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依据武氏族谱的相关记载可知，武氏兄弟于明初打着“应诏”的旗号，以“洪洞大槐树”移民的身份进入了位于晋水流域的北大寺村。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后，武氏族人在地域社会内部进行了一系列实体宗族建构活动且进行了“分股”。明清以来，武氏通过宗族力量，最终将灌溉北大寺村田地的“公共之河”变为了“宗族之河”，展现了其在晋水流域的宗族势力。新中国成立以后，武氏宗族经历了“解构”的历史时期，宗族在组织形态上基本被摧毁，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宗族观念与文化的影响普遍存在而且突出。改革开放以来，武氏加入了宗族“复兴”的浪潮并进行了重新建构，在此期间，外迁族人实现了“认祖归宗”的夙愿。
　　以明清以来晋水流域的武氏宗族为研究个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通过探讨宗族自身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宗族与水利的关系以及宗族在新时期进行的“复兴”、“联宗”和“合族”等问题的相关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首先，关于“水利与宗族”两者之间关系的重新界定:作为地域社会发展中的两个要素，宗族与水利在其各自经历的发展历程中，原本没有太大的关联，而是处于一种“各行其道”的状态中。二者出现的交叉是发生在特定历史条件成熟的前提下。当历史条件发生变化时，两者回归到了之前的状态，转而“各奔前程”。
　　其次，关于新时期宗族进行“复兴”、“联宗”以及“合族”问题的研究结论:宗族在村庄治理中的不干涉行为，使得族人对宗族的认同遭遇危机，为宗族走向“复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背景。当前进行的宗族复兴活动，多体现在文化层面，是人们“归属感”的一种深层次的展现。新时期武氏外迁族人的回归，在学术上应该被界定为“合族”行为。而关于宗族之间交往关系的性质，也许是其走向联宗结果的一个开始，但目前的发展阶段并不是真正学术意义上的“联宗”行为。

摘要：传记文学作为文学领域的一种基本文类，对推动文学的繁荣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传记文学的创作实践来说，它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但是传记文学的理论研究却还相对薄弱。历史性和虚构性的问题作为传记文学理论体系中的核心问题之一，不仅关系到如何理解和阐释传记文学的本质内涵，而且还为辩证地看待传记文学的不同写作倾向提供了理论指导。本文将结合具体的传记作品，从四个部分来分析传记文学的历史性和虚构性问题。
　　绪论部分主要阐释了传记文学历史性与虚构性问题的研究缘由及意义，并结合当前传记文学的研究现状，明确了本文的研究重心和方向。
　　第一章主要阐释了传记文学历史性与虚构性问题的理论背景。首先对传记文学的概念进行基本的界定，其次结合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分析传记文学历史性与虚构性关系的不同处理方式，这为我们把握传记文学的发展变化梳清了脉络，是探究传记文学历史性与虚构性问题的重要前提。
　　第二章和第三章是论述的主体部分。第二章主要以传记文学的历史性呈现为着眼点，分别从概略性叙事、外聚焦叙事两个方面分析了历史因素在传记文学中留下的深刻影响。第三章则从心理虚构、对话虚构、细节虚构三个方面论述了传记写作的虚构性倾向，阐释了历史叙事中的“真实”是借合理的“虚构”来实现的。
　　第四章以传记小说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揭示并分析了传记文学轻历史、重虚构的未来趋向，从传记小说的兴起及原因、传记小说的基本特征、传记小说与传记文学的关系三个方面展开，通过对当下传记文学发展趋向的反思，为传记文学形式的拓展提供新可能。

摘要：本文是以楚国公族为研究对象，对楚公族的概念及结构，公族大宗的世系、姓氏、地位、继承制度，公族小宗立氏、族源、世系、官职，公族关系与公族衰亡进行了探讨。
　　依据血缘关系远近来看，公族可分为广义公族和狭义公族。为更好地展现楚公族的风貌，依据其不同的政治地位把楚公族分为大宗和小宗两个层次来进行探析。
　　公族大宗，在楚国地位是极其尊贵的，弄清其发展脉络就可以把握楚国的发展动态。首先探讨大宗世系，依据其发展阶段分为楚先公、楚公、楚王三个阶段来论述，利用清华简《楚居》篇，与传世各种文献比较，对部分记载有矛盾的楚王世系进行考辨。其次疏理楚君姓氏来源的各种观点。然后分成六个阶段来对其地位进行详细的阐释。最后对王位的继承制度进行了新的诠释，以数据来论证公族大宗的继承制度主要是嫡长子继承制。
　　公族小宗是由公族大宗分立出来的，与大宗一起构成了楚国的统治阶层主体。本文首先从大量的古籍中析出小宗分支，并对其得氏方式进行分类汇总，最后绘制公族立氏时间表。其次以若敖氏、屈氏、景氏、昭氏等五个重要的公族为重点，对小宗的族源进行了考证。然后对公族的世系进行疏理，并绘制公族的世系图。最后对公族担任的重要官职进行论述，以官职的担任者来剖析公族的政治地位。
　　大宗与小宗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二者关系甚至影响了楚国的正常发展。首先对二者关系做一整体的论述，然后分阶段对二者关系做细致入微的探讨，最后以调整公族关系为突破口来重新审视楚国的历次改革。
　　公族衰亡不是某一个因素导致的，而是许多因素的合力。首先自身堕落是根本原因，人才流失是催化剂，人民反抗是主要原因，连秦疏齐是加速器，秦国强大是间接原因，直接原因是楚国灭亡。

摘要：浩如烟海的敦煌文献中,包含有大量关于姓氏的记载。敦煌姓氏的考证有助于我们对敦煌多民族的移民城市有更直观的感受。据统计敦煌姓氏至少有263个,包括各种汉人姓氏和胡人姓氏。敦煌因为地处边疆,四周被许多胡人民族所包围,所以在敦煌姓氏中可以看到很多胡人姓氏,甚至有古代印度的姓氏。敦煌不仅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商业重镇,更是一个著名的佛教文化中心。《百家姓》是北宋初年出现的一部姓氏书,由于朗朗上口,逐渐为大众所接受,并成为蒙学读物之一,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百家姓》和敦煌姓氏在时间上较为接近,因而具有一定的可比性。通过和《百家姓》的对比,排除掉二者收录的相同姓氏,我们发现了敦煌存在一些比较少见的姓氏。这也反映了敦煌姓氏的一些特色。敦煌如此之多的胡人姓氏要归功于它的地理位置。因为敦煌自西汉时期到北宋时期,一直都是处于“四面六蕃围”的状况之中。敦煌地区多民族聚居的情况直接导致了当地复杂的姓氏状况。

摘要：蒙元时期，蒙古族统治了几乎整个欧亚大陆，这是中国历史上其它王朝所无法比拟的，直至1368年，元帝国才最终崩溃。元明之际，元顺帝虽退至塞北，但保留有完整的政治机构和军事力量与明朝廷对抗，北边防线警报频传，严重威胁着明朝边疆的安全。对此朱元璋深知这关系到新王朝的安危，因此制定了“威德并施”的政策来解决蒙古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将故元官兵进行移徙，移徙数量之大，历时之长，过于前朝，成为明初最受关注的历史事件。洪武二十年，作为元王朝最后的抵抗势力盘踞在辽阳金山的纳哈出，也最终归降明太祖，这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元明朝代更替的尘埃落定，明朝最终统一中国。
　　民族移徙不是简单地从一个地域空间转移到另一个地域空间，更主要是这个过程中与其它族群所发生的互动关系，以及对于整个中国民族分布格局和民族融合的深远影响。我国聚族而居的村落形态由来已久，在南方更是形成了许多单姓的宗族村落，这样的村落一般以一个姓氏为主。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山区的洪厝坑正是这样一个村落，村里绝大多数人有一个极为罕见的姓氏—出姓，他们自称是蒙古族的后裔。
　　本文拟以涂岭洪厝坑蒙古后裔聚居村为代表，首先，从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村落布局和人口这几个方面对涂岭以及洪厝坑的概况进行描述;第二，充分运用史料以及家谱材料对福建蒙古族出氏家族的情况予以梳理和论证，并从这一角度分析明清时期的民族融合以及纳哈出出史事;最后，与入闽其它蒙古族家族比对，从一个侧面论述明清以来民族融合情况以及内迁蒙古人的安置史事。

摘要：梁启超是对中国传记由传统转向现代作出尝试的第一人。他的人物传记,根据其对英雄的定义,都可归为英雄传记一类。梁启超的英雄观和英雄史观直接影响他对传主的选择。受到中国传统英雄观和西方卡莱尔英雄观的影响,梁启超认为“英雄”是具有人性的、为人民谋利益的非常之人。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说,梁启超的英雄史观是有缺陷的,但它本身又是一个时代性的问题,从梁启超自身对英雄和时代之关系的看法的不断修正上,可以看出,梁启超崇拜英雄的实质是崇拜英雄精神和英雄能引导人民开化的力量。
　　救亡图存和“新民”是梁启超创作英雄传记的社会原因,而英雄传记在日本明治时期对日本国民所发挥的励志作用更是给了梁极大的启发。而从传记学的角度来考察,梁启超创作英雄传记的深层原因是梁启超与他传记中的英雄传主存在人格和气质上的一致性。用历史精神描绘时代中的英雄,将传统的笔法和西式的体例完美结合以及鲜明的比较意识这些都是梁启超英雄传记的主要特点,此外它们还具有强烈的政治诉求,具有服务于当下的传记精神。梁启超的英雄传记不仅对中国传记学的发展、对中国社会思潮和国民思想、对梁启超自身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们还在朝鲜、韩国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发挥作用。由此,梁启超的英雄传记得以很好地发挥了传记的社会功能。

摘要：本文共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姓名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研究的目的与意义和所采取的几种研究方法，较全面的介绍了姓名研究的相关领域，及其研究价值。
　　第二部分,介绍了中国的姓和氏、名与字、大名与小名、称号与封号、谥号与徽号。分别介绍了各个名字的定义并区别了他们之间的不同点，并以《史记》中出现的有关例子进行了阐释。
　　第三部分,介绍了《史记》中几种姓名、称谓现象及《史记》姓名的组合形式，其中指出《史记》中以字代名和特殊词“是人”的指代作用。《史记》中名字通用现象，即多名互用的现象。这部分还分析了《史记》中的几个特殊的姓名案例。根据《史记》文本，将男子的人名归纳出有21种组合形式，女子人名归纳出有5种组合形式，每个组合形式都有例子加以阐释。
　　第四部分,介绍了《史记》复姓的演变情况。在《史记》中复姓人名占有一定的比例。笔者通过列表的形式将《史记》中出现的复姓汇总，得出古代复姓是以官职名与爵位名命名为主的特点，并发现复姓人名出现的两个发展期:春秋末期与秦末汉初。
　　第五部分,介绍了《史记》姓名在各个历史阶段所呈现的特点。这部分笔者在得出古代姓名的总体特点是以单名为主的基础上，将《史记》记载的时间范围进行分段，分别为传说时期（黄帝时代到夏朝）、殷商时期、周朝时期与秦汉时期。各个历史时期的姓名特点分别是图腾崇拜、淳朴自然、“始尚文焉”与追求长寿。
　　第六部分,介绍了作者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姓名文化思想，并从姓名现象中发掘出当时社会存在的避讳文化，择吉文化，宗法文化、习俗文化等思想。
　　第七部分,介绍了与当代相比《史记》中消失的姓名现象，包括受到皇权干涉的赐姓和改姓制度，受语言经济性原则制约，字、号的废弃，还介绍了当代新出现的姓名现象，体现为在起名时五行的创新运用以及对名字的音韵和字形的综合要求。

摘要：姓名是一个符号体系,它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是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姓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思想和经济活动。从姓氏的变迁过程中似乎能看到文化的多层次、多元性、以及整个民族历史的影子,本文从汉、维姓氏的来源,起名方法,起名的心理因素,姓氏特点的对比等方面探讨了二者的文化差异,以便加深对二者差异的理解,从而对其所代表的文化有进一步的学习和了解。

摘要：黄帝祭祀是当代中国清明节的重要活动。从晚清到当下，黄帝祭祀文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基于福柯的话语谱系学研究、奇和费尔克拉夫的话语理论，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黄帝祭祀话语的祭文文本，而且也体现在它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信仰和社会身份构建中。为此，本研究提出两个研究问题:(1)就及物性、情态和主位系统而言，1723年、1912年和2011年黄帝祭祀文本有什么语言特征？(2)这些语言特征建构出什么样的身份认同？
　　 本文以费尔克拉夫的三维话语理论和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为文本分析的理论框架，从及物性、情态和主位三个方面分析了清朝1723年、民国1912年和当下2011年三篇黄帝祭文的语言特征来考察这一话语中的社会身份认同的变迁。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及物性特征方面，这三个黄帝祭祀文本有共同之处:他们都主要选择物质过程传达信息，以利于建构社会关系和观念信仰。但情态系统方面有不同之处:1723年祭文侧重强调主体“皇帝”，1912年则强调“中华民国”，而2011年关注“中华民族”;由此1723年文本建构了等级分明的君民关系，而1912年和2011年则建构了亲近的政党-民众社会关系。主位系统方面也存在差异:1723年祭文的主位强调祖先和皇上;1912年文本的主位为“中华民国”，述位则说明了中国的辉煌文明历史，且突出其科技成就与平定战乱的能力;2011年文本的主位有“中原”、“黄帝”和“中华民族”，述位歌颂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成就，尤其是中国在现阶段的伟大成就。
　　 这些不同的语言特征建构了不同的社会身份。1723年祭文利用中国传统祭祀话语来建构神灵“黄帝”和当朝“皇帝”的身份认同来维持其对社稷江山的权威和统治。1912年祭文呈现出典型的西方话语的特点，建构了“中华民国”的身份认同，以和人民建立亲近的社会关系和巩固发展强大中华民国。然而，2011年祭文混杂了西方和现代话语，以黄帝作为中华民族人类的祖先:同根同祖同源，在世界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构建出“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来实现民族团结和谐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因此，黄帝祭祀话语的变迁反映了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民族和社会身份认同的变迁。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科技传播事业的重要性，科学家传记作为一种重要载体，在科技传播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目前国产科学家传记整体创作水平及其发挥的科技传播功能对比国外优秀作品有很大差距，普遍存在传主形象缺乏个性、科学信息揭示较少、科研活动模式单一等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在于对中外科学家传记的差异进行比较和思考，其研究目的是完善国产科学家传记创作，促进国产科学家传记科技传播功能的充分发挥，进一步丰富科技传播的技术研究传统和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理论。
　　文章通过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以及解释学等多种研究方法，从现象与本质、理论与实践等角度，深入剖析了科学家传记的科技传播功能。论文首先从科学家形象塑造、科学社会价值揭示、科研活动展现三个维度对比分析了国产科学家传记和国外科学家传记的异同，接着概括了中外科学家传记总体特征差异，针对种种差异提出三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即这种差异产生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将带来怎样的后果和影响？科学家传记优劣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并对三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最后总结了三点对完善国产科学家传记科技传播功能的借鉴和启示:国产科学家传记应采用“平视角”弱化导向意识;增加专业科技知识的含量;发挥自身优势，借鉴国外生动的表达方式，包括采用生动形象的话语方式促进读者对科技信息的有效吸收，以及设置艺术化情节吸引读者对科技内容的持续关注。

摘要：《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是美国学者格林布拉特的著作，此书2004年一出版，即引起了不少争议。争议背后凸显的问题性成为本文关注的焦点。本文认为，格林布拉特在莎士比亚的自我塑造过程、轶闻主义以及传记事实的写法这三个方面显示出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个性。本文将从这三方面探讨《俗世威尔》在实践上和理论上与以往传记的不同，阐释此书在传记方法论上的突破和创新。
　　 首先，分析格林布拉特如何将自我塑造理论运用到传记写作中，如何以自我塑造理论为线索，聚合各种材料，揭示莎士比亚自我塑造的复杂运作过程，发掘莎士比亚的心灵史，创新传记写作方法。
　　 其次，分析格林布拉特如何将轶闻主义理论运用到传记写作中，如何通过轶闻与文学文本的互动，展现莎士比亚的真实生活。在这里，轶闻凸显了其“触摸真实”和“反历史”的诗学价值。可见《俗世威尔》的确实践了新历史主义的理论主张。
　　 最后，分析《俗世威尔》中传记事实的写法。我们发现，其一，格林布拉特重视传记事实，并对其进行尽可能的考证，增强了传记的真实性。其二，格林布拉特在《俗世威尔》对传记事实进行了合理性想象，体现了新历史主义的历史真实观。其三，将文学文本作为传记事实，也突破了既有传记事实的写法。
　　

摘要：西夏姓氏是西夏政权所辖区域内所有民族的姓氏，大体上有蕃姓与汉姓两类。丰富的西夏姓氏资料是西夏乃至10-12 世纪中国西北地区社会、历史、文化、民族研究的重要材料，同时，也是中古西北方音的真实记录。
　　 文章首先利用传统考据与语音分析的方法，从各类汉文文献中考订出同名异译姓氏33组。这些异译以同音异译为主，掺以形近之误，当然也有传抄过程中的误写。通过考证澄清了由于不同写法而造成的混乱，有利于史料的利用与阅读。
　　 其次，利用语音分析及西夏研究中的二重证法，即西夏汉文史料与西夏文史料相结合的方法，确定出相互对应的西夏蕃姓78 组，建立了西夏文姓氏与汉文史料之间的联系，提升了西夏文姓氏资料在西夏社会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另外，在勘同的基础上对38个姓氏的译法作了统一，并对一些误识、识译的西夏文姓氏进行了订正。
　　 其三、考证出西夏蕃姓的8种来源，即以民族名称命名的姓氏、以党项部族名命名的姓氏、以吐蕃部族名命名的姓氏、以祖先名命名的姓氏、以地名命名的姓氏、以节气名命名的姓氏、继承的鲜卑姓氏以及与佛经真言中用语组成的姓氏等。
　　 第四，对西夏境内的汉姓进行了分类考证。共考证出汉姓89个，其中蕃族汉姓42个，汉族汉姓58个。西夏的汉姓既有中原汉地的常用姓氏，又有西北历史上其他少数民族包括党项族曾使用的单音节姓。蕃族汉姓有的源于蕃化汉人，有的源于缘于蕃人取汉姓。
　　 第五，对保留在《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等大型西夏文献集成图书中的西夏遗民姓氏进行了整理考证，判断出西夏遗民姓氏48个，对其中的23个作了详细考证，在对比蒙元与宋夏时期西夏姓氏的基础上，发现了蒙古语在西夏姓氏蒙古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六，在考证的基础上对西夏姓氏反映出的包括党项对西北历史上诸民族的吸纳与融合、西夏民族构成，政权的多民族性、普遍的民族通婚等西夏民族问题及同音异译中反映出的语音现象进行了讨论。

摘要：《列女传》一书由我国汉代著名学者刘向编撰而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反映妇女生活的传记，记录了从远古到西汉的众多女性。它的编撰对后世正史《列女传》的确立有直接的影响，对了解中国女性传记的发展有重要价值。
　　 目前对刘向《列女传》的研究已呈逐年上升趋势，但是大多数论文和著作都是以《列女传》的文学性和思想性作为研究对象，而对刘向编撰《列女传》时的意图和使用的编撰策略却少有人关注。本论文以《列女传》的编撰意图和编撰策略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史书记载的刘向生世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进行分析，总结出刘向编撰《列女传》的意图主要是劝谏汉成帝和王太后，警戒赵飞燕等后妃与外戚。通过使用图表法把刘向编撰的《列女传》与其它早于此书的典籍史料对于相同人物或事件的记载进行比较，分析出刘向为了达到自己的意图，使用放大女性的功过、弱化或隐匿男性的作用以及将女性置于特定情境中使其进行二难选择等编撰策略，重新对女性形象进行了塑造。
　　 本论文共分为五部分：绪言部分简单介绍近几十年来《列女传》的研究概况。第一章分析刘向的家世背景、政治经历以及学术背景对他编撰《列女传》的影响，旨在讨论他编撰此书的动机和个人条件。第二章通过史书记载的时代背景研究刘向编撰《列女传》的意图。第三章通过比较《列女传》与其它典籍中记载的同样人物和事件的异同，分析刘向编撰《列女传》时所使用的编撰策略。结语部分对刘向《列女传》的巨大影响和意义进行总结。

摘要：随着海外华人对“寻根”活动的热衷，国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日益重视，编撰谱牒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种关注反过来也推动了谱牒研究的发展。但大多数的研究像社会经济历史、地理历史、法律历史、人口历史、宗教与文化、海外华人历史、遗产以及历史人物的个人传记等还是把中国家谱当做其研究的补充。
　　 对此，本文欲通过对具体的中国家谱文本分析，回答以下研究问题：1)宗谱话语有什么样的中国传统价值观?2)各种话语是如何融进宗谱话语中的?3)宗谱话语是如何实现教化的目的?
　　 家谱不仅是历史的记录，也是一种谱系，一种世界观(福柯，1972)。福柯的谱系理论主要是解构“事实”，因为这种“事实”往往是不经意间发现的，其背后有着权力的操作和利益的考虑。也就是说，这个“事实”是有问题的，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历史的认知也会存在偏差，但是中国家谱却不同，它是在中国传统逻辑这一思维方式下描述的。费尔克拉夫采用了福柯的理论建立了批判话语分析。他探索了语言，社会机构惯习以及更广的政治社会结构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惯习形成话语，那么话语就成为释义的重要成分。费尔克拉夫在社会语境中看问题，强调权力和意识形态的作用。这种方法使很多看起来稀疏平常，理所当然的话语变的不平常了。为了更好的理解宗谱话语，在这里，批判话语分析增加了历史的视角，一方面它作为一种世界观从语言的角度看世界；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方法分析语言以了解其文化社会的意义。
　　 宗谱话语中可以找到礼，中国宗教，历史记忆等的影子，相应的，在宗谱中也呈现了它们的话语。这种呈现是具体直接，与西方的文本有区别。随着社会发展和全球化脚步的加快，中国传统话语在西方的思维方式下沉寂了很长时间；然而在恢复传统文化，教化青年的呼声中，中国传统话语开始复苏，研究历史文本背后的传统话语成为热门。
　　 本文运用批判话语分析的方法诠释了宗谱，这在一定意义上拓宽了宗谱研究的视角。宗谱研究不仅仅是停留在历史研究的层面，更是跨学科的研究。另一方面，作为古代家庭教化的典范，家谱话语给当今的教育带来了一定的启示。
　　

摘要：秦汉时期是我国姓氏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姓氏合一的现象催生出许多新的姓氏。通过汉代私印记载的众多姓氏的研究，能整理出两汉时期的姓氏及人名情况，有助於对姓氏源流的考证及了解其演变过程，亦因此发现一批未被传世文献所记载之姓氏。本研究涉及对汉代私印文字的考释、文字形体研究及语辞研究等方面，为姓氏研究、人名考证提供一份很好的实物研究材料。

摘要：生活在这个社会上作为一个人要具备的很多，但其中有不可缺少的就是《名字》。名字不像衣服自己想穿什么就穿什么衣服随时可以换。但名字不是由自己的意愿起名。姓名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研究姓名能了解民族文化、民族语言、甚至能了解民族思想。我选何晓明的《姓名与中国文化》和赵瑞民的《姓名与中国文化》两本书来了解中国人名所包含的中国文化选()(yi su g()n)李树健的()(han guk-ii s()ng xi wazok bo)(韩国的姓氏与族谱)、()(yisang jin)的()(han gukzok bo hak gea ron)《韩国族谱学概论》、()(bea wu ry)的()(yamu jin()m ma a bba ga ji()zu n-in wu ry ayizo-inyi r-im)《聪明的爸爸妈妈给孩子起的好名字》来了解韩国姓名所包含的韩国文化。以枣庄学院外语系2000名学生名字与韩国三育学院的1000名学生的名字、《兴海裴氏族谱》、《青松沈氏族谱》、《han g-il学会》为嘉奖优秀韩语名进行的《全国韩语名大奖赛》中得奖的名字为语料进行了定性定量比较分析。
　　 在本文中分析了中韩姓名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外观上中韩姓名的姓前名后的结构的一致性、姓的来源、对姓的深远感情、按辈分排字、贱名图长寿、名字表现男尊女卑思想、命名时考虑阴阳五行、都说明中韩两国具有共同的文化背景。而不同的社会发展情况和语言文字习惯又使中韩人名具有不同点。如中国人名中有韩国人名中所没有的叠字名现象、虽然航过受中国的汉字文化的影响因语音系统的差异出现只有在韩国使用的韩汉字名、纯韩语名。社会发展的不同，中国女性解放运动使中国出现母姓现象和母姓+父姓现象。因语言习惯的不同中国姓前加小/大/老(前缀)，而韩国姓后加()(后缀)而且也有性别之分。因韩语语法的严紧呼名时姓名后加助词。并分析两国汉字名找出了异同原因，预测了两国汉字姓名将来的不同发展趋势。

摘要：越缦是晚清着名文学家、学者。着有《越缦堂日记》、《白华绦跗阁诗》等，藏书、校书亦具特色。学界对越缦之关注较多集中在《越缦堂日记》、诗歌创作与主张、史学研究成就。但越缦之着述散佚状况、爱情诗词、藏书校书等未有人做研究。上世纪六十年代陈仲瑜编有《李慈铭年谱》，约四万字；近年傅振照编有《李慈铭年谱》，仅编至谱主二十岁；两谱皆仅从越缦《日记》中徵引材料。至今，尚未有关於越缦全面而深入之生平研究成果。
　　 本论文完整梳理越缦及其同时代人着述，考证其生平部分公案，展现越缦人生轨迹与性格思想之复杂及变化。首次考察越缦之婚恋、交游、着述之散夫、藏书椟聚与归宿、学术成长历程、诗歌创作与主张之变化。笔者搜辑越缦夫札百余通、诗文数十篇，已将部分篇章纳入本论文。论文亦着重考察越缦其它散佚作品之篇名，以待进一步访觅。希望通过综合各种相关材料，考证事件之本相，客观全面反映越缦生平，推动越缦相关研究深入展开。
　　

摘要：两周初年，为巩固新生的周王朝，控制广大的新征服地区，周人从成王时期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分封。其对象是姬姓贵族子弟、异姓功臣和古圣王的后代。周王分封诸侯的时候，要对被封者“授民”、“授疆上”，而有关其分封的性质和所授民的身份地位问题，在学术界有着长期的争论，历来说法不一。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我国古史分期和社会发展史的历程，还关系到我国国家起源与形成所走的路径的问题，具有很重要的理论价值。 本文主要以周仞晋国所受封的“怀姓九宗”为研究对象，利用文献和古文宁资料，将商代的鬼方以及周代的媿姓族人、怀姓九宗的前后事迹作一番简括。在弄清楚怀姓九宗等媿姓族人在周代国家中所处的社会地位的同时，也认清了周代封建所授民的身份和地位，进而得出了一些关于西周封建的认识。 除在绪言部分对选题意义和有关怀姓九宗的研究情况以及本文要旨做扼要交待外，本文将主要分四大部分对怀姓九宗展开讨论： 第一部分，鬼族在传说中的血帝时代以及夏、商王朝时期的事迹，即怀姓九宗的起源问题。鬼族的族源和地望也为人们争论，我们依掘考古及文献资料，认为此族不足由西方迁来，它也是在中国大地上土生土长的族群。虽然我们还一时搞不清鬼族源于何种考古义化，但能确切知道他们从很早以前就一直居住在今山西南部。而且鬼族在传说时代就已经和中原各族发生联系。在文献中，我们发现鬼族奉黄河之神河伯(亦称河宗)冯夷为始祖，也就是说鬼族可能崇拜河神。 第二部分，有关娩姓氏的一些基本情况。氏的资料较为丰富，2004年底在山西绛县又发现了侧氏的族墓地，出土了一些很有价值的信息。侧氏作为怀姓九宗的一宗，应当足具有其代表性的。氏能和姬姓毕氏这样高等的贵族通婚，其本身的地位也较高，而且，氏族墓地的发现，证明了他们在被封给晋国后并没有将原来的氏族组织打破。 第三部分，其它见于青铜器铭文的媿姓氏族。我们依据古文献和周代的青铜器铭文，还可以发现後氏、氏和宝氏等三个媿姓氏族。这三个氏族，也都能与姬姓高级贵族以及其它姓族出身较好的贵族通婚，可见他们本身亦是较高贵的族属，以至于他们的贵族受到了周人的重视，而且一些中小贵族以能与之联姻为荣。 第四部分，“曲沃并晋”时的怀姓九宗及春秋时期的赤狄事迹。在晋国国内处于曲沃和翼火并的时候，怀姓的贵族嘉父采取了支持旧公室即翼侯的念度，客观上起到了维护宗法制度的作用，但并没有成功。赤狄在春秋早期是中原各诸侯国的最大祸患，可谓为害一时。在晋国“启土政策”下，赤狄逐个被其征服。

摘要：家族史是社会史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通过对某一家族进行系统研究，我们不仅能具体了解这一家族的发展脉络，更能透过这一个体家族反观当时的社会环境，进而掌握当时社会的发展规律。对琅琊颜氏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将对我们更加深切地了解中古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与学术价值。 我们首先从颜氏的姓氏起源入手，从源流上追溯琅琊颜氏的由来，接着对其先辈进行了概述，进入文章的主体内容。本文主要是在中古社会的背景下研究琅琊颜氏的发展历程，也就是以琅琊颜氏为文章的切入点，通过这一个体家族反映中古时期的社会生活，反映中古社会的发展规律。 根据琅琊颜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迁徙活动，我们分两个阶段对其进行研究。每个阶段基本上从以下四个大方面进行论述：颜氏家族的谱系考、家族成员的仕宦与政治、家族的经济状况及婚姻选择和家族的家学门风及其宗教信仰(思想变化)。在每一阶段，我们分析这一家族各个方面的特点，然后通过这两个阶段的对比，把整个家族在这一时期的发展面貌展示出来。家族发展是一个系统的过程，所以我们又对琅琊颜氏在魏晋南北朝之后的发展状况作了大概的说明，这样，我们就更能动态地了解这一家族的发展。 虽然家族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上述四个大方面，但是琅琊颜氏在这一阶段的持续上升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其家族的文化修养，即颜氏的家学与门风。家族的文化修养是他们成就事业的根基，其家族文化的发展、兴盛促成了琅琊颜氏家族的发展与兴盛。

摘要：中外学者对姓名定义、分类及内涵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对姓名称谓的各种形式和姓名所传递的文化信息也进行了具体分析，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只考虑某一特定语言的姓名称谓，未能研究出同一称谓在不同语言相同语境下的使用频率；其次，只重视姓名概念意义和联想意义，其实质与其说是姓名称谓研究不如说是姓名词汇研究；最后，主要采用的是定性研究方法，没有进行系统的量化分析，所以结论往往带有较为浓重的主观色彩。 本文在进行英汉姓名称谓对比研究之前提出了三个假设：一、相对权势、社会距离和性别是社会语言学领域中的重要因素，中美姓名称谓的使用可能受这三个变量影响且影响程度可能有差别；二、言语行为理论表明：人们每说一句话，同时实施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英汉相同姓名称谓使用时实施的言语行为可能有所不同；三、交谈双方的人际关系可以通过姓名称谓的使用体现出来，英汉同一姓名称谓呈现的人际关系可能有所差异。本文创新之处在于运用言语行为理论，采取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姓名称谓中常用的四种形式：“姓+先生/女士/小姐”、“姓+名”、“名”以及“绰号”在当代中美大学生中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对比研究。 笔者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对明尼苏达大学和圣地亚哥大学的120名学生和安徽大学、上海海事大学以及安庆师范学院的120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分别从圣地亚哥大学和安徽大学各选取40名学生进行了采访。中美大学生姓名称谓对比研究表明：一、在交际双方地位相等和不等两种情况下，同一姓名称谓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使用时出现的频率差距比在美国大学生群体中使用时呈现的频率差距大；二、中国不同性别的学生使用相同姓名称谓时出现的差异比美国不同性别的学生使用相同姓名称谓时显现的差异大；三、关于姓名称谓使用过程中实施的言语行为中美学生看法各异：首先，中国学生大多认为在使用“姓+先生/女士/小姐”、“名”以及“绰号”时，人们分别实施尊重、开玩笑以及侮辱三种言语行为，但美国学生基本认为人们在使用这些称谓时仅仅为了与人打招呼；其次，中国学生大部分认为“姓+先生/女士/小姐”、“名”以及“绰号”容易使听者分别产生高兴、紧张以及气愤的心理，而大多数美国学生认为这些形式很难使人产生较为特殊的感觉；四、中国学生大多认为“姓+先生/女士/小姐”、“姓+名”、“名”以及“绰号”能分别表明交谈双方关系疏远、一般、较好和亲密，然而美国学生大部分认为这些形式很难与某些具体的关系一一对应。以上这些发现表明：与美国学生相比，中国学生使用姓名称谓时受相对权势、社会距离和性别三个变量的影响较大。从这些发现中可以看出：中国的社会结构突出等级差别而美国的社会结构趋于平行；中国人重视集体观念而美国人强调个人主义。 本文共五章。第一章回顾中外学者对姓名以及姓名称谓所进行的研究，指出本文研究目标及文章结构。第二章引入言语行为理论并探讨其与姓名称谓研究的关系，为本文所进行的研究建构理论框架。第三章交代本文进行有关姓名称谓实验所采用的方法、提出的假设、抽样方式、问卷和采访的设计。第四章从相对权势、社会距离和性别三个层面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找出中美姓名称谓使用上呈现的差异并从中分析中美两国在社会结构和价值取向方面存在的不同。第五章对论文中心要点进行总结。 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本文调查的对象仅限于大学生，且在这一群体内未能囊括方方面面的个体。英汉姓名称谓还需在其他职业人群中调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