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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史丽君
历史学 北京师范大学 2004(学位年度)
摘要:《四库全书总目》是传统目录学的巅峰之作,以其史部提要为考察对象,可以看出,《总目》蕴含了丰富的考据成果和考据学思想。 首先,它记载了大量校正典籍文字脱误歧异、指明篇卷重复残缺的成果,充分运用了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在提要中阐述了自身校勘观点。 其次,《总目》辨伪成就突出,它在“凡例”中规范辨伪范围,确定著录伪书“一一详核”、“不使滥登”的原则,通过纵向考察法和横向考察法,追溯伪书作者和来源,综合考察古籍真伪,归纳致伪原因,评论伪书价值,在辨伪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再次,《总目》考订所录古籍的版本情况,通过藏书家的题识印章和典籍的纸墨版式考版本类型和特征,考版本源流和版本优劣。它重视图书内容在版本鉴定中的作用,有助于克服版本研究中形式主义的倾向。 最后,《总目》非常注重考证文献记载的历史史实的可信性和可能性,以理性的观点看待历史文献,考证内容涉及人物、书名、典章制度、史源、异闻、学术源流等各个方面,是近代科学考证方法的先声。
[硕士论文] 张东祺
中国古代史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游侠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之中所演化出的一类特殊人群,他们出身平民百姓,其社会地位也是历经转折演变。游侠文化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民间,其影响也颇为深远。游侠在专制统治者眼中被归结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因而往往对其进行打击,继《史记》、《汉书》、《后汉书》之后史书中也对游侠记述较少。现今我们的研究便是要将这难以追寻的游侠文化及其传承与演变从历史之中挖掘出来,总结游侠文化内涵并使之得以流传后世。
  本文主体部分共四章另有绪论及结语。
  第一章为先秦两汉的游侠,在本章之中,先对游侠的产生进行探讨,发掘其产生的原因并对战国时期游侠为何比较活跃进行分析研究。然后对游侠群体化演变这一进程进行探讨并分析了游侠群体势力与皇权的对抗过程。
  第二章分析隋唐时期游侠的演变过程,其中对贵族游侠与民间游侠的分化原因进行探讨,并对这一时期文人对游侠的追崇进行了分析论述。
  第三章为对宋元明清游侠活动的明显减少的现象进行阐述,并对宋元明清游侠活动为何减少进行分析总结。并在这一章对晚清时期游侠活动再度兴起的情况进行叙述并分析其原因。
  第四章是对文化内涵的归纳与总结。通过对游侠的行事风范,总结游侠文化内涵并通过对游侠文化内涵的研究找寻其行事的内驱力。
  通过以上几个部分对游侠文化进行研究,使得游侠文化这一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更好的传承下去。
[硕士论文] 段巧玲
专门史 山东师范大学 2006(学位年度)
摘要:《晏子春秋》是记录齐国贤相晏子言行的一部典籍,其性质在学术界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本文拟从它的史学性方面进行相关的研究,探讨它的史学价值,以期对先秦的史料学研尽一点绵薄之力。 笔者认为,《晏子春秋》的性质为史传文学。史传文学与史学著作、文学著作既有差异,又存在着共同点。此书名为“春秋”,从形式上看是一部史书。而且其内容也符合一般史书的共同特征:真实地刻画晏子成就卓越的一生,展示了晏子经邦济世的宏伟抱负,书中具有明显的“劝惩”倾向,“论赞”是作者情感倾向的主要表达方式。作为史书的《晏子春秋》,同时又具有传记文学的特征:具有强烈的传人意识和较高的传人艺术,对以后传记文学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总之,《晏子春秋》是一部史传体文学作品,具有很强的史学性。本文着重探讨了此书的史体价值和史料价值。 关于《晏子春秋》的史体价值,主要表现在它在体例的创造上对《史记》的影响:此书以专著的形式集中写一个人的体例,给司马迁创立人物传记以某种启迪;以一人为主兼及他人的写作方法,对司马迁创立合传、附传等以颇多启发。司马迁吸取了《晏子春秋》刻画人物的长处,同时又克服了它的某些不足,创造了按时间先后顺序首尾完整地叙写历史人物一生经历的人物传记模式。《晏子春秋》在描写人物的手法方面也为司马迁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晏子春秋》善于用小故事来刻画人物,这也成了《史记》写人的最大特色;在故事的取材上,《史记》和《晏子春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司马迁对《晏子春秋》善于用对话写人的长处,是心领神会的;《晏子春秋》文章结尾附有评论的做法,发展到《史记》,就出现了整齐划一的“太师公曰”。 笔者首先以计量学的方法,通过与其他古籍的对照,对《晏子春秋》的史料价值进行了“测量”。《晏子春秋》在后世的大量应用,体现了其较高的史学价值,史料价值更是不容忽视。此书的史料价值,主要表现在对先秦齐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独特的史料。《晏子春秋》是研究历史的重要文字史料,对于它的史料价值,笔者主要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和风土民情等几个方面进行分类。政治方面,《晏子春秋》涉及到的齐国当时的官职、地域、主要历史事件、政治制度、政治人物、别国的政治状况等内容。经济方面,此书反映了齐国当时的一些计量制度、经济形式的一些变化以及当时齐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军事方面,此书涉及到齐国的一些军事行动、军事原则和武器等内容。文化方面主要有建筑、哲学、美学、音乐、天文、心理学、物理、医学等方面的内容。思想方面,主要涉及到宗教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赏罚思想、经济思想等。社会方面,涉及到婚姻、丧葬、服饰、救济、环境等方面。风土民情方面,主要有三不席、社会习俗、沐浴、女扮男装、人的寿命、同性恋、继承家风等史料。 总之,《晏子春秋》较系统完整地反映了先秦社会的概貌,是我们研究先秦史特别是齐国史的宝贵资料。
[博士论文] 俞祖华
中国近现代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一起构成近代中国的三大文化思潮。三大思潮既是相对独立的思想流派,有着各自的基本价值与歧异的方案设计,但又有多元一体的共时文化生态、并生互补的相同思想框架、交织重叠的近似问题领域,如都有民族主义立场,都有对现代性的批评,都有对社会主义的向往,都有着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只是呈现方式有所不同。本论文以近代三大思潮的相互关系、多向互动为研究对象,试图较全面地认识三大思潮之间既分立又并生、既交锋又交集、既对立又对话的离合关系,探寻三大思潮之间的互动模式与不同思潮交集重组所产生的次元类型,从而为当下的以“在争论中明辨真理,在互动中凝聚共识”为目标的思想生态建设,为正确处理主流意识形态与其他社会思潮的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论文分为五章,主要内容为:
  “第一章、绪论”。概述中国近代史上活跃着的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等三大思潮及其离合关系,指出三大思潮是三个鼎立的、互相抗衡的价值系统,由于文化取向的不同,曾经展开过多次思想文化论战;同时并存于共同的思想框架,有一些相近相似的观念,并互相摄取、互相吸收,甚至互相转换。对三大思潮的学术史作了一些总结与反思,对学界围绕三大思潮的发端时间、发展阶段、类型、流派与评价的讨论与研究进行了评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介绍了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框架、基本思路与主要创新点。
  “第二章、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脉络”。分析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不同类型与演变格局:从学理渊源的角度,可区分为西化自由主义与本土自由主义;从问题领域的角度,可区分政治自由主义、文化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从问政方式的角度,把对“直接参政”感兴趣的行动型自由主义分为认可、容忍、融入现政府的介入型与同样热衷于“直接参政”但与当局互别苗头、另组政党、另走“第三条道路”的组党型,把拒绝“直接参政”的观念型自由主义者分为热衷于舆论干政、办报议政的议政型与“参透”政治因而与政治保持距离的疏离型4类。近代自由主义主要发生在政治与文化领域,经济自由主义较为薄弱。
  选取严复、胡适、殷海光为代表性人物,并以1903年严复翻译出版《群己权界论》、1922年胡适等人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三份标志性文本为重点,梳理了以严复为代表的、专注于思想启蒙的启蒙型自由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徘徊于文化与政治之间的议政型自由主义,以40年代“中间路线”为代表的、着重于参政从政的行动型自由主义三种政治自由主义演进型态。梳理了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一脉相承、薪火相传而又不断发展、不断调整的思想历程。
  梳理了近代经济自由主义从“发声”到“变调”的历程:晚清的严复、梁启超等人介绍、表达过反对政府干预、主张放任自由、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主张。到了民国时期,普遍的情况是自由主义者在对个性解放、个人主义、民主、人权等话语连篇累牍的同时,对同为自由主义核心理念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私有产权等缄口不言。他们主张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而在经济上没有选择自由主义,而是倾向于与自由经济对立的计划经济、统制经济与社会主义。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从最初鼓吹自由竞争、放任主义,到后来转向倡导与经济自由主义大异其趣、大相径庭的统制经济、社会主义。
  “第三章、近代中国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以“一个模式”、“两次转向”、“三件文本”分析了近代保守主义尤其是近代文化保守主义。指出“西方物质——中国精神”是文化保守主义进行中西比较的典型模式。又指出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经历了两次大的思想调整即“两次转向”:第一次以从康有为的三世进化史观到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为代表,由开外王转向保内圣,由西学的民主、科学转向儒家心性之学;第二次以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到牟宗三提出的“三统”之说为代表,重心又转向“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由内在的心性之学转化出被称为“新外王”的民主与科学。还可通过分析文化保守主义的三件典型文本,观察文化保守主义的变通与坚持,梳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演进的轨迹。这“三件文本”为: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等十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1958年元旦,牟宗三等四位教授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2004(甲申)年9月由许嘉璐签名发表的《甲申文化宣言》。
  对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思潮,主要以五四时期的文化激进主义作为典型作了重点分析。指出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其基本主张是激烈批判传统文化、同时强烈怀疑西方现代文明,它与胡适等的文化自由主义的共性是激烈反传统,区隔主要在于怀疑西化与力主西化。文化激进主义虽激进反传统,但并没有把传统文化当作统一整体加以全盘否定,这种激进反传统是一种具有历史合理性的、深刻的片面。
  “第四章、三大思潮的‘共同框架’与‘重叠共识’”。指出“三大思潮”,有着多元一体的共时文化生态、并生互补的共同思想框架、交织重叠的近似问题领域、相近相似的思想倾向,有着相似的关注与相近的关怀。其最大的共同点在于对实现国家富强目标的关怀、对实现民族复兴愿景的向往,都有着民族主义的情怀与情结。三大思潮的共性还有:均为“现代”思潮,均主张实现现代化转型,主张接纳现代性,只是三者对现代化道路的追寻、对现代性诉求的表达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都受到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都有着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即使主张激进反传统的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其对本土文化的眷恋、珍爱之情与情不自禁的回首、返观仍依稀可鉴;都有着未来走向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景,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社会主义的色彩、社会主义的取向,都以不同形式将社会主义纳入其思想框架;均起源、发端于戊戌思潮,即戊戌思潮成为三大思潮的共同源头。
  “第五章、三大思潮的个性特色及其相互转换”。以五四话语诠释系统、国家观念与个体自述为重点,对“三大思潮”代表人物的话语特色、观念特色与文化心态进行了分析与比较,以期更好地把握三大思潮的思想个性。指出三大思潮从各自的角度解读、诠释着“五四意义”,从而形成了三种不同的“五四”话语诠释系统:激进主义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出发,着重于从政治、从救亡、从民族主义、从民族民主革命的革命范式与政治框架去解读与诠释“五四意义”,建构了突出政治意义的五四革命话语诠释系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的展开,激进主义的“革命范式”、‘政治范式”开始向“发展范式”、“现代化范式”过渡;自由主义建构了凸现文化变革、突出个性解放的启蒙话语诠释系统,这一话语系统褒新文化运动贬学生运动,将从文化运动到政治运动的发展视为“干扰”、“救亡压倒启蒙”;保守主义赞成文化运动的路径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反传统主义,其对五四运动的诠释大体经历了从以往的接纳民主、科学“新外王”的“返本开新”话语诠释系统到五四“文化断裂”话语诠释系统的转变。
  以胡适、陈独秀与梁漱溟三位知识领袖为重点,对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新儒学三大知识群体的国家建设思想做了比较分析。指出以民族主义建设现代国家,是其政治共识,也是民国时期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新儒学三大知识群体的“共同观念”。但他们的国家建设思想也有区别:三人早年都曾向往西方宪政,向往西方现代国家制度,但胡适一直坚持以实现宪政为国家建设的目标,而陈独秀对宪政民主经历了从向往到否定、再到重新肯定的复杂变化,梁漱溟在20年代中期后对宪政运动采取了冷漠以对的态度,并别出心裁设计了“非宪政化的民主制”;他们对现代国家建设的路径有着不同的思考,陈独秀主张革命建国,胡适、梁漱溟都主张和平建国,不过胡适主张“宪政随时随处都可以开始”,而梁漱溟则认为“宪政可以为远图而非所谓急务”;胡适、梁漱溟和陈独秀分别从个人、社会与国家三个层面入手,选择了“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为国家建设社会”、“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三个路径。
  以瞿秋白、胡适、梁漱溟等人的“自述”为重点,分析比较了“自述”体现的三大思潮代表人物的文化心态。指出从“自述”可以看出三大思潮代表人物有着共同的忧患情怀,包括对民族苦难的体验、对社会苦难的悲悯、对家境苦难的伤痛与对人生苦难的品味,但他们都没有被苦难压垮。他们都关注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纠缠于学术与政治,纠结于入世与出世,彷徨于书斋与社会。相对而言,保守主义者更关注人生问题,侧重于思想文化的进路,希望通过道德重建、文化复兴,重建中国人的人生态度,进而实现民族复兴;激进主义者更关注社会问题,侧重于政治救亡的进路,希望通过“直接行动”、“根本改造”,实现社会变革,包括通过参加社会变革的实践实现“思想改造”;自由主义者也重点关注社会问题,不过所选择的路径是“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心存思想启蒙的路径依赖。他们不仅面临着政治救亡与思想启蒙、激进革命与渐进改良的路径抉择,而且面临着如何在新旧社会思潮中进行择取,如何在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与社会主义文明进行文化取向的比选,其文化选择与路径选择一样充满着矛盾。
  由于所处时代的复杂多样与快速多变,使近代思想家的思想倾向、思想态度呈现出复杂、善变的特点,有时倾向保守,有时倾向激进,又有时激进与保守交织于胸;思想家的思想在“三大思潮”之间不断位移摇摆。同时由于时代变化,思想思潮的激进与保守发生易位,本来站在时代前例的“激进”者,在出现新生代更为“激进”的思想元素之后显得“保守”、落伍。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虽然是相对鼎立的思想态度,但三者之间者之间既有对垒也有对话,既有交锋也有交集,既有紧张也有舒缓,既有显性边界也有模糊地带,且不断发生分合嬗变,不断进行调适转换;三者之间不全是制肘、拆台,也有互相砥砺、互相启发、互为修正、互为支持、互相提供思想灵感的另一面。
[博士论文] 田雪
专门史 河北师范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主要是反映士族家庭生活的,本文试图从考察《颜氏家训》入手,对《颜氏家训》中所反映出的士族文化进行研究,并且通过与《袁氏世范》的对比,探求士族文化的基本特征。
   第一章至第五章以《颜氏家训》为研究对象,探讨南北朝时期士族文化的特征,试图对南北朝时期的士族文化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文章从《颜氏家训》的“归心篇”入手,考察颜氏的佛教信仰。佛教文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处于深入发展的阶段,上层的知识分子直接参与了佛教的翻译和传播,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研究南北朝时期的士族文化,佛教是一个不能被忽视的重要内容。“归心篇”作为《颜氏家训》二十篇之一,集中了颜之推对佛教的理解。
   士族阶层贵族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对文学的追求。文学意识觉醒于魏晋时期,逐渐在士族阶层中间繁荣发展起来,对文学的追求既是当时士族阶层的文化时尚,也是家学传承的一项重要内容。文学的文化特质不同于士族阶层传统的家学——经学,甚至与传统儒家经学的文化特质相背离,这是颜之推所担心的。笔者认为,对文学的追求与门阀士族的发展之间有着微妙而重要的联系,有必要深入思考和探讨。
   对人物的品评,反映出颜氏所代表的士族家庭的观念和文化价值取向。文章从历代人物和传说人物两个方面做了分析考察。
   《颜氏家训》所体现出来的士族文化是一种贵族文化,他们既有富足的物质生活保障,同时又拥有其他阶层所无法企及的文化优势,因此他们能够演绎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最为优雅与艺术的人生,他们的贡献在于在纷乱的历史时期中保留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使中国传统文化继续发展并有所创建,这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经过了长时期的酝酿和积淀的,这种酝酿与积淀有赖于南北朝时期士族阶层努力与挣扎。
   第六章把《袁氏世范》与《颜氏家训》相比较,重要的差异就是贵族文化的消失。《袁氏世范》将世人分为“贵人、富人、中产之家、贫人、佃客婢仆”,这种分类已经不存在文化因素的考虑,而是一种财富视角的划分。
   《袁氏世范》显示,这些阶层之间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对文化的垄断和二三百年家学的积淀与传承,使得南北朝时期的门第士族与其他阶层之间有着无法攀越的藩篱,但是《袁氏世范》所反映出的宋代社会富人与贫者之间并无这样的藩篱存在。丧失了对文化的垄断地位,不再具有文化优势,是存在了二三百年之久,甚至更长时间的士族阶层退出历史舞台的根本原因。
   最后在结语中,总结了《颜氏家训》的文化价值与意义。
[硕士论文] 赵婷
中国史 曲阜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山海经》是一部上古社会的重要典籍,一直被学界称为“天下第一奇书”。由于此书年代久远,文字晦涩,使得研究困难重重,需要结合历代注译阐释及多个学科的文献进行系统综合研究。相对于《山海经》其他各经而言,《西山经》错简较少,保存完整,且语言精练,内容丰富,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为此,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山海经·西山经》中的部分名物进行了初步考证,通过分析这些名物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内涵,尝试探究华夏文明在我国西部的产生和发展。
  本文首先对《山海经·西山经》中出现的部分动植物、矿物、山水和疾病等名称进行考证。对动植物和矿物,主要从其名称、形态、价值等方面着手;对于山水,则重点讨论了昆仑山的地望,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昆仑山中孕育的古老文化;针对经中记载的疾病,我们则从其病名本义出发,结合古医书文献记载的情况,试图揭开《西山经》中这些奇特疾病的神秘面纱,尝试探寻我国传统中医文化的渊源。
  其次,我们从图腾崇拜、祭祀、神话传说和原始部落这四个方面探讨了《西山经》名物所蕴藏的文化内涵。通过考察图腾崇拜中的植物崇拜、动物崇拜以及人、神、兽异体合构崇拜,分析原始信仰对华夏文明起源的影响;通过对文献记载中祭祀用品和祭祀方式的比对,总结出该地区原始祭祀风俗的特点;通过解读神话传说中的奇禽异兽以及黄帝和西王母,探究当时的社会形态及先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通过《西山经》中描述的英招、陆吾等部落,分析了这些部落在华夏族形成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总之,对于《山海经·西山经》的研究还需要我们不懈的努力。《西山经》中存在的史料对于我们研究西部地区的历史、文化、宗教等具有重要意义。
[硕士论文] 刘晓庆
中国古代文学 河北师范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檄文的发展呈现繁荣的景象。檄文发展到此时,已经不只是纯军事文书,而具有了美文的特性。本文系统考察魏晋南北朝檄文题材内容和艺术特征,以期全面展现魏晋南北朝檄文的承与变。
   第一章对檄文的概念进行界定,阐明檄文的功能,追溯檄文的源流,概述檄文的发展和演变情况。檄文是一种与军事活动密切相关的应用公文,具有讨敌、威敌、晓谕等功能。檄文起源于先秦时期,产生于誓辞,在两汉时期确定了文体形式。魏晋南北朝时期,檄文在继承两汉檄文体制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变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并且出现了破体的檄文。
   第二章以正体檄文为研究对象,论述檄文的题材内涵。魏晋南北朝檄文多方面地反映了乱世时局。首先,从檄文可窥政治格局的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替频繁,檄文往往预示改朝换代的信息。其次,檄文反映王朝内部的纷争。再次,国家分裂,南北对峙,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族政权时有冲突,檄文反映民族矛盾的尖锐。
   第三章论述檄文文体变异的现象,探究檄文“破体”之处。破体之“檄”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以“檄”命名,却与军事活动毫无关系,突破了传统檄文的题材和文体特征;另一类模拟檄文的文体形式,又变通檄文的内容,融入作者个人才情气质,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和夸张的手法,使庄严文体产生俳谐的效果,具有了娱乐功能。
   第四章探究魏晋南北朝檄文的艺术特征。首先,檄文情感的类型化、群体化,是文体的要求。其次,檄文写作的程式化。檄文的结构形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定型,即文章开篇说理,中间部分叙彼苛虐或述此休明,并表明己方强大的军事实力,结尾以劝降为主,形成一套有章可循的写作模式。再次,檄文的骈俪化特征。檄文采用审美化表达方式,句式的骈偶和典故的使用使其成为美文。
[硕士论文] 侯艳
中国古典文献学 郑州大学 200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唐前封禅文献进行了研究。文章指出,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封禅”是极具特色的文化现象之一,其意义和影响是深远的。这种由帝王在泰山举行的祭祀天地的仪式包括了宗教、政治、经济、军事、文学等多方面的内涵,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文化信息。本文收集整理了唐以前的封禅文献,拟以文献研究为基础来考察封禅与封禅文化,力求突破前人仅把封禅作为政治历史问题来看待的片面性局限,在文化背景中展示封禅文这类特殊文体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硕士论文] 王新峰
专门史 中南民族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民国时期继承了晚清的文化风格。此时,中国的文化界,由于西方大量的社会文化思潮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引起大批的知识分子与国人的关注和研究,由此也产生出了一大批的文化界名人和大家。他们研究的领域众多,这其中有:进化论,科学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等等。由此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以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中国文化界和学术界的影响较大。民国学人中,当时去过东南亚的不是很多,能长住的亦不多。去过泰国,且在泰国长期居住,那就更稀少了。由于种种的原因,陈序经先生曾多次去泰国,或直赴泰国,或假道泰国,并在泰国生活了很久。他到过泰国很多地方,大至城邑,小到穷乡僻壤都有他的足迹。本文就是从文化的层面,对陈序经先生的泰国观进行文化自由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的解读。泰国是近代东南亚唯一取得独立的国家,为什么东南亚这么多国家只有泰国取得了独立?陈序经认为,泰国能够取得独立,主要是统治者的开化,积极地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和技术,如拉玛四世、五世和六世三个皇帝,从小就在欧洲接受教育。在欧洲多年的学习过程中,他们充分认识到世界的发展变化和趋势,并且积极学习欧洲先进的管理经验。回国后对泰国的政治制度进行必要的符合国际大势的改革。这些为近代泰国争取国家独立和富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思想启蒙的作用。在陈序经的泰国观中,主要表现出他的文化自由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的倾向:一是对泰国不保守固有的传统的东西,积极向西方学习,在政治、经济、教育、交通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感到震惊和欣喜的文化自由主义;一是对泰国的泛泰主义觉醒,民族意识增强,且对华人华侨实施消极的排斥和打压,客观分析国际和泰国形势,积极地提出应对策略的文化民族主义。陈序经的泰国观中显示出文化自由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某种关系。这是对文化自由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的一种新的解读,这样的研究具有学理上的积极的意义。
[硕士论文] 赵杨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安徽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杜佑所著的《通典》一书,较早突破了我国古代史书主要局限于编年和纪传两种体裁的格局,是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划时代著作。从成书之日起到现代已经有很多的文人、史家和学者对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对《通典》各部分分别进行研究却很少,尤其是关于《边防典》的研究就更少。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研究《通典》中重要组成部分的《边防典》,解析《边防典》的内容和价值,从中探求杜佑的边防思想。
   第一,《边防典》的成书背景。杜佑修撰《边防典》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主要是安史之乱对于唐朝和杜佑的冲击,史学发展的需要,杜佑的家庭环境对杜佑的影响。
   第二,《边防典》的内容与体例。《边防典》的内容丰富,东夷、南蛮、西戎、北狄16卷,记述了192个民族和地区。杜佑按照各个民族和地区的发展历史沿革,系统地介绍各个民族的发展历史和同中原王朝的交往历史。《边防典》的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边防对象的社会历史、边境和平交往的历史、边境关系的矛盾冲突、历代边境的战略部署。《边防典》作为《通典》的最后一个部分,主要是对外,也就是关于周边各民族和地区的记载,在体例上《边防典》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边防典》的体例主要有划分区域,遵循历史沿革:叙人事为主,兼及制度述评;繁而不乱,简而易明的编撰体例。
   第三,《边防典》的特色。《边防典》作为《通典》的一部分,它是我国第一部以周边各民族和地区作为边防对象以记述他们的历史为主要内容的历史著作。《边防典》内容丰富全面,体例完备严谨,特色鲜明。《边防典》的特色主要包括:全面系统的总结边境关系;划分四边的边境纲领,大小民族全面总结;“撰”、“注”互补,论述结合;吐蕃、流求的历史总结;远邦的丰富总结等几个方面。
   第四,杜佑的边防思想。《边防典》集中体现了杜佑的边防思想。杜佑在对古代的边防思想继承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边防思想,杜佑的边防思想主要包括:边防的概念和边境的概念;引“防”入边,确立边防重要的政治地位;强烈的边忠意识,主张以德怀柔;重视经济在边防中的作用,屯田养边;以史为鉴,重在安边。
   第五,《边防典》的学术价值。《通典》是我国第一部专门叙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杜佑将历代正史中断代的典章制度融会贯通,撰成一书,开创了我国史书编撰的新途径,创立了典制体。《通典》对后世影响深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杜佑撰写《通典》搜集了很多的材料,而且杜佑对所用的材料大多作过考证,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此外,《通典》还开创了中国古代经世致用史学的先河。《通典》全书200卷,共分为九门,分别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全书结构严谨,是一个整体,但九门各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独立成为一个专门史,每一个门类都具有自身的学术价值。《边防典》作为《通典》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边防典》的学术价值主要包括:第一部全面系统的边防通史:承上启下的历史著作;史料价值丰富等。
[硕士论文] 梅晓莉
历史学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北京师范大学 2010(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实录若干问题进行了研究。实录是中国历代所修每个皇帝统治时期的编年大事记。在唐太宗“欲观国史”、“以史为鉴”的理念下,实录由此产生并发展、兴盛起来,直至清末,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以前以“实录”为名的史书与后世实录名同实异,有着本质的差别;唐以后各代都有修纂实录的记载,在遵循实录基本特征的同时又有着各自的特色,推动着实录的后续发展。实录起源于唐初。贞观年间,史馆建立,中国古代最早的实录--《高祖实录》和《今上实录》应运而生。目前学术界对实录的起源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实录起源于《敦煌实录》;一是认为实录起源于南朝梁周兴嗣的《梁皇帝实录》;一是认为实录起源于起居注。在进一步探讨、深入剖析的基础上,可以发现这几种观点都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由官方组织编修,以编年之法记载皇帝言行动止的实录当是起源于唐初太宗时期。实录以记载帝王事迹为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内容,史料来源于原始档案及各种初级史书,力求最大限度地保存史料,“以备史官采择”,为撰修当朝纪传体国史及后修正史提供史料基础。实录的修纂,有着严格的记事规范,包括内容取舍、言语组织等多方面,反映了实录的记注性质。实录以编年之法来记述史事,部分实录中有人物附传存在,据此,有学者认为实录是“实录体--编年附传式体裁”,是与编年、纪传相并列的一种体裁,但是“实录体”一说缺乏成立的依据。作为编年体史书的一种,实录在发展过程中,早已经突破了早期编年体裁记事的局限性,部分实录在不影响编年整体布局的前提下,相机插入人物附传,增加了记事的丰满度。元、清两代实录无人物附传。究其因为,一方面源于自身的民族文化特色;另一方面元、清两代在纂修实录的同时又纂修大臣、后妃列传,这一部分内容发展了先前实录中的人物附传,使之成为独立的部分;此外,元、清两代实录无人物附传也是实录本身不断发展、完善的结果。
[硕士论文] 王强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北京师范大学 2010(学位年度)
摘要:人物传记这一体裁以其丰富的类别、庞大的数量在中国古代史学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些各色各样的人物传记互相交织在一起,完整地介绍了那些在历史舞台上出现过的人物,使后人们从中了解到许多历史大事的源起与经过。历代人物传记的写作都深深地受到了作者所生活的时代环境的影响。通过对人物传记发展的研究,可以考察时代的变迁,探讨史学与社会的关系。
   本文分四个部分探讨先秦至南北朝时期的人物传记。第一部分对这一时期人物传记的类别进行了探讨,认为依据所采用体例和记载侧重点的不同,可将人物传记分为四类:其一,以时间为线索,将某一时间段内的各类重要的或有代表性的人物囊括在内,这种传记主要是各类纪传体史书;其二,以地域为线索,包举某一特定地区各个时代的重要或典型性人物,这类传记主要是指郡书;其三,以家族血缘为线索,勾画某些世家大族的发展,家史和谱牒是这类的主要作品;其四,以人物的行事为线索,大量的杂传都属于这一类。第二部分以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为三个阶段,论述了人物传记的发展概况,先秦时期是人物传记发展的准备阶段,秦汉时期《史记》、《汉书》、《列女传》等著作的出现标志着人物传记这一体裁的成熟。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得这一时期的人物传记发展十分迅速,种类日趋丰富,数量也十分巨大。第三部分探讨了先秦至南北朝时期人物传记发展的一些特点。人物传记的发展与时代以及史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中国古代史家也十分注意史学与社会的结合。第四部分对人物传记中的两个体例问题进行了分析。
[硕士论文] 王礼密
专门史 上海大学 2005(学位年度)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对地方社会的整合力度进一步减弱,基层社会开始失控,中国已成为高度分散化的社会。为了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整合力度,清政府先后推行了两项重要的制度,一是巡警制度;二是地方自治制度。清政府最初推行的是巡警制度,但是这一制度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地方督抚和地方精英的抵制,警政遭到了失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清政府又实施了地方自治制度,企图借助地方精英的力量间接的整合基层社会。同时,为了适应中国向近代化转轨以及抵制国家权力向民间社会的扩张,民间社会也有自我整合的需要,早在推行巡警制度的初期,上海等少数城市开始“试办”地方自治。这样,在国家和民间社会共同推动下,地方自治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本文以国家与民间社会为两条线索,以民间社会为主线,结合巡警制度,尝试从社会整合的角度对上海地方自治进行初步探讨。 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的缘起和前人的研究成果。第一章说明清政府为什么从推行巡警制度到实施地方自治。第二章从社会整合的角度分析地方自治萌发的原因,重点论述上海地方自治机构的社会整合功能及社会整合对上海民间社会的影响。第三章论述国家和上海地方自治机关相互之间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权力制约,从而使国家权力和民间社会权力得到了相对平衡。本文认为,1905-1911年上海地方自治是一次比较完整意义上的社会整合,它的实施扩大了民间社会的权力,使之趋向制度化,使基层社会由分散走向了统合;同时上海地方自治也渗透了国家宏观社会整合的因子,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把基层社会纳入自己的控制体系。就内力而言,上海民间因素在地方自治的社会整合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硕士论文] 刘丽芳
历史学;中国近现代史 南开大学 2008(学位年度)
摘要:在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公园这一西方传入的新事物,在本土化的过程中显露出其中西杂陈的特有色彩。天津华界公园是由政府建设,在城市中具有一定的用地范围和良好的绿化及一定配套设施,是供群众娱乐休闲的场所;也是政府提倡工商业、教育、培养民族主义精神的政治空间。
  本文选取1905-1937年天津华界公园中的中山公园为研究重心,运用社会文化史的理论对天津近代华界公园进行个体性和整体综合性研究。从中山公园这一个体所兴起的历史背景、历史发展、规划布局及其建筑特点到其作为一个城市公共空间所发挥的功能作用包括它作为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场所、天津民众集会、演说、聚会场所、民众娱乐休闲中心以及它起到的教育教化功能方面,最后到天津华界其他公园的整体分析,把握了时代背景下天津公园内各种社会文化现象产生、发展的规律及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从而比较详细地勾勒出近代天津华界公园在不同环境下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在天津城市近代化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硕士论文] 牟宗达
中国语言文学 牡丹江师范学院 2015(学位年度)
摘要:司马迁所著《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巨著,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人物描写为核心的文学作品。姿态各异的主传人物与林林总总的附传人物是全书的灵魂所在。司马迁作为汉代的臣子,在《史记》中记载了大量的汉代人事,这种“当代人写当代史”的情况在历史著作中是极为少见的。本文即是以《史记》中记载的汉代人物为研究对象与切入点,对《史记》一书的文学性进行系统阐释,在分析《史记》汉代人物形象的基础上,探究梳理司马迁著“当代史”所蕴含的思想动因。
  正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将《史记》中的汉代人物分类,选取各类型的代表人物进行归纳整理,从而分析阐释出司马迁给各类人物作传的缘由;第二部分从“彰显汉初布衣为将相的人才观念”、“弘扬大汉一统的天下观”、“揭露汉君主专制的恶果”、“揭示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和“预示历史潮流的发展轨迹”五个方面,探究司马迁为汉代人物立传的思想动因;第三部分,从不同角度分析梳理司马迁塑造汉代人物时所采用的多种文学手法,将司马迁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与班固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相对比,彰显《史记》卓越的文学色彩,同时探究造成司马迁与班固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差异的原因。第四部分,探究《史记》中的汉代人物创作手法对后世文学作品产生的深远影响。
[硕士论文] 吕海茹
古代文学 河北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论赞,是中国历代书籍和文章中的一种定型化的文字体式。包括史书中的论赞以及这种论赞的衍生物—其他作品继承和仿照史书的论赞体所作的论赞。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史书中的论赞。史书中的论赞,指史书纪传篇之末所附的评语。其名目很多,《左传》称“君子曰”、;《史记》称“太史公曰”;《汉书》、《后汉书》等皆称“赞曰”;《三国志》称“评曰”等。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其著作《史通》中曾列举过许多此类名目,并统名之曰“论赞”。本文从以下三部分讨论先唐论赞之缘起、异同、影响。
  第一部分探讨史书论赞之缘起。古代很多典籍中都记载了史分析时政、规谏君王的例子,《左传》记载下来的“君子曰”应该就是从史议论政事这种形式发展而来的。而它恰被看成是论赞的正式起源,即是史臣借以议论政事的一种手段。除了“君子曰”,还有“君子谓”和“君子以是知”这两种称谓。但“君子曰”的形式,实际是作史者借这三个字来表达自己对具体历史事件的看法和意见。到了汉代司马迁在“君子曰”的基础上,又借鉴当时祭歌把末段作为总结唱词来“卒章显其志”的形式,在卷末、篇尾以“太史公曰”标目发表对《史记》中人物、事件的评论。
  第二部分重点探讨史传中的论赞。从汉代开始,它们都有了较大的变化。就唐前史传而言,我们从先秦、两汉、晋宋和齐梁这四个阶段中选择了几部较典型的著作来分而论之。先秦时期《左传》的作者借“君子曰”纪实、叙事和评论,用简练的文字直抒胸臆,针砭时弊,同时不忘褒扬正义的事业和英雄人物。它主要有两个作用:一是作为附论用于传末作评,评判事之对错,人之善恶。它在不同时期、不同史书中,出现的名目有所不同;二是文人雅士评论古今人事或详经史之言,此种史论文学意味很浓。两汉时期的《史记》和《汉书》的史论于相似中又各有其特点。“太史公曰”正是司马迁在“君子曰”形式的影响下创新出来,用以发表见地和抒写情感的史论形式。它出现在《史记》每篇文章之中,句式运用和语言表达大都体现了散文体固有的特征。在班固的《汉书》中史评开始以“赞曰”的形式出现,并使得史家评论从“自显姓名”向“总归论赞”发展了,大开“论赞”在纪传体史书中统一称谓之先河。它在纪、志、传、的结尾都有一段评述性文字,并以“赞曰”开头,其功能与《史记》的“太史公曰”无异。但是《汉书》论赞语言更加优雅,句式逐渐齐整、四字句式增多,体现出了“绵密”的特点,且它的史论开始采取一篇一论的形式,有助于后世之人了解编著者对所述事件或人物的历史态度。《三国志》的论赞以“评曰”做称,行文虽然仍是单行的散体之文,但句式却趋向于齐整。在《晋纪》中,干宝首创了一种新的史论范式——“总论”,将史论又提升了一个层次。沈约的《宋书》和萧子显的《南齐书》,史论风格相似,都追求骈俪和音韵和谐,文中善发议论,表露看法,但都非对一人一事论功过。
  唐前史传的史论在内容上也有了拓展。《左传》史论形式和内容都较单一、用词简洁,主要是纪实和叙事,以就事论事为主;《史记》“寓论断于序事”之中,且将“太史公曰”放于篇尾,开始对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深一步探讨;《汉书》的“赞曰”和《三国志》的“评”,也多是对人物所言所行进行评述,史论内容方面没有太大的突破;《晋纪·总论》的视野却变得更加开阔,所涉内容更广、更有深度。
  对赞体文的研究,主要从先秦萌芽期、汉代成形期和魏晋南北朝繁荣期这三个阶段来说,介绍了赞辞、史赞的出现及在作用和形式上的发展与变化。
  第三部分探讨论赞对文学的影响。主要分析了论赞对唐传奇、《聊斋志异》、金圣叹评点的影响。统观金圣叹对《水浒》所作的批改可以发现,他的评点集中于对小说中人物、事件的评点,这与史书的论赞有一脉相承之关系。唐传奇常以论赞体为范本,在故事结尾处,或者是在开头和情节中加入自己的主观评价,阐明主题、告诫世人。《聊斋志异》借鉴“太史公曰”多在篇末以“异史氏曰”领头并加缀小文,将自己的见识、感受、思想、信仰表达出来。它的表述方式绝大多数为议论,叙述性的文字很难见到。
[硕士论文] 庄妤
中国史 上海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邵氏闻见录》(下简称《闻见录》)是宋人邵伯温将一生所闻、所历之事记录而成的笔记作品,内容涉及北宋一朝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是一本富有研宄价值的宋代笔记作品。其中,以活跃于北宋时期的历史人物、北宋一朝之典章制度、以古都洛阳为主的风俗地理这三方面的资料最为突出。
  本文以专题形式,对《闻见录》的史料价值进行全面考察。第一部分,介绍《闻见录》的创作过程、版本流传等概况,强调邵伯温著书以存史料的意图。第二部分梳理《闻见录》中有关人物事迹的记载,从著录人物的数量、范围、著录特色等方面论述该书在使历史人物形象清晰化上的贡献。第三部分,整理各卷中关于北宋典章制度的内容,由此展开对北宋时期部分典章制度具体推行情况的研宄。第四部分集中讨论书中关于洛阳地区的描述,以邵伯温的微观视野,深入观察北宋时期洛阳的城市风貌,指出邵伯温所见洛阳具有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双重影响力。最后,对该书的优点、不足和历史影响进行综合评述,明确它在宋史研宄中的参考价值。
[硕士论文] 李淼
历史文献学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史记》为选题,研究十二本纪的疑问,加以辨析。本纪就是一部按年代次序编写的帝王简史,或系统的编年大事记。《史记》以十二本纪开篇,足显其于纪传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史记》成书两千年来,内容错乱,真讹交杂,莫辨其实。故笔者以不才之学,拟对《史记》十二本纪所存疑问,加以辨析,提出管见。
  本文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概述《史记》十二本纪辨疑的研究依据、价值、现状、研究内容。由于目前对于十二本纪的研究多集中在,针对其中某一篇章进行订正,因此本文欲将十二本纪作为整体对象,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第二部分为《史记》十二本纪疑问辨析。首先为先秦诸本纪疑问辨析:阪泉、涿鹿之战中炎帝身份前后矛盾;尧舜禹禅让是否真实存在,值得怀疑;伊尹放太甲真相,古今莫衷一是;周王朝都城究竟在哪里,疑点重重。其次为《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吕太后本纪》的疑问辨析:其中包括秦二世是否夺位;鸿门宴中细节描写何以禁不得推敲;人们对汉惠帝性格定位并不准确。最后为汉代帝王本纪的疑问辨析:刘邦起兵之地并非沛县;《孝文本纪》、《孝景本纪》、《孝武本纪》三篇是否为司马迁所作。第三部分为《史记》十二本纪疑问相关论述之辨析。古史辨派提出三皇及尧舜禹并不存在,夏王朝世系为假说的观点并准确。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针对十二本纪提出的疑问,笔者试分析后给予相应回答。第四部分为《史记》十二本纪疑问产生的原因。通过对前文的逐一探讨,总结而出:由于司马迁唯心与唯物并存的矛盾思想,撰写文章时带有浓重的文学色彩,及强烈的主观倾向性,导致《史记》十二本纪产生诸多疑问。如今,《史记》研究虽然呈现全方位发展的态势,然而对文中所存疑问的探析,仍不失其基础地位。
[硕士论文] 张冠凯
历史文献学 江西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隋唐五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重要的转型时期,从政治文化上看,既是对魏晋南北朝的总结,又是对两宋的开启。因此,对于隋唐五代时期的政治文化需要多加考量。而赐姓名作为隋唐五代时期常见的政治现象,背后所反映的政治文化值得注意。
  本文即对隋唐五代赐姓名的文献做了辑录、整理和研究。其中辑录和整理是第一部分,研究为第二部分。
  第一部分按照时间顺序,将散落于新旧唐书、《册府元龟》、《通典》、《唐会要》、《大唐新语》等重要典籍的赐姓名文献做辑录和整理,力求做到穷尽史料。
  第二部分依照时间段,在对中国古代赐姓名现象做了综述之后,分别介绍了隋朝的赐姓名现象、武德时期的赐姓名现象、武则天时期的赐姓名现象、唐朝对异族的赐姓名现象、唐朝对藩镇的赐姓名现象和五代时期收义子的风气。
  第一章首先对于中国古代赐姓名现象做了综述。赐姓名现象,尤其是赐姓现象,是一种古已有之的现象,而在隋唐五代时期,赐姓名现象达到了高峰。
  第二章介绍了隋朝的赐姓。隋朝国祚短暂,赐姓事例较少,仅仅有大义公主、杨义臣、卢太翼三例,但是这三例恰恰代表着对前朝宗室、对杨隋功臣子嗣的赐姓和尚士族的风气。
  第三章介绍了武德时期的赐姓名现象。武德时期,唐朝初建,朝堂不稳,外部势力虎视眈眈。在这种情况之下,出现了武德时期赐姓对象多是手握重兵的诸侯、武将的特点。而关于史大奈、丙粲的赐姓则可以看出建国初期对于功臣的褒奖。
  第四章介绍了武则天时期的赐姓名现象。武则天代唐为周,是唐前期的重大事件。为了报复上位之前的竞争者和反对他的李唐宗室,除了武力镇压之外武则天采取了赐恶姓的手段。而这一时期的许多赐姓名则是由于武则天的主观因素造成的,比如默啜、薛怀义、徐思文。由于武则天性别的原因,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对女性的赐姓。另外,对于效忠于她的官员,武则天也从来不吝惜赐姓的手段。
  第五章介绍了唐朝对于异族的赐姓名情况。唐朝风气开放,国力强大,因而对于异族的吸引力大,因而唐朝对于异族的赐姓名较多。同时,对于异族的赐姓名还可以看出唐朝不同时期的民族关系和边防状况,从而可以窥探唐朝当时的国力状况。
  第六章介绍了唐朝对于藩镇的赐姓名情况,尤其以河朔三镇为主。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中央与地方藩镇的关系一直是唐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从唐肃宗开始,到唐僖宗为止,历代皇帝对于藩镇都有赐姓或者赐名的记录,足见当时中央与藩镇赐姓名情况的频繁。从频繁的赐姓名中不难看到对于河朔三镇的赐姓名最多,也最有代表性,甚至出现了主动要求赐姓、复姓的情况。从唐朝对于藩镇的赐姓名可以直观的感受到唐朝国力的兴衰和对于藩镇的掌控力度。
  第七章介绍了五代时期收义子的风气。五代时期虽然时间不长,但是赐姓名现象频发,尤其是以唐为宗的后唐更是如此。在这个时期,收养义子蔚然成风,究其源头就是赐姓名的现象,而收养义子其实也是赐姓名的一种。结合当时盛行的斗将风气,可以对收养义子的原因作出分析。
[博士论文] 周静
历史学;专门史 曲阜师范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韩愈是我国唐代著名学者,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硕果累累,在儒学、经学发展史上亦颇有建树。后人对其研究,涵盖了文学、政治等多个领域,本文则侧重学术界较少关注的韩愈经学做系统的研究和细致的剖析。韩愈在中国经学史上,有独一无二的贡献。他立儒家之道统,批佛老之学说,开舍传求经之新法,尊《大学》《孟子》之经典。其所作为,为宋明理学的产生、发展,提供了致思方向;对宋明理学在经典选择和理论构建方面,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韩愈试图从经典及经学自身的历史中寻找发展资源,指明了后代经学发展的方向,对后世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应当说,韩愈在中国经学史和中国儒学史上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因而,研究韩愈的经学及其思想,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本文围绕此问题,分为十一章对其进行系统阐述。第一章主要介绍韩愈的生平及著作。其中第一节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基于历史文献的前提下,更为切实的介绍韩愈的先世,解读韩愈从少小孤苦、中年求仕,到最终得仕的奋斗史,向世人展示韩愈起伏跌宕的一生,以见其与经学之渊源。本章第二节是对韩愈论著及经学思想进行一种横向的简述,即立足于其所著之文,从大的方向上分析其中所体现的经学及其思想。
  第二章至第八章,是对韩愈文集进行纵向的解析,即按韩文所称引的经书分类并详细归纳,从而剖析韩愈对传统经书的运用,以期更为明了地展现其中的经学思想。每一章皆是先解析韩文对经书的征引,然后再归纳总结其称引情况及其所体现的经学思想。如此,韩愈的思想则了然于目。此种方法,亦是韩学研究中的第一次。其中第二章是对韩愈《易》学的解析;第三章是对《尚书》之学的解析;第四章为《诗经》学;第五章为《礼》学;第六章为《春秋》;第七章为《论语》学;第八章为《孟子》学。
  第九章,本文则选择了韩愈著作中的《原道》篇,对其作细致的个案研究。该篇是韩愈著作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韩愈经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历来被认为是研究韩愈思想的必读之作,原因是此篇集中体现了韩愈的哲学思想,又主要是其道统思想之源出。除此之外,韩愈其他的经学思想在此篇中亦有体现,其所提出的道统说、尊孟说、心性修养论等,都是对传统儒学形态的突破,是其弘扬、改造儒学之理论的集中体现,在韩愈经学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章第一节全文收录《原道》之文,并对其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解析,包括其文对经书的称引及其文字中所蕴含的儒学旨意。第二节是对《原道》篇所反映的经学思想及其影响的阐述。
  第十章是对《论语笔解》的研究,此书为韩愈、李翱共著,集中体现了韩愈舍传求经的治经新方法,亦是反映韩愈经学思想的重要作品。韩愈在此书中大胆怀疑前儒旧注,根据己意对经文进行重新诠释。此种解经之新法,为宋儒所推崇,对后世影响甚大。本章第一节是对《笔解》内容的解析,先全文录入而略去李注,仅对韩愈所注进行了分析与评判。第二节是对《笔解》意义与影响的阐释。第三节则对《笔解》的成书与真伪问题进行考证。
  第十一章主要是讲韩愈的经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是对整篇文章所体现的韩愈经学思想的综合阐释,及对韩愈在经学史上地位的归纳论述,亦是此篇论文的总结部分。
  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论述,能清晰全面而又深入地将韩愈的经学及其思想展现于世人面前,让更多的学者了解韩愈在经学史中特有的贡献,及其在后期儒学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亦希望通过此篇论文之作,对韩学及唐代经学和儒学研究有所帮助或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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