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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丁秋瑾
亚非语言文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朝鲜王朝实录、朝天录和明实录等中外文献为史料,采用历史文献研究和横向比较的方法,研究朝鲜王朝的请援使臣在壬辰战争初期的使行以及他们在请求明朝援助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而分析明朝在慎重地审视朝鲜提出的“请兵”缘由后最终出兵援助朝鲜的决策要因,探析东亚封贡体制下明-朝鲜关系在军事层面上的实质。
  1592年4月,日本把朝鲜作为觊觎明朝的跳板,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战争初期朝鲜一路溃败,国王宣祖奔逃至义州避难。而朝鲜和明朝保持宗藩关系由来已久,在国家危急时刻朝鲜首先想到的是寻求“上国”即明朝的庇护。在壬辰战争爆发初期,多次派遣请援使臣“陈奏倭情”,请求“入辽内附”并请明朝出兵援助朝鲜。在“内附”要求遭到明朝的拒绝之后,朝鲜遂专注于“请兵”。朝鲜的请援使以赴北京和辽东请援为两条主线。到北京出使的包括谢恩使申点和圣节使柳梦鼎,特别是奏请使郑昆寿在“请兵”问题上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赴辽东请援的有请援使李德馨、尹根寿和韩应寅等朝鲜重臣。
  朝鲜请援使臣在向明朝提出援助请求时所主张的理由主要是:第一,朝鲜王朝二百年来“事大至诚”,按照宗藩朝贡体制下“事大字下”的原则,“小邦”朝鲜被祸,明朝作为大国理应救援。第二,朝鲜君臣认为:正是为了阻挡日军入侵明朝,拒绝了日本“假道入明”的要求,朝鲜才遭遇倭贼侵略,因而应当得到明朝的援助。第三,朝鲜认为其作为中国的藩篱,国家危亡之际,以一己之力必难以抵挡日军侵略。而假若朝鲜灭亡,明朝就会失去藩篱屏障,面临日本的长驱直入。所以,朝鲜请援“不特为小邦计,实为天朝计也”。总之,明朝援助朝鲜是宗藩朝贡关系中义不容辞的责任。
  而明朝出兵援助朝鲜的决策,大体经历了从怀疑朝鲜与日本里应外合,到解除对朝鲜的怀疑,经过朝廷内部激烈的论争,最终决定出兵救援的过程。针对朝鲜提出的“请兵”理由,明朝君臣认可朝鲜“事大”的历史,从大义名分论出发,认为应该出兵救援朝鲜。另一方面,明朝援助朝鲜也是考虑“唇亡齿寒”,在救援朝鲜的同时,有保护本国辽东边境安全的目的。所以,明朝决定派出大军援朝抗倭,取得了平壤大捷,赢得了对明朝和朝鲜极为有利的重大转机。
  朝鲜王朝的请援反映了16世纪东亚宗藩封贡体系下朝贡国对明代中国的信任和依赖,而明朝的出兵则体现了作为“天朝上国”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壬辰战争期间请援使较之以前的使臣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肩负着拯救国家的使命,其使行尤其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而作为宗主国的明朝,在这个特殊时期的“字小”之恩,是对东亚封贡体系下明-朝鲜关系本质最好的诠释。
[硕士论文] 马藤
世界史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近代以来,随着日本人口出生率的急剧上升,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无法提供相应的就业岗位,迫使日本人向海外迁移。由于墨西哥地广人稀、缺乏劳动力,成为日本向拉丁美洲移民的重要国家。外务大臣榎本武扬积极鼓励向墨西哥移民,在墨西哥建立了榎本移民地。因计划不周、行动草率,榎本移民计划以失败告终。从1901年起由移民公司承办日本人迁移墨西哥事务,大量日本劳工进入墨西哥北部工矿和大型农场工作。但移民仅将墨西哥作为进入美国的中转站,短期工作后即转移至美国。由于日本移民过多、过快地进入美国,导致了美国移民政策的合法性危机,日美两国围绕移民问题进行了交涉,于1908年2月达成了著名的绅士协定,日本政府“自主”限制向美国移民,使得墨西哥对日本移民的吸引力大大下降,赴墨日裔人数骤降。在墨西哥工作的日本移民,由于难以进入美国,开始考虑定居墨西哥,逃离工矿企业的劳工大多经营农园或在城市里充当家佣。1913年墨西哥革命爆发后,北部工矿企业停产,失业现象严重,乱军又洗劫了日本移民经营的农场,许多移民流离失所,或者回国或者逃往南美,日裔数量锐减。部分移民迫于生计,投身于革命,当兵吃饷,移民墨西哥事业步入低潮。
  墨西哥革命结束后,随着政局稳定、经济恢复,不少移民亲属纷纷移居墨西哥,墨西哥日裔数量不断增加,日裔的自营农场和商店持续发展。日本移民在墨西哥低加州地区开始兴建大型农场,并从日本国内招募大量移民,分配土地共同经营。1930年代日裔职业分布发生了变化,在城市中从业的日裔人数明显增加,日裔企业向现代化和规模化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伴随家庭数量的增长,移民妻儿人数超过了从业人数,形成了稳定的家庭结构。各地日本人联合会纷纷成立并创办日文报刊,成为联系和团结日裔的纽带,形成了稳定的日本移民社会。太平洋战争期间,与其他拉美国家日裔一样,墨西哥日裔也遭遇了迫害,被强制关押,部分财产被没收。直至战争结束,日裔才被解除限制,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硕士论文] 庞伟连
世界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1236-1241年的蒙古帝国第二次西征是蒙古帝国史上三次著名西征中的第二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为了完成成吉思汗建立世界帝国的遗愿,征服与术赤封地接壤的全部尚未投诚的疆域,包括钦察、阿兰以及俄罗斯等地,掠夺钦察草原及其他定居文明地区的财物,在蒙古帝国独特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中催生的自身强烈的掠夺欲望的刺激下,窝阔台继承汗位后发动第二次西征,在成吉思汗的基础上大大加快扩张的步伐,一路挺进俄罗斯、波兰,打败匈牙利,征服保加尔,扫荡了半个欧洲,把蒙古帝国的对外征服推向高潮。蒙古帝国开始进入鼎盛时期,在蒙古帝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对中西方世界也产生重要影响。蒙古帝国第二次西征给欧洲尤其是俄罗斯地区带来难以估量的破坏,给所征服地区的人民以沉重灾难,但是他们的征服客观上有利于欧亚国际贸易和交通网络的发展壮大,也有利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而且后来对俄罗斯地区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俄罗斯的统一和莫斯科公国的崛起。
  本文分为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
  正文分三章,主要论述了蒙古帝国第二次西征的背景、过程及其历史影响。
  第一章主要论述了蒙古帝国第二次西征的历史背景。这一部分从蒙古帝国的崛起和欧洲的动荡两个角度,探讨蒙古帝国通过成吉思汗的扩张,帝国疆域不断扩大的演进过程,辩证发展地分析欧洲动荡的表现和原因。
  第二章客观呈现或还原蒙古帝国第二次西征的过程。以1235-1241年的时间为轴详细叙述蒙古帝国第二次西征的过程。此外还着重分析了帝国第二次西征的原因。
  第三章是对蒙古帝国第二次西征的历史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释和研究。该部分通过分析蒙古帝国第二次西征带来的消极影响和积极影响,系统客观地评价这一次西征活动。
[硕士论文] 惠男
中国史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试图将清朝和朝鲜早期关系的演进过程置于清初政体建立和转型的语境下思考,透过16-17世纪清、鲜间的通使(elcin)、国书(bithe)和边疆(jase/jecen)之形成过程,讨论长期的行政实践如何塑造国家(gurun)的行政职能。
  本文认为,清朝从建州女真部落统一为女真国(ju(s)en gurun),接着再发展为金国(aisin gurun)和大清国(daicing gurun),其内在性质和结构发生了变化,投射到清朝和朝鲜的关系上,也应该存在类似变化——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后,在写给朝鲜地方监司的书信中自称“建州等处地方夷王”;建立金国后,努尔哈赤、皇太极在写给朝鲜的国书中自称aisin gurun i han(金国汗);随着大清国的出现,并通过军事手段征服朝鲜后,皇太极在国书中自称为daicing guruni han(大清国汗);清朝入关后,在朝鲜的奏书中,清朝皇帝被称为dulimbai guruni hūwangdi(中国皇帝)。
  以上用语的变化不是单纯的现象,它们代表着国家制度的转型。
  16世纪晚期开始,被卫所制度分割的女真人逐渐形成共同体,并先后向金国、大清国转型,催生出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国”(gurun)的意识。
  “国”的意识之一:渴望获得对等的外交。努尔哈赤时代就通使、国书等问题与朝鲜产生的龃龉、交涉,最终为礼部制度的形成奠定基础。在从金国转变为大清国的过程中,清朝又重新定位了清、鲜两国关系,礼部成为清朝主要的对朝外交机构,同时还兼有书房、内三院等行政机构的配合。
  “国”的意识之二:边疆意识的形成。本文认为边疆不仅是地理上的区域,也是一个动态的政治过程;不能预设分隔明朝、朝鲜的鸭绿江、图们江也是女真、朝鲜间的边界。“国”的意识越强烈,两国边疆所发生的向化瓦尔喀人口以及互市问题的冲突也就越发密集和重要,这一切变化导致了户部职能的整合和扩张,户部终于成为当时处理朝鲜事务的另一核心机构。
  最终,天聪时期外交和边疆的行政实践塑造了崇德年间户部、礼部并行处理朝鲜事务的格局。本文将以咨文的处理流程说明这种机制的运作方式。
[硕士论文] 蒲亚如
专门史 延边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东还封事》和《朝天日记》是赵宪以质正官的身份于万历二年(1574年)随圣节使团出使明朝时所作的使行记录。其中,《东还封事》是赵宪作为质正官向朝鲜国王所作的复命报告,其内容包括“先上八条疏”和“拟上十六条疏”两部分。主要介绍了明朝完善的政治制度、礼俗制度以及赵宪对朝鲜国王提出的社会改革建议。《朝天日记》是赵宪以日记体的形式撰写的个人见闻记录,主要记录了其在出使明朝期间的见闻及活动。本文以《东还封事》和《朝天日记》为研究对象,分析和比较两著述中所呈现的不同明朝形象及其所反映的赵宪的改革思想。
  本论文分为绪论、本论和结论三部分,第一章为绪论,主要阐述了论文选题的目的及意义,以及本论题的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第二、三、四章为本论部分。第三部分为结论。
  第二章概述赵宪出使明朝的时代背景及《东还封事》、《朝天日记》的主要内容。分析赵宪出使的时代背景,包括16世纪中后期的朝鲜社会和明朝社会。介绍《东还封事》和《朝天日记》的主要内容。
  第三章比较分析《东还封事》和《朝天日记》中所呈现的不同明朝形象。通过比较两著述中行政制度、官吏选任制度及官吏作风来呈现不同的明朝政治形象,通过比较两著述中国子监师生礼仪风貌来呈现不同的明朝文化礼仪形象。
  第四章论述《东还封事》和《朝天日记》中明朝形象存在差异的原因和本质。通过分析赵宪撰写两著述的意图、朝鲜社会思想的发展及对赵宪的影响、赵宪的改革思想三方面来展开论述。
  结论部分主要是综合以上章节内容,总结概括出《东还封事》和《朝天日记》中明朝形象的差异,指出朝鲜使臣在这一时期“中华观”的嬗变倾向和赵宪改革的意图。明确赵宪的改革思想与朝鲜社会状况的密切联系。强调赵宪改革思想的重要意义。
[硕士论文] 陈霖
世界史 延边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新罗完成统一后在海外贸易方面不断锐意进取,在东亚地区海上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在张保皋时期新罗的海外贸易达到顶峰。安史之乱后,唐各地方势力割据。福建地区在地方当权者的鼓励政策支持下,不但未切断与中央王朝的联系,反而借助海上进贡路线与朝鲜半岛的新罗发展了广泛的海上交往,从而在东北亚的海上贸易中日渐活跃起来。泉州更是在宋代成为唐宋四大港口之一,与高丽海上贸易更加繁荣。事实上,福建地区早就与新罗有过海上往来,但直到唐、宋时期,才出现频繁的交往。全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经历过唐丽战争后短暂的针锋相对,进入八世纪新罗与唐关系日益恢复往日亲密。和平友好的政治大环境下,新罗与福建地区的经济都步入全面发展。在农业手工业的带动了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这其中包含来自航海技术和造船业的支持。
  第二部分九世纪新罗与唐代福建地区海上商贸往来。首先,主要阐述连接新罗与福建地区的以福州、泉州为起点,中转登州、明州的海上交通线路和沿线重要港口的兴衰。其次,论述以张保皋为代表新罗商人团体及其海上贸易机构——清海镇;福建地区海商的亚洲贸易网及其独特闽商文化。值得深入发掘的是张保皋所建立起来的黄海海上贸易网与福建商人的亚洲贸易网相连接和重合,将两地贸易有效联合在一起。再次,新罗与福建海上贸易中的物产交流。
  第三部分九世纪新罗与福建的文化往来。首先,主要阐述以著名留学僧为主的两地文化交流的传播者。其次,两地在建筑方面交流,并对两地佛教典籍交流和遗存的双方僧侣传教、修行的寺庙做详细介绍。
[硕士论文] 姜波
世界史 延边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进入19世纪后半期,东北亚局势跌若起伏,形成西势东渐的局面。随着晚清走向没落,中国在东亚的主导权逐渐丧失。日本自实施明治维新以来,效仿西方的制度,成为东北亚第一个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并利用各种手段企图从中国手中夺取东亚主导权。在国际背景出现大变革的形势下,1882年朝鲜爆发了“壬午兵变”。这是一场以朝鲜旧式军队对统治阶级的不满为导火索而爆发的一次自发性民众起义。但是,由于当时朝鲜内政混乱以及日本自《江华岛条约》以来的入侵,使得朝鲜社会上下隐藏不少矛盾。在这种情形下,“壬午兵变”的爆发冲击了朝鲜封建王朝的统治秩序。日本则以此为借口扩大对朝鲜的侵略,并进一步排斥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中国也随之感知到日本的挑战,并为了固化其宗主权开始对朝鲜采取全面干涉。因此,日本对中国在朝宗主权的挑战,以及中国为固化在朝特权所进行的干涉政策,激化了两国在朝鲜的利益冲突,并导致矛盾进一步升级。从对外关系的角度来看,“壬午兵变”时期是中、日两国之间的矛盾表面化的关键期。
[硕士论文] 张艳秋
世界史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冲绳战役是日美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最后一场岛屿争夺战,战争中的战略判断是影响战争结局的关键。本文通过三部分内容阐述冲绳战役中,日美战前准备、战时双方战略措施及影响战略制定的多方因素。
  第一部分,分别梳理战前日美两国的战略计划部属。以美军对日本的态度为视角,揭示美军攻占冲绳的决心,同时阐明日本为应对美军进攻,准备冲绳决战的具体备战计划。第二部分具体分析战争中日美战略制定及演变过程。首先分析美军的“冰山计划”,为确保战争胜利,美军不惜倾注数十万兵力与资源,对日本本土实施大规模轰炸,摧毁日本经济,震慑日军士气。其次分析日本的“天号”与“决号”计划,经过日本军部反复讨论,决定实施“天号”计划与日本特攻队的“菊水”作战计划,以此应对美军的“冰山”计划。在“天号”计划失败后,日军又制定了与美军在本土决战的“决号”计划。但是,由于多方因素,“决号计划”最终未能付诸实施。第三部分阐述影响冲绳战争战略的因素。在政治上,拥有至高无上军事指挥权的天皇决定战争是否继续,如何继续;大本营应对时局作出军事调整,成为冲绳战役期间至关重要的战略指挥机构。在经济方面,日本经济逐渐衰退,美国加紧经济封锁,被占领地奋起反抗,导致日本战略物资紧缺。同时与美国相对比,巨大的经济落差已经注定日本无法取胜。最后在外交方面,与中国的外交迟迟没有进展,苏联又停止续约,并拒绝调停日美战争,给日本造成前所未有的外交困境。
  在分析日军冲绳战役战略时,必须联系美国当时的对日政策及美军对日作战战略。相比之下,日军不仅在经济上严重落后于美国,在武器装备上不如美军精锐,战略上也不能取得任何优势,结局必然是失败的。
[硕士论文] 马红艳
世界史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7.9级大地震,地震发生后,“不法朝鲜人暴动”的流言扩散,为防止“不法之徒”趁震灾暴动,日本政府颁布“戒严令”,警戒、逮捕朝鲜人,部分居住于日本的中国人在地震混乱中遭到虐杀。本文通过三部分内容阐述地震期间虐杀中国人事件,分析虐杀背后的原因。
  第一部分叙述虐杀中国人事件发生前日本社会情况及中国工人为何大量来到日本,并通过政府颁布的命令,分析中国人如何卷入虐杀事件中,以具有代表性的“大岛町事件”与“王希天事件”为主,整理虐杀中国人的经过及虐杀事件在华工回国后被披露。
  第二部分通过阐述中国、日本政府对虐杀事件采取的措施,结合两国国际地位,当时国情,分析采取各项措施的原因。中国民众虽然对虐杀事件非常愤怒,但由于中国当时国际地位低下,并在政治、军事上依赖于日本,中国政府并未深究虐杀中国人事件。而日本方面,部分日本民众积极帮助中国寻找虐杀证据,日本政府因考虑在中国的经济利益而采取隐瞒政策,拒不承认杀害中国人的行为。
  第三部分评价虐杀中国人事件,首先从中日两国的关系、日本民众对中国人的看法分析虐杀中国人事件的心理、情感原因。自近代以来,曾位于“华夷秩序”中心的中国受到列强多次侵略。面对软弱的中国,日本迅速“脱亚入欧”,并从情感上鄙夷中国,对中国民众更带有蔑视情绪。情感因素成为导致地震期间虐杀中国人事件的原因之一。另外,日本政府屡次怂恿、支持虐杀行为。“大岛町事件”与“王希天事件”均有日本军队、警察参与其中。民众在军队及警察的示范作用及集团主义心理的引导下,更加无所顾忌地残害中国人。最后,虐杀中国人事件成为日本日后侵略中国的提前演练,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关东大地震期间虐杀中国人事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误杀事件,这其中包含着两国国际地位及两国民众心理情感因素。
[硕士论文] 李英华
世界史 延边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历史上的中国是与韩国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韩国的兴亡是近代中国从传统中华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转化的主要参照物,而韩国又受到传统华夷秩序的影响,将自身的命运与中国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因此,韩国人的中国观对韩国近代的思想演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大韩帝国时期,东亚政局动荡不安,东西方思想冲突不断,如此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是丰富且多样的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的内涵又通过韩国人的中国观得以展示体现。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打破了东亚三国的和平局势,韩国为了保全国家,大力推行东亚和平政策,并认为中国作为“和平东亚中的一员”应联手韩国一同抵抗日本侵略,呈现出以东洋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主义。当西方文明传入东方,东西方思想冲突愈演愈烈,韩国开始试图脱离过去的“小中华”思想,认为中国是文明开化的落伍者,在排斥中国文化之余弘扬自身传统文化的绝对优秀,展现了以国粹主义内涵为基准的民族主义。然而这种排斥也不能完全将中国观确定为是否定态度。大韩帝国末期,国家局势岌岌可危、内忧外患。渴望安邦定国的知识分子看到了邻邦清国的新政上,并将此当做自身救国的“参照物”,力图通过取其精华来改变自身的命运,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主义。
  1904年,在大韩帝国末期创办的新闻报纸《大韩每日申报》作为伴随大韩帝国终结的思想媒介,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反映了特定的国家局面。它以“爱国”的角度大力追求民族主义,大胆阐明自身观点,其内容和思想也普遍被当时的韩国社会接受和默认。可以说,《大韩每日申报》透视了韩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演进。另外,《大韩每日申报》的所有权归属于英国记者裴说(Ernest Thomas Bethel)的有利条件,不仅规避了日本的新闻检查,而且还创造了相对自由的言论环境,使得其发行量在当时韩国社会居于首位。因此,可以将它看作是客观反应大韩帝国末期韩国社会思潮及先进知识分子思想认知的最具权威代表和最有说服力的媒介之一。
  基于此观点,本文主要以《大韩每日申报》为中心,通过探究其体现的涉华言论,分析当时韩国社会的中国认知,全面考察大韩帝国末期,韩国社会的民族主义。
[硕士论文] 孙加冕
世界史 贵州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天皇制作为一种政治统治制度,在日本拥有上千年的历史。国家统治权力始于天皇。从拥有国家政权到成为统治集团的傀儡再到被封为“神”,天皇手中的权利在明治时代被无限放大。国家大权、军队指挥权和教化民众的权力都集于天皇一身。其中藩阀作为扶植天皇的政治精英集团十分活跃。正是由于他们的在近代日本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才确立了以天皇制为统治政体的政府。最终不仅形成了元老内阁,而且政治精英们拥有了辅弼天皇的政治权力。他们对于日本政治生活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本文对近代日本统治阶层所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进行分析,阐述天皇的地位和天皇制是怎样被巩固并成为日本近代明治政府的根本政治制度;对《军人敕谕》的发布进行分析,它的颁布怎样平定兵变,并为日本完成国家目标铸造出一支只属于天皇的近代化军队,其中蕴含的何种思想构成了近代日本军人精神的深层次含义;对《教育敕语》的颁布进行分析,阐述当权者们是用何种思想对民众进行教化,并使得日本近代统治者能够防止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泛滥和自由民权运动的扩大化。所以日本近代国家目标的达成与以上国家政策和法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深入考察和探究它们所构成的明治天皇制有着较为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研究价值,并且对于深入了解日本的近现代国家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硕士论文] 熊琤
亚非语言文学 浙江工商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林罗山是日本江户幕府初期最具代表性的朱子学者之一,自日朝国交回复后,与其中6次通信使都有接触,是江户幕府初期与朝鲜通信使进行交流的代表人物。《罗山文集》第六十卷的《韩客笔语》记录了林罗山1604、1636和1643年赴日的朝鲜信使的笔谈问答,内容涉及论语、朝鲜官制、祭祀礼仪、朱子学、朝鲜史话、地理等等,是研究林罗山与通信使交往的重要史料。本论文拟通过《韩客笔语》中林罗山和朝鲜通信使的笔谈来探究林罗山的朝鲜观和国家意识。其次朝鲜通信使的使行录中散布不少关于林罗山及双方笔谈的记录,以通信使为第一视角能更明确地看出朝鲜文人与林罗山相互认识的差异,以及对林罗山评价的不断变化。本文通过结合《韩客笔语》和使行录中的笔谈记录,更为立体地展示林罗山与朝鲜通信使交流的全貌,并着重考察林罗山与朝鲜通信使相互认知的差异和变化,对进一步把握江户幕府初期日朝两国知识分子“自我”和“他者”的互动与冲突以及揭示近世日本与朝鲜王朝外交关系中冲突与友好等因素并存的复杂情形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东亚国际关系格局长期演进的历程。
[硕士论文] 方亮
日语语言文学 浙江工商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野田笛浦(1789-1859),江户后期的儒者、汉学家。他出身江户官校昌平黉,精通汉文汉诗。文政九年(1826)参与护送清朝漂流船“得泰号”前往长崎,途中与清商笔谈,编成《得泰船笔语》,由此名声大作。此后游学各地,直至晚年才回归田边藩,致力于藩政改革。他的一生,表现了江户后期儒士的代表形象。他与中国漂流民交流所做的笔谈记录以及其自身的著作当中,也都能体现出江户后期日本儒士的共同特征。以得泰船事件为基点,探究野田笛浦的汉文学著作及生涯经历,对把握江户后期的社会发展脉络,分析中日关系有补充作用。
  本文通过野田笛浦与中国漂流民的笔谈内容及其著作为中心,探究其思想观点,以及从中反映出的江户时代的社会状况,特别是中日交流的情况。
  本文由以下五个部分组成:
  第一章介绍野田笛浦的生涯。结合时代背景,简介野田笛浦的儒生生涯。
  第二章立足得泰船漂流事件,从《得泰船笔语》的笔谈人物及内容出发,探究笔语内容的关注点,以及野田笛浦对于中日往来的认识。
  第三章以野田笛浦的著作《海红园小稿》为中心,分析其汉文学水平及思想观点。
  第四章以野田笛浦的藩政改革措施为中心,介绍他在面临幕末变革的冲击时表达的观点,探讨他应对时代变化的具体表现。
  最后总结全文。概括野田笛浦的生涯,把握江户后期的社会现实与中日往来实态。
[硕士论文] 沈忱
日语语言文学 浙江工商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圆尔(1208-1280),日本镰仓时代临济宗杨岐派僧人,曾来宋拜当时径山兴盛万寿禅寺的住持无准师范为师。后泛海而归,在日宣扬佛法,为东福寺开山第一世。
  在现有的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重点放在了圆尔回日本以后的经历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在对寺院的建设方面,研究圆尔对承天、东福等寺的开山,还对圆尔住持三河瑞境山实相寺一事进行了分析,并详考了圆尔对法性寺、尊胜寺、东大寺等寺的建设。二、在圆尔对寺院制度的建设和修缮方面,具体分析了圆尔对寺院职权的规定和寺院规则的制定。三、在传法活动中,补充了从未引起学界关注的冈屋关白和圆尔的交流。四、不仅添补了圆尔回国后和其师无准师范的交流,也专门研究了圆尔和其他在日日僧、在宋宋僧和来日宋僧的交流。主要的研究对象为西岩了惠、德琏、兰溪道隆、兀庵普宁、西涧子昙、无学祖元、大休正念等人和圆尔的书信往来。五、根据圆尔法孙所编写的《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目录》,论述了圆尔在日本佛学、儒学、医学书籍传入上的贡献。
  
[硕士论文] 安可
科学技术哲学 山西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日本的近代文明始源于明治维新时期。明治政府成立后,为了“富国强兵”以“与万国对峙”,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政府效仿西方,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建立了近代资本主义制度,历史上将这段时期的改革称为“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改革主要围绕“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殖产兴业”三大国策进行,在政体、教育、军事、经济等制度方面施行了一系列变革。日本在这个时期的科技引进政策也主要体现在教育、军事、经济等领域内。
  在教育领域,日本建立了完备的近代教育体系,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实业教育和普通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初等义务教育的普及对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为西方文明传入民间扫清了传统的思想障碍;中等教育的发展为日本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量技术工人;而近代大学的建立则是日本引入近代文明和近代科学技术的窗口,是近代日本尖端技术人才的摇篮。
  在军事领域,日本在废除武士特权,实行“全民皆兵”的军制改革基础上,组建近代化新军。首先,建立和发展军事工业。在幕末官营兵工厂的基础上引进西方设备和技师,建立近代军工厂,随着这些军工厂不断的技术革新和发展,到了明治后期,日本的军事工业基本实现了由对外进口向自主研发的转变,摆脱了对西方进口武器的依赖。其次,设立军事院校,培养近代军事人才。明治时期,日本设立了近代军事大学,可以培养出陆、海军所需的不同军种不同层次的人才。包括可以统领作战的高级军事将领,也包括如军医、骑兵、辎重兵、通讯、兽医、炮兵等特种兵。
  在经济领域,政府政府采取了建立模范示范工厂、设立政府研究所等举措。一方面,通过模范工厂的示范作用将近代企业的管理模式和近代产业技术引入民间,另一方面,为民间的工厂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
  明治时期日本科技引进政策的背后,是明治政府对科学技术的正确认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产生于适宜科学技术产生和发展的整个西方文明,包括西方“形而下”的“实学”思想,西方的社会制度等因素。要将科学技术引入日本,必先扫除传统思想障碍。明治政府将教育看做向西方学习的先决条件,要想引入西方先进科技,必须建立近代教育体系,快速发展本国的教育事业。日本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为明治时期百废待兴的日本培养了大批人才,预示着日本的科技发展从向西方的“拿来主义”向“自主研究”的转变。
[硕士论文] 王凯
历史学·专门史 暨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1592年壬辰战争爆发,在朝鲜的力求和明朝多次调查之后,明朝第一批主力军队于当年年底进入朝鲜半岛,与朝鲜军队和民众协同御敌。明军入朝初期,双方官员交往密切,一方面朝鲜官员积极帮助明朝官员、将领熟悉朝鲜地理情况与战略局面,一方面双方就攻城策略、粮草运输等问题进行商议。双方友好的交往为第一阶段的胜利提供了保障。不过随着战争的进行,受到粮饷延迟以及情报虚假等问题的影响,明军将领与朝鲜官员之间出现嫌隙。明军在碧蹄馆失败后,和谈也逐渐取代作战成为解决战争的主要方式。关于进军与和谈,明军将领和朝鲜官员也进行了多次交涉。
  议和期间,明军将领与朝鲜官员的交往范围扩大。除了关注战争的进行,明、朝将领双方就军队训练、战术思想以及诗歌文化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交往。这对朝鲜的战时恢复重建与思想文化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双方的关系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本文以壬辰战争时期明、朝双方官员交往为切入点,结合中、朝史料,梳理战争第一阶段中,明军将领与朝鲜官员的交往轨迹,探析双方的交往活动对战争以及双方关系的影响。对宗藩体制下的明、鲜关系作有益的补充。
[硕士论文] 王亚兰
世界史 西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日本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仍保有皇室的国家之一,对天皇及皇室的历史和将来展开讨论,是摆在作为邻国的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年,日本皇族女性成员出嫁吸引了全球目光,对皇位继承等问题掀起了热烈的讨论,日本社会要求修改《皇室典范》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日本皇室的诸多问题再一次出现在大众面前。昭和时期是日本皇室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通过对这一历史时期日本皇室的考察,有助于理清日本皇室发展变化的线索和特点,通过差异的比较,推动相关研究,以帮助分析皇室目前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也可为中国人理解当今日本皇室的地位和影响提供有益思考。
  昭和前后期日本皇室法律《皇室典范》发生了改变,新典范在皇位继承和皇室婚姻等方面对旧典范进行沿袭,新典范与旧典范在制定目的、制定内容和本身性质都有所不同,总的说来新典范对旧典范有所沿袭,也有所突破,既凸显了其保守的一面,也显示了其“现代”的一面。昭和前后期日本皇室成员由昭和前期的十四个宫家近七十位成员锐减到昭和后期的五个宫家十七位成员,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天皇的身份和地位、昭和前后期皇后身份与角色、其他皇室成员身份性质都发生了转变。同样发生重大改变的还有日本皇室管理机构,前期职位设置多人员规模庞大,人数多达6200人,后期职位设置少,人员也只有1132人的较小规模;后期表面失去了自律的权力处于政府之下,但与前期的实际性地位没有太大差别;从某一方面说皇室管理机构后期权力缩小了,但其保守性深深根植于其中,定位为天皇的管家,权力依然很大。昭和前期国家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皇室拥有财产,且拥有各种权力,最终使皇室拥有雄厚的财产,后期从制度上剥夺了皇室拥有财产的权力,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皇室财产的种类和数量,前后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民主和接地气的日本皇室。
  昭和前后期日本皇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原因分为外部原因(美国因素、其他国家因素)、内部原因(政府和天皇的努力、皇室的自我改变)。总的来说日本皇室封建保守性依然,但日益民主化、平民化、合理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对皇室的感情越来越冷淡,但如果政府多宣传,这种情况又会改变。日本天皇和皇室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还将继续存续下去,皇室由于自身原因面临诸多问题。我们要警惕皇国史观在战后的新的变异以及政府对皇室的利用等行为。
[硕士论文] 谢桂花
世界史 湘潭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二战后,在日本妇女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特别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日本妇女就业人数不断在增多。日本妇女就业状况的不断改善,使得日本妇女的社会地位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本文主要从社会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角度,分析了二战至1991年日本妇女就业状况的历史演变,并对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及带来的社会影响加以浅析。
  第一章,主要论述了二战后至1991年日本妇女就业状况。整体上来说日本妇女就业是呈上升趋势的,但在各个历史时期又有不同的表现。经济恢复期日本妇女就业集中在第一产业、制造业领域,发展相对缓慢。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经济快速发展,劳动力需求大,女性就业也开始快速增长。在经济稳定增长时期,日本妇女就业步入一个新的阶段。虽然这段历史时期日本妇女就业整体是呈上升趋势的,但表面的繁荣也并不能掩盖女性就业依然面临着诸多瓶颈的事实。
  第二章,论述了影响日本妇女就业的主要原因。战后日本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善,除去初期盟军解放妇女的政策、国际妇女解放潮流对日本的影响等外部因素,最主要是女性就业后经济实力的增强。战后经济的波动、产业结构变动对女性就业有很大的影响,如制造业、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份额直接决定了女性就业率的增减。妇女教育水平作为其就业的重要筹码,在战后不断提高和深化,也是日本女性就业改善的因素。自90年代末以来,日本少子老龄化现象开始凸显,引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因此日本各界纷纷将目光投向女性这一庞大群体。
  第三章,主要论述了日本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经济上获得独立的日本女性在政治、经济、教育,社会地位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政治上女性获得参政权,并在法律上实现男女平等。随着女性参政意识的提高,女性候选人也在增多。妇女的经济地位不断改善,女性逐渐进入传统男子就业领域与就业层次。男女之间就业率以及工资差距在缩小,教育水平在战后不断提高,女性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开始接受高等教育,进入理工、农业、工业、政治等工科领域。
[硕士论文] 张慧
专门史 延边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公元1778年(朝鲜王朝正祖二年,清乾隆四十三年),朝鲜王朝以陈谢奏文违式、谢缉捕逆党的原因派遣谢恩陈奏使团出使清朝,李德懋以书状官沈念祖随行人员的身份出使清朝。李德懋根据他出使清朝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想以日记体的形式写下了内容丰富、史料详实的《入燕记》,即也是《燕行录》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元18世纪中后期,朝鲜王朝士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摆脱了传统“尊周思明”的华夷观,客观上肯定了清朝社会各方面所发生的变化,但是这种根深蒂固传统的华夷观并没有完全的消除。正是受这种整体社会意识的影响,著名北学派实学家李德懋在《入燕记》中详细地记录了他在出使清朝的过程中所经之地的风景、古迹、人物、名胜等,字里行间体现了他“尊周思明”和“北学”清朝这两种形似分离但却又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对华观。同时,李德懋以异域者的身份对中国的文物历史和文化风俗做了诸多的描述,这对我们研究清朝历史提供了丰富而多元的资料,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本文试图以《入燕记》为主要切入点,并结合同时代朝鲜王朝士人的《燕行录》,同时利用《朝鲜王朝实录》、《清实录》、《同文汇考》等相关的史料,对李德懋这两种比较复杂的对华观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并对其从“华夷之辨”和“义利之辨”的角度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以此来阐述李德懋既有“尊周思明”,又有“北学”清朝这两种对华观的原因,从而揭露公元18世纪中后期朝鲜王朝对华观的实质。
[硕士论文] 全香
世界史 延边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475年高句丽长寿王南下,攻陷汉城,杀盖卤王,百济不得不迁都至熊津。百济结束了长达500年的汉城时期,步入了熊津时期。在战时,熊津因其闭塞的地形特点有效地抵制了外部入侵。但在社会稳定之后,却成为了国家发展的障碍。538年,百济迁都,以泗沘为其都城。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实行了2次迁都,对百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熊津、泗沘迁都的背景、迁都后统治阶层内部的势力变化以及都城的性质和影响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了熊津迁都的背景和迁都后百济内部出现的一系列变化。熊津迁都是国家处于危难时,为了避免高句丽的再次入侵而实施的,带有应急避难性。迁都后锦江流域的新兴贵族开始兴起,逐渐掌握了中央要职,与汉城贵族形成了力量对比,产生了新旧势力交替。在此基础上,东城王开始加强王权,稳定了政局。武宁王实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措施,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增强了国家的实力,出现了中兴的局面。
  第二部分论述了泗沘迁都的背景、迁都后政治体制的完善和八族大姓的成立过程。泗沘迁都从性质上不同于熊津迁都,是在强有力的王权推动下,以强化专制王权为目的的行动。迁都后,设置了二十二部司,在王都实行严密的五部制度,同时在地方实行方-郡-城制度,使中央统治落实到地方。这一时期最终形成了百济社会最有力的贵族集团-八族大姓。他们主要是通过佐平制行使权力。同时,贵族合议性质的政治机构-佐平制也发生了变化。二十二部司分担了原由佐平处理的一切国家大事,使佐平制丧失了行政机构的性质。
  第三部分论述了熊津迁都和泗沘迁都的性质和两次迁都的影响。分析了熊津、泗沘时期的政局、国家的政策以及社会现象,从中探讨两次迁都的性质以及两次迁都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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