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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高雯
中外政治制度 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亚洲各国经历近代反殖民反封建革命已经近百年了,但带有前现代色彩的家族政治现象至今仍活跃在亚洲政治舞台上。本文从分析菲律宾、印度、日本和朝鲜这四个典型现代家族政治国家出发,通过其国内政治制度与现代家族政治的共生机制的情境式分析,研究亚洲现代家族政治的合法性构建与维持因素。总体而言,四个国家的家族政治合法性来源有其共通之处,包括合法性的路径依赖和掠夺性、绩效信念、政治中产阶级的缺位、家庭主义传统等,这些因素让几乎整个亚洲都表现出现代家族政治的特征;各国也有其特殊之处,譬如菲律宾的庇护制度、印度的种姓制与宗教、日本媒体对舆论的支配作用、特殊的社会心理和家庭制度传统、朝鲜的狂热个人崇拜和极权主义等等,这些特殊性造就了各国政治发展现实和未来路径的不同。
[硕士论文] 黄佩蒂
土木工程;结构工程 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地震是主要的突发性自然灾害之一,往往导致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地震灾害快速评估是地震应急救援的重要依据,对提高地震应急反应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地震人员伤亡评估是确定地震响应等级并制定地震应急预案的重要依据,对于境外救援则影响到国际救援力量和物资调派等重要安排。
  总结国内外现有的地震人员伤亡评估方法,较为常用的人员死亡经验公式和基于结构损伤程度的人员死亡率模型对于地震人员伤亡各种影响因素的考虑仍然不全面。国内的学者开始采用一些新兴方法对人员伤亡的多因素分析模型进行探讨和使用,但是模型大多以国内强震震例为数据基础,对于境外地震还没有做充分的研究。同时,国内外的地震基础数据库并没有全面完整地收录人员伤亡的各个影响因子等数据。
  为此,本文在建立完备的全球地震人员伤亡基础数据库的基础上,考虑多因素相互作用下的地震人员伤亡情况,探讨应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建立了境外地震人员伤亡初步评估模型,可为未来地震人员伤亡数量进行快速评估,为境外救援指挥和决策提供技术支撑。
  论文主要完成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1.以收集完整的影响地震人员伤亡的各类信息为准则,设计了统一的数据格式,建立了全球尺度下的破坏性地震人员伤亡基础数据库。数据库收集1900年至2017年全球大于或等于5级的致死性地震的人员伤亡情况及影响因素,包含从地震因素、房屋破坏情况、地区地理经济人口等多方面考虑下的影响地震人员伤亡的诸多因子。收集了多个含有人员伤亡数据的地震数据库,根据各个来源数据库的侧重性和可信度,按照优先顺序和规定格式对各影响因子数据进行选取和整理,最终收录2032条致死性震例。
  2.研究了地震人员伤亡的关键因子,分析了各个影响因子与人员伤亡数量的相关性,从各影响因子的科学性、震后获取的时效性、相互间的交叉性以及数据收录的完整性出发,选取了震级、震中烈度、震源深度、房屋毁坏数、受灾人口数、发震时间、次生灾害、震中海拔、国家人均GDP共9个影响因子作为人员伤亡初步评估的指标。
  3.选用1900年至2007年的境外致死性震例数据,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建立了境外地震人员伤亡初步评估模型。包括确定评估模型的指标、采用灰色关联度法和改进的层次分析法求取各指标权重,建立境外地震人员伤亡综合评价模型。最后采用2008年至2017年境外致死性震例对模型进行验证,结果表明该评估模型较为科学合理,可为境外应急救援工作提供参考。
[博士论文] Fahad Asmi
公共管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改进了“创新接受和采纳”的研究,提出了“说服心理模型”。这个模型引入了一系列外部因素和环境因素作为分析的契机。换句话说,它以一种单向视角来分析人类的行为和意图。本研究主要面向电子政务,尤其关注发展中地区的电子政务,其目的在于重新建构并定义创新采纳行为,并认为在个人的知识创造和写作中创新采纳行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信息素养”、“数字居民”被视为是个人在理解和接受有用的电子政务服务过程中的潜在基本要素。本文研究了“信息素养”、“数字居民”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公民“潜在接受能力”的影响。另外,将“数字居民”概念界定为压力创造者的“基于技术的感知不确定性”。此外,在发展中国家电子政务服务的情境中,信息素养的影响被用于衡量公民感知到的“任务相关性”。因此,从说服心理模型(即感知易用性,感知愉悦性)和班杜拉社会感知形成的视角来对应感知的部分,“媒介丰富性”和“社会影响”的作用则反映意图的概念化研究中。此外,“政府信任”作为中介变量,被用于测量发展中地区的“技术感知不确定性”和“社会影响”,以定义对电子政务服务的采纳或拒绝行为。
  为了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本文选取了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的两个作为研究对象。忽略金砖国家是因为大多数金砖国家正逐步向智能城市发展并进入电子政务的转型阶段。选择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的原因,是这两个国家几乎同时开始推行电子政务,并且面临着几乎相同的社会经济挑战。本研究从这两个国家中最初的900个潜在的目标中筛选出489个有效样本。根据统计结果,本文对所提出的概念化框架进行了评价,并利用分层回归对“政府信任”的调节作用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信息素养”和“数字居民”的潜在作用显著,同时界定了公民的“潜在接受能力”和“电子政务服务的采纳意愿”的概念。通过加权计算,发现目前“数字居民”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公民欠缺识别信息需求的能力,这可能是缺乏正规教育和便利设施的原因。随着学习方式的日益数字化,移动设备已经充分普及到受众,城市和农村的信息可用性差异接近最低水平。因此,本文建议通过更具文化适应性的方式,采用强有力的沟通策略,提高公民对电子政务产品的意识。
  “潜在的接受能力”被进一步划分为“理解”和“同化”的能力。研究发现,在发展中地区,“理解”对“同化”具有弱影响力,这使得发展中地区的电子政务实施难以落实且面临更多挑战。此外,“任务相关性”对电子政务服务的使用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提示技术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在设计或布局发展中地区电子政务服务时需要谨慎。“技术压力”测试的结果表明,合格的数字居民通常会经历较少的技术压力,并以更乐观的方式理解技术和创新的本质。在研究“政府信任”的调节效应时,研究发现了“宏观层面的力量”在电子政务的成功实施方面具有显著的影响。具体来说,信任消极地影响着电子政务服务中的感知确定性,即对政府的不信任会降低感知确定性和积极的社会影响。此外“媒介丰富性”被认为未来发展中地区电子政务实施的门槛。本研究以构建概念化的公民为中心框架开展电子政务(创新)采纳的探究,并强调了“公民对科技认知的基础结构”,这提示了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结合更全面、更多样化的多种学科观点和公民的视角进行研究。
[硕士论文] 李侃卿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广西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至今已进入其晚期阶段。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各种社会思潮竞相出现,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多元化发展局面。其中,后现代主义思潮明显有着主导性的话语权,它以一种反对者的姿态与各种传统思潮相抗衡,包括马克思主义。在此过程中,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提出了“认知测绘”理论,为人们认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和工具。詹姆逊的研究目的在于让人们通过对这个新工具的应用,正确地认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零碎而复杂的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从总体上理解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情况。他试图捍卫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坚持总体性的原则并吸收各个学派的观点,采用空间辩证法,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放置于马克思生产方式理论和社会阶级理论的范畴内进行讨论,给人们带来新的乌托邦的希望。本文力图完整地把握认知测绘理论的全貌,用四个章节对该理论进行阐述:首先,介绍认知测绘的现实和理论背景;其次,着重描述认知测绘理论的逻辑框架;再次,介绍詹姆逊对认知测绘理论的具体应用;最后,对认知测绘理论进行理性思考,介绍其理论意义。
  詹姆逊认知测绘理论尽管有着其自身的缺陷,尤其是方法论方面的缺陷,但是也存在着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有助于人们对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和反思,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博士论文] 谢小飞
中共党史(含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政党政治与文化密切相关。一定的文化涵养一定的政党政治,一定的政党政治承载一定的文化。儒家文化发源于中国,并以充满灵性与活力的文化要素深刻影响东亚国家的政党政治发展。经验表明,东亚国家政党政治的兴起集中反映了西方文明冲击下国家的巨大变革,但制度变换不意味着儒家文化的销声匿迹。国家组织与制度基本特征往往能从区域性的文化类型中发现渊源,东亚政党政治的独特性亦离不开儒家文化的跨时代影响。从文化与制度关系的角度看,儒家文化深刻规定了东亚国家政党政治的基本特征,是东亚国家政党文化独特性的文化根源,而东亚国家政党政治现代化转型的特点与难点也隐藏在儒家文化的基本性格当中。
  本文是关于儒家文化与日本、韩国、新加坡三国政党政治的综合性研究。旨在通过对日本、韩国、新加坡——“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由来与演变的文化基因分析,深化认识儒家文化对“东亚三国”政党政治发展的整体意义与特有价值,准确把握“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现代化转型的文化支持与基本路向,以期得到具有启发价值的理论思考与策略选择。基于这样的研究对象和学术指向,全文的分析框架除“导论”和“结语”外设五章研究内容。第一章阐释了政党政治与儒家文化的相关概念和基本理论,第二章至第四章从文化与制度关系的角度论述儒家文化对日本、韩国、新加坡政党政治的影响及其表现,第五章探讨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现代化转型。全文重点论证和阐述了如下重要观点:
  1.儒家文化对“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的影响具有持久性,它深刻影响着政党政治的未来。在观念文化的意义上,传统儒家文化在“东亚三国”保持了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其延续性不因政党政治的出现而中断。这既体现了文化的自身属性,也反映了制度变迁对历史传统的“路径依赖”现象。从政党政治的角度讲,在政党精英个体方面,观念层面的儒家文化所包含的“日用而不知”的态度、思维定式和情感取向,以惯例和自发力量在潜移默化中约束着政治精英的思想和行动,并经由精英的建党活动进入政党政治领域。在政党组织形态方面,早期政党尚存朋党的影子,保留了传统意义的人际关系模式,从而为儒家文化特别是权威主义的持续构造了情境。在政党体系方面,“东亚三国”传统精英政治导致了相对封闭性的政党体系,其因缺乏对社会的回应性也避免了社会文化的挑战,从而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内部文化生态。
  2.儒家文化在政党体系层面和民主过程层面塑造了“东亚三国”政党文化的独特性。政党文化就是政党成员、政党组织对政党政治的特定思想和心理,是在政党体系层面和以政党为中介的民主过程层面所展现的认知与情感取向。政党体系层面的政党文化,所体现的是对政党体系不同类别角色的认知与情感,也即对政党精英个体、对政党组织以及政党相互间的认知与情感。民主过程层面的政党文化,所体现的是对自身角色与作用的认知与情感,也即政党对党政关系、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态度。“东亚三国”政党文化的独特气质都能够从儒家文化中寻找到根源,并通过国别性的儒家文化与政党政治的融合过程而呈现。这体现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总体来看,“东亚三国”政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在现代政治场域中对古老儒家观念的延续。
  3.儒家文化在促进“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的稳定性与延续性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近现代西方民主思想对世界其他文明中心的影响过程中,除了作为政党滥觞的欧美地区外,儒家文化圈是极少数稳定建立政党政治的文明中心之一。从大的文化环境来说,这与儒家文化的包容精神有关,体现了政治精英的开放心态以及民众政治冷漠而为政党政治“试错”所造就的社会空间。这还应归功于儒家文化形成的特殊的制度条件。一方面,儒家文化很早就实现了“国家成熟”,这种“成型国家”为次系统的政党制度扎根提供了重要土壤,使政党政治进程不被建构国家的各种势力所打断。另一方面,作为悠久的世俗文化,儒家社会更容易接受现实感强烈、体现“和合”精神的国家改造方案,避免宗教势力的影响,并认可由文官系统承担国家治理权威,以致削弱了军人政权的合法性。
  4.儒家文化的消极因素影响“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的发展质量,是政党现代化转型困境的深层次根源。儒家文化的某些方面是“东亚三国”政党政治“低创新力、低制度化、低民主、低现代性”的重要文化原因。首先,“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的创新能力不足。自二战后,“东亚三国”政党体系在许多关键性的特征上没有发生替代性变革。稳定性同时也意味着保守性。如果一个政治系统更多地坚守传统价值观,则生成更少的政治产品,也即政治创新少、政治变革的可能性较低。其次,政党政治的制度化水平较低。“东亚三国”政党文化中,在“情感”与“理性认知”的紧张关系上,情感因素更容易被调动起来。由此,“东亚三国”政党即便想建构制度化的权威主义,也很难将建构于人情角色、人情关系的权威主义转变为建构于职能角色、组织关系的权威主义,推动权威主义的理性化。而情感因素又助长了“东亚三国”政党对竞争的不宽容态度和对规则的不尊重,这导致政党之间没有建立起协商与妥协的制度化渠道。再次,政党的民主职能发挥不利。在权威主义的影响下,“东亚三国”政党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作为组织整体的政党所应发挥的民主职能,反而成为拥有权威的领袖(或者独裁者)进行统治的工具。由于深受家长制文化、“牧民文化”的影响,政党在从社会获得基本的合法性后,代替官僚成为家长角色,政党日渐凌驾于社会之上,控制社会发展,使政党作为社会工具的地位扭曲为政党主宰和控制社会需求。最后,政党政治现代化受到制约。在西方政党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呈现出“两低一高”的特点,也即基于“历史成见”的影响因素在降低,基于领袖个人魅力的政治合法性在削弱,社会参与政治的广度和深度在增加。然而,至少从目前来看,在“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上述特征并不明显,或者说与西方存在较大差异。
  5.“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现代化转型以政党组织建设为前提,以儒家文化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转化为必要条件。“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的现代化过程,是政党克服儒家文化中的不利影响,发挥有益成分的过程,是现代政党组织模式建构过程与政党实现儒家文化的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转化有效结合的过程。这一过程能否顺利实现攸关东亚三国现代化进程。从“东亚三国”已有的经验来看,现代化的政党组织建设是有效利用传统儒家文化的优秀基因,同时又转化儒家文化的不利影响的关键,因而是“东亚三国”政党政治现代化转型的根本前提和生命力之所在。这种政党组织建设与儒家观念文化结合的关键节点在于:以政党组织建设防范权威主义对政党体系稳定性的不良影响,以政党组织建设赋予民本思想以有效性,完善政党机制是焕发贤人政治生命力的关键。而在文化发展上,应更加突出和强调儒家文化存在的宽容精神,主动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弘扬现代法治精神,并最终实现具有开放形态和自我更新活力的政党文化。
  总的来看,“东亚三国”政党政治展现了多元性世界政党政治的存在,说明不同类型的政党文化都有自身生命力之所在,也拥有专属性的发展难题。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东亚三国”政党政治是不同于西方的国家治理模式,其发展道路、制度特性、文化品格中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如何与西方文化价值接榫,而是正视自身古老的文化基因,面对现代社会实现自我更新。西方社会基于本土历史发展经验认为,在当代国家治理中,西方式民主意味着发展,而权威主义则意味着国家与社会的失败。因此,儒家文化笼罩下的政党政治要么只是必然通向西方民主型政党政治道路中的一个短暂的阶段,要么会在自身必然引发的混乱中走向崩溃。回望“东亚三国”政党政治发展史,从文化与制度关系的角度看,“东亚三国”政党政治所面临的诸多困难与挑战与儒家文化的许多观念密切相关。但“东亚三国”政党发展的经验同时表明,儒家文化充当了政党与社会关系的“润滑剂”,也为政党顺利度过发展中的危机留下了回旋余地,而亦有东亚国家在明确拒绝“西方式民主”的情况下通过创造性运用儒家文化实现了政党自我更新与强大。因此,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东亚政党政治不会是“两个必然”的二选一,而是在保持开放性的同时以自身特质和价值定位向世界宣布政党政治发展的不同路径与现实可能。
[硕士论文] 王曼妮
非传统安全管理 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对地区的安全工作开展评估是安全形势良好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有效的评估,能够了解该地区安全形势的稳定程度,明确安全管理工作的优势与不足,有针对性分配和调整安全投入,创造更加安全、优质、和谐的社会环境。
  从人的视角出发构建安全评估指标体系,极大缩小了非传统安全评估的边界,增强了本文研究的聚焦性。以安全治理理论为指导,深入研究现有安全评估体系的内容与框架后,本文综合使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从政府部门规范意见、现有指标体系文本、文献资料、专家访谈中归纳总结,初步建构3个维度47项要素的安全评估指标体系,接着使用德尔菲法对初步指标遴选优化,同时使用层次分析法对各个层级的指标赋予权重,最终形成由匮乏指数、自然恐惧指数、社会恐惧指数三个维度28项指标组成的“安全-质量-GDP”系统中的安全评估指标体系。
  本文使用初步建构的“安全-质量-GDP”系统模型中的安全评估指标体系对31个省级行政地区进行测评,具体了解各地区的安全形势。此外,本文将GDP质量指数模型和修正后的“安全-质量-GDP”系统模型计算出的结果做了比较,并做出简要分析。
  研究发现,地区间安全形势存在差距的原因主要在于对安全的重视程度不够和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差异。因此,本文提出三项政策建议:从顶层设计角度高度重视安全维护,让安全切实成为发展的技术工具;宏观调控,平衡地区安全形势差距,为安全评估中暂时落后的地区提供一个激励性的政策环境和公平的市场经济;推动“质量强国”和“平安中国”建设进程,使“安全”、“质量”、“经济”成为一个互利共生的系统。
  最后,反思本文建构的指标体系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完善意见:完善评估程序;增强指标导向;巩固公众在指标体系中的话语权。期望本文的安全评估指标体系能够成为安全治理的有效工具。
[博士论文] 赵浩华
管理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福利是一个充满价值判断的领域,作为福利具象化的福利国家制度一直是国家治理和公共管理领域中的重要议题。欧洲是福利国家制度的诞生地,在其发展和变迁的过程中,呈现出自身独有的特色和逻辑。本文从欧洲福利国家制度所涉及的基本问题入手,运用管理哲学和制度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史论结合的方式,从多维的视角审视二战后欧洲福利国家制度变迁的历史脉络,系统梳理不同历史阶段欧洲福利国家制度变迁的现实动因和理论成因,通过对欧洲不同类型的福利国家制度的比较分析,挖掘欧洲福利国家制度在社会历史领域和实践活动领域的深层价值。在此基础上,论文就欧洲福利国家制度变迁这一核心问题进行深入的哲学审视与反思,揭示了欧洲福利国家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及其变迁规律。一方面,从普遍和一般的角度出发,理性审视欧洲福利国家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制度主体三个维度的变化是福利国家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机制,主要包括制度主体的选择、制度主体的价值目标调整、制度主体回应社会客体需要等。社会规定性的变化是福利国家制度变迁的外在动力机制,其包括经济变迁、政治因素、社会结构以及文化思想的变化等;另一方面,论文以管理哲学和制度哲学为视角,理性审视欧洲福利国家制度变迁的本质和规律,即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抉择、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冲突、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的平衡,在欧洲福利国家制度变迁过程中具有关键性地推动作用。在审视欧洲福利国家制度变迁的进步性与局限性的基础上,文章分析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包括发挥制度价值的引领作用、合理界定制度主体的权责界限、提升社会保障制度的理性化等,以期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大背景下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有所裨益。
[硕士论文] 王娜
世界史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罗马帝国末期,各蛮族部落纷纷涌入帝国境内,法兰克人也是其中一支。法兰克人的首领克洛维(Clovis)通过战争等手段,统一高卢大部分地区,开启了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481-751)的统治。根据格雷戈里(Gregory of Tours,约538-594)的记载,克洛维死后,他的儿子克洛多梅尔(Chlodomer)、希尔德贝尔特一世(ChildebertⅠ)、提乌德里克一世(TheudericⅠ)和洛塔尔一世(LortharⅠ)继承了他的王国,把国土平分了。此后在墨洛温王朝的历史上又出现了数次这样的诸子分别继承一部分国土的现象,这种现象也被认为是法兰克国家政治结构上的一个典型特征。由于受到格雷戈里写作立场的影响,传统观点认为这是因循传统习惯的结果。但在考察有关“诸子分袭”的具体史实时,几乎看不到传统习惯发挥作用,墨洛温王室各势力间的政治斗争才是造成“诸子分袭”局面的主要原因。另外,关于这一现象的影响,一些学者常常把这种分裂看做是墨洛温王朝衰落的罪魁祸首:国土被分割后,政局混乱,国王们为了争夺势力范围,不断发动内战,使贵族得利,逐渐操控王国大局,最终导致王朝终结。但如果对史料进行剖析会发现“诸子分袭”不是墨洛温王朝衰落的主要原因。首先分袭后的墨洛温王国仍然是一个统一体,在王国内部有“一统王权”和“二级王权”之分,而且多个国王并存还保证墨洛温家族的王权不被架空。另外,格雷戈里对内战的描述影响了人们对内战的估计,其实内战只是墨洛温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且这一时期的内战都是围绕着王廷进行的,其间墨洛温家族的统治权未受过质疑,内战在某种意义上对墨洛温王国起到了向心力作用。
[硕士论文] PEDRO DIEGO MARQUEZ NAVA
中外政治制度 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The intention of this work is to give a clear perspective of how two cultures than at first sight may seem opposite the one to the other in relation to how they perceive the figure of authority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it,may be more closely related than a first perception think.
  The importance of this work is that it will bring together two cultures that the author thinks are not that different,coming to a new understanding on the both of them.On one hand,the Chinese culture that since millennia has had a defined social structure and has changed in few aspects,it seems that almost is barely moldable;but there is definitely a change since the reform of openness in1980.And on the other hand,Mexico,which is a country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still trying to define itself;but with a clear idea of what the authority figure stands for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it.
  The main proposal of this work is to gather information,analyze it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how two distant cultures(both in distance and cultural background)can be similar as the author of this thesis sees it.
  China and Mexico shares a unique political system that is based on one figure of authority which dictates policies,and although one president does not stay in power for over a10or6years term,one thing continues throughout each term that is the Political Party.In China,they only ha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CCP),the lack of other parties that participates in the search for power and deliberation of Public Policies makes it easier for China to come to agreements.In Mexico there are several actors,or Political Parties,that participate in a democratic contest to rule,in reality there has been only one Political Party that has ruled for over more than80years,some of them with more resistance than others,but still with a vast majority of public representatives which makes it similar with the Chinese system.
  Furthermore,the most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political scene in both countries is one person:the President.Both countries share a"Presidentialist"system,which means that the Head of State is the one to tum over to Congress Reforms,or Public Policies.This system is supported by the strong force that represents their Political Party,the CCP in China and the 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PRI,in Spanish)in Mexico.
  The methodology the author will use in this thesis is focused on the public opinion of the President in both countries,which will lead to the necessity of doing questionnaires in order to gather the proper information that will lead to the analysis and conclusion of this thesis.Observation is a crucial aspect for the research of this thesis,because it is the basic form of acquiring knowledge and getting information of how both societies act.Beyond this aspect,the author also thinks that questionnaires may also be of relative importance to acquire information,and after analyzing it give some different or new perspectives of what both societies relate to the figure of authority in2017.By doing so,the final analysis will bring up a closeness between two cultures that are unique,far from each other,but with similarities despite the distance,different language and cosmogony.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bring up the necessity of using at least two theories that are going to be involved in this work:Political Culture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硕士论文] 巴·埃列明
国际关系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自19世纪中叶起中国移民开始逐渐出现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在无论是帝俄时期,还是苏联时期,中国移民都对该地区社会生产和生活产生一定影响。苏联解体后,中国移民重新出现在远东。他们集中在贸易、建筑、林业和农业等领域,同样对远东民众的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由于中国移民在远东出现,“中国威胁论”这样的言论也重新在远东出现。尽管在俄罗斯远东人口不断下滑,而来自独联体国家移民不会增加的前提下,俄罗斯仍将大量吸收中国移民参与远东经济开发。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自身劳动力短缺,劳动力价格上涨,而在俄罗斯外来劳动移民难以获得更多收入情况下远东的中国移民数量不会大量增加。
  本论文主体部分共分为四章。第一章阐述了沙俄时期以及苏联时期远东地区的中国移民情况。主要分析了远东中国移民出现的原因,中国移民在俄国和苏联各行业分布,他们对远东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历史上俄罗斯政府对中国移民采取的政策等。第二章研究了苏联解体后中国移民在远东地区的生存状况。第三章探讨俄罗斯民众眼中中国移民的形象以及“中国威胁论”产生的原因。第四章预测在中俄关系框架下远东地区中国移民的发展趋势。通过对远东中国移民问题的研究能够帮助了解不同历史时期远东地区中国移民的生存状况、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对中俄之间相互关系的影响。
[硕士论文] 戴琰黎
行政管理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十八大以来,中央重拳出击、打虎拍蝇,在反腐败领域取得巨大成效。与此同时,中央也清醒地认识到,惩治只是形成不敢腐局面的第一步,不能腐则需要更加完备的制度安排作为长效保障机制。监察制度作为我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促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16年中央开启监察体制改革,并于2018年设置独立的监察委员会以整合分散的反腐职能。这一改革措施使我国有了集中统一的反腐败机关,是我国监察制度的重大发展。在此背景之下,研究我国监察制度的演变历程、探索其变迁的内在逻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历史制度主义以中层制度为研究对象,从历史中去寻找制度生成及其演进的内在逻辑,为研究我国监察制度的变迁构建起良好的分析框架。其结构观强调宏观制度结构和相关政治变量对制度变迁的重要作用;其历史观认为制度变迁遵循路径依赖规律并存在关键节点,强调重大事件对路径走向的重要影响;同时,该理论认为制度与行为的不断互动推动制度的持续变迁。基于此,本文的研究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绪论。本部分就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综述,本文的研究框架、内容与方法,以及本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进行了阐述。
  第二部分,理论基础。本部分对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内容进行介绍,包括理论的基本观点及其分析框架,最后对理论的适用性进行分析。
  第三部分,概述我国监察制度创建、重启、变革各个历史阶段的基本情况,通过解读变迁过程中的历史性事件和政策文本,从而清晰呈现我国监察制度的变迁历程。
  第四部分,结合历史制度主义的结构观分析国家监察制度变迁的结构逻辑,分析宏观制度结构、利益与观念对我国监察制度变迁的决定作用。
  第五部分,结合历史制度主义的历史观分析国家监察制度变迁的历史逻辑。首先,识别我国监察制度变迁中的关键节点;其次,分析关键节点处的重大事件如何影响制度走向。然后,识别我国监察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表现;最后,分析制度变迁中产生路径依赖的主要原因。
  第六部分,归纳监察制度如何在制度与行为之间的不断互动中发生变迁。
  第七部分,对全文进行归纳总结,简述我国监察制度的变迁逻辑,并就监察制度变迁今后的深入研究提出展望。
  监察体制的改革是对我国监察制度的重大发展,预示着监察制度将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期。研究我国监察制度的演变历程、探索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是对现实热点的积极回应,也能为监察制度的持续改革提供新的思路。
[硕士论文] 朱逊敏
国际政治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当前,西欧正在经受分配性危机、政治代表性危机和身份认同危机的考验,右翼民粹主义在民众不安与愤怒的情绪中找到了繁殖和蔓延的土壤,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也借势而起,在国内和国际社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虽然不同的国家和区域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各具特点,但作为同一政党家族的成员,它们的逻辑和发展所需的动力和环境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由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家族整体性研究的复杂性和本文的研究限制,本文选择选取其中的代表性政党——法国国民阵线作为研究的切入点。
  本文试图将法国国民阵线置于供需理论的框架下,结合法国当前局势和国民阵线最新的动态,沿着选民需求——政治机会结构——国民阵线的组织和策略这一由宏观到微观的逻辑主线分析法国国民阵线的发展与崛起,同时尝试对法国国民阵线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国民阵线的未来发展进行探讨。
  本文主体主要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内涵和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概述。结合当前学术界的争论,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进行界定和分类,讨论其与传统极右翼的关系,并对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主要解释供求理论的内容和发展。这也是本文定位和解读法国国民阵线的基础。
  第二部分探讨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法国选民的政治需求。这一部分试图解释当前大环境影响下,哪一部分选民可能会成为法国国民阵线的潜在选民,以及为什么会。也反映了国民阵线核心选民的主要特征,即充满焦虑愤怒的现代化失落者和文化多元主义中的迷失者。
  第三部分从制度环境和政治环境两个方面分析了法国国民阵线的政治机会结构。这一部分关注政治机会结构对国民阵线的政治空间和实际选举成就的影响。制度环境主要讨论的选举制度对法国国民阵线的影响,政治环境主要讨论的是主流政党的行为及其与国民阵线的互动。另外,新媒体的普及也打破了传统媒体时代对国民阵线的局限,可能会对国民阵线的发展带来新的影响,这一部分也将其纳入讨论。
  第四部分讨论的是国民阵线的组织结构,以及它采取了什么样的行为模式来提高自身合法性和政治认同。本文着重分析的是玛丽娜·勒庞上任后对国民阵线的战略、形象和定位做出的调整。这部分有助于理解为什么选民倾向于选择国民阵线而不是法国其他激进政党,和为什么法国国民阵线能比大部分西欧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更成功。
  第五部分基于前几个部分的分析,结合国民阵线最近几年的选举成绩,考察了法国国民阵线与当前民主政治的互动关系。这部分一方面讨论国民阵线的崛起在政党格局、政治议题、主流政党政策、社会心理等方面对民主政治产生的影响及其程度,另一方面也讨论了民主政治对国民阵线的约束,并进而对国民阵线的挑战与未来发展进行了探究。
[硕士论文] 李军
公共管理 湖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党风廉政建设”的正式用语。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的内涵随着全面从严治党路径依赖加强而不断丰富,不仅包含原有党的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建设及反腐倡廉建设,而且增加了政治生态的修复,制度建党及建设廉洁政党等内容。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随着其内容的变化而有了拓展与延伸。
  虽然学界时有借鉴国(境)外反腐败模式甚至改弦易辙、另起炉灶的呼声与主张,我国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依然在原有的轨道上前进,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现象。反腐倡廉的政治目的与政治属性、领导方式、战略、体制机制、反腐败机构及其职权、人员队伍、工作的主体内容等仍基本不变,即令近期正在进行的国家监察体制和相关变革亦然。
  上述路径依赖现象的产生,有其路径锁定、报酬递增、自我强化的原因。马克思主义政党特质、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历史经验、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兴衰史导致路径锁定,风险倒逼使锁定更加坚固;对原有路径的完善与强化使其报酬递增和进一步自我强化。
  我国党风廉政建设的路径依赖有其历史的必然与明显的效应,应该积极看待与评价。但亦存在部分弊端,使其在因应新形势方面面临新的挑战。
[硕士论文] 邓荣溥
法律 湖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党内法规制度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基础和依据,推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构建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保证,其中,党内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是重中之重。研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论文界定了全面从严治党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相关概念,分析了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的区别与联系,并阐述了党内反腐倡廉法规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论文研究了国外政党严明党纪治理腐败的经验:健全政党规范体系,约束政党行为;注重党纪执行力建设,确保纪律刚性约束;坚持党内外监督相结合,建立完善的党纪监督体系;积极开展党内规训,培养党员纪律意识的内在自觉。论文通过对党内反腐倡廉制度进行评估与分析,剖析了党内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在体系建设、执行监督、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宣传教育方面的问题。
  论文对可持续建设党内反腐倡廉法规制度进行了思考,提出了推进当前党内反腐倡廉法规建设路径与具体设计:补充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出台现有法规配套措施,对近年来实践存在问题的地方进行修订;完善党内反腐倡廉法规制度执行的监督机制,推动党内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向国家法律的转化机制,加强与改进党内反腐倡廉法规制度的宣传教育。
[硕士论文] 夏云川
公共管理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微信、微博作为网络新媒体的代表得到了迅猛发展。如今,无论是信息的传播方式还是信息的传播途径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在短短数年时间中,互联网信息的传播方式就从单一信息数据发布的web1.0模式演变到了以社交媒介为主要特征的web2.0模式。传统的媒体受到了来自以微信、微博为首的社交平台的强烈挑战。微博、微信以其传播快、门槛低、影响广等诸多特点,迅速占有了大量注册用户。新自媒体给当下社会带来复杂影响的同时,也使得官方话语从传统发布渠道的转变有了新的契机。微政务的应用在政府部门公共行政中的意义重大。
  由于微信是近几年所产生的新生事物,所以在管理体制建设、舆情应对措施、专业团队运营、互动效率以及发布语言的适当性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如何更好地利用好这项新生事物,以便更好地为我们政府部门传递声音服务成为目前行政部门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本文通过对江苏省南京市微政务平台现状、产生原因的阐述、以及微信平台建设在推动南京市政府公共行政中各方面所起的作用,分析目前南京市微政务平台发展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南京市具备代表性的63个部委办局及区县政府的微信公众号实例分析以及优秀微信公众号“南京交通”个案入手,提出社会资本参与,优化信息内容、丰富传播方式,增强品牌效应,扩大公众支持力度等若干优化性建议。
[硕士论文] 丁氏琼娥
行政管理公共组织与人力资源管理 广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2016年1月20日至2016年1月28日越南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河内胜利召开。大会审议并通过了2016-2020越南政治、经济和社会5年方针、任务的基本内容。大会指出越南进行革新开放30年来,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到提升,国际威望日益增长。越南要充分借助WTO平台以更广泛的视野参与新型自由贸易协定并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未来5年越南发展机遇前景十分广阔。但是,未来的发展依然存在诸多困难和挑战,特别是国内整体经济发展仍较大程度的落后于本区域及世界水平;国家敌对、反动的势力进行“和平演变”的危机依然存在;部分干部、党员、公职人员、行政职员出现“自我演变”、“自我转化”现象,在政治思想和道德生活中蜕化变质;公务员队伍中官僚主义作风依然盛行、党的干部队伍中腐败依然存在。为此,越南党和政府深刻认识到年轻公务员队伍的建设和培训对于越南发展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如何最大限度的发挥年轻公务员的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关系到越南政府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如何更好发展与竞争的问题。因此,年轻公务员业务素质培训对于越南政府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越南谅山省年轻公务员业务素质培训作为研究问题,借助理论分析工具,对谅山省年轻公务员业务素质培训的现状以及出现的问题进行客观、科学的论述和探讨。重点阐释、探祈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之上,对中国在公务员培训上先进的做法和经验进行了归纳与整理,以期对越南年轻公务员业务素质培训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启发和借鉴。最后,立足越南的实际情况提出有效的对策。文章希望通过这种框架安排能够清楚的分析问题、有针对性的提出对策和建议,以期提升越南年轻公务员培训工作的效果。
[硕士论文] 李琬珩
会计 云南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程度和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在土地资源价值不断提高的同时,土地资源违法腐败问题亦随之不断涌现,在这其中,政府部门或公职人员参与、纵容下的土地资源违法腐败现象最为突出,土地资源腐败问题已成为规范我国土地资源管理、维护群众合法利益亟待解决的问题。2014年,审计署开启了全国性的土地资源专项审计工作,审计内容包括2008年至2013年全国各省、市、县的土地出让收支、土地资源征收、供给、储备、整治、农业耕地保护及土地资源管理执法情况等。这次专项审计所反映的土地出让及土地项目改造等问题,穿插于城市的整个土地资源利用与建设全过程中。因此,为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转型,必须着重关注土地资源违法腐败的预防和治理,而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在控制和惩戒土地资源腐败方面起着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统计归纳法、案例分析法等方法,基于当前土地资源腐败案例,以宏、微观角度对土地资源问题进行深度剖析,了解我国土地资源腐败状况,统计归纳土地资源腐败的基本情况、行为表现及土地资源审计对控制腐败的现状,同时,论文以 H区政府土地出让违法腐败现象为研究案例,发现土地资源审计在预防和控制土地资源腐败中的作用愈发凸显,能够强化土地资源管理、促进节约用地、保证土地资源安全与可持续利用、控制公职人员腐败等。最后,论文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加强土地资源审计的建议,即,加强相关政策及管理工具的审计;转变土地资源审计方式及重点;进一步完善土地资源问责制度;加强土地资源绩效审计;加强土地资源跟踪审计力度等。以此减少土地资源腐败案件,保护国家土地资产,避免土地资源流失。
[博士论文] 郭雷庆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民族分离问题和民主转型困境是困扰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两个重大主题。在许多国家,这两个问题同时存在,且相互影响,是一对世界性难题。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纷纷进行政治转型,用多党竞争制取代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同时,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22个国家,紧接着在新独立的国家内又引发了民族分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带头脱离苏联的俄罗斯遭遇了车臣分离主义运动的严重威胁,脱离南斯拉夫的南联盟最终一分为三:塞尔维亚、黑山、科索沃。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以“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为名在东欧、中亚、西亚和北非部分国家进行的民主转型,带来的是: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民族分离问题的恶化,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卢比斯克、顿涅茨克等俄罗斯族地区分离运动的爆发,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的民族分裂、教派冲突、内战。这些现实例子说明,在一些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特指转向多党竞争制的西式民主转型)与其民族分离问题存在密切关系。这相应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民主转型会在这些国家引发或恶化民族分离问题,而在其他一些多民族国家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美国、澳大利亚、瑞士等国?民族分离问题对民主转型有何影响?这些国家的问题带给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对这些问题的提出和研究,不仅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关系问题的研究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学术课题,不同发展程度、不同地理环境、不同历史文化的国家,如西班牙、土耳其、尼日利亚、缅甸、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菲律宾、泰国以及俄罗斯、乌克兰等国都曾在民主转型过程中面临民族分离甚至国家分裂的风险。这些国家在民族结构上存在共同点,即国内的多个民族各有其相对独立的集中居住地,有自己的语言、宗教、传统、习俗等,甚至有自己独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一共同点可被界定为“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存在这种结构的国家可被称之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在现代多民族国家,民族聚居、散居或杂居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而将之提升为一种国家分类方式,即进一步将多民族国家区分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和散居型多民族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对分析多民族国家的民主转型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从这一概念和方法出发,上述几个问题可归结为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与多党竞争制是否兼容的问题。
  本研究选取了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我国周边的五个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之所以选这五个国家,主要与本研究出发点有关,即研究成果能够为我国的发展和安全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和引以为戒的教训。在研究方法上以“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为分析工具,通过五国案例研究,详细展现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之间的互动关系。论文结构分为横向结构和纵向结构。在横向结构上,导论提出问题,第一章围绕“聚居型多民族国家”这一核心概念建构本文的理论框架,并对相关概念做出界定。正文依据民族结构的不同将五国划分为“两族对峙型”和“多族对峙型”,斯里兰卡、泰国、菲律宾属于前一种类型,缅甸和印度尼西亚属于后一种类型,两种类型下五国又各具特色,因此正文将其作为五个单独案例分别成章。最后总结结论。在纵向结构上,首先,描述每个国家“聚居型多民族结构”的特征,包括主要民族的地理分布、行政区划、语言、宗教、文化、历史等,然后回顾和梳理这一民族结构的构建过程及其民族关系,这是探讨每个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问题的历史渊源与背景。其次,分析多党议会制在每个国家的构建过程及其特征,展现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对民主转型的影响。再次,论证受聚居型多民族结构影响下的民主转型是每个国家民族分离问题产生及恶化的重要现实原因;反过来,分析民族分离问题对民主转型的影响,进而展现每个国家民主转型困境与民族分离问题的交织及相互作用。最后,论述每个国家最新一轮民主转型以来,中央政府推动民族和解的努力和效果。每章小结会对每个国家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问题的关系进行概括和总结,并提出相应的思考。
  本文的结论是:第一,聚居型多民族结构是民主转型引发民族分离、甚至国家分裂的基本条件,散居型多民族结构产生此类问题的风险相对较小,如美国、澳大利亚等。但这并不是说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一定会导致民族分离,甚至国家解体。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在民主转型时是否产生民族分离问题以及问题的严重程度如何主要取决于聚居规模、宗教、历史上的民族关系、跨界民族、语言、文化、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综合性的耦合作用。这有助于解释为何有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产生了民族分离问题,而有的聚居型多民族国家就没有此问题,如瑞士、柬埔寨。类似地,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中,有的民族会产生民族分离主义,而有的民族则没有。比如斯里兰卡有6大主要民族,为何只有斯里兰卡泰米尔族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分离倾向,这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民主转型对其造成的利益损害最大,而应该是上述几个因素在民主转型的刺激和影响下的综合作用。其它民族,如泰国的马来族、菲律宾的摩洛族等亦是如此。另外,本文强调了民族分离问题是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主转型的重大风险,但并非说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民族分离问题的产生或恶化全然是民主转型引发的。
  第二,民主转型在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五国民族分离问题的产生及恶化过程中大都扮演了负面角色。其内在逻辑主要在于:选举制度的“多数原则”容易形成主体民族控制型民主(Control Democracy);政党制度的“民族化”容易使政党竞争异化为民族竞争;民主转型带来的自由化使得政治参与无序、混乱,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局面。在上述情况下,一些民族的民主诉求和民族分离的倾向便结合在一起。因为争取民主是为了摆脱强权,当这个强权是一个外来者时,摆脱强权的努力就首先成为摆脱异族控制的努力,在这样的国家,民族分离、争取独立就必然成为民主诉求的第一步。需要说明一点,分离民族不一定是少数民族,还有可能是主体民族。在一些国家,如本文所研究的五国,主体民族除了长久把持议会、行政、司法等国家权力外,对少数民族大都实施的是“同化”和“控制”的政策,因此,在这些国家,主体民族一般倾向于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分离问题通常发生在少数民族身上。而另一些多民族国家,如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等国,掀起民族分离运动的反而是主体民族,如前苏联的俄罗斯族、前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族、克罗地亚族等。这主要是因为原属国的主体民族精英认为其经济利益受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掠夺”,充当了“奶牛”角色,民族利益受损,因此要摆脱少数民族的“汲取”,争取独立。叶利钦等俄罗斯领导人便利用这种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进行了选举动员,并获得成功。
  第三,民族分离问题及其引发的冲突、内战、恐怖袭击等是五国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的主要障碍。内战爆发后,激进的泰米尔分离分子和僧伽罗民族主义者都极力破坏中央政府为推动民族和解而进行的宪政改革试验,使政改几乎全部失败,民族和解遥遥无期。马来穆斯林分离问题在泰国民主转型中成为不同政治势力用以政治竞争的手段,不断发生的暴恐事件成为军方干预政治的口实。缅甸的民主转型在民族武装割据下举步维艰。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民族分离问题成为军人独裁政权的重要合法性来源。
  最后,通过对这五国的案例研究,可以将民主转型与民族分离的关系大体总结如下: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推动民主转型,实行多党竞争制,容易引发或恶化民族分离问题,反过来,民族分离问题会阻碍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可能造成相关国家民主制度的瓦解,导致军事独裁(或其它形式的威权政治)。随后,民主力量与分离力量有时会交织在一起,共同反抗独裁。然而,当再次开启民主转型,恢复多党竞争制时,民族分离问题可能会复发、恶化,对民主转型及民主巩固再次构成威胁,最终造成相关国家民主倒退和民族分离问题恶化的双重困境。
  因此,这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在聚居型多民族国家推动民主转型必须要慎重,民主化道路一定要适合本国国情,循序渐进。对于我国来说,在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同时要警惕颜色革命,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并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不只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而且是维护我国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基本保障。
[硕士论文] 李艳
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意大利重建共产党(简称意重建共)是意大利共产党(简称意共)改旗易帜之际,党内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成员成立的新党。意共在二战中对于推翻法西斯统治有着杰出的贡献,在意大利人民中有很高的威望,是其国内举足轻重的政党,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是意大利的第二大党,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最有影响力的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重要的构成部分,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拥有非常辉煌的历史,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却面临衰亡。
  1991年,意共二十大宣布意大利共产党正式解体,改名为左翼民主党,其反对派建立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意共虽然分裂解体,但是意重建共仍然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二十多年来,意重建共在不利的政治经济环境下,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状态,不断探索适合本党的发展道路,不断增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调整政策路线,参与选举政治,开展群众斗争,在实现左翼联合和参与议会选举上取得了有限的成就。但是也面临着阶级基础弱化、结盟对象不稳定、党内分裂和政党身份特征不明等现实困境。意重建共现在已经成为意大利比较有影响力的政党,是当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研究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是深化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发展,探索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规律的必要课题,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汲取教训,增强执政能力建设。
  本文整体框架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引言,详细阐述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思路、研究创新与不足。第二部分简要概述了意重建共成立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过程。第三部分探究了意重建共基本政策主张的主要内容和发展变化的主要特点。第四部分的主要内容是意重建共在成立二十多年来取得的成绩和面对的现实窘境。最后一部分结合意重建共的现实困境给中国共产党提出几点建议。
[硕士论文] 李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华中农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廉洁政治的重大任务,要求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①廉洁观,是人们内在的一种价值观念,它对人们的外在行为具有指导作用,廉洁观建设在廉洁政治建设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中共中央在《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中也强调“推进预防腐败工作,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增强总宗旨意识,使领导干部不想腐”②,从思想根源上确保从政人员的廉洁行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千千万万扎根在基层的农村基层干部,他们的廉洁观正确与否、水平高低状况,不仅关系到党和政府在广大群众中的形象,更关系到国家政策的贯彻执行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
  本研究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方法相结合,通过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得到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的内容,并根据所得到的廉洁观内容确定廉洁观评估指标体系,设计调查问卷,了解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的现状。根据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的影响因素提出引导农村基层干部树立正确廉洁观的对策建议,以期为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建设提供参考。
  首先,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内容的研究,我们运用扎根理论作为方法论基础,通过对湖北省宜昌市部分农村基层干部进行深入访谈,得到了基于农村基层干部视角的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评估指标体系,包括诚信观、节俭观、权利观、和公正观四部分,其中,诚信观,主要测量农村基层干部为人处事过程中的诚实守信程度;节俭观,主要测量农村基层干部日常生活工作中的节俭程度;权利观,主要测量农村基层干部对权力与利益的认知与取舍程度;公正观,主要测量农村基层干部的公平正义状况。
  第二,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根据利用扎根理论得到的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评价指标,结合国家相关文件和农村的实际设计问卷。通过利用SPPP分析软件对收集的资料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水平整体较好,但具体各部分存在差异,权利观水平相对其他三部分较低;政治面貌、月收入与农村基层干部的廉洁观呈正相关,而工资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与农村基层干部的廉洁观呈负相关关系;同时发现工作环境、家庭环境和社会舆论这三个影响因素与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都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家庭环境,对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的影响最大,社会舆论对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的影响次之,工作环境对对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的影响相对最弱。
  第三,对策建议,根据农村基层干部廉洁观的影响因素分析,本文提出引导农村基层干部树立正确廉洁观的对策和建议:第一,加强对家庭成员的教育,推动家庭助廉;第二,营造崇廉尚廉的舆论环境,树立典型代表;第三,优化工作环境,推进廉洁从政;第四,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干部的主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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