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现代作家家传作为传记文学中特殊的一类，是由作家的配偶、子孙及其他亲人为其所作的传记。这一类传记的作者尽管绝大多数都是非专业的传记作家，但是因为他们与传主之问存在着一定的血缘关系，因而比一般传记作者与传主之间有更为复杂、深刻的伦理关系。这些多样的伦理关系不仅体现在家传的文本内容中，还影响着家传作者的文本叙事。
　　本文分为前言、正文以及结语三大部分。
　　前言部分主要是对本篇论文研究对象的界定以及对“现代作家家传的叙事伦理”这个命题的研究价值意义的阐释。本篇论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现代作家的亲人所作的传记，通过分析当前现代作家家传的研究状况，提出“家传的叙事伦理”这一命题，把握已有研究对该写作现象的认识广度和批评深度，以期找到已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之处，从而表明本篇论文的研究价值意义。
　　正文分成三个章节。第一章从家属关系与叙事伦理分析现代作家家传文本中的伦理关系，主要分为家庭伦理、历史伦理和社会伦理。作者与传主之问存在多样的伦理关系，传主本人的人生经历也会显示出相应的历史和社会伦理。传记作者在文本叙事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伦理意识的影响，对这些伦理关系的认识也影响了作者的叙事观。
　　第二章从家传文本中叙事方式与策略的角度入手，从伦理关系、价值判断、文本意识等角度探讨了现代作家家传作者的主体意识以及写作中体现出的叙事伦理。方式和策略的选择受到客观和主观两大方面的影响。客观原因是对传主材料的把握，家传作者掌握了更多详实私密的材料，从“内部形象”着手，塑造出更生动饱满的传主形象。但作者对于传主的主观情感也会影响到文本的写作，在叙述过程中，会体现出或是掩饰，或是辩解，或是反思的态度。此外，作者往往为了阐明自身的某种态度或理念，或者因为与传主之间的伦理问题而重塑传主的形象。有些作者秉持公正的态度写出传主不为人知的一面，相反有些作者受到传统隐讳原则的影响，不愿使用不利于传主的材料。
　　第三章论说现代作家家传叙事中的语言与伦理，从叙事的语言形态，话语方式以及作者与传主之间的对话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传记的写作并不仅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家传的作者在与传主存在复杂伦理关系的基础之上，会与传主发生复杂的“生命与生命”的对话，因而，从家传作者的角度来看，在文本的叙述过程中，对叙事语言风格的把握，受情感影响的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以及二者之间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等叙事手段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家传作者与传主二者之间的伦理关系。
　　结语部分，笔者再次肯定了现代作家家传的叙事伦理这一命题所具有的意义:将家传文本的写作与叙事伦理相结合。家传文本能贡献出一批较为新鲜、可靠、详实的资料，但又同时指出家传的写作很容易受到作者与传主之间伦理关系的影响，在这些伦理意识的制约下，家传的写作很容易陷入一味仰视或掩饰的尴尬局面，可以说这是家传写作最大的难度，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摘要：六朝士族是极为特殊的群体，他们大多兼具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组织的多重身份，长期活跃于历史舞台的各个角落，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顾、陆、朱、张四姓作为江东士族的代表，它们的身影在六朝皆有迹可循，是历史变迁中不容忽视的力量。无论是庙堂之上还是乡里之间，都有吴郡四姓子弟参与，其家族亦得以长期存续。而在政局风云变幻、文化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吴郡四姓于六朝不同阶段的境遇各有差异，究其原因，既有外部环境的干预，亦不乏自身抉择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六朝吴郡四姓纵向演变的考察，横向差异的比较，展现了吴郡四姓盛衰嬗变的轨迹。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政治、文化上的变化趋势，进一步探讨了影响顾、陆、朱、张盛衰、浮沉以及衍化的因素。
　　具体而言，除去绪论、结语，全文共有三部分内容。
　　第一章从涵义和指称范围上对“吴郡”“四姓”进行了界定，追溯了汉魏以降“四姓”并称的传统，并分别梳理了顾、陆、朱、张的族源。第二章则基于政治上的建树，分时段考察了吴郡四姓的盛衰、浮沉过程，同时对四姓的排序衍化进行了甄别。第三章着重以皇权政治、文化风气转向两个视角为出发点，阐释了为何吴郡四姓会有此盛衰的过程和排序上的衍变。
　　总而言之，本文在探究“吴郡四姓”的涵义与外延、厘清四姓家族源流的基础上，揭示了顾、陆、朱、张四姓群体在六朝时段内的嬗变情况，并尝试以皇权政治和文化风气的渐变来解读这一嬗变过程。

摘要：徽州地区宗族林立，谱牒资源较为丰富。《虬川黄氏宗谱》是虬川黄氏第三十三世族人黄开簇在继承宗族旧谱的基础上重新修葺而成的。与一般世家大族的宗谱不同的是，《虬川黄氏宗谱》的记载主体多为从事刻书业的普通族众，家族内为官者寥寥无几，也并非巨富之家。其家谱中所载并无一般谱牒中应有的族规、族训、族约等内容。其家族缺少完备的宗族组织，宗族建设依靠临时推举负责人的形式来进行，族内仅有少量田产，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这些与其他宗族的诸多不同之处，让黄氏家族这样的“非典型”性的家族存在深入探讨的空间。
　　本文共三章八节，另有绪论和结语。
　　第一章从研究主体——《虬川黄氏宗谱》入手，总结《虬川黄氏宗谱》的主要内容，将其分为谱序、世系、传记、跋四个部分，系统介绍各个部分的内容，并考证了两篇谱中传记的确切作传时间。总结其家族共有13次修葺本族家谱的经历，修谱间隔大概为三年一修，这与徽州地区盛传的“三年不修谱，视为不孝”的地方理念有一定的关系，并分析了明嘉靖至清道光年间的四次修谱的背景和“敬宗收族”观念在谱牒修纂中的体现。宗谱中所记载的文本是一定量的客观事件的反映，这些事件的本身是表象，所反映的问题和族人读取的信息是意象。《虬川黄氏宗谱》中叙事多记载“节”、“孝”，其实这种叙事手法是徽州地区谱牒编纂所创造的一个共同语境，并且与徽州当地的社会观念及明代的法律制度相关。
　　第二章从虬川黄氏家族入手，先考述其源流，考证其始祖黄香和始迁祖黄积在其宗谱叙事文本中的可信度，并得出了以黄文炳迁入虬川之后的世系记载更为可信的结论。再考述其家族迁移。明清时期虬川黄氏族人共外迁61人，其迁移往往是以主干家庭或是联合家庭的形式进行的，多个以父系血缘为纽带的核心家庭共同迁移使他们得以在迁入地维持原有的宗族关系。其次以虬谱所载传记为研究对象，发现其家谱选择立传人时以从事刻书业的小人物为主要对象，这点与一般宗族谱牒中以官宦、乡贤、巨富为立传人的选择不同，这样的特殊性值得研究。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虬川黄氏家族从事刻工业的族人占有大半。笔者分析了其家族大多数人从事刻书业的原因。虬川地理环境恶劣，土田不重，只能寻求其他生业，此外，明清时期徽商雀兴，部分“贾而好儒”的徽商乐于投资刻书业，徽人重宗族情谊，多从家乡雇佣刻工，给虬川黄氏从事刻书业提供了良好的工作机会。虬川黄姓刻工作为一个著名的刻工群体，学术界对其多有研究。笔者考证其家族在明清时期的刻工人数和书目总数，并对其刊刻的书目进行分类研究。
　　第三章考证了虬川黄氏的交游状况，对谱序中为虬川黄氏作传的人物进行文本分析，发现其家族虽非大富大贵，亦不是官宦之家，但是其家族凭借着族内从事刻书业的特殊性，可以与官绅、乡贤这一阶层产生接触。虬川黄氏的宗族实践可以分为宗祠的建立和地方事务的参与。其宗祠的建立较为坎坷，掣肘于其家族的财力。由于其家族并无严密的宗族组织，族产也没有固定获取的渠道，缺乏家族建设和救助乡里的经济基础，是以在其家族事务和地方事务的参与上，往往是家族内的部分族人自发参与其中。
　　总而言之，本文通过对《虬川黄氏宗谱》的系统性研究，力图展现虬川黄氏这样的一个非典型性的小宗族的基本建构和家族发展。

摘要：本文以潮汕地区近三十年来新修族谱为研究对象，从文本和修谱活动两方面进行探讨，分五部分。
　　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梳理目前学术界关于族谱整理、族谱的价值、宗族修谱活动、潮汕族谱及修谱活动研究四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
　　第二部分着重探讨潮汕地区的修谱活动。自明清以来，宗族在地方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与地方经济、社会救济、政治、军事等关系密切。明清时期的修谱目的不单是敬宗收族与血脉传承，更是宗族对自身族史的重构。到晚清，修谱活动成为华侨联系本土的手段之一，也是商人联宗的手段，修谱之目的与意义发生改变。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七十年代，修谱受到政治因素影响而停滞。改革开放后，民间修谱活动日渐升温，修谱的形式与组织较之前发生明显改变。近三十年的潮汕族谱编修活动呈现逐渐升温的特点，潮州、汕头、揭阳三地修谱的活跃程度相近。大部分族谱由该族宗亲组织的族谱编修委员会编写，也有个别独撰。修谱的经费主要来自族内摊派、企业、华侨。
　　第三部分从文本分析的角度探讨潮汕新谱，认为旧谱、同宗族谱、长者口述、方志以及其他史籍构成潮汕新谱的主要资料来源，其中以同宗族谱最为普遍。新谱表现了较强的时代特征，体现在诸多类目的设置、体例的创新以及入谱原则的变化。新谱也有教育同族和作为文化载体的功能。从某些类目的编排可看出修谱者有意对本族历史进行装饰，藉族谱以提高本族社会地位。潮汕各公藏族谱还有各种类似宗族活动纪念刊的“类族谱”，“类族谱”主要产生于海外潮人，是潮汕宗族研究的重要材料。
　　第四部分探讨潮汕地区族谱与乡志联修的现象。基于地缘基础而打破血缘法则的“异性同谱”现象反映当代潮汕地区宗族新的发展动态。新谱中“谱志式族谱”在保留族谱最为核心的世系结构之外，糅合志书的编纂体例，衍生出族谱编修的新趋势。
　　第五部分为结语，在梳理前文的基础上，对近三十年来潮汕地区的修谱观念以及修谱活动与宗族重构的关系进行总结与思考。

摘要：依据武氏族谱的相关记载可知，武氏兄弟于明初打着“应诏”的旗号，以“洪洞大槐树”移民的身份进入了位于晋水流域的北大寺村。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后，武氏族人在地域社会内部进行了一系列实体宗族建构活动且进行了“分股”。明清以来，武氏通过宗族力量，最终将灌溉北大寺村田地的“公共之河”变为了“宗族之河”，展现了其在晋水流域的宗族势力。新中国成立以后，武氏宗族经历了“解构”的历史时期，宗族在组织形态上基本被摧毁，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宗族观念与文化的影响普遍存在而且突出。改革开放以来，武氏加入了宗族“复兴”的浪潮并进行了重新建构，在此期间，外迁族人实现了“认祖归宗”的夙愿。
　　以明清以来晋水流域的武氏宗族为研究个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通过探讨宗族自身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宗族与水利的关系以及宗族在新时期进行的“复兴”、“联宗”和“合族”等问题的相关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首先，关于“水利与宗族”两者之间关系的重新界定:作为地域社会发展中的两个要素，宗族与水利在其各自经历的发展历程中，原本没有太大的关联，而是处于一种“各行其道”的状态中。二者出现的交叉是发生在特定历史条件成熟的前提下。当历史条件发生变化时，两者回归到了之前的状态，转而“各奔前程”。
　　其次，关于新时期宗族进行“复兴”、“联宗”以及“合族”问题的研究结论:宗族在村庄治理中的不干涉行为，使得族人对宗族的认同遭遇危机，为宗族走向“复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背景。当前进行的宗族复兴活动，多体现在文化层面，是人们“归属感”的一种深层次的展现。新时期武氏外迁族人的回归，在学术上应该被界定为“合族”行为。而关于宗族之间交往关系的性质，也许是其走向联宗结果的一个开始，但目前的发展阶段并不是真正学术意义上的“联宗”行为。

摘要：传记文学作为文学领域的一种基本文类，对推动文学的繁荣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传记文学的创作实践来说，它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但是传记文学的理论研究却还相对薄弱。历史性和虚构性的问题作为传记文学理论体系中的核心问题之一，不仅关系到如何理解和阐释传记文学的本质内涵，而且还为辩证地看待传记文学的不同写作倾向提供了理论指导。本文将结合具体的传记作品，从四个部分来分析传记文学的历史性和虚构性问题。
　　绪论部分主要阐释了传记文学历史性与虚构性问题的研究缘由及意义，并结合当前传记文学的研究现状，明确了本文的研究重心和方向。
　　第一章主要阐释了传记文学历史性与虚构性问题的理论背景。首先对传记文学的概念进行基本的界定，其次结合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分析传记文学历史性与虚构性关系的不同处理方式，这为我们把握传记文学的发展变化梳清了脉络，是探究传记文学历史性与虚构性问题的重要前提。
　　第二章和第三章是论述的主体部分。第二章主要以传记文学的历史性呈现为着眼点，分别从概略性叙事、外聚焦叙事两个方面分析了历史因素在传记文学中留下的深刻影响。第三章则从心理虚构、对话虚构、细节虚构三个方面论述了传记写作的虚构性倾向，阐释了历史叙事中的“真实”是借合理的“虚构”来实现的。
　　第四章以传记小说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揭示并分析了传记文学轻历史、重虚构的未来趋向，从传记小说的兴起及原因、传记小说的基本特征、传记小说与传记文学的关系三个方面展开，通过对当下传记文学发展趋向的反思，为传记文学形式的拓展提供新可能。

摘要：本文是以楚国公族为研究对象，对楚公族的概念及结构，公族大宗的世系、姓氏、地位、继承制度，公族小宗立氏、族源、世系、官职，公族关系与公族衰亡进行了探讨。
　　依据血缘关系远近来看，公族可分为广义公族和狭义公族。为更好地展现楚公族的风貌，依据其不同的政治地位把楚公族分为大宗和小宗两个层次来进行探析。
　　公族大宗，在楚国地位是极其尊贵的，弄清其发展脉络就可以把握楚国的发展动态。首先探讨大宗世系，依据其发展阶段分为楚先公、楚公、楚王三个阶段来论述，利用清华简《楚居》篇，与传世各种文献比较，对部分记载有矛盾的楚王世系进行考辨。其次疏理楚君姓氏来源的各种观点。然后分成六个阶段来对其地位进行详细的阐释。最后对王位的继承制度进行了新的诠释，以数据来论证公族大宗的继承制度主要是嫡长子继承制。
　　公族小宗是由公族大宗分立出来的，与大宗一起构成了楚国的统治阶层主体。本文首先从大量的古籍中析出小宗分支，并对其得氏方式进行分类汇总，最后绘制公族立氏时间表。其次以若敖氏、屈氏、景氏、昭氏等五个重要的公族为重点，对小宗的族源进行了考证。然后对公族的世系进行疏理，并绘制公族的世系图。最后对公族担任的重要官职进行论述，以官职的担任者来剖析公族的政治地位。
　　大宗与小宗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二者关系甚至影响了楚国的正常发展。首先对二者关系做一整体的论述，然后分阶段对二者关系做细致入微的探讨，最后以调整公族关系为突破口来重新审视楚国的历次改革。
　　公族衰亡不是某一个因素导致的，而是许多因素的合力。首先自身堕落是根本原因，人才流失是催化剂，人民反抗是主要原因，连秦疏齐是加速器，秦国强大是间接原因，直接原因是楚国灭亡。

摘要：西方传记可从多重角度分类，如自传与他传，正式自传与非正式自传，规范传记与杂体传记。具体来说，广义的西方传记（life Writing）包括传记（英文“auto/biography”，即自传与他传）、日记、书信、游记、备忘录、讣告、悼词、碑传等。与传记相关，哀悼则可从四个层面进行观察：第一，悼词、墓志铭、悼亡传记等传记，可视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哀悼；第二，传记作品中一章一节的哀悼，具体包括哀悼仪式、哀悼心理、历史的追忆与哲学的沉思等；第三，哀悼作为一种心理过程，影响着传记写作；第四，传记家笔下“今日哀悼”与现实中“昔日哀悼”之间的形变。本文分引言、正文四章和结语三部分，讨论西方传记中的哀悼书写这一问题。
　　引言部分。首先，笔者从现代社会视角，指出西方传记中哀悼研究的价值所在。然后，追溯中西方学术界对哀悼、西方传记中的哀悼的主要研究。虽然雅克·德里达与罗兰·巴特都曾关注西方传记中的哀悼，这一题目却未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因此，从哲学、人类学、民俗学、文学、政治学尤其是心理学等角度出发，重新整理、研究西方传记中的哀悼，实乃必要之举。
　　正文四章：
　　第一章研究哀悼及其在现代社会的缺席。笔者将哀悼置于历史语境中加以考量，分析哀悼在现代社会中的缺席，希望借助哀悼重新树立生命的边界意识与伦理意识。
　　第二章研究哀悼与西方传记。笔者首先对西方传记进行释义、分类，爬梳其发展历程，指出现代社会中的传记已突破了历史与文学的界限，作为一种现代文化而存在，并成为学界研究的热门之一。接着，本节将哀悼与西方传记之间的关系进行追本溯源式的梳理。最后，笔者援用结构主义思路，依据哀悼主体、哀悼客体、传记家、传主、传主爱人之间的关系，将其分成A、B、C三种模式，并一一分析各自特点。
　　第三章研究哀悼在各体传记中的呈现。本章分哀悼与他传，哀悼与自传，哀悼与悼词、墓志铭、日记、书信等杂体传记，从传记研究、叙事研究、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哲学等多角度观察，辅之以具体的传记作品，细致、深入地分析哀悼在各体传记中的不同特点。
　　第四章重点分析哀悼的第三个层面——哀悼作为失去爱人后常见的心理过程，影响着传记写作。笔者以传记研究、叙事学、心理学为主要观察切入点，从传记家的心理调适、内心化传主及叙事方式三个方面出发，逐一论述哀悼对其传记写作的影响。
　　结语是对全文的总结。哀悼伴随着原始社会、宗教社会、现代社会，走过了“附魅”、“祛魅”，经历了建构与解构的过程。而如今，抛开单一的近代化研究视角，“返魅”迫在眉睫，哀悼应当进入否定后再重建阶段。笔者研究西方传记中的哀悼，也是希冀为“返魅”略尽绵薄之力。

摘要：浩如烟海的敦煌文献中,包含有大量关于姓氏的记载。敦煌姓氏的考证有助于我们对敦煌多民族的移民城市有更直观的感受。据统计敦煌姓氏至少有263个,包括各种汉人姓氏和胡人姓氏。敦煌因为地处边疆,四周被许多胡人民族所包围,所以在敦煌姓氏中可以看到很多胡人姓氏,甚至有古代印度的姓氏。敦煌不仅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商业重镇,更是一个著名的佛教文化中心。《百家姓》是北宋初年出现的一部姓氏书,由于朗朗上口,逐渐为大众所接受,并成为蒙学读物之一,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百家姓》和敦煌姓氏在时间上较为接近,因而具有一定的可比性。通过和《百家姓》的对比,排除掉二者收录的相同姓氏,我们发现了敦煌存在一些比较少见的姓氏。这也反映了敦煌姓氏的一些特色。敦煌如此之多的胡人姓氏要归功于它的地理位置。因为敦煌自西汉时期到北宋时期,一直都是处于“四面六蕃围”的状况之中。敦煌地区多民族聚居的情况直接导致了当地复杂的姓氏状况。

摘要：蒙元时期，蒙古族统治了几乎整个欧亚大陆，这是中国历史上其它王朝所无法比拟的，直至1368年，元帝国才最终崩溃。元明之际，元顺帝虽退至塞北，但保留有完整的政治机构和军事力量与明朝廷对抗，北边防线警报频传，严重威胁着明朝边疆的安全。对此朱元璋深知这关系到新王朝的安危，因此制定了“威德并施”的政策来解决蒙古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将故元官兵进行移徙，移徙数量之大，历时之长，过于前朝，成为明初最受关注的历史事件。洪武二十年，作为元王朝最后的抵抗势力盘踞在辽阳金山的纳哈出，也最终归降明太祖，这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元明朝代更替的尘埃落定，明朝最终统一中国。
　　民族移徙不是简单地从一个地域空间转移到另一个地域空间，更主要是这个过程中与其它族群所发生的互动关系，以及对于整个中国民族分布格局和民族融合的深远影响。我国聚族而居的村落形态由来已久，在南方更是形成了许多单姓的宗族村落，这样的村落一般以一个姓氏为主。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山区的洪厝坑正是这样一个村落，村里绝大多数人有一个极为罕见的姓氏—出姓，他们自称是蒙古族的后裔。
　　本文拟以涂岭洪厝坑蒙古后裔聚居村为代表，首先，从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村落布局和人口这几个方面对涂岭以及洪厝坑的概况进行描述;第二，充分运用史料以及家谱材料对福建蒙古族出氏家族的情况予以梳理和论证，并从这一角度分析明清时期的民族融合以及纳哈出出史事;最后，与入闽其它蒙古族家族比对，从一个侧面论述明清以来民族融合情况以及内迁蒙古人的安置史事。

摘要：解释是艾德尔传记观的核心,其第一目的是对传主无意识世界的探索,揭示传主的深层人格。具体说来,要做到科学合理地解释传主,艾德尔提倡传记家运用心理学的方法进入传主的内心世界,做一个“参与性的观察者”以处理好与传主的关系,揭露传主隐秘的内心神话,用独特的文学形式来表达传主独特的生命。由于要呈现传主的无意识世界,传记写作在确保传主生平史实记录的客观真实外,还追求精神世界的真实。如此,传记的真实性得到了丰富,但也受到了挑战。
　　艾德尔的《亨利·詹姆斯传》是传记家实践其传记观的重要文本,传记家通过对亨利·詹姆斯无意识世界的探索,努力呈现传主真实的灵魂世界。在这种真实性的呈现过程中,传记家倚重心理分析的解释方法,在处理传记家和传主关系上尽量做到既有感情又不过度移情,揭开传主表层生命的迷雾,并在写作形式上适当地融入了虚构。这样的写作方法是真实呈现亨利·詹姆斯灵魂世界的有效途径,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摘要：梁启超是对中国传记由传统转向现代作出尝试的第一人。他的人物传记,根据其对英雄的定义,都可归为英雄传记一类。梁启超的英雄观和英雄史观直接影响他对传主的选择。受到中国传统英雄观和西方卡莱尔英雄观的影响,梁启超认为“英雄”是具有人性的、为人民谋利益的非常之人。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来说,梁启超的英雄史观是有缺陷的,但它本身又是一个时代性的问题,从梁启超自身对英雄和时代之关系的看法的不断修正上,可以看出,梁启超崇拜英雄的实质是崇拜英雄精神和英雄能引导人民开化的力量。
　　救亡图存和“新民”是梁启超创作英雄传记的社会原因,而英雄传记在日本明治时期对日本国民所发挥的励志作用更是给了梁极大的启发。而从传记学的角度来考察,梁启超创作英雄传记的深层原因是梁启超与他传记中的英雄传主存在人格和气质上的一致性。用历史精神描绘时代中的英雄,将传统的笔法和西式的体例完美结合以及鲜明的比较意识这些都是梁启超英雄传记的主要特点,此外它们还具有强烈的政治诉求,具有服务于当下的传记精神。梁启超的英雄传记不仅对中国传记学的发展、对中国社会思潮和国民思想、对梁启超自身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们还在朝鲜、韩国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发挥作用。由此,梁启超的英雄传记得以很好地发挥了传记的社会功能。

摘要：本文共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姓名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研究的目的与意义和所采取的几种研究方法，较全面的介绍了姓名研究的相关领域，及其研究价值。
　　第二部分,介绍了中国的姓和氏、名与字、大名与小名、称号与封号、谥号与徽号。分别介绍了各个名字的定义并区别了他们之间的不同点，并以《史记》中出现的有关例子进行了阐释。
　　第三部分,介绍了《史记》中几种姓名、称谓现象及《史记》姓名的组合形式，其中指出《史记》中以字代名和特殊词“是人”的指代作用。《史记》中名字通用现象，即多名互用的现象。这部分还分析了《史记》中的几个特殊的姓名案例。根据《史记》文本，将男子的人名归纳出有21种组合形式，女子人名归纳出有5种组合形式，每个组合形式都有例子加以阐释。
　　第四部分,介绍了《史记》复姓的演变情况。在《史记》中复姓人名占有一定的比例。笔者通过列表的形式将《史记》中出现的复姓汇总，得出古代复姓是以官职名与爵位名命名为主的特点，并发现复姓人名出现的两个发展期:春秋末期与秦末汉初。
　　第五部分,介绍了《史记》姓名在各个历史阶段所呈现的特点。这部分笔者在得出古代姓名的总体特点是以单名为主的基础上，将《史记》记载的时间范围进行分段，分别为传说时期（黄帝时代到夏朝）、殷商时期、周朝时期与秦汉时期。各个历史时期的姓名特点分别是图腾崇拜、淳朴自然、“始尚文焉”与追求长寿。
　　第六部分,介绍了作者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姓名文化思想，并从姓名现象中发掘出当时社会存在的避讳文化，择吉文化，宗法文化、习俗文化等思想。
　　第七部分,介绍了与当代相比《史记》中消失的姓名现象，包括受到皇权干涉的赐姓和改姓制度，受语言经济性原则制约，字、号的废弃，还介绍了当代新出现的姓名现象，体现为在起名时五行的创新运用以及对名字的音韵和字形的综合要求。

摘要：姓名是一个符号体系,它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是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姓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思想和经济活动。从姓氏的变迁过程中似乎能看到文化的多层次、多元性、以及整个民族历史的影子,本文从汉、维姓氏的来源,起名方法,起名的心理因素,姓氏特点的对比等方面探讨了二者的文化差异,以便加深对二者差异的理解,从而对其所代表的文化有进一步的学习和了解。

摘要：黄帝祭祀是当代中国清明节的重要活动。从晚清到当下，黄帝祭祀文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基于福柯的话语谱系学研究、奇和费尔克拉夫的话语理论，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黄帝祭祀话语的祭文文本，而且也体现在它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信仰和社会身份构建中。为此，本研究提出两个研究问题:(1)就及物性、情态和主位系统而言，1723年、1912年和2011年黄帝祭祀文本有什么语言特征？(2)这些语言特征建构出什么样的身份认同？
　　 本文以费尔克拉夫的三维话语理论和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为文本分析的理论框架，从及物性、情态和主位三个方面分析了清朝1723年、民国1912年和当下2011年三篇黄帝祭文的语言特征来考察这一话语中的社会身份认同的变迁。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及物性特征方面，这三个黄帝祭祀文本有共同之处:他们都主要选择物质过程传达信息，以利于建构社会关系和观念信仰。但情态系统方面有不同之处:1723年祭文侧重强调主体“皇帝”，1912年则强调“中华民国”，而2011年关注“中华民族”;由此1723年文本建构了等级分明的君民关系，而1912年和2011年则建构了亲近的政党-民众社会关系。主位系统方面也存在差异:1723年祭文的主位强调祖先和皇上;1912年文本的主位为“中华民国”，述位则说明了中国的辉煌文明历史，且突出其科技成就与平定战乱的能力;2011年文本的主位有“中原”、“黄帝”和“中华民族”，述位歌颂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成就，尤其是中国在现阶段的伟大成就。
　　 这些不同的语言特征建构了不同的社会身份。1723年祭文利用中国传统祭祀话语来建构神灵“黄帝”和当朝“皇帝”的身份认同来维持其对社稷江山的权威和统治。1912年祭文呈现出典型的西方话语的特点，建构了“中华民国”的身份认同，以和人民建立亲近的社会关系和巩固发展强大中华民国。然而，2011年祭文混杂了西方和现代话语，以黄帝作为中华民族人类的祖先:同根同祖同源，在世界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构建出“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来实现民族团结和谐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因此，黄帝祭祀话语的变迁反映了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民族和社会身份认同的变迁。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科技传播事业的重要性，科学家传记作为一种重要载体，在科技传播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目前国产科学家传记整体创作水平及其发挥的科技传播功能对比国外优秀作品有很大差距，普遍存在传主形象缺乏个性、科学信息揭示较少、科研活动模式单一等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在于对中外科学家传记的差异进行比较和思考，其研究目的是完善国产科学家传记创作，促进国产科学家传记科技传播功能的充分发挥，进一步丰富科技传播的技术研究传统和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理论。
　　文章通过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以及解释学等多种研究方法，从现象与本质、理论与实践等角度，深入剖析了科学家传记的科技传播功能。论文首先从科学家形象塑造、科学社会价值揭示、科研活动展现三个维度对比分析了国产科学家传记和国外科学家传记的异同，接着概括了中外科学家传记总体特征差异，针对种种差异提出三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即这种差异产生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将带来怎样的后果和影响？科学家传记优劣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并对三个问题给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最后总结了三点对完善国产科学家传记科技传播功能的借鉴和启示:国产科学家传记应采用“平视角”弱化导向意识;增加专业科技知识的含量;发挥自身优势，借鉴国外生动的表达方式，包括采用生动形象的话语方式促进读者对科技信息的有效吸收，以及设置艺术化情节吸引读者对科技内容的持续关注。

摘要：《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是美国学者格林布拉特的著作，此书2004年一出版，即引起了不少争议。争议背后凸显的问题性成为本文关注的焦点。本文认为，格林布拉特在莎士比亚的自我塑造过程、轶闻主义以及传记事实的写法这三个方面显示出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个性。本文将从这三方面探讨《俗世威尔》在实践上和理论上与以往传记的不同，阐释此书在传记方法论上的突破和创新。
　　 首先，分析格林布拉特如何将自我塑造理论运用到传记写作中，如何以自我塑造理论为线索，聚合各种材料，揭示莎士比亚自我塑造的复杂运作过程，发掘莎士比亚的心灵史，创新传记写作方法。
　　 其次，分析格林布拉特如何将轶闻主义理论运用到传记写作中，如何通过轶闻与文学文本的互动，展现莎士比亚的真实生活。在这里，轶闻凸显了其“触摸真实”和“反历史”的诗学价值。可见《俗世威尔》的确实践了新历史主义的理论主张。
　　 最后，分析《俗世威尔》中传记事实的写法。我们发现，其一，格林布拉特重视传记事实，并对其进行尽可能的考证，增强了传记的真实性。其二，格林布拉特在《俗世威尔》对传记事实进行了合理性想象，体现了新历史主义的历史真实观。其三，将文学文本作为传记事实，也突破了既有传记事实的写法。
　　

摘要：西夏姓氏是西夏政权所辖区域内所有民族的姓氏，大体上有蕃姓与汉姓两类。丰富的西夏姓氏资料是西夏乃至10-12 世纪中国西北地区社会、历史、文化、民族研究的重要材料，同时，也是中古西北方音的真实记录。
　　 文章首先利用传统考据与语音分析的方法，从各类汉文文献中考订出同名异译姓氏33组。这些异译以同音异译为主，掺以形近之误，当然也有传抄过程中的误写。通过考证澄清了由于不同写法而造成的混乱，有利于史料的利用与阅读。
　　 其次，利用语音分析及西夏研究中的二重证法，即西夏汉文史料与西夏文史料相结合的方法，确定出相互对应的西夏蕃姓78 组，建立了西夏文姓氏与汉文史料之间的联系，提升了西夏文姓氏资料在西夏社会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另外，在勘同的基础上对38个姓氏的译法作了统一，并对一些误识、识译的西夏文姓氏进行了订正。
　　 其三、考证出西夏蕃姓的8种来源，即以民族名称命名的姓氏、以党项部族名命名的姓氏、以吐蕃部族名命名的姓氏、以祖先名命名的姓氏、以地名命名的姓氏、以节气名命名的姓氏、继承的鲜卑姓氏以及与佛经真言中用语组成的姓氏等。
　　 第四，对西夏境内的汉姓进行了分类考证。共考证出汉姓89个，其中蕃族汉姓42个，汉族汉姓58个。西夏的汉姓既有中原汉地的常用姓氏，又有西北历史上其他少数民族包括党项族曾使用的单音节姓。蕃族汉姓有的源于蕃化汉人，有的源于缘于蕃人取汉姓。
　　 第五，对保留在《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等大型西夏文献集成图书中的西夏遗民姓氏进行了整理考证，判断出西夏遗民姓氏48个，对其中的23个作了详细考证，在对比蒙元与宋夏时期西夏姓氏的基础上，发现了蒙古语在西夏姓氏蒙古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六，在考证的基础上对西夏姓氏反映出的包括党项对西北历史上诸民族的吸纳与融合、西夏民族构成，政权的多民族性、普遍的民族通婚等西夏民族问题及同音异译中反映出的语音现象进行了讨论。

摘要：《列女传》一书由我国汉代著名学者刘向编撰而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反映妇女生活的传记，记录了从远古到西汉的众多女性。它的编撰对后世正史《列女传》的确立有直接的影响，对了解中国女性传记的发展有重要价值。
　　 目前对刘向《列女传》的研究已呈逐年上升趋势，但是大多数论文和著作都是以《列女传》的文学性和思想性作为研究对象，而对刘向编撰《列女传》时的意图和使用的编撰策略却少有人关注。本论文以《列女传》的编撰意图和编撰策略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史书记载的刘向生世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进行分析，总结出刘向编撰《列女传》的意图主要是劝谏汉成帝和王太后，警戒赵飞燕等后妃与外戚。通过使用图表法把刘向编撰的《列女传》与其它早于此书的典籍史料对于相同人物或事件的记载进行比较，分析出刘向为了达到自己的意图，使用放大女性的功过、弱化或隐匿男性的作用以及将女性置于特定情境中使其进行二难选择等编撰策略，重新对女性形象进行了塑造。
　　 本论文共分为五部分：绪言部分简单介绍近几十年来《列女传》的研究概况。第一章分析刘向的家世背景、政治经历以及学术背景对他编撰《列女传》的影响，旨在讨论他编撰此书的动机和个人条件。第二章通过史书记载的时代背景研究刘向编撰《列女传》的意图。第三章通过比较《列女传》与其它典籍中记载的同样人物和事件的异同，分析刘向编撰《列女传》时所使用的编撰策略。结语部分对刘向《列女传》的巨大影响和意义进行总结。

摘要：随着海外华人对“寻根”活动的热衷，国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日益重视，编撰谱牒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这种关注反过来也推动了谱牒研究的发展。但大多数的研究像社会经济历史、地理历史、法律历史、人口历史、宗教与文化、海外华人历史、遗产以及历史人物的个人传记等还是把中国家谱当做其研究的补充。
　　 对此，本文欲通过对具体的中国家谱文本分析，回答以下研究问题：1)宗谱话语有什么样的中国传统价值观?2)各种话语是如何融进宗谱话语中的?3)宗谱话语是如何实现教化的目的?
　　 家谱不仅是历史的记录，也是一种谱系，一种世界观(福柯，1972)。福柯的谱系理论主要是解构“事实”，因为这种“事实”往往是不经意间发现的，其背后有着权力的操作和利益的考虑。也就是说，这个“事实”是有问题的，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历史的认知也会存在偏差，但是中国家谱却不同，它是在中国传统逻辑这一思维方式下描述的。费尔克拉夫采用了福柯的理论建立了批判话语分析。他探索了语言，社会机构惯习以及更广的政治社会结构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惯习形成话语，那么话语就成为释义的重要成分。费尔克拉夫在社会语境中看问题，强调权力和意识形态的作用。这种方法使很多看起来稀疏平常，理所当然的话语变的不平常了。为了更好的理解宗谱话语，在这里，批判话语分析增加了历史的视角，一方面它作为一种世界观从语言的角度看世界；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方法分析语言以了解其文化社会的意义。
　　 宗谱话语中可以找到礼，中国宗教，历史记忆等的影子，相应的，在宗谱中也呈现了它们的话语。这种呈现是具体直接，与西方的文本有区别。随着社会发展和全球化脚步的加快，中国传统话语在西方的思维方式下沉寂了很长时间；然而在恢复传统文化，教化青年的呼声中，中国传统话语开始复苏，研究历史文本背后的传统话语成为热门。
　　 本文运用批判话语分析的方法诠释了宗谱，这在一定意义上拓宽了宗谱研究的视角。宗谱研究不仅仅是停留在历史研究的层面，更是跨学科的研究。另一方面，作为古代家庭教化的典范，家谱话语给当今的教育带来了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