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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杨诗奇
中国史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西晋末年,秦雍六郡流民南下入蜀,建立成汉政权。流民和巴蜀土著的关系,是影响成汉政权存亡与巴蜀局势的重要因素。在不同时期,侨旧为维护自身利益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双方关系便随之变化。
  成汉侨旧关系,总体由对立向合作演变。流民入蜀初期,是侨旧矛盾最为外显、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巴蜀土著在侨旧争斗中无力与流民抗衡,流离于外者甚多。流民在此期间逐渐联合,形成秦雍六郡流民集团。李雄统治成汉时,政权核心被六郡流民大姓掌握。为稳定局势,李雄对土著采取了“尽力笼络、不予重用”的政策。一些素有民望者,如贾夷等被李雄启用,以装点成汉政治,侨旧关系有所缓和。李雄死后,流民集团经过李班、李期统治时的内部混乱,实力大不如前,土著乘此而起,地位逐渐上升。至李寿联合土著杀李期而僭位,成汉终变为侨旧联合统治的政权。此时期不仅仕于成汉的土著增多,并且不乏受李寿信赖的实权人物。
  侨旧关系虽大体按此趋势演变,但斗争与联合却始终交织存在。在侨旧矛盾尤为突出的流民入蜀初期,李特等曾与以赵廒为代表的巴蜀大姓集团合作,但因侨旧矛盾导致合作破裂。李寿统治时期,侨旧合作虽已成为主流,但双方在是否对晋称藩的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因此成汉朝中分为主张自立与决意称藩两派,争斗不休。
  在成汉存续期间,侨旧矛盾并未消弭。流民侵占土著故土,掠夺劳力,剥夺了巴蜀大姓原有的政治权利。流民为稳固在巴蜀地区的统治,则对巴蜀土著多有防备。这些无法调和的矛盾,致使侨旧合作关系极为脆弱,李寿以称藩于晋作为许诺,才得巴蜀大姓相助。至桓温来袭,土著更积极劝降投晋,成汉亦因此灭亡。
[硕士论文] 陈春锦
中国史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魏晋之际,鲜卑慕容部在其首领莫护跋的率领下,迁入辽西,定居大棘城之北,逐渐沾染华风。此后,慕容部多次与西晋王朝产生冲突,元气大伤,被迫迁往辽东北部。慕容廆嗣位,在多次寇犯晋边失败后,再次归附于晋朝。而后,慕容廆效法中原,建立规章制度,发展农耕经济。永嘉乱中,辽东地区附塞鲜卑素连、木津二部发动叛乱,慕容廆适时地举出“拥晋勤王”旗号,协助东夷校尉封释平定辽东,得到了封释的信赖,同时也为招徕北寓士族打下基础。
  北寓士族首先投奔的对象本是王浚,然王浚残忍暴虐,猜忌流寓之士,又妄图称帝自立,大失人心。慕容部打出“拥晋勤王”的旗号后,又进一步招徕士族,安抚流民。流寓士族为求庇护,相继辗转归附于刑政修明的慕容部,慕容部的实力得到了迅速扩张。
  士族入燕后与慕容部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极大地推动了慕容部的汉化改革。具体来看,在辽西时期(即慕容廆、慕容皝统治时期),无论是中央行政系统抑或地方行政系统中,士族在人数上都占据着优势。同时,士族还协助慕容氏贵族领兵,在战事中也发挥了积极的辅助作用。在河北时期(即慕容俊、慕容统治时期),随着慕容氏统治经验的不断积累,加之政权建设趋于成熟,士族在前燕行政系统中的优势逐渐丧失,取而代之的是前燕宗室贵戚。
  前燕政权与士族之间本就存在夷夏之防的隔阂,在双方合作的同时也暴露出各种矛盾。其中原因,既包括政治矛盾,亦含经济矛盾;既有士族与中央政权的矛盾,亦有士族与宗室间的矛盾。对这些矛盾的梳理和探讨,无疑有利于更加全面地审视慕容氏与士族之间的关系。
[硕士论文] 刘道湖
区域文化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秦是渐次吞并楚地的,在取得楚地后采取了许多措施以加强对故楚地的统治。秦的大一统是政治上的大一统,在思想文化上并没有实现统一,在故楚地,迫于秦的律法的规定或者其它原因,楚遗民在物质生活方面采取了秦俗,同时也保留了楚的一些物质生活习惯,而在精神文化方面,楚遗民还是一如既往地坚持楚制。由于秦是逐渐吞并楚地的,所以秦楚文化融合存在着地区不平衡的特征,具体来说,在先入秦的楚地,秦文化处于主导地位,后入秦的楚地楚文化遗存则处于优势地位,而秦楚文化在许多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或者对立导致楚遗民对秦的统治不适应,由此导致了反秦战争在楚文化氛围比较浓厚的后入秦的江淮地区首义。
[硕士论文] 张亚伟
中国古代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都尉体系作为一种中层职官体系,涵盖中央与地方、军事与民政等诸多方面,在两汉的国家治理、对外战争中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都尉肇始于先秦,成于汉景帝,兴于汉武帝,汉光武帝予以改革,而后逐渐散官化。汉景帝之前,都尉体系的发展较为自由。汉景帝为了应对中央管辖郡县数目急剧增多的时局,将郡尉并入都尉体系,扩大了都尉体系的规模。汉武帝发展了都尉的其他功能,增加了都尉的种类。汉光武帝秉承偃武修文的国策,裁撤郡都尉、罢省诸多中央都尉,都尉数量急剧减少。汉光武帝之后,内郡虽然有临时设立都尉的现象,也是为了应一时之变,事罢则废。但属国都尉的数量却有所增加,并且属国都尉“稍有分县,治民比郡”,呈现外重内轻的局面。中央都尉散官化渐起,都尉体系日趋没落。
  都尉体系作为一种中层官职体系,具有较强的可塑性,东汉初年的军制改革的重点放在调整都尉体系上。都尉体系的变化很好地体现了东汉初期军制改革的各个方面:第一,对地方兵制的改革主要是建武六年的罢都尉官;第二,对军事指挥体制改革体现在都尉在东汉时期可以单独领兵作战;其三,边疆军事体系的调整体现在部都尉的保留及属国都尉的广置;其四,为解决中央后备军力不足的问题在地方上设立以都尉领导的驻屯营兵。这些改革措施的施行都是通过改革都尉体系来实现的,这反映出通过调整都尉体系可以推进军制改革乃至实现加强皇权、转变国策的目标。
  都尉体系变化的影响可以直接体现出东汉初期军制改革的作用。其一,通过罢省郡都尉和使用骑都尉领兵出战实现了集中军权的目的。其二,东汉政府广建属国都尉,起到了稳定和保卫边境秩序,促进了生产发展的作用。其三,废除了地方郡都尉,使西汉时太守、都尉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制度至此不存在。这在政局稳定,中央有力量控制地方时不见其患,一旦朝纲散乱,必然出现地方专兵的局面。其四,东汉的集兵方式是以征兵制为主体的,罢省地方都尉、郡守“不教民战”,影响到东汉兵员的质量。东汉国家为维持对外战争和对内统治的需要,在重要军事区域设置了以都尉领导的屯驻营兵。屯驻营兵的设立导致了募兵制的流行。东汉募兵增加了财政负担,财政困难必然限制募兵的发展,所以东汉募兵虽较西汉有所发展,但始终不能代替征兵成为军队的主力。其五,由于罢省郡都尉,导致地方兵战斗力削弱,所以东汉国家在地方上设置营兵,用来维护当地秩序的稳定。
[硕士论文] 杨璐
专门史 延边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隋唐是中国结束五代十国长期战乱之后,中国重新成为在当时古代东亚世界具有重要地位的一个重要阶段,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进一步向前发展。与此同时在东亚地区,与中国领土相近的高句丽和百济经历过国家的全面快速发展之后已逐渐走向衰落。本文选取具有政治和文化双重特性的宫廷乐舞为研究对象,时间范围划定为公元七至九世纪,讨论隋唐时期中国同高句丽、百济为代表的朝鲜半岛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影响。之所以在三国中选择百济和高句丽,是因为从史载和后世研究来看,高句丽和百济音乐的共性更多,明显区别于新罗音乐,更便于讨论研究。
  本文从历史和音乐两个专题入手,分为横纵两条线索。横向线索是宫廷乐舞的对比,纵向线索是隋唐宫廷乐舞的传播与回流。具体来讲,横向线索有两个分支,一是将朝鲜半岛内部的百济乐舞与高句丽乐舞进行区分比较,二是将高句丽、百济乐舞与中国同期政权宫廷乐舞进行比较。纵向线索以宫廷乐舞的传播与回流为立足点,一方面重点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十部伎和高丽伎,另一方面讨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乐器如箜篌、玄琴的演变过程。
  文章的核心内容有两个,一是隋唐宫廷乐舞中的高句丽、百济因素,二是其产生的影响。虽然在历史上的最终结果是高句丽和百济皆为唐所灭,但这不能理解为唐单向地收纳了高句丽、百济乐舞。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隋唐与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乐舞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二者相互间的影响,既体现在音乐领域,也体现在政治生活中。
  本论文由绪论、论文主体和结论共三个部分构成。
  第一章为绪论部分,由三部分组成:论文的研究目的及意义、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现状、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第二章分别阐述了隋和唐两代王朝的国内环境,及其与高句丽和百济的外交关系。隋唐与高句丽、百济外交政策的制定,立足点是本国利益,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
  第三章由三部分构成。首先对乐舞与宫廷乐舞进行讨论,分析了乐舞的存在价值,以及宫廷乐舞的特性及辨识度问题。乐舞的产生源自于人类处于懵懂时期的无意识活动,后逐渐从劳动中脱离出来并形成了舞蹈和音乐,在人类社会继续发展之后乐舞被赋予了艺术价值,成为有意识的社会活动。而宫廷乐舞作为舞蹈的一种种类,从产生开始就伴随着政治性,与封建王朝的兴衰同步,服务于政治行为。由此,政治文化交往与音乐相结合,在这一部分奠定了全文基调。其次重点介绍了立部伎和坐部伎的设置及构成形式,探讨了乐府的增设与扩展,以此来说明隋唐宫廷乐舞得到空前的发展和繁荣。在这一章中还介绍了具有朝鲜半岛原生性质的乡乐和巫乐,对高句丽、百济乐舞进行辨析,分析其中的共性与差异。
  第四章乐舞的流转与交融过程是全文的核心内容。高句丽、百济乐舞在隋唐时期被统称为高丽伎,这一章首先由文献和壁画入手讨论隋唐十部伎与高丽伎的联系。随后选取三种具有代表性的乐器,从琵琶的传播与回流以及箜篌和玄琴的比较,来讨论乐舞是如何在中国和朝鲜半岛间流转与交融的。最后,讨论隋唐宫廷乐舞对东亚历史进程产生影响的原因及表现,认识中韩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
  最后一部分为本文的结论部分,对全文观点进行总结论述。
[硕士论文] 宋琛
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 南京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西汉年纪》是南宋学者王益之代表性史学著作之一。该书共三十卷,内容多筛选自《史记》、《汉书》、《两汉纪》、《资治通鉴》,并将诸史料按照年代顺序予以重新编排,分为正文、《鉴论》、《考异》三个部分,内容极为广泛。其中,《考异》十卷更是本书的精华所在,对文本、史寘、制度、地理各方面都加以精心考辩,对西汉史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此外,部分条目对校正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汉书》也有借鉴作用,具有重要的史学与文献学意义。本文对《西汉年纪》的作者、版本、体例、引文等内容进行研究梳理,并选取其中有价值的条目加以校勘考释,来总结《西汉年纪》的成就与不足,以期填补目前史学界对《西汉年纪》研究的一片空白。
[硕士论文] 王康璐
专门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荆楚岁时记》是我国第一部地域时间民俗志,展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岁时节令民俗文化的全貌,岁时节令饮食文化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本文梳理并归纳了《荆楚岁时记》中关于岁时节令饮食文化的部分,从食用饮食、象征饮食、饮食行为和食品加工等四个方面,展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岁时节令饮食文化的概况。
  四季分明的季风性气候和定居的农耕生产方式,对中国古代民众的时间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通过对自然时序之于生产生活的周期性影响的把握,开始主动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四季特点,各有不同,这在《荆楚岁时记》所记载的岁时节令饮食文化中的体现为:春夏秋冬,各有所食。
  以《月令》为基础的岁时节令体制自汉代中期起向世俗的岁时节日体系过渡。魏晋南北朝时期,影响至今的中国传统节日体系已经基本形成。而节日体系的确立,在节令饮食文化上也留下了印迹,《荆楚岁时记》中描述的节令习俗普遍都已有固定的节期和食俗,并增添了一些娱乐性的项目。
  魏晋南北朝正处于新的社会伦理道德的重建时期,社会上下普遍享有精神自由,宗教信仰也出现多种选择。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既是从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萌芽,也产生了神秘而巨大的力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透过《荆楚岁时记》中的描述,可以看到宗教信仰的多元化发展在节令饮食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分裂与战乱的时期,也是文化大交流、民族大融合的时代。江南地区在南方诸政权的长期统治下相对独立于北方,为发展与之不同的民俗文化提供了条件。但人口迁徙和民族杂居为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促进了各族民众在生活方式上的改变。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南北文化交流与中外文化交流的双重影响下,岁时节令饮食文化中也留下了文化交流的烙印。
[博士论文] 金相超
中国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极具特色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饮食文化在承袭先秦两汉的基础上,又有自己独有的创新内容。可以说,魏晋南北朝饮食文化是一个上承先秦两汉,下启隋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个时期,无论是在自然环境还是在社会环境上,都处于一个变迁期。在自然变迁上,它处于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寒冷期,寒冷的气候对农业生产及社会的饮食状况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在社会环境方面,五胡入华,政权更迭频繁,胡汉之间、中外之间都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交流与碰撞。同时,佛教与道教思想在社会生活中的渗透也日益深入。所有这些都推动了这一时期饮食文化的发展。通过对这一时期的饮食文化研究可以对当时的社会变迁、文化变迁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
  本文在吸收借鉴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立足于传统文献典籍,并结合历史学、校勘学、考古学、人类学、气象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对这一时期的饮食行为及饮食现象进行文化上的解读。
  农业生产是古人获取饮食资料的主要来源,而自然环境又对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的制约。这一时期寒冷的气候对作物品种的选择、耕作制度、粮食产量都造成了巨大影响,连续性的自然灾害更是让农业生产雪上加霜,整个社会陷入了饮食危机之中。于是,从个人到社会、再到国家都围绕解决饮食危机的问题而采取一切可能的举措。
  在门阀政治下,浓厚的权力与阶层意识也深深地反映在饮食之中。严格的士庶之分在饮食行为上表现的十分突出,成为阻断士庶之间的重要屏障。贵族阶层的奢华盛宴往往成为他们彰显身份的重要标志,而他们在饮食上的优势与僭越往往又显露出门阀政治下皇权的衰落。盛行一时的宴饮之风也成为不同饮食主体表达情感、意愿的重要方式。此外,在下层民众与国家的互动中,国家及社会中的富有阶层在饮食上对下层民众负有某种道德上的义务。
  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一些具有时代特色的礼俗文化。饮酒之风盛行,“牛酒”与“羊酒”作为一种礼仪在社会中广泛使用,传统的分食制开始出现向合食制转变的趋势。此外,饮食在孝道中的应用在此时发生了新的变化。在生养与居丧之中,饮食行为向着违背传统的过礼方向发展,而这种过礼行为在当时却被称为孝。祭祀蔬供成为这一时期祭祀饮食的最大特征。总体而言,注重身体表演的孝道在饮食行为上呈现出与传统不一样的新变化。
  《礼记·礼运》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饮食在社会教化中也承担着重要角色。在个人道德修养上,保持自己在饮食上的纯洁性是表现个人道德情操的重要标志。在教化别人方面,保持自己高尚人格的同时,通过放纵式的教化方式使民知耻,进而达到劝善止恶的效果。
  在日常生活中,饮食卫生也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饮食卫生不仅包括饮食者、饮食器物、食物本身的清洁卫生,还包括本草医药学背景下食材性味的研究给人们健康的饮食生活带来的指导功能。饮食与卫生的结合也是“食医合一”的重要体现,医药文化指导下的饮食卫生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
  饮食文化的交流主要体现在胡汉之间与中外之间在饮食原料、饮食器具及医药文化方面的相互吸收与相互融合,饮食交流的出现是促使这一时期饮食文化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总之,对魏晋南北朝饮食文化的探讨,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这个时期的风土人情、社会文化变迁。
[硕士论文] 梁若飞
中国古代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旨在讨论一个非晋阳籍的士人家族是如何以晋阳作为家族聚居地在北魏进行发展的,其间涉及家族谱系构造,家族地域身份转变后异地重新构建乡里势力及家族发展问题。魏晋时期士族想立足于朝堂,必须拥有官位和家族在乡里的地方势力。“陇西辛氏”是陇西狄道的名门望族,辛氏源自辛甲,其成为名门望族当归功于两汉时辛武贤、辛庆忌及辛彤等人。据《魏书》记载辛绍先一支正是“陇西辛氏”子弟,但其家族谱系却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材料中呈现出不同程度的缺失,考察史传及墓志材料可见其家族绵延至唐初。
  本文第一章主要对其家族谱系进行了还原,对其谱系缺失的原因也做了考察,结合正史及墓志材料认为其家族谱系缺失是由于家族的地域身份发生了转变,这种转变使得其家族支系在整个家族谱系中难以被记录下来。同时这种缺失也与其家族在唐代缺少宰相有关。
  第二章主要考察其家族地域身份转变的过程,及其家族在异地重新构建乡里影响力的过程。作为陇西士人的辛氏在北魏初由于政治原因被迫东迁,然而其家族并没有因此“沉沦下僚”而是在迁入地晋阳通过任职并州佐吏、操持选举、联姻等方式在当地重新构建了家族的乡里影响力,至辛绍先去世时,北魏政府赠予其“并州刺史”“晋阳惠公”的称号。北魏政府通过“赠官”与“赠爵”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其家族异地重新构建乡里这一行为。其家族的地域身份发生了变化,由“陇西士人”转变成为晋阳地区的士人家族。
  第三章主要考察其家族是如何在晋阳地区巩固发展自己家族势力及其家族在孝文帝改革前后的发展状况。其家族子弟长期在晋阳地区任职,并通过任职和联姻与晋阳、河东地区的士人发生了广泛的联系。辛氏家族以此建立了一个包括河东柳氏、太原王氏、陇西李氏在内的关系网络。此后辛氏家族以晋阳为聚居地不断巩固、发展并以此为依托救助落难的亲友。
  第四章主要论述其家族在北魏末年至唐初的发展情况。其家族在晋阳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在北魏末年仍然能够发挥作用,借助这一网络使其家族成功避免了“河阴之变”的灾难,其家族子嗣能够绵延至唐初。另外通过对其家族任职与居住地的考证可知其家族在北魏末年也逐步开始了中央化的进程,其表现就是与“晋阳”逐渐失去联系,无论其居住地或是任职地已开始脱离晋阳。其家族中成员在东魏北齐后还表现出“文学化”的倾向,这一时期的辛氏子弟多有“文名”,且家族中多人参与史书编修。
  作为“移民家族”的辛氏家族地域身份在北魏时期由陇西变为晋阳,并以晋阳为基地活跃于北魏政坛。东魏北齐后辛氏家族逐渐由晋阳走向中央,至唐初逐渐成为中央性文学官僚家族。
[博士论文] 朱艳桐
中国史 兰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河西卢水胡自汉代兴起,约前凉时期沮渠氏获封北地王。沮渠蒙逊父亲法弘任前秦中田护军。后凉中田护军任职者马邃亦可能为卢水胡人,沮渠氏与马氏不和。沮渠蒙逊建立沮渠氏北凉后行嫡长子继承制,但北凉王位传袭多次出现兄终弟及。沮渠牧犍代立后可能杀害了前世子沮渠菩提。沮渠牧犍、安周在继位之前通过“世子”、“摄政”确认自己的“合法继承人”身份,有利于政权平稳过渡。沮渠牧犍投降北魏前,沮渠祖与沮渠万年先行降魏,加速了北凉的灭亡。北凉内部早在436年就有降魏之人。姑臧城破之前出现了多种谣谶,部分谣言可能是北魏为引导舆论加工的。沮渠牧犍东迁后,沮渠无讳率众辗转河西与魏兵交战,期间以“征西镇酒泉后都摄留府”统摄征西将军府事。西迁之时,部分原北凉官吏畏惧路途艰辛选择投降北魏。
  段业、沮渠蒙逊先称公、后称王,亦封亲贵公、侯、男等爵位。在王国体制下设置王国左常侍,公、侯置中尉、常侍。北凉先后行用“二府”制和台省制。“二府”制以都督府官为主,长史为行政首脑。北凉置台省之后即停用“二府”官。北凉置尚书、中书、门下、秘书四省。尚书省以尚书左右丞为首,下领吏部、兵部、民部、都官尚书。北凉置大行台。中书、门下省分别以中书侍郎、门下(黄门)侍郎为长官。秘书省长官不知,置“秘书考课郎中”典校经籍。另置御史、殿中侍御史、奉常、太史令、助教、博士、世子洗马、东宫侍讲等诸卿、东宫官员。中枢置门下校郎、中兵校郎,说明北凉对“校”职的重视。北凉辅国将军权职较重,禁卫体系下设置武卫、右卫、殿中将军,可能亦置左卫将军。北凉中枢文官任职者几乎排除了沮渠氏,沮渠氏宗亲多任武将和郡守。军队实行军幢制,军长官为军将、幢长官亦称幢。
  在地方上北凉置凉州、秦州、沙州。沮渠蒙逊攻占姑臧后,置秦州。北凉迁都姑臧后,秦州改治张掖,凉州改治姑臧。沙州初置治敦煌,后改治酒泉。北凉至少置中田、敦煌、屋兰三护军,增置凉兴、金山、湟川等郡。出土文献可以补充北凉玉门太守巩宾,浇河太守麹宁孙、张兴宗,湟河太守房恩成、张兴宗,乐都太守张璋,新城太守张兴明,高昌太守阚斑、沮渠封戴,敦煌太守赵斌、沮渠封戴,西郡太守麹艺,索育(祚)可能任晋昌太守。郡属吏中校曹主簿、校曹书佐至少同时置两员。政务系统中五官、功曹史、主簿与校曹主簿是层级升迁次序, 任职人员可顺序升迁,亦可越级升迁。北凉行水文书集中反映了郡兵曹、仓曹、户曹、金曹、掾史曹与县官吏间的配合。
  在民族发展发面,汉族清河房氏、弘农杨氏、广平程氏在北凉得到进一步发展。随着北凉疆域的扩大,鲜卑对北凉的态度由敌对变为归降。鲜卑秃发氏、鹿氏是重要的入仕北凉的鲜卑族人。北凉曾联合西羌、东羌共同对抗西秦,沮渠蒙逊夫人彭氏可能出自羌族。高昌隗氏在北凉时期任郡佐吏,可能与隗仁担任太守有关。
  北凉在南凉、西秦灭亡后两次大规模入侵河湟地区,征讨鲜卑卑和、乌啼部是为了扩张其在青海湖以北地区的疆域,保障经苕藋翻越冷龙岭至河湟的道路畅通。北凉与西秦在青海地区的疆界线稳定在祁连山以南。北凉与吐谷浑长期保持友好合作。高昌北凉控制了鄯善、且末、焉耆、高昌,掣肘柔然南下,阻断北魏交通西域。
[博士论文] 王霞
中国史 湖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秦汉时期儒学衰落与复兴的历史,是众所周知的。但隐藏在这段历史中的文化继承与政治革新的纠葛,则较少有人关注和思索。具体说,儒家所传承的旧有文化与法家引领的新政治形态之间的不一致情况,很少有人从文化记忆的角度去考虑。这种文化心理与文化记忆深深存在于人们的内心中,属于“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集体潜意识,虽然它有时被政治威权所压抑,但在一定缓和的政治气氛下,它又会得以复苏和重现,并呈现出巨大的力量。
  秦国在法家人物主导下实行政治改革,以郡县制取代世袭制,并通过“以战去战”的政策使秦王朝在政治上实现了大一统。但是法家人物对西周以来世袭制度的全盘否定,及其“非古崇今”的历史观,导致了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与摒弃。李斯和秦始皇的“焚书”“以吏为师”、反对私学的文化专制政策,虽然暂时打击了以传承传统文化为己任的儒家知识阶层,但是丧失了儒家知识分子对秦朝身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丧失了不同群体形成共同价值准则的可能。所以秦始皇和法家试图通过毁灭儒家教育来达到磨灭旧有文化,来达成政治效能的绝对化,是一大错误。在这个错误之下,统一国家离开了严肃而有活力的文化记忆,知识阶层和官吏群体生活在无共同记忆的状态中,不但群体面临着解散的危险,而且构成有意义个体生活也将变得不可能。任何深沉的文化及相关的价值都将瓦解崩溃。因此,秦始皇统一政权处在一个不同类型文化未能融合,文化与全新政治形态存在诸多矛盾甚至相背离的状态。
  随着秦朝的迅速灭亡和西汉王朝的建立,学者对秦朝的统治思想加以批判,对法家思想进行反思,传统的文化心理与文化记忆很快苏醒并形成。由于皇帝世袭制这个最大血缘关系的现实存在,以及社会上人们血缘意识的根深蒂固,使得西周的分封制与世袭制在西汉初期得以复活,先秦的文化典籍也被社会重新加以重视。秦王朝虽然存在时间很短,它的制度与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沉积下来。西汉王朝既有对西周制度文化的继承,也有秦朝制度文化的继承(如分封制与郡县制并行)。汉儒和官吏们批判和反思秦政和法家的共同行为,足以说明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集体记忆。也是在这一历史框架之中,他们形成了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即将当下与传统对接起来,再次借助先秦儒家基本内核为当下所有成员和国家政治机构提供能够接受的伦理价值和道德准则;同时,他们也以这种共同的记忆,寻找并确认了自身的身份归属,并形成文化记忆所具有的凝聚力和持续存在的结构力量。这种文化记忆支撑了儒学的复兴,使得经典文化和相对独立于政治的知识阶层得以形成。同时,传承文化的代表孔子在先秦被其弟子圣化之后,继之又被汉儒冠以“素王”的称号,因而使得与政治权威相对的文化权威形成。学者以此来批判和规范现实政治,以此来引领社会的价值取向。
  文化的融合需要自由且广泛充分的交流讨论,才能在全社会层面形成共同的文化记忆和身份认同感。汉武帝政府通过政府机构,设置《五经》博士、太学、郡国学等,最终以政府的力量完成了适应统一政治的文化融合,并以此文化来稳固全新的政治形态。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发现这样一个道理:虽然法家在秦国以及后来秦王朝实行的政治改革具有某种根本性和彻底性,但到了汉王朝时期,这些政治改革在相当程度上退了回去,此正如常言所说的“进三步,退两步”,这似乎表现为一种历史的倒退。其实质在于,当时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没有把一种无形的力量计算进去,那就是文化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得政治革新和文化继承之间表现为一种纠葛。如果政治家和思想家在政治改革之时,能考虑到这种无形的力量,那政治的反复和社会的动荡与破坏,也许不会那样大。
[硕士论文] 王启迪
中国古代史 包头师范学院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两汉作为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处于封建大一统建立和初步发展时期,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统治者制定了适合封建统治的民族政策。本文将两汉的民族政策作为比较研究对象,从两个时期不同的民族政策进行研究分析。本文分为以下几个章节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引言介绍民族政策实施的原因以及对两汉民族政策的研究现状,民族政策的研究意义和要解决的问题。第二部分从历史沿革方面进行论述,介绍了少数民族的起源及发展状况,两汉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态度。第三部分论述了两汉的民族政策及对其进行比较。西汉的民族政策有和亲与军事征伐的民族政策,笼络怀柔的民族政策,开关互市的民族政策。东汉的民族政策有设置官吏进行管理的民族政策,“柔道”和武力统一的政策,恩威并施的民族政策。两汉民族政策的共同之处,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武力征伐后设置郡县进行管理。两汉民族政策的不同之处有实施的侧重点不同,政策的主次不同,采取政策的原因不尽相同。第四部分论述两汉民族政策的影响。第五部分是对两汉民族政策比较研究的总结和思考,归纳自己论文研究结论和不足之处。
[硕士论文] 牛婷婷
艺术学理论 中国美术学院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六博又称“簿”,是一种主要流行于战国、两汉时期的博弈游戏,它不仅是一种上至达官显贵下至黎民百姓都很喜爱的棋类游戏,还是一种在祭祀活动中担纲重任的重要器具,甚至成为两汉时期仙界图像中固定的表现内容。
  学界对博局图的关注由来已久,但学者们的关注点往往仅集中于博局图纹样的来源,却对其背后的文化内涵有所忽略。其实,博局的文化意义相当复杂,短短一篇文章很难将其阐释清楚,因此,笔者将关注点集中于一点,即六博与占卜以及古代巫神观之间的关系上。任何事物只要与巫术扯上关系都会笼罩上一层神秘色彩,但博局的发展似乎要更复杂一些,我们很难将它简单地划归为巫术,也很难将其上升到宗教的层面,而它的应用方式确实又与这些意识层面上的东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对其定位就变得尤为困难。
  本文将尝试从社会历史和博局本身的宇宙观内涵两个方面对六博进入神仙世界的原因进行分析,希望能窥得大概。
[硕士论文] 赵华
中国古代史 包头师范学院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人才问题关系到国家兴衰,汉武帝时期,人才济济,出现了“人才盛世”的局面,其根本原因在于汉武帝人才思想的正确指导。本文以汉武帝的人才思想为研究对象,在学界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继续深入和挖掘相关史料,对汉武帝人才思想加以研究和总结,力求做到使其研究更具详实与系统。
  本论文从这点着手,分为四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说明选题的意义,通过分析已有研究成果的成功和不足之处引出本文的写作意义;第一章,探讨汉武帝人才思想的形成,主要涉及三个内容:汉武帝人才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理论渊源以及汉武帝的个人因素,其中社会背景主要突出为三个方面,即社会经济恢复繁荣,制度变革势在必行,“儒道互动”到儒术独尊的转变;第二章,根据表格,从对人才的基本认识、教育培养、选拔及任用四方面着手论述汉武帝人才思想的主要内容,汉武帝认为得才者而得天下,国重才而贤能出,于是颁布求贤令建立太学,将教育、考试与选拔人才相联系,最终培养并任用了大批优秀人才;第三章,分析汉武帝人才思想的特点,即“王道思想”、“霸道思想”;最后,本文从汉武帝人才思想的进步性和局限性两方面进行了评价,以求得出可借鉴之处。
[硕士论文] 闫瑞华
中国史 湖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东汉承西汉和新莽,在中央确立了太尉、司徒、司空的三公制。这一制度从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确立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始,中间经历了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的改名后正式确立为太尉、司徒、司空,至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被废除止,共存续了184年,几乎贯穿整个东汉王朝,共产生了225任、155位三公。其中太尉77任,66位;司徒69任,64位;司空79任,73位。
  三公作为中央职官的核心成员,地位尊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作用巨大。能够出任三公,可以说是人臣之极。在东汉,中央官和地方官都可以有机会迁任三公。就中央官来说,现任三公之间可以相互转任,而卸任三公也可以直接出任;太傅、将军等高级官员和相对低级的九卿及其下属职官也都是三公的来源途径;其他诸如司隶校尉、长乐宫和永乐宫官等也有机会迁任三公。就地方官来说,州牧、郡守、县令都有直接迁任三公者。除此之外,有个别者是以有爵无官的身份而迁任三公的。三公迁任途径的多种多样,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朝廷对于三公选任的不拘一格。
  纵观东汉全部三公的任命情况,与西汉相比,可以从中发现一些有趣或特殊的现象,显示出一定的特点。一是个人累登公台,少则两次,多则达六次。二是拜公封列侯者仅寥寥数人,这与西汉武帝以来的拜相封侯的“旧制”大相径庭。三是录尚书事,一些三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参与到中枢机构中。四是有个别三公被任命时并非正式,而是以他官身份代行公职,并持续到任职结束。五是在正常的三公任职体系之外,会因为某些特定事情而临时任命三公。六是累世三公,即三公的家族化,共涉及到23个不同的家族。
  三公地位无比重要,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皇权对三公的任命也受着多种因素的影响,有着各种各样的考量。如在征伐频繁的王朝初年和末年,三公多见因军功而任命者。此外,大部分时期选任三公的常态都是从经明、行修、有能之士中选拔。但是,也有一些非常态因素影响着对三公的任命,如阿附权贵、高訾买官、恢复旧制和稳定秩序的需要、带有人情色彩的回报或补偿、权臣当道等等。
  东汉对于三公的任命有一套流程,同样因各种原因而要免去三公之职时,也有相应的程序要走。相对于迁任的多种途径,三公的离任也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有因迁任他官而离任者,有薨于任上者,有因老病免官者,这几种情况更多的是由于正常的任命或自然因素的影响。而三公因灾异被免和因罪过被免则牵涉到的不仅仅是灾异或罪过本身,还有很多的政治因素在其中。除此以外,也有因其它原因而被免官者。
[硕士论文] 高美美
中国古代史 曲阜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女性财产权的真实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折射出其生活实态,进而反映整个社会风貌。汉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与文化的大发展时期,同时也是新旧制度相互碰撞的变化期,这一时期的特殊性使得女性的财产权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这极具特色的女性财产权的形成是当时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以及历史传统各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其涉及了当时的文化思潮。本文结合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探究两汉女性的财产权,分析总结汉代女性财产权的特征及其成因。
  首先,汉代婚嫁奢靡之风开始盛行,获得嫁资是汉代女性最基本、最主要的财产权利。通过考察汉代的厚嫁之风,着重分析了嫁妆的种类、数量,并且进一步探讨了汉代女性的奁产权以及嫁妆对女性的意义。
  其次,阐述汉代女性在家庭中的财产权。根据汉代女性在人生中“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不同阶段所扮演的不同角色,论述不同家庭角色的女性在家庭财产方面的权利和地位。
  再次,阐述汉代特殊阶层女性的财产权利。通过对汉代下层奴婢的财产权和上层贵族女性的财产特权分别进行考察,更加立体地揭示汉代不同阶层女性的财产权状况。
  最后,分析归纳汉代女性财产权的时代特征和原因。鉴于汉代特殊的时代背景,女性的财产权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亦从汉代的社会大背景、儒家理念以及女性地位等方面,分析汉代女性财产权形成的原因。
[硕士论文] 郝巧峰
中国史 曲阜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古时期的京兆杜氏家族是以京兆为郡望的士族。京兆杜氏家族绵延世代、经史底蕴深厚,世代具有很高的经史素养。而学术界对京兆杜氏家族文化及其中古学术贡献研究较少,从经史关系的视角探讨其家族的经学,更是少之甚少。京兆杜氏家族成员世传的家族文化传统,造就了其非凡的中古经史成就,这是同时代其他家族所无法比拟的。
  京兆杜氏家族文化最初受到京兆地区文化的熏陶。其中包括很多京兆学人以及京兆杜氏家族的先人在文化上取得的成就,佐证了京兆地区文化氛围浓厚,并且孕育了京兆杜氏家族的家族文化。京兆杜氏家族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其家族文化传统促使家族由汉末时期的衰落到魏晋时期的重新崛起。而在中古时期京兆杜氏家族联姻中,选择的联姻对象基本为经史世家或者皇家,注重联姻家族的文化传统。此外,在京兆杜氏家族的政治仕途中,其家族成员不仅在仕途中熟读经典,而且在自已所任地方大力推行经学的发展。这些都与京兆杜氏的家族文化有着深厚的关系。
  京兆杜氏家族在经学整体衰落、史学虽从经学分离出来但仍受经学影响的背景下,其家族成员表现出了善刑律、崇儒博学的家族文化传统,其政论与史论,深受传统经学的影响,因而既反映了当时整个魏晋南朝经史时代之风气,又折射出其家族文化的个性。中古时期的京兆杜氏家族对中古学术多有贡献,其中包括:因杜预的经学成就,推动了汉唐官学《春秋》学由《公羊》学基本独尊向《左氏》学为主导的转换、河东经学的兴起以及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的经传诠释对汉唐经学的学术贡献。
  总的来说,中古时期的京兆杜氏在经史领域取得的成就,体现出受其家族文化传统的熏陶。京兆杜氏家族之所以在之后的几百年里,培育了数百位将相之才,与其家族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可以说是家族文化造就绵延世代的大族。
[硕士论文] 周莹
中国古代史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220年,曹丕代汉称帝。221年,刘备以继汉自居。孙权在曹丕、刘备称帝后,面临着自立称帝,还是归顺魏、蜀的政治抉择。政权内部的不稳固和外部形势的危急迫使孙权放弃自立称帝。汉魏嬗代的合法性,以及孙、曹在建安年间陆续形成的婚宦关系又促使孙权向魏称藩,而非归蜀。222年,孙权成为魏属吴王,改元黄武。向魏称藩,并不是放弃帝业,恰恰是服务于建立皇权的终极政治构想。曹操废二十等爵、建立五等爵的政治举措,突破了汉“非刘氏不王”的国体原则,不仅促成了汉、魏皇权转移,也为孙权作为异姓,却可以称藩王创造了体制上的可能。孙权向魏称藩,表面上臣服于魏,实是承汉末“郡国本位化”所造成的分裂趋势,借王国体制,将国内“任侠”“师友”关系,一变而为“君臣”关系,在封国内自成系统,完成了由汉末江东割据政权向王国政权之转化,使其合法化。向魏称藩,还有一层巧用,变“舍汉归吴”为“舍魏归吴”,消除了部属的名节顾虑,让我们看到了孙权为争取政权正统性所作的努力,完美的诠释了其作为政治家的政治智慧和勇气魄力。
  经过“黄武之政”七年(222-229)艰难酝酿,孙权于黄龙元年(229)开基建国,由魏属王国之吴王转化为吴大帝,才得以爬上权力巅峰。孙氏政权由吴王国升格为吴王朝。它是东汉政治分裂的结果,又是江东政治统一孕育新生皇权的产物。这七年有三方面内容:第一、孙吴两大军功受益集团——淮泗集团和江东集团渐趋融合,江东集团成为政权统治阶层。第二、消除以地方大族为首的山越与汉人联合反抗孙吴统治的动乱,加速山越汉化。第三、淮泗集团“尊汉派”人物张昭渐次被排挤出政治军事核心,栖身建业,在政治上再没有别的作为。前两个学界已有定论,第三点是论述的重点。
  孙吴皇权的法统依据在于孙氏集团的三次质变。与僭号称帝的袁术绝交,由政权体制外之非法组织,一变而为既存汉政权一部分,此其一;汉魏嬗代,向魏称藩,建立吴王国政权,此其二;黄龙元年称帝,建立吴帝国政权,此其三。
  孙吴宣扬皇权权威性与合法性的手段主要有四种,一是利用符瑞和符瑞年号,二是否定汉魏嬗代合法性,三是宣扬孙权军功,四是表达天命意志。
  黄龙元年(229)孙权建号称帝,定都建业,开启了建业作为都城的历史,此后建业开始具备皇权因素。在此之前,孙吴政治中心历经多次变迁。建业从普通县级城市,先后上升为江边重镇、丹阳郡郡治、一国之都。都城是一个政权的政治中心,孙权最终选择定都建业,必定有多方面考量,因为它将影响政权的稳固和国祚的长短。平衡国内两大地域集团以及皇权与地域集团的势力、镇抚山越是促使当政者定都建业的关键性因素,两者分别揭示了都城背后的政治文化意义和民族融合背景。
[硕士论文] 张营营
历史学、中国史 河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王莽统治时期的礼制在中国古代礼制史上有着至关重要的历史地位,王莽执政之后,开始对礼制进行全面改革,以儒家经典为其改革的理论依据,并加以创新,尤其是对郊祀、宗庙、职官、行政区划、巡狩、明堂等制度的改革影响甚大,许多的礼仪制度为东汉所继承,最终成为了以后各朝的礼制蓝本。
  郊祀自西周开始成为历来统治阶级祭天礼中的“正祭”,然自周室式微,诸侯僭越天子郊礼,出现了“礼乐崩坏”现象。至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了不同于周代的郊祀,即以名为祠、畤的神祠为主要祭祀对象的郊祀制度。西汉初,汉承秦制建立雍五畤。汉武帝时期建立了汉家法式的甘泉太一与汾阴后土郊祀制度。但随着儒生进入统治阶层,开始以儒家经典审视原有的郊祀制度,而后要求改革,匡衡于成帝时期建立南北郊祀制度,但是缺乏相应的理论依据。只是简单的把武帝一朝的甘泉泰畤和汾阴后土祠迁到长安而已,遭到了刘向等人的反对,因而南北郊祀制度虽然初步确立,却没有固定下来。因汉成帝乏嗣和汉哀帝寝疾,曾经两度废除南郊郊祀制度,最终王莽在平帝时期确立了南北郊祀制度,又颇改其祭祀之礼,成为了后来历代王朝郊祀制度的蓝本。宗庙乃是为祭祀先祖而设,然由于其本身的政治因素,天子宗庙制度在古代至关重要。西汉自平帝时期就开始以儒家经典改革宗庙之制,直至王莽吸收刘歆的“祖’”、“宗”非常数,乃可变之数的思想,设立了“九庙”。又定祫祭之制,为东汉所继承,成为了以后各朝宗庙制度的蓝本。王莽统治时期的职官改革,以儒家经典《周礼》、《礼记》等为依据,对职官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确立了九卿乃是九个人、一公辖三卿的三公九卿制度。同时对州级职官进行改革,确立州牧制度,为东汉所继承,州牧制度对东汉影响深远,建武十八年之前东汉采用的就是王莽统治时期确立的州牧制度。王莽统治时期的行政区划改革则较为复杂,先是改汉家十三州为十二,而后又改为九州,同时重新划分区域,改地名,政令混乱不堪。王莽又按照儒家经典《礼记·王制》对巡狩礼进行改革,确立了天子五年一巡狩,一年四次,分别在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进行东巡、南巡、西巡、北巡。其巡狩的内容包括祀山川、诸侯觐见、观民风、命典礼等礼,最后归来祭祖,东汉继承了这一思想。王莽亦对明堂礼进行了改革,王莽参照刘歆的建议,在长安之南兴建明堂,使其更加符合儒家经典的要求,并在明堂以祖配祭上帝、祫祭先祖,以宣示自己即皇帝位的合法及神圣性,这一做法为东汉所继承,成为了以后各朝定制。
  王莽统治时期的礼制,是王莽以《周礼》、《礼记》、《尚书》等儒家经典为理论依据,在吸收西汉、先秦礼制的基础上加以创新而成。因而,王莽统治时期礼制的历史地位不可忽视。
[硕士论文] 刁华夏
历史学、中国史 河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秦汉之际确立的郡县制,能否取代分封制实现皇权对社会的有效控制,就制度本身而言面临着实践的考验。在郡县制下,皇权实现对全社会的有效控制,主要是依赖于郡级地方政权所发挥的社会控制作用,其中郡守个人对社会的掌控能力至为关键。
  西汉政府在郡守任用中,特别重视其在治盗贼、抑豪族、弭边患、控诸侯王等方面的政治能力,在社会综合治理和社会治安管控方面的能力,以及在掌控户口、军事备边、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的能力。这些方面构成郡守选用、考核和处置的主要依据。西汉郡守实现社会控制的路径主要体现在凭借整治盗贼、打击宗族豪强、妥善处理突发性社会治安事件、广植治安耳目、亲理狱讼等措施,实现对社会治安秩序的控制;通过发展农业、救灾济民、强制田作、打击土地兼并等方式实现对土地与人口的控制;采取兴教办学、主动贯彻皇权意志、选置乡里表率人物等举措完成对社会思想的控制;运用自辟僚属、厚待下吏、赏罚并用、严密监察、阴罪相胁等手段,实现了对郡县属吏的控制。
  在郡守这一官吏群体的不懈努力下,西汉王朝统治的二百多年中,边郡基本上没有因为郡守个人的因素而蒙受重创,虽有匈奴的多次寇边,但最终都被得以有效化解;诸侯王虽曾因中央政府的持续削藩而兴兵造反,但也始终在中央政府政权的掌控之中;内郡虽不时爆发盗贼四起、土地兼并以及豪族武断乡曲等区域性社会问题,但也基本上得到了有效治理和缓解;即便是最为难治的京师长安所面临的严峻治安问题,也一直维持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没有动摇西汉中央政府的统治根基。总体来讲,西汉郡守管控社会的实践是卓有成效的。
  目前学界盛行汉初地方行政重心在县不在郡的说法,但以纸屋正和、廖伯源、周长山为代表的这一学术论说,或存在史料凭借不可靠,或将理念化的制度与其实际所发挥的作用完全对立割裂开来,或逻辑论证不周延,或所持论据相互攻讦,所论都难以令人信服。实际上在西汉的地方政治体制中,郡(国)一级的设置是最为核心的,而作为地方元首型长官的郡守,往往被视作治国理政的关键所在,并被寄希望于在巩固政权统治基础上,能够发挥出拊循民众、招揽民心的重要作用。郡守作为统治者眼中的“吏民之本”以及地方行政运作体系中的权力中枢,在宏观层面上掌控并主导着地方行政的运作,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西汉政府重视郡守社会控制能力问题,通过郡守实现了对全社会的有效支配,抓住了郡县制何以实现社会控制的核心与要害问题。西汉社会问题复杂多变且表现为各个方面,往往需要有各种不同类型控制才能的郡守才能妥善予以解决;而西汉郡守对地方社会的有效掌控表明,任何时代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都必须建立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之上,正是在中央政府与郡守群体的共同努力下,西汉政权才得以延续二百多年之久,并在人口规模、农业水平,以及综合国力上达到了历史发展的新高度,并取得“文景之治”与“昭宣中兴”的治世景象;西汉统治者将社会的有效治理,更多的寄托在官吏群体的个人能力方面,而相对忽略了社会运作机制的制度性建设,这是人治社会的必然逻辑与帝制时代社会控制机制的最大弊端,值得当今社会借鉴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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