”,革命派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然而,民初“共和”的政治实践最终是失败的,中国社会没有走向共和,而是走向了军阀混战和国家的分裂。与此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希望。为了“救亡图存”先进中国人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探索。
  通过梳理分析清末民初“共和”观念的演变历程,把握近代中国政治转型的经验教训,可以为我国现代政治改革提供相应的借鉴。此次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硕士论文] 刘增
国际政治 湖南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正式进入后冷战时期,开启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随着两极格局的终结,被两极压制和掩盖的多民族国家内的民族矛盾被迅速释放出来,世界范围内开始刮起一股民族分裂主义浪潮,不少民族分裂分子借口“民族自决权”要求从母国分离出去,给国际秩序带来动荡。民族自决权也因此成为当代极具争议的话题之一。尽管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理论和阐述已经相当丰富,但时至今日,尚未形成一个统一定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实体基于不同的目的依然对这一原则进行着不同的解释和运用。关于民族自决权是否已经过时?应该称之为民族自决权还是人民自决权亦或是国家自决权?自决权的主体究竟包括哪些?内容上是否应该进行内外划分?是否包含分离权?它是一次性权利还是永久性权利?等这一系列问题始终存在着理论上的争议。理论上的混乱,直接导致了实践中民族自决权的滥用和误用问题,而大国借口人权对别国民族问题实施的干涉主义,也让民族自决权蒙上了一层阴影,加之其对待民族自决权使用问题上的双面态度和双重标准,更是让民族自决权的行使陷入了两难的尴尬境地。
  文章通过梳理和研究民族自决权有关理论上存在的分歧,结合国际实践中较为典型和富有争议的科索沃和克里米亚事件,分析民族决权在现实运用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思考。强调在后冷战时期,须理性对待民族自决权,从国际法层面上完善和更新民族自决权的内涵,解决其模糊性产生的争议和滥用,同时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反对大国的霸权和干涉主义,建立稳定的国际安全机制。但要从根本上解决民族自决权在当代与国家主权的对立关系,还必须要从多民族国家内部着手,整合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通过实施正确的民族政策,充分尊重各民族的多元化和多样性,把自决权内化为自治权,有效消除少数民族的政治分离因素;通过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促进多民族的融合;通过培养公民意识,弱化族际区分,强化国家认同感。
[硕士论文] 苗译元
西班牙语语言文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在拉美国家,如按照实际运行情况来划分,主要有三种政党制度,分别是多党制,两党制和一党优位制。拉美国家政党制度是政党联盟出现和发展的基础。自从20世纪80年代起,拉美国家的政党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政党势微,新兴政党兴起,各政党纷纷调整各自政策,分歧在逐渐缩小。因此,拉美国家政党联盟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并逐渐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点。目前,拉美国家存在着选举联盟、执政联盟、议会党团联盟和反对派联盟等形式的政党联盟;政党联盟通常由一个核心政党领导,淡化了传统的左右分化,一些新兴政党也可以通过政党联盟上台执政,却存在着缺乏团结性和稳定性等弱点。
  拉美国家的政府可治理性问题有着鲜明的特点,普遍存在着民主选举和监督不完善、超级总统制、“双重代表性”和碎片化的政党制度等政府可治理性难题。而政党联盟的发展和成熟有利于缓解此类可治理性难题,比如政党联盟在保障国家秩序稳定、限制总统权力、扩大民主参与、调和立法行政关系和促进政党关系和谐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但是,拉美国家政党联盟在发展过程中忽视了其根本制度和规范的完善,其不稳定性对政府可治理性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尤其是在拉美国家政治制度化水平仍旧偏低的客观条件下,政党联盟被拉美国家的政客和政党工具化,出现了组建和解散随意、内部矛盾严重和无法有效改善腐败等问题。拉美国家应通过制度设计进一步发挥政党联盟的积极作用,促进联盟政党多元化、组建运行规范化、内部决策协商化和政治价值宏观化,克服其不稳定性带来的不利影响。
[硕士论文] 李愫
阿拉伯语语言文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争取和平社会运动是阿尔及利亚最重要的温和伊斯兰主义政党。自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运动以来,伊斯兰主义力量便是阿尔及利亚政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阿尔及利亚实现民族独立后,伊斯兰主义政党曾在阿尔及利亚的公开化改革中试图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在遭遇失败后,伊斯兰主义力量分化为激进和温和两派。争取和平社会运动是温和派的代表,它直接参与政治,有长期参与执政的经历。
  争取和平社会运动的政治主张有三个方面,一是以渐进式的方式参与政治改革,即要顺应时势、自下而上地实现改革;二是以和平方式积极参政,即从政权内部发起改革,通过和平方式获得政治权力;三是与世俗政党合作对话,它主张伊斯兰主义政党与世俗政党的和平共存,承认现有政治安排,通过合作对话实现改革。
  争取和平社会运动自1990年成立以来便积极参与阿尔及利亚政治。它通过社会服务积累了参政的群众基础。伊斯兰拯救阵线的执政尝试失败后,作为温和伊斯兰主义政党的争取和平社会运动获得了发展空间。它抓住机遇在1997年的选举中成功加入执政联盟,与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民主联盟一同执政,其许多成员在政府机构中任职。争取和平社会运动成功进入了阿尔及利亚的主流政治生活。2010年年底中东动荡爆发后,受到邻国伊斯兰主义力量成功上台的鼓舞,争取和平社会运动退出执政联盟,联合另外两个伊斯兰主义政党民族改革运动和复兴运动组建绿色阵营,希望以更独立的姿态参与政治权力的角逐。但这并不意味着争取和平社会运动的激进化,它仍然是一个温和的反对派。
  争取和平社会运动与执政党及其它在野党的关系随着阿尔及利亚国内政治局势与地区政治格局的变化而有所调整。总体而言,它们之间没有剧烈的冲突和对抗。当前,作为一个反对党,争取和平社会运动对执政党民族解放阵线和全国民主联盟提出批判与质疑,与柏柏尔主义政党、左翼政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有所拉近。
  从争取和平社会运动的发展轨迹来看,它在未来出现重大路线调整的可能性不大,仍会保持温和倾向。对于阿尔及利亚的执政党而言,考虑到阿尔及利亚所固有的伊斯兰属性,争取和平社会运动被重新纳入执政联盟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硕士论文] 刘雪
阿拉伯语语言文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正义与发展党是摩洛哥温和派伊斯兰政党,在中东剧变中取得执政地位,并安全度过该地区内伊斯兰政党下台的危机,在摩洛哥君主制政体下继续执掌政权。本文回顾正义与发展党的发展史,研究其思想主张,运用政治过程理论探究其动员模式,分析其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
  本文分绪论、正文和结论三部分。
  绪论阐述了选题的目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正文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介绍正义与发展党的建立过程。从该党的两个组成部分入手,回顾统一与改革运动加入人民民主宪政运动的过程,分析摩洛哥伊斯兰主义者由激进到温和的转变。
  第二章,论述该党的思想主张。研究该党对伊斯兰教、政治改革、经济发展及社会问题的观点。指出该是以伊斯兰教为准则的政党,该党解决的问题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宗教问题,其活动领域是政治领域,这种参与的性质也是政治性参与。该党认为有效的改革应该是遵从民主规则的渐进式改革,主张通过渐进式改革解决社会问题。
  第三章,运用政治过程理论探究其动员模式,从政治机会结构变迁、内生组织力量、认知解放三个角度加以分析,本文指出,由于摩洛哥社会变化而引起的政治机会结构的变迁是正义发展党进行社会动员的前提;该党内生组织力量是其进行社会动员的关键,这一点包含四个方面,即该党较高的内部组织强度、民众对内生组织人员的高度认可、内生组织的认同感和激励机制、内生组织的高效传播网络;认知解放是该党社会动员必不可少的要素,认知解放使摩洛哥民众认识到现存的政治变机及正义发展党的思想主张,进而促使其支持该党的活动。
  第四章,分析正义与发展党的发展前景。分析该党的执政成就及面临的挑战,一方面,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各方面分析该党的执政成就。另一方面,从如何保持与国王的关系、确保改革步伐、维护联盟稳定及维持支持率四个方面分析其面临的挑战。
  结论部分,总结在摩洛哥特殊政治体制下正义与发展党的思想特点及社会动员的特点,以丰富对阿拉伯君主体制下温和派伊斯兰政党的研究。
[硕士论文] 李桃
阿拉伯语语言文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20世纪30—50年代,青年埃及党是埃及社会的重要民众政治力量。1922年2月28日的英国声明彻底改变了埃及社会面貌,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状况激励了埃及青年的参政热情,尤其是,艾哈迈德·侯赛因所领导的皮亚士特计划为青年埃及党的成立起到铺垫作用。可以说,青年埃及党的成立是这种历史环境和实践活动下的自然发展和现实产物。1933年秋侯赛因创立青年埃及协会,1936年改组为正式政党,1940年改名伊斯兰民族党,1949年作为社会党活动,它的发展历程始终围绕一个目标:为了践行复兴埃及的计划而争取埃及执政权。但是直到1952年社会党衰亡,这些计划都未得到实施。
  自20世纪30年代,在埃及政治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宪政思想逐渐衰落。由于英埃矛盾日益激化,民族主义成为埃及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实践中体现为:埃及国家民族主义(法老思潮)、埃及阿拉伯民族主义、埃及伊斯兰民族主义,此外欧洲的极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也对同时期的埃及新兴组织,尤其对青年埃及党影响深刻。青年埃及党的思想理论是埃及主流意识形态最典型的代表,不仅对埃及青年具有文化和精神启蒙意义,而且成为自由宪政时代后期民族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
  青年埃及党自成立初期就是一个以城市为主要阵地,以青年学生、中等地主和小资产阶级为主要力量的组织。20世纪30年代末,它致力于争取埃及下层人士,即工人和农民阶级的支持;因此制定了一系列以实现社会公平为目标的改革主张。它的新闻活动影响力遍及埃及许多地区,但是由于受到华夫脱政府的屡次政治清洗,青年埃及党没有能力建立稳固的工人或农民基础,为发动革命做好准备。
  虽然由于共同的反华夫脱党立场,青年埃及党与王室、自由立宪党、祖国党、萨阿德党等议会政党达成联盟并获得了它们的资金和政治援助;但是青年埃及党在大多数时候遭到各种形式的镇压,有时来自专制王权,有时来自英国操纵下不断更迭的埃及内阁。从二战结束到1953年纳赛尔政府取消一切政党,青年埃及党比之前任何发展阶段都更为深得民心,更具革命活力,它在削弱封建君主制上作出重要贡献:动员埃及人民摧毁君主制的政治和社会根基。
[硕士论文] 胡磊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山西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新世纪以来,随着国际社会和地区形势出现深刻变化,拉丁美洲左翼政治力量迅速崛起。其中,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三国的激进左翼政党高举“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旗帜,通过民主选举的合法途径上台执政。他们勇敢追求社会公正,大胆探索国家发展新道路。本文的研究重点为新世纪以来拉美激进左翼执政党的理论主张与执政实践。
  文章导论部分阐述了本选题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与不足。第一章分析了拉美激进左翼执政党的发展概况,包括其性质、特征、组织发展及崛起背景。第二章阐述拉美激进左翼执政党在理论方面进行的探索。首先从思想来源、提出过程和基本内涵等方面对委、玻、厄三国提出的“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理论进行评析,包括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差异、三国激进左翼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方面的差异、理论本身包含的积极因素及理论的欠缺之处等。第三章阐述拉美激进左翼在实践方面进行的探索。具体措施包括制定或修改宪法、推行参与式民主、实行国有化改革、扩大社会公共福利和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等。这些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如依靠能源国有化使国家财力充实,政府利用石油收入使民生状况得以改善;以参与式民主为内核建立的各项制度,使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到国家和社会的管理中来;国家间合作由经济层面扩大到政治层面,推动了地区一体化和拉美国家的团结自强。激进左翼执政党的政策措施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第四章从政党本身和政党政策两个方面分析拉美激进左翼的发展趋势,并且探讨拉美激进左翼的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以及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
  拉美激进左翼在20世纪末传统社会主义受挫的情况下,大胆提出“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并勇于进行实践探索,成为新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大亮点。激进左翼成功上台并连续执政表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多样性中不断发展,同时启示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地深化认识,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和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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