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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 唐仁康
中医医史文献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从观念系统、理论系统、技术系统三个层次对中西医两种医学的发展历史进行比较论述,并在最后尝试对当代中西医并存的时代背景下中医发展之道做出思考。
  第一,对观念系统下的中西医学思想史比较。远古时期中西方文明自然观是不同的,由于不同的自然环境、社会生产方式、社会意识形态,形成了天人合一和物我两立的两种观念,并对各自医学后来的发展带来持久的影响。上古时期中西方先哲思考世界本源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元气论和原子论为主的本体论认识,这两种观念下的生成观和构成观直接塑造了中西方两种医学的发展方向。唐宋之际中国君主专治制度不断强化,相比较中世纪神学一统的西方,中医学在传统观念下继续发展,理论与经验不断丰富,而中世纪西方在宗教统治下几乎放弃了医学,明清中国医学有一定观念突破但仍在传统的思想范式里,而西方科学革命后迎来了医学科学的迅猛发展。
  第二,对理论系统下的中西医学学术史比较。东西方早期都处于混沌的巫医时代,医学在逐渐自醒、自信的过程中从迷信中走出,并几乎在同一时期两者构建起了各自的医学体系,其中对疾病的病因、病理、症状以及人体的解剖结构等方面,中西方医学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理论,文中选取部分理论进行描述并尝试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如比较两种医学对病因的解释,一为倾向从人体内部探查寻找病因的实证研究方式,另一则是推崇由外部状态联系推理病因的认知求解模式。此外比较了中西方医学历史上对待解剖的不同态度,尤其比较了维萨留斯与王清任历史命运与学术思想的同与不同。最后分析两种医学对疾病的理解差异,并以流感为例反思现代医学潜在的问题以及中医辨证论治思维的价值。
  第三,对中西医学诊治技术史的比较。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作为治病救人的客观技术,中西医学在诊断和治疗等多方面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技艺。如作为诊断手段的望闻问切与视触扣听,相似却迥异,其中如中医的问诊是一种兼具医学与人文内涵的特色技艺,而西医的间接叩诊和间接听诊则是近代物理诊断法的先河。在治疗方面,中西医最大的区别当属外科,从技术到理念均不相同,尤其宋代以后中医几乎废用了“手术刀”,华佗一度被归为异类。中西医使用工具各有特点,如葫芦、针灸针、瓷药瓶与蛇杖、注射器、玻璃杯相似而颇具差异,尤其玻璃在中西方不同的地位某种程度上决定了“China”无缘科学。文章在中西医技术比较的最后反思中西医视野下的人的本质。人是宇宙还是人是机器?中西医不同认识的治疗出发点决定了中西医技术上的巨大差异和各自问题:中医的治疗过程呈现出内卷化的特点,缺乏结构实证的纯思辨推理无法自证与突破。而复杂性问题是当今医学面临的重大课题,一刀切的治疗方式并未从根本上治疗疾病,解决这类问题时,切莫着急否定中医方案,有效必定有理,中西医应该一同携手探究生命与疾病的奥秘。
  最后,本文尝试对当代中西医并存下的中医发展之路做出思考。中西医论辩百余年,“中西医汇通”、“中西医合作”、“中西医结合”等观念先后提出,但是怎么结合?从开始的“中学西”到后来的“西学中”都存在不足,如何对待中西医并存,尤其如何对待中医,本文指出理解中医自身特点是发展中医的前提。而中医重要的特点便是辨证论治,“辨证”与“辨病”的分离和重合是其核心特点,对证候的分析把握是中医学理论的重大贡献,完善的医疗模式应该是“诊断不遗漏证候,治疗不偏离疾病。”当然解释和揭示中医科学内涵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中医药未来的发展需要运用科学手段,但在当代的中医科研中存在严重问题,不理解中医本质的盲目科研大量存在,本文以中医“治法”科研的乱象为例,深刻剖析其错误本质,疾呼中医药“可研”才能“科研”,为当代中医药事业发展提供一点参考支持。
[硕士论文] 耿苗苗
哲学·伦理学 河南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设计婴儿技术自产生以来就伴随着很多争议,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此项技术又会负载着更多的社会使命。设计婴儿技术发展了将近三十年,其应用在一些发达国家中较为开放和自由,而在中国尚处于保守的萌芽状态。设计婴儿技术作为辅助生殖技术的前沿科技引起了人们的广泛争议,正如基因编辑技术一样,它攻克了许多医学难题,如治疗不孕不育症、降低缺陷婴儿的出生率、满足人类对胎儿性别及特定性状的需求、拯救患有遗传疾病的骨肉同胞。除此之外,设计婴儿技术蕴含着丰富的生命伦理价值,包括生命存在价值、生命质量价值和生命社会价值。具体来讲:保护胚胎、提升家庭幸福指数的生命存在价值,减少堕胎和杀婴现象、提高人口素质的生命质量价值,以及优生优育、满足人们不同社会需求的生命社会价值。通过筛选致命或有害基因等避免疾病发生,治疗不孕不育症和患有严重遗传疾病的婴儿,设计完美婴儿使人们可以按照意愿生育后代。与此同时,在国家放宽二胎政策,减少出生缺陷、提高人口素质的时代课题下,人们既惊喜于设计婴儿技术带给我们的巨大利益,同时又恐慌于其技术后果带来的伦理道德失范,如何对技术进行合理的规约就是本文研究的目的及意义所在。
  与此同时,设计婴儿技术牵涉到多个伦理学问题,如胚胎地位与尊严,人的天赋和公正,自主性与目的性等。设计婴儿技术可能会产生一些不良的社会影响,比如会出现一些技术伤害,因为遗传基因治疗的风险性、基因关联性状的不确定性、责任主体界定的模糊性、对人类进化趋势的限制性。而技术后果的社会不公主要有基因优化和增强及对HLA救助者同胞的不公正、基因遗传信息泄露引歧视这三方面表现。设计婴儿技术蕴含的伦理风险,漠视人类尊严、有悖公平正义、违反人的目的性和自主性等。这些都是设计婴儿技术带给我们人类社会的风险和挑战,需要在应用技术过程中多加注意和防范的地方。
  设计婴儿技术的发展需要进行价值导引。首先,增强科学责任意识、保障设计婴儿技术的实践安全性,营造合理利用胚胎的科学人文环境和尊重基于健康目标的个体尊严等,形成包容氛围的设计婴儿技术创新观。做到科学规范责任主体、公正对待技术应用和不侵犯人类尊严,引导人们树立理性的技术态度。在对设计婴儿技术进行伦理规约路径分析时,从完善并及时更新政府规定,加大医学伦理学科的研究力度,增强医学工作者行为的伦理监督,发展伦理委员会和遗传顾问制度,发挥舆论的导向作用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从而上下一心形成合力,使新技术适应新形势,合理有序地发展设计婴儿技术。
[硕士论文] YOON A Hyun
Public Administration 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This study examines resources of care and support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The central questions this study asked were the followings:"How can the caregivers as welfare providers effectively care and support the children with autism in Hangzhou,China?"and"With what policy measures can the care and support for the children be improved?"These questions were raised to understand and to provide ways to improve the lives of the children with autism.
  Based on the theory of welfare pluralism,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care and support for the children to be provided by parallel providers,while it emphasizes the great burden that is on the shoulder of the families of the children with autism.In this respect,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state and the society establish systems and policies to support families in a way to improve the care and support for the children with autism.
  In order to do so,this study conducted a survey among family caregivers who attended one of the government-approved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organizations for the children with autism in Hangzhou,China.The survey results were analyzed via statistical analysis program,and literatures and cases of other countries were examined for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硕士论文] 蒙舒柳
人文医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活体器官移植是器官移植技术的一种,它在为器官衰竭和病变的患者延长寿命、提高生命质量的同时,又给器官供者的心理和身体造成了难以避免的伤害,从而让这项技术处于伦理困境。面对活体器官移植伦理困境,我们应该全面剖析困境产生的根源,寻找应对措施与解决途径。
  文章在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活体器官移植伦理研究评述的基础上,论述和分析了我国活体器官移植中存在的伦理困境。这一伦理困境主要表现在:第一,实行活体器官移植技术的内在困境。活体器官移植技术有利于器官衰竭的病人地救治,符合有利原则,但它与其他临床手术治疗不同的是涉及另一个健康的供者,损害了供者身体与心理上的健康,使人们又不免对活体器官移植的合伦理性产生怀疑。因此面对活体器官移植的内在困境,需要一个衡量标准,即对器官供者多大程度的伤害是可以接受的。第二,器官供者内心的自爱和利他的情感困境。在我国“孝亲爱子”文化以及供者利他意识影响下,供者会做出捐献器官的决定,但这也与供者内心的人性基础——自爱意识相冲突,使器官供者陷入是否应该捐献器官的困境之中。第三,器官受者内心的自爱心和自恨心的情感困境。器官受者作为生命的延续者,一样存在自爱心,这种自爱心表现为求生欲和渴望得到他人尊重的自尊心,但与此同时,亲人的救命恩情也会使受者在情感上产生负债感和自卑感,这样就造成了受者自爱心和自恨心的情感困境。第四,活体器官资源严重短缺、供需失衡造成的现实困境。活体器官移植技术诞生后给生命濒临绝境的患者带来新生的希望,但由于器官供需严重失衡,滋生了器官买卖等违法犯罪行为。活体器官移植到底该如何实施才能与器官移植技术的初衷相符?这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
  面临这四个伦理困境,借鉴国外捐赠机制立法,结合我国特定文化背景,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第一,全面权衡利弊,审慎评估风险;提高医学技术,降低医疗风险;鼓励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成立遗体捐赠服务团队。第二,落实捐赠前提——完全自主自愿。第三,提供专业的心理支持,减轻器官受者焦虑恐惧情绪,建立自信心,积极面对生活。第四,完善法制,加大对器官买卖整治力度;净化网络,铲除非法器官交易滋生的环境;切实提高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能力;提高公众生命意识,珍视生命。
[硕士论文] 董开广
中国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卫生关乎国计民生,其萌芽到发展反映出了一个巨变时代下复杂的社会文化与市民心态,是传统市镇向近代城市过渡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施政方针的一个缩影。近代中国政权更易频繁,给起步即落后的卫生探索之路造成了更多困扰。汉口自开埠之日起,卫生便在城市发展进程中烙下深刻的印记,且贯彻始终,未曾间断。不同时期下的汉口市卫生建设呈现出不同特点,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到繁的过程,逐步建立起一套自上而下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当卫生作为一项有利可图的利权时,洋人在此间扮演怎样的角色?国人又是如何与之争夺?在看待卫生问题上,国人从排斥到接受再到弘扬,如何完成从开始视为社会福利到最终当作个人义务这一心路转变。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命题。汉口卫生虽倡于外人,却符合城市内在诉求及时代潮流,由于其在民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当地卫生状况一直受到来自中央和地方的双重关注,国家与民间力量交织其中,协作牵扯,在复杂的历史情境下,共同推动汉口卫生向前发展。
[硕士论文] Habtom Mekonen Fessehaye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年轻女性很容易感染艾滋病。本文的目的是评估肯尼亚和莱索两国中年龄在15-24岁的年轻妇女的艾滋病综合知识水平和接受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态度比率。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2014年肯尼亚和莱索托人口和健康调查数据的全国性抽样样本。数据包含11483名肯尼亚和2842名15-19岁的年轻女性。采用统计元件SPSS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预测与艾滋病相关知识水平与接受态度、青年妇女的社会人口学特征等的关系。所有结果的统计显著性水平指定为0.05。
  在这两个国家,几乎所有的年轻妇女都听说过艾滋病毒/艾滋病(肯尼亚99.2%,莱索托98%)。此外,在这两个国家,年轻妇女的平均艾滋病毒/艾滋病综合知识(肯尼亚为58%,莱索托为64.8%)也被统计分析出来。然而,接纳艾滋病感染者的态度都不高(肯尼亚9.2%,莱索托为41.5%)。基于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的结果,年龄、居住地(除了肯尼亚)、教育、宗教(莱索托除外)和财富指数与艾滋病毒/艾滋病综合知识密切相关。同样,住宅,教育,和宗教(除莱索托外),财富指数,和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表现与接纳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态度显著相关。研究还发现,相比于肯尼亚的年轻女性,莱索托的年轻女性有显着较高的艾滋病综合知识(OR1.34,95% CI1.23-1.46)和接纳艾滋病病毒感染者(OR6.99,95% CI6.34-7.72)。
  本文了解到了普遍的艾滋病毒认识和适度的艾滋病毒/艾滋病综合知识。尽管如此,对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态度是惊人的。通过分析,应该认识到两国政府应增加妇女对艾滋病的认识水平。
[硕士论文] 陆因
伦理学 大连医科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选择与尊严》网站上关于尊严死的表述为“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放弃抢救和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让死亡既不提前,也不拖后,而是自然来临。在这个过程中,应最大限度尊重、符合并实现本人意愿,尽量有尊严地告别人生。”尊严死的核心就在于其充分尊重患者的自主权,无论患者选择继续治疗还是放弃治疗,只要是患者的真实意愿表达,都是尊严的。
  在不危害社会和他人利益,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前提下,人应当有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尊严死的决策,不仅充分尊重患者的自主权益,提高患者末期生命质量,维护患者的生命尊严,实现患者利益的最优化;而且有利于帮助解决终末期患者家属的选择困境,同时指导医生的医疗行为,实现医疗卫生资源的最优分配,实现社会经济的长足进步。
  终末期患者选择尊严死的权利渊源是患者的自主权。在我国,终末期患者关于放弃治疗选择尊严死的自主决定往往不能得到尊重和保护,其主体地位被消解。在我国医疗实践中,由于病情保密制度的规定、家属在患者医疗决策中的重大参与、患者本人情绪的反复、以及我国死亡教育的缺失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有尊严死需求的终末期患者,在选择尊严死时遭受重重障碍,无法实现其自主权。因此,本文主要从自主权的角度对终末期患者选择尊严死进行研究,保护患者的自主权利是贯穿全文的主题。
  本文围绕尊重终末期患者自主权利、保障终末期患者生命质量的核心,从伦理和法律角度论证尊严死这一行为的正当性,通过对15位终末期患者及其家属进行个案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调查在自主权视域下终末期患者选择尊严死的现状和困境,面对实践中的理念和现实障碍,结合我国的文化背景和当前国情,尝试讨论建立适合我国的尊严死制度——从生前预嘱到舒缓疗护疗实现自然死亡的完整过程。
[博士论文] 刘玉山
人文医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技术增强史。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积极寻求各种技术手段以自我提高、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神经科学和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人类增强自身功能提供了无限可能。人类通过技术手段不仅可以治疗、治愈疾病,而且能提高健康人的智力、情绪、体能、寿命甚至道德情感。近几年,西方许多高校的健康大学生开始利用药物技术增强大脑认知功能,以提高学习表现或竞争力。由于它不同于饮食、锻炼、教育培训等一些传统的认知增强方法,引起了哲学家、伦理学家、医生、心理学家、法律工作者的热议。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求知群体,运用药物技术进行认知增强究竟带来哪些伦理问题?是否违反高等教育的目的和价值?药物使用中最核心的伦理问题是什么?是否应该制定政策以监管药物增强技术的使用?
  首先,文章在对已有文献关于增强的描述性定义和规范性定义的基础上,给出了本研究对于增强的定义:通过生物医学技术手段直接干预人的大脑或身体功能,使其在原有正常功能的基础上得以适度的提高或改善。增强内涵复杂多样,增强因文化不同而不同,且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并因情境的不同而改变,不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永久有效的增强定义。因此,应在某一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或情形下,确定增强的内涵。文章在界定增强概念的基础上,探究了增强的历史渊源,然后探讨了增强的主要类型:认知增强、情绪增强、道德增强、爱情婚姻关系增强,并介绍各自相关的增强技术。其中认知增强是目前最受关注的增强类型。认知增强是指通过生物医学技术手段直接干预大脑的一种或几种认知能力,使其在原有正常功能的基础上获得适度的提高。增强认知能力的生物医学技术手段多种多样,包括药物技术、非侵入式脑刺激技术、深部脑刺激技术、基因技术、脑机接口技术等。认知增强药物作为一种最为现实、最为易于获取的认知增强技术成为本文关注的焦点。
  接下来,文章对各国大学生使用认知增强药物的现状进行分析。通过对大学生使用药物增强认知的研究发现:美国、英国、德国、瑞士等国的大学生增强药物使用率虽然存在很大的差异,但使用药物技术增强认知能力已经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尽管世界各国大学生的使用特点还不清楚,但是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学生似乎比其它国家的学生更可能使用认知增强药物。本研究对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大学生滥用认知增强药物的成因进行深入剖析,发现药物使用与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因素有关,如长期的毒品文化环境、注意力缺陷多动症的过度医疗化、媒体对药物使用率和效果的过度宣传、激烈竞争的学习环境以及学校对学生使用增强药物的漠视。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文章重点分析了大学生使用认知增强药物的伦理问题。第一,与体育竞赛选手使用兴奋剂一样,大学生使用药物手段增强认知在特殊竞争场合下可能会构成欺骗,但是高等教育活动与竞技体育活动有一些本质的不同。竞争性不是教育的内在善,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帮助人们获取知识与技能,更好地造福人类。在这种“非零总和学习环境”下,一个增强者的成功并没有损害另一个人成功的机会,所以大学生使用药物技术增强认知是否构成欺骗应取决于参加活动的目的和规则,取决于使用药物的具体情境。对于人们担忧的资源分配公正问题:有钱人能付得起认知增强技术,而没钱人买不起这种技术。这对于相对廉价的药物技术手段而言,分配公正并不是什么问题,政府可以提供免费的公共卫生资源,帮助学生获取平等的“认知增强权利”。退一步说,即使学生无力购买药物,也只不过是社会不平等的一个侧面。第二,大学生使用药物增强认知功能并没有侵蚀学生良好的品质,相反,学生可以腾出更多时间培养更多的美德,应考虑活动目的和美德培养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药物因提高学习效率和成绩,进而提高学习动机和自信,形成良性循环,有助于学生刻苦、自信等品质的培养。药物的使用也没有剥夺大学生宝贵的学习经历,剥夺教育的“内在善”或“过程善”。增强药物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帮助学生更容易地获得“内在善”。第三,对于药物技术手段侵害人性尊严问题,从康德强调理性和自由的尊严理论审视,使用药物手段提高记忆力、学习效率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仅没有降低一个人的理性和自由,而是提高了使用者的认知能力和自由,从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学习者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提高了药物使用者的尊严。增强药物技术的使用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叙事身份和身份真实性,破坏一个人的身份完整性。总的来说,欺骗、公正、品质侵蚀、经历剥夺、侵害尊严与身份等伦理问题并不是影响大学生使用药物认知增强技术的核心问题,也没有从根本上违背高等教育的目的和价值。但是,安全和疗效问题依然是目前药物使用者首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最核心的伦理问题。认知增强药物,作为国家特殊监管的一类精神类药物,具有很强的成瘾性,不仅会扰乱大脑的正常情感功能,还会造成智力的损伤。过量使用与毒品类似,容易造成高血压、高烧、心动过速、严重心烦、精神错乱,严重者可造成死亡。特别是科研人员对药物长期使用的风险还未知。对于药物疗效,科研人员还没有完全达成一致。虽然有研究已经表明某些认知增强药物对于某些个体在完成某些任务时对某些认知能力产生了积极有效的影响。但实验涉及的药物不同、受试者所做任务的复杂程度差异、使用药物的剂量差异、受试者的基线认知能力、个体的基因类型、受试者睡眠缺乏等诸多因素都对不同认知能力的实验结果产生很大影响。由于药物的安全和疗效无法得到保障,所以认知增强药物干预下的认知自由只是相对的、有限度的自由。
  文章最后阐述了鉴于药物增强技术手段的安全风险过大以及疗效的不确定性,国家应该制定健全的法律政策措施,严格限制大学生利用药物增强认知的非医学目的使用,特别是在药物滥用的国家,更应该采取综合性的措施。政府、医疗机构、医生、媒体、教育部门、医药公司等多部门需要协同合作,才能实施有效的监管。即使未来能够安全有效地增强人体功能,应该以审慎的态度,遵循自然规律,适度增强认知能力。激进的增强必然破坏人体内在的自然规律和平衡,破坏人类重要的价值基础。
[硕士论文] 贾潇
中国近现代史 广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是近代基督教传教事业的重要部分,它在近代中国有一个长期发展、变迁的过程,并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基督教入华后,在中国创办了为数不少的教会医院,这些教会医院对近代中国医疗事业产生了较大影响,推动了中国医疗事业的近代化进程。桂林浸信会医院则属此类型,它于1916年成立,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过反教风波的冲击,又遭受侵华日军炮火的打击而被毁,还经历了解放战争时期的重组与合并,历经多次更名,成为今天的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尽管该院创建和发展历经波折,但在教会医院期间,其“医疗传教服务”的根本目的没有发生改变,与其它教会医院一样,具有“文化侵略”的属性,曾经在几十年间,它在介绍西医西药,培养西医和护理人才,参与医疗救助和地方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客观上促进了近代桂林医疗服务事业的进步与发展。
  从桂林浸信会医院的发展历程来看,近代教会医院是一种特殊的传教事业。医疗传教士开展医药服务的初衷是传教,医务活动仅是传教的工具。然而,医生和护士特殊的职业使命,又使得这些医疗传教士在进行医务活动时更加侧重对病人身体的救治。在治疗病人过程中,医疗传教士以西医院为阵地,亦教亦医,将疗灵与疗身巧妙结合,相互利用,推动教会医院及在华传教事业的发展,客观上也促进了西医学在华的兴起与发展。
  桂林浸信会医院就像历史的一面镜子,它历经变幻莫测的社会风雨,在战乱中坚忍和守望,几度遭毁,再度重建,浓缩桂林几十年的发展变化。通过对其历史的追溯,可以更为清晰地了解桂林浸信会医院的人道主义善举,认识桂林近代社会的发展变迁,促进桂林地方史的研究,增进对桂林历史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论文在充分吸收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搜集、整理相关文献档案资料,对桂林浸信会医院的成立背景、发展历程、主要医疗慈善活动、运行机制、内部的人员结构、特点及作用等历史重要问题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回顾与论述,比较完整地展现桂林浸信会医院的艰难历程、发展特色及其对桂林社会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从而揭开教会医院的神秘面纱,加深人们对此类医院的了解,也有利澄清一些误解,以探究近代教会医院与地方社会之关系。文章分七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简述选题目的、依据和意义,以及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第二部分简要介绍了桂林浸信会医院的创建背景,认为医院成立前的广西社会和教会西来是其主要的内外因素。第三部分概述了桂林浸信会医院的发展历程,涉及初建时期、受毁时期、重建和发展时期三个历史阶段。第四部分重点厘清桂林浸信会医院的主要活动,包括教务、慈善和医务活动等。第五部分是有关桂林浸信会医院的运行机制及其行政架构。第六部分客观总结和分析桂林浸信会医院的主要特点和历史作用。第七部分是结语,简明扼要指出桂林浸信会医院的医疗和传教双重性质。
[硕士论文] 蔡金芷
生物医学工程 重庆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大众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寻求有效地方式遏制慢性病的发生率和死亡率,成为行业关注的热点。相关研究表明,个人健康管理是慢性病防治的最佳途径。本文在此背景下,设计并实现了一款基于慢性病的个人健康管理系统,帮助用户全面的采集健康数据,准确的评估健康状况,及时的获得健康指导,合理的制定健康计划,有效的执行健康管理,最终达到获得健康的目的。
  本文首先通过对健康管理模式的研究,结合用户实际需求,提出了新的闭环式健康管理流程。为了提升用户体验,提高其健康管理执行力,引入劝导技术,根据PSD(Persuasive Systems Design)模型的设计流程,选择合适的劝导策略应用于健康管理各个阶段。然后使用HTML、CSS、JavaScript、AJAX、PHP等网站开发技术和微信小程序API对系统网站端和移动端应用进行开发,并将用户健康数据存入MySQL数据库中。最后设计并执行测试用例,同时根据PSD模型的验证标准和小范围试用,对系统功能、性能和有效性进行评估。
  系统通过网站和微信小程序应用,实现了闭环式的健康管理全流程。包括通过PC、移动终端和外部导入的方式对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健康数据进行采集。以国家卫生行业相关指南为依据对用户各项行为、生物因素进行单项评估,通过层次分析和模糊综合评价对其健康状况进行综合量化评估,根据相应的风险预估模型对用户未来疾病风险进行预测。通过系统构建的线上交流平台与家庭医生取得联系获得健康指导。根据医生的建议结合自身实际从饮食、运动等方面制定健康计划并长期执行。系统跟踪用户的执行状况,从三个层面(系统、社会关系、专家)督促其健康行为,并定期评估其执行效果。同时根据设计的劝导策略,选择相应的计算机技术,将其实现于闭环式健康管理的全过程。
  针对闭环式健康管理各个阶段设计的测试用例,其执行结果均与预期相符合,在功能上满足开发需求。在不同的负载压力条件下(10-50),系统事务成功率、平均事务响应时间、每秒点击率和吞吐量等各项测试指标均正常,在性能上满足开发需求。在有效性的验证过程中,系统实现的各项功能符合PSD模型对劝导系统的验证标准。小范围试用的结果显示,总体上用户对闭环式个人健康管理系统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表示认同。由此可知,系统在功能、性能、有效性方面均表现良好,能够满足用户一站式健康管理需求,有效提高用户健康管理的执行力。通过长时间的行为改变,帮助用户养成自我健康管理的习惯。
[硕士论文] 张宇羚
科学技术史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佩芸日记》是冯婉琳的日记,其中有关于她疾病体验与医疗经历的记载。本文依据医疗社会史特别是身体史研究方法和成就,对《佩芸日记》进行了系统细致的梳理,同时辅以对冯婉琳所做诗文的联想分析,从微观角度探讨了冯婉琳日记中的身体、疾痛与医疗。通过对冯婉琳医疗实践的分析,展现了冯婉琳的身体观、疾痛观和医疗观,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晚清时期受家学教育的女性群体的医学思想认识水平,她们在晚清医疗事业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日记中医疗活动和医病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出晚清社会医疗整体的发展水平。
  本文由引言、正文和结论三部分组成,同时还有两个附录放在全文之后。正文由四章内容组成。
  第一章是冯婉琳的人生。晚清时期出身于书香门第或官宦家族的女性,因家庭中男性较为平等的女性观而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她们大都以文弱的形象出现,虽然受礼教所限,无法走出闺阁,但面对残酷的社会现实,她们思想中也常常体现出深刻的社会性。本章通过对冯婉琳生平的梳理,从阅读和交往经历中探讨她济世利病思想背景渊源。
  第二章是《佩芸日记》中身体记录。通过对她身体承载疾病与痛苦的探索,挖掘出她经世致用、济世利病的思想情怀。这一时期的知识女性感知到“女性”的存在,呈现出身心合一身体观,与当时普通妇女的身体观形成对比。
  第三章是《佩芸日记》中疾痛记录。冯婉琳的医学知识来源于家庭积累与女性互助。虽然此时中西医已经发生碰撞,但她们对疾病的理解和表达方式主要还是基于中医理论。中国的士人阶层因深受君臣父子礼教思想影响,疾病的道德规训思想更严重,她的疾病观与士人阶层形成鲜明的对比。
  第四章是《佩芸日记》中的医疗记录。在医疗方式的选择上,与男性士人相比,冯婉琳更少受疾病的道德规训思想影响,更倾向于中医疗法,是一种贴近自然的医疗观。通过日记和诗集的互证,揭示出晚清山西社会医疗的现状,冯婉琳的医疗观与巫医并用的大众医疗观形成对比。
[硕士论文] 胡益波
工商管理 兰州理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儿童的成长事关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对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儿童健康成长,事关我国国民整体体质以及素质的优化和提升。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从儿童健康、教育、法律保护和环境四个领域提出了儿童发展的主要目标和策略措施,截至2010年“纲要”确定的目标基本实现,儿童健康问题、营养状况的问题已经持续改善,但是儿童的成长还是面临众多问题:营养不均匀、用药不合理、儿科医生紧缺、医疗资源的紧缺、以及国内医疗模式转型开始逐渐从“单一救治模式”向至“防-养-治”的一体化模式转变,由此产生的医疗资源的稀缺等等。至2015年4月每1000名儿童仅有0.53名医生,婴童诊疗的增长数量或比例将呈现每年递增态势,对家庭全科及儿科专属医生,特别是名医的渴求更加强烈。所以,紧缺的医疗资源使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同时儿童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本文以杭州微象儿童移动互联网医疗服务平台为研究对象,首先综合国内外互联网医疗服务平台相关研究,主要采用PEST分析方法分析微象儿童移动互联网医疗服务平台构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四个方面的外部环境,梳理出平台的发展机遇和威胁。其次从平台的主要功能,主要技术特点、服务支持、典型客户等方面进行研究进一步清晰该平台所拥有的优势和不足。再次,通过SWOT分析,明确了杭州微象儿童移动互联网医疗服务平台的差异化竞争,包括合作伙伴,市场群体,营销手段等方面。最后,通过杭州微象儿童移动互联网医疗服务平台建立一个覆盖比较全的移动智慧医疗健康机构合作网络,包括:为我们的VIP会员提供智慧医疗健康相关服务;并建立快速有效的智慧医疗健康医生绿色通道平台、解决看病难、体验差的问题;建立国内一线儿童专家的医生服务集团;微象互联网医疗服务系统提供不同等级VIP服务。
[硕士论文] 谢舟
思想政治教育 湘潭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随着健康观念在我国日益深入人心,健康事业和健康产业得到蓬勃发展,对健康理论体系的方法论指导需求也与日俱增,加强社会主义健康理论体系建设迫在眉睫。徐特立作为我国杰出的革命家、教育家,不仅在革命斗争、教书育人方面贡献突出,而且在健康方面也独具见解,在运动锻炼、体育教学、养生调理等健康实践和理论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构建了一套系统的健康理论范式。
  徐特立健康观不是凭空产生的,具有其内在的生成机理。它是以马克思主义健康学说和西方健康思想作为理论渊源,并深深植根于中华传统医养文化的沃土,同时,近代健康事业孱弱发展的现实境遇以及徐特立的个性特征都是促成徐特立健康观形成的重要因素。作为由体育教育思想、运动锻炼、医疗养生、心理健康等构成的“四位一体”的思想体系,徐特立健康观具有人民健康理念与科学健康方法的辩证统一、崇尚健康与德智体美劳的有机结合、现实性与前瞻性的有机统一等基本特征,在它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其内容体系不断丰富,具体可以概括归纳为好身体是“斗”出来的、永不服老、保持健康要注意方法、从教育中灌输健康等观点。
  徐特立的一生经历波澜壮阔,在不同历史阶段他对于健康的理论认知也处于不断深化之中,从早期“教育救国论”影响下的健康教育,到革命抗战时期推进的健康革命,最后到建国以后健康观的积淀升华,徐特立的健康观实现了从萌芽到发展成熟的蝶变。在新的历史时期,对于如何彰显徐特立健康观的当代价值,在传承上必须增强健康理论自信,在理念上必须引导树立“健康优先”理念,在内容上必须推动构建多位一体“大健康”体系,在方法上必须注重“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在途径上则必须贯彻实施“健康中国”战略。
[硕士论文] 胥志刚
世界史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19世纪,面对工业化带来的公共卫生环境恶化和传染病疫情大爆发的问题,英国政府加大公共卫生管理建设的步伐。19世纪30-40年代查德威克公共卫生管理改革试图增强中央的公共卫生管理权限,强化中央对地方的监督,从而提高政府公共卫生管理效率,但是“中央化”的公共卫生管理与英国自治传统相矛盾,在实践中受到地方政府抵制,公共卫生管理体系建设较为缓慢。同时,查德威克坚持以“瘴气论”作为指导思想,不重视医生意见,把环境清理作为公共卫生管理的主要方向。在实践中,他主要依靠工程师进行市政建设,忽视医学技术发展和医学理论进步,在传染病疫情控制方面缺乏效率,无力应对公共卫生危机。面对这样的困境,19世纪50-70年代英国政府调整公共卫生管理改革策略。首先,调整中央与地方在公共卫生管理方面的关系,逐步增强地方当局在公共卫生管理方面的强制性权力,构建以地方为中心的公共卫生管理体系;其次,在公共卫生管理中加强与职业医生群体合作,广泛任命医生作为卫生官,注重利用医学手段解决公共卫生问题。这一调整适应了英国地方自治传统,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公共卫生管理责任,加速了地方公共卫生管理体系建设,为英国现代公共卫生管理体系形成奠定基础。同时,19世纪50-70年代职业医生逐步主导了英国公共卫生管理改革,促进公共卫生管理的“医学化”转向,为英国国民卫生服务体系的创建奠定基础。
[硕士论文] 林名垚
中医医史文献 福建中医药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南宋的理学大家朱熹在闽北完善了理学体系,使当地逐渐形成了浓厚的朱子文化氛围。闽北医学在朱子文化的影响下,得以不断发展。通过研究朱子文化在闽北医学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归纳、总结闽北医学的地域特点和对国内外的影响,为将来探讨闽北医学相关问题提供借鉴,推动福建医学地域特色的研究和地方临床水平的提高。
  方法:本文在研究过程中,综合运用文献调查法、对比法、分析归纳法和实地考察法等方法,整理和归纳朱子文化与闽北医学的相关文献。在论述闽北地区的自然、地理、气候概况以及动植物、药物资源情况;朱熹的生平事迹和朱子文化的内涵;朱子理学兴起的概况与早期闽北医学所处阶段的基础上,讨论朱子文化对闽北医学建构和发展的影响作用。从中总结出,闽北医学在医学价值取向、学术的家族传承、医学书籍的撰写3个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地域特色。并通过叙述闽北医学主要代表人物蔡元定、宋慈、许宏、熊宗立、黄庭镜、邓旒的生平事迹、学术思想和取得的成就,佐证朱子文化对闽北医学的影响。
  结论:朱子文化丰富的内涵对闽北医学的建构与发展起到直接的影响作用。闽北医学在朱子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自身的地域特色,为闽北地区中医药文化的保存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闽北医学在传往日本、朝鲜、东南亚、中东等国家和地区的过程中,对中医文献的保存和国内外中医药文化交流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硕士论文] 魏建利
中医医史文献 福建中医药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的:近代时期的闽南医家在保障当地人民的生存繁衍、生命健康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既传承了我国传统的中医药文化,又在特殊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的影响下,创造出了具有区域特色的医药文化,为中医学理论和临床方面的传承发扬、推陈致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当前涉及到近代闽南医家的文献资料中,关于近代闽南医家学术特点的研究相对较少,故本论文对近代时期的闽南医家群体资料进行整合,意在总结这一医家群体的学术特点,多角度分析其形成原因及发展规律,以期传承中医学术,弘扬区域中医药文化。
  方法:本文通过实地调研、文献查找等途径搜集近代时期闽南医家的相关资料,结合历史学、社会学、文献学、医药学等各科知识,以各种文献记载中自清代后期至民国时期的闽南医家为研究对象,通过整合其医事活动与分析相关医案医籍,对近代时期闽南医家的学术特点进行总结。
  通过对史志类文献的查找和分析,对研究的时间和地域进行界定,明确了研究对象为生活在1840-1949年间,卒于1960年12月31日之前的闽南籍医家或主要医事活动在闽南地区的医家,并分析了当前各学科专家对近代闽南医家相关内容的研究概况。以各地方史志类材料为参考,在文献查找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选取部分有代表性的闽南医家,对其生平经历、医事活动、临床诊疗特点及部分医籍医案进行介绍分析,并探讨其学术特点。然后整合各类资料,汇总近代时期有据可考的闽南医家,并对这些医家的学术特点进行总结。最后讨论闽南医家学术思想形成的原因和影响因素,分析其对现代中医药发展的启示,并总结归纳本文的研究方法、内容、结论及意义。
  结论:(1)近代闽南医家学术特点的形成与医家所处的地域、时代、人文背景等条件密切相关。(2)近代闽南医家在临床各科皆成就不凡,其中伤寒、疫病等方面尤为擅长。(3)近代闽南医家在中西医汇通方面较早进行尝试,并有突出贡献。(4)近代闽南医家重视中医学的教育和传承创新。(5)挖掘和传承近代闽南医家学术特点有利于增强中医药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博士论文] 马得汶
民族学 兰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论文以西宁市两家三甲医院为田野调查点,对文化在医疗过程中的参与和作用进行了研究。生物医学作为科学发展的产物,将疾病治疗视为生理性病变的诊疗过程。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关注文化与疾病治疗的关系。
  在不同地区、各种不同的地方性文化中,患者对疾病治疗的感受和经历,通常都存在几个基本环节,其中包括患者自己对疾病的认知、择医、医院和医生提供的治疗、患者及家属寻求的其他治疗办法、治疗物(医学药品和非医学药品)的文化属性、医生与患者的关系及患者对疾痛的感受和叙事等。这些事项都是理解疾病与治疗的重要方面。生物医学及相关研究较少从患者医疗实践角度进行关注,而民族学、人类学对文化与疾病治疗的研究,却可以在此研究领域精耕细作,推进相关学科整体发展。
  本论文研究是在生物医学忽视医疗与文化关系的背景下,立足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而实施的科学探索。生物医学提供当前医疗的主流思路和方法,患者自身在医疗过程中的能动性、民族文化传承及宗教民俗与疾病治疗的关系,都很容易被掩蔽在受生物医学训练的、医生主导的诊疗环境中。突出患者在医疗过程中的能动作用,揭示其文化传统在疾病治疗、健康维护中的参与和价值,有助于人们对疾病治疗与文化的关系形成一个整体的、更加客观的认识。
  跨学科、跨文化的理论视角,是研究的基本方法所在。论文使用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相结合的方法,综合利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医学等学科的理论视角,重点从医学人类学角度出发,讨论了在地方性环境中,文化在医疗过程中的参与和作用。在西宁市三甲医院展开的田野调查使用了开放式、半结构式和结构式访谈,通过调查者与患者、医生的面对面沟通,在医疗过程环境中获取一手资料作为研究基础。同时,通过临床观察、参与观察方法,对患者和医生的治疗实践进行记录。研究中使用调查问卷,了解被调查群体的整体情况。对于一些多发性慢性疾病的研究,还使用了“患者主位评估”等方法。医患话语分析也是研究中使用较多的方法。患者的话语是其心理和地方性文化最生动的反映。民族学人类学的个案分析方法也在研究中得到了充分运用。
  在进入田野前,笔者对相关文献进行了学习阅读,为医院调查做准备。进入医疗机构后,首先是实地观察,熟悉调查环境。接着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访谈。调查前期,笔者对多民族患者、两家医院的医生进行开放式访谈,从患者和医生的话语中扑捉他们关注的事项,了解患者、医生的文化和治疗行为。这样,患者和医生的医疗实践中一些值得研究关注的事项就会逐渐清晰地浮现出来,如门诊环境中甲状腺疾病患者的疾病认知,藏族患者的择医,回族、撒拉族患者的医疗实践与宗教文化的联系,医患双方在医疗场域对各自需求的强调等等。通过门诊与临床观察、医患话语了解到这些事项后,接下来的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和结构式访谈在医患群体中对这些事项进行了专题研究,从而更为高效和精准地收集案例资料。同时,在医生、患者群体中展开医患需求问卷调查,在藏族、回族、撒拉族患者中进行疾病治疗与民族文化调查。这些工作完成后,通过对案例进行分类整理和综合分析,最后形成对地方性文化与疾病治疗的整体性认识。
  论文作为田野调查的成果,是一部关于西北民族地区的医疗民族志。文化和疾病治疗及健康维护关系密切是论文的基本观点,重视文化在疾病治疗和健康维护中的作用是论文的基本主张。论文各章节通过对患者自己对疾病的认知、择医、医院和医生提供的治疗、患者及家属寻求的其他治疗办法、治疗物(医学药品和非医学药品)的文化属性、医生与患者的关系、患者对疾痛的感受和叙事等事项的具体研究,将人们对文化与疾病治疗关系的认识从感性层面上升到了理论层面——即能够使用民族学、人类学视角的医疗过程这一理论框架去全面系统地理解和阐释这一问题。研究成果是在医疗和健康领域对文化的作用和价值的新的审视。同时,在研究过程中,还针对患者需求、藏族患者择医、医患相互理解等问题发表了系列阶段性研究成果。
  对于医学人类学研究而言,论文的学术贡献及其启示意义在于:医疗过程中有医生主导的一面,也有患者能动的一面。研究强调患者主位视角的医疗实践,有助于人们更为深刻地理解医疗和健康,为全社会在医疗卫生事业中挖掘文化、重视文化、运用文化提供铺垫作用;对高血压、甲状腺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患者主位视角研究,有助于医疗界和医生重视社会生活、心理因素对疾病诱发的作用,可以为患者和医生提供治疗参考;从供求对接障碍审视当前的医患关系紧张状态,是一个较为独特的视角,相关分析可以加深对医患关系一般性的认识。对藏族、回族、撒拉族民族文化对医患关系影响的分析是对医患关系研究领域的拓展,为认识民族地区医患关系的特殊性提供了启示。研究指出,文化调适是改善医患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在疾痛叙事部分,研究不但记录患者对疾病的感受和表述,更注重医学人类学所一贯秉承的关怀和道德立意,为人类心灵提供文化滋养;研究突出患者主位视角,患者的治疗经历和疾病认知,就是从医疗角度对当地民族宗教文化的生动反映,因而对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研究和地方性医疗文化研究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研究推动了医学人类学视角的医患关系研究,对民生、政策调整都是一个详实的参考。
  论文第一章是对田野点的描述。内容包括医院社区的定义,两家医院的生态和运作,医院社区中医患群体的认知与心理特点。
  第二章考察了疾病认知环节中的社会文化因素。患者自身对疾病的认知是民族学人类学视角的医疗过程的起始阶段。本章在简要回顾了西医、中医、民族医学疾病认知的基础上,指出患者主位疾病认知也是疾病认知的一个重要方面,接着结合甲状腺疾病,从社会生活、心理因素探讨了患者主位视角的疾病认知。
  第三章关注择医环节中文化因素。本章考察了民族文化对藏族患者择医的影响。很多藏族患者或其家属请活佛、阿克打卦,将活佛建议视为择医的重要依据。打卦择医的患者们在医院治疗期间的表现也会存在差异,这一部分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地分析。
  第四章、第五章探讨治疗环节中的文化因素。这两章分析了民族文化对疾病治疗的影响。第四章藏族文化对疾病治疗影响的研究因为是在藏族医疗文化氛围浓厚的Y藏医院做调查,所以分为医生的行为和患者的行为两部分。患者的行为又分为医生的治疗和患者在民族宗教文化中寻求治疗两个方面。藏药加持突出体现出了治疗物的文化属性。藏族文化对医患关系的影响也十分明显。第五章是从民族宗教文化视角对回族、撒拉族患者治疗实践的考察。回族、撒拉族患者普遍认为疾病和健康与宗教文化密切相关。患者采取的治疗方式是多元的,既有医学领域的寻医问药,也有民族文化领域的做都哇、吹都哇、举乜贴等,但是这些治疗实践都是行赛拜布,最终疾病能不能治愈,在患者看来都是真主的前定。回族、撒拉族患者强调举意的重要性,认为在治疗过程中不能因为病痛忘记真主,也不能将治愈归功于医生从而举伴真主。
  第六章是对医疗过程中的医患关系环节的探析。本章通过对多民族患者的访谈与观察,秉承马林诺夫斯基文化人类学研究对“需求”关注,分析了患者和医生需求的层次性和多元性,进而提出医患关系是医患双方基于供求形成的相互关系状态。这种双向供求关系在技术层面、心理层面、经济层面、沟通层面、角色层面、道德层面、管理服务层面都可能出现对接障碍,从而影响到医患关系和谐。和谐的医患关系离不开文化的调适作用和医患双方的相互理解。
  第七章是从疾痛叙事中探寻患者的内心世界和文化关怀的可能性。在回族、汉族、藏族等多民族疾痛叙事语境下,不难发现一些共性问题:一是疾病是患者人生经历的一部分,通常都意味着一种苦痛,这是疾病的本质;二是身心是一个整体,良好的心理状态对于疾病治疗和健康十分重要,负面的思想以及强烈的贪欲追求也是制约疾病康复的重要因素;三是道德也是预防和治疗疾病,维护身心健康的一味药,医疗场域中因为患者及家属处于苦痛之中,所以道德认同是一种普遍共识。
  最后,论文从文化与疾病的密切关系、医患关系中文化的调适作用、传统医学理念的时代价值三个方面进行了思考和总结。
  经过研究提出:首先,多元医疗是不容忽视的社会现实,对于多元医疗的理解,以往是从多种医疗方式并存的角度出发的。然而,从具体患者的疾病治疗经历这一视角中,同样也可以形成多元医疗。其次,民族宗教文化对患者心理和行动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例如藏族患者和回族、撒拉族患者对疾病的理解、择医、治疗等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再次,医生和患者的需求不能机械套用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论文对此进行了更为具体的研究。医患双向供求关系中存在的对接障碍是分析和理解医患关系的较新视角,文化对这种对接障碍起着重要的调适作用。总之,论文研究说明:文化积极参与医疗过程,人的身心是一个整体,文化对疾病治疗和身心健康的作用应该受到应有的重视。医学离不开文化,离不开人文关怀。疾病治疗不仅是一个生理性过程,也是一个文化参与过程。论文研究正是从患者医疗实践中,揭示了一个与生物医学完全不同的医疗面貌,由此推动医疗和健康事业从生物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模式进行更好地转变。
[硕士论文] 范光辉
宗教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孙思邈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道医,他深谙道教之术,将道教的外丹、内修养生术、禁咒等与传统的中医相结合,丰富了道教医学的内容,推动了道教医学的发展。他重视实践,亲自采药炼丹,将丹药广泛运用于临床医学,他搜集养生方,总结和归纳行之有效的养生术。孙思邈对道教医学的影响全面而深远。
  本文试从四个部分来探讨孙思邈的道教医学。
  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孙思邈道教医学的思想渊源。指出孙思邈道教思想对医学思想的影响,以及孙思邈道教思想是如何运用于医学的。从他现存的著作中来论述孙思邈道教医学思想的特点。
  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外丹在孙思邈道教医学里的运用。他对外丹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以丹药治病为主。文中详细阐述了不同类的丹药与不同类的疾病对应关系,论证孙思邈外丹的内服和外用的区分,以及形式多样的丸药在孙氏临床治疗上的广泛使用。并通过比较研究,总结出孙思邈外丹医学的特点。
  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孙思邈道教医学内修养生的内容。论述了主要的养生方法和禁咒在道教医学中存在的意义。《禁经》中的疗养思想是比较特别的,它主要是心理的一种治疗方法,阐明其存在的价值,筛选了一些千百年来一直颇有效验的禁咒术。
  第四部分主要论述了孙思邈道教医学对中医药学和化学等领域的影响并指出孙思邈道教医学在思想和社会阶级方面的局限。
[硕士论文] 王萝然
科学技术哲学 成都理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二十世纪以来,当代医学从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层次上认识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揭示在医疗活动中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的机理,寻求更加安全、科学、便捷、有效的诊疗手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医疗技术获得巨大的发展,如影像技术、激光技术、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基因工程等高新技术的应用,为许多疾病的早期发现和治疗奠定了技术基础,为人类的生命健康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技术的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如现代医疗技术的临床应用中一方面存在风险性,另一方面提高了医疗费用。我国目前医患关系趋向紧张,医患纠纷呈现复杂的态势,医患矛盾日趋尖锐,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已写入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重建医患关系十分迫切,探寻现代医疗技术与医患关系的内在联系有利于从源头上找出影响我国医患关系恶化的技术因素,从而提出应对之策。
  在生命伦理学相关理论的指导下,针对目前我国医患关系的现实状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医疗技术的特点入手,对引起医患纠纷产生的医疗技术因素展开研究。分析现代医疗技术的应用对医患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的原因发现:首先,医患关系的恶化与技术的不恰当使用有关,现代医疗技术的飞速发展促使了医学技术化和医疗过程中技术的过度使用;第二,与人们对技术的认知和权利的不平衡有关,思想观念影响人的行为方式,认知的差异使得医患之间的观点和行为的差异,医生是技术的掌控者,致使双方在权利上的不平等;第三,与利益得失直接相关,高科技诊疗设备的应用是导致医疗费用上涨的原因之一,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最后还与医患之间缺乏沟通、信任缺失、医疗体制和法律的不完善等因素有关。
[博士论文] 谢亚可
科技哲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物联网、普适计算、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传感技术、认知计算等一系列新兴信息技术加速融合,以及精准医疗、纳米材料、智能医疗设备和医疗机器人等不断取得新突破,人类正步入普适医疗新时代。普适医疗是医疗信息化、智能化、精准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具有医疗数据感知化、医疗服务透明化、医疗资源共享化、诊疗用药精准化、就医体验便捷化、医疗成本节约化、医患沟通常态化等特点。普适医疗开创了新的医疗时代,拓展了人类健康观念,提升了医疗体系效率,促进了医患生态修复,也为应对当下医疗困境指明了方向。然而,在引发医疗颠覆变革的同时,新的技术生态和时代环境也在冲击、重构现有医疗伦理体系。一方面,看病难、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医疗资源分配失衡等传统医疗伦理问题将得到极大纾解。另一方面,技术创新的负效应也不期而至,全时全景隐私监视、医疗数字鸿沟加剧、医患关系物化、电子医疗ID与基因歧视、医疗技术风险递增、医疗消费主义兴盛、非现场医疗及智能医疗设备引发新的医疗纠纷等新的伦理问题和社会风险层出不穷,呼唤建立新时代的医疗伦理体系。本文从医疗隐私与安全、医疗责任、医疗公平、医患关系等四个主要伦理议题出发,探讨普适医疗环境下的伦理风险及应对路径。
  隐私与安全问题是普适医疗应用推广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普适医疗环境下,“在线”和“监视”将成为一种必然和生活状态,个人医疗隐私泄露与安全风险与日俱增。医疗隐私的内涵、形式和种类不断拓展,大数据性、价值性不断增强,与其他个人信息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人们为了获取更便捷、透明、个性化的医疗健康服务,习惯于让渡更多隐私,导致对医疗隐私控制权的进一步削弱,传统隐私保护体系也开始在大数据技术冲击下土崩瓦解,隐私观或将被彻底颠覆。医疗信息隐私化、医疗隐私数据化、医疗数据开放化之势不可挡,隐私泄露风险从物理空间蔓延至数字空间……。重建新的医疗隐私保护框架迫在眉睫,文章从技术、法律、管理、自律和认知等层面提出了新时代医疗隐私与安全保护要点。
  普适医疗倡导医疗生态圈内的人、财、物、设备等互联互通和信息高度共享,将实现各类医疗资源优化配置,提升医疗服务可及性、便捷性,医疗成本也有望得到有效控制,医患权利平等化趋势明显。然而贫富差距、数字素养差异构筑的数字医疗鸿沟,可能导致普适医疗技术、设备和服务不能真正被公平享用;电子医疗ID可能会使患者无法摆脱固化标签带来的负面影响,导致基于个人年龄、性别、健康状况等方面的偏见与歧视,普适医疗增强技术可能引发新一轮的机会不平等和代际不平等。技术的进步让越来越多的患者能享受公共医疗服务,高端医疗资源的稀缺性和高成本也将进一步加剧不同社会群体的健康权利鸿沟。文章提出了医疗资源分配应坚持“贵义尚利”、“效率优先、增进公平”、“差别平等”等原则,并从优化医疗资源配置、重视弱势群体的健康权益、抵制电子医疗ID歧视等方面推进医疗公平建设。
  互联网医疗、远程医疗、云医疗、移动医疗等非现场医疗模式将成为主流医疗形态,大量具有上下文感知功能的智能医疗设备、机器人参与到健康管理和医疗救护过程中,可能引发新的医疗纠纷与医疗责任认定问题。非现场医疗的法律主体多,涉及到医生(本地医生、远程医生)、患者、设备供应商、网络运营商等多方,责任认定难度加大。智能医疗设备引发的医疗事故也将面临责任主体难以界定的困境。建立普适医疗责任落实机制势在必行,应加强而非现场医疗立法和监管、明确智能医疗设备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健全医疗技术审查和风险规避制度等。
  现行医疗环境下,医生被赋予了高角色期待、“关系就医”现象普遍、现代医学技术权利化凸显、医患信任脆弱不堪。普适医疗将彻底改变家长式的医疗模式和医患面对面的交流方式,赋予患者积极参与甚至主导医疗的权利,患者主动参与医疗流程和诊疗决策,与医生开展平等对话并主动管理自身健康,医患关系民主化趋势明显。然而,大量先进医疗设备的引入,使得医疗技术风险增加、医疗消费主义兴盛、医患关系物化趋势渐显。应理性认识普适医疗的技术风险、建立技术监管机制,完善伦理监管内容、健全法律调解机制,警惕医疗物化倾向、构建人文沟通平台。
  大量社会风险问题的存在体现了普适医疗发展的复杂性和挑战性,但不能以此否定普适医疗的时代价值。面对普适医疗背景下可能出现的新问题,我们需要综合平衡个人诉求、公共利益和市场需求,促使政府、技术工程师、医疗机构在政策制定、技术研发、技术应用过程中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度设计。有效应对和规避伦理风险,需要完善普适医疗技术设计,需要制度和伦理的协同制约,更需要培育一个德性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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