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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李宇隆
世界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1891-1892年俄国发生了一场因粮食歉收而引发的大饥荒。它是俄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给因人口迅速增长而很大程度上依靠黑麦维持基本生活的帝俄带来巨大灾难。短短一年多,俄国人口锐减,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传统文化销声匿迹,整个地区满目疮痍。本文试图从饥荒爆发的经过入手,分析饥荒恶化并造成重大灾难的原因,揭示其对俄国产生的影响。
  正文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回溯1891年俄国大饥荒的历史背景。通过追述饥荒的时间、范围及过程,厘清饥荒四个阶段的发展脉络,为了解俄国1891年大饥荒的真相提供一个整体的认识。
  第二部分,分析俄国大饥荒发生的原因。虽然大饥荒出现的直接原因是干旱导致大片作物歉收,但俄国本身的社会经济结构乃是引起饥荒并造成严重后续灾难的先决条件和必要因素。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不彻底性、政府长年累月施行的榨取性政策以及帝国脆弱的救灾体系都加速了饥荒的爆发。而政府对饥荒的消极反应、救济工作迟滞最终使天灾演化成人祸,酿成19世纪俄国历史上的最大饥荒。
  第三部分,论述官方层面的救济行动。随着危机的升级,中央政府逐渐从间接救济改为直接救济,并设立非常委员会来应对危局。政府实施公共工程,推行以工代赈,帮助灾民克服暂时的生活困难,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同时省级和地方长官也参与救济,省长作为内务部的代理人,承上启下,协调各方救灾力量,地方自治局则深入灾区参与救济。饥荒暴露了俄国腐败的官僚体系,各级政府权限不清、政令不通,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格局,导致延误救灾。
  第四部分,论述民间救济行动。在此次饥荒中,社会救济扮演了官方救济不可缺少的补充部分,在某些地方政权力量薄弱的地方,地方慈善委员会扮演了基层救济的主导力量,而社会名流托尔斯泰则利用自己的崇高威望进行慈善募捐,设立粥厂,开办食堂,乃至向海外求援。美国民众则纷纷捐钱捐物,在国会否决拨款运输物资的情况下,自行租船运送物资帮助俄国民众。社会救济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各级政府的救济负担和压力,缓和了社会矛盾,彰显了积极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
  第五部分,探究本次饥荒的影响。首先引起俄国经济的普遍衰退,饥荒造成的损失需经多年恢复。其次,饥荒引起社会结构发生较大改变,加之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整个社会思潮日趋激进化,原先的集权统治不再适应,人民纷纷要求对现行土地制度、地方机构进行改革,一定程度上撼动了帝俄的统治根基。
[硕士论文] 张筱云
世界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德国电影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快速发展,然而繁荣中暗藏危机,电影事业陷入困境。因此纳粹掌权后面临着电影工业发展滞后的局面,对电影业的总体计划是使该行业良性发展的同时加强控制。纳粹非常重视电影,在推行一体化的过程中协调电影产业,并实施集控制、宣传与娱乐相结合的电影政策。在整个第三帝国时期,电影工业发展不断受到成本增加、资金短缺等问题的阻碍,纳粹政权通过控制电影融资、设立国家间接控股公司和大型国家控股公司等一系列举措,逐步完成电影工业的国有化。
  第三帝国电影在纳粹政权的掌控下发展,主要发挥两大功能:政治宣传与娱乐消遣。电影是纳粹政权强有力的宣传工具。纳粹政权设立机构控制电影制作,生产了一批符合纳粹宣传需求的电影。电影传达的纳粹世界观主要有:领袖原则、反犹主义、宣扬战争和仇恨敌人。纳粹的电影宣传取得成功,加强了观众对纳粹世界观的内化。但是,电影制作人的机会主义以及观众的自发性使宣传效果是有限的。即使受到政权控制,电影本身作为一种娱乐方式也在发挥作用。在第三帝国时期,影院——影片——观众的联系构建起看电影这一种大众化的娱乐方式。影院数量增多且分布范围更广,成为人们娱乐休闲和精神庇护的好去处。第三帝国电影大多以娱乐为取向,符合大众口味要求。电影受众群体不断扩大,社会构成有所分化,电影喜好也具多样化。第三帝国电影所呈现的变化趋势,反映了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的诸多关系复杂交织,以此体察第三帝国时期的时代脉动和纳粹统治下的社会概况。
[硕士论文] 薛博
世界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在德国历史上,20世纪90年代具有特殊地位,她在1990年实现了两德统一,德国人民本应沉浸在统一的喜悦之中,但1992年难民危机的爆发则代替了这一喜悦,再加上诸多如东西部巨大的经济悬殊、民族的重新融合、德国在欧洲的重新定位等回归后的问题,德国社会被笼上一层阴影。而最令各界关注的就是90年代的难民危机,这次危机源于冷战结束后欧洲政治格局的重建、东欧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型以及政治格局的重新划分,它是德国在此之前面临的最大规模的难民潮。
  90年代的难民危机不仅对德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欧洲共同难民政策的形成起到了客观上的推动作用。对德国而言,难民危机不仅加重了德国本就艰难的财政负担,还加深了德国的社会矛盾,如民众仇外情绪高涨、极右翼政党崛起、国家认同受到威胁等,这些矛盾的激化很可能导致内战,为避免内战爆发的可能,德国必须尽快解决难民危机;在解决难民危机的过程中,德国一方面从本国利益考虑,另一方面受欧洲限制性的共同难民政策的影响,采取限制性难民政策来解决本次难民危机,而这种难民政策使其自二战后宽松的难民政策走向了限制性的历史阶段,对德国难民法产生了重大影响,还为难民危机的解决也给德国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更为2015年难民危机的解决提供了借鉴。而对欧洲而言,这次难民危机发生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关键阶段。欧洲一体化的特点在于对内宽松自由,对外严格限制,这在客观上需要严格管控欧共体/欧盟边境,难民危机的爆发对欧共体/欧盟的边境安全造成了巨大威胁,为保障内部稳定,逐渐形成了共同的难民政策。因此,不论是从德国难民政策的发展演变角度,还是从90年代难民危机的历史地位来看,对这次难民危机的研究都是极具意义的。
  本文以20世纪90年代联邦德国难民政策的转变为出发点,对联邦德国统一前后的难民政策进行梳理,对比分析难民政策转变后的不同,并将这一时期联邦德国难民政策的转变原因作为重难点,分析其难民政策转变的国内外因素,以更好地理解联邦德国难民政策转变的历史环境,同时笔者还分析了90年代难民危机解决的影响以及为后人留下的经验教训,以便为难民政策的制定提供拙见,也为中国处理难民事务提供经验和教训。
[硕士论文] 陶秀如
世界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主要通过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妇女的政治活动、军队中的工作、社会经济生活以及家庭生活这四个方面,来考察德国妇女在战争背景下的生活境况。本文主要分为五个章节。
  第一部分主要对一战之前德国妇女的基本概况进行总的历史考察。战前的妇女运动有了一定的发展,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德国妇女已经开始进入社会从事工厂里的工作,但是她们把生活的重心仍然放在家庭上。
  第二部分主要介绍一战时期德国妇女的政治活动。由于对待战争采取的态度不同,德国妇女的主要活动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和平主义者积极组织国际妇女和平会议,呼吁和平,另一方面,大部分妇女尤其是以资产阶级温和派妇女为代表,她们坚定的支持战争,积极响应政府的动员政策,在战争后方的事务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部分主要分析战争期间德国妇女在军队中的角色。战争爆发,许多女护士和一些女性护理人员自愿加入到医院的救助工作中,1917年,战争办公室的妇女部门专门雇佣了一些妇女,作为军队中的辅助人员,为现役士兵处理一些日常行政上的事务。而且,由于所来自阶层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不同,护士和妇女助手在军队中的形象也有很大的差别。
  第四部分主要阐述战争时期德国妇女的经济生活。战争并没有如人们预想的那样迅速结束,经济封锁带来的物资短缺,食物都要按需分配,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为了维持最基本的温饱,妇女们在黑市交易、工厂罢工、哄抢商店等一系列事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们广泛的参与到战时的工业生产和社会事务中,许多战前男性占主导的工作岗位都出现了妇女的身影。
  第五部分主要论述了战争时期德国妇女的家庭生活。家庭是战时福利项目的轴心,战争遗孀和孤儿成为社会福利体系新的群体,但是政府的津贴远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妇女们为了维持家庭生活的正常运转不得不承受男性角色缺席带来的影响,独自管理家庭,抚养孩子,妇女的负担比以前更重了。而随着战争结束,男性复原带来的战争心理创伤也需要家庭来承受。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德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助推剂,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妇女在工作中获得尊重,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在战争的经历中得到磨练,变得更加坚强,并且在战后获得了选举权。
[硕士论文] 王芳芳
世界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鲁尔工业城市纷纷崛起,共同构建了德国乃至世界上最重要的和最大的工业区之一——鲁尔区。随着1958年煤炭危机的爆发,鲁尔工业城市和鲁尔区都纷纷陷入了困境,不得不进行转型。然而,从1958年至今,每个鲁尔工业城市选择了不一样的转型路径,共同缔造了一个新的鲁尔区。笔者以鲁尔的两个工业城市——多特蒙德市和埃森市的转型为例,简要分析两市转型的背景和转型的必要性后,深入剖析其转型的不同路径及其结果,最后概括两市转型对鲁尔区和联邦德国的影响以及对我国工业城市转型的启示。透过以小见大的分析,说明工业城市转型不仅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也要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文章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分析1958年后鲁尔工业城市转型的背景。首先介绍1958年前鲁尔区和两个鲁尔工业城市——多特蒙德市和埃森市的发展状况;然后分析1958年煤炭危机的爆发,鲁尔工业城市陷入经济衰落、生态破坏、失业问题等困境之中;最后阐明鲁尔工业城市为了能够持续发展经济,提升区域竞争力,跟上新时代步伐必须进行转型。
  第二章主要以多特蒙德市和埃森市为例剖析鲁尔工业城市的转型路径。首先分析走科技创新之路的多特蒙德市;其次分析选择文化创意之路的埃森市;最后对两市转型路径的异同及原因进行分析。这样不仅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两市的转型路径,也可以说明鲁尔工业城市转型路径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第三章主要分析鲁尔工业城市转型取得的结果、影响和启示。首先分析鲁尔工业转型取得的成果和面对的问题;其次分析鲁尔工业城市转型对鲁尔区和联邦德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产生的影响;最后分析其转型对我国工业城市转型的启示。最重要的是,我国工业城市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道路进行转型,不能“一刀切”,不能一蹴而就。
[博士论文] 张艳秋
世界史 延边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在20世纪人类历史发展史上,苏联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时又是一个自我消亡的国家;它带给了社会主义无尽的生命,同时又导致了社会主义事业空前的挫折。回顾苏联七十余年的发展历程,探索苏共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所进行的理论演变,是正视苏联历史发展的重要内容。
  尽管苏联的解体距今已近三十年,但对苏联尤其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还在不断地探索之中,其中探讨最多的就是斯大林模式与苏联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经过长期的研究,我们发现如何认识苏联社会主义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斯大林模式不等于苏联社会主义,斯大林模式是苏联在社会主义的建立与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因此它是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一种类型,实践证明它并不是一种成功的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模式最大特点就是高度集权,即把社会各种资源都高度集中起来。这虽然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它也大大约束了社会生产力要素之间的优化组合,从长远来看它并不利于社会主义持续均衡发展,必将影响到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事实上最终给苏联社会主义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本文将“苏联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研究的对象,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阐述,揭示苏联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探索的过程以及在苏联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探索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得出结论:究其原因就在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探索的过程背离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原理,背离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依然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上;高度集权和缺乏民主的政治生态导致了腐败横行,使人民对苏共乃至苏联社会主义丧失信心,从而导致了苏联最终的解体。
  本文主要从以下六个方面加以论述:
  第一章绪论主要阐述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及选题意义、本课题研究的概述以及论文的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第二章苏俄时期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分析了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揭示俄国无产阶级的特性以及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第三章主要阐述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理论,包括斯大林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历程,斯大林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及特色;
  第四章分析后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的改革论,阐明赫鲁晓夫的社会主义理论探索过程、勃列日涅夫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及过渡时期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
  第五章主要阐述戈尔巴乔夫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修正,从戈尔巴乔夫对斯大林模式的否定、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和戈尔巴乔夫修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后果及其影响三方面加以论述;
  第六章从苏联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反思中寻找苏联最终走向失败的原因,以苏为鉴,研究苏联社会主义理论与苏联解体之间的内在关系,并联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超越与发展,阐述苏联解体对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影响,提出在当今社会要如何发展才能避免重蹈苏联的悲剧性覆辙的一些思考。
[硕士论文] 王露露
世界史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20世纪初的俄国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1905年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沙皇政府为了安抚人心尝试做出妥协,颁布了《十月十七日宣言》,俄国开始从君主专制走向君主立宪。沙皇政府希望通过一边镇压革命一边进行改革稳定局势。斯托雷平在处理萨拉托夫动乱和农业改革中脱颖而出,受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赏识,于1906年7月担任大臣会议主席兼内务大臣。斯托雷平的改革理念与尼古拉二世的治国想法存在差异,斯托雷平在寻求与杜马合作失败的情况下与尼古拉二世达成一致,解散了第二届杜马并颁布六三选举法。改革初期斯托雷平采取镇压和改革同时进行的举措,建立战地军事法庭和改革土地问题,获得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支持。而斯托雷平在进行犹太人问题和乡、县地方自治问题上的改革时,沙皇尼古拉二世与斯托雷平改革的不同理念越加显露,两人关系出现嫌隙。在涉及有关海军、外交、民族自治问题时,斯托雷平被指有篡权的嫌疑,与尼古拉二世的关系陷入危机。斯托雷平改革受到了影响。
[硕士论文] 于宇
世界史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1785年颁布的《御赐贵族特权诏书》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俄国贵族等级所享有的权利和特权。贵族获得了自治的特权,诏书规定各省贵族通过建立“贵族团体”来行使自己的自治特权,所有世袭贵族都是当地贵族团体的成员。贵族团体又分为省贵族团体和县贵族团体,贵族会议是贵族团体的权力机构,会议定期召开,在贵族会议上讨论并解决当地贵族事务、选举首席贵族、监督当地贵族的日常生活和贵族履行政府义务的情况、维护贵族等级的荣誉和特权地位、审核并确认当地贵族的人数,此外贵族会议还有向贵族征税的权力。首席贵族制度是贵族会议的执行机关,负责执行贵族会议的决议,在贵族会议休会期间负责管理当地贵族和贵族团体的其他机构。
  除了行使贵族的自治权,贵族团体还被赋予了参与地方行政管理的责任。从19世纪开始贵族团体一直在地方政府体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贵族团体不仅是贵族的自治组织,也是半官方的地方政府机构。此外,在救济贫困贵族、照顾老弱贵族和教育贵族子弟等问题上,贵族团体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活动在本质上都是为了维护贵族等级的特权地位,但是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代表封建地主利益的贵族等级不可避免的衰落了。在二月革命爆发之后,贵族团体也和贵族等级一起退出了俄国的历史舞台。总之,历史上的俄国贵族团体一直具有双重的属性,它既是贵族等级利益的维护者和捍卫者,也是帝俄时期政治生活的重要参与者。
[硕士论文] 吴夕佳
世界史 河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近代以来,德意志地区的犹太人在自由思想的引领之下,迈向了民族解放与现代化的高峰时期。1871年,德意志地区建立了一个全新的联邦国家——德意志帝国。这一时期是德国政治、文化蓬勃发展的黄金年代,也是德国犹太社团发展的黄金时期。犹太社团的人口、政治地位和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在社会规模与人口方面,这个时期的犹太社团规模有限,但是犹太社团广泛分布在德国的大城市之中,是德国少数族裔中较为活跃的一个群体,帝国时期德国犹太社团人口有了明显增长,到一战之前,大多数的犹太人已经成为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在政治方面,德意志帝国宪法明确规定“犹太人在法律上取得平等地位”,在此法律的环境下,他们可以生活、结婚、进行自由的宗教活动。虽然犹太人在德国政坛的发展步伐相当缓慢,但通过不同的途径,一些犹太人逐步跻身于德国政界,并在其中崭露头角,他们在政治和法律上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在经济生活方面,犹太人经商的天赋使得他们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本,为他们成为中产阶级铺垫了基础,他们活跃在商业、工业、银行业以及一些自由职业中。经济的发展也为犹太人的教育事业提供了保障,犹太社团在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发展为帝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人才保障。
  但不可否认的是,虽然这一时期的犹太社团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反犹主义一直存在于德国社会中,而德意志帝国时期的犹太人在对德国文化的认同方面也存在着分歧,这些因素导致了德意志帝国时期犹太社团的脆弱性。由于犹太人作为一个少数族群一直委身于一个长期具有种族优越感的社会,因而一直未能被主流社会所认同。犹太文化和德国文化之间的分歧也致使犹太社团至始至终无法完全融于德国社会,为纳粹时期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埋下了隐患。
[硕士论文] 周亚飞
世界史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起起伏伏,历经数十年,在近代俄国思想解放和社会解放进程中起到过重要作用。俄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们积极探索俄国解放的道路,同沙皇的专制统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以巴枯宁与克鲁泡特金为代表的俄国先进贵族深切地关怀俄罗斯各民族的命运,孜孜不倦地进行无政府主义理论研究,并积极领导无政府主义运动,努力将其理论转化为实践。还有一批身份卑微、来自社会底层的平民知识青年怀着对广大俄国人民的极大同情,积极从事无政府主义的组织与活动,力求推翻专制制度、解放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社会的底层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憎恶血腥的沙皇统治,梦想着挣脱身上所有的枷锁,积极响应无政府主义组织与思想家的号召,投入到这一激进的运动中来。更有马赫诺所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分子成功地将无政府主义理论运用到实践中,能够在俄国革命与内战混乱的局势中维持一段时间。俄国无政府主义革命家及广大参与者们在运动中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斗志,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俄国人民的革命觉醒,鼓舞和激励着其它革命者的斗争。但是,由于它的指导思想本身是乌托邦性质的,社会基础也不牢固,组织分裂不团结,以及斗争方式和领导人立场的摇摆不定等原因,最终导致无政府主义运动在俄国的彻底失败。
[硕士论文] 李艳龙
世界史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俄国早期保守主义思潮的产生,追根溯源,是其历史遗产的延承与现代性追求二者交织的产物。俄国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系统成形于19世纪第一个四分之一时期内,它本身既包含有传统主义的成分或要素,同时又具备有鲜明的时代印记。18世纪俄国沿着启蒙时代的理念发展路径,凭借国家这一革命性动力加速推动着俄国社会的转型,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赶超型”发展道路所带来的现代性与传统价值观念二者之间冲突的系统呈现和反应,在18世纪晚期已初具雏形,历经将启蒙时代所宣扬的进步理念付诸社会实践的法国大革命以及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统治前期重新构造俄国传统制度和机构“大厦”的相关政治和社会改革举措,国际与国内层面的“双重挑战”致使俄国保守主义思潮在19世纪第一个四分之一时期内首次得以全面迸发。
  尼古拉·米哈伊尔洛维奇·卡拉姆津,作为19世纪第一个四分之一时期俄国早期保守主义者当中的典型代表之一,不仅充分吸收启蒙时代西方先进思想文化成果,而且矢志一生致力于启迪民智与助推俄国启蒙事业的发展,在感伤主义文学创作和历史学编纂方面均大有建树。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卡拉姆津先后经历了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革命与激进改革事件,促使其转向俄国历史研究,以“历史主义”的方法和态度重新思考俄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于其中,对俄国传统君主制的解构成为了卡拉姆津保守主义思想的重要内核以及其思想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围绕着俄国农民解放这一社会现实主题,卡拉姆津个人的思想呈现出某种自由主义色彩,他并不反对俄国农民得以最终的解放,而且从对俄国社会现实条件的认知与亲身社会实践经验出发,得出结论:采取逐步、渐进的方式推动解放事业更符合俄罗斯国家和农民自身的共同利益。
[硕士论文] 陈瑞
世界史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矛盾激化,自由主义中的立宪主义活跃起来,他们不再满足于“聚谈”的组织形式,建立了以立宪主义为主导思想的非法政治组织——地方自治立宪主义者联盟。其成员为俄国的贵族、大地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张立宪主义思想,建议以温和的方式进行活动。但随着俄国社会矛盾的加剧,这些立宪主义者们的思想及行为发生了激进化,先建立了《解放》期刊作为其机关刊物进行思想宣传和舆论引导,后加入更大的自由主义思想组织——解放同盟进行立宪活动。在俄国第一次革命期间,因依靠沙皇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而实行宪政的道路被证明是走不通的,所以他们决定与工人阶级联合活动,采取革命的方式迫使政府作出改革的决定。在革命进程中建立立宪民主党后,地方自治立宪主义者联盟的历史至此结束。
[硕士论文] 吴润滋
世界史 湘潭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赫尔德是18世纪晚期德意志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被誉为“文化民族主义之父”,是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先驱。他把在历史中自然形成的文化当作民族的发展链条和民族共同体归属感的来源,是对法国启蒙哲学一元主义的批判。其时,法国文化因为法国在政治、经济上取得的成功而成为世界文明的风向标,引起落后国家和地区的盲目崇拜,这在德意志表现的尤为突出,甚至到了鄙视和否定本民族文化的地步,面对着民族文化的深刻危机,赫尔德开始反思法国启蒙思潮中的众多观念,从历史主义的角度探索民族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逻辑,为德意志统一寻求出路。
  关于历史和文化的起源,赫尔德认为人的“悟性”(Besonnenheit)——即人的情感力量与理性思维的有机结合——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是人类文明演进的种子。他认为正是因为人有悟性,所以才有了人类独有的语言、神话、宗教、文学和艺术等文化形式的诞生,这是人类内在力量本能表达的自然结果,也为历史的变迁提供了活的有机力。而且因为不同地区的人在与自然和社会的互动中,自然地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民族文化形式,因而也就成为各民族特有的属性,也是民族共同体认同感的来源,其价值是任何主观建构的标准都无法评判的。从而否定了启蒙思潮中对绝对的理性力量的信仰,摒弃了他们的机械式进步的历史观、自我中心论的政治民族主义和一元价值论。所以我们说,在反思启蒙哲学的基础上,赫尔德形成了带有极其鲜明的个人特色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即有机的历史主义、文化的民族主义和多元价值论,由此开启了德国浪漫主义先河,引发了欧洲文化思潮中一次重大的思想转向,也为亚非拉等落后地区的民族国家建立提供了思想依据。
[硕士论文] 马方翔
俄语语言文学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俄罗斯是世界多极化中的重要一极,是我国众多邻国之中最重要的一个。整个欧亚地区的发展都对我国的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欧亚主义思维是当今俄罗斯三大社会思潮之一,同时也深刻影响着欧亚地区发展的趋势,更与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相契合。剖析欧亚主义的历史、判断欧亚主义的发展方向自然有着极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基于俄罗斯独特历史文化背景,20世纪20年代初,旅居欧洲的俄罗斯侨民提出欧亚主义的新思维。经过欧亚主义者不懈地钻研和创新,形成了基本完整的一套理论体系,并结合俄罗斯和欧亚地区发展的实际情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展出了古典欧亚主义、苏联时期古米廖夫欧亚主义、新欧亚主义三个基本阶段。
  21世纪,积极发展日新月异,世界各国均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以实用主义为原则,各种经济和区域一体化组织层出不穷,后苏联空间结合欧亚主义原则也做出了积极反应。俄罗斯能否带领“欧亚洲”各国形成多极化中的一极,是当今后苏联空间面临的主要问题。
  文章除绪论和结论共分四个章节。第一章叙述了孕育俄罗斯欧亚文化的历史环境,从自然和社会文化的角度分析了俄罗斯文化大环境以及欧亚主义产生的过程。第二章是文章的主要部分。对欧亚主义进行了整体的把握,论证了早期欧亚主义的主要观点。第三章是对在古典欧亚主义基础上发展的古米廖夫欧亚主义和新欧亚主义的内容介绍。第四章,结合欧亚地区一体化近年来发展的状况对欧亚主义的前景进行了预测。
[硕士论文] 王硕
俄语语言文学 河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独立招贴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出现的一种讽刺性招贴,是在当时书刊审查制度放松的背景下,艺术家对传统宣传画的内容和形式进行颠覆,通过对经典政治符号进行再创作,来批评反思社会现象、表达自己政治主张的艺术手段。
  这些作品在当时对人们的观念产生了很大冲击。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作品中领袖、镰刀锤子等苏维埃象征符号被变形和化用,与图像中的其它要素组成一种新的话语体系。多模态话语分析把图像看成制造意义的资源,其视觉语法为我们对社会行动的经验和形式的阐释编码。克里斯和勒文(Kress&Leeuwen)为这种体系构建的视觉语法框架使得对图像进行社会符号分析成为可能。
  本文由四部分构成,绪论部分明确独立招贴的具体概念,阐明它与苏式宣传画之间的密切关系;第一章对多模态话语分析理论进行介绍,搭建本文的理论框架;第二、三、四章选取“领袖”、“镰刀锤子”、“人民”三个最具有代表性的符号,先理清它在苏联前期获得的象征意义,再对独立招贴中同题材的作品进行多模态话语分析,拟运用这种语言学的方法,在这种各成分相互依存的视觉语言中探索该时期此种符号的转义与新的定位,作者对使用符号的态度体现了当时怎样的社会关系,符号的所指滑向何方;第五章从外在环境因素和内在心理因素对这种转变的原因进行了探究,并论述了这种转变的社会意义及其影响。
[硕士论文] 虞群
世界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犹太民族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自流散以来,犹太民族就不曾停止过梦想着重建新的家园。因为只要他们漂泊、散居并作为所在国一个基本上没有土地的少数民族而生存之时,犹太人作为一个集体就不得不面对由于战争与革命而定期施加给他们主权国家的考验。而俄国犹太人的来源与发展轨迹更为特殊,一方面沙俄帝国通过对外扩张无意中获取了世界上最多的东欧犹太人口,另一方面,俄国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造就了犹太人与近代俄国革命运动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尤其是19世纪以来俄国复杂动荡的社会环境孕育了一批激进的犹太知识分子,他们对近代俄国早期革命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对这群“无根”的犹太人在俄国“寻根”与“扎根”的过程进行研究,无疑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本文以“犹太知识分子”为研究对象,以1825-1887为时间维度,主要探讨犹太知识分子政治激进化的原因及其在近代俄国早期革命运动中的表现,进而阐述他们对俄国革命运动与犹太政治的影响。本文分为前言、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其中正文主要分为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回顾俄国犹太人的来源及其社会地位变迁。关于俄国犹太人的来源问题,学术界存在哈扎尔来源说、西方来源说和折衷说三种观点。笔者认同第三种观点,即俄国犹太人的基因血统中既有哈扎尔因素也有西方因素,哈扎尔犹太人是早期俄国犹太人的主要来源,至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西方犹太人的因素逐渐加强并在数量上多于前者。随着历史的发展与演化,哈扎尔犹太人与斯拉夫人以及西方犹太人之间逐渐同化并互相融合,并最终构成了现代俄国犹太人的主要来源。从哈扎尔王国灭亡到1825年间,俄国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大致经历了相对自由时期、被驱逐出境时期以及被限制与同化时期三个时期的演变。
  第二部分主要分析犹太知识分子与近代俄国早期革命运动的缘起。在该部分笔者认为一方面起源于柏林的哈斯卡拉运动将启蒙思想传播至落后的东欧犹太社区使之孕育了一大批世俗化的犹太知识分子,在马斯基尔的带领下这些犹太知识青年逐渐疏远犹太传统社区并实现了最大程度的俄罗斯化;另一方面政府的俄化政策(包含沙俄政府现代公共教育系统的建立和亚历山大二世的自由主义大改革)不仅促进了犹太人的知识化,同时也无意间推动了大多数犹太知识青年政治激进化进程。此外,80年代反犹主义狂潮不仅终结了哈斯卡拉,也导致更多被同化的犹太知识分子投身俄国革命。同时,笔者还着重介绍了犹太知识分子在近代俄国贵族革命运动中的突出表现。
  第三和第四部分主要论述俄国犹太知识分子参与近代俄国革命民粹主义运动的过程与表现。在该部分笔者介绍了一些诸如纳坦松、宗捷列维奇、丘特诺夫斯基以及阿克塞尔罗德等具有代表性的犹太知识分子,他们在革命民粹主义形成、发展与衰亡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作用。一方面,他们利用自身在毗邻栅栏区的俄国西部边境长期从事走私贸易的经验,组织了文学作品的非法运输、计划逃跑与非法越境,并从整体上保持了整个组织车轮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在革命运动陷入低潮与瘫痪之际,犹太知识分子为之注入了强大而持久的动力。此外,70年代末80年代初越来越多的犹太知识分子被政治恐怖主义思想所吸引并争先恐后地加入民意党的政治暗杀活动。
  第五部分主要阐述笔者对犹太知识分子与近代俄国早期革命运动的思考。首先,本文认为犹太知识青年之所以被革命民粹主义所吸引,是因为它提出了“真正解放”的乌托邦式的承诺,即所有犹太人生活在一个没有民族、宗教和社会歧视甚至是一个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其次,犹太性是塑造犹太知识分子革命生涯的重要因素之一,从事革命民粹主义运动的犹太知识分子并没有丧失犹太性,相反,他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这种根深蒂固的犹太性。最后,在犹太政治概念方面,本文认为传统犹太政治是以神为中心的,犹太教权威统治着他们日常生活的多个方面,而现代犹太政治是以人为中心的,它是基于自由、平等和民族自决这种新的、普遍适用的原则而创造的假设。
  结语部分主要对犹太知识分子与近代俄国早期革命运动进行论点的概括、归纳与总结,并指出论文存在的缺陷与不足。
[硕士论文] 刘宇峰
世界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 天津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从19世纪开始,德国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诸多领域均发生了较为剧烈的变化,并逐渐完成了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而这些都离不开农业经济繁荣的长期支持。作为农业经济繁荣的制度保障,德国农村土地私有产权的确立又可以回溯至德国在19世纪之前的农村土地状况,以及在19世纪上半叶的农村土地私有改革。
  本文围绕着德国以易北河为分界线的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的农业特征差异展开。绪论阐述了选题的意义和由来,以及国内外学者对德国农村土地私有产权的相关研究成果。第一章论述19世纪之前德国的农村土地状况,考虑到土地状况发展的连贯性,首先概述德国中世纪前期的农村土地制度演变,然后以15世纪农业危机为切入点,分析易北河以东地区和易北河以西地区在应对危机时的不同措施,继而区分这两个地区在土地状况方面的差别。第二章从18世纪在德国各个地区就业已开始的农业先期改革着手,加之以重要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从而对普鲁士以及除普鲁士以外的德国各地区在19世纪的进一步农业改革的过程进行论述,并尝试分析德国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农业改革的不同,进而分析这种不同对两个地区的农民阶层造成的影响,最后考察农业改革对农业社会经济的影响。第三章对一战前德国农村土地私有产权的状况按照主要社会群体进行考察,即贵族、农民以及资产阶级,为考察这三个主要社会群体内部的土地产权状况,则进一步划分这三个群体的社会阶层,此外,对这三个群体之间的联动也要予以关注。
  本文希望通过对德国农村土地状况、农村土地改革以及农村土地私有产权的探究,阐释德国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成功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力图对近代德国的社会发展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
[硕士论文] 陈镜亦
世界史 郑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二战前,东欧犹太人口众多。虽然反犹主义的存在使犹太人在这些国家的社会地位普遍较低,但他们仍然拥有法律上平等的公民地位。希特勒上台后,形势急转直下,纳粹德国从社会上清除犹太人,在心灵上则以各种手段侮辱犹太人。随着二战的开始与推进,纳粹和东欧反犹政府的残忍性进一步加剧,从遣送至隔都和集中营过渡到大规模的屠杀。
  以此为背景,本文主要探讨东欧犹太人在这一时期的抵抗活动。在非暴力抵抗方面,犹太人努力找寻藏身之所,同时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逃亡;犹太人居民委员会运用贿赂等手段为民族同胞争取一线生机;东欧地区的犹太地下组织为伪造文书、拯救犹太儿童做了大量工作;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作为官方的反纳粹组织,积极动员拯救犹太人。而被遣送至隔都和集中营的犹太人也坚守着犹太民族的宗教习俗,开展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继续对儿童的教育,怀揣着令后人得知真相的希望将迫害与抵抗记录下来。在暴力抵抗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最终解决”的扩展,许多犹太人转向暴力抵抗,东欧森林密布的地理环境为游击抵抗提供了天然场所;以华沙隔都为代表的隔离区和以奥斯维辛为代表的集中营都发生过许多震惊纳粹的反抗活动。此外,东欧国家反法西斯军队中的犹太人不仅数量可观,而且贡献良多。
  在此基础上,本文着重分析东欧犹太抵抗活动的特点与影响。犹太抵抗活动是群众性的活动,而在众多的抵抗者中,青年以其体力与魄力成为了中坚力量。鉴于犹太人的精神文化抵抗亦是其试图以自身之力延缓纳粹屠犹进程的一部分,因而犹太抵抗可谓形式多样。但这一切都离不开非犹太人的帮助,不管是东欧居民的援手还是同盟国的反法西斯作战,都为犹太抵抗提供了希望和可能。虽然缺乏资金和团结协作,从而造成了犹太抵抗活动规模和影响的有限性,但经过抵抗活动,留下了大量关于这一时期历史见证的记录和文献,在为战后审判提供物证的同时也为纪念这一历史悲剧提供了多样化的材料。东欧犹太人在大屠杀的环境下为生存和信仰而斗争,坚守了犹太民族的信仰与文化,传承了数千年流而不散的犹太民族精神。抵抗战士作为犹太民族的英雄,在以色列国家建构之中起到了凝聚与激励的作用,但以色列政府过分运用大屠杀资源的做法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与质疑。
[硕士论文] 王伟青
世界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纵观世界民族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德意志民族的特殊性。德意志从中世纪长期以来的分裂割据走向统一的进程中,德意志民众的民族情绪影响巨大。本文是站在政治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认识德意志民族近代以来发展的历程,分别从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早期发展、法国的入侵和德意志政治民族主义的发端、德意志政治民族主义的发展与统一的民族国家建立这三个方面来展开。
  德意志的民族主义最早表现为文化民族主义。这是因为德意志长期邦国林立、四分五裂、战争频繁的局面,导致民族意识的觉醒没能发展成一种广泛的社会运动,仅仅停留在社会中上层,最终形成一种范围狭小的文化民族主义。他们希望,文化上联络加强能够促进德国在政治上的统一。反映在文化思想上,即是不断追忆与赞美昔日耳曼人的光荣与业绩,狂热地探寻德意志民族的民族精神与民族个性,从遥远的过去寻求慰藉借以培养德意志民族的优越感与自信心。启蒙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在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有几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时期,其特点是着重突出、重视文化的统一性,这起了凝聚德意志民族情感的功效。后来又发展为更现实的政治民族主义。而这个重大转变则是由于抵制异族侵略所形成的。虽然文化方面一直强调德意志民族团结与价值认同,但到了后来,文化民族主义愈发和德意志的分裂局面格格不入。法国的入侵,给德国造成了强烈冲击,抵制拿破仑的民族情绪、民族情感日益高涨,大量的杰出的知识群体参与其中,加入到推动着德意志民族解放运动的队伍当中。可以说,法国的入侵有力地促进了德意志政治民族主义的发端。德意志上下同心共同应对拿破仑战争造成的政治冲击,推动了德意志政治民族主义的发展与成熟。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德意志的政治民族主义进一步发展,民族主义从文化精英向全民扩散,有力的推动了德意志的民族统一运动,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得以建立。1871年第二帝国建立,政治民族主义最终形成,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之路基本走完。在这之后德意志的民族主义也一直在对德国社会产生影响,民族主义与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实现了融合,并对德国各个阶层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府的煽动之下德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因此空前高涨,并成为了德国接连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因素。
[硕士论文] 罗紫云
传播学 江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1991年12月25日,被史学界称为“黑色星期五”,世界文明史上曾鼎力一极的苏联,在这一天落下了其存在六十多年的帷幕,引发了学者们二十多年来持续不断的思考。如今虽然苏联解体已经26年了,但我国作为现存的发展最快的社会主义国家,分析苏联问题、了解历史,仍具有现实意义。
  所谓信息稳定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信息适时、适量地在整个社会中以合理的结构和相应的内容进行流转,并与整个社会信息需求相协调。本文将借助这一概念,并以描述信息稳定的四个维度,将苏联演进中的历史事件作为对象分析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
  本文认为,苏联当局篡改史实,编写虚假教程,实际上就是传播了内容失真和变异的信息,此为解体的原因之一;控制思想和言论,管控媒介,剪除敌对势力和负面信息,扭曲信息结构的比例,此为解体的原因之二;过度的个人崇拜和思想禁锢营造了标准化的超量空间、大清洗运动臆造了信息低量的真空环境,破坏了信息流通的规律,此为解体的原因之三;滞后的公开性改革以及执政党和当局在改革过程中,未能注意信息的反馈和信息的收集,贻误二次传播时机,此为解体的原因之四。
  当下,我国正处于全面改革的深水区,隐藏的一些社会问题凸显,并伴随着信息化和技术潮的渗透而复杂多样,基于来自内外部的信息及价值输入和输出,了解和区分信息本身的稳定,对于信息爆炸和匮乏的时局有着更深层的前瞻性和现实感,研究和分析苏联解体原因、汲取教训,从中总结经验,促进信息内容的净化,优化信息结构,保持信息流量的均衡,把握信息传播时机,对当下我国的信息治理过程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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