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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潘静静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江西师范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史学概论作为高校历史专业学生必修的一门基础课,发挥着引导学生入门和培养学生治史能力的作用,历来受到广大师生的重视。因而,史学概论的研究对象、任务、学科定位、内容、体系等相关问题也成为史学界探究的重点之一,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在20世纪80年代不仅出版了多种史学概论类的著作(教材),而且学者们发表了大量论文对史学概论相关问题进行了争鸣,史学概论成为盛行一时的史学热点。鉴于此,本文拟以史学概论体系问题为核心,对这场20世纪80年代的史学概论相关问题的争鸣及其后续影响进行系统和全面的梳理,并对其进行反思,以利于我们以后更好的建设史学概论这门课程。
  概言之,本文的主体部分如下:
  第一部分:《第一章20世纪80年代史学概论体系相关问题出现的背景》,主要从历史学自身学科建设的需要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理论上拨乱反正的需要两个方面考察了20世纪80年代史学概论体系相关问题产生的学术背景和社会背景。
  第二部分:《第二章20世纪80年代史学概论体系概述》、《第三章20世纪80年代史学概论体系的比较研究》和《第四章20世纪80年代史学概论类著作中唯物史观的运用及差异》,主要以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几部有代表性的史学概论类著作(教材)为分析文本,在重点解读其所建构的史学概论体系的基础上,对它们进行比较分析和专题分析。
  第三部分:《第五章20世纪80年代关于史学概论体系问题的争论》,主要梳理了学者们在20世纪80年代以论文形式对史学概论体系相关问题进行争论的盛况,并做了简要评价。
[硕士论文] 尹逊勇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山东大学 2008(学位年度)
摘要:白寿彝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是现代历史教育的开拓者和完善者之一。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未对白寿彝历史教育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白寿彝的历史教育思想经历了萌芽、形成、成熟的演变过程。萌芽时期,白寿彝历史教育思想主要涉及历史教育的目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教材等几个方面,显得比较零碎;形成时期,白寿彝的历史教育思想的内容已较为全面,涉及到历史教育的目的、历史教育的原则、历史课程改革、历史教育和历史教学的关系、历史教学思想等诸多方面,具有一定的系统性;而成熟时期,白寿彝的历史教育思想得到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白寿彝历史教育思想主要内容有历史教育的目的观、教学观、教材观、历史教育观、教学改革等几个方面。 白寿彝对历史教育目的的探讨从唯物史观与史学遗产的结合上,把史学的功能与教育的功能相联系,论述了历史教育的目的性。 白寿彝的历史教学思想涉及到历史教学的全过程,主要包括历史教学的目的、历史教学的根本原则、历史教学的方法、历史教育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等方面。 白寿彝大历史教育观就是把教育对象扩大到全体社会成员,把历史教学纳入历史教育的总体系、总目标和总任务。 白寿彝历史教育思想的特点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白寿彝的历史教育思想是历史感和时代感的统一;第二,白寿彝的历史教育思想是对当时和现在的社会现实问题所作的认真总结和理性思考。 白寿彝历史教育思想的地位体现于三个方面:第一,白寿彝历史教育思想体现了当今的素质教育思想;第二,白寿彝编撰的历史教材影响广泛而深远;第三,白寿彝历史教育思想科学的阐释了史学和现实的关系。 白寿彝的历史教育思想从现实看,它对当今的社会实践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能促进史学更好地服务于现实和史学自身的发展;从面向将来看,它能为史学发展指出一条可行的前进方向。
[博士论文] 风晓
中国少数民族史 内蒙古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成书于清雍正三年(1725)的《恒河之流》(γanγ-a-yinurusqal)是衮布扎布(Gümbüjab)撰写的一部较为系统的蒙古编年史著作。《恒河之流》以最简略的编年体史书形式逐代地叙述了蒙古可汗、王公的主要世系及其在清代分布情况。本书宗旨、内容对后来的蒙古编年史产生积极影响,成为了考察18世纪以来蒙古历史的珍贵文献材料。该著作是经作者精心对照研究汉文、蒙文和藏文史书,注重精选史料并加以修饰而编纂成的一部系统的、自成一体的蒙古史书,可谓十八世纪蒙古编年史中最完整的一部代表作。
  笔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要运用文献学研究方法、蒙汉文史书比较以及蒙汉文词汇对照研究,对《恒河之流》抄本(1909-1910年)进行深入研究,并对作者衮布扎布的生平事迹进行较系统的探讨,从总体上论述了《恒河之流》的内容及其蕴含的思想意识。
  本论文由“绪论”、“研究篇”、“史料篇”和“附录”四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中说明了本论文选题意义、前人研究状况、论文新意及研究方法等。
  研究篇包括三章,主要内容为:
  第一章,主要评介衮布扎布及其《恒河之流》。首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衮布扎布祖先分封情况及其生平事迹进行了较系统的探讨,其次对衮布扎布史学思想进行了论述,再次较为详细地介绍《恒河之流》一书的记载内容及其编纂特征。
  第二章为《恒河之流》史源探究,其中重点研究衮布扎布撰写《恒河之流》时利用的《续资治通鉴纲目》、《元史》以及17世纪的佚名《黄金史纲》、《蒙古源流》等蒙汉文史书的实际情况。以往的研究者认为,衮布扎布撰写此书时主要以《元史》作为史源依据的。笔者将《恒河之流》与汉文《元史》的具体内《恒河之流》容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衮布扎布撰写《恒河之流》时主要利用了《元史》之《宗室世系表》和《本纪》内容,并且本着精益求精的原则援引了其中一系列史料,而对《元史》其他部分利用较少。他在实际编纂过程中不仅根据撰写蒙古史书的要求,对有关史料进行筛选,而且根据其他史料纠正并弥补了《元史》记载不确切或某些失载之处。他通过补写或改写相关史料,巧妙地突出了自己的史学思想。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元史》是《恒河之流》唯一的史料来源,而更应该进一步深入探讨《恒河之流》对18、19世纪蒙文史书《金轮千辐》、《水晶珠》、《如意宝树史》、《金鬘》等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这些,应是当前研究《恒河之流》的重点之一。
  第三章为《恒河之流》史料辨析部分,主要分析研究《恒河之流》作者所用的多种蒙古文和汉文史料,指出其中的部分错讹,并通过与17至18世纪的几部蒙文史书相对照研究,分析了《恒河之流》中出现一些错误记载的主要原因。其中分三节来分析和考证了《恒河之流》在蒙古皇帝生卒年及在位年的讹误记载、世袭上的讹误与纰漏等内容。而类似辨析内容均体现在本文注释部分中。笔者相信衮布扎布书中之所以出现一些错误记载,是因为他对个别史源材料的误读或误解而产生的。诚然,也不排除有另一种原因,即衮布扎布因为坚持自己的史学思想而在组织相关史料时对一些史实不够重视而轻易舍弃,结果出现了一些明显的错误记载。
  史料篇包括《恒河之流》译注和原文拉丁文转写两个部分。
  第四章为《恒河之流》译注,包括《恒河之流》汉译文以及注释内容300余条。
  本论文的附录为笔者用拉丁文转写的《恒河之流》文本。
[硕士论文] 姜红
专门史 东北师范大学 2004(学位年度)
摘要:"敬"指谦恭肃慎的外在形貌,"情"指喜怒好恶的内在心理,两者一表一里,时分时合,该文针对"敬""情"相悖的礼貌现象,即以荀子"礼"论中重要组成部分——"敬一情二"思想为切入点,旨在揭示以"敬一情二"为特征的知行模式和思维理路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以期指导实践、裨益社会.综观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荀子"礼"论的起源与内容,并基于对于荀子"礼"论的整体把握和理论夯筑,进一步对荀子"礼貌观"进行深层阐发.第二部分,阐释"敬"与"情"的表里互动关系,将礼貌观进一步细化为"敬情合一"和"敬一情二"两种类型,前者属于正常情况下人之本然与惯常知行模式,而后者实为个体面临利害抉择时的权宜之计.同时,荀子"敬一情二"原则的提出伴以深刻的历史巨变的时代背景,具有客观的历史必然性,虽在历史上长期遭受"乡愿"的斥骂指责,但实为当时和现今人际关系的实情.第三部分,"敬一情二"思想在日本元禄时代获得了高度重视.当时,崇尚华美,追求利欲的世风民情通过徂徕学派的承接和发展,形成了日本独具特色的令人叹服的礼貌现象.鉴此,"敬一情二"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复兴与发展对于克服公私不分的陈年痼疾具有深刻的匡正和救治意义.结论部分,重申"敬一情二"原则实质,总结"敬一情二"思想之再度提倡对于思想、教育和政治诸领域的积极建设意义.
[博士论文] 刘耀辉
世界史 北京师范大学 2005(学位年度)
摘要:柯勒律治(1772-1834)是一位多面的思想家,他不但是浪漫派诗人和文艺批评家,而且是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和社会批评家。柯勒律治是一个非常富有启发性的人物,他不但成为英国浪漫主义的开创者和英国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而且成为英国广教会运动的奠基人,还被视为19世纪英国社会批评的先驱。 本文主要分析柯勒律治的保守主义及他的社会批评思想。保守主义思想诞生之初,从中派生出了一种强大的社会批评,其中柯勒律治的思想在这方面表现的尤为明显。 柯勒律治始终关注人的存在状况和社会的道德状况。柯勒律治在人与物之间做了区分,认为人不应被当作手段,而应该始终当作目的。柯勒律治抨击各种贬抑人的哲学,尤为厌恶功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他也批判各种贬抑人的行为,不管是战争、贸易还是厂房。总而言之,柯勒律治抨击盛行的机械-微粒哲学,对过度的商业精神在社会的大肆扩张感到担忧,对现代社会的世俗化和祛魅所导致的价值失落感到担忧,强调宗教和形而上学的重要性。 柯勒律治关注的是文化健康而不是物质文明的发展。柯勒律治批评肤浅的、“理解的王朝”,对精神匮乏的生活以及文化的没落状况深感忧郁,他认为,在一个健全的国家中,应该存在一个知识阶层,这一阶层担负着维护、增加和传播文化的重任。 本文认为,柯勒律治对人及社会的文化健康的关注,是他保守主义思想的真谛。
[硕士论文] 徐丽丹
世界史 华南师范大学 2010(学位年度)
摘要:宾根的希尔德加德(HildegardofBingen,1098-1179)作为一名12世纪的女性神秘主义者,不仅成为当时教皇、君主和普通民众的请教对象和精神导师,还为12世纪的神秘主义灌输了新鲜血液,成为中世纪女性神秘主义者的楷模。她能取得如此非凡成就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拥有卓越的神学造诣。因此,本文将以希尔德加德的神秘主义为研究对象,通过解读其最为人所知的神学著作《知途》探究其神秘主义及其特点。
   本文共分五个部分。绪论部分首先阐述本文的研究对象,其次总结介绍了国内外有关希尔德加德的研究状况,最后就本文的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作一简单阐述。正文共分三章。第一章以政教之争、12世纪文艺复兴和圣母敬礼的兴起为大范围背景,进而阐述希尔德加德的生平及其所取得的成就。第二章着重解读《知途》中具有代表性的异象以探究希尔德加德神秘主义的过人之处,展现其独特的灵肉观、性别观、宇宙观、救赎观等。第三章在追溯其神秘主义思想渊源的基础上探析其神秘主义的个人特色。她不仅将《圣经》作为其思想的素材来源,还继承和吸收了许多男性神学家的思想。尽管如此,其神秘主义仍深具个人风格,即独特的神秘体验,隐而不彰的女性意识以及生动丰富的言说方式。
   结语以希尔德加德神秘主义的现实意义为例,就神秘主义对人类产生的意义和价值作一探讨,得出结论为:神秘主义作为一种宗教体验方式,不仅为人类的宗教信仰增添了活力,还激发人类创造新的精神业绩,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
[博士论文] 王冬
中国哲学 南开大学 2009(学位年度)
摘要:19世纪的中国,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历史在西方殖民者外力的迫压下步入近代。在这场大变局中,伴随着西学再次东渐,中西两种异质文明发生了急遽撞击,强弱力量对比的悬殊,使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与困境之中。作为在鸦片战争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薛福成不再以深闭固拒的心态,而是以积极、开放的姿态和胸怀思考国家的未来,探索民族文化的复兴与出路。薛福成的文化观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的时代背景下,主张维护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坚持向西方学习的价值取向,探讨中西文化之异同,并将其运用于中国近代化的改革实践,在中国近代转型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上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
   本文采用史论结合、比较分析的方法,以薛福成为个案人物,通过对薛福成的思想渊源和所处时代历史背景的深入分析,深刻地揭示和把握薛福成文化观的内在哲学逻辑。鉴于薛福成是近代中国直接跨出国门、向西方世界寻求救国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文中对他在晚年担任使职期间,在对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考察的基础之上形成的中西文化比较思想做了细致的梳理,特别突出了在其文化观指导下的中国近代化的具体改革思路,揭示了薛福成对中国文化和社会向何处去的初步回答。并依据历史和现实,对薛福成的文化观给予了客观的评价。肯定了薛福成文化观在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近代改良主义过渡中的开风气的启蒙意义,初步体现了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方向——中西交融会通与独立自主综合创新。同时又如实地指出其实学思维的深化与体用思维模式的局限这一历史局限性。为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和文化建设提供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硕士论文] 李创娇
专门史 山东大学 2003(学位年度)
摘要:该文导论部分首先回溯了澳门早期的开埠情形,在吸取学者们研究的一些重要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在清前期政府对于澳门港口定位、管理的重要意义.该文主要分四个部分,前三章主要以清前期对于澳门港的不同定位为主线,细致地叙述了清政府不同时期对澳门的管理.最后一章在总结的基础上,论述了清政府不同时期的定位对于澳门的影响.
[硕士论文] 常玲梅
世界史 山西大学 2010(学位年度)
摘要:伯纳德·路易斯是中东史研究领域著作等身的权威学者,他所研究的范围主要涉及中东政治、宗教、民族、文化等方面。国际学术界多数学者认可伯纳德·路易斯的学术地位,赞同伯纳德·路易斯的学术观点,但也不乏批评之声。在我国学界,对伯纳德·路易斯的观点引用较多,深入研究和综合评价较少。本文归纳伯纳德·路易斯关于中东文化、政治、民族三方面的基本观点,在此基础上分析伯纳德·路易斯中东史观的优势与不足。系统地介绍和评析伯纳德·路易斯的学术观点,为国内中东史研究提供必要的补充。
  全文共五部分:导论部分介绍伯纳德·路易斯的生平及学术成就,第二至第四章概括伯纳德·路易斯的伊斯兰文化史观、中东政治史观、阿拉伯民族史观,最后一章是对伯纳德·路易斯中东史观的评价,即本文的结论。本文认为,伯纳德·路易斯的中东史观建立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中东历史上一些关键问题提出的见解是很精辟的,对一些传统观点提出的驳论也具有说服力;伯纳德·路易斯提出的解决中东问题主张是合理的;伯纳德·路易斯的中东史观是一种整体、综合的史观。不过,伯纳德·路易斯对中东政治体制的认识虽然全面,但有些观点未必符合实际。伯纳德·路易斯对伊斯兰文化的判断和评价被误解和受到指责,也不是没有依据的。对伯纳德·路易斯的中东史观,要进行全面的认识、分析和客观的评价。
[博士论文] 罗平
物理学史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00(学位年度)
摘要:赫姆霍兹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生理学家,也是19世纪德国科学振兴的领导人之一,对19世纪,乃至20世纪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被誉为经典物理时代的最后的伟大物理学家.研究讨论这样一个重要人物以理不发展的贡献和影响是研究19世纪物理学发展史的重要研究课题.在能量守恒方面,针对国内外产学史界在评价赫姆霍兹对能量守恒定律的贡献问题上所存在的分歧,该文从能量守恒定律建立的历史背景,尤其是对迈尔、焦耳和赫姆霍兹的工作的分析,论证了赫姆霍兹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能量守恒定律,并用严密数学和用纯物理学的语言全面论证,得到和现代表述方式最接近的普遍的能量守恒定律.在电动力学方面,赫姆霍兹的工作,极大地削弱了韦伯超距作用理论的主导地位;促进了欧洲大陆物理学家对麦克斯韦理论的认识和了解;吸引包括赫兹在内的一大批年物理学家对电动力学的研究;为电动力学研究指明了方向,引导赫兹成功地发现了电磁波,促进了经典电力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在涡旋运动方面,该文首次指出赫姆霍兹最先论流体涡旋运动,并创造性地使用了类比方法从运动学和动力学两个方面对涡旋运动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在培养人才方面,该文讨论了赫姆霍兹和赫兹之间情同父子的师生关系以及赫姆霍兹对赫兹的研究工作、学术、学术风格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在科学组织和管理方面,该文指出,由于赫姆霍兹在德国科学界享有的崇高威望、他所具有的建造和管理研究所的经验以及他对科学、技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使他成为物理技术研究所所长的最佳人选.
[硕士论文] 陈艳丽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东北师范大学 2007(学位年度)
摘要: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E.P.Thompson,1924-1993)是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享誉国际史坛。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汤普森阐述了他的阶级史观:工人阶级的形成是客观环境与人主观努力双向作用的产物;阶级意识的出现是阶级最终形成的标志。汤普森关于阶级与阶级“形成”理论中又体现了他的文化史观倾向。笔者在文中对汤普森的阶级史观和文化史观进行论述。同时,汤普森关注下层劳动人民的历史,并且从他们的立场和观点来看待和解释历史,体现了一种“自下而上”史学。在本文中笔者分别对“自下而上”史学与“自上而下”史学的积极与消极因素进行阐述,并提出这两种史学方法的互补与综合。
[博士论文] 白基龙
中国近现代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与韩国不但共同经历着由西方文化的侵蚀而发生的被动的现代化过程,而且共同面临由外势侵略而导致的民族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东方民族主义的兴起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推动,由西方殖民主义的全球性扩张造成的19世纪末的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开始瓦解。随后的民族解放运动正是亚、非、拉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在民族主义旗帜下,为追求‘民族自决’而进行的一场‘民族自我觉醒’的运动,中国和韩国也不例外,两国都在寻找救国、富强的途中发生了许多民族主义运动,如在中国的五四运动、非基督教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及抵制日货运动,在韩国的三一运动、反基督教运动、新教育普及运动及物产奖励运动等,并在此基础上且形成了以民族主义为根底的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可以说两国“救亡”精神和民族主义促使了两国新文化运动。
   民族主义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中国和韩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过程就是两国现代化的过程,因为在当时一个国家要争取或维持民族独立并有所发展就必须融入现代化的大潮。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民族以一些外部刺激为契机,通过凝聚国民所依存的文化传统,民族意识大涨,从而在与外国势力的交往中,中韩两国人民各自自己的‘民族共同体’开始觉醒。
   由于中韩两国的国际环境相同,社会背景相同,奋斗目标一致,因此两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两国的社会性质有所不同,韩国虽没有完全摆脱封建制度的影响,但从政治上来说己于1910年完全沦为殖民地社会;而中国虽然在1911年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封建帝制,但仍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两国遭受的帝国主义侵略的模式和两个国家对外势的反应模式不同,两国面临的危机和对此采取的对策也不同。因此,在中韩两国民族主义运动上自然产生了不同的特征。两者之间既有共同的特点,又有差异性,构成了研究比较的基础。
   本论文将民族主义大致地分为政治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本文将以历史比较法分析一战之后的中韩两国民族主义在政治、文化、经济方面的表现及中韩两国民族主义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进一步分析两国民族主义的特征。
   本文共分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解释民族主义的一般理论,介绍国内外学者关于民族主义的定义和理解。
   第二部分;分析一战之前中韩两国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来源及演变。
   第三部分;以1919年发生的中国五四运动和韩国三一运来比较两国的民族自决思想。
   第四部分;以对基督教和教育两方面的态度分析来比较两国的文化民族主义。
   第五部分;以1923年发生的抵制日货运动和物产奖励运动来比较两国的经济民族主义。
   第六部分;通过价值取向和性格分析来比较1920年代中韩两国的民族主义的特征。
[硕士论文] 朱忆天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华东理工大学 1996(学位年度)
摘要:该文在对兰克"如实直书"历史方法论的重新探讨中,发现兰克历史思想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深刻意识到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论在历史领域所遭遇的无法摆脱的困惑,为此,他努力为历史科学的发展探索新的道路.这种努力具体表现为他继承和发展了历史主义思想,希冀通过个体以揭示一般,揭示历史运动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从而,在兰克那里,历史主义由观念的层次进入实际操作的层次.应当说,兰克的"如实直书"原则,客观上满足了史学家对职业化和专业化的要求,的确是开了实证主义运动的先河,但从根本上而言,兰克决不是一个实证主义者,他依旧是浮荡在德意志主流文化之中的唯心主义大家.但这也并不表明兰克是一个纯粹黑格尔主义者,确切地说,是他接过了黑格尔传下来的接力棒,去解答黑格尔遗留下来的历史难题.该文认为,兰克的一生,其学术思考的基点就是要解决历史普遍性和历史个别性之间的矛盾.因此,一方面他把历史生活分解为单独个别体,另一方面又坚信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整体性,由此,他反对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和无情的精神规律,但仍认为人类历史的思想中心具有某种向上运动的趋势,从而形成独特的"进步观";同样,兰克一方面承认"上帝"对人类生存的不可回避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坚决抗议任何有关上帝染指每一个历史运动的做法,情愿将历史看成是没有被完全理解的神意的显现,进而形成独特的"上帝观".兰克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视角.但他的学说中依旧掺杂着浓厚的形而上学和神学目的论色彩,在他身后,他的后继者难以容忍他唯心和经验的两栖立场,从而以实证主义或历史主义的更彻底的方式去改造他的史学思想.该文最后还将探讨马克思在历史领域所作的独创性工作.在马克思阐明的新的历史基础之上,兰克与黑格尔难以摆脱的历史困惑,迎刃而解.作为一代史学巨匠,无论作者是否同意兰克,但他的问题、他的解答、他的方法所引起的思考和兴趣,该世纪以来对中国史学研究形成很大影响,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硕士论文] 吕所知
中国现当代文学 湖北大学 1997(学位年度)
摘要:曾国藩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该文从人与历史的互动关系出发,从两个方面分析曾国藩这一历史人物的文学形象.(一)人的历史.通过对曾国藩性格的分析及在与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的比较,提示曾国藩性格的成因,及这种性格给他带来的人格上的魅力与事业上的成功;他对所生活的那一段历史面貌的左右及他的功名道德对普通士子的吸引.康氏兄弟的设置又对曾国藩所谓的功业进行了全面否定?(二)历史的人.曾国藩作一介儒生、一个汉人、一人满族朝廷中的高官,他的尴尬的身份与历史处境,导致他不可避免的悲剧性命运,揭示出不能超越历史局限的个人对历史的一种无奈.
[硕士论文] 韩杰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安徽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杨翼骧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专家,学术成就卓著,与白寿彝、吴泽、尹达共同成为现代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探索者、建设者和推动者。杨翼骧在中国古代史、史学史上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尤以中国史学史研究成就显著。本文在吸收和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前提下,对杨翼骧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做了较为细致的探讨,文章是从杨翼骧的生平、史学史资料的编撰与理论问题的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和近代史学的研究、史学史研究的特点四个方面加以论述的。第一,杨翼骧的生平。杨翼骧山东省金乡县人,1936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后,对中国史学史产生兴趣,并坚持这一研究方向。在史学史的研究中,杨翼骧发表了多篇论文,编著了史学史教材、参考书、辞典等。此外还授课育人,培养了一大批史学史方面的后备人才。第二,关于史学史资料的编撰和理论问题的研究。关于史学史资料的编撰以多卷本《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为例,从体例、内容及价值三方面来研究。全书按年编录了先秦到明代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主要的史家事迹。采用编年体排列史料,以公元年号纪年,并附列各朝年号,对那些不知确切年代的事迹则附于该朝灭亡之年。在内容上有真实、全面的特点,此外还注重考订。该书体例严谨、内容丰富、考订精审,史料真切。关于理论问题的研究,以《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中的《中国史学史绪论》一文为例,探讨了他在中国史学史理论问题方面的研究。第三,关于中国古代史学和近代史学的研究。中国古代史学研究部分是从中国史学起源问题的研究、先秦史学的总论以及史家、史著的研究这三方面着手。关于近代史学的研究可分为资产阶级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资产阶级史学分为近代资产阶级的先驱、史学的建立、发展以及倒退四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史学分为建立、提高、发展三个阶段。第四,杨翼骧史学史研究的特点。首先是拓展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内容,其次是贯通史学古今。杨氏史学史研究方法的特点是注重史料的基础工作,理论与实证并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治史观念与时俱进。总之,杨翼骧是中国近代史学、乃至中国史学史学科建立的奠基人之一。通过对他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了解杨翼骧,并对史学史这门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博士论文] 高希中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中国人民大学 2008(学位年度)
摘要:历史人物评价是史学研究中最具争议也最富挑战性的问题之一,这一问题既吸引着同时也困扰着众多学者。中国传统史学对于历史人物的具体评价很多,但是关于人物评价标准问题的理论研究则十分欠缺。近现代以来,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开始注重理论层面的探索,历史人物评价标准问题随之进入人们的视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关于历史人物评价标准问题的讨论,大致可以80年代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指从1949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评价标准是两个并行的标准,即历史作用标准和阶级标准,并且阶级标准一度占主导优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生产力发展、民族统一和社会进步为主要内容的历史作用标准,成为主导标准。目前,历史人物评价标准也逐渐突破历史作用评价标准的一元模式,日益走向多元化,但全新的标准模式尚未建立起来。
  与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民族统一为主要内容的历史作用标准相比,道德标准处于弱化甚至可有可无的地位。中国史学历来就有注重人物褒贬的传统。传统史家著书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活动记载和评判,彰显"善",鞭挞"恶",以警示和教育人们。"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体现的就是这种警示作用。中国传统史学人物评价的道德标准,间接渊源于中国古代先民生存、生活的地理环境、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直接渊源于《春秋》笔法。西方史学也有评价历史人物的道德观念,但与中国有较大的不同。
  古代中国史家强调善恶褒贬,既有维护社会秩序的原因,也有强化道德理想、建立不朽理念的因素。就道德的社会他律性要求而言,除了维护社会秩序,更深层次则是为何要维护社会秩序。这与人们的道德理想密切相关,这种道德理想在中国先人那里表现为"大同"。就道德的自律性而言,道德标准与中国著史理念--不朽理念紧紧联系在一起。要想不朽于历史,就必须立德,立德构成不朽的必要条件;再者,通过善恶褒贬,发挥史书的社会价值,是中国史学的特有职能。这表现为:对权势人物具有震慑作用,对维护社会秩序和基本道义也有相关的作用,尽管这个问题具体到特定历史时期比较复杂。
  道德标准对历史人物评价选择性的主要影响,体现在选择什么样的历史人物,和选择什么样的事实。中国传统史书人物的入选大都是影响社会生活的大善大恶者,人物言行、历史事实等的选择也大都具有典型性和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
  历史人物评价当然离不开对于历史的理解与解释。道德标准对历史人物理解与解释的主要影响是,既要理解历史人物本身及其言行,又要解释这种言行所具有的意义。挖掘历史人物言行背后所隐藏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对过去、现在、未来的联系和真善美的洞察之中。
  道德标准对历史编纂和叙述的主要影响,一是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道德判断;二是增强历史叙述的艺术性。以史实为基础,用科学性和艺术性的语言把历史人物所体现的真善美或假恶丑惟妙惟肖地叙述出来,这是历史人物评价叙述的目的。
  道德标准对史学价值性的影响体现,道德标准通过史家的价值观念间接或直接影响历史学,使得史学避免不了史家之主观性,也避免不了史家道德价值判断。同时,道德判断也不同于科学判断。
  就历史人物评价的史学实践而言,无论在传统史学还是在中国大陆马克思主义史学中,都有值得借鉴的经验,也有需要吸取教训和存在的问题。在古代传统史学中最值得借鉴的经验是:记录历史事实,讲求秉笔直书;维系人伦价值,讲求道德褒贬。在20世纪后半期的大陆史学中,最值得吸取的经验是:强调实事求是,重新审视下层民众的历史作用,在道德上为之"翻身"。需要吸取的教训是,把历史人物评价标准意识形态化,最后导致脱离实际的严重后果和恶劣影响。不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在人物评价问题上如何处理事功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本文认为:首先,不一定非得给历史人物做出一个整体性的评价,特别是历史人物在事功和道德方面各有千秋,难以对其做出总体评价时。但须一方面讲明其事功方面的贡献,同时另一方面讲明其道德方面的不足,反之亦然;其次,不能因为历史人物在事功方面的贡献而否定、忽略、开脱其道德的低劣;当然也不能因为其道德的低劣而否定其事功方面的贡献。再次,评价历史人物,不能根据"成王败寇"的流行观点。
  历史学是关于人的学问,它研究的不是冷冰冰的物质世界,而是活生生的人类社会。人不可能不与道德问题发生关联,历史学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道德判断。尽管不可能制定出一套为所有史家都能接受的道德标准,从而在道德观念上持论一致,使评价历史人物都能做到同样的"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但在历史人物评价中运用道德标准时,仍有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这主要是:基于历史事实的评价原则,体现人类进步的评价原则,维护社会正义的评价原则,适度的和逻辑的评价原则,基于普世道德的评价原则。尽管道德的内容有其历史性和相对性,但并不否认人类必须遵循最基本的道德准则。这种最基本的道德价值准则,即普世道德。普世道德是道德的底线,是不同阶层、人群所共同承认和遵循的道德底线。它体现了人类社会共同的生活需要,具有更长久的价值和意义。普世道德不因"伟人"或"平民"而异,因此在历史人物道德评价中,不应存在双重标准,即"伟人"标准和"平民"标准。这种最为普世的道德,实际上可用作历史人物评价的参考性标准。尽管史学家时常面对事功与道德价值判断的紧张,但在维护人类最基本的道德价值准则这一点上不应有任何犹豫。在任何时候,历史学家都不应该回避、排斥道德价值判断,不仅要有学术使命,也要有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努力维护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准则。在历史人物评价中,这主要表现为:一是肯定、维护和普及人类最基本的道德价值准则;二是谴责丑恶、暴行等消极的东西。尤其是,不应该在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下,以所谓的"进步"为根据来粉饰、赞美、肯定暴行和屠戮等反人类的行径。
  总之,《春秋》史观所主张的善恶褒贬,并不仅仅是一种道德标准,而是其中蕴涵着一种中国特有的历史意识、著史理念和具有终极意义的信念。并且这种意识、理念和信念已经泛化为一种文化精神,一种民族精神。正因如此,传统中国史学既包含事实判断系统,又包含价值判断系统--传统中国最为根本的价值判断系统。故而民族拥有一句其他民族不曾有的名言:"史不亡,国亦不亡",即史为国本,史为民族精神之根本。因此,中国传统史学拥有民族最为深厚的精神资源。尽管善恶褒贬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花朵,但它对中国历史与文化起了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中国传统道德和历史已延续了数千年,不可能不在中国人的心底酝酿出相当醇厚的敬畏感,但是这种敬畏感在片面重视"经济"的今天变得有些淡薄了。这导致了人们道德感和历史感的匮乏。由于道德和历史的密切关系,在这样一个宗教意识相对淡薄的民族里,历史感的匮乏直接导致道德感的丧失。若要重建中国文化,就必须重建中国的著史理念,复兴中国的史学传统。此乃善恶褒贬于当今史学之意义所在。
[硕士论文] 陈霞飞
专门史 华中科技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唐代官修《晋书》成书后,十八家晋史亡佚,《晋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西晋、东晋两朝历史一部主要的历史文献。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历史的借鉴作用,为做到以史为鉴,历代王朝对前朝史的撰述十分重视,唐初统治者尤其如此。唐太宗曾专门颁发修史诏书,并为《晋书》撰写四篇史论,这种情况在正史纂修中是绝无仅有。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史料,对《晋书》的史论进行深入、具体地分析。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绪论,笔者主要阐述历代学者对唐修《晋书》的史论的研究现状,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归纳和总结,总结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而得出本文研究的目的及意义,指出本文的创新点。
  第二部分通过概述史论的形式,归纳《晋书》史论的结构形式,将《晋书》的史论分为前论、后论、“赞曰”、“制曰”,对其主要内容进行归纳总结,使我们对《晋书》史论的主要内容有一个初略的了解。
  第三部分从对偶、用典、情感等方面分析《晋书》的语言特征,力求全面地分析《晋书》史论的语言特色。《晋书》用骈文做史论,其语言对偶,工整雅丽;其内容巧用典故,能够正确地表情达意;其情感能够做到直抒胸臆,表达政见。但是《晋书》用骈文做史论也难免有时会造成语言晦涩、难懂。对于此,我们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全面地看待。
  第四部分主要分析《晋书》史论从中所体现的天人关系、君主、分封宗室、儒学的兴衰等因素与皇朝兴亡的关系的远见卓识。对天人关系和儒学的道统地位的宣扬,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种控制手段,在《晋书》的史论中也难免会出现。此外,《晋书》史论中还较多论述君主的个人才能、君主能否选贤任能、宗室分封等因素对皇朝兴亡的影响,以期做到以史为鉴。
  第五部分针对《晋书》史论所体现的民族观进行论述,指出《晋书》史论中体现出进步的民族观如华夷一家、天下一家的观念。
  总之,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晋书》史论的结构、语言特征、历史盛衰观、民族观等方面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归纳分析,力求全面地对《晋书》的史论进行较深刻的研究。
[硕士论文] 石弘
外国哲学 江西师范大学 2003(学位年度)
摘要:卢梭是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阵营里最激进的一位思想家,他以之战斗的锐利武器是他的全部学说,这其中就包括他的著名的社会历史观思想.该文的第一部分不嫌烦锁地论述了卢梭的自然状态理论,它作为卢梭整个历史观的理论基石,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正是以这一理论为武器,卢梭横扫了一切为私有制的天然性和不平等的合理性作辩护的反动国家政治学说.该文的第二部——卢梭之社会不平等学说是第一部分的逻辑结论,既然在人类的自然状态中不存在不平等现象,那么现实中的极端不平等现象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在这里,卢梭极其辩证地论述了不平等产生并不断发展的全过程,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高度赞扬.卢梭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破坏者,而且还是一个善于建设者,该文第三部分论述卢梭是如何在废除封建专制制度之后,以他的契约理念,重建新型国家的.介于卢梭影响之广泛和深远,该文最后一部分专门论及卢梭思想问世以来所产生的一系列影响.
[博士论文] 邹绍荣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中国人民大学 2008(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通过研究公元3-6世纪五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区域的史学,旨在进一步考察这一时期区域史学的发展状况。基本观点是:由于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的不同,私强官弱的巴蜀地区史学的区域特征是高度的本土化;受统治者高度重视的秦陇地区史学的区域特征是具有较强的官方色彩;“异质”文化交汇中的三晋地区史学具有家族性的区域特征;南北交流区的荆楚地区史学,地志类著述是其发展的区域特征;而作为当代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吴越地区史学,则具有发展繁盛的区域特征。
  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分析了公元3世纪之前巴蜀地区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巴蜀为四塞之地,但在统治者的治理之下,成为殷富的“天府”之国。在这种条件下,巴蜀地区人才辈出,蜀学比之齐鲁,且为中央政权输送了大量人才。史学则有着源远流长的以“本土”为中心的传统。公元3-6世纪,巴蜀地区动乱的时间比较长,导致大量人才流失。在这种背景下,巴蜀地区的史学成绩有限,且私强官弱。史学发展呈现出高度的本土化,史家多是本地人,为了记述本土历史、弘扬本土人物大多以巴蜀地区历史为主要内容来撰写史著。
  第二章回顾分析了公元3世纪之前秦陇地区的华夏文明。由于秦陇地区较高的文化发展水平,使这一地区产生了杰出的史家,有着深厚的史学传统的积淀。公元3-6世纪,秦陇地区作为中原政治重心地区而为各个政权所争夺,在官方的重视和利用下,史家中有很多人都入仕为官,史学活动也颇受官方重视。秦陇地区的史学打上了深深的官方烙印。
  第三章回顾分析了公元3世纪之前三晋地区的发展进程,作为尧舜之都的三晋地区,在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共同浇灌下有着一定的史学基础和“书法不隐”的传统。公元3-6世纪,三晋地区作为中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汇区,史学发展总体上比较好。尤其是北魏定都平城,东魏、北齐以晋阳为陪都,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优秀的史家来到三晋,促进了三晋地区文化的发展,史学发展的家族性是这一时期三晋史学的重要特征。
  第四章回顾分析了公元3世纪之前荆楚地区的发展历程,作为南北交流的过渡性区域,荆楚地区在政治、军事上的作用非常重要,但是其地崇信“巫鬼”,且“易动难安”,动乱较多。在公元3-6世纪的“动乱”之时,荆楚地区的地理状况无论在军事还是政治上都显得十分重要,因而在这一地区的史著中,地志类著述占据了较大的比例。
  第五章回顾分析了公元3世纪之前吴越地区的发展状况,“卑湿”之地的吴越地区,发展一直比较迟缓。一直到东汉时期,吴越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才有了一定的改变。公元3-6世纪,随着孙吴、东晋、宋、齐、梁、陈政权相继在吴越地区建都和北人南下,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了较为明显的进展,成为全国的中心。吴越地区集中了大量的优秀史家,成为史家和史学活动最为“富集”的地区。
[硕士论文] 陈春燕
专门史 东北师范大学 2006(学位年度)
摘要:关于战后中日第四次“民间外交”(civiliantrade)的问题,主要研究的是在美苏冷战大环境的影响下,美国笼络日本,尽量使其成为遏制共产主义的“桥头堡”的相关内容。日本为了自身利益追随美国进行了反华的外交行径。尤其在“岸信介”内阁上台之后,签订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过程中,在美国影响下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签订的失败导致中日在之后几年内的往来陷入了真空期,日本也不得不暂时割舍中国大陆的市场,将其外交和贸易的重点转变为向东南亚寻找替代市场,美日的贸易关系成为战后日本的重点。中日之间的贸易也是在美国的阴影笼罩之下曲折向前发展的,这些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总结和思考的。事件本身参与了许多客观和复杂的国际政治因素,使战后中日之间的贸易发展呈现了扭曲的状态。 本文通过对美国外交文件的梳理,主要研究了在二战结束后中日之间的官方贸易中断,只能开通民间贸易大门的情况下,曲折地签订了前三次民间贸易协定后的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却在岸信介内阁上台后破产的事实。这其中美国的因素不容忽视。美国出于对于其整体亚洲政策的考虑,加之艾森豪威尔坚持“中国威胁论”的僵化思想,强调了在经济上遏制中国、孤立中国的政策。在看到了台湾反攻大陆无望之时,美国重新调整其亚洲政策的方向,改变了对日贸易的初衷,强调了日本、东南亚在其亚洲政策实行中的地位。美国对于亚洲政策的调整也直接牵动了亚洲整体贸易关系的转变。日中贸易也在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失败之后,进入了真空状态。事件本身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对于以后更好地处理中、日、美之间的三边外交和经济关系起到了警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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