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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赵晓梅
中国古代史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唐朝,在继承前朝使职设立情况的基础之上,设置了大量的军事使职。招讨使作为军事使职的一种,在唐朝被广泛设置。招讨使是在平叛战争中设置的军队统帅,它的设置不仅有利于集中军权,而且方便朝廷对战争进行指挥。招讨使的设置时间早,设置于唐前期;同时招讨使的任用身份比较宽泛,与元帅、都统相比又有权责小、设置灵活的特点。因其职能,招讨使与唐代军政有着密切的联系,招讨使作为唐朝平叛军队的统帅,在唐朝安史之乱以后,朝廷出兵平定叛乱时,招讨使主要是依靠禁军和藩镇之兵作战。同时,招讨使的应用,前期对于维护朝廷统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藩镇军队的地方化、私人化,禁军的衰弱,最终招讨使成为藩镇相互攻伐的名号,促进了唐朝的灭亡。
[硕士论文] 刘嘉伟
中国古代史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武库是贮藏兵器之所。发展到唐代,武库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范畴。武库的发展与军事发展密切相关,无论是唐前期的对外军事征伐,还是唐代中后期对藩镇大规模用兵,镇压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都离不开武库的支持。鉴于武库在国家军事政治中的特殊性及重要性,唐代中央政府设置专职机构武库署对武库进行严格的管理。遇有重大军事行动,自中央武库到地方武库,武器的存放、调配、管理、发放、维护及修缮,皆由中央统一进行管理及调配。因此,能够最大限度的保证库内兵器的质量及保持军队的战斗力,为对外征伐、平定叛乱提供了重要保障,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做出了巨大贡献,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对于理解唐代的军事技术、军事制度及军事格局的变化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硕士论文] 朱永涛
中国古代史 黑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篇论文主要是对“戚家军”将领群体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戚家军”将领是指接受戚继光军事思想,并且仕途与戚继光紧密相关的武将。通过对史料的爬梳,目前有传可考的“戚家军”将领共计49员。通过对“戚家军”将领的籍贯、出身、与戚继光的亲属关系等三方面分析,可以发现“戚家军”将领来自不同地域不同的社会阶层,与戚继光有着不同的关系。但在戚继光的领导和培养之下,他们继承了戚继光的军事思想,与戚继光仕途紧密相连,结成了命运相关的武将团体。
  通过对叶大正、戚继美、陈文治、戚金四人仕途个案的考察,彰显了戚继光之于“戚家军”将领的重要意义。这些将领不同的仕途轨迹,体现了不同时期戚继光对于“戚家军”将领的不同影响。而陈文治试图取代戚继光的失败也表明了“戚家军”内部权力更迭的失败,昭示了“戚家军”这一群体在戚继光失势后的名存实亡。“戚家军”武将群体的生存状态,也是嘉隆万时代武将群体命运的缩影。
[硕士论文] 田效飞
中国近现代史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制式化是按照统一的、有章可循的模式进行某件事或者管理某项工程。武器制式化则是指在国家统治机构的统筹下,军队军械在参数标准上规范一致,在研制生产上形成系列,在操作使用、维修保养及退役管理上形成制度。
  晚清、北京民国政府时期军队武器样式驳杂,型号不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非常重视军队武器制式化问题,也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但从总体上看,主观努力与客观上所达到的效果相差甚远,直至1949年南京政府逃往台湾,国民党军队的武器装备制式仍未达到完全统一。本文重点考察1927-1949年期间国民政府推进武器制式化的政策及其举措,用系统论的思路和方法,系统研究和总结国民党军队武器制式化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造成国民党军队武器样式繁杂、型号混乱的诸多因素进行探讨,以期站在历史的高度上,对当今武器装备制式化、系列化、通用化工作提出些许建议。
[硕士论文] 张震
中国史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太原城东有太行山屏障,西有吕梁山阻隔,坐落于东西两山间的河谷平原上,地处山西的中心,全城整体地形北高南低,呈簸箕形,故历来是易守难攻、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要地。太原的地位在以农耕经济和“塞防”为主流的中古时期非常重要,是中原汉族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前沿屏障之一,对中原王朝所在的京城具有拱卫作用,但在以海洋经济和“海防”为主流的中国近现代史进程中,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带的城市相比,其在全中国的战略地位在下降,越来越远离中央统治集团的视野。作为割据军阀的阎锡山由于长期经营山西,拥有一定的群众基础,重视对太原城防的建设,充分利用太原特殊的地理环境构筑了环形防御圈,并利用了各种社会关系,在国内外的各路诸侯之间纵横捭阖,并主要通过陈纳德和蒋介石的空中运输来维持自己的后勤。解放军为攻克太原城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巨大的人员伤亡代价。解放军总指挥徐向前在面对如此易守难攻的太原城时表现出了一个拥有多年丰富作战经验和出色军事指挥才能的指挥员的应有素养,不急不躁,积极地寻找对手的破绽,充分利用阎锡山战术上和太原地理结构上的漏洞并能够及时抓住战机,进行出击;同时动员刚刚完成土改的解放区农民,使他们在解放军后勤干部的组织下源源不断地向解放军前线部队进行支援。
[硕士论文] 靳晓铭
中国史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娘子关战役是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在正太线抵抗日军的重要战役。日军攻略山西时,娘子关作为重要的战略据点受到日军第20师团的猛烈进攻,作为防御方的中国军队虽不畏牺牲对进攻日军进行顽强抵抗,但仍是没有逃脱战败的命运。娘子关的失守给整个太原会战造成极大的不利影响,忻口地区守军因其失守而被迫撤退,随后的太原保卫战的失利也将一部分原因归咎于它。尽管如此,娘子关战役的重要性是值得肯定的。它虽不及同期平型关、忻口会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但它仍最大限度地阻挡了在正太线上第20师团的西进路程,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
  纵观已知抗战史的研究,历史学者对于国民党抗战军事史研究成果比较薄弱。对作为正太线上的重要战役娘子关战役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只散见于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著作中,且大多被作为忻口战役的一部分被寥寥数语带过。娘子关战役,其对整个抗战初期太原会战的影响之大,不应像这样处于被忽视与被遗忘的状态。本文将视线重新放在娘子关战役中,通过梳理战役的来龙去脉,揭示娘子关战役的伟大意义及重大价值,进一步为系统研究山西抗战史提供借鉴。
  文章共分三章。第一章展开娘子关战役之前华北地区战争局势,叙述当时侵华日军是如何一步一步要求入侵山西以及娘子关战役是在怎样的战斗局势下展开的。第二章主要是梳理当时娘子关战役的整个过程,细致描绘战场上日军如何利用战术步步紧攻,中国军队如何依险固守并在防御中努力实现反击的一系列战斗。终章则是通过对中日双方武器对比、日军在战斗中使用的一些战术以及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实现对娘子关战役失败原因的整合与解读,并进一步从中析出国民党在抗日战场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硕士论文] 黎春晓
中国近现代史 广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法战争是一场打打停停、历时一年半(1883.12~1885.6)的中外战事。在军事与外交交相角逐的过程中,清朝内部对于要不要打、是继续打还是尽早停战的问题争论不休(学人称之为“战和之争”),贯穿全程:源于中法交战前的保越与弃越之争,在山西、北宁之役后演变成旷日持久的拉锯式论争,其内容是对法作战抑或讲和。其间,主战、主和两论或势均力敌,不分高下,或此起彼伏,时消时涨。清军在镇南关获胜之所以再次触动战和之争的神经,在于战、和两派对这一胜利认识不同。在主战派看来,镇南关大捷使得越北军事形势喜人、法国政局动荡,坚持战斗将能获得更大的胜利,而法人狡诈,这时停战议和将中法国的缓兵之计,遂有两广总督张之洞三次电请朝廷勿停战、缓撤兵,督办闽海军务的钦差大臣左宗棠、云贵总督岑毓英等封疆大吏群起响应之举。主和派则不这样看,他们认为清军在镇南关获得的是局部胜利,再打下去,取得全局胜利的可能性很小,而本土台湾形势危急,澎湖列岛尚在法军手中,清军在东南沿海战场处于下风,若值法国政府新旧交接之际停战议和,是最佳时期。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是主和派的领袖,太常寺少卿张荫桓、蛰居乡野的原驻英法使臣郭嵩焘等都附和其主张。
  本研究主要内容包括:⑴镇南关之战爆发前,《申报》舆情发生了从新闻报道到评论战事、从评论战事到出谋划策、从出谋划策到左右舆论的变化。⑵镇南关战火燃起后,《申报》进一步关注法国政局,从3个方面分析法国内阁总理茹费理去位的原因,进而揣摩法军意图,指出法军将会扩大战争的理由和停战议和的原因,预测战争前景,认定清军有“扫净尘氛,还我藩服”的能力。这些分析的预测,有的尚中窾要,有的则是空中楼阁。⑶镇南关战事结束后,《申报》继续亮出自己的观点:在对待停战问题上,大胆斥责清政府战和不定的态度,对清军过早撤兵深表惋惜,并对中法和议的可靠表示怀疑。在对待中法和约问题上,既不满意按《李福协定》的内容议和,又不满意由西方人代议条约,更不满意条约的内容。在对待善后问题上,提出了加强边界管理、酌量增加防营、整饬军队等积极建议,旗帜鲜明,颇有见地。尤其是对国情的反思,揭露官场吏治腐败,指出边疆开发滞后之弊,洋务运动收效不高等,值得深思。⑷透过《申报》参与战和之争的历程可以看出,战和之争对社会舆论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主要表现在战、和两派的言论都曾对《申报》产生过的影响,主战论鼻祖刘长佑著名的“能战而后可和”论提出后,《申报》接连抛出社评,阐述、发挥了这一观点。同样,主和的国子监祭酒盛昱提出“战守皆以足饷为主”论后,《申报》连续刊出了《论饷源》、《再论饷源》两文,足见影响之深。⑸尽管战、和两派的观点对社会舆论影响不小,但战和之争的发展却不能左右社会舆论。《申报》毕竟不是官办媒体,其服务对象主要是普通大众,社会责任感的驱使,激发民智的办报方针,决定了它不会迎合朝廷内部战、和两派为政治利益而开展的争论,是可以理解的。⑹封建制度下社会舆论对最高统治者影响甚微,这是分析、探讨《申报》参与战和之争得出的结论。这一点,在今天看来仍有意义。
[硕士论文] 张晟峰
中国史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兵器又称武器,指军事斗争中有各种杀伤力和破坏力的器械装置。兵器在军事斗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优良与否对整个战争的胜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元代是中国兵器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冷热兵器均用于战场。冷兵器方面,蒙古骑兵能够驰骋欧亚大陆,战无不胜,兵器是其最基本的军事物质类保障。本文将重点放在对蒙古骑兵武器和战马的探究上,以及和金朝、宋朝骑兵的比较,来进一步揭示蒙古骑兵之所以能够取得诸多军事上的胜利,优良的武器和训练有素的战马是其最基本的因素。
  在热兵器方面,从唐代中后期以来,历经两宋至元代,火药武器大规模用于战场,宋元时期也是管形类火器取得巨大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管形火器从燃烧类向喷射类过渡,武器材质上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元代蒙古卫军中装备着大量的火器。本文将宋金管形火器和元代火铳作为另一个研究点,通过对火铳在战场上的运用、火铳的种类和结构、性能的研究,揭示出元代蒙古军之所以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学习并利用新的军事技术是其另一个制胜之道。
[硕士论文] 陈箫箫
中国史 浙江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明朝海防整体建构作为大背景,以杭州湾北岸海防为研究主体,探究其海防体系不断建构的过程,从中分析出明代海防的一般机制。本选题试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利用整体性思路,利用相关的府、县志并结合相关海防叙述的专著,对明代杭州湾北岸海防的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细化研究。
  由于杭州湾北岸沿海临近日本及东南沿海方国珍、张士诚残余势力的双重作用,造成明初杭州湾北岸的海防形势十分严峻。为了应对,明政府建立了以陆上和海上两部分构成的海防防御体系。陆上防守由卫所、巡检司和台、寨、烽堠构成。海上防守主要依靠强大的水军、军船和水军巡逻制度构成。经过一段时间的平静,到了明中后期,倭寇入侵重新变得严重起来。杭州湾北岸的拓林更是被倭寇霸占,成为倭贼和海盗的大本营。杭州湾北岸的海防体系得到重新的修整。明政府派遣了许多专门的备倭专员整饬杭州湾北岸海防,还对原有的海防体系进行了调整。军船、屯田得到整修,巡哨制度正式建立,民间力量得到了合理的招募与利用。此后,杭州湾北岸海防体系未曾大变。
  明代杭州湾北岸的海防是明代海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防御体系不仅可以保护国家的安全,也起着维护当地社会治安的重要作用。明代的杭州湾北岸海防体系对于清朝的海防建设也有积极的借鉴作用。但受到明朝海防防御思想的局限,杭州湾北岸海防体系产生了很多不足。海防体系受政治的影响很大,难以发挥出最大的效果。
[硕士论文] 陆海玲
中国近现代史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朱克靖领导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从1937年底在汉口筹建,一直随着军部转移,先后在南昌、安徽、江苏等地,围绕“抗战救国”这一主题,以音乐、美术、戏剧、舞蹈等形式开展工作,并组成专门的民运队伍,进行抗日宣传。鼎盛时期,其成员达四五百人,在鼓舞军民的抗战士气、统一战线的巩固、民众娱乐生活的丰富、文艺政工干部的培养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被誉为“铁军轻骑兵”。因此,对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目前学术界专门研究“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文章很少,有关服务团成立的具体时间、组织机构及人员变动等情况,还存在很大的争议;而有关其开展的文艺宣传活动及其发挥的作用也仅仅是在论及新四军文化时稍带提及,尚未形成系统的研究。因此,本文拟对“新四军战地服务团”进行一次系统的研究。
  本文的时间跨度从1937年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在汉口筹建起,至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撤销建制,改称一师战地服务团止,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南昌初创”,主要写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成立的背景、过程、人员来源、组织构成,及其开展的活动。第二章“云岭峰火”,是本文的重点,主要写战地服务团从1938年4月向岩寺转移直到1940年4月移师江南指挥部这段时间,服务团在人员建制上的调整及其开展的相关活动。整章分为岩寺整编、进驻云岭、挺进江南、转战江北四节,分别论述战地服务团在各阶段的人员组织调整、开展的文艺活动和民运宣传工作。第三章“三易旗帜”,主要写的是在形势的逼迫下,战地服务团被迫进行的三次建制上的调整,由军部所属分别转为江南指挥部、苏北指挥部、新四军一师建制。第四章对战地服务团的评价,从分析其建团特色入手,探讨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在抗战时期发挥的作用以及对当今的启示。
[硕士论文] 陈联玉
中国史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晚清时期,西方列强凭借船坚炮利给中国传统海防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晚清海防面临严重危机。自鸦片战争后,清廷中的有识之士便开始思考海防问题,逐渐意识到中西海防之间的巨大差距。到中法战争爆发,海防危机进一步加深之时,近代海防思潮已经开始广泛传播。杨昌浚在继承前人海防经验的基础上,又在日本侵台和中法战争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使其海防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不仅为当时的海防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而且对海防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本文拟对杨昌浚的海防思想和活动做一个全面评述。
  本文从四个部分介绍杨昌浚的海防思想和活动。第一部分:杨昌浚海防思想的缘起,主要从五个方面分析了杨昌浚海防思想形成的内在和外在因素。第二部分:杨昌浚的海防战略思想,主要分析了杨昌浚“师夷制夷的自强战略”、“重点设防的战略布局”和“闽台一体的国防战略”三种海防战略思想。第三部分:杨昌浚的海防建设思想,重点从沿海防御、海防设施、海防人才、资金供应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第四部分:主要从两个方面评论了杨昌浚的海防思想。
[硕士论文] 申晓明
中国史 浙江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大同镇在明帝国长城防御体系中处于中心位置,同时也是保障京师安全的重要屏障。其官兵、马匹数在“九边”中首屈一指,故大同镇粮饷供应历来受到明廷重视。
  边镇军马数有原额、现额、实数诸多区别。其中现额、实数与粮饷供应密切相关,而原额指未经制的官兵数额,其与粮饷供应量的相关度较低。由于边防形势需要,大同镇军马数呈不断上升趋势,尤以嘉靖间增兵最多。随着边镇供应规模不断扩大,对其进行保障的相关供应制度也逐步完备。
  大同镇粮饷供应分为内、外两部分。内部供应主要是山西行都司所辖各卫所及大同府所辖各民府州县,在上交税粮中专用于军储的部分。外部供应则是山西、河南二省坐派大同镇的民运粮、京运年例银、开中盐银及救济性供给等多种方式。对大同镇供应起到支撑作用的是军屯、民运粮、京运供给。明代军屯不断萎缩,对粮饷解决的贡献有限。民运粮稳中有升,在供应体系中至始至终都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京运年例银从无到有,自嘉靖时起直至明亡,京运年例银在大同镇供应体系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
  以上均是额定粮饷供应,但这仅是制度规定。实际情况决然不会严格按照制度区画进行机械供应。粮饷供应要受到制度变更(月粮制度、税粮白银化)以及外部环境突变(灾伤、战争)的影响。只有在综合分析边镇粮饷供应影响因子的基础上,才能还原大同镇粮饷供应的本来面目。
  大同镇粮饷供应是一个“虚”“实”结合、相互协调的系统。京运与民运税源,均为“兆民之供”。民运逋赋成习会加重京运供应的压力,反之,京运愆期使得民运催征更显得迫在眉睫。大同镇粮饷系统的运转有着较大弹性。比如其主、客粮饷的支用原则是“通融相支”,在粮饷供应中则多方“协济”。明中期后,京运补给经常扮演着“消防员”的角色。
[硕士论文] 花红霞
中国近现代史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新四军抗战是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八路军形成南北呼应,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新四军自其成立之日起便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为摆脱此种困境,并支援抗战,新四军贯彻中共中央“向北发展”的方针,借道扬中,顺利渡江,在苏北桥头堡江都建立苏中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面对此时江都日伪、顽、中间派三足鼎立的环境,新四军在惠浴宇等领导干部的带领下出谋划策,共同保卫郭村、稳定中间派、扩大根据地,实现了新四军在苏北根据地政治地位的不断提升,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各项建设。一方面健全了江都地区党政建设,奠定了日后江都地方党政机关的基础并提供借鉴,另一方面保证了江都地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发展了江都地方经济起到支援周边及前线抗战的作用。
  本文以时间为线索,以新四军在江都地区的活动为主线,将全文分为三章。第一章分为三节,从微观角度具体分析了抗日战争大背景下,江都地区及其周边的政治环境,为新四军今后在江都地区的发展进行铺垫,并介绍新四军到达江都后通过郭村保卫战实现了政治地位的上升,建立江都县抗日民主政府,开展各项抗战活动;第二章分为三节,是论文的重点部分,主要介绍新四军主力东进后,留下的部队及后来再进江都的领导机关在江都地区进行的党政建设包括党员干部的自我净化、“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健全、基层政权的改造、精兵简政的开展及深入、“三冬”运动的全面开展及社会建设包括经济、文教、军队、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为江都地区的发展及前线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最后一章分为三节,是论文的升华部分,以抗战时期新四军在江都地区民主建设经验为基础,结合当下江都建设的发展得到的启示。
[硕士论文] 侯栋梁
中国史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海防炮台是沿海地区一项重要的军事防御工程,起到保护沿海居民安全、保卫内陆重要城镇、捍卫海疆权益、防止侵略等重要作用。我国在明代抗击倭寇的斗争中,在沿海险要地区设置了大量卫所堡垒,有效的抵制了侵略。清代基本上继承了明代卫所体系,并且将明代的卫所堡垒发扬广大,同时参照西洋的炮台建筑样式,形成了要塞炮台。清代的炮台设计较明代优化了炮台型制和建筑材料,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炮台要塞体系,炮台分布星罗棋布。这些炮台修建时间持续一百多年,耗资巨大,且工程艰巨,遍布我国绵长的海岸线,堪称“海上万里长城”。这些炮台在近代反侵略战争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有时在战争中有所失败,但仍然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精神象征。
  广东省广州作为清代中后期重要的通商口岸,作为主要与西方交流的窗口,同时担负着国家海防安全的重任,所以清代广东的海防炮台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可以说是修建最早,规模最大,且最具代表性和推广性。从当今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方向来看他们多关注广东中路的虎门炮台防御体系,而对于鸦片战争前的广东全省的炮台整体上的考订工作并不多见,由于年代久远,行政区划调整,地名更迭和地理沿革,广东沿海的炮台考订工作比较困难,本文愿为此项考订工作做某方面的尝试。
  本文以鸦片战争前的广东海防炮台考订为主要线索,详细论述广东省三路海防炮台的情况。文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清代广东沿海地理和海防部署概况,第二部分通过具体史料对东路的潮惠二府炮台进行考实,第三部分是对中路的广州府各地的炮台进行考订,第四部分主要是对西路肇高雷廉琼五府的炮台进行考实,第五部分主要是说明广东沿海炮台在内外战争中的作用,并指出炮台的局限性,从而概括出清代广东炮台的修建特征。
[硕士论文] 袁德肃
中国史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军队纪律既是军队全体成员必须严格遵守的准则,也是军队领导机关在军队管理中使用的重要手段。西柏坡时期正值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战略决战转折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军队纪律建设继承发展了以往军纪建设的成果,在纪律规范上中共中央重新在全军推行党委制、建立严格的请示报告制度、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纪律教育上也通过在全军普遍开展的新式整军运动、入城纪律教育等活动来强化广大官兵的遵纪意识。西柏坡时期的军纪建设加强了中央军委在战略决战中对各部队的集中领导,保证了战略决策的切实实施,同时也为三大战役及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使人民军队真正成为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的威武之师。
  西柏坡时期中共中央通过在纪律规范、纪律教育以及纪律整训等方面的建设,增强了广大官兵自觉遵守纪律的意识,促进了军队内部民主团结,改善了军政、军民关系,使军队拥有了铁的纪律。军队纪律的建设提高了军队战斗力,保证了部队思想行动集中统一,为胜利完成各项革命任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历史经验表明深化国防和军队变革必须依靠强有力的纪律作为保证。军队打仗靠纪律,应对全面深化改革同样要靠铁的纪律。虽然时代发生了变化,军队铁的纪律却不应该摒弃,本文希望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西柏坡时期中共军队纪律建设的经验,以期有益于当今国防现代化建设。
[硕士论文] 邓飞龙
中国古代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骑兵研究是两汉军事史研究的薄弱环节,特别是在骑兵建设战略、骑兵编制、骑兵战术、阵法等重要方面。文章利用新出土的简牍材料,运用二重证据法,结合表格统计等方法,从骑兵建设战略、骑兵编制、骑兵战术等三个方面着手,发掘余议,希望将两汉骑兵的发展概况清晰的呈现出来,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
  全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从宏观视角,探讨两汉骑兵建设战略和各项措施。自刘邦白登之围后,汉朝一直在努力建设骑兵,骑兵数量不断扩张,文帝中年更是赫然发愤,组织训练骑兵,贾谊等汉朝精英人物也在努力探寻骑兵建设战略,然收效不大。随后晁错完善贾谊战略,对骑兵建设全面规划,汉朝骑兵建设才纲举目张,实力迅速提升。晁错在四个方面对汉朝骑兵进行了战略规划,为汉朝骑兵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是注重骑兵将领的训练与培养;二是完善以夷制夷策略,与游牧民族骑兵相为表里,各用长技。三是强调骑兵训练的重要性;四是提出马复令,使马匹供给源源不断。武帝时更加重视骑兵建设,汉朝骑兵建设军费开支庞大,骑兵建设战略影响延伸到马政,财政,祭祀以及对西域征伐等方面。东汉时期光武帝厉行节约,骑兵建设战略发生转变,省罢牧苑,倚重属国骑兵,骑兵发展向重骑兵方向发展,导致轻骑兵缺少,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重骑兵发展。
  第二部分,从微观视角,探讨两汉骑兵编制、战术和阵法。汉朝中央、边郡、内郡骑兵的编制是以“骑伍长—骑什长—骑士吏(队)—骑五百将—骑千人将(曲一级)—骑司马(或司马)”的部曲编制为基础与其他步兵、车兵相组合,但具体方面都各有所不同,灵活组织。中央骑兵系统中,主要探讨郎中系统和中尉系统中骑兵编制发展演变。边郡、内郡骑兵编制汉初与中尉系统相差不大,可以看成中尉系统的平行延伸。随着时间发展,边郡军事职能更加突出,边郡军事机构扩张,形成屯兵系统、候望系统、属国骑兵系统,其中都有大量骑兵,编制较复杂各部分都有所不同,每个系统中都配有大量骑兵以其独特的编制融入其中。内郡则往反方向发展,军事机构萎缩,有些地方骑司马都取消了,由司马管理骑兵,东汉时期光武正式取消内郡都尉,内郡骑兵也随之裁汰。
  第三部分,也是从微观视角,探讨两汉骑兵在部曲编制下灵活运用阵法、战术以及军队的训练。首先,从史籍中各种战争的记载,结合上孙家寨汉简、《尉缭子》中和其他相关记载,分析两汉骑兵对曲行阵、方阵、圆阵的运用和战阵训练。其次两汉骑兵侧面和正面冲击战术进行了探讨,特别是东汉时突骑的出现,正面和侧翼冲击战术进一步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重骑兵的发展。
[硕士论文] 崔李仙
中国古代史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寿州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在唐代大一统时期,寿州为普通州郡,主要发挥其经济和交通价值。但由于其所处的淮河南岸的地理位置,一来河网密布,其交通作用在唐后期日渐突出;二来寿州作为战略形胜之地,在战时可起到屏蔽淮南的军事作用。所以寿州在有唐一代仍不失为军事重镇。
  安史之乱后,唐帝国藩镇林立,中央权威江河日下。但正是通过在全国建立藩镇,又依靠藩镇制衡政策,使得唐祚得以不隳。唐后期帝国财政仰赖东南财赋,所以对东南地区的统治方针为使其保持稳定而不设重兵。但由于淮南道位于中原地区和江南地区之间的过渡地带,所起的军事作用要稍高于帝国其他东南藩镇。而作为淮南地区桥头堡的寿州,对于屏蔽整个淮南地区,使其免受来自中原地区战乱的波及有着重要作用。但由于唐廷对东南藩镇一直以来的统治模式,寿州的军事地位并不突出。
  唐末王仙芝、黄巢起义和高骈出镇淮南,导致淮南道从唐廷牢固控制的财赋之地转而成为与唐廷离心的藩镇,寿州也开始由军人集团自立刺史,军事色彩更为明显。在杨行密夺取寿州、镇据淮南后,淮南道成为一个军事强藩,并开启了杨吴政权及其后南唐政权割据南方的时代,而寿州在此期间作为沿淮军事重镇,对于阻止中原政权南下兼并南方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五代末后周征伐南唐的战争中,寿州之战为最关键之一役。寿州军事地位之重要体现得最为突出。南方政权占据寿州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北方的统一进程。
[硕士论文] 张浩威
中国史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陈夔龙(1857-1948年)字筱石,又作韶石、小石。号庸庵居士、花近楼主等。贵州人,起于寒士,光绪进士。陈筱石思想保守而稳静,性格谨慎而圆润,处事务实而勤敏。在大变局时代中,陈曾在兵部做了十余年郎员。甲午后因时势需要,陈凭借他非凡的品行、素质和能力,而被统治阶级所格外赏识、依赖和器重,从而官运亨通,迅速地崛起,成为举足轻重的清末大臣。陈历任顺天府尹、漕运总督、河南巡抚、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清亡后归隐。1948年逝世,后葬于杭州。
  庚子年的冬天,清廷发布改革诏书,开启“清末新政”,被迫施行主动的自救改革,以“雪耻自强”,成为清末最后一次全面而深刻的不乏成效的早期现代化运动。各省各地的改革也随之展开,中原大地也依令启动新政。豫抚锡良、张人骏开启清末河南新政后,1903年春陈夔龙接任河南巡抚,一直到1906年春实卸之。陈氏抚豫期间,全国新政氛围正浓,河南风气亦萌蘖渐开。在三年多的抚豫间,陈夔龙勤奋认真,干练有为,潜心贯注工作,于抱本守旧中的渐续开新进取,不遗余力地奋发改革,认真经理新政,从容展布大业。其规划格外全面,施行相当扎实,“虽不敢谓百废俱举”,而在河务、警备、军事、农工、商务等一切新政,次第举行,渐续整顿,可谓是革去豫省沉暮之气,刷新各项顿滞事业,气象焕然,百姓交赞。陈在军事上进行了推陈出新、气象开阔的改革:裁旧兵、练新军;培育新式人才;兴办警务事业等,使得清末河南军事几年内有了较大前进与发展,相当程度地推动了清末河南军事现代化进程。经济上陈进行了综合多向,多法多略的改革:清理粮饷,整顿赋税、财政等事项,兴办农工商等各项实业,兴利除弊,创利好之环境,去闷滞之局面,努力振兴豫省经济,奠定了其他各项事业的经济基础。政治上陈进行了铁面勇毅的变革:裁冗员、废旧规;调整机构、变革规制;澄肃污乱吏治、培养干练人才,一定程度上刷新了吏治,惩治了腐败,促进了清末河南政治的进步。文化教育上,陈设尊经学堂以保国粹,建新式学堂以促新风;推进豫省留学教育发展;办《河南官报》等近代河南报刊等,促进了清末河南新式教育的发展与风气的开化。社会上陈颇有成效地开展了社会的管理与地方秩序的维持;进行了生活的改良与风俗的移易;铁路、商埠的开通,市镇的建设,一定的社会安抚与福利的改进改善等等,相当程度改变了晚清河南破落的风貌风气,促进了河南社会的更化发展。
  陈夔龙在河南的改革大大改变了豫省落后的面貌与地位,对近代河南社会发展与转型颇有影响,有力地促进了晚清河南军事、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现代化发展。时局的大转变,矛盾尴尬的儒士陈夔龙,忠君爱国,虽得志而常忧郁,爱民恤民而又防民制民。陈氏抚豫改革,消极保守中有着“三不主义”式的审慎、稳持与节制,在务实而渐进的改革中又能见不少的积极进取的地方,使得所造成的结果,既有不无积极的影响,大大推进了近代河南现代化的转型与发展;同时亦存留不少的遗憾的局限和复杂的问题:吏治虽得整顿,腐败根子难除;清赋开捐等,施行中产生新的盘剥,农民生活加困;裁兵未解决后续问题,练兵不少地方又敷衍不力;新式教育得到大发展,文教改革不免保守,不够开放等,这些映显了清末河南新政充满百般艰难与困霭。
[硕士论文] 张雷
中国史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国民党力量强大,构筑封锁网,建立严密统治,根据地总的形势始终是严峻的。红二十五军重建后,成为根据地新的红军主力,独立坚持根据地斗争。伴随着七里坪战役的失败和国民党对根据地中心区的重点进攻,根据地不断被分割压缩,人口锐减,兵员枯竭,军民衣食困难,短期内无法根本改变。中共中央首先提出了根据地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问题,之后省委与中共中央就红军战略转移问题进行了长期互动思考。省委在老根据地边沿地区进行了创建新区的有限尝试,但效果并不理想。红二十五军得不到发展,新根据地不能巩固,老根据地不能恢复。程子华带来的中央文件和周恩来的指示使省委真正理解了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克服了保守的思想,最终做出带领红二十五军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定,拉开了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序幕。
  红二十五军从何家冲出发,西过平汉路进入桐柏山区。桐柏山区距汉水和平汉路都较近,回旋余地小,容易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不适合建立根据地。部队迅速通过豫西平原的围寨地区,在独树镇冲破国民党军队前堵后追,转危为安,进入伏牛山区。伏牛山区地域狭窄,人口稀少,物质匮乏,“内乡王”别廷芳已在此建立了严密的统治,加上国民党军紧追而来,省委决定继续西进,进入陕南。庾家河反击战打退了国民党的突袭,红二十五军在陕南立住了脚。
  庾家河会议决定在鄂豫陕边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红二十五军在开展军事斗争的同时,十分注重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期间,一直试图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但并没有进入四川的打算。长时间伴随着“是否入川”的争论,直到葛牌镇会议上改选省委,主张入川的程子华、郑位三落选省委常委,争论才平息了下来。
  红二十五军在威逼西安期间,在得知主力红军准备北上建立西北根据地的消息后,结合自身实际,独立做出去陕北的战略决策。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途中,先后打下两当、徽县、天水北关、隆德县城,阻断西兰公路长达半月之久,极大地干扰了国民党后方,牵制了国民党军队,配合了主力红军的北上。
  长征中的红二十五军,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注重对指战员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积极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广泛动员群众;注意对国民党军队开展政治攻势,执行正确的俘虏政策;遵守群众纪律,执行正确的少数民族政策,得到回族同胞的拥戴。长征中的红二十五军拥有健全的后勤机构,军供给部负责做好全军的供给工作,并保管好各种物资。红二十五军的物资没有保障,来源有四个方面,分别是作战缴获;打土豪所得;根据地筹措和群众支援;用资金购买或用烟土交换。
  吴焕先、徐海东是红二十五军的军魂人物,他们决定了红二十五军长征路线和根据地的选择,对红二十五军胜利结束长征,首先到达陕北发挥了重要作用。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历史特点和历史意义在于:神奇进度:最晚出发和最早到达;发展壮大:孤军成为劲旅;奠基陕甘: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战的出发点。
[硕士论文] 谢之玉
中国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自1895年小站练兵之后逐渐发展壮大,并在1912年通过逼迫清帝退位而成为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和他所代表的北洋军人群体控制了全中国,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中的所谓“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洋时期最主要的特点即是各军阀的混战,湖北作为中国中部的重要交通枢纽地带,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与被卷入战争漩涡的全国和地方相比,湖北一地却显得比较安定,虽然此时期的湖北不可能游离于军阀争斗之外。笔者针对这一情况,希望从军事史角度,通过对北洋时期湖北军队的建设进行研究,试图得出这一时期湖北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军阀混战中而还能保持自身的相对安定。
  笔者通过北洋时期湖北军队变化、湖北军队后勤建设、湖北军队内部建设、湖北军队社会影响等方面对1912-1926年湖北军队建设进行研究。本文认为,北洋时期的湖北军队经历了从一支独立于中央的地方部队向中央直辖驻军变化的过程,但由于军阀时期各大小军事头目都极力将军队私有化,湖北军队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央直属和私人独有军队的混合体。在军队建设方面,虽然北洋政府在陆军军队的制度层面上已经做了军队近代化的努力,可是由于当时政局动荡,战争频繁,经济崩溃,中央政府没有能力对全国军队进行控制,因此各地军队实际上是独立发展,水平不一。湖北军队在后勤上没有建立起完备的后勤体系,并缺乏近代化工具;在军队内部建设上士兵和军官水平较低,军队训练教育落后;军队的社会影响很差,没有获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因此湖北军队离近代化军队仍有一定距离。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以汉阳兵工厂为主的湖北军事工业有一定的发展,在产品、产量上都有一定的进步,但由于被军阀把持,成为军阀战争军火的主要供应者,汉阳兵工厂的成就没有为国家做出贡献。
  1912-1926年湖北军队的建设并没有助力湖北的近代化发展,反而到1926年湖北的经济濒临崩溃,人民生活水平极其困窘,甚至于军队本身也只是徒有其表。在面对人数和装备不占优势的国民党北伐军时一触即溃,最终被完全消灭。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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