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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童丽珏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浙江农林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生态权益是人类的基本权益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越来越关注人权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今天,林农的生态权益需要得到应有的重视。人类经过前工业革命时期、工业革命时期、后工业革命时期,对于自然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和转变,生态权益的发展经历了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最后发展升华到可持续发展观的历程。在我国,“生态权益”一词在学术界的提出和应用主要是在十八大之后。生态权益是一项基本人权,应当受到法律上的保护。“天人合一”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可持续发展理论等为生态权益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基础。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过程来分析生态权益的内涵,确定生态权益的内容,通过探讨林农生态权益保护的现状,发现林农的良好生态环境享有权、生态资源使用权、生态保护补偿权、环境知情权、环境事务参与权、救济请求权等都不同程度的受损,进而从立法不够健全、现代林业产权制度尚待构建、林业生态补偿机制仍不完善、环境知情权有实现障碍、参与环境事务途径较为狭窄、司法救济难以实现等几方面来分析存在的若干问题,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实现林农生态权益的路径选择,即分别从立法、农村环境执法、现代林业产权制度、林业生态补偿机制、环境知情权、环境事物参与权、司法救济途径等方面进行完善,以期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切实维护好林农的生态权益。
[硕士论文] 葛未央
应用心理 南京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人格障碍的基本特征是内心体验和行为明显偏离个人的文化期望,在认知、情感、人际功能或冲动控制中两方面存在持久的模式。人格障碍共病会增加病情的复杂性,更易出现心理、精神问题。本研究旨在探究成年男性服刑人员的人格障碍特点,以及服刑人员中相对突出的反社会型共病强迫型、共病偏执型、共病边缘型三组共病人群特点的差异,讨论影响人格障碍共病形成的危险因素,识别人格障碍共病群体,有助于监狱方面的高效管理。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对南京市某监狱2088名男性服刑人员进行问卷调查,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804份,分为单纯反社会型(n=161)、反社会型共病强迫型(n=338)、反社会型共病偏执型(n=307)、反社会型共病边缘型(n=224),根据人格障碍分量表在人口学变量不同维度上的得分情况进行比较,分析服刑人员人格特质的差异,分析共病人群人格的差异,探讨不同人格障碍及人格障碍共病的影响因素。运用SPSS19.0、EXCEL2010进行数据分析,进行描述性统计、差异性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1)服刑人员中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检出率为34.65%,偏执型人格障碍检出率为28.16%,边缘型人格障碍检出率为16.46%。
  (2)反社会型共病强迫型、反社会型共病偏执型、反社会型共病边缘型在焦虑、抑郁、自杀意念、儿童期虐待及各维度得分均高于单纯反社会组,具有显著差异(P<0.05)
  (3)在对单纯反社会人格障碍组和反社会型共病强迫型组、反社会型共病偏执型组、反社会型共病边缘型组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中发现,自杀意念中的绝望OR值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OR值分别为1.309,1.327,1.400。
  本研究得出结论,相比于单一人格障碍组,共病组存在更严重情绪问题,冲动性更高,童年期虐待经历更为突出;影响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形成的影响因素有父亲养育、文化、吸毒、年龄,影响边缘型人格障碍形成的影响因素有父亲养育、文化、吸毒、吸烟;人格障碍共病人群自杀意念中绝望因子突出,情绪问题及自杀意念突出。
[硕士论文] 许晓童
法学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社区矫正,是我国一种刑罚执行方式,相比于传统的监狱矫正更加具有社会性突出的特点。作为一种社会行刑方式,社区矫正兼具刑罚的严厉性与轻缓性质,既需要公权力机关规制,又依托于全社会的帮助和监督。社区矫正在我国立足较晚,目前处于全国试点阶段,还有很多方面急需发展与改善。
  本文梳理了我国学者对社区矫正的研究,整理了当前社区矫正的一系列热点问题,如社区矫正是否应当配备警察,以何种形式配备警察、社区矫正的立法讨论、服刑人员的监管体系建设等。笔者认为,当前社区矫正制度处于发展而非成熟时期,存在着性质不明、权责分配不均、社会支持力度不够等多项问题。
  本文的实践调查部分主要以扬州市社区矫正中心为研究对象,以问卷、访谈等为工具,了解普通群众对社区矫正的了解状况及态度,深入剖析社区矫正的实行状况与市民社会建设程度的关系。经数据相关性分析发现,社区矫正的执行效果与制度好坏、家庭关爱、社会态度密不可分。经过对司法行政基层工作人员、服刑人员等的多方采访,笔者认为社区矫正中监管不力,脱管漏管现象的发生,首先应当归责于社区矫正制度建设的不完整性,其中包括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以及权责分配制度的不完善。其次,这一问题与部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工作态度不端正、部分社区服刑人员守法意识薄弱均有关系。
  本文在实践调查以外,还探讨了社区矫正的相关法律建设、配套制度建设、权力分配等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设想。通过评析社区矫正的立法征求意见稿并立足于实践调研,笔者认为,该法的立法完整性和严肃性均有待提高。为了保障服刑人员的合法权益,立法中应当对服刑人员行使权利的途径、须遵守的规则以及违反后果、工作人员渎职情形及后果作出明确的立法规定。在加强社区矫正的社会支持方面,笔者不仅倡导加强社区矫正的宣传、建立安置场所,也对社区矫正志愿者的发展提出了设想。
[硕士论文] 黄敬轩
法学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收容教育制度形成于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基于打击卖淫嫖娼的目的而制定的法律手段,在特定的时期对打击卖淫嫖娼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各项法律制度不断完善,“人权保障”的观念的深入。收容教育制度是以限制卖淫嫖娼为目的制定的由公安机关决定实施的长期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教育措施,而与之相类似的收容遣送和劳动教养相继废除后,收容教育制度仍然在当下运行,该制度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广受争议,收容教育的存废问题不容小觑。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正式明确合宪性审查,收容教育制度这种争议极大问题应当放入合宪性审查中去。收容教育制度因其性质以及规范的不明确性,处罚手段的严厉性,导致“人治”这一畸形现象的出现,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是执法者对宪法权力的僭越。因此讨论收容教育制度的合法性问题归根结底仍要回到宪法判断本身,宪法是法律体系的正当性基础,通过宪法判断来看收容教育制度是否有助于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和法律体系的统一。本文旨在通过宪法判断的方法彻底分析收容教育制度,提供收容教育制度宪法判断的方法。
  本文的思考框架主要参考了德国基本教义学,即对基本权利限制的内容使用三阶段的审查模式。具体而言,本文首先讨论收容教育制度落入哪项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对其是否构成限制,其次看其是否符合法律保留原则的形式要件,最后运用比例原则论证收容教育制度对卖淫嫖娼人员的基本权利的限制是否具备阻却违宪事由,通过其对基本权利的限制是不是具有宪法上的正当性得出最终结论。通过分析后发现收容教育到现在还存在的原因是其形式上是合法的并未像劳动教养那样存在明显的瑕疵,所以可以说其形式上的合法性成了收容教育制度存在的保护膜。然而,随着社会变迁,收容教育制度的手段并不能促进社会公益目标的实现,并且手段明显有违比例原则不利于人权保障,从实质上来看,收容教育制度是违宪的,应当予以废止。本文并不拘泥于宪法判断,而是接着探讨收容教育废止后的相关事宜。
[硕士论文] 丁洁
法学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见义勇为是我国提倡发扬的传统美德,一直深受人们的推崇与赞赏。然而随着“英雄流血又流泪”事件的增多,使得很多人不敢伸出援助之手实施见义勇为行为,其主要原因在于现有立法对见义勇为者的保护还存有较大的不足之处。见义勇为产生的法律关系繁杂,主体之间利益冲突也较多,只有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才可以更好的保护见义勇为者的权益。本文从民法角度出发,对见义勇为者的保护进行理论研究,旨在找出保护见义勇为者的有效路径,消除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
  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导论部分。该部分通过案例分析归纳出见义勇为者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主要利益冲突类型,主要有见义勇为者实施救助反被受益人诬告要求赔偿、见义勇为行为难以认定及损害得不到足额赔偿等类型。
  第二部分对见义勇为行为进行了详细的概述。该部分通过梳理古代法中的见义勇为、现有法律法规中的见义勇为、以及学者的相关研究来界定本文中的见义勇为及构成要件,见义勇为的主体必须为自然人,并无法定和约定义务,且保护的是他人的利益。
  第三部分对见义勇为的民法性质进行了详细阐述。目前有关见义勇为的民法学说主要有合同关系说、防止侵害说、无因管理说及行政协助说。其中无因管理说是学界的通说,学者们普遍认为见义勇为行为和无因管理行为,两者在构成要件上具有共同性。本文在此理论基础上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在没有侵权人的见义勇为中,见义勇为者因救助行为造成的损害可以依据无因管理要求受益人给予适当的补偿。
  第四部分是本文的重点部分。该部分阐述了见义勇为者造成被救助者损害,可以依据《民法总则》第184条免除民事责任,见义勇为者造成侵权人损害可以依据紧急避险、正当防卫制度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重点阐述了见义勇为者自身遭受损害如何保护的问题,人身权或财产权遭受损害可以依据《民法总则》第183条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没有侵权人或侵权人逃逸、无力赔偿时依据无因管理要求受益人承担适当补偿责任。
  本文的创新之处:通过学者们韵研究、外国的相关立法以及自己的分析,笔者从民法的角度,在立法的完善上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思考:第一在现有规定中增加保证人制度,以此来减少见义勇为者被讹诈的现象,消除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第二完善国家补偿责任制,以此来解决见义勇为者得不到足额赔偿的情况;第三完善受益人的适当补偿制,明确受益人的补偿范围,才可以尽量填补见义勇为者遭受的损害;第四完善见义勇为者的报酬请求权制度,通过设立报酬请求权,可以鼓励见义勇为行为的实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硕士论文] 陈格
经济法学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工具,互联网市场经济大有发展潜力,甚至有超过传统市场经济的态势。互联网技术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无数机遇和客观的商业利益。无论传统市场亦或是互联网市场,交易机会和市场份额是每个经营者争相追逐的对象,竞争是角逐的必然结果,有竞争就会有不正当竞争,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必然发生。
  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利用高超的互联网技术,实施的损害竞争对手的利益,破坏互联网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行为。其表现出传统不正当竞争行为所不具备的特征,比如传播速度快、危害性大、隐蔽性强、违法成本低等。在维护互联网安全和秩序方面,我国的立法已有了一定的规模,奠定了互联网反不正当竞争法律规制的基础。但是,法律总是具有滞后性的,总是落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总是在问题出现之后才会出来解决问题,从而导致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无法被及时有效地制止。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并且已于2018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2017年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增加了互联网专项条款,摆脱了以往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没有明确立法条文的困境。然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创新发展,新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仍然显得捉襟见肘,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列举条款的不够、执法权力的缺陷和司法保障的不足等,致使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面临着无可避免的困境。因此,为更好地保护互联网平台的经营者的利益以及消费者权益,保障互联网经济市场的良好有序运行,我国都必须不断反思对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以适应互联网潮流的大趋势。
  文章主要从四个大部分对课题进行详细的论述。
  第一部分,介绍案例,引用合一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诉北京金山安全软件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以此作为铺垫,提出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问题,并提出本文课题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以更好地开展以下的内容论述。
  第二部分,简要介绍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理论基础,首先,解析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的概念,并将其与传统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多方面的对比;其次,具体阐述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要素,包括行为主体、行为客体、竞争关系以及行为不正当性四个方面。最后,提出对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法律规制的必要性,包括维护合法经营者权益的需要、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需要以及促进有效竞争秩序生成的需要。
  第三部分,主要对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现状进行总结,并对规制现状进行评析,提出现有法律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通过分析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的专条和相关行政规章,总结“互联网专条”中列举的三类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提出典型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列举不全、监察机制的不健全、法律责任的不完整、司法救济方式不完备四个方面的问题并具体论述,以期制定相应对策。
  第四部分,主要在第三部分论述问题的基础上,从《反不正当竞争法》立法的创新、法律责任的完善、执法权力的完备、司法救济的补足四个方面,与第三部分所述的问题一一对应,提出几点思考,包括增加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列举条款,健全相应的执法体制,完备法律责任体系等方面。
[硕士论文] 梁曙光
诉讼法学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深入,执行转破产无疑是应对执行难问题最好的选择之一。而符合执行转破产的企业越来越多,出现的新问题也愈来愈多,现有的制度安排是有漏洞且无法满足企业执行转破产的各种需求。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中的详细规定与实践操作均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包括执行转破产制度中当事人对执行转破产的积极性不足、执行转破产的衔接部分存在不足、执行转破产信息不对称、审判组织不够完善等方面。
  本文意在研究《指导意见》中相关规定在实践中的不足与空白,运用中外相关破产制度的比较、实践中破产案件的分析、破产案件审判数据统计等方法,对上述困境提出应对措施。首先是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应对当事人申请执行转破产的积极性不高的问题。通过加强执行转破产的职权主义,旨在现有申请主义的基础之上,加强法院认为应当移送破产审判的职权;通过确立破产企业高管的申请义务,防止破产企业高管恶意拖延,故意阻止本应符合条件的的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完善执行法官的业绩考核机制,通过内部考核机制的完善,调动执行法官移送符合条件的案件进入破产程序;深化破产文化的宣传,打破债务人陈旧落后的传统认识,从而提高债务人申请执行转破产的积极性,也降低了债务人阻碍执行转破产的可能性;其次是完善执行转破产制度自身制度,包括规定执行转破产制度的中执行法官的征询义务以及对相关当事人的通知义务;通过培养专业的破产审判法官完善破产审判组织,以及完善执行转破产后案件审判合议庭的构成;注重执行转破产案件的繁简分流从而建立破产案件简易审理的相关机制,包括程序上通知公告的简易设置等方面;加强破产程序对执行程序的程序内容与成果内容的吸收与利用,从而提高执行转破产的审判效率与质量。最后是加强信息化建设以应对衔接过程中的信息对接不畅及破产信息不对称的现状。
[硕士论文] 李舒
法学理论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通过对明清时期医业法律制度的分析,本文认为其时除国家律令明确规定的医药制度外,在民间医药救助中起重要作用的是习惯法以及民间的慈善组织。尤其是明清时期蓬勃的善会、善堂,几乎占据着整个民间医业活动的中心,影响着明清民间医业的进步和发展。
  明清时期,地方上设立惠民药局等医疗组织,兴建社会福利性组织如宗族救济、乡绅善举等,对平民进行医药救助;并在地方上开办医学教育机构促使医业的发展。但由于阶级意识的存在,皇室和平民阶层在医药保障方面恰恰是与它们所占比人数成反比的。为了保障平民也能够获得医药救助,除正式的医疗机构外,一些民间慈善组织开始参与到民间医业救助中来。明清时期由皇帝颁布诏令对民间医业习惯予以认可,由此上升为习惯法。至此,民间医业习惯法开始确立,如为防抑疫病而进行的“颁医济民”、“掩埋骸骨”等系列措施。
  明清时期,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早在我国古代就已萌芽的民间慈善组织在此时形成规模,并在江南地区开始发展壮大,形成我国慈善活动开展的主力军,重要的是此时的慈善组织也成为民间医业救助的主要来源,促使民间医业蔚然一新。晚晴以前,我国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期,资本主义虽然萌芽,但是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冲击力不大,还不足以影响我国社会的经济结构,所以鸦片战争以前民间慈善救助数量、规模虽然较小,但是可满足需求。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并推动传统手工业和商业向资本主义转变。大量的失业人口涌入城市,传统的慈善救助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求,传统的救助思想和救助模式开始发生变化。
  晚晴时期,政府在疾病的救助方面开始实行“教养并重”,新的慈善救助思想的传入改变了传统的以“养”为主的救助模式。地方上一些有识之士,主要的是乡绅力量,在新的慈善救助和医药救济方面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随着西方传教士的到来和新思想的传播,西方基督教中“爱人如己”的慈爱思想成为慈善组织再度活跃的源动力。自此,晚晴时期的民间医业进入新一轮的发展,依赖于民间慈善活动而勃兴。
  文化的连续性和继承性要求我们不能割裂历史,不能片面的只以目前社会的发展讨论我国现代医疗保障体系的发展和医疗制度改革合适与否。势必要借鉴历史的经验,为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指引方向,促使现代医疗事业合理合法发展。论文将从明清时期医业为切入点,主要论述这个时期民间医业在国家法和习惯法的互动中良性运作过程,以对现代社会所起到的重要影响。理论上的研究不会止步,在国内外对医疗事业研究不断进步深化的同时,对明清时期民间医业的发展研究也一定会更加深入和具体。
  文章以对我国明清时期医业法律制度的梳理为基础,展示出民间医业和慈善活动的紧密联系;并参照历史分期法,将明清时期医业法律制度具体化,在中央集权背景下考察民间医业的兴起和发展。经过对比和思考,以历史与文化分析为基础,总结整个明清时期医业立法的特点,努力探寻其历史成因,发觉背后的社会政治环境制度,探讨对现代医疗事业的启迪,力求能够发现并提出符合当前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有效措施,促进医业制度改革,缓和医患纠纷问题,完善现代的医疗法制保障体系。
[硕士论文] 黄子倩
法律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逐渐增长,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对于生活消费中权益的保护也愈加重视。但经营者规模随着消费市场体量的增长而扩大,与消费者之间的不平等地位差异也更加显著,发生侵犯消费者权益行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自通过以来历经两次修改,消费者权利体系逐渐完善。然而就何为消费者,依旧未做出明确定义,随着各种产业的发展,消费问题急剧性增加,因此需要确定消费者所指代的群体范畴,确定消费者概念到底如何。
  文章从两个经典案件对比分析出发,引导出由于“消费者”概念的不清晰所带来的“同案不同判”的问题。从三个方面探究界定消费者概念的必要性,由于信息不对称性的存在、逆向选择和机会主义行为盛行以及诉讼成本制约,使得消费者相对于经营者处于弱势地位;在立法中主体范围不一致、客体范围差异大、行为要件设定模糊;司法实践上存在众多分歧,包括主体范围、客体范围、行为要件上判定都有差异。通过对国外消费者概念的比较,在主体范围、客体范围、行为要件发现有利经验。
  文章对消费者概念进行充分解析,首先通过增加对经营者的认定来限缩消费者的认定范围,其次根据单位具有非生产消费需求、在非生产消费中仍处于弱势地位并且立法中认可单位的主体身份的因由,论证了消费者主体不仅包括个人还应当包含单位的观点,再次对于作为客体的商品和服务的厘定,文章认为要秉持开放性立法态度,提出客体应当被终端市场消费的要件标准,对理论界所争议的医疗卫生服务、教育服务、金融服务进行具体的厘定,最后,认为生活消费是发展权的必然内涵之一,发展权内涵的扩大使得“生活消费”的内涵随之扩大,立法不能对其采取僵化性的立法方式。以非经营目的来界定“生活消费”的行为要件则避免了立法的僵化性,同时又具有其他众多优势性,肯定了知假买假者的消费者身份。并以消费者需要与经营者交易的行为来进一步明确行为要件。
[硕士论文] 朱荣荣
民商法学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2016年“温州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到期续期收费”事件将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问题推向白热化阶段,虽然我国现行法律已对国有土地使用权续期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但对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这一特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却一直没有表明处理态度。《物权法》区分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与非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并明确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自动续期”,充分承认了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特殊价值,但该条文只是宣示性的条款,在实践中如何具体操作,如何自动续期,自动续期有没有期限、次数限制,续期是否应缴纳相应费用,如何平衡私人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如何做到社会价值与法价值的一致性等问题没有做出更细致的规定。由于立法的含糊不清导致司法实践中裁判依据错综复杂,各地法院在处理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问题时不相一致,引发社会争议。随着时间推移,我国各地相继出现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到期的现象,此前期限短于70年的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更是面临到期不得不处理的困境。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别于一般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其关系广大民众的生存利益,从现实可行性考虑以及司法成本节约的角度观察,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满自动续期,业主无须再次提出申请。在操作上,应区分不同的住宅来构建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二元续期规则,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可通过对一般商品住房与保障性住房的区分处理来妥善解决续期问题。对于一般商品住房,由于《民法总则》已对物权法定原则作出了重申性的规定,《物权法》可规定物权法定缓和制度,通过缓和我国物权法定原则规定的用益物权的期限性使一般商品住房的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为持续性的用益物权,持续性的用益物权只不过是在物权法定这一原则下,主体及内容有了特殊之处而已,改变不了其本质上的同质性。期满自动续期无须再次申请且期限持续性地存续下去,也就意味着其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成为继承的客体,由业主的继承人继承,除非业主自动放弃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期限利益或者业主死亡且没有继承人的,方能由国家无偿收回。在续期费用上,续期收取费用符合用益物权的法理逻辑,此外,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域外的地上权制度相类似,均是在他人所有的土地上建造建筑物的行为,因此可以借鉴域外国家的地上权制度采纳有偿续期的模式,考虑到住宅的人权保障功能,对于一般商品住房续期即使收费也应是象征性地收费,不能危及私人的财产权与生存权。对于续期收取的费用由当地有关部门综合考量续期期限、公民财产安全等因素后合理确定。期满业主享有选择权,或选择继续续期但应当交纳相应费用,或选择不再续期但享有建筑物取回权及请求国家补偿的权利,若到期业主拒绝交纳土地使用费的可采取限制转让、有偿收回等方式进行处理,但不得违反《宪法》关于保护公民财产权的基本精神。而对于保障性住房而言,其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到期也遵循着自动续期规则,因其更多的体现为居住需求的保障,是保障基本人权的政策产物,所以期满无须缴纳相应费用,但保障性住房并非永久享受的福利,为促使更公平地分配保障性住房资源,保障性住房的期限具有不确定性,同时建立保障性住房退出机制以优化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如此与人权保障的世界趋势相契合,也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要义。在处理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时,对于不足70年期限的住宅不需补足剩余年限的土地出让金,因国家政策失误引发的问题不能由无辜的一般民众来承担。
[硕士论文] 毕海鸥
民商法学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网络言论自由的过度行使,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多的困扰,隐私权不断受其侵害是难题之一。在人权保护日益重视的今天,加强隐私权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民法总则》的颁布为民事法上隐私权的保护提供原则性指引,但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在隐私权保护制度仍存在不足,本文从《民法总则》的框架下出发,找寻构建完善隐私权保护制度的具体措施。
  本文采取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以及案例分析法,文章围绕五个部分进行展开。第一部分从微博与Facebook两大网络平台用户隐私被泄露事件展开,揭示隐私泄露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困扰,引出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第二部分通过对网络言论自由与隐私权二者冲突的表现展开分析,从两方面进行阐述。第一,网络言论自由和公众人物隐私权之间的冲突,揭示公众人物隐私权保护被忽视的尴尬境地;第二,网络言论自由和私生活安宁之间的冲突,揭示自然人生活被网络言论自由过度行使而打扰的真实现状及所造成的社会不安定隐患。目的为了阐明网络言论自由的过度行使与个人隐私权保护之间的矛盾,进而明确网络环境下隐私权保护的必要。
  第三部分通过分析两者冲突原因,首先从内因出发,因两者利益冲突、本质对抗及地位不平等原因导致两权利固有的冲突性,再从外在网络环境的特殊性加剧两者的矛盾,使自然人隐私权屡遭侵害。
  第四部分通过对我国隐私权保护立法现状及司法现状进行分析,指出隐私权保护立法上存在的不足:侵权规则原则的不合理,救济措施的不完善,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和公众人物特隐私权限制保护制度缺失及隐私权边界的模糊性,深入了解我国民事立法在隐私权保护方面的缺失。
  第五部分通过对上文阐述的民事立法不足,找寻相应的解决对策。在处理两者内因引发的冲突时采用隐私权优先保护原则,突出隐私权的重要性;在侵权规则原则上采用过错推定,在救济措施中采用惩罚性赔偿规则,加重对侵权人的责任承担;针对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和公众人物隐私权限制保护可以分别制定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法和具体提出公众人物隐私权限制考量因素;针对隐私权边界的模糊性,可在法条中明确列举隐私权的范围,区分隐私和个人信息及名誉的界限;最后树立典型案例引导人们加强法治观念的建设,重视隐私权的自我保护。
[硕士论文] 杜文超
法律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至今一共有十个专门委员会,而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就是其中之一,它的统一审议职能是其独有的,区别于其他专门委员会的一种审议制度。这种审议制度是全局性的,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法律草案来说具有关键作用,在刚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就是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统一审议,然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报告通过的。本篇论文的意义在于虽然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也是专门委员会之一,较之于别的专门委员会,它在全国立法活动中占有更多的任务,承担着更大的重任。其他专门委员会只审议和本部门有关的草案并提出意见,而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是对全部的法律案进行审议。在中国法治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坚持这一制度有利于维护中国法制统一,提高立法质量,统筹立法任务,也通过这一制度发现其中的不足,改善缺点,解决法律间的矛盾避免上位法与下位法相互冲突,保证中国法治体系健康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本文一共分为五个部分,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产生,历史沿革以及统一审议职能的内涵、价值理念阐述统一审议职能的重大意义,影响统一审议职能有效发挥的因素,最后一个部分主要阐述统一审议职能还存在的缺陷和一些改善的建议。主要通过理论研究的方法,透过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来理解统一审议职能的立法内涵,在立法层面上理解并发现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硕士论文] 高咪咪
法律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法工委,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简称,其前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1978年,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全方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1979年初,法制委员会成立。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其给予厚望,它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着重整中国法制建设的重任。法工委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工作机构,主要履行的职责为:编制立法规划、起草法律法规草案、法律草案的审议准备工作、立法后评估、法律询问答复等。其职能的履行对于加强人大对立法工作的主导作用,提高立法质量和立法效率,甚至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在新时期的立法进程中,法工委的职能也面临了诸多挑战,例如立法规划、立法后评估是否合理、法律询问答复的性质与效力质疑等。因此,立法工作也要跟上时代的步伐相应地作出调整。
  本篇论文在结构上除去引言和结论分为五章。
  第一部分是法工委的概述。先从法工委的成立背景、发展过程、历史使命等介绍法工委自身的历史发展轨迹。
  第二部分再引出与法工委关系密切的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介绍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从侧面展现法工委的面貌。
  第三部分是法工委的职能。此部分是本篇文章的重点之一。提取了法工委立法工作中的主要职能进行介绍分析,分别是编制立法规划、起草法律法规草案、立法后评估、法律询问答复等。
  第四部分是法工委的职能在新时期面临的挑战。此部分的挑战也是所有立法过程中可能会面临的问题,如立法规划的弊端、立法后评估不合理、法律询问答复的性质与效力不明确等。
  第五部分是完善制度,积极应对挑战。为此,需要做到的是:第一,改革立法规划,包括内部改革和外部借鉴;第二,对立法后评估进阶优化;第三是优化法律询问答复制度。
[硕士论文] 张旭
民商法学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公司章程是公司对内和对外的规范性文件,对于公司的组织结构、经营活动等具有规范的作用,同时对外也有对抗第三方的作用。但随着当前公司数量增多和准入门槛的降低,许多公司在成立阶段存在“应付了事”的情况,其章程基本是参考工商部门的章程模板,在章程中未能根据本公司的具体情况做出规定,加之部分股东对公司章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等原因,致使公司章程在效力上存在瑕疵。这种效力瑕疵不仅会对公司内部造成不良影响,对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也会对于交易方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严重的甚至会影响到公司的设立和正常经营乃至于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因此可以说公司章程对于整个公司来说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但当前我国《公司法》中对于章程效力瑕疵救济的规定并不全面,从根本上导致了公司章程出现效力瑕疵时往往难以通过法律途径得到救济。有鉴于此,笔者拟对我国公司章程效力瑕疵涉及的一系列问题进行系统研究。通过理论和引入实例,对于我国公司章程效力瑕疵的救济制度所存在问题的基础进行剖析。参考国外先进经验,提出完善对策与建议,进而架构出更加科学合理的救济体系,以期为相关制度的完善提供理论基础,为实务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并进一步提高公司章程的实践意义。
  第一部分,阐述公司章程效力瑕疵的基本理论。笔者认为公司章程的效力主要体现在对公司以及其内部人员的约束力以及对抗外部第三人的效力两个方面。根据公司不同的存续阶段,可以将公司章程效力瑕疵分为实质瑕疵和程序瑕疵。根据瑕疵影响结果的不同,将公司章程效力瑕疵分为无效与可撤销两种。
  第二部分,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探析了公司章程效力瑕疵产生的原因,接着引入两则实际发生的案例,以更加形象地展现公司章程效力瑕疵可能带来的种种危害。
  第三部分,对于国内外的救济现状、制度设置进行集中的对比和分析。在国外,通常是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结合起来使用;在国内,行政救济与私力救济这两种手段在实践中稍显单薄,运用最多的是司法救济。
  第四部分,介绍了国内公司章程效力瑕疵救济制度的立法现状,并分析了我国章程效力瑕疵救济制度上的不足,如行政责任承担在实践中难以实现,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定不明确,既有的司法救济途径不能满足现实需求等。
  第五部分,参考国外先进经验对于公司章程效力瑕疵的救济制度提出具体完善建议。如公司登记机关内部应制定一套完善的公司章程分类审查制度;在公司法中完善对于行政责任承担问题的法律规定;在公司法条文中明确采用私力救济方式解决公司章程效力瑕疵问题的具体实施程序;明确界定公司章程无效或可撤销的适用范围等。
[硕士论文] 周静
法学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与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不对等,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与其他刑事被害人相比,性犯罪被害人所受的损害有其特殊性,除了被告人使用暴力、胁迫等手段导致的第一次伤害外,还很容易遭受二次伤害,如公检法机关对案件处理不当、普通民众对被害人的偏见等。许多国家和地区规定了性犯罪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特别措施,而我国在性犯罪被害人的权利保护方面有很多不足之处,不仅缺少相应的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各种问题。刑事诉讼在惩罚犯罪的同时,也应该注重保障被害人的人权,因而有必要对加强性犯罪被害人权利的保护。为此,本文对我国现行的立法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同时借鉴美国、德国、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提出行之有效的保护性犯罪被害人权利的特别措施。文章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第一部分,论述性犯罪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理论基础,这里不再论述被害人保护的基础理论,而是从女权主义法学、犯罪被害人学两个与性犯罪被害人权利保护联系更为密切的角度展开讨论。
  第二部分,介绍我国性犯罪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现状。一是对我国性犯罪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立法及司法解释进行简单的梳理和分析。二是考察我国性犯罪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司法实践。对中国裁判文书网上的部分性犯罪案件进行分析以了解我国性犯罪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现状。
  第三部分,着重分析我国性犯罪被害人权利保护存在的问题:第一,性犯罪被害人的知情权缺乏保障;第二,性犯罪被害人的参与权不受重视;第三,性犯罪被害人的隐私权保护不足;第四,性犯罪被害人的人格尊严权被漠视;第五,性犯罪被害人不享有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和国家补偿的权利。
  第四部分,提出完善我国性犯罪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建议:第一,完善性犯罪被害人的知情权;第二,保障性犯罪被害人的参与权;第三,加强性犯罪被害人的隐私权保护;第四,注重保护性犯罪被害人的人格尊严权;第五,确立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并建立完善的国家补偿制度。
[硕士论文] 纪雯雯
法学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信息化的浪潮已席卷人们的现实生活,无论是进行网上购物,还是进行线上教育,甚至是在网上预约医疗项目等,毫无疑问,便利的网络系统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正所谓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凡事有利有弊,在网络为人们提供便利的同时,随之而来的网络犯罪也越来越多,甚至滋生了多种新型的犯罪形式,当前的刑事立法已然无法适应网络犯罪时代的规制需求。在当前时代,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主体性地位越来越突出,已然成为用户与网络之间的桥梁,其更是在网络安全管理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其中新增设了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至此,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不作为也进入了刑法规制的范畴。这就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依法履行义务,积极作为以充分保障信息网络的安全。但是,面对网络犯罪层出不穷的社会现实,这一立法是否能够有效应对,还需要进一步考察。
  本文主要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简述了研究背景及意义;第二部分是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立法背景,主要阐述网络犯罪治理模式的转变。该罪的设立,开创了网络犯罪领域的合作治理模式,实现了传统单一化向新型多元化的转型,具有积极肯定的意义;第三部分是文章的重点部分,包括第三章和第四章,主要围绕该罪的消极面展开,对该条法律条文进行深度地剖析。第三章是针对该罪部分构成要件的模糊设置,着重限定了信息安全网络服务的义务范围;第四章则分析了“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的具体实践应用。
  该罪的设立,符合我国当前网络犯罪安全治理的大趋势,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参与,必将带来双方甚至多方共赢的局面。一方面不仅能够促使网络服务提供者积极履行义务,还能够使其据此在一定条件下获得抗辩权利;另一方面也能够提高国家打击网络犯罪的效率,节省司法资源;此外,也给用户提供了一个更为安全稳定的网络环境。虽然该罪的积极意义值得肯定,但是也存在一些缺陷,比如“责令采取改正措施而拒不改正”这一客观构成要件的设置使得其在司法实践中几乎难以适用,完全背离了立法者的立法目的。
[硕士论文] 周围
刑法学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脱离于传统社会的现实环境,网络侵犯著作权犯罪出现了异于传统型本罪的特点。就犯罪发生的地域来看,地域分布主要在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江浙沪等地,体现出典型的地域分布的绝对集中性特征。构成犯罪的行为方式大大改变了本罪复制发行的传统方式,具有多样、复杂且相对集中的特征。异于一般想象的结论,本罪单位犯罪极少,且自然人单独犯罪占据多数。在审判的程序上,基层法院管辖以及普通程序的适用具有原则性,但各地仍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在刑罚的适用上,以适用缓刑为原则,体现出本罪处罚轻缓化的倾向,刑罚适用差别过大,法外开恩普遍存在。基于入罪标准的违法所得存在计算上的困难,这使得刑法的这个入罪规定被虚置。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在网络侵犯著作权罪中开始出现争议。网络环境下营利目的的弱化或者不明显,并不意味着侵犯行为不具该种目的,对该目的推定的认定方式并不困难,因此无需取消。网络侵犯著作权罪的客观行为要件仍然是复制发行,只是在网络环境下复制发行具有了“私服”、“外挂”、“被点击”以及“深度链接”等方式,因此各行为是否为“复制发行”,应具体认定。作为入罪要素的违法所得数额存在计算上的难题,被司法解释将其实质取代的非法经营数额表面明确,但实际仍然模糊且不合理。传统型著作权一样,非营利性基于文化的传承、公益的目的,一定限度合乎规范的适用他人网络著作权仍然是对著作权的合理使用。网络上一般侵权行为和本罪存在行为方式以及侵权量的不同。网上销售他人侵权复制品,网络上的非法经营行为,犯罪对象是应用软件、游戏软件的情况下,采用侵入他人计算机修改数据窃取相关数据并复制传播的行为,以及《刑法修正案(九)》出台后对他人网络侵犯著作权进行帮助的行为分别使网络侵犯著作权罪和网络销售侵犯复制品罪、网络侵犯商业秘密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以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发生关联,产生认定上的界分标准问题。网络著作权刑法规制的完善,在立法模式上宜才集中于附属立法方式,行为和对象适时适当扩张,并增加资格刑。司法上,要发布网络侵犯著作权罪的指导性案例,并改变司法定量的模糊性。
[硕士论文] 卢志萍
法律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我国农业人口基数庞多,土地作为农民最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在过去的很长一段历史时空里一直发挥着最基本的社会作用。随着社会的进步,农业现代化发展开始要求利用土地为农民增收,2014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中办发[2014161号)明确规定:“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实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保证土地经营权能够进行合理有序的流转,保持家庭经营地位不动摇,尽量培养新型的经营主体,重视发展各式规模化经营模式。”在此背景下,“三权分置”理论应运而生。相比较而言,“三权分置”在“两权分置”的基础上扩大了土地的使用面积和规模,丰富了农业生产主体的类型。且三权分置理论最大的创新点就在于其强调的“放活经营权”,这也是新一轮农地产权改革的关键点,农地经营权的概念也由此而来,为增加农民的可支配性收入提供了政策基础。
  本文采用理论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首先介绍了农地经营权入股的政策概念和法律属性,通过对不同试点地的不同农地经营权入股模式进行理论分析,从实践中发现其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公司法》、《土地承包法》、《担保法》等法律由于自身的滞后性导致农地经营权入股一直得不到实体法的保障,这就需要提出一一对应的法律修改方案;由于农民股东承担风险的特殊性,在对农民实行保底分红政策的同时又要考虑到通过法律手段保护其他非农股东以及农业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并试着在二者权利博弈之时建立一套双方皆适用的权利保护机制,尽力寻求一个高度平衡点;此外,包括登记机制、市场制度和社会保障三者在内的配套制度十分欠缺,这就需要明确国家和政府的统领作用,带头建立农民股东保险机制,并完善农地经营权入股登记制度,加快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为农地经营权入股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推行创造一个良性的社会环境。
[硕士论文] 杨玉娟
法学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2016年11月1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多家部门共同出台的《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2016年11月16日印发,法[2016]386号)标志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有了制度保障。该试点办法的实施与中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一脉相承,客观上对司法资源的有效配置、讼诉效率的提高起到了显著的作用;更有利于及时化解社会纠纷,减轻诉累,维护当今社会稳定。但在试行过程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也凸显出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如律师参与程度较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性保障不充分等。对此通过对目前制度试点地区现状考察分析,分析总结试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凸显出的问题,以我国司法国情为依据,提出行之有效的针对性建议。本篇文章总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介绍本文选题背景和选题意义以及本文的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是梳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法律基础,通过梳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我国的法律基础以及对《试点办法》和部分试点地区规范性文件进行评析,目的是加深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理解。
  第三部分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实践中的考察,分析各地试点工作中的可取之处,梳理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的保障不充分,量刑从宽的梯度不明确,被害人态度考量的不确定,以及认罪认罚案件律师的参与程度低四个方面。
  第四部分是针对上文的问题提出了完善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具体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自愿性,落实获得律师帮助权,明确从宽的幅度、细化从宽的梯度,保障被害人合法权益,强化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司法监督。
[硕士论文] 王雨甸
法学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我国运输事业以及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在“一带一路”的政策下,外来物种入侵现象呈愈演愈烈趋势。外来物种入侵不仅给我国的农业、林业、渔业等各领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更是严重威胁了公共健康安全以及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阻碍了习近平主席所倡导的生态文明的建设。
  现如今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防控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环境法学热点问题,对此国际社会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文件用以规制物种入侵,世界各国也建立了一套富有自身特色的防治物种入侵的立法模式及法律制度,尤其像新西兰、日本等国的防治立法均已走在前列。我国至今没有一部专门规制物种入侵的法律规定,有关防治物种入侵的内容分散于《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文件之中,尽管这些法律文件对防治物种入侵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仍旧存在诸多问题,导致防治物种入侵达不到最佳效果。本文通过立法规制角度对国内外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立法进行分析和整合,旨在从立法模式、管理体制及配套制度等方面完善我国防治物种入侵的法律对策。
  在文章的体系结构上,正文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通过分析外来物种的研究背景以及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等,提出研究外来物种法律规制的必要性及可行性;第二部分,主要通过对我国有关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等法制现状的梳理,分析出我国现行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规制存在法律规制滞后且缺乏系统性、法律调整范围狭窄、配套的具体制度缺失等不足;第三部分,主要介绍了在国际上普遍采用的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国际法律文件及国际原则,并选取了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及英国等国家防治物种入侵的法制经验进行比较分析,从而为我国今后对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规制提供合理的借鉴;第四部分,主要针对我国防治物种入侵的不足,立足于国外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经验,从立法体例、法律原则、法律制度、及国际合作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完善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规制的建议;第五部分,主要通过对全文的概括,提出对未来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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