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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毕元凤
中国史 内蒙古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善巴所生活的十七世纪后半叶和十八世纪初期是蒙古诸部纷争迭起、群雄逐鹿的年代。自元朝败亡后,蒙古诸部发展于此,内讧仍然是制约蒙古诸部发展的首要障碍。同时,这一时期还是取明朝而代之的清朝统治逐步建立和加强的时期,其对蒙古诸部的统治,利用藏传佛教在蒙古诸部当中盛行的事实,在蒙古诸部中极力推行藏传佛教,使得每一个蒙古政治家族都同时是一个护法世家。善巴家族护法世家的背景即来源于此。这些既是善巴所要面临的历史背景,也是其著作《阿萨喇克其史》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之交丰富的历史背景下,《阿萨喇克其史》的史学思想也表现得非常丰富,即有论证“黄金家族”统绪合法性的民族需求,亦有不得不承认清廷既成统治的现实政治妥协;既有对印藏蒙同源论的继承,亦有对其的理性反思和批判。
  《阿萨喇克其史》这些史学思想成为十七、十八世纪之交众多蒙古史学的典型,不管是从史料价值,还是从史学发展意义上来讲,都对蒙古史学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硕士论文] 李挺
中国史 内蒙古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明嘉靖年间,政治局势复杂,阶级矛盾严重,明蒙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些都体现出明王朝的许多问题。
  政治方面,明世宗在初即位的几年革除弊政、推行新政、勤于政事之后,渐渐开始迷信方士,不理朝政,用人方针“忽智忽愚”、“忽功忽罪”,功臣、直臣多遭贬黜、杀害,常严厉地处罚言官,以致大权为严嵩把持,吏治败坏、党同伐异、吞没军饷、边事废弛,使得政治局势十分败坏。
  边疆方面,甘州、大同等地多次爆发兵变,严重的影响了当地社会稳定,阻碍了边防建设,也导致治理边疆成为了许多大臣不愿触碰的烫手山芋。
  明蒙关系也有了新的变化。嘉靖年间,俺答汗的势力崛起,此时蒙古诸部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经济和人口有了很大发展,与明朝发展交易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因此俺答汗自嘉靖二十年开始不断向明朝请求通贡。但是由于明世宗对蒙古采取绝贡的策略,俺答汗的要求一直没能得到满足。明蒙之间的冲突越来越严重,直至爆发了庚戌之变。之后明蒙马市开放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就又关闭了。冲突一直是嘉靖朝明蒙关系的主旋律。
  苏佑亲身参与了以上这些重大事件,在这些事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取得了举足轻重的成就,他的行为、思想和整治措施对事件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然而,目前尚未有对苏佑的专门研究,只在一些研究某类人物或某个事件的著作中偶有提及。本文将对苏佑的生平履历、各方面成就以及对嘉靖年间各重要事件产生的作用加以论述,以期能做出些许贡献。
[硕士论文] 杨诗奇
中国史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西晋末年,秦雍六郡流民南下入蜀,建立成汉政权。流民和巴蜀土著的关系,是影响成汉政权存亡与巴蜀局势的重要因素。在不同时期,侨旧为维护自身利益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双方关系便随之变化。
  成汉侨旧关系,总体由对立向合作演变。流民入蜀初期,是侨旧矛盾最为外显、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巴蜀土著在侨旧争斗中无力与流民抗衡,流离于外者甚多。流民在此期间逐渐联合,形成秦雍六郡流民集团。李雄统治成汉时,政权核心被六郡流民大姓掌握。为稳定局势,李雄对土著采取了“尽力笼络、不予重用”的政策。一些素有民望者,如贾夷等被李雄启用,以装点成汉政治,侨旧关系有所缓和。李雄死后,流民集团经过李班、李期统治时的内部混乱,实力大不如前,土著乘此而起,地位逐渐上升。至李寿联合土著杀李期而僭位,成汉终变为侨旧联合统治的政权。此时期不仅仕于成汉的土著增多,并且不乏受李寿信赖的实权人物。
  侨旧关系虽大体按此趋势演变,但斗争与联合却始终交织存在。在侨旧矛盾尤为突出的流民入蜀初期,李特等曾与以赵廒为代表的巴蜀大姓集团合作,但因侨旧矛盾导致合作破裂。李寿统治时期,侨旧合作虽已成为主流,但双方在是否对晋称藩的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因此成汉朝中分为主张自立与决意称藩两派,争斗不休。
  在成汉存续期间,侨旧矛盾并未消弭。流民侵占土著故土,掠夺劳力,剥夺了巴蜀大姓原有的政治权利。流民为稳固在巴蜀地区的统治,则对巴蜀土著多有防备。这些无法调和的矛盾,致使侨旧合作关系极为脆弱,李寿以称藩于晋作为许诺,才得巴蜀大姓相助。至桓温来袭,土著更积极劝降投晋,成汉亦因此灭亡。
[博士论文] 郭常顺
中国近现代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湖北位于华中腹地,素有“九省通衢”的美誉,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近代以来,武汉成为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经济中心,国民党仅次于南京的第二大政治中心,也是国共两党的重要活动区域,其战略地位得以进一步凸显。抗日战争爆发后,湖北,尤其是武汉,成为中日两军浴血奋战、重兵对峙的区域,历时7年之久。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展开对全国各地沦陷区的分区受降。依照国民政府的统一部署,湖北省政府开始了对湖北沦陷区的接收与重建。
  抗战期间,随着日军的不断进攻,国统区日渐萎缩。湖北省政府最终退守恩施,鄂西国统区开始形成,肩负起拱卫陪都、屏障西南的重任。在省主席陈诚的坚强领导与努力推动下,以“增加生产”、“征购实物”、“物物交换”和“凭证分配”为主要内容的“新湖北建设运动”在鄂西全面展开,当地的工农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及教育事业得到较快发展,闻名全国,鄂西国统区逐渐得以巩固,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中共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开展武装斗争,逐步在沦陷区站稳脚跟,开辟了鄂豫边区,成为鄂省境内与鄂西后方相比肩的两大抗日力量。在此期间,湖北沦陷区被战火覆盖,民众的生命与财产遭到毁灭性打击,损失惨重,鄂省经济元气大伤,已有成果几乎毁于一旦,“百废待兴”成为这一危局的真实写照。1944年后,随着抗战局势的日趋明朗化,国、共、日三方都开始积极布局,日军发动老河口、芷江战役,被国军所击败,中共则派出南下支队经略华中与华南。三方的战略态势出现了有利于中共方面的变化,这对于国民政府而言,鄂省的形势确实不容乐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政府开始了对湖北沦陷区的接收。
  蒋介石出于阻止中共方面接收的目的,积极笼络鄂省境内的伪军头目。在其有力配合下,国军第五与第六战区的部队迅即向湖北沦陷区开进,相继挺进武汉、沙市、宜昌等地,很快便与各地日伪军完成换防。与此同时,湖北省党政军等机构陆续“还治”武汉,隆重举行受降仪式,各县市政府纷纷返回各自辖区,中统、军统也在鄂省积极扩张势力,国民政府在湖北的统治地位得以重新确立。随着“还治”过程接近尾声,湖北省政府开办日军官兵与侨民管理处,对在鄂日俘与日侨展开集中收容与教育,妥善安排其日常生活,并在中央政府与武汉行营的配合下,积极组织运力,顺利将在鄂日俘与日侨遣返回国。面对数量庞大的日伪财产与公产,第六战区相继成立接管日方物资委员会等一系列机构,力求消解战后初期“四大金刚”等无序接收的乱象。经过半年多的努力,鄂省境内多数日伪财产与公产被省府所掌握,其经济实力得以迅速提升。在此之后,省府对其进行了相关处理,分别予以标卖、发还和充实教育基金,总体过程还算顺利。但是,接收过程中弊案迭出、贪腐横行,财产损失不少,对政府形象与民众观感产生了较大影响。
  沦陷区经过敌伪7年的蹂躏,各种社会关系亟待调整。大批军民在战时迁往后方,许多日本战犯与汉奸在战后被捕,如何对上述迁返的军民加以妥善安置并给予优抚,对上述战犯与汉奸加以惩治与审判,就成为摆在省府面前的重要课题。省府通过修祠、立碑等方式,对阵亡将士予以褒扬;积极筹措物资,开展优抚活动,给予军烈属物资关怀;办理青年军等退伍军人的复员转业事宜,力求使其各得其所;对过境的外省军民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使其顺利还乡;积极改善公教人员的待遇,意在使其安心工作。囿于财力短缺,上述行动未能持续下去。武汉行营设置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以治其罪,收到一定效果,但是在种种因素的干扰下,许多战犯得以逃避审判与惩处。与此同时,战时西迁的学校与企业纷纷返回原址,谋求复校与复业,这一过程较为顺利,但因财力与物力所限,难以正常运作。出于扩大统治基础、加强社会控制的目的,省府采取措施,迅速恢复并发展一系列社团组织。面对战后社会风气的颓势,省府积极开展卫生与防疫工作,以安定人心,消除不稳定因素。
  在接收开展的同时,收复区的战后重建也陆续步入实施阶段。省府主要着眼于如下领域:(一)通过推进土地陈报复查工作、田赋与营业税划归地方、禁止摊派并举办捐献、合并机构与裁减冗员、市价征粮与禁征民夫、减购军粮与清发粮款等方式,谋求财粮问题的解决(二)积极推进工厂复工与农村复耕,聚焦重点工程,发展特色农业;着力于水利工程与水陆交通的恢复与发展,谋求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三)加快建设覆盖全省的邮政与通信网络,沟通各地的联系,以适应战后重建的客观需要(四)在万耀煌“教而后富”思想的引导下,大力发展各类教育事业,举办运动会及童子军运动,为鄂省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五)出台“大武汉”建设等一批市政规划,积极开展市政建设,谋求鄂省城市的复兴。上述这些领域受限于人、财、物力的短缺,虽然取得一定进展,对后世产生一定积极影响,但是最终都没能完全实现,着实令人扼腕。
  总而言之,经过战后四年的努力,湖北收复区的接收大体顺利完成,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统治得以重新确立,此后的战后重建虽然取得了部分成效,但其成效很不明显,逐渐无疾而终,未获成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国民政府而言,主观方面,一系列短板束缚其手脚,包括胜利突降,准备不足,手忙脚乱;贪腐横行,行政效率低下;时紧而事繁,短期内难以完成重建等原因;客观方面,则在于国共内战的持续扩大,与战后重建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换言之,即内战与重建矛盾重重,难以兼顾。就在国民政府举步维艰之际,中共实现了对湖北收复区的成功接管。
[硕士论文] 陈楚
中国史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在土地革命时期,红十四军作为江苏境内唯一列入中央红军序列的正规军,在党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的领导下,与苏南、苏北地区革命武装互相配合,在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区挥戈跃马,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开展革命游击战,创立了以如皋地区为中心的通海如泰游击区,英勇地战斗在长江北岸、黄海之滨。这场紧靠国民党统治中心、地跨八县的工农革命运动和革命游击运动,虽然遭遇了失败,但鼓舞了大江南北的革命斗志,密切了党与群众的联系,为其后开辟根据地的斗争创造了条件,同时培养了一大批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杰出贡献的革命英才。
  本文以红十四军在江苏通海如泰地区的活动为主线,将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二十世纪初江苏通海如泰地区的社会环境。第二部分主要介绍江苏通海如泰地区早期各县党支部、中共县委的建立,及其在白色恐怖之下开展的反“清党”斗争与工农运动,具体分析当地党组织遭遇挫折后的恢复与发展情况,并介绍党组织恢复之后,作为红十四军武装与组织基础的如皋工农红军、南通东乡游击小队等工农武装的正式建立及活动的开展。第三部分,首先主要叙述红十四军的正式建立及其军队建设与整编情况;其次具体分析江苏省委、通海特委制定的武装斗争策略,并介绍红十四军代表性武装战斗与取得的成果,以及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所进行的分田、建政的尝试;最后介绍红十四军在三方势力进攻之下被迫解散。第四部分是结语部分,以土地革命时期红十四军在江苏通海如泰地区的革命活动为基础,分析红十四军革命斗争的经验与教训。
[硕士论文] 刘婷婷
中国史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救亡情报》于1936年5月在上海创刊,于同年12月停刊,该报由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妇女界救国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以及上海国难教育社联合编辑和发行。该报以宣传“联合抗日”为宗旨,对呼吁各界民众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产生了重要作用,推动了救亡联合战线的发展,《救亡情报》曾被评价为全国各地救亡团体所办报刊中影响最大的报刊,在上海乃至全国范围内都引起了重要的反响。
  随着日本武装入侵的不断深入,民众的爱国热情逐渐高涨,全国各界救亡团体纷纷建立,共同呼吁“联合抗日,一致对外”。为动员民众参与抗日救亡运动,推动救亡联合战线的发展,《救亡情报》不遗余力地进行了宣传。它关注于各党派的抗日政策,并对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对内镇压”的政策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同时,它揭露了对日本侵略的错误认识,详细报道日本侵略中国的形势,使民众对于当时情形有准确清晰的认识。该报刊还宣传各救亡团体的主张与活动,呼吁民众参加抗日救亡联合战线,从而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
  此外,为了更好的推动抗日联合战线的发展,《救亡情报》还及时报道联合救亡团体的成立情况,以及动员更广泛的民众加入到救亡联合战线中来。《救亡情报》由于时代条件的约束,以及自身的局限性,导致其存在诸多不足。但不可否认的是,《救亡情报》在推动联合抗日的过程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硕士论文] 张楠
汉语言文字学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尚书》学史上的“孔《传》”、“郑《注》”、“孔《疏》”与“蔡《传》”是学术发展的四个重要节点。作为《尚书》义理诠释的蔡沈《书集传》,不但是宋元明清四朝的经典著述,更代表着诠释话语权的成熟与定型。《书集传》体现出来的诠释权力、诠释权利以及它们的重要影响,不仅可以使我们窥见中国训诂学、经学、史学传统的形成,更可以让我们汲取其精髓,丰富当代的意识形态铸造工程。
  本论文以蔡沈的《书集传》作为研究对象,挖掘其作为宋代《尚书》学集大成者体现出来的诠释话语权构成和影响。
  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
  (一)绪论,共分为两小节。本章第一小节介绍了在独特的宋代学风之下,《尚书》研究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变化,这也是《书集传》诞生的背景。接着分析了从“孔《疏》”到“蔡《传》”汉唐旧学与宋学义理之间的区别。最后介绍了《书集传》作者蔡沈的生平以及《书集传》诞生及权威化、经典化的过程。第二小节解释了“诠释”与“话语权”的意义,以及《书集传》获取诠释话语权的方法,最后介绍了前人研究《书集传》的成果。
  (二)着重讲《书集传》中的“诠释权力”。本章从《书集传》诠释话语中的“权力”着手,对其中所蕴含的“指引导向权”、“价值评判权”和“渗透支配权”进行具体的分析,并用实例加以证明。
  (三)重点讲《书集传》中的“诠释权利”。本章分析了《书集传》中作为主体的诠释者所具有的诠释话语权利,即“学术自主权”、“创造更新权”和“意义赋予权”,并以实例进行分析论证。
  (四)论述了《书集传》在理学史上和经学史上的地位,并从国内和域外两方面论述了《书集传》诠释话语权的影响力。
  目前学界对《书集传》的研究并未深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运用诠释学、文字学、训诂学、史学等方法,列举《书集传》中的诠释话语并作分析,挖掘《书集传》为获取话语权所采用的策略,分析话语权的实际效果。
[硕士论文] 徐雅
中国史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民国时期,是一个动荡的社会转型期。这一时期,娼妓业遍布全国,娼妓名目繁杂,嫖客身份增多,娼妓问题严重。随着西方妇女解放思想的传播与影响,娼妓这个由来已久的社会问题引发了舆论的广泛关注。《东方杂志》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影响较大的综合性刊物,为践行“启导国民,做舆论的顾问者”的主要办刊宗旨,自然也参与其中。
  对民国娼妓问题的介绍,《东方杂志》选取了上海、大连作为大城市的代表进行报道,指出十里洋场的上海妓业发达、娼妓数量庞大,大连的娼妓管理较为严格;与此同时,《东方杂志》也对粤桂城乡、鄂西北农村以及海南岛的娼妓问题有所关注,介绍并分析了其各自的状况与特点。
  《东方杂志》对于娼妓问题根源的思考从三个层面进行。首先是历史原因:传统的家长制与男尊女卑的社会地位逼迫妇女卖淫;其次是社会层面的原因:动荡的社会导致大量妇女失业,为了生计有些失业妇女不得不沦为娼妓,贩卖妇女则为娼妓提供了来源,其他诸如“独身主义”、“不婚主义”的新式婚姻观亦影响了卖淫制度的发展;再次是经济层面的原因:花捐制度的存在使得娼妓处于合法的地位,而经济萧条与女子经济不独立又使得妇女因贫卖淫。《东方杂志》在思考娼妓问题产生的原因的同时,一直在思索和探讨如何解决娼妓问题。从借鉴外国经验,寻求解决之法,到依据本国实际,以求解决之道,提出了实行公娼或禁娼制度、完善妇女救济场所、通过社会立法以及改良社会制度等诸项措施。
  《东方杂志》对民国娼妓问题的原因与解决办法的思考与探索,是与当时的社会实际密切联系的。其探讨公娼或禁娼与政府推行公娼与禁娼的政令相一致;其呼吁完善救济机构与民国政府在各大城市设立济良所相契合。《东方杂志》关注娼妓与性疾病传播问题,推动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关注娼妓与人口问题,提倡优生节育,有利于种族的进步。这些,都是与民国的社会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从而践行了自己“启导国民,做舆论的顾问者”的办刊宗旨。尽管《东方杂志》在关注民国娼妓问题方面有一些独到之处,但是,由于它偏重外国娼妓问题的介绍,娼妓专论文章不足,其对娼妓问题的关注,传播虽广,成效甚微。作为舆论的载体,最终并不能代替国家政府来解决娼妓的问题。
[硕士论文] 顾乌云
中国史 内蒙古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水晶鉴》是清代道光年间的蒙古史家金巴道尔吉以蒙古文撰著的编年体史书,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该书内容丰富、篇幅巨大,记事始宇宙的生成与人类的起源,迄清代道光元年。其中,有关蒙古古代史史事及蒙古、西藏与清朝关系的记载对研究清代蒙古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本文以文献学的角度着重研究该书蒙古史部分的史料来源及其史料价值。主要论述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水晶鉴》概述,考察作者金巴道尔吉生平、《水晶鉴》的成书时间及内容概要。二、探析《水晶鉴》史料来源,主要将《水晶鉴》与蒙、藏文献资料,诸高僧、达赖喇嘛、章嘉呼图克图传记,重要档案资料等进行比勘研究。三、评述《水晶鉴》史料价值,主要是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经过及达赖喇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班禅、嘉木样活佛等作为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系统与清朝政府的密切关系,评价其史料价值。
[硕士论文] 陈雪飞
中国史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唐代中后期,伴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扬州逐渐成为东南经济区的中心城市。唐末五代至宋初,扬州经济呈现出“衰落-复振-再衰败-再复兴”的曲折发展历程。北宋时,扬州逐渐失去了唐时在城市格局和区域经济中的优势地位,但仍保有襟江、控海与扼河的独特区位,虽不及唐时繁盛,亦不失为江淮间一重要都会。
  就农业而言,当时扬州地区农作物种类繁多,在本地粳稻种植基础上又引进了籼稻(占城稻)。生产技术上将稻、麦交替种植,单位面积粮食产量有所提高。北宋扬州农民在茶树及花卉种植方面也颇有建树,蜀冈茶叶品相、味道俱佳,“年年奉至尊”。维扬芍药更是新品迭出,“故者未厌,而新者已盛”,尽显花匠之工力智巧。优越的气候条件,加上农民的辛勤劳作,若非天灾人祸,百姓“可给十七”,能保证基本温饱。扬州商业在北宋也整体呈现恢复与发展的态势。自宋初平定李重进后,扬州近一百七十年未遭战火,和平的环境为商业的平稳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宋真宗天禧年间,重开扬州古运河,绕城而过,又为扬州商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北宋扬州有城、乡两级市场,二者各有特色,又能交相滋养,互相促进。水产与花卉等各类物资由乡村生产,并首先在乡村初级市场内流通,而后逐渐向城内市场集中,为城市商业发展提供保障,而城市市场物资需求量的增长也带动了乡村市场的繁荣。
  本文依据宋诗所载的文献资料,探讨北宋扬州农业、商业的相关状况,有三点需要特别注意:一、农业与商业虽各有侧重,但随着北宋农业生产专业化和商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二者联系日益密切。北宋扬州的农业物资,除满足农民基本生活需要外,多通过墟市、集市向城市集中,进入市场流通,由农产品变成商品。二、北宋扬州城虽打破了唐时的坊市界限,但实际城内不同区域的职能仍有区别。城内花市、鱼市等各类市场多集中于南北水门间的官河一线及官河以东区域,而军营、府学、州治等政府机构则多在官河以西,商业区与行政区有一定程度的分离。三、通过农产品的生产、流通、交易过程来看,北宋扬州乡村与城市两大市场相辅相承,相互促进。
[硕士论文] 杨彩芸
中国近现代史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领土日渐沦陷,交错密集的铁道线路随之被日伪所掌控。东北的抗日武装力量随之展开了一系列武装抗日活动,对日伪的殖民统治秩序造成了极大冲击。
  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抗日武装,是一支由东北人民自发组织的抗日力量,其自身存在着人员构成复杂、规模小、装备差等客观缺陷,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抗日武装活动的进一步扩大与深入。东北抗日武装只得通过夺取日本物资的方式获取必要的补给,以维持其作战所需。但正是由于东北抗日武装具备作战运动性强、作战纵深广、群众基础牢等“先天”优势,使其得以在持久的抗日斗争中存续并不断壮大。东北抗日武装虽难于从正面与日军展开大规模对抗,但其仍能通过“以点带面”的重点式袭扰、改进作战方式等手段,在敌后战场进行抗日斗争活动,进而在心理上、军事上给日军以震慑与重创。铁路作为重要的交通线路,其所承载的经济、军事意义十分重要,且在战时尤能凸显。在东北领土既已完全沦陷的情势下,对日伪把控下的铁路沿线及附属设施进行攻击,足以在扰乱日伪统制秩序、阻碍日军军事运输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
  东北抗日武装通过对日伪掌控下的铁路、桥梁、交通枢纽、仓库、通讯、军事据点等设施进行攻击,令日伪军首尾难顾,使日军既行的统治策略受到极大冲击。日伪当局在诸项举措上被迫进行调整,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警护政策,以做应对。其中包括建立警察统治机构、组织铁路爱护运动、舆论离间等诸多举措,以图实现其巩固殖民统治的真实目的。东北抗日武装的斗争方式亦随实际斗争需要而不断演进、完善,如对铁道的破坏,便由最初的拆毁转为其后的炸毁等等,皆以求有力打击为目的。东北抗日武装所进行的一系列抗日武装斗争取得较大的胜利,无论是从人力、物力亦或是财力上都对日军造成了较大消耗,其范围之广大、影响之深刻,尤为值得关注。东北抗日武装的反抗斗争活动不仅对日伪的军事安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震慑与影响,更延缓、阻碍了日伪殖民统治秩序的建立与稳定。
  此外,《大北新报》作为日本在“北满”发行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一份中文报纸,其中对东北抗日武装及日伪警护应对措施方面屡有记述。但因该报为日本人所创办,站在日本殖民侵略的立场上,为其殖民活动粉饰。本文则力图以该报报道为视角,对相关报道加以剖析辨识,以期还原抗日武装对铁路及附属设施的袭击活动及日伪相关警护政策之一斑。
[硕士论文] 陈春锦
中国史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魏晋之际,鲜卑慕容部在其首领莫护跋的率领下,迁入辽西,定居大棘城之北,逐渐沾染华风。此后,慕容部多次与西晋王朝产生冲突,元气大伤,被迫迁往辽东北部。慕容廆嗣位,在多次寇犯晋边失败后,再次归附于晋朝。而后,慕容廆效法中原,建立规章制度,发展农耕经济。永嘉乱中,辽东地区附塞鲜卑素连、木津二部发动叛乱,慕容廆适时地举出“拥晋勤王”旗号,协助东夷校尉封释平定辽东,得到了封释的信赖,同时也为招徕北寓士族打下基础。
  北寓士族首先投奔的对象本是王浚,然王浚残忍暴虐,猜忌流寓之士,又妄图称帝自立,大失人心。慕容部打出“拥晋勤王”的旗号后,又进一步招徕士族,安抚流民。流寓士族为求庇护,相继辗转归附于刑政修明的慕容部,慕容部的实力得到了迅速扩张。
  士族入燕后与慕容部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极大地推动了慕容部的汉化改革。具体来看,在辽西时期(即慕容廆、慕容皝统治时期),无论是中央行政系统抑或地方行政系统中,士族在人数上都占据着优势。同时,士族还协助慕容氏贵族领兵,在战事中也发挥了积极的辅助作用。在河北时期(即慕容俊、慕容统治时期),随着慕容氏统治经验的不断积累,加之政权建设趋于成熟,士族在前燕行政系统中的优势逐渐丧失,取而代之的是前燕宗室贵戚。
  前燕政权与士族之间本就存在夷夏之防的隔阂,在双方合作的同时也暴露出各种矛盾。其中原因,既包括政治矛盾,亦含经济矛盾;既有士族与中央政权的矛盾,亦有士族与宗室间的矛盾。对这些矛盾的梳理和探讨,无疑有利于更加全面地审视慕容氏与士族之间的关系。
[硕士论文] 张钰铭
中国少数民族史 内蒙古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匈奴是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活跃于中国北方地区的一个草原民族,在历史上有着巨大影响。其被具体记载始于《史记》,之后详略不等地见于诸史籍,较早的史料将其记作“胡”,其后统一记为“匈奴”,作为群体称谓在魏晋南北朝之后,基本从汉文史料中消失。匈奴历史悠久,与其他北方民族和中原王朝历史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交织甚至继承发展关系。研究匈奴历史,不仅可以使人们更为系统地了解北方游牧民族历史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同时对研究中华民族大一统形成史与中国疆域沿革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史、民族史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论文从匈奴社会制度中两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法律制度与单于继承制展开讨论,并在此基础上,还对在整个单于继承过程中有重要影响的群体——“贵人”展开对匈奴贵族的论述。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依靠文献史料,同时借助考古资料,采用以历史学为主,民族学、考古学、语文学等为辅的相关理论与方法,梳理匈奴社会制度若干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观点。
  关于匈奴法律,史学界主要探讨了“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入其家;有罪小者轧,大者死;狱久者不满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的含义,对其它方面则是一带而过。本文通过对史料中所出现具体事例进行归纳总结,并与其他北方民族对比分析得出,发现其法律除却前人所总结若干条例之外,还有诸如妇女社会地位、对战死者安抚等若干法律条令。这些法律对稳定社会、推动发展产生巨大作用,还影响后世北方民族乃至中原王朝法律的形成与发展。
  匈奴单于位继承制度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系统,但仍有章可循,冒顿单于至呼韩邪单于时实行着父死子继为主的继承制,之后复株累若鞮单于至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时期则是兄终弟及式,单于比至单于休利时则是兄终弟及为主父死子继为辅,之后完全陷入混乱。每位单于继位时也都有诸多影响因素,其中军事实力、贵人推举、继承顺位等都发挥着轻重不同的作用。作为在单于继承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的“贵人”,与其相类似的贵族群体还有“大臣”、“大人”等,学者一般将他们单纯认作贵族,并未探析其具体成分。通过对史料的排比归类,发现其人员构成与主要职责大都相同,很可能是不同时期、不同史家对于同一匈奴贵族群体的不同称呼。
[硕士论文] 刘文俊
中国史 内蒙古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辽金人所称的阻卜或阻(革业美)是对当时蒙古语族和一些突厥语族部落泛称。这一时期是蒙古高原部族发展的重要时期,以阻卜为主体的蒙古语族部族势力不断地经历着变迁、演化与融合。阻卜的大致方位应在契丹之西面或西北面,与吐谷浑、党项为邻。阻卜是辽代活跃于漠北的重要游牧部落联盟,《辽史》中不同时期都有关于征讨阻卜的记载,道宗年间,辽朝与阻卜之间发生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军事斗争,一次是咸雍五年仁先征讨阻卜塔里干,另一次是对辽朝产生深远影响的磨古斯之乱。辽朝不断地通过征伐安定北边局面,同时,与阻卜诸部也有经济往来。辽朝与阻卜的经济关系主要体现在朝贡关系,阻卜对辽的朝贡并不是定期的朝贡也不是以岁贡的形式,这也反映了阻卜与辽朝的关系经常是叛附不常。金朝时期随着阻卜部族不断分化,或融入原蒙古人部族,或不再指称为阻卜,所指范围变得狭窄,主要指当时强大的塔塔儿部。此时金朝对北方草原的控制有所削弱,但仍以当时势力强大的阻卜牵制蒙古高原各部。辽金王朝与蒙古高原阻卜诸部落之间的关系主要通过双方的战争与贸易来体现。后来发生的斡里札河之战对蒙古高原部族势力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阻卜从此一蹶不振,为蒙古部统一蒙古高原奠定了基础。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搜检《辽史》、《金史》关于阻卜的相关记载,结合契丹小字材料,对阻卜的称谓、构成及其他蒙古高原北边部族的分布、构成,及阻卜系部落与辽朝、金朝的关系做了初步的探究。
[硕士论文] 陈志红
中国古代文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旧唐书》撰修工作于后晋高祖天福六年(941)二月启动,由宰相赵莹组成《唐书》编撰团队,先后有张昭、贾纬、赵熙、郑受益、李为先、吕琦、尹拙等人参与撰修。后晋出帝开运二年(945)六月修成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计二百卷。北宋仁宗庆暦五年(1045),下诏设史局重修唐书,嘉佑五年(1060)修成,计二百二十五卷。此后名后晋《唐书》为《旧唐书》,宋修为《新唐书》,以示分别。《新唐书》修成后,很快取代《旧唐书》的正史地位,"遂亡刘氏之旧帙"。目前所存《旧唐书》最早刻本,乃宋绍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仅存六十九卷。明人闻人诠着力搜辑,"吴令朱子遂得列传于光禄张氏,长洲贺子随得纪志于守溪公。遗籍皆出宋时模板",方成完璧。此后所传《旧唐书》,即以闻人诠刻本为祖。然因无善本可据,张元济云闻人本"则必无原书可据而出于臆改",《旧唐书》传刻过程中漫灭传讹、鲁鱼豕亥之误,可以想见。
  本文以中华书局2011年点校本为底本,主要参考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百衲本旧唐书》,武英殿刻本等几个校本,以及《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出土碑刻等有关唐史文献,对《旧唐书》仍存在文字错误、记载混乱、记载冲突等诸多错误进行勘正。
  其文字错误,如脱字(文)、乙文、误字、衍文、错简等等,造成语义不通、地名混乱、官职错误、人名错误等,如《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开元十一年五月乙巳,王唆)兼知河北郡、陇右、河西兵马使","郡"字讹;《旧唐书·韦恒传》"陇右道河西黜陟使",衍"道"字;《旧唐书·李勉传》"县尉"作"联尉",《旧唐书·食货志下》"卢征"作"卢贞"等等,此类错误最常见。
  记载混乱者,多归于《旧唐书》编撰仓促,行文颠倒支离,造成文意模糊,如《旧唐书·班宏传》班宏与窦参不协,窦参以张滂制衡班宏。宏、滂争权,班宏落下风,他荐举的御史中丞朱粲被张滂抄家流放。按唐朝官场,官员获罪,荐之者应担责。朱粲既然被削,班宏应该也相应的被贬官。但《班宏传》行至此处,横入"故参得罪,宏颇有力焉"。考之于窦参本传,窦参得罪应是因另一事。《新唐书》把"故参得罪,宏颇有力焉"调入《班宏传》传尾轶事,文意似更畅达。
  记载冲突之较显着一类,为本纪与列传的冲突。如杜伏威,《旧唐书·高祖本纪》载其武德二年九月归降,《杜伏威传》载于武德三年归降;徐有功,《中宗本纪》载赠其越州都督,《徐有功传》载赠越州刺史;王方庆,《张九龄传》载王方庆任广州刺史,《王方庆传》载为广州都督。此类《旧唐书》所有者,《新唐书》往往袭之。此类冲突盖因本纪与列传史料来源不同,不可轻议可否。
[硕士论文] 沈圆圆
中国古代文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金朝南人是女真入主中原后原宋地的人民及其后代,伯颜所谓“南人者,辽宋分界之旧宋人”是也,区别于由辽入金的“燕人”或“汉人”。目前学界关于金朝南人的研究著作并不多,且多集中在对其政治地位的讨论上。对于他们由宋入金之后所经历的情感变化、身份认同及思想转变等方面的研究著作较少。但金朝南人的存在却在历史上有着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他们思想观念、身份认同的变化体现的不只是新旧政权更迭下金朝南人这一特定群体的选择与遗忘,更体现了被侵略、被殖民地区人民对侵略政权和原生政权情感态度的转变及选择。
  今天民族大融合的观念深入人心,但这种观念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十一世纪,那些远在宋人之外、他们并不熟悉甚至不知道的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他们和他们所建立起的王朝对宋人而言,不过是“外族”和“外国”而已。尽管历史上女真一族曾与中原王朝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但它从来都不是中原政权不可缺少的、直接统治的一部分。而十二世纪女真人的铁骑南下,侵宋的土地,掠宋的人民,无疑是赤裸裸的侵略行为。今天我们可以将它定义为中国朝代的历史更替,但是放在当时宋人的眼里,金人的行为未必称得上是正义、无可指责的。
  金宋对峙的局面形成之后,我们给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冠上了“金人”的名头,但却忘记了他们的汉人身份,忘记了在历史的巨变和时间的消磨之中,这群人他们内心世界的变化。他们不是遗民,他们没有遗民与故国一刀两断的干脆利落,隔了江,有南宋——这个他们故朝的尾巴一直存在着,因此对他们的研究远远超过遗民研究的价值。面对一边是血浓于水的汉族政权,一边是以武得国的异族统治,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做出了不同的情感选择:经历过故宋的人中有人选择了忠于自己出生的政权,在金宋战争中壮烈死节,即便入金也依然对宋朝抱有浓烈感情;有人选择了离弃,在北宋灭亡之际抛弃这个曾经生养他的政权,出仕伪齐②和金朝,然而对于他们的这种行为我们并不能以单一的评价体系去判定,因为并非全部的离弃都是出自于对权利金钱的追逐和贪生怕死的恐惧,有的还是出于对自我信仰的坚持;有的人入金之后再也不提不说宋朝的事情;有的人则教育自己的子孙,让他们成了异族政权下汉族王室的追随者。而那些生于金长于金的人,有的人选择了归正,更多的人却在渐渐遗忘。南宋渐渐转变成一个完全的他者,成为“蛮”,成为一个与他们毫不相关的政权。当南宋打着收复故土的旗号要把他们从异族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救出来的时候,他们却殊死抵抗,为金朝尽忠,为他与南宋为敌,成为了这个侵略王朝忠心耿耿的臣民。
  放眼金宋对峙的一百余年,我们会看到金朝南人在情感上与原生政权不断剥离,与新生政权不断契合。淮河南岸的宋人从来没有忘记白沟以南到淮河以北那被金朝割去的土地,没有忘记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民。而在淮河的北面,人们有过挣扎,有过反抗,但最终却是趋于平静的遗忘。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渐渐忘记了他们曾经属于另外一个政权,忘记了他们脚下的土地是以战争的形式被异族夺去。他们平静地生活,以自己的努力繁盛着这个异族王朝的文化,并为了争取这个王朝的正统地位,重塑着传统的中国观。在他们的努力之下,金朝,这个以武得国的异族王朝终于成为了一代之制可为正统的中国封建王朝。这片土地上人民用了百年的时间向我们说明:成王败寇有时不见得没有道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忠诚,对于一个政权来说,尤为如此。《孟子》中有言: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而所谓“道”,也从来不是单单靠血缘、地缘就维系得住。人民的选择会变,不变的只有他们对更好生活的追求。而一个国家唯有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以民为重的自觉才能够得到他的国民长久的支持,对于那些不能提供给自己的国民安全感、不能给他们更好生活的政权,人民则更倾向于舍弃、遗忘与对立。
[硕士论文] 由墨林
中国古代文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宋代杜甫广受推崇,这一时期对杜甫的学习和杜甫作品的研究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千家注杜”、“学诗者非子美不道”的学术盛况,涌现出一批学术精品。黄希、黄鹤父子《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一书便是这一阶段注杜作品的优秀代表。此书对于后世杜诗注家有重要的影响,在杜诗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长久以来,虽然学界对宋代的杜诗注本和《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一书常有涉及,但关注点多在黄鹤编年之功,对黄希注释成果则往往忽略,就笔者翻检所及,未有系统研究黄希注释者。基于以上原因,本文选取此书中黄希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本论文结构上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是《杜诗黄希注研究》,下篇是《杜诗黄希注辑校》。
  上篇的绪论部分,首先探究了《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成书与版本情况,此书是研究黄希注的主要依据,对此书的基本情况进行讨论很有必要。此外,概述了学界关于黄希注杜诗的研究现状,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以便读者初步了解本文内容。论文的主体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对黄希生平、黄希注杜内容、黄希注杜价值与不足之处的总体勾勒。
  宋代是“千家注杜”的杜诗繁荣时代,黄氏父子补注杜诗,既是顺应时代的大背景,又与自身“嗜杜诗”以及“旧注多舛”密切相关。《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一书宋、元、清三代皆有刊刻。其中元代现存的三个版本之间版式、内容存在种种细微联系,经过对比,发现三者当是同出自一宗,皆本自宋版;而清代的《四库全书》本《补注杜诗》一书,其底本即《天禄琳琅书目》著录之宋版《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乃是直接来源于宋版,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宋代的版本虽然今已亡佚不存,但依照今存的元版与清版,仍可推想其原貌。
  黄氏父子注杜诗旁征博引,征引历代文献种类和数目很多,遍布经、史、子、集四部三十多类,可见黄氏父子注杜诗费力之大,用心之深。经统计,黄氏父子注杜诗所引书中地理类与佛教典籍尤多,其中很多已经亡佚,黄氏注释保存了大量佚文,对文献辑佚有重要作用。在注释内容上,相对于其子黄鹤侧重对杜诗系年而言,黄希更多关注勾稽杜诗文字,兼有对前人注释的评论,而对杜诗编年和杜甫行迹考察相对较少。
  黄希与黄鹤补注杜诗内容的差异使后世对黄希注杜成就有所忽略。但杜诗黄希注中剔除了当时注释的一些舛误,提出了对伪苏注的质疑,保存了稀见和如今已经亡佚文献的内容,虽未受广泛重视,但不可否认其具有重要价值。此外,黄希注也存在注释上重复、编年错误等不足之处。但是瑕不掩瑜,其注释条目被后世《杜诗详注》《杜甫全集校注》等多部集大成之注杜书目所引用、继续阐发,说明黄希注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注杜成果。
[硕士论文] 许全航
中国史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春秋时期,诸侯争霸,战争不断。列国纷争的局面结束了此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周王室地位日渐式微,而地处周王室东西南北的齐、秦、楚、晋四大诸侯国日渐强大且逐鹿中原,争霸战争日趋白热化。其中秦国和晋国都是黄河中上游的诸侯国,秦国主要在黄河支流渭河流域一带活动,晋国则主要在汾河流域一带活动,两国紧密相连且先后成为实力雄厚的诸侯国。紧密相连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两国之间交往不断。
  经历了两国建国初期的友好和平交往之后,秦“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奠定了在西方的统治后,想要向东发展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晋国也急需解决国外戎狄环伺、国内内乱冲突的问题。因而两国进行第一次联姻:公元前666年,秦穆公娶晋献公之女,此为“秦晋之好”的开端。秦晋这次联姻给两国带来了好处与便利,对秦的东扩和晋的稳定奠定了基础。
  随着秦穆公的励精图治,秦国实力不断增强,其争霸的野心不断显露,晋国随着晋献公的去世,内乱不断,晋公子夷吾愿以河西之地换得秦国助其成为晋国国君,在秦国出手帮助后,夷吾背弃承诺,与秦交恶。在晋国大旱之年,秦输粮救晋。在秦旱灾之年,晋反而趁机伐秦。继而秦晋爆发韩原之战,穆公生俘晋惠公,取得河西之地,且晋太子圉留于秦国为质。为操纵晋国未来的国君,以便未来操控晋国的内政,公元前643年,秦穆公将女儿怀赢嫁给圉,是为第二次“秦晋之好”。这次联姻,秦晋两国实力处于不均衡状态,秦穆公力图控制晋国,而晋国也需要缓和两国矛盾,进而得到秦国支持,因而促成了此次联姻。
  在秦穆公出兵灭掉太子圉的母国,晋献公病重且有数子对国君之位虎视眈眈的情况下,圉深恐失去外援,将来无法继位,便逃回晋国,这一举动惹怒了秦穆公。深思熟虑下,穆公决定支持重耳,便有了第三次“秦晋之好”:公元前637年,秦将五宗室女嫁给重耳。秦力图控制晋国的国君以便插手其内政,重耳也需要秦国的支持以当上国君。如此,第三次秦晋联姻便水到渠成。
  晋文公继位后,晋国势日强并称霸中原,秦非但没有达到插手晋国内政的目的,反而被晋所利用——与晋攻打郑国。在烛之武的游说下,在考量了当时国际形势和秦晋两国的国情下,秦穆公转向晋国的对立面,撕下联姻这一温情的面纱,矛盾愈来愈深。晋文公死后,两国爆发了殽之战,标志着往日姻亲之国的彻底反目。
  纵观秦晋三次联姻,可知“秦晋之好”代表的更是一种政治上的联姻,国家之间的联合,儿女私情可以忽略不计。这是由秦晋两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是使国家更具争霸实力采取的政治策略。国家实力的变化对两国的地位同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地理位置制约着两国的关系,秦居西垂,晋据函殽,以当时秦国的实力,秦向东扩必然实施结交晋国的策略。秦晋国君的性格同样影响着两国联姻的过程。晋文公死后,秦晋的姻亲关系逐渐被两国战争不断的状态所替代。殽之战和王官之战,使两国元气大伤。
[硕士论文] 张田华
中国哲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左传》“天人思想”为核心,对《左传》所反映的春秋时期“天人思想”做了尽可能全面的梳理。本文将《左传》中的“天人思想”分为三个类型:“天人合一”、“天人相分”、“天道人道合一”。“天人合一”思想出现最早,且在《左传》中自始至终占据主流位置。其具有“重民”“尊礼”“崇德”的特点,追求人的行为、社会运行与至上神意志的统一。“天人相分”思想,出现略晚,亦具有较为清晰的脉络与较大的影响,按其特点,大致分为两个类型:人之德最终胜天型;天与人互不干涉型。“天道人道合一”的思想,出现在《左传》后期。其特点是用大自然观测到的一些规律来指导人的行为与社会运行。诸如与人世“善恶必报”相联系的“往复”、“物极必反”规律;天地运转过程中悟到的“顺时”的道理;由万物皆有对所得出的“物生有两,皆有陪贰”理论;预测世事的“阴阳和协”“五行相克”等理论。
[硕士论文] 他维宏
中国史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圣政录是记录宋代自太祖以降历朝皇帝嘉言美事的一类史籍。其编纂始于私人,但很快为官方接纳。真宗以后,圣政录的编修成为不可偏废的传统,后世不断续修。宋代官、私所修圣政录有明文记载的共计8部。圣政录的编纂体例仿效《贞观政要》,即分门系事,将所搜集的史料按不同主题分门别类地予以编排,每门系之赞,以表达编撰者的认识。编修目的首先在于弘扬皇帝的丰功伟业,垂范后世;其次通过整理总结先朝以及本朝前一时期的治国措施,从中汲取优秀的经验和方法,矫正当前治政的失误,但其中也掺杂浓厚的个人动机。圣政录的编修主要取材于时政记、日历、起居注。
  北宋时,圣政录的修纂由朝廷临时置书局,派遣宰执大臣总领其事,分选其他官员充任修纂之事,员额没有定制,事毕即废。官修圣政录由主持修纂的宰臣领衔进呈,私人所修圣政录,由修撰者进呈,储于史馆。南宋时期,圣政录的修纂先在敕令所,后在编类圣政所,以宰臣提举,置编类圣政所详定官、检讨官具体负责具体修撰之事,其员额不定;并入国史日历所后,宰臣以“提举编类圣政”系衔,检讨官以“国史日历所编类圣政检讨官”系衔,具体负责编修工作,员额为两员,以馆职兼。秘书监、少监和著作郎、佐也参与圣政的修纂。圣政录修成后,由提举圣政修纂的宰相率群臣将其进呈至皇帝处,皇帝撰圣政序。因高、孝、光宗尚在人世,故嗣君还须率群臣将圣政录进呈至太上皇居所,最后储于秘阁,亦有一套较为完备的管理制度。
  无论官修还是私修,圣政录或为记录皇帝功业的文本,或为一类史料,作为修纂史书的依据,或为帝王之学的教材,向皇帝传授列祖列宗治国章法,或为宋代士大夫塑造祖宗形象的产物,表达宋代士大夫理念的一种载体,或为一种教化的工具,教导帝王成为英明贤能之主,教化读书人忠君爱国,民众爱戴皇帝,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或为一种提供知识的文本,满足着不同群体的阅读,增加宋代典籍的数量和撰述形式,体现着宋代史学向民间普及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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