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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江文
中国史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史研究的长足发展,日本通史著作的出版发行也逐渐增多。对日本通史著作进行系统的分析,总结其得失,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出版的日本通史著作进行系统性梳理和分析,并将其与多部大陆出版的日本断代史以及日、美学者编撰的日本通史著作进行比较,总结中国大陆日本通史编撰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希冀可以推动此领域的编撰工作。
  文章共分为绪论和正文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绪论,主要阐述了本文研究的目的、意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等。在分析和总结学界相关研究状况的基础上,确立了本文的研究框架和思路。
  第二部分正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按类别分析大陆已出版的日本通史著作的编撰体例、史学思想、史学方法等内容,以此呈现大陆日本通史著作编撰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
  第二、三章将大陆出版的日本断代史以及有代表性的日、美学者编撰的日本通史著作与前述的日本通史进行比较,分析它们在编撰体例、史学思想、史学方法及具体历史事件书写上的异同,厘出可供今后大陆日本通史编撰吸取的经验教训。
  在结语部分,对大陆已出版的日本通史著作进行整体性总结,分析它们的编撰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并就未来日本通史著作编撰,特别是多卷本日本通史的编撰工作提出自己的思考。
[硕士论文] 王彤
世界史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历史学者,津田左右吉(1873-1961)将武士视为社会进步的推动力与文化发展的促进者,给予较高评价。本文正文从三个方面论述津田的武士道思想。
  第一部分梳理津田对武士及武士道的定位。津田从日本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出发,论述武士文学时代在日本历史上的位置。津田认为,武士职务的认定侧重于战斗功能,判定自食其力的武士优于寄生的贵族。在考察武士存在环境时,津田关注武士力量得以有效发挥的混乱与战争时代;在考察武士构成与性情时,津田关注其率性而为的气质;在分析武士职务与作用时,明确展现出津田对武士历史作用的肯定。总之,津田是从历史发展角度,以国家统一这一根本理念来衡量武士道内涵与特征的。
  第二部分从以“恩”为基础的主从关系、武士之情、武士之德三方面分析津田武士道思想内涵。津田大致赋予武士之情三种含义:以“恩”为基础的情,建立在本能基础上的情,以同情为基础的情。在对上述三种含义的论述中,津田既反对儒家的忠孝观念对武士之情产生影响,又排斥一般武士道论中强调武士绝对精神的倾向,而是将武士之情的产生放在历史形成中加以考察,以强调主君与从者之间相互的依赖之情为情感基础,从历史上民众生活的一般性常态中解读武士道中的“恩”,从而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武士道论。津田在对武士之德的解读中,使用了有别于一般武士道论的“勇气”“自立”“羞耻”等词汇,试图以此对武士之德展开全新解读。津田竭力颂扬武士道德中的自立与人性,并将这种自立与人性作为日本文化的财富。
  第三部分剖析津田思想中的武士道与国民思想的关系。津田对日本历史上展现出的不同时代的思想进行整体性价值评判,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日本国民性的现实思考。在这一评判与思考中,津田将植根于日本本土的武士道赋予极高的思想史意义,将武士道定位为纯粹日本思想,并判定武士道应当成为构建未来日本国民道德的因素。
  总之,津田的思考与研究表现出明显的“日本主义”倾向,这也展现出在“脱亚入欧”思潮的影响下,津田所处历史时代的日本文化带有试图排除外来思想,纯化日本文化的情感倾向。
[硕士论文] 吴凤
世界史 延边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产生于公元前6至5世纪。在三国时期由中国传人朝鲜半岛,被三国国王接受并传播,特别是新罗法兴王开始积极扶持佛教,佛教得到迅速发展。由于受到新罗崇佛的影响和政治需要,高丽国王也大都对佛教进行扶持。从整个韩国历史上看,佛教的发展在高丽时期达到顶峰,其影响渗透到高丽社会的方方面面。伴随着佛教的发展,不仅使高丽僧侣的地位不断上升,也让作为佛教物质载体的寺院聚集大量财富,形成寺院经济这一特殊的经济形式。寺院经济在高丽社会经济中占有的重要部分,并对国家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深入研究高丽朝寺院经济实属必要,而国内学者对此却鲜少涉及。笔者在广泛参阅史料和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高丽时期佛教的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分析其与寺院经济的关系,着重探讨寺院经济的主要构成及高丽朝寺院经济的发展过程,进而总结出寺院经济膨胀的弊病与影响。
  本论文共分为三个大部分:即绪论、本论和结论。
  第一部分为绪论,其内容包括本论文所要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的研究动态,并叙述了本文所要使用研究思路与方法及其创新地方。
  第二部分为本论,内容分为四章:
  第二章,对高丽时期佛教的兴盛进行叙述。此章节主要从对新罗崇佛思想的继承、王建的《十训要》及其佛教因素和高丽佛教的地位三个方面进行阐述,描述了佛教在新罗时期经过各国王的扶持,得到广泛传播,以致在高丽建国后继续发展佛教来收复和教化民心。加上王建的《十训要》和之后的僧科、王师、国师等确立佛教在高丽的国教地位,因而佛教在高丽时期达到发展顶峰。
  第三章,研究高丽朝寺院经济的发展过程。本章对寺院经济的构成从寺院田、寺院奴婢和寺院的商业活动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然后从高丽朝的整个时间段,对寺院经济的发展进行阶段性划分。
  第四章,探讨寺院经济膨胀所导致的弊端与影响。随着国王不断营建寺院、佛塔,举办各种大型佛事活动,各阶层对寺院施纳财物的增加,不仅使得寺院聚集大量的财富,还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加重了民众的生活负担,僧侣教团紊乱和僧侣素质下降。因此,新兴起的士大夫阶层开始进行斥佛,加上此时朱子理学的传入,排佛论开始兴起,促使李氏朝鲜排佛崇儒政策的确立。
  第五章,分析了寺院经济对高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此章主要从寺院经济对政治、经济、文化、佛教自身四个方面的影响进行讨论,对每个方面又尽量从利弊两个点进行分析,以期对寺院经济的影响能够清晰了解。
  第三部分为结论,对正文内容进行概括和提炼,得出本论文的主要观点。
[硕士论文] 孟繁颖
世界史 延边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书院是古代东亚教育制度中一个特殊的存在,时而作为官学的补充,充当为统治者输送人才的机构;时而作为独立的私学场所,由名儒带领,聚众讲学,自我进行人格教育,是集合了培养士人、藏书印书、文娱活动、祭祀仪礼的教育组织。中国的书院起源于唐、兴盛于宋、明清时期趋向没落,曾以多种形态出现。在中国的文化教育历史上,体现了百家争鸣、学术独立的文化底蕴,在开启民智、和睦乡里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李成桂建立朝鲜伊始,即确立了“儒教立国”的治国理念,大力支持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儒学文化在朝鲜的传播,并将其设为国学。在此环境下代表新生儒学力量的士林阶层与陈旧腐朽的勋旧阶层展开了数年的斗争。而在士林的支持下,诞生于中宗朝时期的“白云洞书院”成为朝鲜的第一个正轨书院。直到宣祖朝时期,伴随书院的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儒学文化在朝鲜王朝从中央到地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巩固,其中,从世宗至宣祖时期书院确立的教育价值选择是功不可没的。
  本论文分为三个大部分:即绪论、本论和结论。
  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阐述本论题的研究目的和意义、相关研究动态、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创新点,通过对其梳理和概括,理清了写作的思路和目的。
  第二部分是本论,主要分成三章内容。
  第二章是论文的背景,分为三个小部分。通过对书院形成的社会背景的梳理,了解当时朝鲜王朝文化上崇儒抑佛的国家政策,引出书院的产生源于中国儒学的影响、朝鲜官学的不振、以及在野士林的努力三方面。既是书院的衍生背景,也是时间发展脉络。
  第三章是论文的主体,共分为四个小部分。通过展现世宗至宣祖时期书院的经营状况来了解其文化底蕴。这里涉及到书院的学规制定、教学书目的选择、教育模式的运用、以及以李滉、李珥为例的书院经营贡献,显示出书院蓬勃向上时期良好运行的态势。
  第四章是论文的重点,分为三个小部分。综合前两章的内容,总结出这一时期书院的特点。这里的特点指的是到宣祖朝为止、与17世纪后书院政治化、利益化、弊病丛生的状况相比,这时期书院研究目的学术化、讲会之风盛行、与乡里势力的紧密结合的特点体现的尤为明显。
  第三部分是结论。通过对以上三章节内容的阐述总结,得出以李滉的书院论为核心建立的书院,在推动了朝鲜国家层面儒学化历程同时,也具有自身的文化特点。
[硕士论文] 刘祁
专门史 延边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道教与儒学、佛教一样,在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都受到了道教文化的影响进而发展出各具特征的宗教形式。虽然学界关于东亚道教研究的成果也较为丰富,但总的来说都仅仅局限于本国家或民族的道教研究,没有对共性的历史文化特征进行归纳。本文以七世纪上半叶的唐朝、高句丽、日本为研究主体,以道教的交流、融合、发展为研究对象,试图在东亚格局下考察道教交流在三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中的特点与地位。
  本论文共分为三大部分:绪论、本论和结论。
  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阐述论题的研究目的和意义,相关研究动态,研究思路与方法。
  第二部分为本论,从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和分析。第一,对三国各自道教进行溯源,并总结其早期交流的特点。第二,论述七世纪上半叶唐朝与高句丽的道教交流情况。首先,分析唐朝与高句丽道教交流的背景;其次,对文献与考古中道教交流资料进行分析;最后,重点考察盖苏文在两国道教交流中的作用。第三,主要论述七世纪上半叶唐朝与日本的道教交流情况。首先分析唐朝与日本道教交流的背景;其次对文献与考古中道教交流资料进行分析;最后,重点考察圣德太子在两国道教交流中的作用。第四,主要论述七世纪上半叶高句丽与日本的道教交流情况。首先,分析高句丽与日本道教交流的背景;其次,对文献与考古中道教交流资料进行分析;最后,重点考察墓葬壁画在两国道教交流中的影响。
  最后部分为是结论,对三国交流过程进行总结并归纳其特点和地位。
[硕士论文] 王丹丹
世界史 延边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受气候和自然环境影响,海上航行中海难事件频发。海禁解除后,海上航行船只增加,漂流至他国的外国船只也增加,各国以人道主义或其它原因救助漂流民,清朝和朝鲜救助漂流民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完善漂流民救助政策。两国确立宗藩关系后,清朝展示出对朝鲜漂流民的怀柔政策,朝鲜则送还清朝漂流民受两国关系变化影响。漂流民活动于两国之间影响两国关系,传递两国消息与文化。
  本论文共分为三个大部分:即绪论、本论和结论。
  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论题的研究目的和意义、相关研究动态及创新点。
  本论主要分为四章:
  第二章阐述清朝和朝鲜宗藩关系的确立以及宗藩体系下朝鲜对清朝认识的改变使得朝鲜在处理漂流民方式的改变,清朝和朝鲜半岛的海上交通路线以及造成海难的主要因素。
  第三章分析了清朝漂流民的人员分布以及主要去向,论述朝鲜对清朝漂流民的送还方式的形成以及朝鲜救助送还漂流民的过程。
  第四章论述清朝对朝鲜漂流民的救助及送还方式。本章分析了朝鲜漂流的出行情况和漂到地,清朝对朝鲜漂流民救助方式形成以及具体过程。
  结论,对正文的内容进行总结,得出结论。
[硕士论文] 李长龙
世界史 延边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权傈(1537-1599)是朝鲜王朝中期的文人和武将,壬辰倭乱时期他与李舜臣一陆一海并成为壬辰双璧。1592年,丰臣秀吉出动大军侵略朝鲜,武备松弛的朝鲜方面可谓一溃千里,权傈经柳成龙举荐出任光州牧使,后逐步升至都元帅,组织朝鲜官军和义兵抵抗日军的入侵。在战争初期,权傈就直接指挥了梨峙防御战、秃城战役、幸州战役等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给日本侵略者以重创,为提升朝鲜军民的斗争意志起到了莫大的激励作用。丁酉再乱后,朝鲜海军在漆川梁海战中大败,权傈推荐李舜臣重整朝鲜海军,并取得了鸣梁大捷。陆路上,权傈制定组织日军北进的战略,并与明军联合对日作战。丰臣秀吉死后不久,日军开始退出朝鲜。1599年,权傈以63岁的年龄辞职还乡,同年7月病死。死后,被朝鲜朝廷追赠领议政的官职,谥号忠庄。与李舜臣、元均同授一等宣武功臣。本文以权傈的抗倭活动为主线,深入挖掘壬辰倭乱时期朝鲜军民的抗倭斗争及其与明军的协同作战,从更为微观的视角去看待这场东亚国际战争。
  本论文共分三个部分:绪论、正文、结论。绪论主要阐述选题的目的和意义,以及本论题的主要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正文部分分为如下四章。
  第二章主要阐述了权傈的生平及其初期抗倭活动,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权傈的出生及壬辰倭乱爆发前的成长历程做一简要介绍;第二,壬辰倭乱的爆发后,时任朝鲜王朝领议政的柳成龙举荐权傈的原因;第三,简述权憟在全罗道的募兵活动。
  第三章主要阐述了壬辰战争期间权憟的军事活动,主要分别围绕梨峙防御战、秃城战役、幸州战役展开,简略其过程,注重分析三场战役的背景和结果及意义,进而对三场战役的性质和结果,以及明军的作用等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第四章主要阐述了日军第_次入侵朝鲜时权傈的抗倭活动。在简要分析丁酉再乱爆发原因的基础上,重点讨论权傈对李舜臣的启用问题和权傈与明军联合作战及反击日军的情况。丁酉再乱时权傈虽为朝鲜军的最高指挥官却未能收获更多的胜利,更多的是带领朝鲜军民与明朝联合作战。
  第五章主要阐述了战争的终结与权憟的封功问题。
  最后为结论部分,综合评价权憟在壬辰倭乱期间的功与过及其个人品格,揭示其留给后世的宝贵精神财富。
[硕士论文] 李兆曦
专门史 延边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万历援朝战争是一场持续了七年(1592-1598年)之久的,涉及中、朝、日三国的区域性战争,战争由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对朝鲜王朝发动,明朝因与朝鲜的宗藩关系以及对自身的保护出兵进驻朝鲜半岛援助。战争的爆发对中、朝、日三国的经济、政治、民生等方面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三个国家的封建统治阶级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动摇,大量的兵力、粮饷的投入使国家财政受到影响。
  这场战争,虽然在政治、经济、民生等方面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但是不可忽视的是,这场战争期间产生的中朝文化交流对朝鲜半岛的政治思想、文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导向作用。
  本文以万历援朝战争这一历史事件为切入点,在对现存史料的分析和学界现有成果的基础上主要对战争期间中国文化对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发展进行讨论研究,全文共有三部分组成,分别是绪论、本论和结论,本论部分有三章。
  第一章是绪论部分。主要陈述了本文的选题目的与意义、国内外相关的研究动态、以及本文写作的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点。为本论部分奠定基础。
  第二章主要叙述了万历援朝战争的爆发与中朝日三国关系的变化。首先是对日本入侵朝鲜及日本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北亚格局提出挑战进行概述;其次概述战争的爆发和朝鲜王朝的应对态度;最后以中朝两国长久以来的宗藩关系为出发点,对明朝出兵朝鲜的过程和东北亚体系新格局的产生进行了论述。
  第三章对万历援朝战争中中国文化对朝鲜半岛的传播进行重要论述,为本文的重点章节。首先阐述了明朝军事文化的传播,主要从军事制度和军事书籍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其次是关羽信仰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和发展情况;最后是对阳明学在朝鲜半岛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研究论述。
  第四章是总结万历援朝战争中中国文化的传播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对本文第三章涉及的几种代表性的中国文化对朝鲜半岛的影响进行了分别阐述。首先是军事文化的传播对朝鲜半岛的今后军事制度建设产生的影响;其次是关羽信仰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对朝鲜半岛信仰文化的影响;第三是万历援朝战争期间阳明学在朝鲜半岛的发展对朝鲜王朝后期思想学说的丰富。
  第五章为结论,在前文的研究基础上,不但对万历援朝战争中中国文化对朝鲜半岛的传播以及产生的影响进行总结,而且对文化传播对中朝两国关系的影响进行引申探讨,对本论题的结论进行系统的阐释。
[硕士论文] 王樱洁
专门史 延边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女性政治地位,是女性研究领域中一个重要课题。作为社会重要群体的构成部分,女性政治地位的高低,既关乎女性自身的发展情况,又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起重要作用。七世纪东亚社会接连出现女性当政的现象,唐朝出现中国历史上唯一正统的女皇帝武则天,朝鲜半岛的新罗接连出现女王执政的情况,东亚女性政治地位在这一时期显著提高,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本文研究的重点之一,同时通过具体对比,分析这一现象在两国表现的异同,以求对彼时东亚女性的政治地位提高的史实进行更全面的探究。
  本文以则天女皇与善德女王为考察对象,在现有史料和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以七世纪唐与新罗女性的政治地位探析为主线进行研究。全文共分为三部分,即绪论、本论和结论,本论部分共有三章。
  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选题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选题方法及创新点。
  第二章为唐朝的女性地位与女性政治活动。以唐朝前期的社会发展与思想解放为背景,研究这种环境如何催生女性参政的现象,在此基础上,以则天女皇为唐朝女性政治地位的代表,以其执政内容、统治结果和历史评价等问题具体呈现女性在唐朝政治中的地位。
  第三章为新罗女王执政与女性的政治地位。以新罗前期的等级制度与社会发展为切入点,揭示新罗出现女王执政的直接原因。以善德女王为新罗女性政治人物的代表,阐述其执政内容,对其历史地位和评价等问题进行研究,具体呈现女性在新罗政治中的地位。
  第四章为唐朝、新罗女性的参政环境和政治影响对比。本章结合第二、三章的研究,通过综合分析唐朝与新罗女性参政环境、施政措施与结果的异同之处,尽可能全面地呈现彼时东亚社会女性政治地位的变迁,同时揭示两国女性参政对后世女性地位、社会对女性认识等方面的影响。
  第五章为结论部分。通过对七世纪唐朝与新罗女性参与政治普遍现象的研究,肯定两国女性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地位,对两国女性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进行全面评价,以此得出本文的结论。
[硕士论文] 任升浩
专门史 延边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1879年,琉球被日本强行吞并。清政府为了维护琉球的主权,与日本之间进行了反复的谈判,产生了一系列外交事件。虽然在当时,琉球是个独立主权的国家,而这一系列的谈判及外交事件所围绕的核心也是琉球的独立主权。但因为琉球国国力太过弱小,且自身没有武装力量,常年在中国与日本之间处于“两属”状态,因此其国家主权的独立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方与日方的博弈。
  琉球国有其自己的疆域,也有属于它的历史。就其与中国的关系而言,琉球早在明朝时期就与中国存在着封贡关系。琉球与中国周边国家,如朝鲜、越南等共同构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传统宗藩体制。在宗藩体制下,琉球国的内政不被中国政府所干涉,琉球国拥有国家独立主权。1609年,日本萨摩藩入侵琉球,琉球被迫向日本纳贡称臣,从而形成了琉球的“两属”状态。1871年“牡丹社事件”发生,琉球海上难民在台湾被杀害,而这一事件则成为了日本入侵琉球的突破口。1872年,日本在全国范围内“废藩置县”,日本天皇册封琉球,并将琉球划入华族。1874年,日本以保护琉球难民为理由,出兵入侵台湾。1875年,为了进一步隔绝中国与琉球之间的宗藩关系,日本阻止琉球向清政府纳贡,这就是“阻贡事件”。1879年日本强行吞并琉球,并废琉置县。琉球国的官民在中国以及日本都进行了琉球复国运动。然而琉球最终在日本的入侵之下,走向了灭亡。
  琉球的主权交涉过程反映了东亚地区19世纪的格局变动,琉球问题实际上也是日本幕藩体制冲击中国朝贡体制的表现。琉球既处在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之内,同时又被日本的幕藩体制所控制,还处在以《万国公法》为基准的国际秩序体系内。琉球小心翼翼维护着这多边的平衡,以维护自身的独立主权。然而,对于日本而言,如果想要走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就需要在东亚秩序之中找到新的突破点,从而获取有利的发展时机。以琉球作为突破点,拆解宗藩体系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于是日本通过武力对琉球进行吞并,打破琉球国原本所处的平衡状态,在琉球主权问题的交涉过程中,既涉及到了中国与日本的外交博弈,同时西方欧美等国也参与到了琉球问题的调停之中。直至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无力再向日本提出关于琉球问题的争议。但无论是琉球当局还是清政府从来就没有承认过日本对琉球具有所有权。因此,当时琉球问题成为了悬案,仍待进一步解决。
[硕士论文] 杨璐
专门史 延边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隋唐是中国结束五代十国长期战乱之后,中国重新成为在当时古代东亚世界具有重要地位的一个重要阶段,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进一步向前发展。与此同时在东亚地区,与中国领土相近的高句丽和百济经历过国家的全面快速发展之后已逐渐走向衰落。本文选取具有政治和文化双重特性的宫廷乐舞为研究对象,时间范围划定为公元七至九世纪,讨论隋唐时期中国同高句丽、百济为代表的朝鲜半岛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影响。之所以在三国中选择百济和高句丽,是因为从史载和后世研究来看,高句丽和百济音乐的共性更多,明显区别于新罗音乐,更便于讨论研究。
  本文从历史和音乐两个专题入手,分为横纵两条线索。横向线索是宫廷乐舞的对比,纵向线索是隋唐宫廷乐舞的传播与回流。具体来讲,横向线索有两个分支,一是将朝鲜半岛内部的百济乐舞与高句丽乐舞进行区分比较,二是将高句丽、百济乐舞与中国同期政权宫廷乐舞进行比较。纵向线索以宫廷乐舞的传播与回流为立足点,一方面重点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十部伎和高丽伎,另一方面讨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乐器如箜篌、玄琴的演变过程。
  文章的核心内容有两个,一是隋唐宫廷乐舞中的高句丽、百济因素,二是其产生的影响。虽然在历史上的最终结果是高句丽和百济皆为唐所灭,但这不能理解为唐单向地收纳了高句丽、百济乐舞。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隋唐与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乐舞之间是相互影响的,二者相互间的影响,既体现在音乐领域,也体现在政治生活中。
  本论文由绪论、论文主体和结论共三个部分构成。
  第一章为绪论部分,由三部分组成:论文的研究目的及意义、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现状、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第二章分别阐述了隋和唐两代王朝的国内环境,及其与高句丽和百济的外交关系。隋唐与高句丽、百济外交政策的制定,立足点是本国利益,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
  第三章由三部分构成。首先对乐舞与宫廷乐舞进行讨论,分析了乐舞的存在价值,以及宫廷乐舞的特性及辨识度问题。乐舞的产生源自于人类处于懵懂时期的无意识活动,后逐渐从劳动中脱离出来并形成了舞蹈和音乐,在人类社会继续发展之后乐舞被赋予了艺术价值,成为有意识的社会活动。而宫廷乐舞作为舞蹈的一种种类,从产生开始就伴随着政治性,与封建王朝的兴衰同步,服务于政治行为。由此,政治文化交往与音乐相结合,在这一部分奠定了全文基调。其次重点介绍了立部伎和坐部伎的设置及构成形式,探讨了乐府的增设与扩展,以此来说明隋唐宫廷乐舞得到空前的发展和繁荣。在这一章中还介绍了具有朝鲜半岛原生性质的乡乐和巫乐,对高句丽、百济乐舞进行辨析,分析其中的共性与差异。
  第四章乐舞的流转与交融过程是全文的核心内容。高句丽、百济乐舞在隋唐时期被统称为高丽伎,这一章首先由文献和壁画入手讨论隋唐十部伎与高丽伎的联系。随后选取三种具有代表性的乐器,从琵琶的传播与回流以及箜篌和玄琴的比较,来讨论乐舞是如何在中国和朝鲜半岛间流转与交融的。最后,讨论隋唐宫廷乐舞对东亚历史进程产生影响的原因及表现,认识中韩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
  最后一部分为本文的结论部分,对全文观点进行总结论述。
[硕士论文] 郑爽
世界史 延边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元末明初中国和朝鲜半岛都经历着改朝换代的局面,随着明朝和朝鲜王朝的先后建立,两国政局都逐渐稳定,并对边疆地区进行积极的治理。明朝初期在东北地区逐步建立并完善羁縻卫所制度,招抚边疆民族并使其定期进京朝贡,同时开展辽东马市在内的各种贸易活动以维持政局的稳定。朝鲜建立后在维持内部管理的基础上对明朝投诚恭顺,也意图向与明朝东北地区的交界地带扩张,对鸭绿江、图们江流域的女真人或威逼利诱、或积极安抚,以各种手段扩展势力范围。随着朝鲜北进政策的不断深入,边境地区以建州女真为主体的女真成为颇为重视的一部分。由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女真在对明和朝鲜同时朝贡的基础上也与双方开展了贸易活动,这些贸易活动成为女真发展和崛起的重要因素,也反映出明朝时期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以及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
  本论文共分为三个大部分:即绪论、本论和结论。
  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论题的研究目的和意义、相关研究动态、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创新点。
  本论分为三章:第二章,本章是论文的背景部分。首先对明代女真的活动和建州女真的发展进行简要概述,这是明代女真开展贸易的前提背景;同时主要论述明代建州卫的建立和以建州女真为主体的女真与明、朝鲜的政治关系,以前期女真对明、朝鲜的双向朝贡以及后金建立后三者之间关系的转变为核心,阐明女真与二者开展贸易的政治基础。
  第三章,本章是论文的主干部分。主要依据后金的建立这一时间节点论述女真与明、朝鲜开展贸易的具体情况和前后变化。共分为三个小部分,首先探讨明代女真多种经济来源的存在及其原因和影响,由此分析出女真开展贸易活动的前提和必要性;其次以贸易对象为基准分成两个小标题,将女真与明、朝鲜的贸易各自按照官方及民间两种基本贸易形式加以区分,依照贸易时间、种类、路线、人数和地点的不同以及后金建立前后贸易主导权的转变对贸易内容进行不同程度的概述,并阐述不同主体、不同时期下开展的贸易性质的特殊性。
  第四章,本章是论文的重点部分。以后金建立前后为时间节点,主要探析女真、明和朝鲜三者间贸易活动影射的不同政策以及贸易背后三者获得利益的差异性。
  第五章为结论,对正文内容进行总结,将明代女真与明朝和朝鲜王朝的贸易活动进行对比分析,联系当时东北亚局势,得出本论文的主要观点,并呼应绪论中的研究意义。
[硕士论文] 杨亚红
世界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近代历史上新加坡是英国的殖民地,由于港口经济的需要,大批外国移民蜂拥而至,中国华南移民便是最早踏上此地的移民。在与当地居民漫长的融合中,新加坡华族逐渐形成了不同于他族的种族特性。新加坡独立建国后,华族社会的发展进入了新的纪元,但不同以往的经济背景、政治环境、身份认同给当代华族文化发展带来极大影响。建国后政府以国族建构的需要运用行政手段对华族文化进行指导,包括华文教育等对华社发展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让华族在一定程度上有些许文化“迷失感”;另一方面,华社对国家的文化政策作出自己的应对,民众态度从颇多争议到积极调适,呈现出华族顺应国族建构、国家发展的大局意识。当代新加坡政府与华族在文化领域的互动,实际也反映出新加坡国家与社会间的关系,因此本文从华族文化发展困境为切入点,得以进一步探析其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模式,并试图对未来华族文化发展的趋势加以分析。
[博士论文] 王天姿
世界史 延边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安市之战使得高句丽辽东安市城一战成名,新旧《唐书》与《资治通鉴》都对此进行了较为详实的记载。尤其是《资治通鉴》中扩充了许多有关安市之战的细节,阅读起来非常有画面感。唐朝与高句丽双方的对峙、相互的策略与行动的抉择、内部的分歧与争论、帝王的愤怒与遗憾。这些记载呈现给世人一部生动又连贯的演义,让人可以透过文字的承载去想象发生在高句丽辽东安市城一千多年前的弥漫硝烟。当然还有唐太宗李世民的亲征也为安市城提供了不同凡响的名气。
  至今为止对于安市城的考据,学界产生了多种观点,这些观点相互独立存在,使得安市城的地望至今没有确切着落,这篇论文的初始思路便是源于学者们对安市城地望的诸说。重新考据安市城不但可以确认高句丽辽东安市城的具体位置,还对考据高句丽辽东其他山城提供了思路与参照。建安城在文献史料中多与安市城并列出现,在考据了安市城的最终地望之后,建安城的地望所在也随之得到解决。
  文章分为五个部分,首先绪论部分介绍了本选题的目的与意义、国内外研究情况的综述、论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第一章是从“辽东”地名称谓、地理环境及高句丽山城的分布状况入手,因为安市城、建安城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山城,它们只是高句丽在辽东地区所垒筑的众多山城中的两座,要想考据安市城、建安城的所在就必须要了解“辽东”,了解高句丽在辽东区域内的山城部署。第二章则是笔者在“辽东”范围内挑选了十二座具有代表性、关联性的山城进行叙述,目的就是为了证实高句丽对“辽东”的掌控是源自于这种特殊的山城体系。通过这种山城体系的维持使得高句丽可以雄踞辽东长达200多年。安市城、建安城更是高句丽在辽东所设置的重要山城,在考据安市城、建安城的时候也必须要将两座山城置于高句丽辽东的山城体系之内进行考据才更具有说服力。第三章是对高句丽辽东安市城的新的考据。第四章是对高句丽辽东建安城的新的考据。最后一章为结语部分。
[博士论文] 张博远
世界史 延边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朝鲜半岛作为传统的农耕地区,在实现工业化发展之前,农业的兴衰对其经济、民生都产生着重大影响。特别是光复后的北半部,在殖民统治时期积累的工业基础被破坏殆尽,农业生产条件亦不容乐观。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来发展农业生产力是考验新政权的重要课题。本文以朝鲜人民民主主义时期劳动党的两项农业改革政策为研究对象,试图认识并了解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朝鲜的农业及经济状况。文章除绪论和结论外共分为五个章节,概要如下。
  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意义及研究方法。同时对现有的相关学术成果进行了总结和归纳。本文的研究范围限定在朝鲜的人民民主主义时期,具体时段为1945年8月朝鲜半岛光复到1961年1月社会主义制度在朝鲜确立。
  第一章介绍了土地改革前,特别是光复前朝鲜半岛的农业状况以及新政权开展土地改革的历史背景。光复前的农业状况涉及土地所有制关系,农民的经济水平等等,关于土地改革的历史背景主要交代了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鉴于土地改革是朝鲜人民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本文对人民民主主义的理论背景进行了介绍。其次,在光复后不久,北半部的社会主义力量即带领农民开展了“三七制”斗争。从斗争内容上看,这是一次土地改革的预演,为土地改革积累了实践经验。最后,关于土地改革方案的制订,本文着重介绍了朴宪永、金日成各自代表的社会主义力量以及苏联方面的土地改革方案。
  第二章主要介绍了土地改革的政策内容、骨干力量、改革成果、历史意义以及决定农民生产利润的农业现物税制度。土地改革法令规定了此次土地改革以无偿没收和无偿分配为基本原则,其目的在于解放农民,消灭剥削。从性质上看,土地改革就是一场变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的改革。北半部超过一半的耕地被罚没并分给农民,土地改革对北半部农业的发展以及新政权的巩固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三章是关于战争时期农业政策的内容。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使劳动党的农业政策发生了两次转换。在人民军迅速占领朝鲜半岛南半部地区的同时,农业政策的重心很快也转移到了南半部,党和政府在2个月内即完成了南半部的土地改革。美军仁川登陆之后,由于战局不利,党的视线再次聚焦到了北半部。从1951年开始,朝鲜出现了农业协同化(类似于我国的农业合作化)的萌芽,农业协同化经营逐步代替个体经营成为了新的农业发展方向。战争时期的这一转变在后来甚至成为了整个人民民主主义时期农业政策发展方向的转折点。
  第四章着重介绍了朝鲜劳动党在战后关于农业恢复和发展的政策。经过战争的破坏,农业协同化经营乃是大势所趋。但党内和学界关于农业协同化经营的合作方式及推广速度仍存在争议,甚至还有继续维持个体经营和小农经济的呼声。在争论与探索中,朝鲜的农业协同化运动在1953年8月逐步展开。
  第五章是关于朝鲜农业协同化运动的发展过程及其历史评价的内容。农业协同化运动历时5年,分三个阶段完成。农业协同化运动不仅仅以团结农民、克服物资匮乏为目的,党和政府同时也希望借助农业协同化运动促进农村向社会主义体制进行过渡。在全国的农户都被纳入到农业协同组合(类似于我国的农业合作社)之后,党中央又通过整合,加强了农业协同组合的各项经济和政治职能。1961年朝鲜正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农业协同化运动的历史使命彻底完成。
  结论部分梳理了全文内容,从理论的角度进行了总结和概括。
[硕士论文] 丁秋瑾
亚非语言文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朝鲜王朝实录、朝天录和明实录等中外文献为史料,采用历史文献研究和横向比较的方法,研究朝鲜王朝的请援使臣在壬辰战争初期的使行以及他们在请求明朝援助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而分析明朝在慎重地审视朝鲜提出的“请兵”缘由后最终出兵援助朝鲜的决策要因,探析东亚封贡体制下明-朝鲜关系在军事层面上的实质。
  1592年4月,日本把朝鲜作为觊觎明朝的跳板,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战争初期朝鲜一路溃败,国王宣祖奔逃至义州避难。而朝鲜和明朝保持宗藩关系由来已久,在国家危急时刻朝鲜首先想到的是寻求“上国”即明朝的庇护。在壬辰战争爆发初期,多次派遣请援使臣“陈奏倭情”,请求“入辽内附”并请明朝出兵援助朝鲜。在“内附”要求遭到明朝的拒绝之后,朝鲜遂专注于“请兵”。朝鲜的请援使以赴北京和辽东请援为两条主线。到北京出使的包括谢恩使申点和圣节使柳梦鼎,特别是奏请使郑昆寿在“请兵”问题上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赴辽东请援的有请援使李德馨、尹根寿和韩应寅等朝鲜重臣。
  朝鲜请援使臣在向明朝提出援助请求时所主张的理由主要是:第一,朝鲜王朝二百年来“事大至诚”,按照宗藩朝贡体制下“事大字下”的原则,“小邦”朝鲜被祸,明朝作为大国理应救援。第二,朝鲜君臣认为:正是为了阻挡日军入侵明朝,拒绝了日本“假道入明”的要求,朝鲜才遭遇倭贼侵略,因而应当得到明朝的援助。第三,朝鲜认为其作为中国的藩篱,国家危亡之际,以一己之力必难以抵挡日军侵略。而假若朝鲜灭亡,明朝就会失去藩篱屏障,面临日本的长驱直入。所以,朝鲜请援“不特为小邦计,实为天朝计也”。总之,明朝援助朝鲜是宗藩朝贡关系中义不容辞的责任。
  而明朝出兵援助朝鲜的决策,大体经历了从怀疑朝鲜与日本里应外合,到解除对朝鲜的怀疑,经过朝廷内部激烈的论争,最终决定出兵救援的过程。针对朝鲜提出的“请兵”理由,明朝君臣认可朝鲜“事大”的历史,从大义名分论出发,认为应该出兵救援朝鲜。另一方面,明朝援助朝鲜也是考虑“唇亡齿寒”,在救援朝鲜的同时,有保护本国辽东边境安全的目的。所以,明朝决定派出大军援朝抗倭,取得了平壤大捷,赢得了对明朝和朝鲜极为有利的重大转机。
  朝鲜王朝的请援反映了16世纪东亚宗藩封贡体系下朝贡国对明代中国的信任和依赖,而明朝的出兵则体现了作为“天朝上国”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壬辰战争期间请援使较之以前的使臣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肩负着拯救国家的使命,其使行尤其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而作为宗主国的明朝,在这个特殊时期的“字小”之恩,是对东亚封贡体系下明-朝鲜关系本质最好的诠释。
[硕士论文] 陈龄之
日语语言文学 浙江工商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动荡的社会变革期,不少高举革命旗帜或是主张稳健改良的变革派人士,因各自政治诉求未果,先后流亡日本。事出突然,这批人中的大多数皆是在毫无语言基础的情况下开始的流亡生活,因此无法使用口语语言与日本人对话。在这种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中日文人却可以通过“笔谈”这种特殊的方式交流。1897年孙中山在流亡日本时,结识了他革命生涯中的挚友宫崎滔天,二人主要的交流方式即是笔谈。
  一部分孙宫笔谈原稿留存至今,成为孙中山与宫崎滔天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现存的各版孙宫笔谈录文中尚存数处“误孙为宫”、“误宫为孙”、次序颠倒的情况,这势必对研究二人造成阻碍。随着笔谈原稿的影印出版,孙宫笔谈有了最直接的研究底本。本文通过征引相关资料、参照原稿进行笔迹对比等几种方法,重新界定笔谈者身份,并推定笔谈原稿的正确排列顺序及笔谈书写的大致时间。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惊然发现被定义为孙宫笔谈的21枚原稿中,至少有7枚是孙中山与宗方小太郎的笔谈。
[硕士论文] 赵楚月
世界史 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是由晚清留日学生掀起的、反抗日本文部省于1905年11月2日颁布的省令第十九号的集体性罢课归国运动。作为近代中日教育交流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生运动之一,“取缔规则”事件导致超过两千名清国留学生离日归国,构成了甲午战争后留日风潮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从表面上看,清国留学生与以孙文为首的革命派是此次事件的主角,然而,日本政府与教育界的处理方式、以及一般社会的反应均对事件的推进与抗议运动的激化负有责任。本文以先行研究较少选择的日本人为主要视角,利用外交史料馆档案、日本教育学期刊、著作与日文报刊等资料,考察日本人对待“取缔规则”及其引发的清国留学生罢课归国运动的态度,完善围绕该事件研究的全面性,进而归纳出此次事件对于明治后期日本的留学生政策、乃至二十世纪初中日教育合作的影响。
[硕士论文] 张明华
世界史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土耳其妇女的解放思潮觉醒于19世纪初期。随着奥斯曼帝国日益衰落,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想要恢复帝国荣耀,就必须向西方学习,走世俗的现代化道路。其中一些上层人士和精英团体在借鉴与模仿西方模式的过程中,开始意识到妇女阶层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坦志马特时期,改革者就曾通过建立女子学校为妇女争取受教育权,哈米德二世时期,解放思潮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对妇女团体产生影响,至青年土耳其党时期,妇女的世俗权利不仅在教育领域,同时也在法律方面逐渐扩大。虽然在奥斯曼帝国末期,国家仍处于教权控制之下,妇女权利并未彻底实现,但是妇女解放思潮在此时已经开始生根发芽。
  20世纪初期,凯末尔执政以来,他先后废除苏丹制和哈里发制,建立独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并且致力于开展解放土耳其妇女运动。在进行世俗化改革的过程中,他针对妇女解放问题采取了四方面的措施:政治方面,废除伊斯兰教奉行的沙里亚法,颁布法典赋予土耳其女性在婚姻、财产、继承、选举与被选举权等方面的权利,使女性作为一个公民拥有独立的政治权力;教育方面,普及女性受教育权,创建男女同校制度,提高土耳其妇女思想和教育水平,为参与政治和经济生活创造条件;经济领域,扩大妇女在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的比例,颁布《劳动法》保护妇女的工作时长、时薪不受剥削,使妇女阶层逐渐成为现代化建设中不可忽视的力量;社会生活方面,废除女性佩戴面纱、身穿长袍的旧习,鼓励女性建立属于自己的团体组织,丰富女性文化生活,将妇女从家庭生活中解放,创造一个崭新的土耳其妇女形象。凯末尔通过世俗改革使妇女阶层摆脱了几个世纪以来宗教的束缚,妇女长期被压抑的精神生活获得解放,她们从家庭的附属品逐渐过渡成为独立的个体。新的土耳其妇女形象造就了崭新的现代生活观念,同时也为社会的发展树立了新风。
  回顾历史,在共和国初期凯末尔指导下的妇女解放运动虽然同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差距,但这种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冲突下的妇女解放运动不仅是中东地区,同时也是世界其他国家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重要问题。
[硕士论文] 史晓东
世界史 河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古以色列族群性与宗教性高度同构,对其族群认同的探析事实上也可看做是对其宗教生态的把握。本文拟从记忆史学视角切入,以一神论起源为线索,试图从其宗教演进理解古以色列族群建构过程。作为希伯来信仰两大历史记忆,迦南多神崇拜和摩西一神信仰有着耦合与对立的关系。多神也是一神演进的必要前提。一方面确存在一个真实的多神传统,譬如从亚卫神形象中可看到厄勒、巴力神话叙事的影子;乌加里特神话与旧约叙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另一方面,迦南传统被掩藏于旧约文本和考古材料的背后,被古以色列族群有选择的遗忘和隐瞒,不为其文化记忆所兼容。
  从迦南多神到摩西一神不存在“历史的跳跃”,现实与文本间所呈现的革命性、断裂性,是族群对集体记忆筛选、斩断的投射。记忆中的摩西是奠定以色列族群“特殊文化心理”的核心人物,也是其族群认同的最大公约数。摩西形象合和诸先知、祭司、圣王为一体,来源极为复杂,是多重角色叠加的结果。其身上呈现出的三大特质各有所本,各有所用:“排他主义”源于前8世纪何西阿先知的圣婚隐喻,同时也是亚卫上升为独一神的关键,由此衍生出的“偶像崇拜”解释系统将旧有的迦南众神斥为异端,树为“他者”,为族群认同勾勒出一个清晰的边界;前9世纪先知阿摩司的“选民观”为族群身份提供了自我认知,成为凝聚族群的情感纽带;为祭司群体所鼓吹的“律法主义”,较前二者更为晚近,通过禁忌、节俗、庆典等仪式化的方式,使得族群得以不断刷新选民身份,对抗日常化侵蚀,起到维持、巩固之功用。为整合南北族群认同,上述三大特质在前7世纪末的约西亚王改革中,被推元至出埃及历史节点,成为摩西记忆组成部分。正是摩西记忆,所带来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使得古以色列民在接续不断的历史挑战中成功维系了身份认同。
  一神论是身份认同的副产品,是手段而非目的。一言以蔽之,圣经时代的古以色列人基于一种族群身份认同的需要,通过排他一神论,主动、有意地斩断了原有的多神传统,并且将一神信仰追溯至前13世纪的摩西身上,古史层累使得虚妄的伟大人物产生了真实的文化记忆,此即从迦南传统到摩西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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