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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车媛媛
历史地理学 中国海洋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蓝点马鲛(下文称鲅鱼)俗称鲅鱼、燕鱼、板鲅、马鲛、社交鱼、青箭等,为食用性鱼类,性凶猛贪食,游泳敏捷,体多蓝黑色,有暗色条纹或斑点,海产。是黄渤海的重要经济鱼类,大部分时间栖息在水体中上层,因此对于水域环境的变化敏感度较高。其鱼群位置的变动、渔获量的多少,都与黄渤海水域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渔场中心位置的变动,往往受暖流、沿岸流与大河水流影响。目前鲅鱼广泛的分布在中国的东海、黄海和渤海。历史上在1855年黄河改道之前,其资源分布在渤海的数量并不多,自1855年黄河改道之后,其分布明显发生了变化,中心渔场开始由黄海北部向西移动,进入渤海,并扩展到渤海北部。渔业生物种群数量的变动,实际上是渔获量的变动。随着经济的发展,渔获量的多少,虽然与海中鱼类实际存在的数目有关,但是很大程度上人们所记录的数字和渔业发展以及捕捞技术有最直接的关联。建国之前,《地方志》的记载中,因较少记载鱼类捕捞的数量,所以不易考察其数量的变化,建国以后的新方志中有很多记载捕捞数量的资料,可以此为据进行考察以观其变化。虽然就黄渤海的海洋环境来说,水温、水质、深度、海流等条件均适合渔场的形成,而且浮游生物、饵料丰富的河口地带,以及寒暖流交汇地带也十分适合鱼类生殖繁衍。然而即便是有丰富的资源,也因为传统的渔业生产方式使得渔业发展一直处于近海范围内的小规模捕捞。大好的宝藏弃之于海洋,不免引起外人的垂涎。
   清末以来,由于日本的侵渔,科技的进步,环境的污染等诸多因素,使黄渤海的渔业生产在曲折中前进。生产技术的进步,是渔业生产的原动力,可使渔获量大大增加,渔业经济也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而发展。渔具和捕捞方法的创新都大大促进了渔业产量的增长。渔业生产工具经历漫长的演变,才有了今天现代化的捕捞方式。建国以来尤其是60至70年代,鲅鱼作为我国北部沿海地区的主要捕捞经济鱼类,产量一直很稳定,但是70年代末其种群资源数量发生了很大的波动,从渔获量的数字来看,某些区域已然形不成渔汛,甚至是出现了绝迹的现象,这主要是由于过渡捕捞的原因造成的。同时由于不断增加的海岸工程建设、生态环境污染、饵料生物短缺等原因,黄渤海鲅鱼种质资源一直处于严重威胁中。而在渔民社会中,在鲅鱼文化的聚集地,此种资源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经济和饮食上,甚至影响到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民间流传着与鲅鱼有关的丰富多彩的传说。鲅鱼公主的故事,使其成了美丽、勇敢、智慧、勤劳的化身;在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儿女给长辈送鲅鱼的习俗,更是代表着儿女对父母的孝心。每逢鲅鱼上市季节,青岛的年轻人就会拎着新鲜的鲅鱼回家孝敬老人,这种现象逐渐成为青岛当地一种独特的民俗风情,并有着积极的海洋文化内涵。
[硕士论文] 沙大禹
历史地理学 中国海洋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鲸,作为“海鱼之最大”,由于其体积巨大,种类繁多,加之古人对其认识的不足,就产生了很多形象的别称,例如:鱼畺、鲲、海鰌、鲸鲵、鱼昔等。不同地域的人们对鲸鱼的称呼也有很大差别,在南方沿海地区,“鲸鱼”被称作“海鰌”。由于“鰌”同“酋”谐音,故有海中酋长之意。即使在同一地域,对鲸鱼的称呼也会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发生变化,“鱼昔”在清道光以前的地方志指的是“鲸鱼”,而在清道光以后的地方志中指的却是“鲨鱼”。由此也可以看出清代的人们已经能较为准确的区分鲸鱼和鲨鱼了,不再用“大鱼”一以概之。但是从清代的地方志记载来看,除了把鲸鱼归为鱼类外,其中记载的“鲸鱼”多为须鲸,并不包括今天鲸目里的淡水豚科、尖嘴海豚科、鼠海豚科、海豚科。我们今天常见的海豚、江豚虽属鲸类,但在清代是单独归类的。
   清代时,鲸鱼在我国的四大海域都有记载,涉及的种类繁多。清朝初年,由于气候变化,黄渤海区域青鱼(黄海鲱)旺发,导致了鲸鱼数量的增多。从它以青鱼等小型鱼类为其食物推断,清代黄渤海的鲸鱼应以须鲸居多。在东海,鲸鱼出没的地方相对固定,以定海(今舟山群岛)、象山、淡水厅记载较多。南海区域是清代我国鲸鱼数量最多的地方,并且发挥了鲸鱼的经济价值,形成了捕鲸业。清代南海地区的捕鲸业就发展起来了,广东、广西、海南岛的地方志对其都有记载。这在黄渤海以及东海地区是不曾见到的。清代关于海豚、江豚也有明确记载,东海的台湾岛,南海的海南岛是我国海豚出没最多的地区,而江豚在河流的入海口居多。
   鲸鱼与清代海洋渔业的相互关系,是研究清代鲸鱼资源状况的重要一环,而鲸鱼的洄游就是研究鲸鱼与清代海洋渔业相互关系的第一步。洄游是鱼类迁徙的一种周期性运动,伴随着鱼类生命周期的每个环节。鲸鱼虽不属于鱼类,但也不会例外。通过分析地方志的记载,可以总结出两条清代鲸鱼的洄游路线:①每年冬季过后,从鄂霍次克海南下,经过对马海峡,一般在2-3月份来到我国莱州湾海域;②8-9月份从北太平洋南下进入黄海南部,10-11月份渐入浙江沿海,11-12月份集中至台湾海峡。鲸鱼作为海洋生物链中的一环,海洋生物的变化会对其产生影响,鲸鱼也会不时地影响渔业生产,如攻击渔民、毁坏渔具、妨碍渔民作业、争食渔网内的捕获物、驱散鱼群等,造成捕捞量降低,给以海为田的广大渔民造成了损失。在这种相互影响中,鲸鱼逐渐成为了沿海地区的海神信仰,黄渤海地区的渔民把鲸奉为“赶鱼郎”、“过龙兵”;舟山群岛奉为“乌耕将军”。
   影响鲸鱼数量的自然因素有很多,例如气候的变化、水温、海水盐度的变化(由洋流引起)、风、光照、洋流、海底地貌、物种间的竞争、入海河流的变化等。本文通过研究发现,清代时期影响鲸鱼在我国沿海地区分布的主要有气候和洋流的影响。在清代,社会环境对鲸鱼数量的影响,按照时间排序:①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宣布解除海禁之后的三十多年里对我国海域的影响;②两次鸦片战争对我国海域的破坏。虽然清代在我国南海海域已有捕鲸活动,但那只局限于捕杀进入港湾的鲸,与整个世界捕鲸业比起来,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
[硕士论文] 刘洁
科学技术哲学 山西大学 2007(学位年度)
摘要: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发展的好坏是一项关系着国计民生的大事,而作为农业支柱产业的渔业,其发展好坏直接影响着农业进程的发展。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渔业的发展一直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翻开渔业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中国渔业长期处于缓慢的发展状态,特别是在中国近代以前,渔业发展没有什么科学可言。随着中国科技的发展及综合国力的增强,政府在渔业发展上投入了很大的力量,渔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渔业科技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三学名家”倪达书更是居功至伟。倪达书出生在鱼米之乡的江苏无锡,从小目睹了中国近代渔业发展的现状和渔农的疾苦,立志为中国渔业发展做出贡献。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倪达书远渡重洋,留学美国研习原生动物学,取得了重要成就。回国后,服从国家建设的需要,毅然从原生动物学研究转向渔业发展事业,并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第一次把科学带进了中国的渔业发展,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鱼病工作站;在他的倡导下,中国高校首次开设了鱼病学课程;他研究出了近百种鱼类疾病的控制方法,基本上解决了困扰渔农的鱼类疾病问题,他在中国渔业发展史上的杰出贡献使他不愧为中国鱼病学创始人的称号。同时,倪达书又致力于困扰渔业发展的产量问题的研究,精心研制提高淡水渔业养殖的科学方法,在改良池塘养殖制度、改革传统淡水养鱼思想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从事渔业事业的实践过程中,倪达书创立了享誉国际的“稻鱼共生理论”,使我国传统意义上的稻田养鱼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为提高中国的稻鱼质量和产量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本研究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再现了倪达书发展中国渔业事业的历程,即从原生动物学研究到鱼病学研究;从一般淡水鱼类养殖到稻鱼共生理论的创立两个方面,展示了倪达书一生光辉的科技历程。 第二部分:从两个方面再现倪达书发展中国渔业事业的科技成就,即倪达书发展淡水鱼类养殖业的科学创举和开创了中国鱼病学的先河。 第三部分:评析了倪达书发展渔业科技成就的重大价值与意义,包括矢志不移报效祖国渔业事业的高尚情操,稻鱼共生理论产生的巨大经济与生态效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对中国渔业发展的理论意义及倪达书理论联系实际发展渔业的治学思想对当今社会的意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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