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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赵睛
科学技术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新兴学科与交叉学科不断涌现。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生命科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人类在认识生命、控制生命和改造生命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人类毫无底线的对生命进行干预和介入,将生命当作可操作、可控制的对象进行研究,这是实用主义工具理性的行为,由此引发了对生命的理解和对生命科学的讨论。这种将生命物化、工具化,导致生命去魅的行为,引发了一系列伦理学争端。针对这种问题,诸多学者给出不同的见解,提出了趋于完善的生命伦理观。
  生命伦理学理论伴随生命科学快速发展,但是其研究领域内也存在着分歧,缺乏统一的判断标准。本文对生命伦理学的道德伦理判据进行哲学反思,批判实证主义背景下的生命科技对生命的过度操作,解析如何实现伦理视域下生命的尊严、自由,实现生命的价值。生命科学是人类超越现象世界改造世界的一种实践行为,这一实践需要在道德律绝对命令的约束下才是理性的实践,才不会侵犯主体人的尊严、自由和价值。人是目的,也是有限理性的存在,只有遵循道德命令的约束,实现人人均是目的而不是工具,生命伦理学才能实现准确性和有效性,建立合理的生命科学伦理体系。
  本论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概述了生命伦理学产生的背景,实证主义、技术化的生命观是对生命现象的一种非理性操作,生命科学技术化的判别标准将生命模块化、去魅化。针对于此,跨道德、法律、宗教、大众媒体等学科,对生命科学和医疗保健进行规范的生命伦理学应运而生;第二部分概述了生命科学技术对生命的去魅: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人体实验、人类胚胎干细胞技术、克隆技术是当代社会顶尖的生命科学,这些科技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让人类最根本的存在价值受到冲击,成为生命伦理学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第三部分论述了生命的返魅:对生命概念的哲学重构:人存于世,最重要的是有尊严的自由的活着,实现自身的生命价值。然而,有限理性的人类在现象世界中实践时,有意或无意地会对其他人造成损害,生命科学亦是如此,单纯的寿命的延长并不代表生命的价值、尊严得到了实现。康德的著作《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对人之为人的本质进行阐释,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论证了人类的永恒意义。人类是感性的存在物,也是理性的存在物,理性的对象则是人类自身。人类在“道德律”的约束下通过精神活动和社会实践超越现象世界的必然性,将大部分命运把握在自己手中。挣脱技术实证标准的束缚,纯粹地在道德律的约束下,以社会中每一个人生命价值这一纯粹哲学判据为目的作为标准,指引生命科学的发展方向,即为生命伦理学的哲学反思。
  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要保持时代性和先进性,针对不同的生命科学问题具有不同的约束方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紧跟生命科学的发展步伐。然而,不管生命伦理学如何发展,其所参考的纯粹道德伦理判据不能动摇,坚持以人自身为目的,遵循道德法则,保证人的价值、自由和尊严的最大化。
[硕士论文] 陈陈
外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良善生活”自古以来就是道德哲学关注和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西方哲学史上,有不少哲学家都对什么是好生活,怎样才能过上好生活做过详细的论述。美国当代杰出的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在其著作《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中,从对古希腊悲剧、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文本研究入手,对良善生活内涵进行了界定,并提倡过一种欣欣向荣的“良善生活”。努斯鲍姆还认为良善生活不可避免地受到繁杂的“运气”的影响,从而产生脆弱性;为了使良善的人类生活能摆脱来自偶然的境遇和运气的束缚,她认为实践智慧和情感的认知能力必须发挥指导作用。
  对努斯鲍姆良善生活思想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加详细地了解她的道德哲学思想,另外,针对努斯鲍姆这种思想的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古希腊的道德哲学传统,而且还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了解西方道德哲学的理论体系和发展脉络。另外,还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了解到了不同时期、不同的道德哲学家们对实现人类繁荣所做出的理论贡献,为我们研究西方道德哲学提供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视角。
  本文主要探讨了努斯鲍姆伦理语境下的良善生活思想的具体内容,以及这种良善生活对现实的理论意义,并希望通过对努斯鲍姆“良善生活”思想的研究,了解怎样才能摆脱“良善生活”所面临的脆弱性困境,从而实现幸福的人类生活。
[硕士论文] 王绍文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南斯拉夫实践派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本文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实践派的代表思想家斯托扬诺维奇的伦理思想之上。斯托扬诺维奇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以马克思伦理思想为基础,对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也对当代资本主义以及人的生存状态进行了剖析。他批判了多种异化现象,特别深入研究了新时代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科学技术的异化。本文力图从四个方面对斯托扬诺维奇的伦理思想进行研究,分别是斯托扬诺维奇伦理思想的多重来源,斯托扬诺维奇对马克思伦理思想的再阐释,斯托扬诺维奇伦理思想的建构,最后对斯托扬诺维奇伦理思想的价值与意义予以评价。斯托扬诺维奇伦理思想的核心之处就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界定,把马克思的伦理思想解释为一种革命运动的伦理思想。因此,斯托扬诺维奇的伦理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他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超越了以往传统马克思主义伦理理论的许多观点,同时,作为南斯拉夫实践派的成员,他的伦理思想也展现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诉求。
[硕士论文] 杨华生
外国哲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德性是西方伦理学史上十分重要的思想,它有着悠久的历史。麦金太尔以历史的方法阐释了自己的德性思想,构建了一种独特的德性伦理。麦金太尔的德性伦理的主要内涵实际上主要指德性概念的内涵,它包括以下几个重要概念:叙事,德性,社群生活,共同善。德性概念的三个阶段的前提和内在含义是社群生活思想、叙事概念和共同善思想。在《追寻美德》之中,叙事是道德叙述方式,为一种广义的道德,也与德性概念三阶段理论息息相关。麦金太尔将社群生活理论运用到德性概念构建之中。德性概念主要包括一般社会生活和宗教社会生活。从麦金太尔阐释个人道德与社会共同道德的关系来看,个人德性生活的前提是具有社会群体生活,否则德性作为人的品质就无从谈起。善依旧是麦金太尔的德性伦理所关心的重要观念,他认为共同善是德性生活的目的。实践和传统需要德性去说明。麦金太尔德性伦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诸如丰富德性概念内涵和提供解决道德哲学问题的新思路等,也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硕士论文] 程永泽
伦理学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从马基雅维里所处的时代背景、生平经历和其著作出发,讨论马基雅维里公共德性观。以马基雅维里的思想研究综述展开,通过探究中外学术界对其思想的解读、探究其思想的历史渊源,大概了解了学术界对其思想研究的现状、理顺了其思想在学术界史学理继承关系;再在详细探究德性与公共德性的概念和关系、公共德性的维度问题的基础上,充分界定了马基雅维里的公共德性的具体内涵,为梳理其公共德性的内容提供了研究范围和框架;重点通过对国家至善的变迁、保全国家存在的手段无善恶、个人德性与公共德性关系、爱国是最大的善等公共德性观点进行详细、深入地分析,梳理出了其公共德性观的具体内容;最后通过对其公共德性观的中肯评析,分析其理论的进步性与局限,得出了公共德性思想的现代性启示。
[博士论文] 杨小钵
哲学;伦理学 东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基于黑格尔的道德哲学主要是《法哲学原理》和《精神现象学》理论,对伦理实体的诸形态及其所形成的精神哲学体系进行研究。
  在黑格尔哲学中,伦理不仅是一种本性上普遍的东西,同时又是一种实体性的现实,而伦理的实体性必须通过单一物与普遍物统一的精神才能达到。伦理获得自身实体性所经历的精神辩证发展过程,构成了伦理实体的精神哲学形态。由此,伦理实体一方面是在精神中存在的伦理实体化的诸环节,另一方面它本身又是伦理的客观性现实,呈现为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现实形态。
  家庭作为伦理实体的直接形态,其直接性就在于家庭中的关系不是个别成员之间的现实关系,而是个体与家庭实体之间的伦理关系。家庭在爱的情感关联中达到了个体与实体的精神性统一,并伴随着婚姻、家庭财产环节,在子女的成长和教育中走向解体。家庭的解体一方面扩大分化为更多的家庭,另一方面使个体走向了社会。个体在家庭中遵循神的规律,在社会中遵循人的规律,二者构成了伦理世界中的两大规律。由于两大规律之间的辩证发展与相互过渡的不同倾向,造成人的规律和神的规律地位的殊异,正是这种殊异造就了东西方文化样态的差别。由于家庭的解体,个体从家庭实体中走出,伦理世界中两大规律之间预定的平衡被个体的伦理行为打破,个体行为不再以家庭为内容,而是带着一种悲怆情愫进入了以个人为主宰的法权状态。于是,伦理实体便开始由直接形态的家庭向异化形态的市民社会过渡。
  市民社会作为伦理实体的异化形态,异化的真义就在于市民社会中伦理的普遍性本质是假象地映现出来的。在法权状态下,个体沦为原子式的个人,伦理分裂为个体之间无精神、无共体的统一。个人为了自身的福利和利益的实现,通过相互关联组成的形式统一体被称为市民社会。因此,市民社会的精神实质是以特殊性个体为内容的形式普遍性,这一普遍性形成了以他人为中介的需要的体系。在市民社会内部,个体一方面以自身需要的满足为目的,另一方面又希求伦理的普遍性,而教育造就了个体的教养使他们具有提升为普遍性的内在可能,警察和同业公会则为伦理普遍性的实现提供了外部保障。然而,无论是从精神发展的逻辑来看,还是具体历史形态的考察,市民社会都是作为一种具有内在否定性和现实局限性而存在的阶段。特殊的个体与形式普遍性之间的矛盾作为市民社会的内在否定性,它与市民社会现实中存在的“伪善”问题、伦理道德悖论问题共同推动了市民社会向伦理实体的更高形态——国家过渡。
  国家作为伦理理念的现实,它既摒弃了市民社会的形式普遍性,又保留了家庭的实体性精神,个体在国家中不仅获得了实体性规定,也获得了伦理的普遍性内容。因此,国家构成了伦理实体的复归形态。国家的精神本质是个体在其中意识到自己与实体的统一,并通过行动自觉地维护这种实体性。个体在国家中获得了自在自为的自由,而个体在对上帝的信仰中获得的自由与满足具有更高的普遍性,于是,在西方文化中宗教在抽象方面构成了国家的精神基础。而在历史和现实中,宗教与国家的关系也经历了由相互对立到良性互动的辩证发展过程;并且随着宗教在现代社会走向式微,西方国家理论自身发展的局限也逐渐显现出来。理念上完满的国家,在现实中远没有达到合理性的地步,依旧面临着各种局限性与内在矛盾。国家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产物,意味着它必然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走向终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身—家—国—天下文化模式为伦理实体形态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国家之上的天下观念作为比国家具有更大伦理普遍性的理念,为现代伦理实体建构提供了直接的文化资源。
  现代社会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文化的互通和交流超越国界。信息技术的冲击,伦理实体的祛魅、解构和颠覆使现代文明遭遇“道德的异乡人”的难题。伦理实体的诸形态及其所形成的精神哲学体系,将人类共同体理解为一种伦理实体形态,可以为人提供安身立命的基地和精神家园,为“道德异乡人”指引一条伦理的“归乡”之路。
[博士论文] 谭舒
哲学;伦理学 东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焦虑的“道-德”现象学形态研究最初缘起于对“道德焦虑”的研究,在选定现象学作为贯穿始终的研究方法并重新梳理了“道德”的内涵及意义后,得出“道-德”现象学作为基本研究基底的整全架构及其内部结构,将生命的展开置于“一域三界”之中进行审视,由此将焦虑视为生命在“一域三界”及其内在发展诸环节中的若干特殊体验形态,清晰地看出焦虑一方面被视为需要超越的负面体验,另一方面则在推动具有自否定性的生命之自身发展中有着积极意义。
  “一域三界”的划分及其阐释作为本研究的基础理论框架,具有核质作用,“一域三界”指的是“道-德”现象学视域下的生命展开环节,具体而言:
  “一域”是“道-德”生命流衍的整全领域,它的划定建基于对“道”与“德”的区分与厘定(即先天意识与后天意识之分,以及相应的生命发展之先天理路与后天理路之分)。一般而言,先天意识是主体生成之前的、以自然契入并体证的方式所开显的生命本真存在之域,被切身体验为松、静、软、悦的存在状态,而后天意识是从先天意识之中跌落出来、在自然且无限的存在之中划定界限、起意并认同为“我”的存在者状态,表现为有限人格的生成。先天意识与后天意识共同构成在整全意义上理解人自身的两重维度,其内在基底同一,只是根据意向的不同表现而有先天与后天的体证路径之别。
  “三界”是“德”之生命(即后天意识)从“道”中跌落而自身演进的三个后天环节,分别是象征界、自为界和现实界。象征界是奠基于主体效果总量“我”之基础上的发展环节,最主要的特征在于主体始终从对其对象的认同出发而认同自身,以镜像关系作为中介而认识并塑造自身。自为界是主体经过象征界的扬弃而力图找到自身在世存在根基的一个阶段,建基于作为主体人格的我之上,充分调用各人格层面(意志、感知、感受、意向)的功能及其一致性表达己身的契机以建立在世存在感。现实界是主体经过自为界扬弃而身体力行地开始与现实他者、环境互动并以价值为导向进行社会性创造活动的阶段,是主体人格实现自身需求与兑现社会价值成果的较高级发展阶段。“三界”分别代表着主体生命展开中的联结度、情绪度、真实度。
  基于对“一域三界”的理论奠基与探讨,本文进入相应的机制研究与形态研究,在继续深化“一域三界”之细分结构的基础上,将焦虑纳入其中并视之为推动“一域三界”之自身演绎的必要环节。
  在“道-德”域之整全架构中,先天意识与后天意识的区分是两重基本生命境界的分水岭,基于此,“道-德”域的基本发展原则为自然(和合于“道”的状态而不加入伪),动力表现为以先天意识统摄后天意识,以及后天意识随顺反映先天意识,相应地,“道”与“德”的内部割裂表现为存在焦虑,它的产生原因在于意向固化与后天意识选择失真,表现为与先天存在力量割裂的主体于世间存在中所不可避免地体验到的无根感、无力感等。当后天意识开始无依地流落世间,它便容易开启象征界的帷幕,在一种向往与想象的意义上为己身之存在张开一个期求完美力量的舞台,并成为配合自身演技的演员。
  象征界建基于既非根植于先天生命“道”之中、又非完全落脚于在世存在中的、只作为主体效果总量而被认同的“我”之上,作为从“道”中跌落而出的第一个后天境界,象征界有着迅速回归“道”与迷失无著的双重涵义,后者指向迷失焦虑的诸种表现,如讨好、指责、超理智、打岔等。当迷失焦虑不胜生命力外耗之苦而寻求自我之同一性根基之建立时,便有了建立作为主体人格我的内部动力,进入自为界。自为界中的主体人格我开始有了对自身存在于世的明晰存在感,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个整全的人格结构及其功能。自为界中的我拥有有限自由之权限,但所面临的困难表现为在有限觉察力条件下、人格各层面可能不在意识范围之中、或各人格层面运用有限自由能力而压抑或扭曲自身、或各人格层面之间产生冲突等,由此而导致自身状态失控且存在自欺可能的虚伪焦虑。对治虚伪焦虑的方式在于主体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带动自身进入实践领域,建立相对客观、可控的外部生命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锚定自身身份(以此作为对接现实界的入口),在不断的行动过程中兑现社会价值,由此而契入现实界。现实界中所可能遭受的焦虑形态为实现焦虑,表现为拖延、病态优越感、好高骛远等。如果继续探讨下去,则对治实现焦虑的出路在于对伦理界的建构,然而这并非本文专攻,因此只做为研究展望而提出。
  焦虑作为推动“一域三界”自身发展的必要及特殊环节,从横向铺展的角度而言,它们在“道-德”现象学视域下表现出一条明晰的发展路径,表现为在前一阶段焦虑向后一阶段焦虑演进的过程中,虽伴随有主体体验的痛苦,但亦同时不断推动并开启新的存在者状态,并最终使生命在一种整全的视域下、有可能产生涌现效应意义上的、新的生命境界之打开并创造重新逼近“道”的生命状态。这些焦虑形态按照推进顺序而言,分别为:“道”向“德”的陨落焦虑、“德”的有限自由焦虑、“德”的自我建构失败焦虑、“我”对世界的原初恐惧、投射关系中的焦虑、投射认同中的失落焦虑、永不满足的焦虑、自我扭曲的焦虑、自我逃避的焦虑、现实入口模糊或滑动的焦虑、知行割裂的焦虑、社会性创造过程中的焦虑。
  在对全篇的展望中,从应用研究的角度提出了基于象征界与自为界之基本结构、具有组合创新意义上的“道-德”现象学视域下的焦虑自测模板。作为一个建构性、开放性研究,本文在“道-德”现象学基础上对焦虑的形态把握有多种可能的视角,这一点既是不定性的,亦是深刻的,力图在理论架构、机制及形态分析、应用诸领域为整全人之生命状态、使焦虑兑现其应有的价值而不止停留在负向体验的桎梏之中。
[博士论文] 黎松
哲学;伦理学 东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德性在传统的研究里,一直存在着“理性”和“精神”的差异,差异的本质在于德性是“理性”还是“精神”的论争。传统理性主义德性论主要从五大理论来论证德性的问题,目的论认为人拥有德性就是为了获得幸福,义务论认为德性是在对于义务法则的遵从下而产生出来的一种道德力量,规范论主张德性是在对规范的遵从而产生出来的道德品质,整体主义认为德性是在基于共同利益、整体利益的考量而诞生出来的道德品性,实用主义把德性理解为一种实践的求真品质。各自的矛盾形成了理性主义德性论在哲学上的困境,内在主张对于人感性偏好的克制、德性行为的外在依从,导致了整个德性概念理解上的分裂和德性自由的缺场问题。
  德性作为一种精神的理解,就把人看作是一个精神的存在者,德性的产生和生成都是精神在起作用的结果。精神在概念上是知其自身现实的理念,既能够认识自身,又能够将自身实现出来,达到自在自为、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体。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呈现为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的三种形态。通过对德性词源的考究和精神客观呈现自身内容的陈述,德性显然就是一种精神,内在的理解和生成逻辑就是人通过主观意志调整人的感性动机,在客观的伦理环境中实现出来,形成一种内外统一的精神品质。由德性的这种生成逻辑,按照德性精神在人身上的呈现阶段来看,人首先一个自然的存在者,并从属于一定的自然伦理实体,在自身拥有自我意识和德性意识后,克服自身的感性欲望和主观偏好,内在形成一种主观的道德品质,成为一个个体的人,而人真正的成长和德性品质的获得必然要在一定的客观伦理中。德性的精神形态由此就可以划分为自然德性、“道德”德性和“伦理”德性三种逻辑发展形态。自然德性讲述人作为一个自然的存在者,在最初的意义上体现出来的德性精神,包括功能、率真和诚实三个阶段的德性内容;“道德德性”是人在拥有自我意识以后,在自身内形成的一种德性精神,包括责任、幸福和个体善三个阶段的德性内容;“伦理”德性是人在真实的伦理关系、伦理环境和伦理实体中体现出来的德性精神,包括关系、制度和实体三个阶段的德性内容。以此构成德性的“精神”气质的整体性论证。
  现代性的德性理论一方面体现为过度理性化或工具理性化的特征,另一方面体现为主体权利、个体利益的主导,导致了现代性德性产生出了主体权利的彰显、个人的利益本位和规则桎梏的困境。内在的缘由在于现代性社会物质与精神的断裂、规范与自主的分离、实用的价值取向。而走出这些德性困境就需要德性的“精神”救赎,在整体思维方式上实现理性向精神的转化,对德性进行精神的认知和实体的体悟。这样就从总体上实现德性的“精神”气质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博士论文] 张建辉
伦理学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当前世界范围内日益深化的生态伦理问题研究,体现的是现实生态实践的发展要求。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爆发表明,人类文明第一次遭遇可能覆灭的危机,已然不再是古代社会人类面对的地域性、暂时性的环境改变。与此同时,人类也在深刻反思和不断追问生态危机的原因以及应对之策。不可否认,人类“生存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传统价值和思维范式指导下的伦理实践模式。生态正义实践研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一种新的理性认知,是对新的生态伦理实践的积极探索。
  全文共分三部分:绪论、五章系统性论述和结语。
  绪论部分,系统总结生态正义实践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归纳其主要观点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阐明生态正义实践的基本论域和基本思路,以及本文在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创新之处。
  第一章,概述生态正义概念和范式。首先,比较环境与生态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在本质特征、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三个方面存在本质区别,进而严格定义生态正义概念。其次,系统阐述生态正义的超越性。生态正义颠覆环境正义拓展主义的方法范式,否定环境正义还原主义的思维范式,扬弃环境正义中心主义的价值范式。最后,指出生态正义的实践因素。立足于整体主义立场,从价值哲学出发,通过重估权力、资本和科技等因素,为生态正义的实践提供现实支撑。
  第二章,科学揭示生态正义的价值论建构基础。一方面,生态正义批判人类中心一般价值范式的局限。一般价值范式遵循人类主体逻辑,具体表现为价值的个体性、多维性和动态性,不承认自然的主体地位和价值属性。人类作为实体化主体导致价值主体的唯一性、价值标准的封闭性、价值评价的单向性和价值概念的同一性。另一方面,广义价值论视域内生态正义深层追问自然价值的合法性,跨越休谟难题,消解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独断,最终走向价值融合,为生态正义奠定整体主义价值论基础。在生态整体主义视野中,走不出的人类中心和走得出的人类中心都得到充分彰显,人类价值与自然价值实现融合自治。权力、资本和科技都是实践的具象化。
  第三章,阐释权力的生态正义实践逻辑。在生态正义实践的视域内,权力不仅是国家和政治的核心,也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实践中介。揭示权力的生态维度对深刻认识和真正走出生态危机具有重要意义。但生态危机的权力意志批判表明,当代社会权力之权凸显的是人类作为主体相对自然客体的权威,权力之力则彰显人类相对自然的力量性。古代社会,权力受到自然和上帝的制约。近代社会,权力受到理性的制约。而当前祛魅时代的权力突破自然和理性的制约,加之地域性、自私性、腐蚀性和扩张性的内在缺陷,极度膨胀的权力意志导致严重生态不正义和社会不正义。权力意志与生态危机之间的深层逻辑勾连表明,权力必须受到自然之魅和理性之魅的制约,这也是生态政治的实践路径。
  第四章,追问资本的生态正义实践选择。首先,将资本放置于经济与自然关系演变的历史语境中,揭示资本的起源和本质。交换是货币的前提,货币是资本的前提,资本发展遵循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在生态正义实践视域内,资本是一种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实践形式,通过经济体现其实践活动。同时在与权力的比较中揭示资本力量,对资本逻辑进行有益补充。其次,生态危机的发生与资本逻辑紧密相关,资本逻辑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增值无限、经济主义和消费主义是其具体表征。最后,指明生态经济的节制资本诉求。资本逻辑具有局限性,生态系统是其外在限制,自反性是其内在缺陷。在此基础上,指出节制资本服务于生态正义实践的现实可能性。
  第五章,分析科技的生态正义实践转向。作为人类与自然互动的桥梁和纽带,科技所扮演的角色有目共睹。科技的生产力效应加速文明进程,促进人类生存方式的转换。现代科技与生态危机之间的深层逻辑在于:一方面是现代科技与价值分离,古代朴素自然观发展为机械自然观,使得人类无所顾忌;另一方面则是现代科技与理性结合,科学统一信念、还原主义信念和本质主义信念使得人类有恃无恐。因此,在反思现代科技两面性基础上指出,现代科技亟需生态化转向:从单纯的指向自然,转向到对人类与自然之生态关系的调控,实现科技发展与自然变化的有机融合。
  结语部分,价值哲学视域中生态正义实践研究的未来展望。从现代文明到生态文明,不是现有工业文明的简单修复和完善,而是价值范式和实践逻辑的整体转换。生态正义实践研究试图为“如何推进现代化同时克服现代性问题”提供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生态正义实践研究对于生态文明的价值启示在于:生态正义以和谐为价值目标,否定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对抗模式;以责任为价值准则,扬弃人类高度主体性造成的权利泛滥;以整体主义为价值立场,摒弃现代正义范式的个体主义立场。与此同时,本研究依然存在概念解释力、实践实效性和理论创新度等问题,这将是生态正义实践研究在价值哲学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空间。
[硕士论文] 沈佳宁
伦理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19世纪以来至今,经济、科技的全速发展及其不断扩张的市场输出,一方面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冲突,同时也催生了德性伦理的复兴。正是在这样双重世界背景下,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这是因为,一方面,《神学大全》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思想,成为中世纪德性论思想的集大成者;另一方面,《神学大全》把基督教思想从“柏拉图式”转变为“亚里士多德式”的,由此成为中世纪基督教思想的巅峰。《神学大全》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由三部分构成:作为来源与奠基的形而上学;作为认知与方向的伦理学;以及指导信仰生活的圣事制度。从整体结构来看,由“信德、望德、爱德”三者所构成的“神性德性”,它不仅是使《神学大全》三部分内容构成其完整体系的纽带,也构成了《神学大全》中伦理理论的思想基础。故此,研究《神学大全》中的“神性德性”,不仅是研究西方德性论思想发展史的必要环节,也是了解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如何可能变成大众精神生活内容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基于如上认知,本文从三个层次展开对《神学大全》中信望爱三德的讨论。第一章通过对信望爱三德的历史背景、时代土壤、个人际遇的研究来还原《神学大全》的创作背景。通过对文本结构以及相互之间的生成关联的分析,来揭示信望爱三德在《神学大全》中的功能与地位。第二章分析信德、望德、爱德各自的内涵,通过对其三者在主体、对象、生成方式等三维度梳理,突出信德、望德、有德对“神性德性”的深度构成内涵,以及各自特定的视阈指涉和价值期待。第三章对信望爱三德间的关系进行梳理,从其发生、完成顺序到其主次顺序,再到它们间的功能关联展开分析,揭示信望爱三德之间的互动生成关系,由此解答了“神性德性”何以可能的问题。最后讨论《神学大全》如何发挥信望爱三德之间的内生功能,来建构起调和信仰与理性、神学与哲学为一体的神学系统,并以此作为对时代的境遇性回应。
[硕士论文] 王萍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兰州理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水平普遍得到提高,同时人与自然的冲突也日益尖锐。随着生态危机日益全球化,人类意识到破解危机的关键是转变价值观念,国内外学者逐渐深入到马克思恩格斯生态伦理思想的研究中。马克思恩格斯在传承伊壁鸠鲁唯物主义,打烂黑格尔唯心主义框架,越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狭隘范围的基础上,深刻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了生态伦理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生态伦理思想内在地蕴含着自然优先性的生态伦理定位,尊重自然的生态伦理态度,警惕自然报复的生态伦理意识,其终极目标是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伦理思想是新时期人类处理生态问题的新视角和新思维。面对我国社会主义生态建设实践中的环境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发展、深化马克思恩格斯生态伦理思想,形成了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生态伦理理念,重视生态环境的道德启迪功能和科学发展观的生态伦理特质,尊重生态系统演化规律与顺应自然的生态伦理意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伦理思想的传承和发展是新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生态伦理思想与我国社会主义生态实践有机结合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生态伦理思想折射出的生态价值观念有助于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态伦理观和价值观,掌握科学的生态方法论,从根本上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走出生态困境。
[硕士论文] 李楠
伦理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加快,社会道德问题不断涌现,道德困境多维度形成。在这种状况下,社会要健康发展,就要解决社会道德问题。要解决社会道德问题,需先消解来自各方面的不同形式的道德困境。这需要伦理认知的提高和社会方法的引导。
  本文就是基于这一现实的社会要求而检讨道德困境问题,以此尝试探求其解决之道。其基本思路是通过“道德困境”的学理定义进行类型学划分和形态学探讨,然后在此基础上考察道德困境的成因以及如何消解道德困境的社会伦理原则和方法。第一部分讨论道德困境的基本问题。首先从词源入手,阐述什么是道德困境?揭示道德困境的三重定义,即道德困境,既可是道德主体面对利害权衡与选择的无所适从的迷茫状态,也可指道德主体虽有道德意识但却在行为及其结果两个方面表现出道德无力的两难心理困境,更可指既渴望道德约束又冷漠或解构道德的对峙性社会态势及两相较量的胶着状态。然后以此为思维工具分析道德困境的伦理实质,揭示道德困境产生于利益与道德的颠倒,或可说是实利对道德的胜利,它从根本上展示出社会境遇中人性的不振。最后探讨道德困境的社会类型,分别从家庭、公共生活、环境三个维度予以考察,揭示当前道德困境的多元性、发散性和扩张性特征。
  在如上探讨的基础上,第二部分对道德困境的形成进行分析,主要从道德困境形成的学理探讨和社会分析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尝试简要地分析了亚里士多德、麦金太尔、弗莱彻和国内学者韩东屏对道德困境的理性认知和时代性反思;然后,分析道德困境产生的多重因素,包括社会、境遇以及政治-经济机制等因素。第三部分探求消解道德困境的社会思路。其努力目标是从个人主体和客观环境两个方面切入,为如何营造一个消解道德困境的社会机制做一尝试性思考。这就是普遍平等公正的社会机制,它不仅要求人自制,也要求完善制度法律。只有通过严谨的制度法律才可以为人们提供行为自知、自信、自制的价值指南和社会规范体系,包括构建利爱有度的认知指南和群已权界的行为准则。无论个体还群体,在实际的生活过程中面对利害取舍与权衡时做到有理可依,以利爱有度为依据来处理人际事务或利害得失,以群己权界为准则来经营个人与社会共生,自愿遵循行为意愿与规范、行为目的与手段、行为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原则。面对实际的道德困境,需要对具体性质的内容和问题,运用不同的方法做具体的分析和解决,比如在家庭,化解其道德困境,可以运用情爱的方法;化解公共生活中的道德困境,建立政治正义与制度公平的社会环境,并且运用权责对等的方法最合理;而平等善待和行为忠诚的方式最适合于处理和消解职场生活中出现的道德困境;出现在环境领域的道德困境,则可通过构建“人、社会、环境”共生的行为方式来治理。总之,道德困境多种多样,其解决的方法也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这就是利爱有度和群己权界,这是运用各种方法来化解社会道德困境所需要遵循的根本社会准则。
[硕士论文] 慕霜
伦理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关怀伦理作为新兴的应用伦理学理论,产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女性主义伦理学。在女性主义推动下,关怀伦理对于女性关怀特质的伦理思考,激发了女性主义者正面挑战传统伦理学中普遍性的伦理规范,并在学术和社会两个领域反对男性权威,受到部分学者特别是女性学者的大力支持。但是,由于其发展时间较短,加之理论基础相对薄弱,也因此遭受很多伦理学家的质疑。如上因素构成了女性主义关怀伦理的困境,基于此,本文通过客观分析其所存在的问题,探寻走出理论困境的发展思路。
  本文从关怀伦理的基本理论入手,在认知、理论、实践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关怀伦理学面临的困境以及突围其理论困境的发展思路。全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关怀伦理理论及取向”,首先梳理了关怀伦理学产生与发展的社会背景和理论背景以及现阶段的展开方式;其次对关怀伦理的核心概念“关怀”予以学理定义和内涵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对关怀主客体和关怀关系的形成进行分析;最后将其置于伦理学发展史的大框架下,与传统伦理学做对比分析,突出关怀伦理学的“境遇性”、“情感性”和“关系性”特征。
  在此基础上,第二章对“关怀伦理的理论及取向”进行宏观梳理,分析关怀伦理理论所面临的“认知”、“理念”和“实践”三维困境:在“认知困境”中,关怀伦理首先表现为“情感体认的片面性”,即过分地重视情感因素的作用,片面否定理性的功能。其次是“伦理关怀的片面性”,具体表现为对关怀情感特征来源的混淆,使关怀伦理难以获得其理论基础、主体认知以及伦理诉求的普遍认同。最后是关怀“理论定位的模糊性”,主要表现在与德性伦理和境遇伦理交叉所导致的界限模糊。在“理念局限”中,由于其认知的不完善,导致关怀伦理在理论上出现性别关系的三种困境,以及关怀与正义间的对立。关怀伦理的“实践困境”,首先表现在由于女性主体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的不平等地位,导致在社会中很难践行其实践价值;其次表现为对变革社会现实的无力性;最后由于关怀伦理普遍性认同的缺失,在德育领域的实践困难,社会中的道德教育缺少普遍性的受众群体。
  分析关怀伦理中存在的困境,是为其突围困境而寻求解决之道。所以第三章首先探讨对“关怀伦理的认知拓展”,第一步是明确其关怀特质的来源;其次构建关怀的道德自主性;最后重新定位关怀伦理与德性伦理、境遇伦理之间的关系,明确关怀伦理的自身定位,提升关怀伦理学的认知水平。第二步是完善关怀伦理理念:首先突破单一的性别认知局限,拓展关怀路径;其次打通关怀伦理与正义理论的关系,使之相互融通,因为就现实生活而论,只有在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条件下,才能够履行关怀行为。第三步是对关怀伦理展开实践探索:首先建立关怀的实践原则;其次利用教育手段强化关怀伦理的引导作用;再次探索制度手段,健全关怀的规范体制;最后完善关怀行为领域,实现关怀伦理的女性主义目标以及普遍性应用。
[硕士论文] 刘希
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重庆交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生态问题的压力、人与自然资源的紧张关系和生态文明的建设都需要生态伦理思想的服务。生态伦理将伦理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和社会的领域扩展到生命和自然界,对由社会发展而产生的问题提供了一种伦理的思考角度,使人们对过去和现在的工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价值观念进行了批判和反思。生态伦理是生态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和生态文明同属于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作为促进和引导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的理论,二者是统一的,对于历史的发展而言,则是先有伦理,后有文明。生态伦理思想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并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其发展的最终目的和最后归宿就是实现生态文明,同时,生态文明也需要生态伦理的理论支持。
  本文从阐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思想、西方的生态伦理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思想这几个方面,运用唯物辩证法、理论与具体实际相结合、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统一的方法,分析和探究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生态伦理问题。此外,本文通过吸取国内外生态伦理研究成果的精华,分析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生态伦理问题,找出原因,并依据代内公平、代际公平和人地公平的伦理原则把握人、自然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保证这三个方面得到相对公平的发展前提下,提出了几点建议性对策。根据我国的具体实情表明,生态文明建设要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协调发展,仅仅依靠政策、法律和技术等手段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更新和完善我国的生态伦理思想理论体系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全民生态伦理教育、建立合理的监督渠道、提高政府治理和管理能力等具体行动来实现。通过确立和实践生态伦理思想的价值观念、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一方面力图减少生态问题,并努力的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更加协调;另一方面有利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发展,为建设和丰富生态文明理论体系提供新的内容。
[硕士论文] 张莉
马克思主义理论 西南政法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不断加剧的环境问题引起各国的关注,环境问题不单单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已上升到全球性问题,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具体表现为:资源枯竭、生态系统全面退化、水土流失急剧、濒临物种增加、人口膨胀等。生态问题不仅对人类生存的家园造成影响,还会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就中国而言,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不得不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纵观人类改造自然活动的过程,人类不得不开始反思自己的活动方式,寻求能够达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新型社会模式,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作为理论支撑,也需要将理论结合实际情况,探索出应对生态危机的解决路径。
  在具体写作时,我将按以下思路进行阐述:
  第一,通过查阅、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作品,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形成背景、发展历程和理论渊源,归纳出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主要内容。
  第二,主要阐述了苏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观。
  第三,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和苏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主要从解决生态危机的现实途径方面入手,结合现在的国家政策以及社会现状,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符合发展趋势的策略。
[硕士论文] 何思延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道德自我调节就是个体根据道德自我,对自己是否实施道德行为进行选择。已有研究的结果表明启动道德自我知觉会激发个体的道德自我调节机制,而且表现出道德自我调节的补偿性,而启动道德认同,则表现为道德自我调节的一致性。这一概念常常和道德判断、道德评价研究联系在一起,人们在进行道德判断时往往会有行为与自己宣称的道德态度不一致,或者同样的不道德行为,认为别人做比自己做更不道德的现象,这就是道德伪善。
  曾有研究者提出人们在回忆自己的道德行为之后,会产生一种我之后不必再表现得如此道德的倾向,所以产生了道德伪善。而在道德自我调节的反馈机制中,还包括道德净化效应,个体在回忆自己的不道德行为之后,继而会增加道德行为以维护自己的道德形象。如果如研究所言,道德心理许可效应的出现引发了人们的道德伪善出现,那么道德净化效应是否可以消除或者减弱道德伪善现象呢?与道德自我知觉有关的道德自我调节对人际层面道德伪善又将产生何种影响呢?
  本研究在总结归纳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将道德自我调节负反馈机制中的两种效应都纳入到道德伪善两个方面的研究领域,全面的考察道德自我调节对大学生道德伪善的影响作用。之前对该主题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他人和自己道德行为评价的差异上,本研究也将通过两个研究同时考察个体层面和人际层面的道德伪善在这两种效应的作用下会如何表现。
  本研究对四川师范大学本部及广汉校区的106为大学生进行研究,研究一中,被试首先通过用积极词汇、消极词汇、中性词汇为关键词回忆过去的行为,完成启动任务,再采用任务分配范式来研究个体层面道德伪善;研究二的第一步也是道德自我知觉的启动任务,再通过对各种道德情境中,当事人为自己和他人时,对主人公当事人的不道德行为进行评价,以研究人际层面的道德伪善。实验研究结论如下:
  (1)大学生在日常状态及道德自我凸显时,会出现个体层面道德伪善,但二者差异不显著,不能完全证明是由道德心理许可效应导致了道德伪善,只能说明在道德心理许可效应下,存在个体层面道德伪善。
  (2)大学生在道德自我受到威胁时,个体层面没有道德伪善现象,证明此时道德净化效应可以有效地减少个体层面道德伪善。
  (3)大学生在对自己和他人的不道德行为进行评价时,不存在人际层面道德伪善现象,且对自己的评价低于对他人的评价,对自己的道德标准更严格。
  (4)当道德自我凸显时,大学生对不道德行为的评价标准比平时宽松,道德自我受到威胁时,大学生的道德评价标准比平时更宽松。也就是说在道德心理许可效应和道德净化效应作用下,大学生的道德标准更加宽松。
[硕士论文] 魏欣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现代社会,道德两难问题越来越多,道德常常与人的切身利益相关,人们在做出道德选择时都需要抑制内心的某些冲突,从而损耗了一定的自我控制资源,此时个体就会处于一种暂时的自我损耗(ego-depletion)状态,并且在之后的自我控制任务中的表现变差。权力代表着个体对外界环境的掌控力,是实现社会利益再分配的手段,如果道德判断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那么权力就会对其产生影响。本研究以在校大学生为被试,采用E-crossing任务来诱发损耗,通过权力情境故事来启动个体的不同权力水平,来探讨自我损耗与权力感对道德两难判断行为的影响。实验一探讨自我损耗对道德两难判断的影响;实验二探讨了自我损耗状态下,权力感对道德两难判断的影响。结果发现:
  (1)不同自我损耗状态下的个体都更愿意做出道义性选择,但高损耗个体相较于低损耗个体做出的选择更加道义;
  (2)高、低权力个体都更愿意做出功利性选择,高权力个体相较于低权力个体做出的选择更加功利,且差异显著;
  (3)高损耗低权力个体更愿意做出道义性选择,低损耗高权力个体更愿意做出功利性选择。
[硕士论文] 韩秋念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道德伪善是指个体希望表现得道德,但只要有可能就会设法让自己避免因真实行善而付出代价的行为倾向或动机,在个体层面表现为宣称的道德水平与实际行为之间不相符合,在人际方面体现在面对同一道德违反行为时,对他人更苛刻,而对自己更宽容。道德判断能力是个体在充分分析道德情景中各因素后,将道德观念反映在道德决策和行为中的能力,这种能力涉及分析、辨别、选择、评价等方面。已有研究结果显示,只明确道德标准并不能抑制个体的伪善行为,行为后果及相应的道德情感体验能够加深个体对行为的认知,从而减少道德伪善的出现。虽然道德伪善现象普遍存在已得到了跨文化研究的验证并被研究者们所认可,但由于被试的选取多为大学生,该现象是否在其他群体中也同样显著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与此同时,尽管道德判断能力与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不言而喻,且道德判断能力在个体加工、分析信息的时候作用重大,但目前鲜有从道德判断能力角度出发分析伪善的研究。基于上述原因,本研究通过一个调查和三个实验探索道德标准和行为后果对不同道德判断能力个体道德伪善的影响,以期给未来的实证研究奠定基础,并为教育者有效地开展道德教育工作给予理论支撑和建议。研究结果显示:(1)青少年的道德判断能力大多处于中等水平,随学历的增加而有所提高,但处于相同等级的被试间不存在学历上的显著差异,且性别差异不会对道德判断能力产生显著影响,在面临任务冲突情景时道德伪善普遍存在;(2)在单独明确道德标准或行为后果时,道德判断能力处于“中等”水平的被试依然会表现出明显的伪善行为,但其它两个等级的被试标准与行为不一致的现象得以减少;(3)同时明确道德标准和行为后果可以有效抑制处于所有道德判断能力等级上的被试的伪善行为。
[硕士论文] 胡玉华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研究表明,校园欺负行为会对学生的身心发展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论文以成都三所职业高中学生为被试,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职高学生父母冲突知觉、道德推脱与欺负行为的关系。研究表明,欺负行为在职高学校中发生的概率较高,并且:
  (1)在欺负者被试群体中,欺负行为的得分在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及是否参加社会实践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在受欺负者被试群体中,被试的得分在性别、家庭住址间存在显著差异。
  (2)父母冲突知觉、道德推脱与欺负行为存在显著的相关。
  (3)父母冲突知觉及道德推脱对欺负行为的发生具有预测作用。涉己冲突、冲突归因以道德推脱为中介影响欺负行为,道德推脱对欺负行为的发生起部分中介作用。解决情况以道德推脱为中介对欺负/受欺负行为产生影响,道德推脱对欺负/受欺负行为的发生起部分中介作用。解决情况以道德推脱为中介对受欺负行为产生影响,道德推脱对受欺负行为的发生起部分中介作用。
[硕士论文] 郑利平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道德判断是个体以自身具有的道德认知为基础并根据一定的评价标准对自己以及他人的行为做出评价的过程,其水平是不断变化发展的。道德判断有两个重要的指标:一个是对他人道德行为的严苛程度,另一个指标是基于规则的道义论判断或考虑后果的功利性判断。个体的道德判断仅仅研究的是个体的内在观念性的态度,因此,研究真实情境中个体做出的具体而实际的道德行为更具有意义。而历来对道德行为的研究大多都是通过对亲社会行为等更为具体的行为的研究来进行的。本文采用3个单因素实验探讨了温度引起的舒适感对道德判断以及道德行为的影响。
  实验一采用单因素实验探讨温度舒适感对道德判断严苛性的影响,随机选取四川师范大学70名在校大学生(男生31名,女生39名)作为被试,分为温度舒适组(35人,男生16人,女生19人)和温度不舒适组(35人,男生15人,女生20人),分别对8个不道德行为的不道德程度在五点量表上进行判断。其结果表明,与不舒适的温度条件相比,被试在舒适的温度条件下会对不道德行为做出更为严苛的道德判断。
  实验二考察了温度舒适感对功利主义道德判断的影响,随机选取四川师范大学68名在校大学生(男生32名、女生36名)作为被试,分为温度舒适组(35人,男16人,女19人)和温度不舒适组(33人,男16人,女17人),分别对8个高冲突道德困境中的功利性行为在9点量表上进行判断。实验结果表明,在不舒适的温度条件下,被试对道德两难事件做出更功利性的道德判断。
  实验三采用捐款的实验范式探讨在真实的助人情境中,温度舒适感对道德行为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被试在不舒适的温度条件下会减少利他行为。
  三个实验结果共同表明,温度舒适感确实会对道德判断以及道德行为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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