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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邵稚
世界史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研究对象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本文从世界体系理论的学术语境、方法论、结构和内涵、学术影响与效用评价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加深对世界体系理论的学习有利于从宏观角度分析世界历史演变进程。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世界体系理论的思想来源。沃勒斯坦反对兰克史学将国家作为历史研究单位,运用社会科学方法,将历史体系作为分析世界历史演变历程的基本单位。沃勒斯坦批判地继承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认为不平等交换是世界体系驱动力。沃勒斯坦继承美国社会科学学派研究传统,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数据。沃勒斯坦否定价值中立与历史主义理论,强调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
  第二部分,在方法论方面,沃勒斯坦运用结构主义分析世界体系中各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是沃勒斯坦理论研究的核心来源。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的周期观点和注重空间的写作模式也得益于此。沃勒斯坦采用比较史学研究方法,通过国家间的类比,思索世界体系的发展周期。沃勒斯坦认为,由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引申出不平等的世界体系理论模型,有利于历史研究。
  第三部分,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内容。沃勒斯坦的学术创新点也集中于此。经济层面,沃勒斯坦提出中心边缘结构概念。政治层面,沃勒斯坦阐述国家间体系和霸权理论。文化层面,沃勒斯坦阐发中庸自由主义的地缘文化概念。沃勒斯坦用一体化学科取代跨学科研究方法,由此打破世界体系在知识领域的不平等。
  第四部分,世界体系理论的学术影响。这部分内容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西方学界对世界体系理论的继承与运用。另一方面,学界对世界体系理论的质疑与反思。无论如何,世界体系理论让重新思考不断变化的世界。
  世界体系理论对于运用宏观思维探索世界历史,将历史体系作为分析单位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突破西欧中心论都有启发意义。因此,本文从上述4个方面对世界体系理论进行实证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其语境、结构、方法与理念的认知,有助于扩展世界历史研究的理论视野,重新审视当今世界。
[硕士论文] 范静静
中国史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1901年,中国史学以一次论争的方式步入一个新百年。“无史”和“有史”的登台,吹响了国内旧史批判的集结号,成为正式回应域外史学的第一个标志性事件。
  作为“新史学”和“史界革命”的提出者,梁启超同时又是“无史”概念的倡导者,更是整场论争的引领者。《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完整地呈现了梁启超“无史”观的三层含义,即在以西方为参照的前提下,中国无历史研究、无民史史籍和无良识史家。简言之,无与“传统”相对的“现代”史学。同期同地,或可能最早在文本中连用“中国无史”四字的赵必振和坚持无民史的马君武率先作出简单响应。论调的产生并非无本之木,一方面受到国内反对君史氛围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因国外日本“无史”说和“中国停滞”论而起。如果说前者显示出对内在理路的承接,那么后者则体现为借力外缘的突破,两相合力,论争不再是一个孤立的本土问题,而是被深深拉进全球史学的发展中。
  “无史”一出,激起千层浪,但“投石”的梁启超等人却未再发表相关评议,论场从国外移至国内,完全转到他人手中展开。最先回应的是支持者邓实,《史学通论》和《国学微论》完整地呈现了“无史”观的多层含义,除梁启超所言,增添无精神史、无史器和无史祖等,尤以民史着力最著。对此,马叙伦最先回击,凭借四篇文章,从客观历史进程和史学发展两大角度共五个方面予以驳斥,成为“有史”的急先锋。究其同异,两方在兼采西学之余,皆痛陈旧史弊病,本质之别不在是否倡议而在如何建立新史学。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学人也陆续参与进来。其中,陈黻宸从“无史”转向“有史”,既可视为转变者的代表,也可窥见两方力量翻转的端倪。相比于发起阶段,这一时期的争辩范围极大扩展,参与者的身份也趋于多重,但两方既非铁板一块,也非彼此绝缘,观点互有交织,甚至存在答非所问的乱象,突显出过渡时代思想的复杂纠缠。
  “空言”之下,战线扩展,双方开始了编纂新体中国史的实践。从章太炎、梁启超及陈黻宸的设想到曾鲲化、黄炎培及刘师培等人的实果,旧史模式几被抛弃。采用章节体,涉入种族、学术、宗教及社会风俗等领域,强调分期、进化和因果,彰显大汉族主义,致用取向明显。但新事物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旧事物已脱胎换骨,仍有不少著述深陷王权政治的窠臼,像是旧史的翻版或节略本,可见实践与理论间的偏差。总之,从背景到过程再到结局,“无史”一方域外因素远胜本土因素,政治取向超过学术取向,相应地,“有史”一方则本土因素远胜域外因素,学术取向超过政治取向。受制于时代,不合逻辑的矛盾本属常态,应予“同情”。整体地看,两方可以说是相连交互,殊途同归。
  以1905年为中点,历约十年。百年的十分之一,论争既是新史学运动的关键,又是相对独立的一角。终结不意味着清算旧史的终止,而是实质性第一步的迈出。
[硕士论文] 沈杰
中国史;中国古代史 南京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宣汉”是秦汉史学中一种不可忽视的思想观念。它不仅仅是一种单纯宣扬汉朝的感情,扩大来看还是一种文化观、历史观,影响到后来史学家的撰述。每个朝代都会出现类似的这种的观念。
  “宣汉”这个词是首先由东汉的王充明确提出,但这种思想观念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已经表现出来,班固《汉书》体现的最为明显。
  司马迁作为一个先秦时期的“士”形象,他写作《史记》的立足点是从天下的角度出发,“直书”写出当时的历史实情,十分严厉地批评了秦暴政和赞颂西汉的盛世,出现了“抑秦”和“宣汉”两种相呼应的观念。而班固作为“儒家独尊”后儒学的“士”的形象,他写作《汉书》则是从汉王朝家天下角度出发,着重加强了宣扬了汉王朝的丰功伟绩。在这之中汉王朝也在不同阶段加强对自身有着不同的政治宣传,西汉初期主要是宣扬汉高祖刘邦本身、汉武帝好大喜功、汉宣帝时候出现大量凤凰、汉末期集中“汉家尧后”的构建等。
  陆贾、贾谊处于西汉初期的历史阶段,倾向春秋战国时候“客”的角色。从“客”的角色对汉朝进行宣扬。而东汉王充主要是出于个人的主观媚汉而“宣汉”,客观上也有助于正确理解古今关系。第一部官修史书《东观汉记》也不能避免“宣汉”的命运。荀悦是东汉末期人,鉴于当时的情形,为强调汉王朝的正统地位也是不余余力地宣扬汉朝。
[硕士论文] 冀震宇
中国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河南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清代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余年,从学习史籍到研究史籍,再到后来推行的广修诸史政策,无不显示了帝王与官修史书的紧密关系。
  康熙帝面临着作为帝王都要解决的现实政治问题,这一方面是他学史的动力,另一方面也是先王与臣佐对其进行历史知识研习的出发点;清廷入关前就已存在的重史传统使史学在统治者那里备受重视,顺治所采取的种种尊儒重道与开馆修史等举措又进一步强化了清廷重史传统的延续,使康熙帝从小就浸润在重史学史的氛围之中;经筵日讲制度保障了康熙帝历史知识学习的系统性,而在与大臣的廷对中,又使康熙帝的历史认识进一步深化,习史资治的目标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步完成,康熙帝的史学思想也逐步形成和发展。
  有清一代,大规模开馆修史,始于康熙。康熙朝共开设有9类史馆,纂修23部史书,其意义不仅在于修成大量史书,而是在修史过程中,不断探索,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史馆制度,为后世之君提供参考之模板。康熙帝的史学活动背后,是贯穿其中的史学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将历史看作是重要的施政与资治的重要资源,是康熙对历史的基本认识;对历代兴衰治乱的对比与评述,构成康熙的历史盛衰论;讲论体例、追求信史,是康熙历史编纂学思想的核心。
[硕士论文] 李岩
中国史 河南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嵇文甫(1895-1963),名明,字文甫,以字行,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就其史学研究而言,在中国古代思想史、政治史等方面皆颇有成就,尤其是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可谓造诣颇深,而检讨其史学研究的历程可以发现民国时期是其史学思想形成与成熟的关键时期。
  嵇文甫民国时期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严谨笃实的治史特点,他治史注重独立判断,对前人史论勇于怀疑;坚持论从史出,从不入云亦云,妄下结论;他推崇以简御繁的治史方法,主张简单直接、正中要害的论证方式,并且注重运用分析、归纳和比较等历史研究方法。其二,强烈的史学经世思想,他对古代经世致用思想非常赞赏,认为学贵致用;注重从现实问题出发阐述古代思想家的重民思想和民族思想;重视发掘古代思想家关于治国经验的思想,善于总结历朝历代关于治国的经验,从而古为今用。其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从,他主要采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中国思想史进行研究,善于运用经济基础分析法,注重从阶级的角度分析,从人民群众的立场来阐述思想变化背后的决定力量。
  嵇文甫的史学思想既宏观博大,又微观深入,研究他的史学思想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其学术思想的认识,同时于后世也有很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史学理论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历史科学对人类社会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运动规律的认识使人类促进历史的发展。19世纪中期,随着科学的迅速发展,史学已经达到一门科学的水平。在总结历史、史学理论与现代科学的成就相结合的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为历史研究注入了新的内涵。历史唯物主义使人能够认识到历史客观真理,促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牢固的理论基础。
  自从诞生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已为人类发展,尤其是革命事业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研究越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整个形成与发展过程后可以认识到越南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民族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重大作用。
  本论文分为五章。
  第一章,研究马克思前各史学派的历史研究观点,分析、评价并指出其局限。另外,提出并肯定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观点。马克思主义史学已有彻底解决历史研究中的基本问题的牢固基础。
  第二章,研究越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过程,包括三个重要问题:第一,自从诞生,越南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积极参与革命斗争过程。越南马克思主义史学已对越南社会实践作出详细分析,从此提出导致封建式和资产民主式爱国斗争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越南马克思主义史学还强力反对落后、过时、反动的历史观点以维护历史客观真理、建立人民群众世界观的正确认识。第二,在越南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过程的基础上,提出越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特点。第三,厘清胡志明主席的重要地位,他已精心研究、运用并将马克思主义史学传入到越南,对越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过程作出重大贡献。
  第三章,论文概括越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整个发展过程。越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1945年到1954年、1954年到1975年以及1975年至今的三个阶段。在该章,论文也研究越南南部史学(西贡政权史学),并将其视为基础来评价、肯定越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正确性和正统性。
  第四章,论文主要厘清越南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越南民族解放革命事业的胜利之重要作用,这也是本论文最重要的一章。在越南民族解放革命事业中有三个最重要的胜利,即为1945年八月革命、抗法殖民战争以及抗美救国战争。厘清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宣传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过程中的作用,宣传并肯定战争的正义性,以此建立信念呼吁人民参加斗争取独立;另外,越南马克思主义史学已总结并吸取每一场战争的经验,将其视为下一场革命的基础,这些经验对整个民族解放革命和目前新社会的建设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同时,该章,越南马克思主义史学还对越南改革之路的成功做出巨大贡献。
  第五章,论文主要探讨三个问题。第一,在革命斗争过程中,虽然越南马克思主义史学对革命的胜利具有重要地位,但历史学本身也有局限和错误。历史学家已认识、克服并坚定要对史学进行改革以满足国家新时期的要求。第二,研究目前越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状况。论文涉及到目前历史科学的成就、局限和问题。第三,作为一门先锋科学,为了在新阶段继续发挥作为引导人民群众认识的作用,越南马克思主义史学首先要深化并创新地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反对歪曲历史、反动破坏革命观点的斗争打下牢固基础。
  总之,论文已提出并解决两个重要问题:第一,厘清越南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越南整个革命事业和每一场战争的胜利之重要作用。第二,民族革命过程的经验总结是越南目前和未来革命的无价之宝。
[硕士论文] 陈文平
中国史 安徽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李宗侗是近现代著名的台湾史学家。他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学贯中西,研究领域广,著作成果多。在长期历史研究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史学思想。本文试图从四个方面论述李宗侗的史学思想。第一章介绍李宗侗的生平及史学道路。通过对李宗侗的生平、史学著作及史学历程简单梳理,理解李宗侗的人生经历、学术渊源与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第二章论述李宗侗的史学思想,为全文的重点。通过深究李宗侗的史学著作与学术论文,将其史学思想整理归纳为:从全球视角看中西史学、探讨社会科学理论与历史的关系、分析史料与史学的关系、关于将来史学发展途径的认识、对历史进化规律的认识五个方面。第三章讲述李宗侗史学思想的特色。李宗侗因受中西史学双重影响,在其史学思想中表现出异于常人之处。本文阐述了四个突出特色:比较史学方法论、观点新颖释古新论、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考证翔实至真至善。第四章论述李宗侗史学思想的不足与反思。李宗侗受传统考据学影响,在史学研究中无不体现出他对考据的重视程度,久而久之形成只重考史而不论史,这亦是影响传统史学发展的障碍之一。加之当时西方史学已自成理论体系并传入中国,而国内新史学处于起步阶段,李宗侗借鉴西方史学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受其局限性,只关注到中西文化的“同”,而忽略“异”,进而走上“西化”模式论。总之,李宗侗的史学思想有不足之处,但他的史学思想仍具有学术研究价值,值得学界去挖掘研究。
[硕士论文] 李勇朋
中国史 曲阜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西方思想理论的引进,意识形态领域也呈现出了多样化趋势,反映在中国史学界,则有两种比较明显的现象:其一,近代史学界普遍存在着对宏观问题研究的漠视,致使读者仅仅能了解片面的历史,是知静而不知动,知片面而不知全面。其二,西方史学理论和史学研究方法在中国史学界大行其道,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疏离。
  上述现象更进一步削弱中国学者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的话语权。从史学理论的角度看,近年来中国史学界出现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中国历史学者在西方史学理论面前毫无抵抗力。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国内历史研究者逐渐脱离宏大叙事,不去思考宏观问题。既往宏大叙事固然存在很多问题,但错不在“宏大叙事”本身,而在于作为历史研究主体的历史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换句话说,学者可以质疑以往宏大叙事的内容,但不应该抛弃宏大叙事这一极其重要的历史叙事形式。
  本文主要分析评论张海鹏在中国近代史史学研究中出现疏离宏大叙事的背景下如何构建中国近代史的宏大叙事。本文以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相继演进,分析说明目前史学研究疏离宏大叙事的原因,在于后现代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质疑和挑战,以及既往宏大叙事客观性欠缺等本身缺陷,指出宏大叙事在历史研究中的必要性,呼吁宏大叙事的重返。张海鹏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的著名学者,是马克思主义近代史学科体系的代表人物,一直为追求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而努力。其丰富的学术成果以及对唯物史观的坚持,使其成为构建近代史宏大叙事的主要代表。再次则分析张海鹏对宏大叙事的理论探索,包括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史的学科对象、近代史分期、近代史的“研究范式”、近代社会“元宝形”的发展轨迹及“谷底说”等理论思考。然后以《中国近代史》(1840——1949)、《中国近代通史》为例,分析张海鹏构建中国近代史宏大叙事的具体实践。本文将《中国近代史》(1840——1949)放在对范文澜、刘大年等老一辈史学家开创马克思主义近代史学科体系的背景下考察,认为它是在新时期下对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是编写《中国近代通史》的初次尝试。最后则基于前几章的分析,对张海鹏关于近代史宏大叙事的探索作出客观评价,认为张海鹏对中国近代史宏大叙事的探索有助于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发展,有助于中国近代史学界国际话语权的提高。
[硕士论文] 谢自力
世界史 河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梁启超对“史界革命”的积极倡导,推动了新史学思潮的广泛开展。迫于救亡图存的压力,中国知识分子把西方的民族主义视为实现国家自强的有力武器。受西方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他们以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为中心目标。为此,建构以“民族”范畴为核心的中华民族认同,以民族话语为核心来重新书写中国历史,成为知识分子群体所认知的主流。
  新中国建立后至“文革”前夕,随着建立独立民族国家任务的完成,新政权需要对社会结构本身进行重新建构,这就需要建构一种新的社会认同。由于阶级斗争理论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新政权选择了以“阶级”范畴为核心来建构新的社会认同,即阶级认同。在这种社会情境下,经过思想改造后的历史学家,大都采用阶级斗争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来考察和分析一切历史问题,进而建立了重新评价人类历史的标准。他们采用以“阶级”为核心的历史分析范畴和解释框架,形成了一套较成熟且崭新的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体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周一良、吴于廑的《世界通史》可以看作是这种通史体系的典型。历史学家把历史问题作阶级化解读,其后果就是把“阶级”这一观察视角和解释框架无限地绝对化,进而排斥其他观察视角与解释框架存在的正当性。历史书写作为历史认识活动的最后一环,其首要任务是形成知识。但是,历史学家们却自觉或不自觉地肩负着过于沉重的政治使命,积极主动地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将古今中外的历史作阶级化的解读,从而偏离了历史事实本身。实践证明,历史学家将历史问题作阶级化解读这一做法,不仅对历史学自身有着极为明显的消极影响,而且也阻碍了史学的健康正常发展。
[硕士论文] 高尚
世界史 河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约恩·吕森是德国著名历史学家,他的史学理论在学术界有着重要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在史学界的兴起将历史哲学发展到“叙事”阶段,它对历史学的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同时也遭受到了不少批判:有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理论会破坏历史学客观性的基础,对历史学学科产生威胁。
  吕森企图寻找一种折中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难题。吕森根据历史叙事的功能将历史叙事划分为传统叙事、典型叙事、批判叙事与基因叙事这四种类型,这些模式可以同时存在于一部历史作品中,不过我们仍然可以运用它们对历史作品进行分析。在吕森史学理论的核心概念:学科矩阵以及其近年来的理论发展中,叙事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历史叙事通过再现的形式使历史获得意义,历史叙事也与历史意识、历史解释等吕森史学理论中重要的理论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
  吕森的历史叙事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理论是不同的:相比于后现代主义,吕森的叙事理论更加贴近于历史学、更加注重历史学中科学与艺术的平衡性、更加具有现实感。吕森的历史叙事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学中后现代主义这一思潮。
[硕士论文] 黄天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河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所谓历史观,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的,用来探究过去、展望现在,并充分预见未来发展的脑力活动,属于能够揭示历史的本质与规律的一种逻辑体系。习近平充分利用自己的历史观,并通过对中国的历史、中国的近现代史、中共的党史进行深刻剖析,阐释了历史的科学性、历史的规律性、历史的特殊性、历史的完整性的主要内容,这些对指导中共的党史研究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文章从习近平同志如何实现用自己独特的历史观念指导实践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习近平用历史观对治理国家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方法,客观地分析了习近平历史观的思想特点,科学具体地分析了这一历史思维方法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和影响。
  文章一共从四个部分对习近平的历史观进行了分析。通过对于选题的背景和意义进行了交代,对选题的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初步的总结过后,第二部分研究了习近平历史观产生的历史基本条件和思想渊源;第三部分具体研究了习近平历史观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最后分析和总结了习近平历史观对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通过剖析习近平的历史观在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如何灵活运用,以及它对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产生的影响和意义,一方面使我们对历史观的理解和研究更加深刻,拓展了对历史观研究的方法和视野;另一方面将习近平的思想与历史观结合起来,使理论方面的分析更加科学和具体。同时,其历史观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其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内容,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理论。
[硕士论文] 杜晓玲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河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大前后所发表的一系列关于历史问题的重要论述,以此为基础,深入分析阐释习近平历史思想的形成条件和主要内容,从而使人们不仅对习近平历史思想的内容有一个完整准确的理解和把握,亦能明晰习近平历史思想的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习近平的历史思想。首先,从时代背景、理论来源和主观条件三个方面分析了习近平历史思想的形成条件。习近平历史思想的产生既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邓小平的历史思想,又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历史思想,还与当前的形势和习近平自身主观条件密切相关。继而,从历史功能思想、历史研习与宣教思想和历史评价思想三个维度系统阐述了习近平历史思想的主要内容。习近平的历史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增强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光辉历史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提升历史研习与宣教水平。
  本文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文献研究旨在对反映习近平历史思想的相关著作、文章和讲话进行研究。并且,将习近平历史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邓小平的历史思想进行对比研究,从中找出习近平历史思想形成的客观条件及其新内容和新特点。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三点:一是从习近平的成长经历、知识结构和实践经历三个角度深入剖析了习近平历史思想形成的主观条件;二是从习近平的历史功能思想、历史研习与宣教思想和历史评价思想三个维度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习近平历史思想的主要内容。三是对习近平历史思想的现实意义从增强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光辉历史的认同、增进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以及提升历史研习与宣教水平三个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述。
[硕士论文] 刘丁一
世界史 河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霍华德·津恩是美国新左派史学的著名人物,其代表作是《美国人民史》,以其激烈的批判精神著称。津恩的史学理念继承了美国史学中的相对主义思潮,同时体现出了他身为左派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新左派历史学家经常由于过于政治化而被批评,他们从史料中刻意寻找有利于自身政治立场的证据,从而缺乏对历史宏观、综合的概括,这些问题也都在津恩的历史研究中存在。津恩试图站在左派立场上重新书写真正属于美国“人民”的历史,体现了以“阶级”“性别”“种族”为核心分析范畴的美国史学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的发展趋势。津恩这种对历史学和美国历史的看法体现出了实用主义和现时主义的思想,是受到60年代的社会运动和70年代大众史学的影响。他的激进史学重新提出了关于历史实用主义的命题,恰恰是对二战以后美国历史学家职业化和历史研究碎片化的“反动”。津恩的历史著作在社会上获得了非比寻常的影响力,他的“激进史学”批判了碎片化的历史研究和盎格鲁—新教为核心的“美国信念”,把美国社会史研究的诸多最新研究成果呈献给普通美国人。尽管他对美国历史的叙述不乏错误和片面,但有其深刻的进步意义。
[硕士论文] 矫倧旭
世界史 河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海因里希·格莱茨(Heinrich Graetz,1817—1891)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也是犹太史学界能够以犹太人的视角来看待整个犹太历史的历史学家。他编写的十一卷本《犹太史》对犹太历史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深远的影响。因此,研究海因里希·格莱茨的史学思想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澄清其史家本色、梳理其史学成就,而且在民族主义史学大行其道的十九世纪的德国,也可以窥探其与德国主流史学的之间的相互影响并为当前的历史研究及著述提供有益的借鉴。因此,对海因里希·格莱茨的史学思想的研究极有意义。
  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言。主要阐释国内外研究海因里希·格莱茨史学思想的情况,论述研究海因里希·格莱茨史学的必要性,阐述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目的。第二部分是本文的铺垫,主要介绍海因里希·格莱茨的生平、时代背景以及其著作。通过对十九世纪大环境和格莱茨的学术成长经历的描写,将他置于大的时代背景下,去看待其早期成长经历对其史学思想形成影响。另外此部分还介绍了格莱茨的两部史学著作,一部是使其名扬海内的十一卷本的《犹太史》,另一部则是其早期对于犹太历史与犹太教关系认知的一本著作《犹太历史的建构》。第三部分是本文重点,通过解读海因里希·格莱茨的文章系统整理其史学思想与特点,来揭示格莱茨对于整个犹太历史结构的认知,以及其民族史观以及客观主义史学观。第四部分主要写海因里希·格莱茨的史学思想的传播,通过描写《犹太史》在德国,法国以及英美地区的传播,进而体现出格莱茨对犹太历史普及所做的贡献,第五部分则是要突出格莱茨的史学思想的影响,其影响分别是对史学编撰以及政治两方面影响,从史学方面来说,格莱茨为今后犹太史的编撰体系奠定了基础,在政治方面格莱茨的民族史观不断从犹太人的内心深处挖掘他们的民族意识,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最后结语部分对格莱茨的史学思想进行了的总结。
[硕士论文] 刘晓溪
世界史 河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公元一世纪前后犹太希腊语作家中的代表,约瑟福斯自十九世纪末以来日益被学界所重视。前辈学者由犹太史、犹太教、基督教、古典文学等角度着手,对约瑟福斯的作品,特别是《犹太古史》与《犹太战记》进行了颇为详尽的研究,成果丰富。不同于篇幅宏大,内容丰富,保存了大量犹太战争与当时犹太地区政治、社会及犹太古史与犹太教重要材料的《犹太战记》与《犹太古史》,《反阿皮翁》是约瑟福斯为批驳希腊化作家对犹太人的污蔑,维护并争取犹太人在诸城市的权利而做的护教作品,文章主题明确,简洁有力。在该作中,约瑟福斯历数了当时主流的反犹言论并一一反驳,强调犹太圣经叙事的真实性与神圣性,同时指出希腊史家缺乏对古史的关注而只注重晚近历史,且史家之间互相矛盾而真伪难辨。
  利用史学材料进行护教论辩而非专注于犹太教思想的发挥与阐释,《反阿皮翁》的此种特点与犹太古代史宗教、历史纠缠难分的现实相符,同时也与约瑟福斯的生平境遇,特别是寄居罗马后的创作经历息息相关。或者正如约瑟福斯一再强调的,其作品始终致力于向希腊语读者展现一个真实的犹太民族。因此,无论其四部作品的主题有着怎样的差异,立足犹太历史,为犹太民族辩护始终是其创作的主要目的。
  犹太人与外族人的恩怨由来已久。相对封闭的犹太社会使其晚至希腊化时代才为希腊、罗马学者所认知;一神教文化孕育出的价值观与希腊城邦政治、文化之间的差异使希腊罗马世界的学者对犹太民族及犹太教存在颇多误解。随着犹太人的迁徙扩散,文化交融中产生的摩擦也在不断积累、激化,在公元一世纪前后达到高峰。而圣殿被焚毁后,犹太人的处境更加恶劣。
  目睹耶路撒冷陷落的约瑟福斯认为武力对抗罗马当局并非犹太民族的出路,只有迎合罗马当局、争取亲犹太群体的认同,改善异族人对犹太民族的印象,方能为流散犹太群体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因此,在驳斥诸多反犹言论的同时,约瑟福斯吸收亚历山大里亚犹太社团的文化成果,对犹太文化,特别是犹太教思想进行希腊化阐释,努力向希腊语读者证明,犹太文化不仅与希腊文化存在颇多共性,在政治与道德实践上,犹太文化甚至优于希腊文化。犹太文化此种优越性,正体现在犹太民族的历史之中。在论证中,约瑟福斯并未过多涉及事实,而是将犹太民族抽象概括为一神教律法约束下的道德群体。只是近世以来犹太民族逐渐背离上帝指引,丧失了对律法的敬畏之心。耶路撒冷城中的惨剧与圣殿被焚,正是上帝对背弃契约的犹太民族的警示。
  约瑟福斯对犹太古史与现实的解读,在坚持犹太教传统的同时又增加了希腊哲学元素。但《反阿皮翁》并未改变外族人对犹太民族的误解与敌视。而约瑟福斯对罗马当局及希腊文化过于亲近的态度,又使其不被同胞所认同。若非被新柏拉图主义者与基督教教父征引,约瑟福斯及其作品或许就此湮没于历史长河中。
[硕士论文] 李得权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河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传统史学在史学方法方面建树较少,但在民国特定的环境下,史学界却出现了一股“方法热”的思潮,有关“历史研究法”的著作如井喷式涌现出来。这些著作有的是为呼应“新史学”思想,传说立派;有的是为了教书育人,编写讲义;有的是为了薪火相传,讲授经验。目的不一,但客观上都推动了近代史学方法论的建设与发展。
  从早期的姚永朴到后来的梁启超、何炳松、傅斯年等人,都投身于“历史研究法”的热潮中来,进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史学研究路程,使民国史学流派纷呈。“历史研究法”与民国史学相为表里,“历史研究法”的传播与发展,推动了民国史学的走向成熟与自信。反过来,而带有鲜明个性的民国史学,赋予了“历史研究法”鲜明的时代特色与发展活力。
  “历史研究法”热潮的产生离不开民国史学的大环境,依托于民国史学的“历史研究法”,也同民国史学一样形成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新旧融合的特色。所以,透过“历史研究法”的视角看民国史学,能更好地厘清民国史学的发展历程与鲜明的时代特色。
[硕士论文] 王梅
中国近现代史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近代史家刘掞藜英年早逝,人们知之甚少,但其一生治学严谨、著述丰富、学术视野宽广,作为史地学派主要成员之一,一度活跃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名家荟萃的史坛上,留下近百万字论著。考订古史是刘掞藜一生最突出的学术成就。24岁时,他就凭借扎实的传统史学功底参与到顾颉刚发起的古史辩论之中,连续五篇文章掷地有声地回应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奠定了刘掞藜在中国古史研究中的地位。在国立武汉大学任教时期,刘掞藜带病完成《中国上古史》,集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古史思想。在研究民族关系领域,刘掞藜也颇有建树。他的《中国民族史》是民国年间的一部通史性质的民族史专著,以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势力消长和民族融合为主线来叙述民族关系的演变历史,对丰富民族史的学科内容和体系有重要的意义。另外,刘掞藜还曾考察月氏历史,对晋惠帝时代汉族大迁徙和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也做过一定的研究。在国粹派和近代新史学的影响下,他尝试着构建了一套史学理论与方法体系,著有《史法通论》、《史学与史法简编》等长篇史学论文,不仅在内涵上阐释并扩展了以刘知几和章学诚为代表的古代史家关于史家素养、历史编纂、史学功能、学术规范的传统史学思想,还吸收了以梁启超和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观点,彰显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坚守史学传统,又积极吸纳西方史学之长,致力于促进中国史学推陈出新的一代史家风采。自20世纪二十年代,刘掞藜在“古史辨”运动中崭露头角后,渐被世人遗忘。发现这位学术史上的失踪者,弥补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刘掞藜研究的不足,是一项有意义的学术工作。
[博士论文] 朱斌
中国史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20世纪的中国是处在转型中的中国,中国学术也在整个社会的转型中不断的裂变和融合,这种震荡的余波一直持续到现在。三、四十年代,在社会转型、民族存亡和政局动荡的多重压力下,齐鲁大学国学所如何因应学风的转变,学人的研究取向有何变化,皆是中国现代学术史需要关注的内容。本文即从历史本身的脉络出发,以两个互动的角度来建构国学所的学术历程:一方面将外部环境纳入到考察视野,在不同时期的学术环境与风气变迁过程中,理解国学所的风格变化和地位升降;另一方面在历史变迁的复杂图景中,深入探讨学人的研究对象、研究旨趣和研究方法的变化,以及与机构和学风的微妙关系。总之,详人所略,略人所详,以宏观通论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希望能整体把握转型时代的国学研究。除绪论和结语外,正文分为上下两编。
  上编是以时间为线索,利用现存的资料,重构国学所在建立、发展和结束时期的不同样貌。尽量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单线描述,既考察学风流转及对国学所的影响,又希望通过微观的角度,反观一个机构如何因应学风的变化。上编包括一、二、三章。
  第一章“机构与学风:国学所的创办及早期发展(1930-1938)”。在欧风美雨的吹拂下,20世纪20年代整理国故运动风靡全国,国学机构纷纷建立,在此运动影响下,古史辨运动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皆脱胎于此,它们是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所在,奠定了中国现代学术的第一块基石。现代学科体系初现端倪的同时,国学研究成为热潮。齐鲁大学作为一个小型的教会大学,欲增加竞争力和影响力,也希望通过加强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深化它的本土化、学术化进程,遂利用哈佛燕京学社的经费成立国学研究所。国学所草创之初,栾调甫担任主任,积极的聘任研究员,加大对国学研究的投入,鼓励师生进行国学研究方面的探索。但是,囿于研究方法和人员结构的保守,国学所没能与当时的主流学术充分对话,研究成果略显平淡。但是,国学所却因此成为一支整理国故运动余波中的后劲力量。
  第二章“战时学术:顾颉刚对国学所的‘史学化’改造(1939-1945)”。抗战时期是中国学术发展的特殊时期,在民族存亡之际,因应时势变化,学人重新聚集,学术风气随之改变,由“求真”转而“致用”,很多新的学术问题被发现,很多旧有的研究模式被修正。可以说抗战时期的学术研究是20世纪中国学术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取得的学术成绩与包括顾颉刚在内的学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顾颉刚在此时期担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主任,面对民族危亡的艰难时刻,积极对国学所进行改造谋划,召集了一大批学者围绕在其周围,依托哈燕社的资助,使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成为一个学术重镇。他立志做一部鼓舞民族士气的中国通史,进而动员全所的力量标点二十四史,作为通史材料上的准备。他也一度努力把国学研究纳入到现代的学科体系,欲将国学所改造成“文科研究所”。后因种种原因离开齐鲁大学,未能系统地实现宏愿,但是可以看到一个有担当的学人,在国难之际所付出的努力。正因为在顾颉刚的规划和运作下,齐鲁大学国学所由创建之初的边缘地位上升为战时学术的中心所在。
  第三章“变中前行:国学所的末路与新生(1946-1952)”。经过抗战时期的酝酿调整,唯物史观派和新汉学的地位翻转,已成大势所趋。因为时局动荡及哈燕社的限制,钱穆、吴金鼎时期国学所在不断的调整,人员流动比较大,除继续出版抗战时期胡厚宣的学术成果外,未见新的研究展开。建国后,作为主任的张维华,虽积极适应新的学术范式,也试图重振国学所的声望,但是随着张维华等人被调到山东大学,紧接着院系调整中教会大学被全部撤销,齐鲁大学国学所也就不复存在了。
  下编是以国学所中个别学者的学术历程和观念发展为中心,采取个案研究,包括四、五、六、七、八章。将学人及其学术研究放进时代的脉络中,这些学人既受学风的影响,又受机构体制的约束。国学所因制定的研究计划推进困难,所以给学者很多自主研究的空间,然后将成果汇总报告给哈燕社。看似散漫、没有形成系统的个体研究,反而是历史的实相,至少是合乎国学所的历史现实。
  第四章“‘贯通学思两途’:栾调甫与国学研究”。栾调甫是近代学术史上一位特殊的学者,他主要的学术活动都集中于国学所并担任国学所的创始主任。他一生以国学研究为志业,在墨学、名学、文字学及贾学等领域皆有建树。栾调甫虽自学成才,却能与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等大家论学交往,并“预流”近代墨学研究的大潮。他在矫正主流墨学研究之偏的基础上,提出“坚白离盈二宗”说,为墨辩思想开出新境界,被学界所重。他组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时,因地缘关系,对“齐鲁文化”较为同情,在近代国学研究的版图中,为山东争得一席之地。本章即试图整理栾调甫的生平与著述,通过对其学术成果及治学方法的研究,来了解近代学术史上不容遗落的一页。
  第五章“理学救国’:齐鲁大学时期钱穆的学术转向”。钱穆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中对宋明理学颇为同情的学者,早期却以“考据派”面目进入学界。抗战时期,学风因时局而发生汉、宋转变,“为学术而学术”的新汉学式微,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理学地位上升。随着学风的改变,钱穆个人对理学的认同更加清晰,并在齐鲁大学国学所完成思考与转变。在经世情怀的驱使下,钱穆与政治人物多有接触,并发表许多政论文章,直接表达政治主张。他为寻找中国存在的意义,为中国不会灭亡寻求文化原因,由历史研究转向文化研究,开启文化学研究的滥觞,对其后学术影响甚巨,对当时乃至后世学术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六章“‘观其会通’:吕思勉与国学所的‘孤岛’学术”。吕思勉属于传统派的史学家,其通贯的治学旨趣,在抗战之前与主流学风有相当的差距,并未获得足够的重视。抗战爆发后吕思勉困居上海,因为顾颉刚意图在编撰通史上有所作为,而被国学所聘任为研究员。以吕思勉为中心形成了一批同在“孤岛”的学人群体,在出版《古史辨》第七册、编辑《齐鲁学报》及国学所专著汇编等方面成果显著。吕思勉本人不仅积极参与编撰,并且为国学所编写和出版《先秦史》、《秦汉史》等著作,形成自己“通贯的断代史”研究风格,奠定了特殊时期的学术地位。
  第七章“新汉学的扛鼎之作:以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为例”。抗战时期,胡厚宣担任齐鲁大学国学所研究员长达七年,出版《甲骨学商史论丛》四集,是其学术历程中的巅峰时刻,亦可视为史语所开创的“新汉学”风气的收获之作。他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影响,治学取向由“疑古”转为“考古”,因参与殷墟发掘,与甲骨结缘,并积极实践“史料学派”的作史主张。在经历社会史论战和古史辨运动的学风流转中,寻求回应。胡厚宣利用新出的考古材料,结合甲骨金文考证处理诸多学术争议问题,重建上古史体系,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发展中有不可磨灭的意义。
  第八章“从‘层累造成说’到‘神话分化说’:古史辨派以‘神话’重建古史的努力”。20世纪20年代,古史辨运动出现后,以传统经学为主导的古史体系崩溃。如何重建古史体系,是包括古史辨派在内的各派学人面临的大问题。面对“层累造成说”带来的诸多学术问题,学界多求助于考古学和民俗学两种途径。因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学风随时局而变,原先治学路径上的考古发掘和民俗调查俱告停滞,以通过分析古代神话求古史之解决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进路。在顾颉刚古史研究的基础上,杨宽批判地吸收“层累造成说”,并以古史多元论为理论前提,进而重新利用神话和传说材料,以图解决古史辨运动遗留的古史问题,成为重建古史体系的一次有益尝试。
  总而言之,齐鲁大学国学所的学术历程是一段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缩影。本文通过勾勒学风、学术机构及学人在互动中错综复杂的样貌,来展现中国现代学术转型中的重要一页。
[硕士论文] 许玲
中国史 华中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余英时治史,坚持“史无定理,史无定法”原则,他认为在史学研究中不能拘泥于某种理论或方法。因此,余英时在研究史学的实际工作中,综合运用多种史学理论和方法,形成其独特的治史风格。
  本文重点介绍余英时史学思想的理论特色,主要包括余英时的文化观与变易史观。余英时治史充满着文化情怀,他在研究历史问题时很关注历史人物的思维及精神世界,侧重于从思想文化角度阐释历史,即使对于中国古代经济政治方面的研究,也多从文化思想的角度立论;余英时能“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关注历史事件或历史问题的变化,善于在变化中找到连续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并通过这个连续传统,阐释历史变化中的因革损益。
  本文还研究了余英时的治史方法,重点介绍其中西文化比较的历史方法。他坚持中西文化间的比较,通过和西方文化的比较,寻找出中西文化之间的共性与个性,并在异同中把握不同文化所具有的不同特色,坚持文化的多元化与多样性。他反对西方中心论,认为文化没有优劣之分,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风采,因此他为了彰显中国文化的特点,通过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以凸显中国文化的绚丽多彩。
[硕士论文] 陈科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浙江工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习近平历史观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深入研究习近平历史观。第一部分陈述了习近平历史观的研究现状、研究意义等内容。第二部分分析和梳理了习近平历史观的主要内容,主要从唯物史观、历史评价观、历史教育观三个方面来深入研究,并着重从“四个全面”重要战略布局来对习近平历史观进行分析。第三部分探究了习近平历史观的主要特征。第四部分总结了习近平历史观的价值,即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并从其价值中得出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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