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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夏兴渝
地理学;人文地理学 重庆交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不断推进的社会转型时期,农民工从经济落后的流出地不断向经济发达的流入地迁移。由此导致城市社会聚集了大量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这一类人群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劳动力市场注入了活力。但同时,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基数庞大导致的流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数量濒临超载的边缘,如若不主动提升农民工的专业实力和职业素质,必然会被动的遭受社会发展的堵塞和停滞。城市化最核心和最根本的任务便是使进城务工人员实现城市化,这种城市化不限于各地区或各省市之间的农民工空间水平流动,更侧重于农民工在职业上的提升,在收入水平上的提升和主观感受上的提升等。新生代农民工的垂直流动是建立在空间水平流动的基础上,据此本文采用劳动力转移的相关理论为研究基础,以纵向和横向的对比阐述劳动力垂直向上流动的影响因素。从而为梳理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促使其规范有序的垂直流动提供理论支撑。
  本文旨在以人文地理学为主视角,结合经济学和社会学知识,以定量的实证分析为主,以定性的理论分析为辅开展研究与写作。在总结现有资料的情况下,归纳出新生代农民工垂直流动的现状和主要的上行流动方式,根据现实情况预测其垂直流动的趋势。从理论上概括性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垂直流动的影响因素,将其定性的划分为社会制度因素、经济因素和个人基本特征因素。深入探讨这三大因素所包含的内容,确定各个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垂直流动的影响,为数据处理提供理论支持。然后利用在重庆市主城九区所获得的636份调查问卷结合15份深入访谈的典型案例,将新生代农民工垂直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的实证分析。先对问卷数据进行整理和描述性分析后,运用熵值法确定垂直流动指数为因变量,运用有序多分类回归模型进行数据处理,最后分析得出新生代农民工年、性别、文化程度、找工作是否困难、换工作频率、是否具有专业技能、住房性质和购买保险情况对垂直流动具有显著性影响。工作时长与家庭孩子状况因素对垂直流动不具显著性影响。提出社会当下最热门的住房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总结本文的研究结果,在构建和优化城乡管理体制上,从解决住房问题,政策制度问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技能等方面来提出决策和建议。
[硕士论文] 原春辉
社会保障 华中农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农地保障,长期以来是中国农村保障体系的核心、是中国农民物质和情感的倚赖。然而,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我国的农村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迁,农民的思想和家庭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农地对农民的保障功能势必会发生变动,相应的农民对农地保障功能的认知也会发生改变。据此,本文从研究农民的农地保障功能认知出发,基于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三镇九村的360个样本农户数据,运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研究方法以及SPSS统计分析软件探求了我国农民农地保障功能认知的变迁、现状及影响因素,以期为提高农地利用率、维持农地稳定、促进农地流转、实施农地确权政策提供实证依据。本文的结论和发现如下:
  第一,伴随着社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农民对农地保障功能的认可度呈下降趋势。可以说农民对农地保障功能认知的变迁与农村农民的现代化进程基本一致。随着我国农民现代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农民对农地保障功能的认知必将进一步变迁。当农民的现代化水平足够高时,农地附着的几千年的物质与情感依赖将会去除,到那时农地将会作为一种纯粹的经济要素进入农地市场,当前所存在的大部分农地困境将会得到极大的缓解。
  第二,当前农民的农地保障功能认知现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表现。首先,在物质保障层面,农地对农民的物质保障功能已弱化,当前农地主要担负的是最基础的生存保障功能,同时当前农地更多的扮演着一种防范生存和发展风险的角色;其次,农民对农地的情感依赖还很深,传统农地保障观对当代农民仍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最后,农民对农地保障功能的认知不是一个绝对化的理解,而是一个多元化的农地保障功能价值观念的集合。
  第三,个体现代性、家庭现代性、农地资源条件、区域都会影响农民对农地保障功能的认知。具体表现为农村居民的个体现代性越强越不认为农地具有保障功能、农村居民家庭的现代性越强越不认为农地具有保障功能、农村居民家庭承包地的农地条件越差越不认为农地具有保障作用。进一步分析可知,上述影响因素对农民农地保障功能认知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这种影响作用力的大小受到地区社会禀赋和自然禀赋的制约。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农地保障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仍将是农村社会稳定和农民发展的基础;农民对农地保障功能的认知虽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区域的社会禀赋和自然禀赋是制约各因素作用发挥的主要原因;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解决当前农地困境的必经之路。
[硕士论文] 许玉光
土地资源管理 华中农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三农问题”是事关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解决“三农”问题,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农民生计问题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和关键。如何保障农民生计安全,提升农民的发展能力,一直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持续关注。农村土地整治有利于协调人地关系,在促进农业现代化、改善农村生态和居住环境、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本文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首先构建了农村土地整治影响农户生计的分析框架,然后结合湖北省农村土地整治实际,分别将农村土地整治项目划分为政府主导与经营主体主导的两种实施模式,并在理论上分析不同模式的农村土地整治对农户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的影响。最后,利用农户问卷调查数据,采用DID模型、二元Logistic模型、多项无序Logistic模型等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如下几个主要结论:
  (1)农村土地整治能够提升农户生计资本,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的作用大于政府主导模式。在平原地区,农村土地整治对农户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农业经营主体主导的整治模式对农户自然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的提升作用显著大于政府主导的土地整治模式,而政府主导的土地整治模式在提升农户人力资本方面的作用更优。在低山地区,农村土地整治对提升农户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方面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农业经营主体主导的整治模式对农户社会资本的提升作用显著大于政府主导的土地整治模式,而在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方面没有明显差异。总体上而言,相比较于政府主导模式,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的农村土地整治对农户生计资本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
  (2)农村土地整治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的影响,而且不同模式的影响差异较大。农村土地整治可以直接影响农户生计策略,也可以通过对影响农户生计资本间接影响农户生计策略。从整体来看,农村土地整治促进了农户由传统小农经营生计策略向农业规模经营生计策略转变,促进了农户由务农生计策略向打工经商生计策略转变。其具体表现如下:在农村土地整治的影响下,更多的农户选择农业规模经营的生计策略,选择传统小农经营生计策略的农户数量显著减少;另一方面,选择本地企业或合作社打工经商生计策略、本地非企业或合作社打工经商生计策略的农户数量显著增加,选择外地打工经商生计策略的农户数量小幅提升。从整治模式来看,与政府主导模式相比,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对农户由传统小农经营生计策略向农业规模经营生计策略转变、由务农生计策略向打工经商生计策略转变的作用更加明显。其具体表现为:相对于政府主导模式,在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下更多的农户选择农业规模经营生计策略,选择从事传统小农经营生计策略的农户显著减少;选择本地企业或合作社打工经商生计策略、本地非企业或合作社打工经商生计策略的农户显著增加。
  (3)农村土地整治对农户生计结果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的影响大于政府主导模式。农村土地整治对农户生计结果的影响是间接的,也就是说农村土地整治通过影响农户生计策略、进而影响农户生计结果。农村土地整治的实施对农户选择农业规模经营生计策略、本地企业或合作社打工经商生计策略、本地非企业或合作社打工经商生计策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农户选择传统小农经营生计策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另一方面,传统小农经营生计策略对农户生计结果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农业规模经营生计策略、本地企业或合作社打工经商生计策略、本地非企业或合作社打工经商生计策略对农户生计结果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从整体来看,农村土地整治显著改善了农户生计结果。与政府主导模式相比,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对农户选择农业规模化经营生计策略、本地企业或合作社打工经商生计策略、本地非企业或合作社打工经商生计策略的促进作用更大。因此,从整治模式来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对农户生计结果的改善作用大于政府主导模式。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农村土地整治虽然对提升农户生计资本、促进农户生计策略选择、改善农户生计结果具有积极的作用,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为了更好地发挥农村土地整治在促进农户脱贫致富中的作用,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继续大力实施农村土地整治。农村土地整治能够加强农业基础设施,保护耕地质量、数量和生态,调整土地利用结构,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对解决农户生计问题、促进农户脱贫致富,具有显著的作用,是助力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途径。单一的农村土地整治对农户生计资本的提升有限,应该大力推广以乡村振兴为目标,重点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涵盖农用地、农村建设用地、未利用地等在内的区域性、综合性农村土地整治。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通过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整治规划为依据,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通过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整治“空心村”、废弃宅基地,与城乡建设用地增加挂钩政策相结合,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居住环境和生活环境。
  (2)创新农村土地整治实施模式。与传统的政府主导模式相比,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在农村土地整治项目的规划设计、工程建设质量、工程后期管护等方面更有优势,对农户生计资本的提升作用更大,更能促进农户生计策略农业规模经营和非农化生计策略转变,更能改善农户生计结果。而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整治项目的实施仍以政府主导模式为主,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特别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的实施数量还非常有限。因此,应积极创新农村土地整治实施模式,逐渐缩减政府主导模式的农村土地整治项目,在政府资金扶持、税收优惠、用地政策等方面,鼓励和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组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农村土地整治,全面推广、扩大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的农村土地整治项目实施规模。
  (3)因地制宜地开展农村土地整治。农村土地整治模式的实施,不能干篇一律,生搬硬套,各地都应该结合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农村土地整治实施模式。具体而言,应坚持以下原则:第一,农村土地整治应立足于现代农业发展。要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农村土地权属调整与农村土地整治的耦合度,在此基础上配套完善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要充分挖掘地方特色,发挥各地的资源优势,围绕特色产业开展农村土地整治,使农村土地整治服务于各地特色产业的发展,促进整治区产业融合发展,最终达到促进农村产业兴旺、改善农户生计的目标。第二,要整合政府各类涉农资金项目。目前政府涉农资金项目,分属于国土、农业、财政、水利、交通等政府部门,分散投资,分散管理,在解决“三农问题”中没有形成合力,整体效果不明显。但有些地方的农村土地整治项目,整合了政府各类涉农资金项目,以农村土地整治为平台,创新实施“土地整治+”的政策,将土地整治与精准扶贫、美丽乡村建设、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相结合,充分发挥了各类涉农资金的综合效应,最大限度地改善了农户生计。第三,要突出农民权益主体本位,引导和鼓励农民全程参与整治。农民是农村土地整治项目的直接受益者,具有发言权,不论是政府主导模式还是农业经营主体主导模式,农村土地整治都应该拓宽农户参与的渠道和途径,鼓励农民全程参与农村土地整治项目,以提高农村土地整治项目的综合质量,最终改善农户生计。
[硕士论文] 何存毅
社会学 华中农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农村生态环境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并制约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然而目前我国农业系统“高投入、高产出、高废物”的生产模式造成了农村生态环境的破坏,农业污染已成为最大的污染源,尤其是农药、化肥不合理的利用以及农业废弃物的随意处理,加剧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党的十九大指出,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建设美丽中国。意识是行动的前提与基础,为解决环境问题学界内开展了大量有关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研究。通过梳理已有的文献发现,鲜有对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之间的差异性及其机理进行分析的研究。基于此,本研究利用在湖北省和贵州省收集的调研数据,探讨了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并着重分析了农民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的差异及其影响机制。
  研究发现:第一,环境意识各维度中,在环境知识方面,农民对剧毒、高毒农药的了解程度较高,对于包括《环境保护法》在内的法律规范还缺乏必要的了解;在环境价值观方面,农民普遍认为农药和化肥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不过农民普遍对农药影响食品质量安全以及化肥会对水资源产生不良影响这两个观点表示不认同;在环境态度方面,农民的环境关心度和环境治理态度普遍较高,然而对环境的满意度普遍较低。环境行为各维度中,在施药行为上,农民对于没有施完的农药基本上是兑水喷完,且农药配比浓度基本保持在规定浓度的上下限之间;在施肥行为上,农民基本会将剩余的化肥带回家中,施肥原则一般是化肥与有机肥搭配使用;在废弃物处理行为上,农民一般会将空化肥袋回收使用,并将空药袋带离田地集中处理。
  第二,环境知识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农药配比行为和施肥原则;环境满意度显著负向影响农民的农药配比行为和施肥原则;环境关心度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农药配比行为和空药袋的处理行为;环境价值观对农民的农药配比行为、空药袋处理行为具有负向影响,对施肥原则没有显著影响。
  第三,种植品种变量对农民的环境意识与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有显著影响,表现为菜农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存在差异的可能性比茶农的更大;产品质量安全等级对农民环境意识与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生产的产品没有产品质量安全等级的农民其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之间存在差异的可能性更大;合作社变量对农民环境意识与行为是否存在差异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未加入合作社的农民其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之间存在差异的可能性更大。
[硕士论文] 张娇娇
土地资源管理 华中农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城镇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得到了提高,同时也显现出一些问题,突出表现为:农地减少、粮食危机、农地生态环境恶化。相关领域的学者表示,农地保护力度弱源于公众对农地功能的认知不完整。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例如划定“耕地红线”、“生态红线”、发布《主体功能区划》、实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旨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维护生态安全,围绕市场需求,提高人们生活水平质量,发展多功能农业。农地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元素和载体,实现农地多功能是促进农业多功能发展的重要基础。
  实现农地多功能的关键是匹配农地多功能的供给和需求,当前对农地多功能的研究侧重于整体性即将农地多功能作为一个整体,没有区分不同类型的农地功能,并且主要是关于供给层面宏观尺度农地多功能的统计评价研究,对微观主体尺度的需求研究较少。文章基于需求理论,将农地分为生产功能、生态功能和景观文化功能,分析公众对农地的生产功能、生态功能和景观文化功能的态度、需求意愿和需求行为,比较公众对农地多功能的态度差异、需求意愿差异和需求行为差异,以及同一种功能下公众的态度、需求意愿和需求行为之间的差异。结合拓展的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农地生产功能、生态功能和景观文化功能的需求行为模型,分析公众对农地多功能需求的影响因素。主要获得以下研究结论:
  (1)从功能比较来看,公众对农地多功能的态度、需求意愿和需求行为均表现为生产功能>生态功能>景观文化功能。从公众对农地多功能的态度、需求意愿和需求行为比较来看,对农地多功能持赞同态度的受访者比例与具有农地多功能需求意愿的受访者比例相当,但农地多功能需求意愿和需求行为存在较大的差异,只有部分需求意愿转化为需求行为,公众对农地生产功能、生态功能和景观文化功能均表现为需求意愿>需求行为。
  (2)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均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农地多功能的需求意愿和需求行为。第一,对于农地生产功能,公众对“农地应发挥生产功能,不能随意变更用途”和“种粮应注重品质”的态度积极的影响着他们对农产品种类和高品质的追求,同时,主观规范中家人、朋友的观点和行为增强了对农地生产功能的需求意愿,但因个人能力和购买绿色农产品的不便利,农地生产功能的实际需求行为弱化。第二,对于农地生态功能,公众的态度是影响农地生态功能需求意愿的关键因素,其中主观规范中家人、朋友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的行为对农地生态功能需求意愿有一定的影响,生活环境的好坏对农地生态功能需求意愿存在显著性的影响。个人对空气环境、水环境的关注度以及保护农田生态环境的意识和能力影响实际需求行为。第三,对于农地景观文化功能,公众的态度提高了其对农地景观文化功能的需求意愿,主观规范中家人、朋友对农业文化知识和体验休闲农业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众的需求意愿。居民对周边休闲体验农业建设的满意度和政府对农业文化知识宣传的效果是影响农地景观文化功能需求行为的关键因素。
  (3)公众对农地各功能需求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第一,态度和主观规范对不同功能需求意愿的作用程度存在差异:公众态度对农地生产功能和生态功能需求意愿的作用程度分别高于主观规范对农地生产功能和农地生态功能需求意愿的作用程度,说明在农地的生产功能和生态功能上,公众更依赖自己的价值观和态度行事,属于内控型心理倾向。在农地景观文化功能上,主观规范对农地景观文化功能需求意愿的影响程度高于态度的影响程度,说明对于农地景观文化需求,公众更易于屈从群体压力,采取从众行为,属于外控型。第二,知觉行为控制对农地生产功能和生态功能需求行为的作用路径系数高于对农地景观文化功能需求行为的路径系数,说明公众对景观文化功能的需求行为受个人能力的影响程度较低;“政府对农业文化知识的传播”和“周围休闲体验农业的建设程度”等环境因素更能影响公众对农地景观文化功能的需求行为。
  根据上述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加强农地多功能知识宣传,有针对性的提高公众对农地生产功能、生态功能和景观文化功能的态度认知,通过政策宣传正确引导社会规范,提高公众对农地多功能的需求意愿;增加公众的收入来源,保障生活水平质量,提高精神需求;拓展农业多功能,强化农地景观文化功能建设,推进农业与休闲旅游,教育文化等深度融合,促进观光农业、体验农业、创意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
[硕士论文] 吴欣
土地资源管理 华中农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宅基地利用中“一户多宅”、超面积占用宅基地现象严重,建新不拆旧情况难以有效消除,进城务工空置、废弃宅基地呈上升趋势等问题突出。同时,在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过程中建设用地数量激增,呈现出城乡建设用地“双扩张”现象,城镇建设发展所需用地供给面临土地资源的刚性约束,宅基地有偿退出与有偿使用(以下简称宅基地“双有偿”)运势而生。因此,实行宅基地“双有偿”改革,不仅有利于促进集约节约利用农村建设用地,加强农村宅基地的管理,维护农村的公平与正义;还能缓解建设用地紧张现状,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
  本文以传统农区宜城市的宅基地“双有偿”典型试点为研究区,基于农户有限理性决策理论与IAD延伸决策模型进行系统综合分析,增强了研究模型变量说服力,确保了回归方程严密性,完善了研究内容。在IAD指导框架下将指标体系分为四方面:一是决策者状况,即决策者会因自身状况做出不同决策;二是自然属性与社会环境状况,外部环境变化也会影响决策者的决策;三是行动舞台与行为规则的认识和了解;四是改革认知变量,即状况感知程度、预期收益以及最终实际结果等因素影响决策者的决策。此外,本文在抽样问卷调查的基础上,了解试点地区宅基地“双有偿”现状,并对影响农户宅基地“双有偿”决策行为的因素进行修正、分析与实证。其研究结果表明:
  (1)农户总体回归模型在0.01水平上显著,表明:农户宅基地“双有偿”决策行为受农户性别、家庭人口、住宅数量、宅基地(房屋)与集镇距离、村庄基础设施发达程度、退出补偿标准、收取费用用途、宅基地所有权归属认知、城市农村生活偏好、退出对实际生活水平影响、使用费对家庭收入影响、有偿退出政策满意度、有偿使用政策满意度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且各因素对决策行为的影响也存在差异。
  (2)影响农户宅基地有偿退出决策的因素中,家庭人口、住宅数量、收取费用用途、宅基地所有权归属认知、退出对实际生活水平影响、使用费对家庭收入影响、有偿退出政策满意度等指标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其中住宅数量这一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反映出农户退出宅基地最大的顾虑是对住房保障的担忧。因此,对于一户多宅、宅基地闲置废弃多的村庄更适合推进宅基地有偿退出。而对于依赖宅基地住房保障功能的农户来说,政府在推进宅基地有偿退出时必须建立配套的宅基地退出多元补偿机制,需从各方面保障退出农户的当前生计和长远利益。此外,农户对于宅基地所有权归属的认知有利于农户选择宅基地有偿退出。因此,在改革过程中要注重政策宣传的力度和广度,确保农户对政策知晓,积极主动参与其中。
  (3)农户性别、宅基地(房屋)与集镇距离、村庄基础设施发达程度、退出补偿标准、城市农村生活偏好、有偿使用政策满意度等指标对宅基地“双有偿”中的有偿使用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其中,宅基地(房屋)与集镇距离对农户选择双有偿呈现“正态分布”。即距离集镇近的(如,主城区、副城区村庄)与距离集镇很远的(中心村、普通村庄)农户对有偿退出积极性没有距离适中(传统集镇的村庄)的农户高。因此,在推进宅基地退出时要注意时序分区。
  通过对调研情况与研究结论进一步分析,为政府完善宅基地“双有偿”策略提供参考,以便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积极调动农户响应政策实施,推动宅基地改革,实现政府与农户“双赢”的政策目标。
[硕士论文] 吕良
社会学 华中农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2011年以来,国家通过颁布确权政策、选择试点县等方式逐步推进农村土地确权工作。自2011年我国明确提出农户可以通过转包、股份合作等方式流转土地,并鼓励以集体形式进行农地确权登记,来维护地权后,各地农村农地确权工作逐渐提上日程。农地确权后,若土地到户,承包关系长期不变,不再按照人口的变动调整土地,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农地的基本保障性功能,并为更大规模的农地承包与经营流转创造政策上的空间。确权登记再颁证,从法律上看,肯定了农户的经营承包权利,有利于避免农地权属问题争议,减少农地流转中的不利因素。正是由于认识到农地确权的积极意义,各地区也在政策倡导下大力推进农地确权工作。2014年山东、安徽、四川等三省的若干县成为农地确权整体试点县。2016年试点增加,总量达22个。随着农地确权工作的广泛开展,全国农地流转面积不断增加,达到约4.43亿亩,农地确权成为一次重大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
  随着农地确权工作的逐步深入,农地确权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也越来越多。可以说,农地确权政策本身是为了更好的保障农民权利、促进农地流转,但结合现实情况与既往研究可知:影响农民农地流转意愿的有可能并不是确权政策本身好与坏,而往往是农民对农地确权的认可程度、农地确权政策的落实程度、农民对农地确权政策的满意程度,这三者可以直接影响确权后,农民的流转意愿。
  受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农地确权政策发挥的效果因地而异。另外,对于农地流转意愿来说,有转入意愿和转出意愿两个方面,而学界大多数的的研究并没有对转入意愿和转出意愿进行严格的区分。本文尝试借助产权理论,以农民对农地确权的认可程度、农地确权政策的落实程度、农民对农地确权政策的满意程度为自变量,从转入意愿和转出意愿两个方面入手,依托spss23.0分析软件,建立logistic二元回归方程,分别考察农地确权对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
  本文经过分析得出结论:农民对农地确权的认可程度越高,农民转入农地的意愿越强烈;农地确权政策的落实程度越好,农民转入农地的意愿越强烈;农民对农地确权政策的满意程度越高,农民转入农地的意愿越强烈;而从农民转出农地的意愿来看,三个自变量与农地转出意愿没有统计相关。
  但是本研究也有一定的不足之处,囿于调研条件限制,无法对调研地点进行后续回访;另外,本研究的结论只适用于农地确权样本县——山东夏津县,缺少对其他农地确权地点的对比研究。
[硕士论文] 哈元琪
土地资源管理 华中农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农地是农民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农地问题始终是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带有全局性、战略性、根本性的问题。“十二五”时期土地整治的目标及任务的全面完成,在保护和集约利用土地的同时,对城乡统筹发展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现实生活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由于项目设计没有契合农户需求,导致项目实施效率偏低;农户缺乏决策权力和途径,农地整治实施过程中频发冲突事件等。同时还存在权属调整中矛盾突出、资金管理效率偏低、重视耕地数量而忽略生态环境质量等现象。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1-2015年)》、《全国土地整治规划(2016-2020年)》和《中央一号文件(2017)》都明确提出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保障农户参与权利。如何在农地整治过程总结经验,促进农户有效参与的全面提升,是现阶段农地整治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因此,本文运用可持续生计框架理论探讨生计资本禀赋对农地整治项目农户有效参与的影响机理,并辅以实地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政府国土部门促进农地整治项目农户有效参与提供参考。
  本文选取湖北省农地整治项目区中的丘陵工程模式区和平原工程模式区作为样点区域,以9个县(市、区)的703个农户作为研究样本,引入农户有效参与指标体系,同时构建生计资本禀赋指标体系,分别从不同工程模式区和不同类型农户视角,对生计资本禀赋影响农地整治项目农户有效参与的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1)生计资本禀赋和农地整治项目农户有效参与度存在较显著的相关性,可以分为强相关、较强相关和中度相关三个等级。金融资本中获得资金的渠道与总体样本、平原工程模式区农户及高度兼业型农户有效参与度均存在强相关关系,自然资本中耕地质量也与高度兼业型农户有效参与度存在强相关关系。除此之外,总体样本、不同工程模式区农户以及不同类型农户有效参与度与生计资本指标则普遍存在较强相关或中度相关关系。
  (2)生计资本禀赋对总体样本的农地整治项目农户有效参与度存在显著影响。从总体样本来看,显著正向影响其有效参与度的指标为自然资本中承包耕地面积、人力资本中农业劳动力比重、物质资本中房屋人均面积、社会资本中与乡(镇)政府或国土部门的互动程度、与村内农户的友好程度、参加村内组织及各类活动的情况等,金融资本中家庭人均收入指标则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
  (3)在不同工程模式区农户之间,生计资本禀赋对农地整治项目农户有效参与度的影响存在较明显的差异。对于平原工程模式区农户来说,显著正向影响其有效参与度的指标为自然资本中承包耕地面积、物质资本中家庭农业机械数量和金融资本中获得资金的渠道等,而人力资本中高中及以上教育人口指标则对其有效参与度有显著负向影响。对于丘陵工程模式区农户来说,显著正向影响其有效参与度的指标为人力资本中农业劳动力比重和社会资本中家庭成员从事职业种类数等,自然资本中耕地质量指标对其有效参与度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同时,金融资本中家庭人均收入指标对两工程模式区农户有效参与度均有显著负向影响,社会资本中与乡(镇)政府或国土部门的互动程度、与村内农户的友好程度和参加村内组织及各类活动的情况等指标对两工程模式区农户有效参与度均有显著正向影响。
  (4)在不同类型农户之间,生计资本禀赋对农地整治项目农户有效参与度的影响也存在较明显的差异。对于纯农业型农户,显著正向影响其有效参与度的指标为自然资本中承包耕地面积、金融资本中获得资金的渠道和社会资本中参加村内组织及各类活动的情况等,人力资本中高中及以上教育人口指标对其有效参与度存在负向影响。对于低度兼业型农户,显著正向影响其有效参与度的指标为人力资本中技能培训情况、社会资本中与乡(镇)政府或国土部门的互动程度、与村内农户的友好程度和参加村内组织及各类活动的情况等,自然资本中耕地质量、金融资本中家庭人均收入等指标对其有效参与度则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对于高度兼业型农户,显著正向影响其有效参与度的指标为自然资本中地块数量、金融资本中获得资金的渠道及社会资本中与村内农户的友好程度等,物质资本中家庭农业机械数量指标对其有效参与度则存在负向影响。对于非农业型农户,显著正向影响其有效参与度的指标为自然资本中承包耕地面积、物质资本中房屋的人均面积、社会资本中与村内农户的友好程度以及参加村内组织及各类活动的情况等,人力资本中高中及以上教育人口和农业劳动力比重等指标对其有效参与度则存在负向影响。
  因此,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为提高农地整治项目农户有效参与度,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高度重视生计资本禀赋对农地整治项目农户有效参与的影响,因地制宜地对不同工程模式区制定相关激励政策,并结合政府、村庄、农户三个层次,分别提出具体措施以提升不同工程模式区农户的生计资本禀赋水平。(2)紧密结合农户类型制定激励措施。政府应重视各类生计资本对不同类型农户有效参与的影响差异,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培养农户创造生计资本的能力,以期充分发挥不同类型农户在农地整治中的主观能动性。(3)完善保障机制,规避参与的潜在风险。制定合理的措施能够保障农户的生计资本不受损害,进而提升农地整治项目农户有效参与度。
[硕士论文] 孙明扬
社会学 华中农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在我国农地政策的演进中,土地调整受到了较大的限制,但从地方实践看,土地调整仍是农地制度的重要特征。一些具有土地调整传统的地区在承认国家土地政策前提下,以地方土地实践历史为基础,依据农民认可的土地分配共识坚持土地调整。随着中央的稳定地权政策推行,土地调整的发展形态与运行逻辑发生了变迁,基层社会围绕着土地调整频繁发生社会冲突,土地治理问题逐步显现。本文通过对一个传统农业型村庄土地调整情况的考察,从基层治理的视角,讨论土地调整的生成机制及其治理逻辑变迁。
  研究发现,20世纪80-90年代的土地调整主要通过具有村社理性的土地共识和组织基础实现村庄土地的动态流动,是村庄内生性的治理。税费改革后,以个体化、市场化为取向的三农政策的落地使得村庄内部土地利益分化,村庄治理失效,因而形成难以克服的调整困境。由于村庄难以实现土地利益平衡,村民通过事件化的策略行动向基层政府施压,基层政府不得不以事件治理的方式实现土地调整。事件治理型土地调整是基层政府治理资源和治理原则双重缺乏的权宜结果。
  湖村土地调整的变迁显示了土地调整问题正由村庄内生治理外溢为基层政府的治理难题,基层政府在治理资源匮乏、行政能力不足的情况下,难以对土地问题实现有效治理,只能以具体调整事件治理的方式维持暂时的稳定秩序。在传统粮食生产区内,农民仍需动态的土地分配机制满足农业生产需求,分享农业现代化中土地收益,虽然基层政府会放宽农地政策的执行,但仍无法回应农民频繁表达的土地诉求,基层政府面临长久的土地治理压力。从国家农地政策层面看,在政策推行中,如果只注重国家力量,而不充分考虑村庄内生的治理逻辑,难以实现政策与乡土社会的自洽。国家政策的落实仍要通过村庄内生秩序力量,将乡土社会纳入到治理体系之中。因而,农地政策需要构建和维持国家与社会间较为平衡的关系,政策应预留出可供乡土社会内生秩序运行的弹性空间,以更好地实现适应和回应乡村。
[硕士论文] 兰梦婷
土地资源管理 华中农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而土地生态保护有助于协调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之间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议题。土地整治是改变土地利用结构和改造自然的人类活动,是解决土地供需平衡的必然选择。然而,长期以来,过度追求耕地数量增加的土地整治活动对景观和生态环境形成压力,引起的景观破碎化、生物多样性降低、植被覆盖度下降、土地退化等生态问题也逐渐凸显。为此,以生态文明建设指导土地整治工作,促进土地整治与生态环境、生态景观的和谐统一逐渐成为共识。土地生态分区是生态型土地整治规划设计的基础,以科学的土地生态分区结果指导土地整治项目投入与布局,有利于探索土地景观生态整治的新模式,推动土地生态保护,促进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构建。
  本文在学习和总结国内外土地整治、景观生态学与生态型土地整治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土地生态分区及其整治策略研究的研究体系和方案,结合湖北省的实际展开实证研究。主要内容如下:首先,明确土地生态分区、生态型土地整治的内涵,阐述土地生态分区所依据的基础理论。其次,归纳分析湖北省区域现状以及土地整治规划实施情况,总结湖北省土地整治中取得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以及存在的生态问题。根据已有的理论归纳与现状分析,在景观生态学理论指导下,提出湖北省土地生态分区的指导思想,构建分区指标体系,并选取SOM神经网络分类方法进行分区测算。再次,依据实际情况对测算结果进行校核调整,得到最终的湖北省土地生态分区方案,以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级划定重点整治区。分区结果将湖北省103个县(市、区)划分为5个生态类型区,即Ⅰ—土地退化治理区、Ⅱ—景观生态安全区、Ⅲ—植被覆盖提升区、Ⅳ—城镇自然景观修复区、Ⅴ—景观多样性保护区。最后,结合区域景观与生态特征确定差异化生态型土地整治重点,提出推进退化土地生态治理、加强生态安全屏障保护、实施损毁林地植被恢复、重视城镇土地利用格局优化、开展土地整治景观建设等整治策略,为湖北省生态型土地整治规划提供借鉴。
[硕士论文] 胡梦琪
社会学 华中农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在我国未来“谁来种地”问题日益凸显的当下,来自村庄内部的农户作为内生型农业经营大户的潜在培养对象,相比于外生型资本大户其在形成村庄稳定的治理结构、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农业收益上有着不可忽略的优势,为了进一步推进村庄农地流转市场多元化、稳健化长效发展,深入了解村庄内部农户当前的农地转入意愿尤为必要。通过梳理文献,我们发现不少学者均关注到了农地流转中的农户农地产权认知因素,但是在对解释变量的处理上基本都着重于农户产权认知的整体状况,忽略了各部分权利认知对意愿的单独作用。而现实情况是:农户对农地承包经营权等使用类权利的认知基本符合法律规定,唯独对农地所有权的认知十分混乱。我们需要认识到:农户对农地所有权非正确的认知可能会对其农地处置行为和意愿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另外,已有较多对农户农地所有权认知状况的研究均停留在描述统计分析阶段,即使涉及到影响因素分析,大多也是基于概念的逻辑推演,少有通过建立更为精准的统计模型以客观地分析其影响方向和机制的研究。
  因此,结合当前现实背景,本研究认为,了解农户当下的农地所有权认知,系统地分析影响农户农地所有权认知偏离法律规定的影响因素,探究该认知状况下对其农地流转(转入)意愿有何影响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基于此,本研究基于山东省夏津县330个农户样本的实证数据,通过相关描述分析和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得到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农户农地所有权权属认知呈现出高度“非集体化”和“国家化”趋势,超过一半的人认为农地属于国家所有,只有不到两成的农户能清晰地认识到农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男性和女性农地所有权认知的“非集体化”走向有所不同,男性更倾向于认为农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女性更倾向于认为农地所有权属于农户个体。且大部分农户都认为农地所有权属于谁有一定的重要性,当中有三成农户认为非常重要。被访者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土地政策了解情况、家庭收入类型、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社会地位状况和家中是否有村干部等变量对农户农地所有权认知的影响显著。其中,被访者受教育程度、土地政策了解情况、家庭经济状况和家庭社会地位状况等变量对农户农地所有权认知在“国家所有”与“集体所有”的选择上有显著影响;被访者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收入类型、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社会地位状况和家中是否有村干部等变量对农户农地所有权认知在“农户所有”与“集体所有”的选择上有显著影响。
  第二,整体来看,农户转入意愿较低,只有约三分之一的农户愿意转入农地。对“愿意转入”的120个农户样本做进一步调查,了解其期望转入方式,结果显示:大多农户期望与转出主体约定一个固定的期限,且更倾向于短期年限(1-10年);超过一半的人对于期望与转出主体的关系表示无所谓,只要有地就行;大部分农户更期望通过自己联系协商的方式转入农地;除约两成的农户对于是否需要签订协议表示无所谓外,期望能签订书面协议的农户数量与认为“口头协议就行”的农户数量基本持平;大部分农户表示其转入农地时会优先考虑价格、农地质量和基础设施情况;半数农户的农地转入期望价格在400元及以下。
  第三,认为农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的农户比认为农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的农户更愿意转入农地;认为农地所有权归农户所有的农户与认为农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的农户的农地转入意愿无显著差异。另外,年龄越小、家庭劳动力人口总数越大、家庭劳动力非农人数占比越小、家中有农业机械的农户其转入农地的意愿越高;单人家庭比核心家庭更愿意转入农地;不同地区的农户的农地转入意愿不同;在进一步控制农地所有权认知变量的情况下,了解土地政策的农户比不了解土地政策的农户更愿意转入农地。
[硕士论文] 汪箭
土地资源管理 华中农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耕地具有农业生产、生态服务等多种功能。现阶段,耕地的生产功能利用较为充分,而生态服务功能却往往被忽视,导致耕地生态环境质量日益下降,耕地污染日趋严重。为保护耕地资源安全、提高农村生态环境质量、建设美丽乡村,需要加强耕地的多功能利用。农用地整治是解决当前中国耕地利用问题的重要手段,在大力建设生态文明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农用地整治提高耕地多功能价值,是一个亟待探讨的重大课题。本文基于农户视角,首先构建了包含生产价值和生态价值的耕地基本价值体系;然后结合湖北省农用地整治实际,分别将农用地整治项目划分为政府主导与经营主体主导的两种实施模式、生态型与非生态型的两种工程类型,并在理论上分析了不同模式、不同工程类型的农用地整治项目对耕地价值的影响;最后利用农户调查数据,采用收益还原法测算耕地生产价值,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测算耕地生态价值,并利用DID模型和OLS回归模型对不同实施模式、不同工程类型的农用地整治项目对耕地价值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研究结论:
  (1)耕地价值具有时间动态性、空间异质性、多层次性和主体差异性等特点。耕地价值取决于耕地功能,耕地功能具有时间动态性、空间异质性、多层次性和主体差异性,决定了耕地价值同样具有时间动态性、空间异质性、多层次性和主体差异性等特点。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范围内,耕地价值体系的构建需要明确其层次和对应主体。生产价值和生态价值是耕地的基本价值,社会保障价值、经济贡献价值、财产价值和阻隔价值是耕地的衍生价值。从农户角度构建的耕地基本价值体系,包含耕地的生产价值和生态价值。
  (2)农用地整治对耕地生产价值产生较大的提升作用,而且不同实施模式的影响差异明显。农用地整治对耕地生产价值的影响途径是:农用地整治影响耕地单位面积产量和耕地单位面积生产成本,进而影响耕地生产价值。从理论上来看,农用地整治既可以提高耕地单产,又可以降低耕地生产成本,进而大大提升耕地生产价值,而且经营主体主导模式对耕地生产价值的提升作用明显大于政府主导模式。实证结果显示,农用地整治较大幅度地提升了耕地的生产价值,并且经营主体主导模式提升耕地生产价值的效果比政府主导模式更加显著。从整治区整治前后耕地生产价值的比较来看,农用地整治提升耕地价值的幅度为8.22%;从不同模式整治前后耕地生产价值的比较来看,经营主体主导模式的农用地整治项目提升耕地生产价值的程度比政府主导模式高15.73%。实证结果还显示,农用地整治对耕地单产的提升均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显著降低了耕地生产成本;农用地整治对耕地生产价值的提升作用,主要是通过农用地整治降低耕地生产成本这一路径实现的。究其原因,现阶段的农用地整治项目多以灌溉排涝设施和道路设施的修建为主要内容,农用地整治后农业机械运输成本、灌溉费用和农业劳动投入成本等有所下降,从而降低耕地生产成本,但对农作物产量的影响则相对较低;相比于政府主导模式,经营主体主导模式更加显著地提升道路运输条件和降低耕地细碎化程度,从而更大程度地降低耕地生产成本,提升耕地生产价值。
  (3)农用地整治对耕地生态价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不同工程类型对耕地生态价值的提升效果并不明显。农用地整治通过影响耕地生态功能的大小,进而影响耕地生态价值的高低。农用地整治项目实施后,耕地的气体调节、气候调节、水源涵养、土壤保持、环境净化以及景观等六项功能有所提升,其中景观功能和水源涵养功能提升的程度较大,耕地的生物多样性维持功能有所降低;但从总体上来看,农用地整治对耕地的生态功能产生正向影响。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农用地整治显著提升了耕地的生态价值,其数值达到5.06%。但是,不同工程类型对耕地生态价值的提升效果没有显著的差异。这表明,目前的生态型与非生态型的农用地整治项目对耕地生态价值的提升作用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因为现行生态型农用地整治项目中,生态型工程的规模相对较小,因此对耕地生态价值的提升作用不明显;二是因为农户对耕地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和环境净化功能的认识不足,因此采用农户意愿调查法不能准确反映不同工程类型农用地整治项目对耕地生态价值影响的差异情况。
  (4)耕地生态价值对耕地生产价值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耕地的生态功能对耕地的生产价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主要表现在水源涵养功能和土壤保持功能的提升能够显著提高耕地生产价值,而其他各项耕地生态功能的改变对耕地生产价值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耕地生态价值的提升有利于耕地生产价值的提升,耕地生态价值和耕地生产价值是可以“兼得”的!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农用地整治政策,可以在提高耕地生态价值的同时,提升耕地的生产价值。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为更好发挥农用地整治提升耕地价值的作用,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农用地整治应着眼于促进耕地的多功能利用,提升耕地综合价值。第二,完善农用地整治工程建设内容,保障工程建设质量,为进一步提高耕地生产价值创造条件。第三,创新农用地整治项目组织模式,鼓励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特别是新型经营主体参与农用地整治。第四,大力推进生态型农用地整治,充分发挥农用地整治对耕地生态价值的提升作用。
[硕士论文] 郭先举
社会学 华中农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家庭农场是我国当前农村社会中一种重要的农业经营主体,对我国当前农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本研究以江汉平原新镇的家庭农场群体为研究对象,从家庭农场的生成、发展及其市场行为来考察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一般情况,进而探讨在农业转型中的农场主群体的行动网络在农产品市场中建构的作用及市场交易中的不平等。
  研究发现,家庭农场是在乡村社会的支持中产生的。乡村社区为家庭农场的生成提供了一定的土地、必须的劳动力、一定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相当的社区支持。在乡土社会的支持下,家庭农场获得成长,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乡村社会分化的结果之一。但是在家庭农场逐步进入发展正轨时,强烈的发展需求使其不得不超越乡村社会,发展重心转向对销售市场的追求。
  在市场实践中,由于内部集镇市场有限,新镇家庭农场不得不进行外部市场开拓。在这个过程中,原先松散的家庭农场群体形成了有一定结构的社会行动网络并完成了市场信息获取、农产品组织和交易关系达成等重要市场环节。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外市场交易中,往往存在着市场权力不平等,而这一地位上的差异通过制度化的交易平台体系将市场风险转移给了新镇家庭农场。此外,在经历了一轮市场化的洗礼之后,新镇家庭农场群体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分化:首先,是在交易市场层面出现了市场层级的跨越,即从内部集镇市场转向了外部区域性市场;其次,由于家庭农场风险承担能力存在差异,因此市场化的结果之一是家庭农场内部结构出现了分化;最后,由于各个家庭农场的体量以及所处的网络结构位置不同,作为“代理人”的家庭农场在市场交易中获得了信息与技术的增长,并能获得政府的项目支持,从而促进其进一步发展。
  基于此,笔者认为,对于家庭农场这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而言,在前期实践中,地方政府、业界与学界往往更关注家庭农场在国家政策和社会支持下发展。但是,对于“经营主体”而言,要想获得持续发展,必须进一步重视市场的力量。当然,历来农民在市场中是处于弱势地位;那么,如何构建一个新型的公平的农产品交易市场是值得持续关注的问题。
[博士论文] 霍瑜
农业经济管理 华中农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本研究以土地规模农户农业科技需求为研究对象,以新疆为典型案例,在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回顾总结论文有关的一些重要概念与配套理论,以期为后续研究奠定扎实的基础。然后,以土地规模农户为例定量测算样本地区农户的农业科技需求强度、需求内容、服务种类,通过科技信息的获取渠道及其对农户采纳科技信息的影响,分析了影响土地规模农户对农业科技需求的主要因素,并深入剖析现阶段农业科技服务体系运行现状和问题,揭示了构建需求导向型农业科技服务的必要性。最后结合分析结果以及国内外经验总结,根据实际需要,拟构建出符合现阶段经营主体发展需求的、可以整合的各类农业科技资源,实现农业科技资源的创新优化配置;可以有效发挥劳动农民的首创精神,利用所拥有的各种乡土资源开展内部技术创新;能够建立更高效的农业科技推广机制,提升推广实际效果;可以聚焦农民对科技的实际需求,提高科技推广资金使用绩效;能够促进农业生产的标准化,构建适应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的科技服务体系。主要研究工作及结论如下:
  (1)农业科技体系及农业科技推广制度在不断随着国家发展战略导向的变化而进行创新与调整
  通过深入分析我国农业科技体系及农业科技推广制度的历史进程,形成了以下认识:一是我国的农业科技体系经历了四个变迁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前的农业科技制度发展、1949~1985年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主导、1985~2006年以市场经济体制为主导和2007年以来的以创新型国家战略为主导的四个变迁过程;二是农业科技体系及农业科技推广制度的内容和形式因各个阶段农业生产发展水平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发生过相应的调整和变化,在改革的内容和措施上充分体现了“市场导向”和“政府调控”的有效结合;三是农业科技体系及农业科技推广制度的创新与调整本质上是为促进农业发展而服务,反映了政府对农业科技发展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是对农业科技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2)随着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土地流转制度的实行,全国土地规模化经营的程度越来越高,新疆土地规模化经营也得到了良好的发展
  土地规模相关统计资料的描述分析表明,新疆在农业面向现代化的发展的实践中,基于自身的农业生产的现实条件,引入中东部发达地区的历史经验,积极尝试、确立并完善了五种土地规模经营模式,分别是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公司化经营等,对增加农民收入、优化资源配置、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微观调研数据统计分析表明,新疆规模经营者总体素质较高。一是相对年轻。大多数经营者的年龄在41~50岁之间,占总体样本的61.8%。二是多拥有较为丰富的农业生产经营经验。从事5年以上农业生产经营经验的经营决策关键人占总体的96.1%,而农业种植经验在20年以上的占53.9%。三是相对较高的经营素质,达到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经营者占62.7%,7.9%的经营者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此外,接受过有关的经营指导或者技能培训的经营者所占比例较高。
  (3)自2006~2015年以来,新疆的农业科技全要素生产率有所增长,但由于新技术开发与应用的不足,表现出高科技投入,低技术进步的构成特征,使得新疆农业科研机构的科技活动呈现出投入较高但产出增长缓慢的状态
  在科技投入方面,不论是资本投入还是人员投入,都表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并且已实现了较高的投入水平。在资金方面,农业科研机构科技活动经费达7.56亿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建设完成额5673.4万元,固定资产8.53亿元,均在西北地区处于领先地位,政府资金是科技活动资金的主要来源且逐年上升;在人员方面,2015年新疆农业科研机构从事科技活动人员为2358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科研人员素质呈现逐年提高的趋势;在科技产出方面,专利受理数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并在2015年达到271件,略高于平均水平,但在西北五省农业科研机构专利受理数中的占比明显下降。其他专利指标,虽然都处于上涨状态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增速不及西北五省的总体水平。由此可见,增长主要来源于政府支持力度的增加以及人员素质的提高,技术进步对生产率的拉动作用不显著。
  (4)基于土地规模经营农户的农业科技需求意愿的实证分析表明:规模农户的农业科技需求意愿随着土地规模的逐渐增大,需求意愿逐步增强,且影响因素较多
  对农户数据的统计描述和Logistic回归分析说明,新疆的规模种植农户对农业科技知识的需求较大。但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对于不同土地规模的农户而言,大部分农户具有两型农业技术利用意愿,其中,中等规模组农户的利用意愿最高为83.4%,其次为小规模组农户76.5%,较大规模样本组利用意愿最低为71.3%。从影响因素来看,将家庭总收入、劳动力数量、生产成本和兼业情况等因素对小规模组农户具有显著影响;年龄、文化程度、生产结构感知、经济效益感知、劳动力数量、技术易用性和生产成本等变量对中等规模组农户具有显著影响;兼业情况、土地转入面积和生产结构感知变量对大规模组农户具有显著影响。
  对于不同地区的农户而言,北疆地区农户的利用意愿为78.5%,稍高于南疆地区的78.2%。从影响因素来看,年龄、兼业情况、土地总面积、和经济效益感知和技术易用性等变量对南疆地区的农户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土地转入面积是影响南疆地区和北疆地区农户农业技术需求意愿的共同因素。
  (5)基于土地规模经营农户的农业科技优先序的实证分析表明:受不同因素的影响,不同的农户会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偏好对各项技术做出不同的次序选择
  首先利用频数法、聚类分析法等对土地规模经营农户的科技需求进行分类分析和研究,然后通过构建多元Logit模型讨论农民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技术感知等因素对农户技术需求与选择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大多数农户最关注的是产前和产中环节的农业技术,而对产后技术需求较少。在给定的技术中农户的首选的前五类技术分别是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秸秆还田技术、抗旱节能关键技术、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所处地区、家庭年收入、教育程度等因素均对规模农户的具体农业技术的优先序选择造成了显著影响。
  (6)基于土地规模经营农户的农业科技优先序的实证分析表明:土地规模经营农户的农业科技需求强度较大,因受不同因素的影响,农户的科技需求强度差异明显
  从对农户态度的分析得出,南疆农户农业科技需求显著高于北疆农户,其中,新疆塔城地区的农业科技需求强度为60.7%居首位,吐鲁番地区为22%居最低位,各地区间农户农业科技需求强度差异明显;从新技术投入率指标对农业科技需求强度的测度表明,区域、教育程度、兼业情况、性别以及收入情况等因素对农户农业科技需求强度影响差异不显著,但年龄、转入面积、技术服务可得性、环境感知、南北疆、家庭总收入以及新技术易用性等因素对农户农业科技的需求强度影响显著。
  (7)新疆农业科技推广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供需不平衡问题,特别是技术服务内容和技术服务渠道结构性失衡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解决
  通过对土地规模农户的农业科技需求行为、需求优先序以及需求强度等方面的分析,研究发现:虽然新疆在农业科技推广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由于农户对农业科技的需求不断增长,又在科技供给中未能做出及时的政策调整,致使农业科技推广服务能力落后问题日益凸显。据此提出了构建了满足农业科技需求的对策思路与政策建议,如以政府主导、有效性和效益性相结合、专业性和社会性相结合、产业化和信息化相结合等为基本原则;以相关的农业科技政策法规为环境保障、以农业科研和信息服务平台为物质保障、以农业科技推广为组织纽带、以培养新型创新型农业人才为关键,分别从宏观制度建设和微观政策措施建设两方面为导向,为土地规模化经营和生产提供科技支撑保障作用。
  研究可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农业科技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农业科技能否成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关键在于如何利用先进的适用技术服务农民。现有研究关于全国不同类型经营主体的农业技术采纳和推广的学术成果众多,且主要以东部、中部农业发展基础好的省市为主,而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户的农业技术应用及推广情况进行研究的相对较少。区别已有研究成果,本研究主要针对新疆地区农户农业技术采纳行为展开研究,对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并且将环境约束纳入农户技术采纳理论模型,揭示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下的农户技术采纳行为的经济机理。因此,在研究和探讨问题切入的视角上具有一定的特色和必要性在研究和探讨问题切入的视角上具有一定的特色和现实意义。
  第二,本研究对土地规模经营农户的农业科技需求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研究中按照一定的标准和不同的层次,将土地规模经营农户具体划分为大规模、中等规模、小规模;南疆地区、北疆地区五种类型的农户。接着首先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别探讨和分析了五种不同类型土地规模经营农户的农业技术的采纳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异性。然后,用聚类法从农户分化的角度分析了土地规模农户农业科技需求优先序问题。最后,界定了农业科技需求强度的概念,用“新技术投入率”对农业科技需求强度进行测算,借助方差分析对不同类型土地规模经营农户的农业科技需求强度进行研究,并通过逐步回归对规模农户的农业科技需求强度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硕士论文] 李红艳
土地资源管理 华中农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自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实行近二十年来,在保护耕地、节约集约用地和严控建设用地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有效地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促进了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科学配置。然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建设用地的迅猛扩张,在严格耕地保护政策下,对自然生态空间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林地、草地、水域等生态用地被建设用地占用或被用来补充耕地,生态系统完整性遭到破坏。协调生态保护,尤其是对生态用地的法律保障和具体落实方面,仍然是当前研究的薄弱环节。土地用途管制单目标的保护耕地已不能满足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需求,迫切需要厘清当前土地用途管制机制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新形势,深入研究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构建协调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土地用途管制机制。
  本文在厘清当前土地用途管制机制存在的问题及面临新形势的基础上,以问题为导向,探索构建契合当前生态建设新需求、实现国土空间和用途全覆盖的土地用途分区管制理论框架;依据法律法规及系列政策文件制定土地利用分区的管控规则和用途转换规则,为后文的模型模拟提供参数支持。
  本文选择武汉市作为研究区域,进行土地利用分区的实证研究。采用ArcGIS水文分析模块对DEM数据提取流域单元,以武汉市588个小流域为研究单元,采用C5.0决策树划定“三生空间”的六大土地利用分区,包括生活空间的城市建设控制区和农村建设发展区,生产空间的工矿建设集中区、基本农田保护区和一般农地区,生态空间的生态保育区,区域面积分别占研究区域的8.80%、4.67%、10.93%、43.37%、9.90%、22.33%。
  土地政策是土地利用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本文采用基于元胞自动机的土地系统模拟与优化模型(LAND System Cellular Automata model for Potential Effects,LANDSCAPE模型),设定传统粮食安全导向和新形势生态安全导向下的两种土地用途管制情景,以2015年土地利用数据为基期,测算模拟所需的转化规则、演化速率、阻抗等参数,用LANDSCAPE模型分别模拟2030年两种情景下土地利用变化,并进行实施效果评价,通过对比分析两种情景下土地利用变化对社会经济、生态效益的影响,探索多目标优化的土地用途管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
  (1)不同的土地用途管制模式对武汉市土地利用变化影响具有明显差异,具体表现在建设用地的占用方面。在相同指标控制下,粮食安全导向土地用途管制情景下建设用地是随着扩张占用周边地类,比较无序;生态安全导向情景下,建设用地占用的耕地主要分布在城市建设控制区、工矿建设集中区,建设用地占用的湿地、林地、草地主要分布在城市建设控制区,使得基本农田保护区的耕地、生态保育区的生态用地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建设用地扩张的范围得到了有效控制,占用的地类也得到了较好的协调。对比两种土地用途管制情景,表明生态安全导向的土地用途管制可以更好地达到耕地、生态用地并重保护,严控建设用地的目标任务。
  (2)不同的土地用途管制模式对武汉市土地利用经济、生态效益影响具有差异。粮食安全导向的土地用途管制是单一目标保护的管制方式,其经济效益为12019.75亿元,生态效益为331.14亿元;生态安全导向的土地用途管制情景更加科学有效,经济效益有微量下降,但生态效益更高,其经济效益为12015.05亿元,生态效益为341.19亿元。生态安全导向土地用途管制情景经济效益较粮食安全导向土地用途管制情景下降了47009.14万元,下降了0.04%,但生态效益较粮食安全导向土地用途管制情景提高了100566.31万元,提高了3.04%,即经济效益下降1%,生态效益可以提高76%。生态安全导向的土地用途管制是耕地与生态并重保护、严控建设用地的多目标保护的管制方式,生态安全导向的土地用途管制更加注重耕地、生态用地和建设用地在空间配置上的协调统一。
  将土地用途管制政策作为土地利用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结合土地系统模拟与优化模型进行不同情景模拟,对深入分析土地用途管制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依据,为在生态文明背景下,建立制定国土空间保护政策、管制规划提供了参考,对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配置,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硕士论文] 陆秋臻
农业经济管理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用水需求的急剧增加,水资源短缺问题成为了困扰人们日常生活和制约社会快速发展的大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地下水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逐渐提升,尤其是我国华北平原,新增的灌溉项目基本是以地下水作为灌溉水源。长期的地下水开采带来了地面下沉、海水倒灌、水质变硬等一系列严重的环境问题,使华北平原形成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深层地下水沉降漏斗,目前地下水位仍以每年2米的速度在下降。然而,即便如此严峻的形势,农户在灌溉时仍大量使用了大田漫灌等高耗水的灌溉方式,显然人们尚未意识到地下水这一宝贵的自然资源如果被开采枯竭将导致的严重后果。
  目前的农业水价过低是导致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提高农业水价已成为缓解地下水超采形势的当务之急。然而,直接提高农业水价由于可能会损害农户利益一直饱受争议,政策制定者也一直在探索一种“双赢”的水价调节机制。
  河北省衡水市桃城区于2005年8月首创了“一提一补”水价制度,以“提价+补贴”的新形式寻求农户利益和资源保护之间的共赢。本文用2015年8月对桃城区332个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利用中介效应分析法和倍差法模型,从用水量、作物单产和收入三个角度评价“一提一补”水价改革的政策效果。实证结果表明“一提一补”水价制度的实施可以显著减少约20%的小麦灌溉用水,但是对于玉米和棉花用水量的影响并不显著,“一提一补”水价制度的实施对玉米和棉花单产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会对小麦单产会有些降低且用水量在其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但由于技术进步的存在,农业机械化等因素可以抵消这些负面影响,促进产量提高,“一提一补”水价制度的实施并不会减少农户收入。
  基于以上结果,本文认为“一提一补”水价调控机制的实施,不仅能够提高农户节水积极性,节水效果明显,也不会降低农户福利,值得推广。为了让“一提一补”水价改革能够在地下水超采地区发挥更大作用,本文尝试做出了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力度、探讨进一步提高水价的可能性、完善用水计量设施、增强农户自发水资源管理的积极性以及推进农业机械化等政策建议。
[硕士论文] 李乾玉
公共管理 武汉科技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农技服务是公共服务的一种,提升乡镇农技服务水平对乡镇公共服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政权组织,是我国各级政府重点关注的地区,我国为振兴农村发布了多项政策;研究乡镇机构改革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分析“以钱养事”改革延续十多年后的优劣,能够为后续乡镇机构改革提供参考。
  本文研究置身于“以钱养事”改革背景,选取最早一批开展“以钱养事”改革的咸宁地区下辖乡镇柳山湖镇为研究样本,具有一定代表性。通过实地调研和数据分析发现,“以钱养事”改革在农技服务供给效率上有一定提升,但是存在着农技服务中心发挥作用有限、缺乏对农技服务人员的有效支持、农村公共服务发展资金受限、缺乏农技服务供给效果评估体系等四个显著的问题和矛盾。在未来的乡镇机构改革和农村政策制定中,对提升公共服务供给应重点关注如何优化乡镇服务中心内部结构,要坚持乡镇农技服务中心的独立性、加强乡镇资源有效整合;完善农技服务人员待遇保障,改善其生活现状、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不断拓宽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融资渠道,一方面政府可加大对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另一方面可利用当地金融机构贷款融资;建立农技服务供给效果评估体系,制定统一的评估标准、培训专业评估人员、确立专门反馈机制。从而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更快更好地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硕士论文] 刘梦琪
农村与区域发展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苹果生产、贸易和消费国。苹果作为中国首批优势特色农产品,是栽种面积较广并具有多种经济功能的水果品种,也是主产区果农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近年来,受各种农业风险叠加的影响,苹果市场波动较大,苹果价格持续下跌,小规模农户作为生产经营主体是农业风险最重要的承担者,他们对农业风险的认知和规避是决定未来苹果产业风险大小的重要因素,也是制定苹果产业农业风险管理策略、研发相关风险管理工具必须掌握的重要方面。基于此,本文以山东省和陕西省主产区苹果生产经营主体的风险认知和规避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研和典型调查相结合的数据获取方式,掌握了山东、陕西两大苹果主产区生产经营主体的苹果产销特征、对各类农业风险的认知特点和风险规避特点,利用Probit数理模型,结合统计性描述方式探讨了影响苹果生产经营主体农业风险认知和风险规避行为的主要因素,研究认为:
  (1)果农的农业风险认知因受教育程度、生产经营状况的不同而不同。第一,果农受教育程度越高、种植经验越丰富,越倾向于选择市场风险作为其面临的主要风险越重视。第二,采取多样化种植的果农,更倾向于认为对市场风险不是主要风险。第三,若生产的果品经过了“三品一标”等标识产品质量和品质的认证,果农倾向于不将市场风险作为主要风险,其原因可能是销售价格和渠道更加有保障。第四,认为自然灾害是影响苹果产量和品质主要因素的果农更倾向于把生产风险作为最重要的农业风险。(2)果农农业风险的规避方式因种植年限、风险认知特点、风险规避措施可得性的不同而不同。对于问卷中设计的农业保险、多样化种植、参加农业合作社、订单农业等风险规避措施,果农一般仅选择其中一种或两种作为其规避措施,选择多样化种植的果农较少选择农业保险,较多参加农业合作社;果农种植年限越长,越少采取农业保险作为其风险规避措施;果农是否加入合作社受合作社发展程度的影响,合作社发展越完善、提供服务种类越多,果农越倾向于选择加入。果农对农业保险效果的认识越积极,越倾向于采取农业保险作为风险规避措施,与山东相比,陕西果农参与农业保险的比例更高;果农规避措施的选择有赖于规避措施的可得性和地方政府的政策安排。
  根据模型分析结论和实地调研结果,针对苹果产业农业风险管理提出如下建议:加大政府宣传,提高生产经营主体风险意识;加强对农业合作社的管理,完善合作社的功能,提高生产经营主体的组织化程度;针对苹果产业特点,提高农业保险的覆盖度,设计推出适合不同产区的农业保险产品,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风险管理工具;提高苹果生产经营的规模化、标准化和品牌化水平,强化对各类风险的抵御能力。
[硕士论文] 龙禹桥
农业资源利用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耕地作为人类生存发展和繁衍的第一资源,是最为基本的资源和条件,具有生产养育功能、承载功能和生态功能。中国人口基数较大,使得人多地少的现状成为基本国情之一。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耕地面积的减少将成为长期的发展趋势,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在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目标下,利用现有耕地实现粮食增产的方法值得高度关注。研究表明,耕地集约化利用和规模化利用已经成为保障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农产品供给安全的有效途径。耕地集约化利用和规模化利用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集约化利用和规模化的协调发展程度决定了农业的现代化发展程度。了解耕地集约化利用程度和规模化程度空间格局,探究集约化利用和规模化在不同区域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因地制宜的挖掘耕地潜力,提高不同区域耕地利用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以中国耕地为研究对象,结合2000年和2010年县级农业统计数据、GlobeLand30-Cropland数据集等多元信息构建耕地集约化利用与规模化的评价模型,分别在县级尺度、省级尺度和农业分区尺度上绘制2000年和2010年两个时间截面上两化空间分布及10年变化程度;基于空间自相关模型在省级尺度上定量分析了两化的空间集聚特征;基于耦合模型(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和耦合相对发展度),探究两化的协调发展程度,构建不同的协调发展模式。全文主要结论如下:
  (1)东部地区耕地集约化利用程度较高,西北、西南区域耕地集约化利用程度较低,粮食主产区耕地集约化程度高于其他地区。空间自相关分析发现耕地集约化利用呈现了一定的空间聚集程度,表现为西部低值聚集而东部高值聚集。10年间,经济水平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耕地集约化利用的提高。西南、西北、东北等区域耕地集约化利用程度得到较大幅度的提升,东南沿海地区集约化利用程度降低。
  (2)南方地区耕地规模化程度较低,北方耕地规模化程度较高。粮食主产区规模化程度高于其他地区。空间自相关分析发现规模化利用程度存在南北空间聚集情况。10年间,由于农业土地整治项目的发展,南方地区规模化程度略有提高,北方出现下降,尤其是内蒙古、山西地区下降较为明显。此外,粮食主产区耕地规模化程度较为稳定,没有出现较大的耕地破碎化现象。
  (3)耕地集约化利用和规模化耦合度较高,但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空间异质性,协调性较好的县域多分布在沿海经济发达区域或传统农业发达区,而西北,西南部分区域集约化利用与规模化利用耦合协调性较差。由相对协调度可以看出,南方地区主要以集约化发展超前为主,北方以规模化发展超前为主。由于耦合协调度和相对协调度的不同,全国所有县域被分为7类不同的耦合模式。我国两化耦合模式中,第十类“初级协调集约化发展滞后型”和第十五类“中级协调规模化发展滞后型”县域个数最多,其中第十类主要分布在西北和东北地区,另外南方地区也有零散的分布,十年间县域个数逐渐增多,出现聚集的情况;第十五类则主要集中在南方地区,十年间空间聚集性降低,出现分散的情况。
[硕士论文] 许振宝
农业信息分析学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中国农产品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畜牧业养殖技术的提高,鸡蛋作为优质蛋白在畜牧业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农产品价格波动是重要的民生问题,不仅影响着农产品市场的稳定,对农民收入和居民日常消费也有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鸡蛋价格受到区域、替代、成本等因素的影响愈加明显,异常波动频发,这不仅加剧了蛋鸡行业的风险,还对低收入群体的消费产生了一定影响,对鸡蛋价格开展有效、具体的量化分析,是畜牧业研究的热点之一。
  本文采用区域经济、计量经济和微宏观经济的理论与方法,系统的分析了鸡蛋价格波动的“M”形特征、周期性特征、季节性特征和区域性特征,总结了引起鸡蛋价格波动的突发性因素、替代性因素、成本性因素和区域性因素。针对鸡蛋价格的联动关系开展了五个方面的研究
  一、分析了区域因素对鸡蛋价格波动的影响。区域因素主要通过主产区省份和主销区省份的价格体现,通过探究不同省份价格变化的先后联动关系,得出主产区鸡蛋价格变化是区域因素中的主因;对北京、河北、山东、江苏、湖北等数据进行分析,通过相关关系的稳定性检验和联动关系的分布滞后检验,结果表明河北、山东、江苏、湖北的鸡蛋价格变化对北京鸡蛋价格的影响长期稳定且较为明显。
  二、分析了替代因素对鸡蛋价格波动的影响。替代因素主要选取同为畜产品的猪肉、牛肉、羊肉,通过鸡蛋价格与肉类价格交叉价格弹性的平稳性检验和分布滞后检验,判断猪肉、牛肉和羊肉对鸡蛋价格的影响较小,但是鸡蛋价格对肉类却存在一定的影响,且鸡蛋与肉类周价格关系的滞后一阶最稳定。
  三、分析了成本因素对鸡蛋价格波动的影响。成本因素主要选取饲料原料中的玉米、豆粕和合成料,通过饲料原料价格与鸡蛋价格的联动分析,进行成本交叉弹性的平稳性检验和滞后分布检验,得出鸡蛋价格受到成本的影响较小,成本只是限定了鸡蛋价格的成本空间,但鸡蛋价格对成本的影响却较大,滞后影响关系达到周价格的两期。
  四、对蛋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鸡蛋价格波动主要受到区域因素影响,主产区价格变化因素的影响最大,消费过程中的肉类替代因素和成本中的饲料原料因素对鸡蛋价格的波动影响较小。
  五、综合鸡蛋价格与影响因素之间的联动关系,本论文从加大鸡蛋深加工、加强与肉类消费互补、发展品牌鸡蛋、发展农业保险和加强监测预警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建议,以期减小鸡蛋价格的异常波动,为蛋鸡行业从业者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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