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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包洪军
中国史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前突厥汗国分裂与灭亡问题是突厥汗国历史研究上最具争议的话题。公元6世纪末是突厥汗国开始由盛转衰的开始。它钵可汗去世后,沙钵略与阿波之间因争夺汗位而发生内讧。沙钵略继可汗位使内讧进一步激化。583年,突厥对隋朝的战争中充分显露出了大小可汗之间离心的矛盾。沙钵略可汗对阿波突袭,迫使阿波西奔达头可汗,继而达头可汗介入突厥汗国纷争当中,从而使突厥汗国之内讧扩大为整个突厥汗国的内战。由此统一的突厥汗国开始分裂。在经历二十年(583年-603年)的内战后,前突厥汗国最终分裂为东、西突厥两个汗国,并且最终走向衰落、灭亡。
  本篇论文以汗国内部斗争为切入点,分析突厥可汗继承制、“西突厥”概念形成、汗国分裂以及东西汗国衰弱原因、灭亡等问题进行探讨。文章主要以前言、正文、结语部分组成。正文分三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章主要叙述前突厥汗国可汗世系与即位制度。前突厥汗国从建立至发生分裂,先后以“兄终弟及”或以“子承父业”制共传有八位大可汗。且“子承父业”制应该是突厥汗国汗位传承时需优先考虑的制度。第二章主要以“西突厥”为主线进一步论述突厥汗国的东、西“分裂”问题。《隋书》与《新唐书》之“西突厥传”都不是为“西突厥汗国”所立传,都片面的将阿波系突厥与室点密系突厥确定为“西突厥”,从而在概念上混淆了“西部突厥”与“西突厥汗国”的区别。“西部突厥”是地域概念,指汗国西部之突厥,亦是室点密系突厥。“西突厥汗国”则是政权概念,是统一的突厥汗国正式分裂后形成的与东突厥汗国分庭抗礼的政权。第三章简单叙述东、西两个突厥汗国的灭亡问题。
  西突厥汗国的建立者是阿波系的泥利可汗,但是西突厥汗国的汗统并非纯出自阿波一系,而是由阿波与室点密两系共同组成的,在不同时期互为大小可汗。于公元603年,前突厥汗国灭亡。
[硕士论文] 邢稞
中国少数民族史 贵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苗族是一个迁徙的民族,他们的祖先记忆和族群认同是在迁徙中不断形成、强化。在历史空间的不断变化中,他们始终能够保持自己的族群认同,是因为他们有一套以祖先记忆为内核的认识周围生存空间和认识自我的观念体系。在空间不断变化中,他们在以姻亲、血缘为纽带的地域空间中形成了对自我的认识,并在与其他族群的交往中突出了自我的概念。
  本研究以空间入手,从社会和个人两条脉络对苗族人的族群认同进行论述。在社会层面,空间分为现实的物理空间和人们观念上的认知空间。清水江流域苗族的地域空间是他们祖先记忆的载体,是他们族群认同的基础,而祖先记忆则是族群认同的核心。苗族人迁徙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后,会把祖先曾经居住过的地名,祖先名以及历史事件,当做祖先记忆的符号投放到新迁入的地区。祖先记忆在族群空间中是一个不断叠加的过程。物理空间不断变化,而在空间中建立的地域认同背后的祖先记忆是稳定的。地域空间承载了祖先记忆,而地域空间秩序则需要通过姻亲网络来维系。这套维系苗族地域社会的婚姻秩序,是苗族人独立于其他族群的社会运行机制。苗族的姑舅表婚系统形成以女人为中心的婚姻交换,女人最理想的婚姻交换地就是嫁回母亲的娘家。在这样的婚姻规则保证了苗族的婚姻网络固定在一个稳定的地域空间之内,同时也排斥其他族群进入该网络之内。族群在地域空间内的稳定和发展,塑造了稳定的空间秩序。在个人方面,作为族群中的个体,将其置于苗族的灵魂观与宇宙观之中,去探寻苗族人在时空层面如何认识自我,以及人与神灵、祖先的关系。苗族人对于自我的认识体现在他们的灵魂观上。在以一生为周期的生命历程中,灵魂来自于祖先地,不同时期的灵魂与村寨内的水井、桥、坟墓以及家屋中的神龛等这些物质实体紧密联系,这些物质实体成为他们观念中灵魂空间的载体,即苗族人灵魂观中的对自我认识是建立在地域空间和祖先记忆的基础上。在以一年为周期的农业生活中,节日仪式本身就是人与祖先、神灵对话的节点,一年年周而复始的节日仪式强化了他们的祖先记忆。通过对节日传说、带有象征意义的物的解析,探寻苗族人共同的祖先记忆,以及他们对于本族群的认同。最后进行了族群之间的对比研究,讨论了苗族人眼中的“他者”。探讨清水江流域苗族与亻革家人、汉人、汉变苗的关系。通过对比研究能够发现,苗族人与其它族群交往中有意的突出自身带有祖先记忆、自我认同族等族群特征的因素,以此来区别“自我”与“他者”。在与他者的对比中,突出从社会和个人两个方面形成的“苗族人”。通过对历史的追忆,对仪式的解读和对族群交往过程中的对比研究,从空间、时间的角度,结合历史层面,精神文化层面和族群互动层面研究清水江流域与苗族祖先记忆与族群认同的内在联系。以期对“何为苗族人”的问题做出回应。
[博士论文] 李荣辉
中国史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6世纪中叶-9世纪对中国史而言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它前面魏晋南北朝与后面辽金都为北方民族文献的黑暗时期,相比而言,唐代的文献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唐代中期杜佑所撰《通典.北狄》中保留了天宝以前北方族群的记载,其中部分史料比后来成书的文献更具原始性。
  本文首先通过对《通典北狄》及相关文献形成过程的对比研究,以版本目录学、校勘学及长编考异之法对这些史料进行整理、考异,找出它们史源的差异与记载的抵牾,并对《通典.北狄》中记载6世纪中叶-9世纪北方族群史料进行检讨,重估这些史料的价值;同时扩大史料研究范围,从传世的经史子集和出土碑刻中寻找与之相关的记载,对相关研究的不足之处进行补正,从而达到考订、补遗的目的。
  其次,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从内亚的视野来审视6世纪中叶-9世纪北方族群内在的文化传统、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等,并对这些不同传统的渊源、流变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历史现象中存在关联性与延续性,前者表现在不同文明之间的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交流,后者强调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内部制度、文化的历时性延续,要解释内亚社会存在的这两种现象,必须透过研究附加在社会形态之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变迁来完成,为了完成全史性的研究,首先要做的就是研究不同文明之间的平行性现象。《通典·北狄》保留有6世纪中叶-9世纪草原族群、通古斯族群、南西伯利亚族群的史料,通过这些史料与其它文本及近现代以来保留下来的民族志的对比研究,对不同族群文明的差异进行平行性研究,找出这些族群各自不同的特质,以及他们之间的交互与影响,从而达到傅礼初提出的“全史”的研究。
[硕士论文] 刘瑞
中国史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蒙文通民族史研究的专著主要有《古史甄微》、《周秦少数民族研究》及《越史丛考》,民族史研究在他整体学术研究中颇具代表性,贯穿了他学术生涯的始终。
  蒙文通是一个跨时代的人物,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时代的变迁致使其学术研究也发生重要的改变,早期由经学向史学转变,建国后向马克思唯物史观靠拢,时代变迁与自身学术探索共同推动着蒙文通学术发展。
  蒙文通民族史研究按研究对象的不同可以分成两部分,即华夏民族史研究和少数民族史研究。华夏民族史研究中有诸多著名论断,如对三皇五帝的探究、关于中华民族起源问题的探究及“太古民族三系说”。华夏民族史研究的主要观点都集中在《古史甄微》一书中,《古史甄微》的创作背景与当时整个学界潮流和时代背景关系密切。蒙文通少数民族史研究在相关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蒙文通民族史研究是建立在考据学基础上的,同时结合学界潮流和时代背景形成“新历史考据学”。蒙文通民族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包括:注重其他学科在民族史研究中的运用、中西对比的研究方法及广泛搜集材料注重归纳总结的研究方法。蒙文通民族史研究是以维护儒家传统文化为宗旨的。
  蒙文通民族史著作中体现出的史学思想包括爱国主义史学思想、注重释古的史学思想及其建国之后向唯物史观转变的史学思想。
[硕士论文] 王玉珏
新闻传播学 安徽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宗族历史悠久,中国社会也向来注重宗族文化,血脉相连是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近代以来,宗族发展跌宕起伏,一度消失于人们的视野。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诸多地区发生宗族复兴现象,并且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
  中外学者大多是从社会学、人类学等角度去诠释宗族复兴,本文则采用传播学视角,旨在透视现代宗族复兴的传播机制。笔者对现代宗族的研究,是对实际现象的传播学描述。本文会借鉴一些西方理论和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但本文的研究目的不是去验证前人结论,而是希望通过传播行为研究揭示宗族复兴中的传播机制,丰富本土文化的传播学研究。
  第一部分为第一章的绪论,是对本文的铺垫,包括问题缘起、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综述、研究方法,简明扼要的梳理宗族复兴、传播机制等概念,厘清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论述本文的研究方法。第二部分包括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采用并列结构,是本文的主体部分。从宗族内部、宗族之间、宗族与乡村环境三个层面,层层剖析、深度分析宗族复兴传播机制。第三部分的总结涵盖第五章,着重探讨宗族复兴传播机制的有限性及对策。
  笔者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深入调查无为县王氏宗族的复兴活动,分析其传播行为。选取典型人物代表进行访谈,辅证论文观点。为了避免主观思想的干扰,笔者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获取客观的数据资料。同时还大量查阅文献,了解国内外宗族复兴的概况。
  第二部分即主体部分,笔者紧扣“传播机制”概念,从传播要素和传播过程两点去论述。首先是宗族内部凝聚机制。在传播要素方面:宗族领袖作为传播者,通过人际传播方式,向作为受者的族人传达复兴信息。在传播过程方面:传统权威主导着传播伦理,族人的复兴积极性受到多种交往因素的激发。其次是宗族外部扩散机制。在传播要素方面:宗族领袖既作为受传者,通过人际传播接受复兴经验,也作为传播者,传授其他宗族复兴经验。在传播过程方面:现代宗族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学习模仿其他宗族、以自我为中心发展本族特色和带动其他宗族开展复兴。这三个阶段循环形成扩散局面,宗族无意中形成的短暂团结会强化复兴氛围,而宗族间的竞争则导致复兴氛围的恶化。最后是宗族的乡村革新机制。在传播过程方面:宗族领袖和族人形成宗族集体,各自利用优势通过多种媒介,向异姓人氏传达本族复兴成果,提升知名度。在传播过程方面:现代宗族既依赖乡村独特的传播语境,又在乡村传播的影响中革新宗族功能。
  第三部分笔者从传播内容、传播媒介等方面对王氏宗族复兴传播机制进行归纳。笔者认为宗族复兴是文化层面的复兴,并没有形成具有实体性质的宗族。复兴宗族注重人际传播的特点,致使宗族只能形成块状复兴。复兴宗族的传播机制中反馈环节问题突出,族人、异姓人氏的意见无法传达到宗族领袖处,不能对复兴活动产生良性推动。针对宗族复兴的有限性,笔者从国家积极引导和宗族自我完善,这二维角度提出对策。
  以王氏宗族的复兴传播机制为例,以小见大的论证无为县的宗族复兴现象。通过对宗族复兴的传播机制研究,笔者不禁推想,宗族复兴利弊兼具,复兴宗族到底能走多远?宗族复兴现象又将如何发展?
历史学中国少数民族史 新疆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叶尔羌汗国(1514-1680)是新疆历史上重要的伊斯兰教政权之一。汗国统治时期,塔里木盆地绿洲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宗教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我们对叶尔羌汗国历史的了解主要局限于《拉失德史》、《编年史》、《和卓传》等史料和部分专著,对其中某些部分的内容的认知并不深入。察合台文文献《喀什噶尔史》是对《编年史》的补充记载,甚至有《编年史》未曾提及的内容,是一部研究叶尔羌汗国史非常重要的文献。然而学术界对该文献的研究并不多,有关该文献的系统分析和全文校注的研究成果尚未出现,这不得不说是叶尔羌汗国史研究中存在的一大缺憾。
  本研究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喀什噶尔史》进行文献学研究的同时,在尝试对《喀什噶尔史》部分内容进行译注和校订,并结合其他穆斯林史料,试图为叶尔羌汗国史研究提供一些更有价值的线索和信息,充实有关16-18世纪新疆及其中亚地区的历史、民族关系史研究的文献体系贡献微薄之力。
[硕士论文] 李政
中国史 西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论文对陕南地区江口、茅坪、西口三个回族镇回民的渊源、迁徙和分布进行初步探究。
  绪论部分介绍论文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梳理学界对于陕西回族,以及陕南回族的关注和研究概况,可以看出相关陕南回族的研究不多,有关陕南回族历史源流和迁徙的介绍较为简略,相关记述有进一步探讨和开展实地调查的必要。论文第一章介绍陕南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由此确知今日陕南回族聚居、活动的主要自然环境和交通情况。从中我们看出,陕南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时期形成的道路网络,对早期回民的到来和后来陕南回族的迁徙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第二章,笔者以陕南江口、茅坪、西口三个回族镇为例,利用文献资料、考古资料以及实地调查访谈资料,集中讨论了陕南回族的来源,得出陕南回族早期的由来主要源自关中、甘肃、鄂豫、山西、巴蜀等几个地区,到来的主要因素是政治因素。第三章探讨聚居陕南之后的回族在历史时期迁徙、分布和影响。分别就清至新中国成立以后,陕南回族迁徙的原因、路线、目的地以及分布特点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从中我们看到陕南回族的迁徙原因是多方面,其迁徙的路线、目的地同他们早期的到来、同族情感、宗教上相互关照、规避一定政治危机、自然灾害等有着重要联系。最后,论文对陕南回族形成,聚居发展之后给当地和历史产生的影响进行一定探讨。回族迁徙至陕南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经济方面带动了陕南地区的经济开发,商贸联系;行政建制方面,一些重要的商贸乡镇中心的兴起,譬如新中国成立后江口、茅坪、西口三个回族乡镇;文化上形成了陕南回儒、回汉并存并融,和谐相处的文化特色。
  结语部分首先说明该研究得出的结论以及解决的问题,其次,论文中反映的对前人研究成果的修正和发展,最后,分析了论文研究的意义。
[博士论文] 哈斯巴特尔
中国少数民族史 内蒙古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蒙古文29品《金光明最胜王经》(Suvarnaprabhāsottama-s(u)tra,下简称《金光明经》)是佛教传播至蒙古地区至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佛经之一。该经最初由元代译师锡喇卜僧格从藏文翻译于14世纪前半叶。现有史料几乎不见关于锡喇卜僧格翻译蒙古文29品《金光明经》的历史细节。流传至今的蒙古文29品《金光明经》无一为锡喇卜僧格原译本,均系以他的译本为底本的16世纪末以后手抄本或木刻本。众所周知,16世纪末藏传佛教再次传入蒙古地区以后蒙古文佛经翻译出现了元代以来的第二次浪潮,包括新翻译以及对原有佛经进行较大范围的修订。修订的经书中即包含蒙古文29品《金光明经》。以上种种原因以及现存诸多版本之间的差异最终导致人们长久以来不能清晰、完整地了解蒙古文29品《金光明经》的翻译细节及其历史过程。
  值得庆幸的是,目前有几部手抄本跋语尽管互相不尽相同,但却都一定程度地记载了关于蒙古文29品《金光明经》最初翻译、辗转抄写、修订,甚至是“重译”等的历史内容,为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该经提供了重要线索和资料。这些手抄本跋语的一部分已经被学界知晓,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研究。还有一部分尚鲜为人知,更谈不上研究。通过对这些手抄本跋语进行全面以及相互之间比较研究,至少可以部分地还原蒙古文29品《金光明经》的翻译、修订的历史脉络。
  历史文献尽管有不少关于元代回鹘(即“畏兀儿”)佛教的记载,但却鲜有关于回鹘以及回鹘佛教对蒙古早期(13-14世纪)佛教影响的记录。然而当我们阅读早期蒙古文佛经时,会频繁感到来自回鹘语、同鹘佛教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时至今日依然存在。以上事实不得不让我们认真考虑回鹘与蒙古在佛教方面必然存在某种密切的关系。不仅如此,已知的部分蒙古文29品《金光明经》跋语明确记载,翻译该经时除了以藏文《金光明经》为底本外,同时还参考了回鹘文《金光明经》。回鹘文《金光明经》是迄今发现的数量最多的回鹘文文献之一,虽然其中不乏17世纪的抄本,但其翻译至少在10-11世纪。以上几点为我们指出了更为具体的疑问:蒙古文29品《金光明经》是否和回鹘文《金光明经》存在某种直接关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蒙古文29品《金光明经》中来自回鹘佛教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出于以上考虑,本文选择蒙古文29品《金光明经》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首先对已知的载有蒙古文29品《金光明经》翻译、修编经过的诸手抄本跋语进行全面分析,并对它们进行横向比较,进而尽可能地探讨该经的翻译历史脉络。其次选择蒙古文29品和回鹘文《金光明经》第26品中为大家所熟知的“舍身饲虎”故事进行文本对比研究,试图以点带面地探讨蒙古文29品《金光明经》与回鹘文《金光明经》之间的关系。
  就结构而言,本文主要由导论、正文、结语、附录、参考文献等构成。具体为:
  导论部分主要论述了本文的选题依据、文献综述、前人研究成果、范例与说明等。
  正文分上、下两篇。上篇分三章分别对蒙古国乌兰巴托藏1部蒙古文29品《金光明经》跋语、内蒙古大学图书馆等地方藏4部蒙古文29品《金光明经》跋语、匈牙利布达佩斯和丹麦哥本哈根藏2部蒙古文29品《金光明经》跋语等进行了拉丁文转写、汉译、注解和分析。下篇分为三章:前两章分别对蒙古文29品和回鹘文《金光明经》之“舍身饲虎”故事进行了拉丁文转写、汉译、注解;第三章则对上述两种文本“舍身饲虎”故事从结构内容、第三方借词以及它们之中的蒙古语与突厥语可比较词汇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
  结语中对本文所作的工作、取得的成果以及尚须深入研究的方面等进行了概括总结。
  附录中对本文所采用的缩略语作了说明,另外附录了对本文具有补充作用的部分内容,如蒙古文和回鹘语词汇索引、蒙古文29品《金光明经》和回鹘文《金光明经》图片等。
  参考文献中则罗列了本文研究中所引用、参考的文献资料以及研究成果。
[博士论文] 伊德日克
中国少数民族史 内蒙古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清朝二百多年统治时期,对外藩蒙古采取了区别于内地农耕地区的“因俗而治”、“分而治之”为宗旨的盟旗制度,并实施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封禁隔离”政策和以喇嘛教柔顺蒙古的宗教政策以及晚清的“移民实边”等政策。在其影响下,外藩蒙古的社会、经济以及宗教文化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迁。回顾清朝统治时期的蒙古历史,乾隆二十二(1757)年征服准噶尔之后,外藩蒙古地区可以认为进入“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理应外藩蒙古各盟旗社会经济越来越发展,各旗台吉阿剌巴图人口增多生活越过越富裕才是。然而,令世人不解的是清代外藩蒙古盟旗的台吉阿刺巴图人口数量逐年减少,经济状况一直低迷不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欠债还债的恶性循环中艰难度日。这一魔咒般的奇怪经济现象以及给蒙旗带来的生存之殇,在现保存的有关清代鄂尔多斯杭锦旗的历史档案资料里,所记载的札萨克衙门以及阿刺巴图属民的日常经济生活现象中,显现了其真实的历史缘由和曲折复杂的形成过程。
  本文在查阅杭锦旗档案资料以及相关其他盟旗档案、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以清代伊克昭盟杭锦旗债务为研究对象,综合分析和研究清代盟旗制度下的外藩蒙古札萨克旗经济生活中的债务形成的历史过程、原因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是在全面查阅清代杭锦旗档案中的有关该旗经济运行方面的资料的基础上,详细地析出人口、债务、收支(租税)、喇嘛教、军事(战争)、牲畜、商业以及开垦等内容加以剖析,最后以债务形成过程、原因及其后果的逻辑关联进行归纳论述。
  本文分六个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由论文选题和研究范围、国内外研究状况、本文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及创新和突破点、主要史料介绍等内容构成;第一章是杭锦旗设置及经济生活:主要有杭锦札萨克旗的设置历史过程、人口统计以及自然资源状况和经济生活情况;第二章是杭锦旗债务及其性质分析:统计分析债务规模并从债款用途等方面探讨债务的性质,即“债务桎梏”的形成过程及其性质分析;第三章是债务人和债权人:从债务人和债权人两个方面具体分析研究杭锦旗债务中的每个角色及其所起的作用;第四章是债务经济的社会后果:对债务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进行总结性的论述;最后一部分为全文的结语。
[硕士论文] 邹林
中国古代史 青海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鲜卑族为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源自东胡部落,兴起于大兴安岭山脉。在西晋时分为三支,东部有段部、慕容部、宇文部,北部有拓跋部,西部有吐谷浑、乞伏部、秃发部。鲜卑族在南下西进的迁徙过程中,不断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是中原儒学对鲜卑族慕容部、秃发部、拓跋部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部族接受儒学的过程与其民族接触汉文化或入主中原的历史进程是相始相终。慕容鲜卑较早接触到儒学,其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也往往受到儒学的一定影响。秃发鲜卑是鲜卑族部落中徙入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个典型代表,所建立的南凉政权虽存续时间不长,但秃发鲜卑上层拉拢汉族士人、学习儒家文化、引入中原政治制度的做法,都说明这支鲜卑部族曾受到儒学较深刻影响。拓跋鲜卑、宇文鲜卑曾活跃于我国北方地区,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统一我国北方,其典章制度受到儒学的深刻影响,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内容实际上就是拓跋鲜卑儒家化的典型体现。宇文氏控制下的西魏及其建立的北周政权,曾以恢复儒家旧制闻名于世,北周的社会教育也受到儒学影响。可纳入鲜卑文化体系的北齐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具体而言,鲜卑族的天命观曾受到儒学的一定影响,其典章制度的儒家化典型地体现了儒学对鲜卑民族的影响与作用。儒家经学是鲜卑上层社会教育的基本内容,鲜卑政权也推行过郡县儒学,一些中原儒士对鲜卑民族接受儒学教育起到过促进作用。此外,儒家伦理观念也较深入地影响了鲜卑民族的伦理观,鲜卑族对儒家孝道伦理观的接受、施行是儒家伦理观作用与影响鲜卑族的一个典型实例。
  从儒学作用与影响鲜卑族历史进程的具体方式看,鲜卑上层接受儒学、习学儒经且向鲜卑民众推行儒家化的礼仪制度、经学教育等具体措施,是儒学能够对鲜卑族产生深刻影响的一个先决条件。这说明,在未纳入中原政治体系的少数民族中推行儒学,当中央在地方推行的行政建置所承载的儒学教育等机构不能有效地作用于这些民族时,这就需要靠少数民族自身主动学习、接纳儒学,儒学才能在这些民族中产生影响。此外,进入我国北方的鲜卑民族较深入、全面地接受儒学的历史过程,使其拥有了与中原汉族大体一致的文化心理,这又成为鲜卑民族融入汉族的一个重要前提。
  总之,儒学深刻地影响了鲜卑民族的历史进程,儒学是鲜卑族与中原汉族进行文化交流的一个中介。研究儒学对鲜卑族历史进程的作用与影响,有助于厘清儒学对历史上消失民族产生影响的具体方式及其作用等重要问题,以及儒学在促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作用。
[硕士论文] 阎辉
中国史 内蒙古科技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翻译科,作为清代科举考试中与文科、武科同时并重的考试科目,在清代历史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它不仅有利于贯彻“清语骑射”的基本国策,同时也为八旗士子拓宽了入仕途径。近年来学术界也从不同的层面对翻译科展开研究,但利用档案资料就某一地区的翻译科进行的研究却并不多见。鉴于此,本研究选取“清代土默特地区翻译科考试研究”为题,对清代土默特地区的翻译科考试进行考察与分析。
  本研究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深入挖掘史料,研读古籍文献如《清朝文献通考》、《清朝续文献通考》以及《清朝通典》、《清朝通志》以及《清实录》、《清稗类钞》等文献中的选举类、职官类、学校类史料,对清代翻译科考试内容及细则进行概述,并以此为背景,利用地方史料及清代土默特历史档案中文教类档案为史料支撑,展开对清代土默特地区翻译科考试的研究。
  第一部分为本文的绪论部分,简明扼要的介绍了研究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的研究现状以及研究内容与创新点;第二部分,从翻译科溯源、确立制度以及考试细则三大方面对清代翻译科进行系统阐述;第三部分,通过分析清代土默特地区的地理、文化条件,以清代翻译科考试为背景,考察翻译科在该地区的执行情况并对其进行分析,最后对翻译科在该地区的历史影响作出积极评价,并得出如下结论:清代土默特地区的翻译科考试在遵守清代翻译科考试制度的基础上,根据该地区的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调整,并对该地区产生积极的历史影响。
  通过上述三个部分的系统梳理,本研究不仅有助于重点而全面了解清代翻译科考试制度,同时也丰富了清代科举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进而为清代土默特地区文教发展状况的研究拓展了思路。
[硕士论文] 王欢
中国史 内蒙古科技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雍正二年(1724年),土默特都统丹津与兵部尚书通智共同上奏朝廷修建文庙,设立官学,朝廷应允。遂在归化城城西一里处修建了文庙,这是清代漠南蒙古最早的文庙,它的修建对后世土默特地区的教育、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时,归化城蒙古文庙一直进行着祭孔活动,但相关研究成果较少,尤其是清代归化城蒙古文庙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这些祭孔活动部分地保存在土默特档案中,现存十份关于土默特地区文庙祭品的档案资料,是本文研究的核心内容。始建于雍正时的蒙古文庙现在还留存在内蒙古的首府——呼和浩特市,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动力和依据。
  本文主要将清代归化城蒙古文庙的献祭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土默特档案资料、土默特学校资料等整理、分析和研究,运用文献法、实地考察法和比较法等研究方法,着重从以下几个层面将清代归化城蒙古文庙祭祀场景重现、祭祀时所用祭品进行详细的分析和比较。
  本文首先以清代归化城蒙古文庙献祭仪式作为主要研究内容,在经过对资料的理顺,使时间顺序完整的前提下,对献祭之礼进行概括和总结,以便对献祭活动进行整体性的呈现;献祭者是献祭活动的重要角色,把主献祭者作为研究对象,旨在说明归化城蒙古文庙修建的缘起和后来献祭活动的执行情况;从档案中的献祭时间中,进一步说明归化城蒙古文庙献祭活动的在清代的执行情况。
  其次,通过整理和分析档案内容,尽力还原清时归化城蒙古文庙献祭品的真实原貌。在将现存档案整理、考证、填补的基础上,对相关档案有总体上的把握,再把档案中的祭品分类,以便对献祭品进一步的说明和分析。对祭品的进一步说明和分析,主要做了对祭品总体情况和具体变动的分析这两方面的工作,说明了归化城蒙古文庙献祭时的祭品与汉地基本无异,受汉地影响较大并严格遵循着汉地的礼仪规制。
  最后,将祭品的摆放及使用作为研究内容,是对档案中祭品在实际应用中的还原和深化,有更为清晰的献祭面貌。在档案中有将狍子作为献祭品的内容,在比对和分析汉地祭品使用情况时,这一祭品可以视为特例,将狍子祭品与北方其他少数民族比较,发现满族、鄂伦春族等东北的少数民族有使用狍子做为祭品的情况。通过综合分析和比对,可以找出献狍子祭品的少数民族特征,说明在蒙古族地区举行的祭祀汉家先师的活动中,逐步有了自己的特色,更进一步说明其中的民族风貌和民族融合等特殊意义。
  通过对清代归化城蒙古文庙献祭情况的研究和分析,基本将蒙古文庙在清时的献祭之礼、祭品情况的原貌还原。在充分论证清时归化城蒙古文庙献祭活动严格遵循国家礼制、严格执行祭孔时间、准备祭品符合国家标准的基础上,来说明祭孔活动在本地区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清廷对本地区的文化方面管控严格。蒙古文庙的献祭活动同时也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和地区特色。
[博士论文] 孟克巴雅尔
中国少数民族史 内蒙古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乌桓是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活动于我国北方地区,属于东胡及其后裔历史民族区古族,其历史文化在北方民族史乃至中国历史上尤显特殊,且产生了较大影响。乌桓作为古族之称谓,始见于《史记》,之后详略不等断续见诸史册,大体而言两汉文献中写作“乌桓”,其后则写成“乌丸”,作为群体称谓,自《辽史》逐步淡出汉文史籍。
  乌桓历史是东胡系北方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从区域史和古代民族关系史角度而言,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亦有重要意义。就目前研究状况而言,乌桓史仍属相对薄弱领域,有不少问题需要系统而深入地研究。本文在前人相关研究基础上,主要利用文献资料,同时借用一些考古资料,运用历史学以及民族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系统梳理乌桓历史若干重要问题,试图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
  论文正文分四章。
  第一章 主要辨析乌桓基本史料。以往乌桓史研究中一些难达成共识或难以深入的问题,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史料的认识有关。乌桓相关记载断断续续散见于历代史籍,其史料记载不够系统和集中,且各代史家对乌桓资料之掌握,多寡不一,取舍有别,观念立场各异,难免造成文献质量和史料价值的差异,势必影响乌桓研究者对现有史料的有效利用。为此,本章专门对乌桓史料作系统全面的辨析,着重摸清各书乌桓史料记载分布状况及其形成书写背景和史文来源,辨明彼此间传抄或承接关系,进而评判史料价值,去粗取精。
  第二章 乌桓演变历史分期。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乌桓自身历史发展大势,本章将乌桓历史演变历程,划分为6个历史阶段加以分析。曹操征三郡乌桓以后,文献中再未见有乌桓专传,乌桓的消失成为史学界的迷案。约公元前206年东胡解体后,乌桓作为群体泛称出现于史乘至公元207年蹋顿局部统一结束,从而乌桓群体整体影响力的下降为止,大致400年的历史时期是乌桓历史演变的重要时段。了解这一历史时段的发展特征和规律是解开乌桓去向之谜的关键。
  第三章 乌桓的复合型经济形态。本章主要讨论了乌桓所处地理环境、适应自然环境的复合型经济形态及其历史作用等内容。以往乌桓史研究中笼统地把乌桓人归为游牧,或农猎,亦或渔猎部族。可见,对乌桓的经济类型至今未形成共识。乌桓人在汉文献中出现以来其主体部分长期居处于以老哈河流域为中心的燕山北麓山区。环境考古学研究成果表明,这一地带历来为自然环境演变的敏感地带,也是物质文化环境演变的活跃地带。从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来看,乌桓人灵活适应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主要从事畜牧业、农业、狩猎业、手工业等多种经济生产活动来供应全族成员生存发展之需要。其中,手工业发展尤其为乌桓诸部所重,专由“大人”来负责监管。其以“段金铁”为首的手工业发展,不仅为乌桓各经济部门提供了以铁器为主的劳动工具,而且为乌桓人所经营多样性经济生产的维持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
  第四章 乌桓的“邑落”组织。本章对乌桓邑落的来源、特点及历史影响等三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汉文文献中记载乌桓社会有“诸邑落”。以往研究者从社会结构、阶级分化、社会性质等角度对乌桓“邑落”进行研究,提出不同的看法,至今未能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通过综合分析相关资料,本文认为,“邑落”组织是乌桓人与资源环境互动过程中应对社会生产分工和协作关系的需要而逐渐生成的;乌桓“邑落”在布局结构、地域、经济、政治等方面均有自身特点;长期存在于乌桓社会的“邑落”制度在特定历史时期为乌桓社会变迁和文化传承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博士论文] 付再学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 新疆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哈萨克族是新疆13个世居民族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哈萨克族的社会文化也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改革开放之后,哈萨克文化变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文化变迁更加剧烈。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冲击之下,哈萨克文化变迁面临着新的挑战,变迁的形势更加复杂,并对新疆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产生了重要影响。哈萨克文化变迁是哈萨克族现代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哈萨克文化变迁对于认识、了解哈萨克族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也是践行“现代文化引领战略”的具体体现。
  哈萨克传统文化具有自然性、开放性、经验性和宗法性的特点。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疆哈萨克文化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纵观新疆哈萨克文化变迁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其具有渐进性、多元性、时代性和空间性的特点。导致新疆哈萨克文化变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探讨了政治、经济、全球化、教育等因素对新疆哈萨克文化变迁的影响。其中政治因素的作用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明显。另外,论文也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了新疆哈萨克文化变迁导致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并提出了促进新疆哈萨克文化变迁正功能的建议。最后,论文从文化现代化的角度提出了新疆哈萨克文化变迁的方向。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新疆哈萨克文化在实现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做好文化自觉、文化认同、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工作。
[硕士论文] 王坤
中国史 贵州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明清时期水西彝族传统观念进行了解析。彝族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悠久族内传统的民族之一。其主要分布于我国的西南地区,其中由以云、贵、川三省所占比重最大。水西彝族作为彝族分支中的一支,其世代相传的观念既承继于彝族先民,同时在水西社会漫长的发展历史中,逐步产生了从属于水西彝族群体的独有的观念群。到明清时期,这些世代相传的观念深刻地浸染着水西彝族,并在其具体的社会行为中发挥着导向性的作用。明清时期水西彝族的传统观念包括了对“神祇和祖先的崇拜”、对“子嗣的祈望”、对“长寿的追求”和对“水西社会的良性反思”。水西彝族的传统观念,既源自于彝族先民,又反映出了其特有的时间性、族群性和社会变化,同时对水西社会和水西彝族民众行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时间上来看,在明清之前,彝民中已然存在“崇拜观”、“子嗣观”和“命理观”。水西彝族在先祖遗留的基础上对其内容与行为方式进行承继。然对“水西社会”的良性反思,却对“明清时期”这一关键时间段作出了具体的反映。从族群性上来说,水西彝族的传统观念表现出了与汉族群体观念和信仰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表明,水西彝族的传统观念拥有区别于其他族群的独特族内属性。从社会变化上来说,水西彝族的传统观念反映出了明清时期水西社会的变化。与此同时,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水西彝族的传统观念主体之间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融合现象。这种观念之间的融合,对水西彝族和水西社会的发展都有巨大的推进作用。随着时间的推进,水西彝族的传统观念也对当代水西社会的发展和水西彝民的价值取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水西彝族传统观念指引着水西彝人具体的族内行为与社会活动;其次,其引导着明清时期水西社会的发展,具体表现在“身泰灵安”和“邦宁国治”两大核心之上。对当代彝族社会而言,水西彝族传统观念则发挥了“标尺”的作用,即对当代彝族社会“信仰流失”和“文化断层”现象提出了严厉地拷问。
[硕士论文] 谭芬芬
中国少数民族史 中南民族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明朝“三征麓川”后麓川地区社会变迁进行了研究。明朝建立之初,中央政权在云南西南一带实行土司制度,对当地的百夷民众实行羁縻统治。思氏作为统治麓川百夷地区的土司,通过不断的向周围武力征服,来扩大自己的势力。思氏的扩张,使得云南西南边疆地区战乱不断,严重影响到了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和西南边疆地区的稳定,英宗决定对麓川思氏派出军队,以军事力量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矛盾。然而一次的军事行动并没有达到中央王朝预想的效果,所以明政府三次派出大量军队对麓川思氏进行围剿,希望彻底剿灭思氏势力。明朝派军队进入麓川百夷地区,征服思氏力量,改变统治方式,主观上是希望以军事力量解决地方势力膨胀问题,客观上也给麓川百夷地区民众带来了许多困扰,打破了麓川百夷地区封闭的社会状态,加强了百夷地区与外界的交往,引起了麓川百夷地区社会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明朝对麓川百夷地区的征服以及随后实施的相关民族政策,促使麓川百夷地区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是本文探讨的内容。文章在阐述、对比“三征麓川”前后麓川地区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文化方面变迁的过程中,总结归纳社会变迁的特征及规律。明朝“三征麓川”后麓川地区的社会变迁,是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部因素为明朝政府对麓川百夷地区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内部因素是其本身的社会历史特征。这是明朝政府的政策措施同麓川地区的社会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是外因和内因共同决定的。运用历史特殊轮、社会决定论和文化变迁理论对麓川地区百夷社会变迁的过程进行分析,总结归纳出麓川地区的社会变迁具有被动性、渐进性、层次性和系统性的特点。
[硕士论文] 李博
中国少数民族史 中南民族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1929年张学良“改旗易帜”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间,内蒙古东部地区处于东北政务委员会的管辖范围之内。东北政务委员会设有专门处理蒙旗事务的机构蒙旗处,创办东北《蒙旗旬刊》,并且制定、实施了一些建设发展蒙旗的政策。
  本研究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论述东北政务委员会在蒙旗施政的主要机构,包括“东北易帜”后成立的东北政务委员会以及东北政务委员会下辖的蒙旗处,另一个是为屯垦而专门设置的兴安区屯垦公署。第二章讲这一时期内蒙古地区的制度改革,以事关蒙古王公和人民切身利益的盟旗制度为核心,分析不同利益集团对内蒙古政治改革的意见。第三章论述东北政务委员会的屯垦政策,主要是东北军在兴安区的屯垦政策的推行,各方对屯垦政策的态度,以及屯垦对蒙古社会的影响。第四章讲东北政务委员会发展蒙旗教育的理念和政策,具体实践以东北蒙旗师范学校为代表。
[硕士论文] 韩珺
中国民间文学 山东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每个民族都对其他民族充满了好奇,民族志就源于这种好奇。民族志是关于异民族人种、地理、制度、风俗、资源等内容的记述。中国历史上,关于异民族的民族志书写传统源远流长,历代史书、典志、游记、笔记中留下了大量关于海外四裔民族的记述,这些记述中,纪实与虚构、见闻与想象、知识与神话相互交织,这种虚实羼杂的民族志文献,与其说是古代民族的真实镜像,不如说是古代华夏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心灵镜像,在为后世保留了大量古代民族的真实史料的同时,它们作为古代华夏关于异域和他者的想象,也是后人认识华夏民族心灵世界的重要文本。
  中国古代四裔民族志的书写最早可以在《山海经》中看到。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尤其是其《海经》部分,记述了四海之外大量的殊方异类之人、远国异域之物。现代学者已证明,《山海经》中记述的这些四裔民族,原本只是无中生有,它们并非实际的存在,而只是基于误解和想象的虚构。但是,自古以来,《山海经》中这些异域记述就被视为是对于华夏周边民族真实的记载,这些记述,不仅令古往今来的学者为考证其所述人种山川的具体所在和所指耗费了大量的笔墨,而且还对战国以降的历代朝廷和知识界的异域认知和民族志书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很多原本是子虚乌有的《山海经》之“国”被作为真实的存在在华夏周边落地生根。
  本文的研究着眼于《山海经》中这些想象的异域方国。首先分析了西周至战国华夏知识分子华夷观的形成,这种华夷观正是《山海经》想象异域的重要观念背景。其次,本文对《山海经》异域民族志所呈现的世界图式和异域记述做了详细的文本分析,并对《山海经》异域想象的来源,即大一统的天下观和远方图物的知识传统作了简要介绍。最后,本文还分析《山海经》中的异域记述对后世传统民族志书写的影响,以扶桑国为例,看《山海经》中的异域想象如何落实到现实地理中。
[硕士论文] 金豪杰
中国少数民族史 延边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1904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朝鲜半岛沦陷为日本的“保护国”。1910年日帝抢占朝鲜后,在朝鲜设立了朝鲜总督府,政治上剥夺朝鲜人民的民主权利,实施经济掠夺,并强制实行同化政策。不堪忍受殖民统治的朝鲜人民大量迁入到中国东北地区。除农民外,还有很多朝鲜反日运动者。朝鲜人民在反日运动者的带领下创办学校、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反日根据地,将反日运动推向了高潮。
  本文以20世纪20年代南满地区朝鲜族的反日运动为中心,阐述了20年代南满地区各朝鲜族反日团体开展反日活动的过程。全文共分五章,由绪论、正文及结论组成。
  第一章为绪论,主要阐述了选题目的及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本文的创新点、研究方法。第二、三、四章为正文部分,其中,第二章主要阐述了20世纪20年代以前朝鲜族迁入及迁入后的生活状况与20世纪10年代南满地区朝鲜族反日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其中,具体阐述朝鲜族反日团体,包括耕学社、扶民团、韩族会、大韩独立团、大韩光复团等设立经过及其开展的各种活动。第三章主要阐述了20世纪20年代南满地区朝鲜族的反日运动,包括统义府、参议府、正义府、国民府等民族主义团体的设立经过及其开展的各种军政、民政活动。20年代,南满地区朝鲜族反日运动,主要以各团体联合统一的形式开展,由军事至上的形式转变为注重朝鲜族人民的民生问题。第四章主要阐述了20世纪20年代南满地区朝鲜族反日独立运动的特点及影响,在肯定其历史地位及作用的同时,指出了包括时代环境、领导阶级、指导理念等在内的各方面的局限性。第五章为结论,是对全文的概括性叙述。
[硕士论文] 石岩
世界史 浙江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柔克义是第一个进藏的美国人,是美国藏学研究的先行者。他曾两次前往藏区进行科学考察活动,撰写了一批一流的藏学研究著作,在西方世界影响巨大,也为现今的藏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本文主要以柔克义两次进藏考察活动的过程以及其考察成果为研究中心,兼述其藏学研究生涯与影响。
  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柔克义的藏学情缘与研究生涯,包括柔克义对藏学研究的缘起,其对藏语及汉语的学习,以及藏学研究的不同阶段,即早期专注于藏文佛经等文献的译注,到后期注重于对藏区历史地理及民族学等多方面的研究。
  第二部分论述柔克义对藏区的第一次考察及其考察成果。这一部分介绍柔克义进藏考察的历史背景与准备工作,重点讲述了柔克义第一次入藏考察的路线和过程以及考察成果。1888年12月到1889年8月,柔克义经北京、太原、西安、兰州到达西宁,后经青海湖以北入藏,在纳木错以北地区受阻后,折向藏东,经玉树、德格、打箭炉返回上海。一路上,柔克义对沿途的河流湖泊,动物植物,城镇风貌,商业人口,风俗习惯、民族语言等都做了记录,这也是他第一次考察的主要成果,考察结束后,柔克义撰写了《喇嘛之地》一书,这也是柔克义考察成果的主要体现。
  第三部分论述柔克义对藏区的第二次考察活动,包括考察准备工作,考察路线与过程,考察成果三个部分,其中考察路线与过程和考察成果是论述的重点。1891年12月到1892年10月,柔克义从北京出发,一路经过张家口、归化城、宁夏、兰州、西宁,考察撒拉部落后到达青海湖地区最后到达兹格塘错,受阻后经由昌都、巴塘、打箭炉返回上海。这次考察的成果主要分为自然考察和人文考察两大类,包括了对沿途山川河流的记录,动植物标本的采集和民族语言学、民俗学调查等方面。柔克义的第二次考察成果主要体现在其撰写的《1891和1892年蒙藏旅行日记》一书中。
  文章的第四部分论述柔克义两次入藏考察的影响,影响主要体现在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两个方面。在学术影响上,柔克义的入藏考察及成果巩固了其作为知名藏学家的学术地位,促进了美国藏学的发展,也补充了汉文史料的不足,为藏学研究和社会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在社会影响方面,他激发了美国人对西藏的关注与热情,促进了美国公众对西藏地区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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