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定机构
扫描成功 请在APP上操作
打开万方数据APP,点击右上角"扫一扫",扫描二维码即可将您登录的个人账号与机构账号绑定,绑定后您可在APP上享有机构权限,如需更换机构账号,可到个人中心解绑。
欢迎的朋友
万方知识发现服务平台
获取范围
  • 1 / 100
  (已选择0条) 清除 结果分析
找到 5969 条结果
[硕士论文] 乔凯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孙中山与苏俄(联)关系研究不仅是孙中山与外国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国民党对外政策的主要方面,更是他晚年思想转变的标志。孙中山与苏俄(联)关系的建立的双方相互的选择,这种相互的选择是由于中国当时正处于帝国主义以及军阀的统治压迫之下,孙中山在这样的国内局势下需要得到有力的支持来实现他复兴国家的理想,而苏俄(联)正有支持那些被压迫的国家进行革命运动的主张,于是双方就有了建立联系的契机。此后双方的积极接触有力的促进了革命关系建立,“孙文越飞宣言”的发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标志着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确立。双方在关系建立的过程中存在例如中东铁路归属问题和外蒙问题这样的国家利益分歧,还存在有关共产主义在华宣传和推广方面的意识形态分歧,这些问题和分歧是引起之后双方关系破裂的重要因素。但总的来说孙中山与苏俄(联)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对推动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主要由绪论、正文、结论三部分构成。绪论主要介绍了本课题研究的目的、意义及国内外研究现状。正文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分析了孙中山在十月革命前后与俄国政治流亡者和革命党人接触和联系的过程中对他革命思想造成的影响。第二章主要介绍了孙中山与苏俄革命关系的建立的经过和产生的影响,以及合作的根本原因是双方互动选择的结果,是两国革命的需要。第三章阐述了孙中山与苏俄(联)关系建立对两国革命发展的重要历史意义,同时总结了在合作过程中双方在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上的进行博弈的经验教训。
[硕士论文] 邓永永
外交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要对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对接进行一定的研究。从地理区域上进行分析,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是以带状发展为依托向周边辐射的发展模式,而欧亚经济联盟则是俄罗斯建立起的以自身为中心的保护圈,而两者在中亚地区存在一定的重叠与交叉。当前中俄两国达成一致,明确了相互合作的立场,那么,俄罗斯作为中亚地区的主导国,一贯排斥外部势力介入这一敏感地带,为何突然转变为合作态度,这其中有何缘由?
  本文首先分析了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异同,从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性质、涵盖区域和目标三个方面进行了对比,对于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理解有助于本文接下来分析两者对接合作的原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障碍,以及对合作路径的探索。乌克兰危机发生后俄罗斯面临的压力以及中亚地区对中俄两国的战略意义是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合作的重要推动力量。“一带一路”构想与落实的问题、欧亚经济联盟的发展障碍、中亚地区的地理区位因素都是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对接面临的难题。本文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发展的层面论述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对接合作。
[硕士论文] 熊熙
外交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1979年12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问中国,随即正式宣布对华提供政府开发援助,这也标志近三十年的对华援助历程就此开始。从对华援助开始到冷战结束前,中日双方都能够认真遵守政策规则展开经济合作交流,互惠互利,对华援助也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有条不紊的顺利开展。然而冷战后国际格局以及多种因素的变化影响使得日本对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政策实行了两次调整,这也令原本纯净的对华援助逐渐变了“味道”,与此同时,冷战后中日关系也受到了对华援助改革调整的影响。
  本文首先从国际、中国、日本三个方面分析日本对华实行政府开发援助的背景,为下文后续研究做铺垫;其次,对日本对华援助的实施整体情况进行简要回顾;再次,以冷战后为时间起点分别对20世纪90年代初以及21世纪初日本对华援助的调整原因、决策制定以及落实现状进行重点分析;最后以两大时段进程为单元,以经济和政治方面为主要思考点,对冷战后日本对华援助调整为中日关系所带来的影响进行研究。
[硕士论文] 袁帅
国际关系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现今的东亚是有共识的,只是东亚共有知识的程度不够高,共有文化较为薄弱,缺乏共有观念和集体认同的建构,没有明确的东亚认同或东亚观念。尽管东亚共识的涵义尚没有明确而统一的界定,其形成也在不断的摸索当中,但东亚共识的建构关乎整个东亚的发展。本文认为,东亚国家之间同根同源,具备建构东亚共识的条件,但仍有阻碍因素的影响。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东亚各国共同面对时代挑战,只有意识到相互依赖和共同命运感的重要性,认识到只有建立共识才能产生良性互动合作,才能更好地促进东亚区域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作为东亚地区大国,在东亚合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发挥相应的作用。建构东亚共识,使其不断强化和深入,也应该成为中国参与地区一体化的重要内容。
[硕士论文] 车欣
中国古代史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朝鲜半岛作为亚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唐宋时,双方互派使臣,相互学习。明朝时,朝鲜成为藩国,每年定时进京朝见明朝皇帝。清朝建立后,以武力胁迫使朝鲜归顺,朝鲜成为清朝的藩国。朝鲜需定期派遣使臣出使清朝,进行朝贡。使臣一般包括正使、副使、书状官以及随行人员,成为使团。使团成员会将出使途中及到达清朝的见闻在纸上记录下来,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记录汇集为《燕行录》。清人与朝鲜使团成员不能通过口语进行交流,但可以通过纸笔进行笔谈。本文以清朝为主要视角,对《燕行录》中的清人与朝鲜使团成员的笔谈进行研究,探讨笔谈能够产生的原因,整理笔谈的对象及主要内容。笔谈促进了清朝与朝鲜的交流,同时使朝鲜使团成员看到清朝的真实情况,逐步转变朝鲜对清朝不认同的态度,双方关系向友好方向发展。
[硕士论文] 王崧人
国际政治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2007年12月,陆克文(原名:凯文·迈克尔·拉德,Kevin Michael Rudd)成功当选为澳大利亚总理,他也是西方世界首位能够流利使用汉语交流的国家领导人,加之其青年时期在华的澳大利亚外交官经历,陆克文上台以后中澳各界对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都抱有很高的期待。但陆克文执政时期的中澳关系却是不尽人意,一波三折。本文结合陆克文的早期经历及其对华观,考察了陆克文执政时期澳大利亚对华政策和这一时期的中澳关系。通过研究发现:陆克文的“中国通”身份并不能说明他一定就是一个“亲华派”,他的对华态度和政策是建立在澳大利亚国家利益以及其个人的政治需求之上的。这提醒在考察一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时应综合该国的国家利益和决策者所处的国内外政治环境加以分析。
[硕士论文] 韩金铭
国际关系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东亚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快速发展,“东亚一体化”现阶段已变为东亚国际关系中炙手可热的话题,也是现阶段的外交重要议题。
  现阶段中,东盟国家与日本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未来对东亚国家实现一体化都将产生深刻影响。研究日本的东亚意识和东亚一体化政策,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整个东亚国家的发展都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本文分析总结了日本东亚意识的形成,演变以及日本东亚意识的特征,分析并提炼了日本的东亚一体化的政策、主张。客观总结了日本东亚一体化政策的积极影响、消极影响。以及中国对此的应对之策和观点态度,希望能够通过研究和分析以上内容来增强中日互信,改善中日双方关系,最终达到实现中日自由贸易区,推进东亚一体化的目的。
[博士论文] 兰波
专门史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家对我国的海权发起了挑战。美国对我国采取海上遏制政策,支持退据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在我国沿海地区进行敌对活动,阻止我国解放台湾岛,不断派飞机和舰船入侵我国领海和领空,同时对我国实行“封锁”与“禁运”。此外,美国于1950年和1961年分别发动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对我国的海防和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1951年,随着《旧金山和约》的非法签订,美国不顾我国反对而将钓鱼岛的所谓“施政权”交给日本,导致钓鱼岛问题成为之后影响中日关系的重大问题。1969年,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有关油气资源的调查报告,指出黄海、东海和南海的大陆架有可能是世界上石油储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由此,中国和日本以及一些南海周边国家间陆续出现了海域划界问题和岛屿争端问题。七十年代,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东南亚国家对本属我国的南海诸岛开始了堂而皇之的侵犯,至今仍实际控制着我国的诸多岛礁,并且在南海的油气资源开发中获得了丰厚的利益。为了维护新中国的海权,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逐步收回曾经丧失的海权,建立相关的规章制度,对本该属于我国的岛屿宣示主权,发布了正式的领海声明,克服一切困难建立起人民海军,提高我国的海防能力。
  改革开放后,我国海权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改革开放的实施,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迅速提升。1982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后,各沿海国对海洋问题的重视程度日益加深,开始各自立法来维护自己的海洋权益,由此而引发了诸多新的海权争端。进入21世纪,我国的海权面临着更多新的挑战。美国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反恐”之后,开始将全球战略中心逐步从中东地区转移到亚太地区,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打破了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制约了美国在这一地区影响力的发挥,对美国的全球利益形成了挑战。因此,为了巩固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及巩固军事同盟体系,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制衡中国发展的同时将经济危机转移给亚洲。为了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日本、越南、菲律宾等与美国结为同盟关系的国家在东海和南海持续给我国制造海权争端,促使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成为近些年来影响我国对外关系发展的重大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一阶段的国家战略无不体现对海洋和海权问题的关注。邓小平时期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沿海地区开始的,进而促进了沿海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面对与周边国家的海权争端,我国创造性地提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政策,有效缓解了与周边国家在海权归属问题上的矛盾,为我国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江泽民时期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理念,主张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基础上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在此基础上,我国对外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发展友好关系,寻求与他国和平解决海权争端的途径,对内则大力发展海洋事业,提高国际海洋竞争能力。胡锦涛时期提出了“和谐世界”与“和谐海洋”的理念以及“富邻、安邻、睦邻”的周边外交政策,是对“新安全观”的继承与发展。党的十六大提出“实施海洋开发”,十七大提出“发展海洋产业”,对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科学合理的规划。习近平时期,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海洋强国”战略,这是我国第一次将“建设海洋强国”写入党的大会报告,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启海洋强国梦。随后,我国开始全面推行“依法治海”。在南海问题上提出“双轨思路”,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解决,而南海的和平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为南海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2013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即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其中,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关于建设海上合作支点和海上经济合作走廊的创意将给沿线各国包括我国的海洋发展带来诸多便利和机会。
  海上力量是海权的核心因素。因此,要想拥有强大的海权,必须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海军是海上力量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建国以来,我国海军在党的领导下走过了由弱到强的历程,海军战略从“近岸防御”到“近海防御”进而发展为“近海防御”和“远洋防卫”相结合。海军武器装备也经历了从缴获、接收、购买、仿制到自行研制的过程,如今我国海军已经拥有两艘航空母舰。在和平时代,海军的作用也有多元化发展,除战争外还承担着出访、演习、护航、助力海洋事业发展等任务。除海军外,我国的海上力量还包括海监、渔政、海事、公安边防海警和海关缉私警察。2013年,我国对海上力量进行整合,重组国家海洋局,以中国海警局的名义开展海上维权执法,结束“五龙治海”的局面,海上执法由分散变为统一。
  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向来主张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海权问题上,我国同样誓不称霸,反对海上霸权。我国大力发展海权的目的,绝非要称霸海洋,而是为了维护我国正当合法的海上权益,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进而推动世界海洋的和平发展。
[硕士论文] 李敏
国际关系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南海问题最初仅仅涉及的是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主要争端集中在岛屿主权与海洋权益方面。然而,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南海争端的不断发酵,美国等国以维护亚太安全秩序、保障南海航道畅通为由,开始对南海问题进行深入干预。随着南海问题的日益复杂化,我国受到了多角度、多方面的战略牵制,这就导致南海问题成为了被世界诸国关注的热点问题。
  在此背景下,南海问题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一个重中之重。与此同时,随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转型,中国针对解决南海问题提出一系列方案与主张,不断阐明中国在南海问题的立场。中国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稳步提升。建设东亚安全合作机制有利于维护中国与东亚周边国家的安全。中国将在借鉴前人经验,在解决南海争端的探索中寻找建立东亚安全合作机制的新路径。
  近几年来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对南海问题的国内外研究比较全面和深入。中国与利益相关国家通过对话达成了一些积极成果,比如南海问题上的沟通对话机制,这些机制和成果的取得说明南海问题存在和平解决的条件和可能性,而对这些积极成果的分析和把握,为建构东亚安全合作机制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本文将在阐述南海问题的过程中对东亚安全机制提出探索和建议。
[硕士论文] 陈凯
公共管理 宁波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我国在南海海域、东海海域和黄海海域的海洋争端问题日趋严峻,国家对海上执法维权愈发重视。维护海洋权益,不仅仅是合理合法捍卫国家主权,同时更为彰显国家海洋实力。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首次确定了“建设海洋强国”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同时还强调,在实践这项国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从“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等方面增强我国的海洋实力。这一论述,明确了我国未来在海上开发建设工作中的具体方略和目标。其中特别需要我们关注的是有关维护我国海上权益的工作,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我国的经济发展,更是一项关乎我国外交关系建设,考验我国政府的外交能力和检验我国军事力量的工作。这一工作所具备的国际性以及复杂性,为政府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新时期下的国际社会关系复杂,海洋维权工作难度极大,要求我们在强化对海洋建设工作重要性的基础上,通过整合资源、完善制度,从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等方面全面推进,加快我国海洋强国建设事业的开展。
  同时,国家开始对海上执法队伍进行大部制改革,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上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及《国务院关于部委管理的国家局设置的通知》,国家海洋局由此诞生,为国土资源部管理的国家局,以中国海警的名义开展海上执法维权,从而进一步规整海上执法队伍,提升国家海上执法维权能力。
  在新时期,海上争端已不仅仅是海域、岛屿等领海领土的争端,更是对海洋资源的一种争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既是对国家主权的宣示,更是彰显国家实力的体现。在新时期,中国既要处理好与周边海上邻国的关系,更要不断发展提升自身的海上军事实力,既合法合理的维护自身海洋权益,又不惧任何挑衅,依据法律法规及运用正确合理的方式,维护国内、国外海洋局势稳定,逐步解决海洋争端问题。
[硕士论文] 刘南方
国际关系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货币的政治属性和政治收益是有目共睹的。围绕实现本国货币国际化而获得相应的政治收益以及经济利益而展开的外交,或利用本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国际货币地位而展开的外加活动一直都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中国通过自身的货币外交努力,人民币终于在2016年10月1日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篮子,这是中国人民币货币外交和人民币国际化取得的里程碑式的成果。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随后希腊债务危机引发的欧债危机对世界政治经济造成破坏的余震仍在,它不仅对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暴露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治理机制具有深层次的缺陷和弊端,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治理和改革势在必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需求出发,不但提出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战略,并且开始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治理和改革上崭露头角,贡献自己的智慧积极展开货币外交。
  本文旨在运用国际经济政治学和经济外交的相关理论研究中国的人民币货币外交路径。文章结构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即是绪论部分,是利用现有的理论理清货币外交相关理论概念,以及影响货币外交选择的因素。第二部分是通过对当前大国货币外交路径的提炼,同时勾勒出中国选择的人民币货币外交路径。第三部分是通过人民币加入SDR这个具体的案例对中国已经走过的人民币货币外交路径进行具体论述。第四部分是对中国将来继续推进人民币货币外交的着力点以及将会面临哪些挑战进行分析。
[硕士论文] 戴敏
公共管理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自1992年沿边开发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扩大沿边地区对外开放、兴边富民、支持民族地区发展等一系列有利于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的倾斜政策,把加快对外开放作为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得到了沿线各国的积极响应,展示了中国发展区域共赢合作的新理念和新模式,对外开放空间和领域不断拓展。2016年中俄蒙经济走廊建设得到三国高度关注,中国与俄蒙战略互信不断增强,中俄、中蒙务实合作层次和水平持续提升。
  呼伦贝尔市位于中俄蒙开放合作前沿,是我国目前唯一的中俄蒙三国交界地区。自1998年被国家批准为改革开放试验区后,依托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及国家赋予的政策优势,积极主动与国际市场竞争合作,采取“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发展思路,在沿边开发开放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经济基础尚显薄弱,产业结构较为单一和体制机制不够灵活等。因此,充分认识政府在对外开放应对能力中存在的问题是呼伦贝尔市提升对外开放水平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所在。
  本文根据“一带一路”建设背景,选取对外开放“政府应对能力”作为研究对象,主要通过采用文献分析、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等方式进行研究,分析阐述了呼伦贝尔市对外开放基本现状、政府应对对外开放能力存在不足及原因,并结合政府职能、政府治理理论,从推进贸易畅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流通和民心相通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对方开放应对能力的提升路径和具体措施,也希望借此可以提炼总结出供其他沿边地区借鉴参考的有益启示。
[硕士论文] Chiti,Mwatula Kampamba
国际关系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论文旨在运用相互依存理论将中国参与赞比亚作为一个研究案例,分析解释中国经济外交是否公平的争议性问题。论文将详细介绍相互依存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合作机制。最后,从历史和当代角度分析了中国在赞比亚的参与。这篇论文的目的在于明确中国是否在赞比亚扮演了一个新殖民主义力量的角色,并分析实地统计/实证事实是否明确反映了这一点。我的研究结果与上述错误观念相左,因而我会运用实证统计数据并结合研究领域内的相关理论来证明中国确实更倾向于相互依存和相互发展理论。
[硕士论文] 何静
世界史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依据对20世纪初的英国外交档案的分析,讨论英国对华东地区外交政策的转变。通过当时的历史事件,如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五卅运动和抵制英货运动;以及当时的历史人物,如英国驻华外交官的私密信函和事件参与者回忆录的整理归纳,探讨英国在经历一战后因衰落的国力和国内反战意识的影响,并且同时受到日、美等国对其在远东地区的威胁,为了保住英国在华最重要利益,而不得不改变其对华政策的真实原因。
  本文以20世纪初英国对华东外交政策为对象,以英国对山东和上海地区的外交政策为实例。对比研究了英国在巴黎和会上对日本侵略行径的纵容态度,和华盛顿会议上英国与日本维系着特殊的关系,实行既防范遏制它,又亲近维护它的外交政策。以及,对于20世纪初发生在中国的反帝运动,英国最初采取了暴力压制的强硬政策。而后英国着眼长远利益,决定采取让步的策略,以缓和与中国人民的矛盾,发表了标志英国对华政策发生变化的“圣诞节备忘录”。以此论证英国在20世纪初这一时期对华东政策的转变。
  通过分析英国在一战前后对华政策的变化,能够窥视到英国国力从世界首屈一指的地位到迅速衰落的轨迹,为研究世界格局重新调整提供了实例。对英国的对华外交政策由强硬到妥协的转变的深入考察可以看出,弱小的国家难以开展自主外交,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大小决定它在世界上的地位。也可观察到,一个成功的外交政策的实施和执行,能够影响着国家的命运。可以使我们深度认识一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复杂性与多变性,改变过去将西方外交政策看成一成不变的形而上学观念,从而为当今中国制定灵活多变的外交政策提供历史借鉴。
[硕士论文] 仝珊珊
世界史 曲阜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基辛格(1923-)是美国著名的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其在任期间,一直致力于中美建交,未能达成。1979年中美建交,两国关系在摸索中继续前行。1990年邓小平退居二线,邓小平是与基辛格交往最为密切的中国领导人。1992年克林顿选连任美国总统。这段期间内基辛格的对华非传统外交活动最为典型,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进入政府之前,基辛格在哈佛大学求学并留任做教授,对国际关系以及中美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形成其独特的政治思想与外交理论,为其从事非传统外交提供理论条件。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时期,基辛格主导并推动了一系列对华友好活动,为其进行非传统外交提供实践经验。中美建交后十年间基辛格为中美关系做的贡献有很多,包括著书立说探讨中美关系、设立咨询公司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进入智库影响美国外交决策、多次访华与中国领导人接触等。基辛格退休后作为学者,被中国人亲切地称为“基辛格博士”,历次来中国访问,并与中国领导人见面探讨中美关系发展的路径,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基辛格已成为中美关系和谐发展的符号,并在中美交流中起着联络员的作用。本文以1979年—1992年期间基辛格为中美关系发展而作的努力为主要研究对象,从非传统外交的视角对基辛格退任之后的对华活动进行全面的分析,进而对非传统外交的影响与局限进行总结,并客观的评价基辛格退任后在中美关系史上起到的作用。
  即便退任多年,基辛格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从政期间的对华活动是代表美国政府,属于传统的官方外交,而退任后的对华活动是代表非政府组织和个人,起到的是非传统外交的作用。对于官方外交来说,这些非传统外交活动,虽不是外交的主流,但也为确实为中美关系做出重大贡献,尤其是当中美关系紧张时,基辛格担当着斡旋者的角色,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基辛格的非传统外交活动弥补了传统外交的不足,为中美之间的交流提供更加便利的渠道。
[硕士论文] 张盛楠
世界史 曲阜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冷战期间,东方阵营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不断,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关系的演变是其中之一。中阿关系从60年代的亲密友好,发展到70年代的交恶破裂,可谓是跌宕起伏。意识形态因素在中阿关系的演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阿因意识形态趋同而结成同盟,又因意识形态对立走向分裂。目前,学术界有关中阿关系的研究尚且不足。本文主要运用比较分析法,结合意识形态相关理论对中阿关系演变过程进行分析,探讨意识形态因素对中阿关系从亲密走向破裂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初,中阿因意识形态趋同结成同盟。1961-1979年,是中阿意识形态高度认同期。此时,双方意识形态同一性占据主导地位,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中阿共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第二,中阿共同反对南斯拉夫、苏联“修正主义”;第三,中阿都崇尚革命思想,号召“世界革命”;第四,中阿均“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国内开展“思想文化革命”。60年代,中阿意识形态同一性中蕴含着差异性。在意识形态高度认同的背后,双方在意识形态及外交政策方面存在一些分歧,为以后双方意识形态矛盾对立埋下伏笔。
  差异性与同一性是对立统一的。随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局势发生变化,中阿两党、两国领导人对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做出不同判断,对各自信奉的意识形态做出不同选择。中国开始放弃传统外交观念,对外政策侧重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并逐渐摆脱极“左”思想,改变斯大林模式,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阿尔巴尼亚仍固守冷战思维,把意识形态作为划分敌我的唯一标准,坚持斯大林模式不变。中阿意识形态呈现矛盾对立状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中国主张在国际上联美反苏,阿尔巴尼亚则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第二,中国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和“一条线”、“一大片”战略思想,阿尔巴尼亚持批判态度;第三,中国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粉碎“四人帮”,阿尔巴尼亚反对中国的做法;第四,中国摒弃斯大林模式,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阿尔巴尼亚仍坚守斯大林模式。
  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意识形态通过界定国家利益从而影响一国的对外政策。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阿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导致两国在外交实践中的尖锐对立。其中,双方围绕中南关系改善、中苏边界谈判、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对立最为典型。中阿意识形态对立瓦解了当初双方结成同盟的基础,致使中阿在外交上尖锐对立,再加之双方在经济、军事援助等方面的纠纷,中阿关系最终走向破裂。
  由于学术界对中阿关系演变关注甚少,故本文的写作可进一步丰富该领域的研究。本文通过对中阿关系演变中意识形态因素的分析,还有利于正确认识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正确认识中阿特殊关系。
[硕士论文] 袁智广
专门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1930年代末中国知识界对捷克事件的反应进行了研究。193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对一系列国际问题产生了重大关注,这些关注都因特殊的时代背景而起。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弱小国家,中国人现代意义上的国际观念和外交意识开始兴起。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此时抗击日本侵略是中华民族挽救危亡的共同呼声和唯一选择,抗日救亡运动成为鲜明的时代主题。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国人的国际意识和外交观念变得愈发强烈。此时,一个欧洲的小国----捷克开始走入国人的视野。1938年的下半年,中国抗日战场面临严重挫折,武汉、广州相继失陷,日军的残暴促使国人更加呼吁英美等大国维持国际公理与正义,制裁侵略。而无独有偶,捷克也正在面临德国的侵略,新的世界战争危机近在眼前,知识界希望英法等大国可以保护像捷克一样的弱小国家。于是,捷克就成为了国人眼中弱小国家的象征,同时知识界在对捷克的描述中充满了想象,一个几近完美的、富于民族精神的捷克形象诞生了。“五月危机”是捷克问题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英法的干预下,“五月危机”以德国的失败而告一段落,这更加激发了知识分子的思考。首先捷克的胜利者形象进一步升华;其次,在争取外援打击日本的外交战略中,知识分子以捷克为先例,希望国民政府实行立场鲜明的外交策略。但是捷克最终被英法的“现实外交”所牺牲,国家惨遭灭亡命运,助长了抗战悲观论调的蔓延。捷克的悲惨遭遇和慕尼黑协定大大刺激了知识分子敏感的神经,众多知识分子对捷克问题撰文论述,一方面批判大国“现实主义”外交的罪恶,一方面通过论证“中国不是捷克”,指出中国的光明前途,并同时总结了捷克失败的教训,认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
[硕士论文] 李瑞琴
马克思主义理论 西南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新时期,国际社会“一元结构”已不复存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但东北亚地区仍存在安全隐患。快速发展中的中国需要有一个稳定周边的环境。朝鲜半岛自古是陆上势力与海上势力交汇的特殊点,是维护我国东北地区的安全门户。由于地缘战略、历史等因素,中朝两国人民曾在抗战时期结下深厚友谊。自新中国成立,中朝两国建交,时至今日,中朝两国已经历了67载风雨,中朝关系在曲折中前进,但中国始终立足两国传统友谊。论文选题采用历史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相结合的方法,追溯中朝两国人民传统友谊,重点立足朝鲜战争,探讨从建国之初两国建交到中国与朝鲜形成军事同盟这段历史时期的关系演进,同时结合当代国际形势的变化,通过论述中朝关系的演进,对中国处理周边国家关系提供借鉴。
[硕士论文] 夏倩
中国史 贵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曾根康弘是日本著名政治家,1982~1987年担任自民党总裁和内阁总理大臣。在其首相任期内,中曾根基于其时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延续了自大平正芳内阁以来的积极友好的对华政策,促使中日关系的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出现了“官民互动,相辅相成”的良好局面。但中曾根内阁时期,中曾根康弘明确了走向“政治大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其包括对华政策在内的全部内政外交政策都立足于此。加之中曾根康弘根深蒂固的新保守主义的政治理念,无可避免地诱导了中日关系中的不利因素,致使摩擦迭起。鉴于当时的国内外局势和中曾根康弘务实地处理矛盾和分歧的态度,使得中日关系发展的良好大局得以持续。
  冷战结束后的日本对华政策日益转向“防范”与“遏制”,中日关系的发展亦随之“磕磕绊绊”,直到2012年“购岛风波”后陷于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对比中曾根内阁时期的中日关系,积极友好的局面不复存在。究其原因,最重要的就在于两极格局的解体使共同的战略基础不在;日本政治日趋“总体保守化”,日本新生代政治家们承袭、发展并愈加大胆地践行以中曾根内阁为起点的“政治大国”战略;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在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多年里发生了重要变化。多种重要关键因素的共同作用,促使中日关系走出了“蜜月期”,进入了曲折反复难以取得重大突破的“瓶颈期”,考验着中日两国领导人的智慧和勇气。
  本文将通过外交政策理论之一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分析中曾根内阁的对华政策,考察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发展脉络,反思中日关系的“高潮”与“低谷”的原因,并总结中日关系发展中的经验教训,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和中国对日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硕士论文] 田晓敏
英语语言文学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美关系依然是二十一世纪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话题,对中美关系的研究离不开一个重要人物——亨利·基辛格,美国前国务卿,中国问题专家。基辛格对华外交思想是其在任期内对华外交政策的制定的基础,因而对基辛格对华外交思想的研究显得格外重要。国内外学者对基辛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冷战时期基辛格对华外交政策及其影响上,但少有人对其对华外交思想做一个全面、历史的考察,这也是本文的创新所在。
  本文选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初这一阶段基辛格对华外交思想的演变为研究对象,探讨冷战时期和冷战后基辛格对华外交思想的异同、特点,并分析促成这些变化产生的原因,从而揭示基辛格对华外交思想的本质——以美国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结合国际形势,及对中国价值观的深入解读,客观认识中国的需求,帮助实现了从基辛格前中美对抗到他之后的中美联合,及现在的中美合作与竞争共存。
  文章共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介绍了选题的目的、意义及国内外研究现状。第二部分对支撑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即现实主义进行了介绍。第三部分是关于基辛格及其外交思想的概述。第四部分阐述了冷战时期和冷战后基辛格对华外交思想的演变,接下来在文章的第五部分分析了造成这些变化的原因,其中既有美国国家利益的新需求,又有国际形势的新变化,还有对中国价值观的新认识。文章的第六部分探讨了基辛格对华外交思想对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最后一部分是结论部分,总结全文论点。
  (已选择0条) 清除
公   告

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在天猫、京东开具唯一官方授权的直营店铺:

1、天猫--万方数据教育专营店

2、京东--万方数据官方旗舰店

敬请广大用户关注、支持!查看详情

手机版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扫码关注微信公众号

学术圈
实名学术社交
订阅
收藏
快速查看收藏过的文献
客服
服务
回到
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