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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翟悦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金毓黻是我国著名的文献史家,也是近代东北史地研究领域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求真、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和对史料穷尽式地搜集、对比考证与爱国忧乡的史料观对东北学科和后来学人都有启发和影响。《东北通史》不仅是金毓黻的代表作,而且是东北史研究的奠基之作,书中对史料搜集、整理和考证非常典型地反映出金毓黻史料观的主要方面。一方面,金毓黻的史料观是传统的,继承了乾嘉学派对史料全面搜集和考据的方法;另一方面,金毓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新史学的影响,在他身上体现新旧史学融合的特点。本文论述《东北通史》在金毓黻学术生涯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分析金毓黻在《东北通史》中,对我国传世文献、域外文献史料全力的搜集以及对史料的批判性运用,并在此基础上概括出金毓黻史料观的内涵,弥补以往对金毓黻史料观研究的空白之处。同时,尝试与清末考据学家和民国学者傅斯年进行比较,对金毓黻的史料观进行客观的评价,最后探讨金毓黻史料观对东北史的研究以及后世学者产生的重要影响。
[硕士论文] 代少强
中国史 贵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贵州素有“山国”之称,地质结构复杂多样,各类自然灾害较多。就元至民国这六百年间,贵州地震灾害言,对当地的自然与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留下了诸多文献资料。内容涉及地震产生前后的现象,政府及当地各族居民采取的积极措施等。故系统梳理此类资料,总结其间的规律,对当下贵州省抗震救灾、经济建设和城市规划大有裨益。为说明这一问题,本文共分五章加以探讨之:
  第一章绪论,系统阐述了本论文的选题缘由、贵州地震历史文献和贵州地震研究概况等,指出了本研究的意义,前期成果不足,以及论文要研究的重点。
  第二章贵州断裂带及地震区概况,在分析研究前人有关贵州地质结构的基础上,阐述贵州四大断裂带,及其在此前提下划分的五个震区概况,揭示了黔省“小地震、大灾害”的原因。
  第三章贵州地震概况及影响,贵州地质结构的差异大,黔省地震按其产生原因、震后地貌呈现的“相”,大致可分为构造性地震、塌陷性(陷落性)地震等,地震频率西北强东南弱、破坏性西强东弱,此外,还具有周期性、条带性、多复合灾害等特点。这样的地震特点,对贵州社会、经济、建设都产生了不利影响。
  第四章贵州地震灾害预防与灾后重建,今天贵州省境内,早有地震发生,并产生了一整套地震灾害预防诸措施。就元至民国言,各历史文献,以及今天的田野调查资料显示,贵州地区各族居民已经拥有一整套地震预测知识,涉及灾害重建诸多内容,发掘这些内容,对今天我省地震预防与救治有着积极意义。
  第五章余论,回顾了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及解决的相关问题,并指出丰富区域性灾害史的研究内容,对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生态建设等方面有着积极意义。
[硕士论文] 唐玉
专门史 青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民国时期宝鸡地区的气象灾害发生频繁且类型多样。如:旱灾、水灾、雹灾、霜冻、风灾等。这些气象灾害破坏性大,对当时宝鸡地区的民众生活影响巨大。故而,本文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并分析其频繁发生的原因、阐述其对当地民众造成的影响及各级政府、民间组织以及各社会人士对灾害的救治情况。
  复杂的气候环境、多样的地形、疏松的土壤、众多的水系这些自然因素使得该地的气象灾害发生频率相当高。
  与此同时,民国时期宝鸡地区的气象灾害给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很大影响。粮食的歉收或绝收是其给农业生产带来破坏的常见表现。粮价飞涨,破坏交通、建筑设施,人口的死亡或迁移,社会秩序的不稳定等种种现象皆是灾害威胁民众生活的体现。
  针对当时当地多发且破坏性大的灾害,各级政府、民间组织以及社会人士给予了一定的救灾举措。在多方力量的联合下,救灾取得一定成效。但薄弱的政府财力、苛捐杂税的征收、一些机构或人士对救灾的阻截等种种因素影响着救灾成效的发挥。
  通过对民国时期宝鸡地区气象灾害的灾害概述、灾因分析,灾害给当地民众造成的影响以及灾害的社会应对进行论述。我们可以总结经验、教训,给当今宝鸡地区的社会救治提供借鉴。
[硕士论文] 罗红丽
中国史 青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青海河湟地区是较早进入农耕文明的地区之一。自汉代屯田开始,青海河湟地区的农业便有了开垦。而后,唐、宋、明、清等王朝继续在河湟地区进行屯田,特别是经过清王朝在该地区的农业垦殖,使青海河湟地区的农业有了一定的基础。民国时期,特别是30年代国家进行西部建设,青海河湟地区的农业经济与前代相比,有了一定的发展。具体包括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两方面。直接因素:国民政府的政策推进,鼓励支持农业垦殖与开发,并给予资金上的支持,设置农业改良机构,以及进行农田水利的兴修。间接因素:外来移民数量的增加,使农业垦殖面积得到扩大。
  本篇论文包括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正文部分分为五章。第一章主要论述青海河湟农业格局及历史形成。通过对自然环境与河湟农业经济特征,以及历史时期青海河湟农业的垦殖与开发情况的梳理,厘清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时期河湟农业经济特点及农业生产状况。第二章主要论述民国时期青海河湟农业的经济状况及发展。着重考察农作物种植、农作物产量、农作物分布,以及移民垦殖、水利兴修情况。第三章主要阐述民国时期青海河湟地区的农业得以发展的原因。从人口的增长、行政区划的完善、以及政府的政策推进这几方面来进行分析。第四章主要论述影响民国时期青海河湟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包括自然灾害、战乱、以及政府政策在推进与落实中存在的问题。第五章主要论述20世纪三十年代西部开发热潮对青海河湟农业的影响,就学者对青海河湟农业的调查与描述,探讨三十年代西北开发究竟对当时青海河湟农业的发展产生了多大的作用,并尽可能给出一个客观的评价。
  从以上内容分析,笔者认为,20世纪30年代,青海河湟地区农业发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但是并没有改变其落后的经济状况。一方面,由于机构设置的数量较少,且在资金、技术等方面投资的力度不够,另一方面,“西北开发”更多只是停留在口号上,而实际作用是浅小甚微的。其作用更大在于使人们对青海有了新的认识,对该地区的农业状况的考察与研究增多,并向往该地区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由于恶劣的自然环境条件、落后的技术等原因,决定着青海河湟地区农业经济在当时不可能有大的发展。
[硕士论文] 柴鹏辉
中国史 曲阜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西潼铁路是近代陕西省筹建的第一条铁路。诸多因素驱使各方考虑筹修西潼铁路的“动力选择”,主要包括:清廷准许各省自办铁路和粤汉铁路的收回引起的各省自建铁路的热潮;防止外国人对陕西路权的窥伺;陕西连接东西在巩固西北边防上的重要性;铁路对开通商务、变通风气等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这些是驱使各方考虑筹修西潼铁路的“动力选择”。然而,西潼铁路从开始的“动力选择”上,即深深地打上了国运衰微的烙印,自保路权和巩固边防成为最首要的因素,而铁路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功效,则成为次要的筹筑动力。
  西潼铁路的从1905年至1911年,经历了“官商合办”、商办、收归国有三个阶段,蹉跎复蹉跎,始终处于阶段,而未有尺寸进展。
  筹修西潼铁路本是现代化事业中的一项经济问题,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却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意义,鲜明地体现出了社会转型。整个过程中,参与其中的包括政府、民间、外国三股势力。政府力量对铁路的修建从理想化到重现实、规划明晰,反应出其理性化的一面,但其内部已经严重分裂,官僚集团在具体施政方针上难以达成共识,政府的权威丧失,失去社会控制能力,无力整合支持修造铁路而又相互对立的各方。民间力量方面,农民是被裹挟者,是社会转型成本的负担者,因此加重了对现代化的误解和对清廷的仇视。士绅是领导者,学生是先锋军,他们从传统体制内脱离出来,“改变了政治力量对比”,处于政府的对立面,用现代思维评判政府,用现代传播媒介争取路权,把保路自办作为现实地方自治和民族独立的具体途径,却显得执拗而过于情绪化。铁路的中,一直存在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路径,这种路径的博弈反应出现代化发展的不同操作取向,即权利与资源由谁来掌握的问题。而外国力量的介入,总是被外界视为其与政府力量的勾结,引起民间力量的警觉,成为政府力量与民间力量进一步对立的催化剂,政府的“媚外”形象已经在民众心中定格。
  围绕西潼铁路的可以看到,现代化事业中掺杂着错综复杂的纠葛,映射出社会转型的实态,社会控制机制的失效,各方的蜕变和离心倾向,现代因素的增长,使得清廷统治潜存着权利与利益之间结构性裂变的深刻危机,脆弱而孤立的清廷无力应对这些困境与转变,只能是奄奄待毙了。
[硕士论文] 马鑫
专门史 包头师范学院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民国前期,绥远地区农会建立并发展起来。农会兴起于这一时期主要是因为:第一,清末以来政府的倡导与支持,为农会的成立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第二,清末移民和农业人口的大量增加,使农会建立有了阶级基础;第三,清末以来大规模放垦后绥远农业的发展,为农会的建立提供了条件;第四,便利于解决军队浩繁的军队供应,是农会建立的直接原因。从民国前期绥远地区农会的具体情况来看:绥远地区农会建立时间较晚,并且持续时间较长;各县农会的组织结构基本上是按照官方的规定来进行实施的,但也根据该地区的实际情况而做了一些调整;各县农会大多建于县城建设局院内或寺庙内,而没有专门的会址;农会的会费主要由农民的地亩摊派而来;农会的活动主要是支应军差。民国前期,绥远农会的建立,一方面有利于辅助政府征发草料,维护社会秩序;是农会发展的起步阶段,奠了定农会发展的基础;此外,农会及同时期的其他组织,适应了绥远近代化的发展要求。另一方面,农会会务主要是征发军用草料,缺乏对农业的关注;经费摊派加重负担,不能保护农民利益。
[硕士论文] 余马城
中国近现代史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太平天国时期江南的文化家族经历了一场浩劫,面对异文化的太平军,大部分文化家族都坚决抵抗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常州赵氏作为晚清时期常州地区的文化望族,其经历是一典型案例。赵氏先祖早在元朝时期就迁居常州西盖村。后来主要分为两支,本支为西盖赵氏,主要居住在西盖村。分支为观庄赵氏,自明初迁居观庄。
  明清时期,赵氏家族人才辈出,产生了如明英宗讲师赵琬、监察御史赵敔、“江南老教书”赵继鼎等一批文化名人,成为当地文化望族。这一时期,科举与婚姻的成功不断巩固扩大着家族的影响力。其家族成员也主动参与和组织地方社会的文化事业,如创办惜字会,举办寿宴,参与龙舟竞渡等。可以说常州赵氏在太平天国前已经成为常州地区举足轻重的文化家族。
  伴随着太平军的不断进军,赵氏族人自觉担负起了保卫地方的责任。其成员赵起、赵曾向、赵振祚、赵烈文等都积极参与到团练组织之中,在1853年到1860年持续对抗着太平军。他们一方面配合清军征收物资以支援前线,另一方面积极维护地方治安,稳定地方秩序。当1860年太平军攻占常州之际,部分族人如赵振祚、赵禄保、赵起等坚决抵抗,并最终付出了生命。赵烈文、赵曾向、赵寿仁等族人则仓皇出逃,开始了逃难生活。其逃难经历散见于他们个人的文字记载之中,部分记录得以幸存下来。
  战后赵氏族人陆续回到常州,面对战后的凋敝,他们积极参与到家族重建之中。一方面,部分族人如赵寿仁、赵承炳、徐小娴等开始着手恢复承载家族创伤的约园。另一方面,族人也力图通过重修家谱来重建家族记忆。到1886年,随着重修家谱的完成,赵氏家族的战后重建也基本结束。
  纵观太平天国时期的常州赵氏,其对太平军始终持敌视态度。常州赵氏战后的发展表明家族组织仍然是晚清时期重要的社会团体,对战后秩序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可以发现赵氏源于常州,其文化世家正是由常州乃至整个江南孕育而成的,因而其族人也坚决地捍卫家乡来维持其文化世家的地位。
[硕士论文] 钟月
中国史 贵州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1827年,贺长龄编写了第一部经世文编,之后,何良栋、麦仲华等人相继编写了十余部经世文编。经历了80年,在晚清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清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文章是文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今天研究清朝的统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文编的编写过程中始终秉持着“经世致用”的指导思想,经世观念最早源于《庄子.齐物篇》中“春秋经世,先王之志”的论述,其后演变为儒家道义的根本。嘉道时期,经世思想开始萌动,有社会批判与倡导改革的主张,士人阶层开始关注社会现实,萌生了一些经世思想。到鸦片战争前夕,以贺长龄、魏源为代表的思想家,倡导以土地、赋税、盐政、河工、吏治等实政为主要内容,开创了近代经世致用的新风气。经世文编的编写为统治者的统治提供了参考,以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为中心,改革弊政,谋求自强。晚清以来,封建统治出现危机,面对内忧外侮,社会动荡不安。而吏治中出现的问题也是晚清政局岌岌可危的一个表现,经世文编中也记录了晚清以来的吏治思想,是晚清政治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必要对晚清各个时期的经世文编中的吏治思想进行研究。
  文编中对于吏治思想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个是从整体上整顿吏治,包括培养廉洁的官场风气,考核官员要名实相符和裁减冗员、创新体制改革的思想,这既体现出晚清存在吏治腐败、机构臃肿的问题,也反映出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懂得官吏作为连接统治阶级和下层百姓的桥梁作用,希望从整顿官场开始,谋求社会的稳定。第二个方面是对居官者的要求,包括官宜久居、人地相宜及勤学的思想,有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同时对官员自身的行为修养也有要求,为官者要勤学慎思、实事求是。第三个方面是针对清朝选官途径繁杂,存在官员滥竽充数的现象进行讨论,首先探讨了捐官的利弊,作者们大都持禁止捐纳的思想,有人提出解决国用不足的问题可以通过国债,民间集资的方法,表现出国人已经不再拘束于传统的小农经济、重农抑商的生产方式。还有知人善任、严格考察的选官思想,严格选拔牧令则体现出了执政为民和长治久安的思想。已经认识到民众是国家的根本,是国家存在的前提,治理好人民,才能治理好国家。
[硕士论文] 杨东莹
中国史 贵州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柏文蔚是一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一生为反帝反封事业不断奋斗,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柏文蔚成长和革命的生涯中,他的政治思想逐渐形成。在其政治思想的指导下,柏文蔚宣传革命思想,储备革命力量,进行革命活动。任安徽都督时进行前所未有的社会改革,促进了安徽的近代化发展。无论是在辛亥革命时期、讨袁斗争时期、北伐战争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柏文蔚都是以民族利益为先,在其政治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柏文蔚的政治思想是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政治思想影响着当时的政局,所以研究他的政治思想对我们了解民初的政局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旨在对柏文蔚的政治思想进行全面的分析,系统论述他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探究他政治思想的基本特点。本文第一部分分析柏文蔚政治思想的形成背景,从时代的产物、新思想的影响、少年时期生活经历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二部分探讨他政治思想的内容,包括共和主义思想、民族主义思想、民主主义思想、国共合作思想、社会改革思想。第三部分分析柏文蔚政治思想的特征及其局限性,其所有思想和实践都是以爱国救亡为出发点,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柏文蔚的政治思想紧跟时代步伐,符合社会发展潮流,他的政治思想和实践活动紧密结合,实现了实践和理论的理性统一,但也出现了政治思想上的自我矛盾。
[硕士论文] 徐景
专门史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应德闳与其父应宝时二人由幕入官,与盛康、盛宣怀父子一样,是江苏省清末民初著名的幕僚家族。应德闳幼承父教,对幕僚必修的财经、法律等业务十分熟悉,加上其父在江苏政界任职二十余年的政治、经济人际关系,所以,他在步入政坛后,一直在江苏省政界活动,先后入过江苏巡抚端方、瑞瀓、程德全等人的幕府,最后,在程德全幕府中因推动辛亥革命和平光复而由幕后走向幕前,先后出任江苏省民政长、江苏省长等职,而正当他准备大展长才时,二次革命暴发,他与程德全所推行的调和南北,保土卫民的方针为袁世凯、孙中山双方所不取,最终亦为双方所弃,应德闳与程德全同时辞职隐退。程德全遁入空门,应德闳则蒙冤入狱,出狱后于1919年43岁之壮龄郁郁而终。其真正以省级主官身份在江苏政坛上有所表现不过二年时间,政治生命之短暂,恰于转瞬即逝的慧星。
  应德闳在江苏政治舞台上的短暂亮相,使之长期未能入世人之眼而遭到忽视。但也正如慧星生命虽短暂,而其灿烂而闪烁的光芒却是长夜中一道亮丽的风景一样,应德闳虽然担任江苏省民政长、省长不到二周年,但却是民国初建,各项新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在探索中初建的百废待兴之际,他展其长才,在江苏省新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建立之中,大刀阔斧地去旧立新,作出了很多前人未有过的探索。追索他当年的足迹,剖析其政治建树的历史时代意义,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也是有着一定的裨益的。
[硕士论文] 王鹏辉
中国近现代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基督教会在华置办产业由来已久。两次鸦片战争之际,传教士依靠中外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内地居住和置买房地产的特权。晚清政府与欧美诸国就教会来华置产问题屡有交涉。随着国际法和近代外交观念的传播,民国北京政府在追求国家主权平等、废除列强在华特权的目标下,“情事变迁”地对教会置产进行交涉。针对不同背景下的教会置产案件,北京政府灵活调整交涉策略,呈现出逐步深化的态势。这些交涉上承晚清时期中外教会置产政策,下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会租地政策,是近代外国教会置产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专门探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教会置产交涉,全文除绪论和附录外,共有五章主体内容。
  绪论详细介绍了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选题缘由和创新之处。附录部分收录了晚清时期教会置产案例和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教会置产交涉中的部分地图、契约及法规。
  第一章主要论述了教会置产问题的由来与发展,引发教会置产交涉的原因及民国初年教会置产的概况及新变化;第二章至第四章以时间为线索,主要围绕教会租用房地产、教会租地契纸及验契交涉和移交教产等具体问题,分门别类地对每类典型案例进行具体研究,考察这一时期教会置产交涉的过程及影响。第五章从交涉的性质、特点和影响等方面对民国北京政府的教会置产交涉进行评价与反思。
[硕士论文] 罗星
中国史 贵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16-17世纪之交来华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 Ruggieri,1543-1607)编绘了《中国地图集》,这是西方人首次采用拉丁文标注中国地名的中国地图集,当时未能出版,以手稿的形式保存在意大利多处档案馆内。直到1993年被后人整理出版,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2013年,澳门文化局组织学者将罗明坚中国地图集译为中文,命名为《大明国图志—罗明坚中国地图集》。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学术价值正在不断地被发掘。
  本研究首先对《中国地图集》中的文字部分进行研究。将其与《大明一统文武诸司衙门官制》(简称《大明官制》)进行比较,考察罗明坚在引用中文材料时做了哪些取舍,探讨罗明坚的文字介绍里展示了怎样的中国形象。笔者认为,罗明坚重点保留的是有关中国的行政区划、道里远近、机构设置等方面的内容,突出了“学校”这样的教育机构。文字介绍中多溢美之词,可以看出他想展示的是一个文明开化、形式完整的中国形象。如此安排的背后,则是出于扩大传教的需要,希冀引起西方人的兴趣。其次对罗明坚《中国地图集》中的地图进行研究,以首幅地图“Tamincvo”(大明国)为代表,研究罗明坚地图绘制的方法及其所参考的中文资料。可以发现,罗明坚的地图也参考了《大明官制》中的地图。对地图集中的分省图做进一步研究,可以看出罗明坚采用了多种方法来绘制地图,既有使用西法绘图,也有临摹中国舆图的方式。总体来说,通过研究这部地图集,能更加了解16-17世纪之交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程度。它是西方人绘制的首部中国地图集,罗明坚《中国地图集》第一次以多图分省的方式介绍了中国,对中国认知的准确性大大超越了前代。在罗明坚的地图集之后,又相继出现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ael Boym)和卫匡国(Martino Martini)绘制过中国地图集,西方人对中国的地理研究不断深入。罗明坚《中国地图集》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但这些不足都可归结为时代的局限、自然科学的局限、中文材料的局限等等,使得罗明坚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绘制出一部精准的地图集。但就16-17世纪来说,则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国地图集。直到今天,仍然具有其学术研究价值。
[硕士论文] 赵苗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 石河子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1840年,英国用坚船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后,中国便处于不断被动、挨打的地位,伴随战争失败的后果便是签订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等条件的不平等条约。到19世纪60年代,浩罕国军官阿古柏趁各民族起义的乱局入侵新疆。为在英俄角逐中亚的政治缝隙里求得生存,阿古柏积极向英国投怀送抱,寻求英国庇护。由于俄英势力的干涉,新疆问题十分棘手。在朝廷内部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指出用兵新疆的成本高而实际收益颇有限,力主捐弃新疆。此时,志在新疆的左宗棠力排众议,挥师西征,并任用张曜、刘锦棠等谋勇兼优的能才贤将仅一年半便一举收复国土,奠定了中国西北边疆的基本走向。因此,左宗棠西征是中国近代史和新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他对当地经济的开发和建设也构成了新疆近代化的开端。如今,重新研究左宗棠治疆思想和实践,可以从中获得有益的历史启示,为处理新疆的经济建设、民族问题等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第一章是左宗棠治疆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原因。首先19世纪中后期的各民族反清起义、英俄干涉及罕汗国军官阿古柏入侵造成的危机是左宗棠关注新疆的时代背景。其次,无论左宗棠是一介布衣书生,还是官居陕甘总督,他都很留意和关注新疆局势,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源于儒家传统思想的熏陶。
  第二章是文章的主体部分,主要从西北边防、经济开发、文化教育和处理民族关系等方面,详细阐述了左宗棠的治疆思想及实践。左宗棠认为要实现新疆长治久安,必须废除伯克制度,进行制度改革,实现新疆与内地的一体化管理。通过对新疆的政治制度变革、开发经济、普及教育等措施来巩固边防,维护国家统一。
  第三章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对左宗棠,其治疆思想及实践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价。第二部分是左宗棠治疆思想对当代新疆治理的启示。左宗棠治疆思想及实践对当代新疆治理的现代意义作为文章的落脚点,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其一,加强兵团建设,发挥兵团稳边固疆的作用。其二,妥善处理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共同发展。其三,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在兴疆中实现长治久安;其四,发展教育,缩小地区差距。
[硕士论文] 秦倩
专门史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民国时期的苏州中医为研究对象,以“西医东渐”为背景,以中西医之间由隔绝到对抗再到中医为发展进行调适为线索,研究苏州中医在此期间的变迁过程,分析其内外因素及影响,从而把握民国时期苏州中医发展的脉络。
  民国时期苏州中医的调适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觉醒、对抗、融合、调适。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的浪潮使得中国人越来越关注西方的自然科学与政治制度。苏州中医药业的历史源远流长,但是民国时期苏州经济衰落,中医药业内部发展矛盾重重,严重阻碍了苏州中医的发展。特别是西医院在苏州落地生根后,西医在医院制度、诊断方式、医学器材等各个方面的强大优势,使得苏州中医开始觉醒,并进行自身的改革。
  洋务运动之后,中体西用的思想被应用到各个方面。中西医之间作为医学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只是背后所依托的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不同,因此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率先提出了中西汇通的方式,苏州中医王宏翰和顾福如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试图汇通中西医来造福民众。西医逐渐被群众接受,政府对西医也大力扶植,使得中西医地位越来越不均等。直至教育部漏列中医案和“废止中医案”的发生,中西医之间的冲突爆发至顶点。苏州中医界积极参与全国各地的抗争,并通过建立组织、创办杂志等方法捍卫中医的地位。
  中医在与西医的对抗中,逐渐意识到必须要抛开门户之见,建立中医组织和医院制度。于是苏州中医成立了吴县医学会、医钟社等中医组织,并融合西医与中医的优势建立了中医院。此番西医与中医的融合为中医的科学化奠定了社会基础与组织基础。
  中医经过不懈的努力争取到中医的教育权,为了培养更多的中医人才,苏州中医成立了苏州国医学校,中医在调适过程中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结合中西医的优势,从教材的编写、学科设置、临床实践、科学研究等各个方面都体现了中医自我调适的成果。
[硕士论文] 高源
专门史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经世致用作为传统中国的重要传统,每逢王朝末期或社会弊端丛生时就会兴起。晚清时期深刻的社会危机使得经世思想再一次得到时人推崇,并涌现出诸多经世学者,其中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即冯桂芬。冯桂芬的经世思想受到家学传统、江南地区学风、西学中的经世之学等多方面的影响,面临晚清社会危机,他提出了较为全面的变法主张,并致力于付诸实践,包括呼吁政治改革、削减江南重赋、力主借师助剿、倡导西式教育、致力地方慈善等多个方面。和其他时期的经世学者相比,冯桂芬等晚清经世学者所面临的学习对象是西学,这也是冯桂芬的经世思想和传统经世学者有所不同的最直接之处。他既立足于儒家经世传统,又能以学习眼光看待西方文化,主张与西方沟通交往,可以说他的经世思想兼具立足传统、结合西学的鲜明特点。
  然而,冯桂芬的经世思想仍然停留在“中体西用”的层面,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冯桂芬对西方的总体认识仍然停留在视其为夷、以夷制夷的层次;二是对西学尤其是西方政治制度的认识,并未真正超出前人或同时代的学者;三是对待西学的态度上,冯桂芬主张学习西学主要限于西方的器物之技。因此可以说,冯桂芬的经世思想并没有超出儒家经世之学的旧框架,其经世思想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也并非个案。事实上,儒家经世传统的潜台词是儒学理论本身全无瑕疵,只须落实到现实社会中,或借鉴学习其他文化的器物即可。而且,传统经世之学固然有其积极之处,但和西方社会相比,又缺少了西方“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正因为如此,以冯桂芬为代表的晚清经世学者,才难以深入到器物层面的背后,从学理层面去真正认识和了解西方世界。
[硕士论文] 陈洁
中国近现代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清末十年,日本军民大量攫取中国东三省木植,严重损害了中国东北官、民的权益,并引起不同阶层的民众的反抗。处于社会底层的木把往往以武力抵拒和斗争,商人则以商帮为组织,陈述利害,并敦促清廷调停。出于信守条约以及各自外交利益的考量,中日政府就木植问题展开了交涉。
  日俄战前,中日商民在木植流放与认领事项上存在较多的经济纠纷,甚至发展为武力冲突。日本趁机扩大经济侵渔,并干涉中国的司法主权。对此,清廷客观地划分双方的责任,要求共同承担,并与日本签订了相关的规章制度以规范木植的流放、认领程序。日俄战争时期,日军以军用的名义大量掠夺东三省的官木和民木,引起当地民众的怨声载道。清廷从战地财产征用条例、局外中立国享有的权利以及私人财产的不可侵犯性等相关法理切入,反驳日军的各类托词,并要求日方归还原木或赔偿。战后,中日合办了鸭绿江采木公司,日本通过合办形式突破了半殖民地中国的防御线。嗣后,日本在东北集中发展中日煤铁矿、农林等原料工业的合办事业,为全面侵华奠定经济基础。
  中方官民以国际法为切入口,向日本索要赔偿,并挽回部分损失,推动了中方政府与国人对近代交往方式的接纳与运用,为此后国民外交的兴起打下了基础。然而,日本借政府交涉,攫取了中国鸭绿江流域的森林采伐权、木材专买专卖权等,有助于日本以合法形式推行强权政治,并逐步建立在东三省的绝对优势地位。
[硕士论文] 翁敏
中国近现代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鸦片战后,作为列强对华侵略先锋的洋船,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纷纷驶入中国水域,严重破坏中国的领水主权。随着列强加紧攫夺我国江海航行特权,洋船开始充斥我国的沿海和内水,在此种背景之下,华洋船碰问题初露端倪,并日益成为华洋词讼交涉的焦点之一。至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华洋船碰纠纷愈演愈烈,围绕其引发的损害索赔问题,中外之间进行了长期的交涉和诉讼。在办理船碰交涉与船碰诉讼时,晚清官员往往能据理力争,帮助受害华船索取赔偿,减少碰船损失。
  此外,在华洋船碰纠纷的处理过程中,外籍律师、传统航商组织和清末商会也起到了不容小觑的作用。但是由于它们自身及时代的原因,限制了其对船碰纠纷处理的参与程度,不利于船碰讼案的解决。
  为预防和解决华洋船碰纠纷,中外双方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互动与合作,通过努力维护中国航道安全、帮助制定江海防碰规章、促成《海船法草案》的出炉等各种途径,避免华洋碰船之案的频繁发生,以期减少因之引起的华洋交涉和诉讼。在此过程中,西方海事规则得以引进中国,对于规范中外行船秩序,有效解决船碰纠纷贡献尤大,更为关键的是,推动了中国近代海商立法的进程。
  在中外的一致努力下,至清末,船碰纠纷及其诉讼交涉大为减少,取得显著效果。但受特定历史环境的影响,该时期船碰纠纷的处理和解决,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这既反映出弱国外交下国人维护自身权益的艰难,也体现出晚清中国海事规范与涉外法律的极不完备。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晚清时期华洋船碰纠纷及其诉讼交涉,是近代中国在外交困境下华洋纠纷与华洋词讼交涉的一个断面。所以,加强对其的深入研究,有助于考察近代中外经济交往过程中华洋冲突的历史内涵,并对中国海商法的近代化历程增添新的认识。同时,从中总结历史经验,汲取有益因子,以冀对当下中外海事纠纷的处理和解决有所启迪。
[硕士论文] 顾永
中国史 贵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地名作为一个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是人类历史进步发展的产物。而一个地名的产生,它是人类经过对长期生活的观察理解以及生活的周边环境而赋予地理实体的一个专有名称。这类地名就像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不仅折射出自然地理环境的特征,还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区域政治特征和民族生产生活状况。本文主要对清至民国时期黔东南地区的自然地名与政区地名进行梳理,特别是对行政区划中蕴含教化意义地名进行研究和探索。
  清至民国时期黔东南的地名,既有反映了当地自然和民族语言特色的自然地名,也有中原王朝为了方便治理而设置的政区地名。相比之下,黔东南的政区地名的设置与变迁则要比自然地名设置的原因复杂得多。历代政府为了方便治理,多次对政区地名进行命名或更改。而作为行政区划的直接结果——政区地名则是政治的晴雨表,直接反映了中央政府与地方关系。
  通过施行教化来感化民众和移风易俗,进而达到安抚人心和稳定统治的目的,是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每一个统治者都希望自己的统治可以长久治安、政区兴旺发达。而当帝王的意志或朝廷意图与地名紧紧相连时,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寄寓地名,即教化地名。清至民国时期的教化地名既包含了清朝儒家的“教化”地名,又出现了民国新式的教化理论。在此期间,黔东南的地名也经历了从教化地名到地名教化的发展过程。
[硕士论文] 薛一鸣
中国史 青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清朝晚期,西北地区伊斯兰教花寺门宦在其创始人马来迟离世之后,内部因教义分歧发生争执,从而产生了新老两派。其中,赞成进行改革的称之为新派,反对改革的称之为老派,两派之间争执不断,甚者发生了多次械斗。清朝政府西北地方官员不但没有及时调解新老两派之间的纠纷,其一系列的不当处置反而使两派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最终,于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五月在循化地区爆发了一场反清运动,并很快席卷整个河湟地区,史称“河湟事变”。
  河湟事变爆发后,清朝政府调集重兵对回民军进行围剿。虽然,回民军在前期与清军的交战中占据上风。但是,随着董福祥、魏光焘等率兵入甘,新疆巡抚陶模也入关参战,回民军渐渐无力与清军抗衡,遂被分化剿抚。
  青海西宁地区的回民军被清军击溃后,以刘四伏为首的苏家堡余部和以冶八个为首的永安营余部为了躲避清军的围捕,意图效仿陕甘回变中的白彦虎部从玉门、敦煌方向西进新疆。但是,由于回民军余部自身力量并不强大,没有能够实现预期目标。在清军的围追堵截当中,刘四伏部经海北草地、翻越祁连山,不断向西逃窜。并在柴达木盆地、昌马等地多次与清军交战,冶八个部在野牛沟一带与清军作战,期间不断有回民军被剿灭或招抚。清朝政府将接受招抚的回民军余部和西逃的回族流民集中安置在新疆罗布绰尔一带。此后,因该地当土地贫瘠,粮食欠收,被安置在此的回族部众中不断有人逃走。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焉耆知府刘嘉德将剩余的回族部众迁移到焉耆府所属开都河南岸水草肥美的马场台地区,并将此地命名为抚回庄。
  至此,河湟事变中,西进的回民军余部在南疆罗布绰尔地区落户,并繁衍至今,成为了今天焉耆回族自治县一带回族人口的主要来源。这部分回族部众的到来,改变了南疆罗布绰尔地区的民族结构,也为南疆的农业生产和社会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硕士论文] 刘琳琳
专门史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黎元洪与程德全都是辛亥革命中的风云人物,他们都是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之一。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前,黎元洪是湖北新军的高级将领,程德全是实任的江苏巡抚,此时的他们都是忠于清廷的高官。那么,他们二人是如何由清廷要员转变为民国元勋的呢?关于这个问题,笔者从他们二人早期的经历与思想倾向中找到了答案。即出生平民家庭的他们,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以及西学东渐的影响,他们在革命爆发之前就已经萌发了“君主立宪”的政治倾向,并与当地的立宪派领袖建立了良好关系。因此,革命爆发之后,他们在试图挽救清王朝而无果之后,便放弃了“君主立宪”的立场,迅速转向“共和立宪”,支持革命,为中华民国的建立做出了突出贡献。
  本文从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处理会党对策、在二次革命期间的态度转变三个方面,对辛亥时期的黎元洪与程德全进行考察分析,进而比较二人的异与同。辛亥革命中的黎、程二人作为武昌与苏州的最高领导人,分别在不同程度上代表了辛亥革命的两种模式,即武昌暴力革命模式与苏州和平光复模式,这两种模式相辅相成,共同促成了辛亥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对中华民国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在处理会党对策方面,何以程能够在“洗程会”事件后得到了苏州人民的信任,而黎则在“张、方”事件后声望骤减呢?笔者从他们的出身、谋士、实力三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分析。在二次革命中,黎、程二人为维护得来不易的民主共和制度,皆主张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宋案与善后大借款案,反对发动二次革命,但由于他们所代表的中间派力量十分弱小,所以他们并没有能力左右政局的发展。二次革命后黎元洪曾抵制袁世凯称帝,并竭力抵制北洋军阀武力统一的行径,失败后转入实业救国的道路,终其一生未放弃民主共和的旗帜;程德全虽遁入空门,但从不后悔他在辛亥年的革命选择,并以佛教慈悲心怀,而从事公益慈善事业。在辛亥革命106周年之际,这二位在辛亥革命期间顺应历史潮流而动,推动辛亥革命成功的伟人之历史功绩我们是不应当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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