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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吴小云
中外政治制度 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的社会转型打破了政治精英一家独大的局面,各类新兴社会阶层开始涌现,中国的精英阶层具有了新的特征。本文基于这种社会现实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精英的构成和流动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认为当前中国的精英阶层主要是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群体构成的,在此基础上概括出了精英构成的三大主要特征:第一,政治精英占据主导地位;第二,经济精英参政热情高涨;第三,精英联盟开始形成。接着进一步从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三个方面各自分析了它们的主要流动机制,以期解释当下中国社会上升渠道问题。发现教育在三类精英地位的获得中都有正向影响,且三类精英都可实现代际再生产,精英可以将自己的优势地位传递给下去。尽管循环机制在中国的精英流动中仍发挥着作用,但社会较低阶层的成员想要成为顶层精英的难度在不断攀升。
[硕士论文] 赵丁丁
中外政治制度 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关键期,新的阶层群体不断涌现。很多研究者指出,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理想方向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也就是中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的社会。这种理想设计是基于对中产阶级正向功能的强烈信心,即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对此,文章认为不同国家、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中产阶级,其政治态度并非一成不变。由此引入社会变迁的视角,把我国转型期的中产阶级细分为五类亚群体:老中产阶级、中小微型企业主阶层、新中产阶级、边缘中产阶级、特殊中产阶级。随后阐述了改革开放后不同时期、不同中产阶级亚群体的形成过程,并从其人员性质、政治社会背景等着手分析他们的政治态度。文章的基本结论是:中产阶级经历了出现、成长到进一步分化组合,从“稳定器”与摇摆性兼具,再到如今以建设性的理性批判态度表达诉求、整体倾向于维护稳定,体现了转型期中产阶级群体政治态度的不断成熟和理性化。
[硕士论文] 胡青
经济史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1962年国家开始有计划的组织开展,至1968年演变成一场国家统一部署、地方贯彻落实、波及全国城乡的运动,在1980年基本结束。在1962到1979年间,约1700多万1城镇知识青年被下放到各地农村及山区。这场大规模的城市到农村的人口迁徙,改变了一代知青的一生,冲击了知青的家庭及下放的农村,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广泛而深刻,是我国当代史研究的重大课题。
  近十多年来,虽然有一些知青史的研究作品问世,但总体来说研究进展较为缓慢,这主要是由于史料的收集整理工作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金光耀和金大陆,2015)。在这种背景下,由各级政府组织编纂且汇集了许多官方资料和数据的新编地方志对于知青史研究而言就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的首要工作是对内地29省2的省市(地)县三级地方志(包括专业志)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资料记载进行数据整理3,地方志中上山下乡的资料选取时间跨度为1962-1980年。
  本文的第一章与第二章分别为绪论及文献综述,第三章和第四章对通过地方志整理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和量化分析,由于各地方志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记载并无统一的标准且内容详略不一,所以在量化分析过程中,本文也整理了部分相关文献资料,将其中的知青数据与地方志知青数据结合使用。知青数据涉及的方面主要包括省级和县级层面的知识青年动员与安置人数、知青的安置情况、政府对知青的财政拨款及经费支出情况、知识青年在农村的生活状况以及知识青年的返城情况。这部分工作的贡献在于将上述方面的知青数据从以往的全国或省级层面细化到县级层面,从而更好地了解区域间共性及差异性。此外,在做好史料收集工作的同时,通过具体数据深化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为了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数据有一个更直观的认识,更好地了解区域特点及差异性,本文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对部分知青地方志数据进行了可视化尝试。
  第五章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规模与资源约束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社会总产值及农作物播种面积对安置知青规模有显著正向影响,农业人口数对安置知青规模有显著负向影响;工业总产值对知青上山下乡的动员人数规模有显著正向影响,农业总产值对知青动员人数规模有显著负向影响,此外,知青动员人数的规模受到了当地自然环境的影响。这表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规模在政治因素影响之外,有其背后的经济因素,受限于当地的资源约束。
  最后一部分为结语,主要内容为本文的结论,还包括写作过程中对运动的几点思考。
[硕士论文] 戴一帆
统一战线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目前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优点就是实施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制度。从理论上讲,我国实施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制度可以对我国的民主监督起到正向促进的作用。但是由于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导致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制度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而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制度职能弱化实则上会对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起到反向促进的作用。而对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制度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之后不难得知,我国目前形成的重权力轻监督的行政氛围是导致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制度职能弱化的根本原因。
  因此,本文将以民主党派民主监督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先是对我国目前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整体发展历程进行一个总体的回顾,从而对其产生的背景、发展的过程、存在的问题、解决方法、发挥的作用及影响进行总结。然后,根据上述的内容对我国目前所存在的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职能弱化现象的具体原因进行深入的研究,找出其影响民主监督弱化的具体影响因素,并在新时期中国政治体制背景下,结合以往的经验找出其改进和完善的对策并形成一套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监督机制。
  本文的主体部分共计五个章节。文章第一部分的内容主要是对课题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以及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行一个详细的阐述;文章第二部分的内容则是对民主概念以及相关内容进行概述;文章第三部分的内容则是对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现状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并简要概括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在新时期所面临的问题;文章第四部分的内容则是对目前我国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所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概括,为第五部分提出有效的解决对策奠定基础;论文的第五部分则是从多视角提出改善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管理的现状,如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方面、民主监督的运行机制方面及有关理论创新等方面,结合以往的经验找出其改进和完善的对策并形成一套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监督机制。
[硕士论文] 周媛
行政管理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文化领域新兴产业悄然萌生并不断发展壮大,催生了一批“体制外”思想活跃、流动性大、分散性强的新兴群体——文化领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由于其本身的知识优势、技术优势和文化优势,文化领域新的社会阶层具有集散思想文化信息的软实力和引导社会舆论走向的强能力。相比过去,体制内文化产品对社会的影响正在削弱,体制外文化产品通过各种载体和新兴平台,得以自我强化并将其影响力向全社会延伸,两者在未来趋势上将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本文以文化领域新的社会阶层为研究对象,在厘清福克斯和米勒提出的“公共能量场”理论的基础上,对利益表达机制的“利益表达主客体-既有制度安排-实然表达方式”脉络进行了梳理,扎根理论。采取深度访谈、座谈会和实地走访三种方式来丰富一手资料的收集,其中,调研地点选取了文化领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偏好聚集的北京、上海、成都三地。最后整理访谈记录40篇,访谈总时长超过120小时;在北京、上海、成都三地与总计90余名文化领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进行了座谈或茶话会。最终通过对话语文本进行对比、归纳、提炼,试图对“公共能量场”中利益表达的框架加以解释,发现调研对象群体的诉求与关键节点,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硕士论文] 杨锐娜
政治学、政治学理论 河南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植根于中华民族特有的“和合”传统文化之中,植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独立解放的革命和民族复兴的建设、改革道路之中,必将发展于、完善于伟大的中国梦征程中。进入新时代,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参政党、怎样建设参政党”,同“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一样,都是构建我国现代化政治体制的重大问题,是发展完善协商民主制度的重要实践内容。就我国政党制度的内涵来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各民主党派的的参政是密不可分的两个重要方面,这就要求加强执政党能力建设的同时,无论从政治理论逻辑角度来考虑,还是从民主政治实践的整体性考量,都必然要求加强参政党参政能力建设。地方民主党派的参政能力是构成整个党派参政能力的基础要素,加强地方民主党派参政能力研究,是参政党建设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紧迫课题。本文以河南省民主党派参政的实践为参照,通过对河南民主党派在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政治协商、自身建设等方面实践行为进行梳理,揭示出河南省民主党派履行参政党职能发挥参政党作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河南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现实制约因素、政党协商功能发挥不充分、民主监督不到位、参政党自身组织建设的困境等问题的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在此基础上,结合民主党派的职能要求,围绕提高河南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能力、民主监督能力、政治协商能力、自身建设能力,建设性提出了加强民主党派参政能力建设路径。在提高参政议政能力方面,提出加强相关理论研究,健全参政议政运行机制,发挥优势、整合资源,形成合力的建设路径;在提高民主监督能力方面,提出厘清边界、做到“三位一体”,处理好“三个关系”“三个度”,健全“三个机制”的建立路径;在提高政治协商能力方面,提出营造多党合作的良好社会政治环境,完善政治协商的理论、法律体系和制度,完善政治协商内容、形式、程序的建设路径;在自身建设方面,提出必须抓住民主党派领导班子建设这个牛鼻子,注重思想引导,打牢组织基础,培养后备干部,坚持正确方向,大胆创新,探索建立民主党派党内监督机制。毋容置疑,民主党派参政能力建设研究是一个庞杂的系统,民主党派参政能力涉及很重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只是从某些方面作出探索性的研究,还有很多深化研究的空间。
[硕士论文] 王鑫
政治学理论 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具有较高收入水平、较好教育背景和较高职业声望的部分中产阶层,何以在日常生活中会积极参与塔罗牌占卜等迷信活动。本文以杭州市一家塔罗牌店的中产阶层顾客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观察发现,这类群体参与占卜的主要原因是将此作为消解日常焦虑和不安全感的一种方式,具体表现在期望通过塔罗牌占卜等方式,消解(1)经济上有钱但是并不富有,面临在购房、子女教育和养老医疗上的诸多顾虑;(2)政治上担忧社会改革导致个人利益受损;(3)个人发展上承受激烈社会竞争,需要应对个人情感和职业发展上的诸多挑战。本文认为,这一现象产生有一些结构与制度方面的原因。首先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固化日趋严重,社会流动受到制度和市场双重因素的制约;其次社会急剧转型过程中,各种体制机制尚待完善;最后社会原子化倾向加剧,个人无法从他人和社会那里获取支持。而面对焦虑和不安全感时,常规的制度化渠道缺失或者不起作用,使得这部分中产阶级群体转而诉诸于非制度化的渠道,塔罗牌占卜实用性、专业化和时效性的特征使其获得了这部分群体的青睐。本文认为,政府等有关方面应该积极作为,使中产阶级不仅达到外在标准,更具备中产心态,从而缓解这种焦虑和不安全感。
[硕士论文] 庄严
公共管理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的各民主党派,作为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同样也要担负相应职责,发挥重要作用。
  “创新社会治理、加快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要求,为民主党派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广阔天地,全方位的社会综合治理格局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有效实现社会服务功能提供了重要途径。社会治理的实践主要在基层,对民主党派来说,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实现一元主导、多方参与、各司其职的合作共治之路有机遇也有挑战。本研究认为,只有正视困难和挑战,在社会治理中通过基层组织自下而上的探索,扩大社会基础,更好地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职能,为实现社会和谐有序发展做出努力。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本文以济南市民建在社会治理背景下基层组织的发展为主要案例进行了探究。
  社会治理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关键性范畴,民主党派作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的重要主体之一,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和作用,协调政府、市场、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共同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创造社会价值。本文在分析国内社会治理和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建设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述了社会治理理念的变迁,分析了社会治理行为主体的构成以及社会治理格局下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作用空间。本研究重点从济南市民建基层组织建设状况入手,展现了济南市民建立足社会治理背景,在探索基层组织有效参与社会治理实践的路径时,直面经济发展方式转轨引发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种变革,对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需要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健康、积极的参与,论文从加强市级组织指导帮助、提升基层组织自身建设水平的角度提出了相应对策和建议。希望通过本文的努力,能对推进民主党派基层组织有效参与社会治理,提升基层组织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决自身问题能力,多党合作服务“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有益的参考。
[硕士论文] 季中平
政府行政管理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民主党派在我国经济社会各方面建设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民主党派履行的各项职能,促进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更加科学、合理和完善。而民主党派机关建设情况直接影响着民主党派的职能履行。民主党派机关是民主党派的工作机构,是民主党派的重要枢纽,具备参谋、联络、组织、服务等作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的颁布,为支持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特别是民主党派机关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和依据。
  本文从温州市各民主党派机关建设情况入手,分析机关建设的现状,阐述了机关的岗位职责分工、职业能力需求、日常工作内容、干部职业发展、规章制度建设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了原因。并将从厘清权责、加强学习、配强力量、加强培养和完善制度等方面入手,对加强温州市各民主党派机关建设作一些探讨。
[硕士论文] 刘昭
公共管理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林州市地处三省交界区域,位居京津冀一体化、一带一路、中原经济区、环渤海经济带、等国家战略交汇地带,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势,有利于加快集聚各种发展要素,实现经济跨越发展;强大的红旗渠精神,有利于新时期凝聚方方面面的智慧和力量,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率先完成;国家级红旗渠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强大的发展载体,有利于支撑林州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加速崛起。省委书记谢伏瞻曾7次到林州调研,明确提出,林州要在全省争当排头兵。安阳市委书记李公乐也多次强调,林州要当好排头兵,不断提升守卫度。这既是鼓励又是鞭策,既是压力,又是动力。经济新常态下,随着体验经济、养生经济、休闲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属于林州的时代已经到来。近年来,林州市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发展迅速,已深入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林州市社会经济发展一直重要力量。
  本文通过汇总林州市党外代表人士数据和走访个别党外代表人士,掌握林州市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现状,并结合相关文献和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相关理论,深入分析林州市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提出相应对策,不断完善培养、推荐、选拔、使用等机制,充分发挥党外队伍力量,助推林州早日建设成世界人文山水城市。
[硕士论文] 时磊
公共管理 云南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2013年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中,对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充分的设计,并植入了社会治理理论这一理念。在2015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当中也加入了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意见。社会治理的理念更着重强调“过程”、“多元”、“调和”和“互动”,改变了以往在“一元模式”的支配下,政府在应对各种社会事务时采取的“一蹴而就、一言堂”的惯性思维和行动方式。工商联这一托生于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发展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团体和商会组织,凭借其在政治、经济、组织等方面的优势,在协助政府向社会转移职能,激发商会活力,协调政府、市场、商会、民营企业之间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社会治理大格局中一个十分重要、不可缺失的成员。本文以治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为理论支撑,结合西双版纳州工商联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采用文献研究法、观察法和历史分析法,挖掘出西双版纳州工商联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障碍,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合理性对策。本研究致力于进一步明晰西双版纳州工商联在地方社会治理体系中的职能作用,推动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工商联以及人民团体、商会组织、民营企业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有效参与社会治理,为提升西双版纳州等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公共服务质量,构建共享和共建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了参考。
[博士论文] 王亚明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三农”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而促进农村社会整合与和谐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要求。农民阶层分化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因为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就意味着农业人口大量转变为非农业人口,这既为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所证明,也为中国东部地区的工业化过程所证明。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同时,农民也出现了分化,农民分化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发展,成为推动农村社会发展和农民实现小康目标的直接动力。同时,农民分化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也是政府统筹城乡发展和实现社会和谐的首要问题之一。因此研究农民分化和社会整合是转型现实和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学界关注的焦点。
  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和权利观是理解中国农民分化和社会整合的基础理论,利益关系和利益协调是贯穿全文的主线。农民分化即基于承包制基础上的利益分化,农村阶层矛盾和社会问题也是由于利益矛盾引发,社会整合关键在于利益整合达到社会利益均衡,农村社会和谐是利益相对均衡的状态。中国农民分化以市场为机制,以职业为基础。按历史进程而言,主要划分为20世纪80年代职业转换与身份制制约性的农民分化,20世纪90年代地区流动性的农民分化,21世纪以来均衡发展性的农民分化。农民分化的历史进程是由市场化改革、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等多种原因决定的。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动推动了农村现代化进程,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为缓和农村阶层结构变动中的阶层矛盾和社会问题,党和政策提出了一些利益调节思想,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推行承包制、开展多种经营、试行和完善村民自治、西部大开发战略、农村扶贫和城乡统筹等,对于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起极大作用。
  在农民分化过程中,东西部表现出很大差异,包括职业、收入和消费差异三个方面。浙江和四川的农民分化具有一些共同点,但是农民分化的差异性也十分明显,如不同地区农民内部不同群体规模、比例和结构上有很大不同,在浙江和四川内部是如此,浙江和四川比较也是如此。影响农民分化差异的原因主要有地理环境、文化和观念差异、产权制度差异、产业结构差异、城镇化水平、地方政府行为差异、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差异等方面。这些差异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区域协调发展。
  农民分化在激发农村社会活力,大量增加社会财富,普遍改善农民生活的同时,也带来阶层矛盾和各种社会问题。新时期农村人民内部矛盾主要体现为农村各阶层、各群体之间利益上的矛盾。深入研究农村阶层矛盾,关系到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可以使我们的决策尽可能反映农村各个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最大限度地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和要求,减少决策及其实施过程中的失误和阻力。论文对东西部农民分化中的农村阶层矛盾和社会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包括社会急剧分化中的社会问题和社会整合能力下降中的社会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东西部农村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利益共享、以社会制度为主要方式的利益协调和矛盾调处、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民政治参与以及乡村治理和地方政府社会整合作用。
  为了推进社会整合与协调发展,论文提出了促进农民分化与社会和谐的原则、方法和具体对策。这些原则主要是公平原则、权利保障原则和法治原则等;方法主要有:以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农民民主为重点加强农村社会事业建设,以改善民生为机制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农村社会整合的对策主要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城镇化,夯实农民分化的经济基础;推进农村土地和户籍改革,破除二元结构的体制障碍;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农村公共政策要有增有减;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完善乡村治理结构等。农民分化既是农民个体市场化的行为,也是资本力量和政府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只有从城乡发展和现代化的全局才能对农民分化有更全面的认识。农民分化是社会系统变迁中的重要一环,农民分化与统筹城乡发展、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密切相关。促进农民分化,解决农民分化中出现的区域不平衡问题需要有全局视野,也需要不同层级的政府和社会形成共识和凝聚力。要实现东西部农村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关键在于西部地区探索赶超型战略的决心和路径,同时,包括国家政策和东部生产要素在内的外部资源也是决定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
[硕士论文] 杜楠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和谐党际关系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本质属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但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和谐的党际关系不是从政党成立之初就形成的,而是随着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随着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化而逐渐形成的。所以说,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和谐党际关系是具体的、历史的。在两党和谐党际关系发展过程中,主体问性思想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主体间性认知的发展,主体间性共存的实践,就是和谐党际关系逐渐形成的过程。
  在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成立之初,两党皆没有树立主体间性意识,没有将对方当作平等、完整的主体。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互相视对方为对立面,采取抵抗、不合作的对策。因而在这个阶段,两党之间的关系是不和谐的,两党之间也没有合作与交流;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民主党派是可以作为合作对象的,民主党派也认识到两党具有政治共识,能够结成同盟。因而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实现了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团结协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相互尊重彼此的主体地位,合作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等任务。1957-1978年,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主体间性意识弱化,误将民主党派作为革命的对象,导致两党的合作遭受挫折。可见,主体间性意识强,则两党关系和谐,主体间性意识弱化,则两党关系不和谐。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中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科学分析了民主党派的性质,重新确立了民主党派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完善了与民主党派合作的方针,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和谐党际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和谐党际关系是具体的历史的。在新时期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和谐党际关系存在不稳定因素,主要体现在两党交往合作中主体间性意识不坚定,合作机制不健全等弊端。针对党派交往中的不足,笔者提出要进一步坚持互相平等、相互理解和彼此关爱的原则,增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主体间的互主体意识;要认识主体间平等关系中的差异性,改善共产党民主、科学的领导方式,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最后,党际协商、民主监督作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交流、协作的重要方式,要推进党际协商广泛、多层、制度化建设,推动民主监督公开、组织、法制化发展,以此促进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主体问的理性交往。
[硕士论文] 陈瑶
马克思主义理论 湘潭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结构已发生重大改变,社会阶层出现了较大的重组和分化。传统的工人、农民阶级内部出现了分化,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阶层固化、尤其是草根阶层,即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的困境问题已越来越成为我国政界和学界普遍关注、并迫切需要提出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的问题。研究草根阶层向上流动困境的现状、透析其原因并力求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无论对于深化和丰富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理论研究,还是对于畅通社会阶层流动渠道,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马克思主义关于阶层理论是研究我国的社会阶层流动困境问题的理论依据。认真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阶层理论,对于系统、深入地研究社会阶层流动困境问题尤为重要。社会流动,特别是草根阶层的向上流动是保持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必然要求,它可以激发社会底层群体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增强人们为理想目标奋斗的信心,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的发展。但目前我国阶层向上流动的通道正逐渐缩小变窄。随着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阶层固化的现象也变得越来越严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这部分群体,即草根阶层,他们因为各方面的因素导致向上流动不畅,因此,“官二代”、“穷二代”这种“官者续官,穷者续穷”的阶层固化和代际传承现象也变得越来越普遍,越来越严重。这种现象的长期普遍存在,必然不断加剧草根阶层对社会的不满,当不满达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破坏社会安定,扭曲草根阶层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对社会和人生的态度,动摇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因此,如何在现有的大环境下让草根阶层有一条相对畅通的向上流动渠道,以防止社会出现阶层固化现象长期普遍存在已显得尤为重要。
  当代中国社会草根阶层向上流动的困境主要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领域。他们不仅经济活动受限、收入低,而且政治参与机会少、部分权力被剥夺;他们不仅无法与强势群体享有平等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而且缺乏应有的社会保障;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向上流动的通道已被堵塞,弱者愈弱、穷者愈穷几乎已成为草根阶层的宿命。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众多,其中制度缺失、改革滞后和不到位、权力对各种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以及权力资源化、资本化所导致的权利不平等、机会不均等、规则不合理,是堵塞草根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原因。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主要在于全面推进各项体制改革,真正让市场而非权力去配置资源,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调整利益格局,从制度、法律、政策上保障草根阶层的平等权利、均等机会,完善规则,扫除社会各阶层正常流动、尤其是草根阶层向上流动的障碍,从制度、法律、政策层面有效地防止阶层固化。
[硕士论文] 梁楚
社会学 西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教育机制的改革,教育分流的进一步发展,教育资源分布失衡,普遍集中于城镇地区。在此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农民子女选择中等职业教育作为提升自身的又一路径。教育作为实现社会流动的主要机制,与社会流动的关系复杂且多元化。通过探讨中等职业教育与农民子女就业及其社会流动的关系,对中等职业教育自身发展体系及提高农民子女就业质量,实现其合理的社会流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首先通过判断抽样选取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中职学校,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分析总结当前中等职业学校的教育机制,包括其专业设置、师资设置、管理设置、实习分配等方面,其次,以访谈为主要形式对学生进入企业两年以内的就业流动现状进行描述和总结。综合两部分的资料,基于社会流动理论及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探索中等职业教育与农民子女社会流动之间的内在关系,主要表现为:一方面中等职业教育一定程度上为中职学生提供了一定的优势,另一方面,中职教育一定程度上成为阶层再生产的工具。具体从社会观念、中职教育自身及社会结构三个方面阐述其影响因素,最后以本文研究为基础,试图通过改善社会外部环境及改革中职自身教育体系两方面提升中职学生就业质量,营造良好的流动渠道。
[硕士论文] 贺胜兰
政治学理论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贫雇农、中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以河北省土地改革运动的背景条件和开展进程作为研究脉络,研究土地革命时期南村村民如何平分土地、怎么土地调均、平均的结果,主要聚焦于土改时期南村如何通过土地运动来实现农民土地的要求的过程,分析农民贫富差距的产生原因。本文的研究结构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是导论,阐明研究背景,梳理文献,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对个案村庄土改前期的现实情况和农民生活情况进行简述;第二章是土改时期,通过“拔尖选地主”的形式,没收土地,进行土地平分,实现贫雇农“人人有田”的平等理想;第三章是土改时期,为了团结各阶级参加解放战争,南村通过“抽补调均”的方式,实现南村全民土地平均;第四章描写土地平均以后南村的社会情况——土地平均而农民贫富差距:第五章是对土地平均而农民贫富差距这一土地平均悖论进行分析和思考。
  南村通过“拔尖抽补”的土地运动,基本上实现了村民之间的土地平均。但是土地平均却没有给广大村民带来相同或相等的生活,反而形成了“均而不等”的形象,这一现象与农民最初进行土改运动的目的和初衷——“翻身做主、获得土地、实现平等”是相悖的。笔者通过从个人能力、家庭资本、国家三方面进行分析均而不等的原因,进而发现土地平均与农民平等相悖这一理论。
[硕士论文] 余珊珊
政治学理论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相对剥夺感是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指的是个体或群体将自己的某些方面如收入、地位、利益等,与选定的参照对象进行比较后,产生的一种不公平的主观感受。当前,相对剥夺现象已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但从宏观层面、系统地探讨相对剥夺感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效应的研究还比较少,尤其是相关实证研究更是稀少。
  对此,本文使用现有统计资料分析方法,依据现有的2003年和2013年的CGSS调查数据,对我国民众相对剥夺感的影响因素和影响效应进行分析。在探究相对剥夺感的影响因素上,本文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技术,着重探讨了个体特征因素、经济状况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和特殊经历因素等对相对剥夺感的影响。在探究相对剥夺感的影响效应上,本文使用列联表和相关分析,重点阐述了相对剥夺感对政治参与、集体行动、官员道德满意度和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缓解我国民众相对剥夺感的基本对策,以期为实现当前我国社会稳定与和谐提供一些指导。
  研究结论表明:首先,从2003年到2013年,我国民众的整体相对剥夺感在下降。其次,各类相对剥夺感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具体表现为,横向相对剥夺感、纵向相对剥夺感和由生活不幸福引发的相对剥夺感三者之间互为正相关。再次,个体特征因素、经济状况因素、社会文化因素以及特殊经历因素等都对相对剥夺感有重要影响。其中影响最大和最稳定的是经济状况因素中的家庭收入、家庭生活水平层次和社会文化因素中的工作满意度、亲友密切度。最后,相对剥夺感能够对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产生影响。相对剥夺感对政治参与、官员道德满意度和公共服务满意度有负向影响,而横向相对剥夺感对集体行动有负向影响,纵向相对剥夺感对集体行动有正向影响。
[硕士论文] 王艳
政治学理论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直至土地改革之前,沿袭上千年的土地私有制在乡村社会衍生的租佃制度和主佃关系仍稳定地存在着。地主对土地的占有使其在主佃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佃农为租到地主的土地满足生存需要不得不承担多种义务,在主佃关系中只能处于从属地位。在地主主导、佃农从属的主佃关系下,主佃双方各自的生存状态也由此呈现出巨大的差异:佃农尚未满足温饱,社会地位低下;地主生活富足,在村庄中有身份有地位。国家强力主导下的土改运动使地主和佃农的生存环境都骤然发生改变,他们原有的“主导-从属”关系和生存状态被彻底撕裂打破。从佃农和地主自身角度着手进行研究,乡村社会主佃关系遭到破除,佃农和地主生存环境忽逢巨变,面临新的生存环境佃农和地主在土改中会采取何种政治行为?本文试图以乡村社会主佃关系下双方的生存状态作为研究基础,通过实地访查一个村庄的土地改革过程,重点论述了随县X村的佃农和地主在土改过程中当政治生存环境、经济生存环境和人身安全环境发生变化时,为改善生存状态或控制生存状态恶化各自采取的政治行为,并试图归纳出佃农和地主除了受到国家建构外,在土地改革中政治行为一种新的解释路径和逻辑。本文认为生存理性是佃农和地主在土改中政治行为所共同遵循的一种行为逻辑,这是佃农和地主政治行为的内生动力。其中,生存环境的转变是佃农和地主在生存理性的作用下采取不同政治行为的触发机制。
[硕士论文] 王芳
社会学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当代中国的社会流动模式以代际间的继承性为主要特征,子代与父辈的阶层地位表现出较高的同一性、相似性,出现阶层再生产。网络等媒体频繁出现的“X二代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流动模式。本文在相关国内外社会流动、再生产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的指导下,对固庄煤矿“矿二代”进行调查,通过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访问法获取煤矿工人基本资料、位置流动和主观感受等信息,结合定性的描述分析和定量的数据统计,从阶层再生产的角度解释其体现出的继承性关系模式,探讨煤矿工人何以维持自身资源、实现资源代际传递的问题。
  论文在绪论部分阐述了研究的背景、研究意义,总结评述了国内外相关的理论和研究,说明了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以及与研究相关的几个问题。然后通过对阳泉市固庄煤矿工人社会流动现状进行调查,从代际流动、代内流动、职业获得途径变化三个方面统计分析数据资料,发现其社会流动体现出继承性特点。接着论述固庄煤矿工人阶层再生产过程,对比分析煤矿工人“体制内”与“体制外”代际资源传递情况,从事业单位体制、家庭背景、身份认同这三个角度,结合访问资料,探讨阶层再生产的过程。最后提出加快社会流动,促进阶层融合的三个措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加快发展职业教育;推动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实现政企分开;传播社会主流价值观,加强自我认同感。
  通过研究发现,固庄煤矿工人子代从学校毕业或者当兵退伍后,从事同父辈一样的矿工工作,无论在身份、政治面貌,还是在职业单位上体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子代成为矿工后工作基本不再变动,代内流动的流变性较弱。父代和子代的阶层地位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出现阶层再生产。父辈资源占有情况、制度惯性、家庭背景以及子代对于自身的身份认同情况都会影响这一再生产过程。同时这一过程易导致阶层固化,不利于社会流动。本文虽然提出一些加快社会流动、冲破阶层再生产的措施,但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以便提出更加具体可行的建议。
[硕士论文] 邓小晶
农村与区域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改变了中国乡村的政治经济格局,为农民争取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同时农民也在政治上翻身,当家做主人。学界对土地改革时期农民政治心理发生怎样的转变,及转变背后的深层因素的研究甚少,笔者就是从土地改革时期农民政治心理发生改变这一视角入手,深入分析其背后深层次的因素。
  本文以河南滑县王庄镇十七位老人的口述史材料为基础,并结合滑县县志,选取农民为研究对象,探析滑县王庄镇地区土地改革时期农民的政治心理经历了哪些变化,以及这些转变背后的动因。笔者通过在滑县王庄镇是十七位八十岁以上老人的访问、记录,并在此基础上经过二次分析整理得出滑县王庄镇农民在土改过程中经历了“怕”、“恨”、“争”三个阶段的政治心理的转变。“怕”主要体现了土地改革前农民在生产生活上依赖地主,地主与土匪勾结。这使农民对地主产生怕的政治心理;“恨”主要描述的是农民的阶级意识逐渐觉醒,对地主剥削自己那种从内心深处散发的恨意;“争”主要描述的是土地改革中农民热衷于对地主的批斗与土地改革之后农民政治、经济上的翻身。
  笔者也进一步分析是什么样的因素使一向忍让、温顺的农民群体爆发出如此强烈的行为,发生如此大的政治心理的转变。笔者发现通过财、权、势三要素的不同组合方式,农民对地主有不同程度的恨和不同的表达方式。“财+权”模式下,农民对地主只是轻微的恨,选择批评教育的方式教育地主;“财+势”模式,农民对地主的恨提高一个等级,采用“上老杆”的方式批斗地主:“财+权+势”模式,农民对地主的恨到达顶峰,采用“万人会”的方式批斗地主。至此,就详细的分析了土地改革中农民政治心理转变的过程,及其影响转变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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