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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王亚玲
中国史 河北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日本国志》的作者黄遵宪(1848-1905)是清末杰出的外交家、诗人与史学家。出任过驻日使馆参赞,驻日期间意识到日本效法西方取得了巨大的社会进步。希望我国借鉴日本变法图强。开始研究日本历史与典章制度,撰成《日本国志》这一典志体史书。
  《日本国志》的写作历时七、八年才完成,但完成后并没有马上受到重视,当时看过这本书的人很少,影响也很小。中日甲午战争后,国人出于了解日本的需要,开始大量出版印行《日本国志》这一介绍日本的著作。随着作者黄遵宪见闻的增多和自身思想的改变,他对原稿进行了一些修改。因此《日本国志》有不同版本,且内容不同。
  《日本国志》共四十卷,五十多万字。记载日本自神武元年到明治十四年各种典章制度的发展演变历程,重点记载明治维新的情况,体现了详近略远的编纂特点。书中运用的编纂方法、蕴藏的历史观和史学思想是在继承我国优良史学传统基础上的发展,在近代史学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日本国志》出版后,对国人产生了影响,改变了国人对日本的看法,有着鲜明的时代价值。《日本国志》总结了日本的明治维新,打开了国人看世界的窗口。《日本国志》对维新派人士尤其是康有为产生了重要影响。
[硕士论文] 杨跃
世界史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色诺芬《长征记》与恺撒《高卢战记》是研究希腊史与罗马史必读基础史料。鉴于目前尚未见到将两书比较研究成果之现状,拟对《长征记》与《高卢战记》差异性进行比较研究。本文由绪论、正文(共四章)、结语三部分组成。
  首先,在绪论中,笔者依次对《长征记》与《高卢战记》的国内外研究概况进行梳理,阐明该论文的研究目的、意义、创新之处和难点。
  其次,第一章至第四章为正文部分。第一章,比较两位史家生活的社会背景与人生经历的差异性,在希腊民主制瓦解和罗马共和国末期,色诺芬与恺撒经历了迥然不同的“长征”与高卢战争,正是两场目的、性质、任务迥异的战争,决定了《长征记》与《高卢战记》的差异性。第二章,从《长征记》与《高卢战记》文本入手,探究两部史籍的时空范围、叙事特点及史料价值方面呈现的差异。比较两部史籍中军队中形形色色人物的差异,诸如,色诺芬与恺撒在各自军队中的地位及作用之不同,色诺芬与恺撒的指挥能力和治军手段等差异。第三章,由两部史籍的书写结构入手,探究《长征记》与《高卢战记》体裁等方面的不同之处,比较色诺芬与恺撒在书写时,不同主观因素的注入,以及对角色分配、军队、战争进行书写时,展现出不同的写作风格。第四章,除差异性因素外,“非在场”特征是两部史籍和两位史家所共同具备的非差异性因素。从“非在场”为出发点进行考察,更能对《长征记》与《高卢战记》进行较全面地差异性研究。
  最后,为本文结语部分。
  总结归纳前文所论述内容外,本文认为,差异性是世界万事万物存在的前提,研讨《长征记》与《高卢战记》之间的差异性,目的是得出不一样的结论。
[硕士论文] 李智伟
中国古代史 河北师范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是先秦诸子文献中最有代表性的三篇学术史论著。《庄子·天下》揭示出《诗》、《书》、《礼》、《乐》是诸子思想的源头活水,进而评论诸子,取其学说之相近者,次第相附,然而诸子但得道之一察,故论者各言其浅;《荀子·非十二子》将十二子分为六类,六类又恰成三对,各指其蔽,《荀子》尚太古之王制、周孔之礼义,以舜、禹、仲尼、子弓为法式,摈斥十二子之说;《韩非子·显学》开篇站在自家立场非难儒墨,《韩非子》集势、术、法三种思想于一身,批评德善与仁义,指斥行侠与尚贤,韩非最终综合会通各家学术。合而观之,先秦学术先是分别由儒家与墨家合流于稷下,由道家、法家甚至名家合流于稷下,后由稷下学宫的祭酒荀子及其弟子韩非综合会通百家学术,这三篇学术史论著较为完整地揭示出先秦学术从一统的道术到分裂的百家,再到综合会通百家学术的历史过程。
[硕士论文] 郭艳飞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安徽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20世纪是中国史学的转型时期,方向多种、方法各异,在多元化的潮流当中,胡适与傅斯年的学术思想因求新、求变的内涵,成为当时史学界实证史学思想的重要代表。两人对于中国史学转型的主要贡献,在于为实证或称新考据的史学确立了前进的方向与准则——科学、客观的治史态度与精神,这一态度与精神在两人史料观中得以突显。
  一方面,胡适与傅斯年作为中国现代史学转型期的学术大师,因其相似的中西教育背景,频繁的学术互动,加之均处于新史学创建的学术大环境下,两人史料思想有较多共通处。另一方面,又因性格、学术熏陶及风格等原因,造成两人史料观念存在差异。本论文欲从胡适与傅斯年各自的史料思想入手,在深入考察其思想来源、主要内容的基础上,研究两人史料观的异同及其原因。在此过程中,发掘他们对于中国传统学术与史料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同时讨论他们对于西方学术与史料思想的选择性引入与借鉴,继而探讨两人如何在吸收、利用西学的基础上把握中国史学转型的内在脉络与发展方向。
  第一部分为引言,主要介绍有关胡适与傅斯年史料观的研究成果,为本文研究提供学术背景。学界对于傅斯年史料思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对胡适史料观的关注则较少,而对于两者史料观的比较研究则更为不足。因此,通过胡适与傅斯年史料观的比较研究,既有助于更为全面、深入地认识两人的史料学思想及整个学术思想,也可以为当今史料思想的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借鉴。
  第二部分由正文四章构成。
  第一、二章主要从史料思想的来源、主要内容入手,分别研究胡适与傅斯年的史料思想。胡适与傅斯年有着相似的史料思想来源,均从中西学术及史料思想中寻求可借鉴的成分。两人在史料的重要性、搜集与整理、研究等方面也有着独特的见解。
  第三章在分别介绍胡适与傅斯年的史料观后,开始考察两人史料思想的异同。两人在对旧史料观的评判与新史料观的设想、史料观构建的途径和方式以及史料的比较研究方面有着较为相近的理念。同时,他们在史料处理方式、史料研究与搜集的范围、史料观的受众及目的方面又存在较大的差异。
  第四章主要研究造成胡适、傅斯年史料观异同的原因及两位史家史料观的学术意义。两人有着由传统教育到新式教育的求学经历,加之两人亦师亦友的学术交流,遂使史料思想具有相似处。同时,受性格、学术风格等因素的影响,他们的史料观又呈现着较大不同。最后,从“还它一个本来面目”和“为中国寻找现代认同”方面分别评价两人史料观。
  通过对胡适与傅斯年史料观的比较研究,他们的史料观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即在继承中国传统学术的基础上,融合西方史料研究理念与方法,构建了推动史学变革的新史料观,对当时以及此后史料思想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硕士论文] 肖夏
历史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河南师范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马骕的《绎史》诞生于清初,是清代史学著作中比较早,也比较具有典型性的一部史著。明末清初,无论是经学还是史学,学术风气开始转变,学者治学踏实严谨。在转变过程中,马骕和其他思想家、史学家一样,都为转变这一风气做出诸多贡献。
  马骕生于中小地主家庭,从小热爱读书,特别是对古书情有独钟。马骕一生政治仕途并不显赫,基于对学术的追求,他将很多时间用于研究古书上,倾十余年之力编纂《绎史》一书,成为清初史学名著。《绎史》是一部上起太古,下至秦末的通史,内容包括政治制度、军事策略、治乱兴衰、诸子学说、尊礼尚贤、帝王传记、典章制度、文学医学、天文地理、名物食货等,内容极为丰富。《绎史》体裁新颖,为马骕首创,该书综合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学案、考证、史论、图表等各种体例于一体,在体裁上属于“综合体裁”。马骕纂《绎史》,于纂辑之中发表独到的见解。在政治思想上,马骕有尊君思想,但他并不一味要求盲目服从君主;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他不主张在春秋战国时代抑制霸主,反而认为霸主能起到很好的调节作用,比如维护王室、平衡力量等;马骕有重中原、抑夷狄的思想;马骕对战争的态度比较辩证,没有一味的反对战争,他支持正义之战,反对不义之战。马骕特别重视人才在国家兴衰中的作用。在哲学思想上,马骕认同“天人感应”,但也有无神论思想;马骕有历史发展的眼光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在史学思想上,马骕有“六经皆史”思想、“不尽信书”的疑史思想和“见盛观衰”的思想等。
[硕士论文] 乌罕奇
历史文献学 内蒙古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1960年,由A.A.阿里札德和Ю.П维尔霍夫斯基翻译的《史集》第二卷俄文译注本在莫斯科出版。198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建奇、余大钧据此俄译本汉译的《史集》第二卷。笔者利用S本、L本、2294本、卡利米《史集》排印本、阿里札德《史集·窝阔台合罕纪》、若山、穆萨维《史集·蒙古史》校注本等等文献著作比对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史集》俄译本和周建奇、余大钧《史集》汉译本时发现俄译本与汉译本《史集》第二卷中世系表和相关史实与S本和L本有所出入,世系表方面俄译本和汉译本《史集》第二卷中只列出了窝阔台合罕和忽必烈合罕的世系表,没有列出其余术赤、察合台、拖雷、蒙哥、铁穆耳的世系表(贵由汗的世系因在窝阔台合罕世系表列出,所以没有单独列出,这是<史集>中已经提到的。)但是在S本中却有其详细的世系表,并且一些人名旁边附有注释,这些注释并不完全是对相关正文的概括,一些注释提供了正文所没有的史实。俄译本和汉译本虽然列出窝阔台和忽必烈的世系表,但是与S本相较在人名傍边的注释和一些人名的音译上亦有所出入。可以说俄译本与汉译本《史集》第二卷有待完善,笔者正因为这个目的选择了这个题目进行研究。
[博士论文] 余伟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复旦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主要以语义分析为基础,探讨了历史“证据”的内涵。在对以往历史证据研究的文献进行梳理的前提下,通过对“证据”一词的语义历史、实证历史学家们的具体工作规程,以及柯林武德的历史证据观念的研究,本文认为:至少在历史领域中,证据以物质(证物、证人,以及陈述句子形式的证言)的形式呈现在历史学家面前;以观念的形式出现于历史学家等求证者们的心中;而在历史学家们之间,以及历史学家与非历史专业人士之间,彼此交流证据以确定历史真理的时候,证据以语言或其他符号的形式出没。物、观念与符号,都是我们从某个角度观察到的证据。证据本质上是物、观念与符号三者在与人们的认知框架紧密结合后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整套工作程序的结果,是历史性的产物。证据无论作为物、观念还是符号,都属于特定的情境,针对着特定的问题,它是变化着的。证据的普适性定义,或许可以在证据概念的使用中寻得。没有使用就没有定义。
  本论文由引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
  在引论中,主要阐述本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范围以及研究的方法论与思路,并讨论了以往历史学家们与历史哲学家们关于历史证据的思考,按照时间顺序,从实证与理论两个角度分别梳理了相关文献与观点,为我们的文本研究提供参照
  正文分为三章,分别以证据之语义三角的语词符号、外在事物与内心观念等各一端为主,辅以作为证据概念之要素的认知框架,来进行论述:
  在第一章中,我们从历史入手,追溯了证据一词在中西语言中的历史变迁,集中讨论了以语言形式出现的符号化的证据。作为一个语词,证据在中西语言中表达着不同的意思,并且在历史的变迁中,其语形、语义、与语法都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从来就没有什么永恒固定的“证据”词语。但确实在历史演变中,在人际交流中,证据逐渐偏向指称外在的可见的事物,从而辅助人们能够在统一的外在事物基础上实现有效交流,不过,中文更强调指称的行为(证明活动),而西文更注重指称的性质(明显性)。对于今日的中文“证据”一词而言,其负载的意义因西方思想的渗入,而主要以可见事物为主,中西语言在指称外在事物上基本达成一致。不过,从历史演变来看,证据有着各种表达形式,在不同的情境中被灵活使用,语义也有着适用差异,从而证据的特点之一就是情境性,证据是什么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证据(符号)如何使用(指称与表达)的问题。
  在第二章中,我们分析历史证据一词的历史领域的、历史学规范的和历史性的三重意义之后,深入到实在论的实证史家们的工作流程中,考察了实证历史学家们操作中的历史证据。我们认识到,历史学家们总是在一定的认知框架下进行历史认识活动的,从而证据的一个要素就是认知框架。相当一部分历实证史学家是把历史视作一门包含了主观因素的假设-演绎式科学。在这种历史科学架构下,在考证的程序中,材料和事实交替被作为证据,并且随着从考据程序情境转换到言语交流情境,证据也嬗变为语言层面的论据,其确定性的性质也转化为可信性与可接受性,从而在人际交流中,确定性的独立真理极易转化为公共认可的一致意见。
  在第三章中,我们重点考察了柯林武德的历史证据思想,试图从观念层面揭示证据的历史性。柯林武德在问答逻辑的认知框架下展开历史证据讨论。历史知识是问与答的结合,是一种情境下的产物。问答逻辑本身又是随着预设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本身并非绝对固定的。在这种动态的认知框架下,证据作为针对心灵之特定问题的产物,是心灵赋予外在事物的一种属性。任何事物只要进入到历史思维中,就可以成为证据。在历史思维中,历史证据随着历史学家思维能力和解释原则的变化而变化,并因不同的历史问题而呈现不同意义、担负不同功能,从而始终处于一种历史状态。
  在结语部分中,我们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我们关于历史“证据”的初步研究结论,明确提出了证据的语义三角关系,并且指出只有认知框架与三角中某一端的结合,才能造就我们在历史研究中所指称的证据。由之,将语义三角与认知框架结合,提出证据概念的语义三棱体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可以从技术程序与真理界定两个方向上,从认识论转向本体论,展开对证据的下一步研究。
[硕士论文] 彭小青
中国古典文献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具有严密体系的文艺理论专著,近百年来,对《文心雕龙》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门系统的学科--“龙学”,众多学者从不同方面对其进行了研究,也留下了一些经典著作。
   目前对于《文心雕龙》引史部书籍的情况作全面系统考证的,并未见到,只是可以看到一些与《文心雕龙·史传》篇相关的文章。但由于受时代因素的影响,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篇也只是对部分史部书籍进行了解读,所以关于刘勰本人的史学思想也未能作一个全面的了解,这将是本文探讨的一个重点。而另一方面,从方法上讲,以往是研究大多是从《文心雕龙》涉及的文学概念来进行阐发的,而未从文献征引的角度作全面的考察,缺乏系统性,论据也相对单薄。因此,本文将采用引述考的研究方法,尝试对《文心雕龙》征引的史部文献做一个系统的整理,从而进一步探讨刘勰的史学思想。
   依据这个思路,本文的结构如下:
   第一部分为“绪论”,分为三节,第一节概述了“史”部的形成及演变,主要介绍了“史”的本义、史官与史籍、“史”与目录及本文考察“引史”的依据。第二节概述《文心雕龙》引史的研究现状,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展开说明。第三节则是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目的、方法和基本结构。
   第二部分为“《文心雕龙》征引史部文献考”,分两章论述,是对《文心雕龙》征引史部文献的全面考察和分析,为文章的主体部分。被征引的文献依《隋书·经籍志》“史部”著录书籍而列,每部文献下按《文心雕龙》篇次将刘勰原文逐条列出,指明征引形式,又于每条后附写按语,包括征引文献的出处,文献的本意,刘勰引用的目的,引用前后意义的变化,以及《文心雕龙》上下文义的疏通。
   第三部分为结论“由《文心雕龙》引史书看刘勰的史学思想”,分为四小节。第一节“《文心雕龙》对《史记》的评价”,从“实录无隐”、“博雅弘辨”、“爰奇反经”、“条例踳落”四个方面来论述。第二节为“《文心雕龙》对《汉书》的评价”,从“《十志》该富”、“赞序弘丽”两方面进行了论述。第三节为“《文心雕龙》对其它史籍的评价”,对从后汉至三国时期的史部书籍进行了评价,其中最为推崇的是《三国志》。第四节则是“浅析刘勰的史学观”,从“依经”、“附圣”和“按实而书”的写作原则上进行论述,肯定了刘勰在史传文学上的积极影响。
[硕士论文] 王有珍
专门史 华中科技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局势动荡,各种思潮迭起,史学思想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情形。
   袁宏的《后汉纪》就成于此期间,对其史学思想的探究有助于加深对那个时代的认识。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袁宏史学思想的内容分析,挖掘《后汉纪》史学思想的深刻内涵,认识《后汉纪》的史学价值和应有的学术地位。正文主要从以下五个部分展开研究。
   第一章主要阐述魏晋史学的发展与袁宏《后汉纪》撰修情况。
   第二章主要介绍袁宏《后汉纪》的天人观与历史变易观。袁宏的天人观主要体现在以阴阳为中介的天人合一思想和轻神道,重人事的思想方面;在历史变易观方面,所涉及到的领域众多,包括历史兴衰、礼制、治体、学术等诸多方面,体现了袁宏因时而变的进步思想。
   第三章论述袁宏《后汉纪》的名教思想。袁宏在《后汉纪·序》中声称其著史的宗旨在于“通古今而笃名教”,借以“弘敷王道”,名教思想贯穿于《后汉纪》全书,尤其是史论部分体现得更为明显。该部分主要从袁宏的臣道论、君道论、自然与名教关系的认识三方面分析袁宏《后汉纪》的名教思想。
   第四章主要论述袁宏《后汉纪》经世致用思想。袁宏希望通过著史来“通古今而笃名教”,从而最终达到“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的目的,既体现了他的名教思想,也体现了其经世致用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思想,主要从袁宏《后汉纪》中所彰显的正统史观与史学鉴戒意识这两方面来分析。
   第五章分析袁宏《后汉纪》的历史编撰思想。史家对史籍的编撰、史料的取舍、史事的文字表达等方面体现了史家的历史编撰思想。文章主要从“史例”、“书法”两方面探究袁宏《后汉纪》的历史编撰思想。
   总之,本文试图通过袁宏《后汉纪》史学思想的分析,使人们认识《后汉纪》的史学价值和应有的学术地位。
  
[硕士论文] 王海利
历史文献学 福建师范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司马光是北宋重要的史学家、政治家,他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于治平三年(1066)到元丰七年(1084)主持编修了二百九十四卷的《资治通鉴》,英宗朝,司马光将《历年图》(后编入《稽古录》第二部分)进奏给英宗皇帝,以“人君之三德”开导英宗;神宗时,进呈《百官公卿表》、《大事记》(《大事记》后编入《稽古录》第三部分);哲宗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呈奏《稽古录》。
   司马光写《稽古录》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当朝统治者写一本简明扼要的借鉴书,所以他补写了三家分晋以前的一段历史,又编入了反映历代和当代兴衰治乱的《历年图》和《百官公卿表大事记》,编撰成二十卷的《稽古录》。
   《稽古录》采用了纪传体和编年体相结合的编写方法,在史料的处理上采用了详近略远的手法;在史事取舍上,多采用反映各朝政治得失的史事,并且叙事晓明,文辞功底深厚。司马光以史资政的史学思想贯穿全书,史著中表达了司马光据事直书、不辨正闰,反对灾异迷信、重人事的史学思想,另外,他带有理学色彩的史学思想也有所反映。此外,《稽古录》的《历年图》部分与《资治通鉴》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
   《稽古录》中保存了其他史书所阙的史事,为研究司马光的古史观及宋代的灾异提供了重要资料,而且对后代史书的编写起到了借鉴作用。但是此书也有不足之处,如记事过于简略;某些史事记载纪年有误;某些史料失于订正;且宣扬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都是我们应该摒弃的。
  
[硕士论文] 陈少丰
专门史 福建师范大学 2010(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依托大量的史料,力求比较精确地统计出两宋海外诸国的朝贡次数,区分朝贡和私人进贡,区分朝贡事件和未竞的朝贡事件;本文对朝贡时间、贡使、贡道、朝贡目的、贡物、回赐、封爵、接待礼仪、贡使活动作一番梳理,考订疑误之处:本文还将分析海外诸国朝贡的特点,影响朝贡次数频率的因为;最后剖析宋代海外诸国朝贡的本质。总之,本文将独立系统地将宋代朝贡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对象,初步整理宋代朝贡的主要脉络。
[博士论文] 李淑燕
中国古典文献学 山东大学 2010(学位年度)
摘要:清朝乾嘉时期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随着考据学的逐渐盛行,考据名家辈出。他们不仅用考据的方法研究主导学问经学,而且将这种方法运用到史学、子学甚至是文学等多个领域的研究中。特别是史学考据,成就卓着。在诸多的治史名家中,梁玉绳以选题独特、研究专精见长。
   乾嘉史学的领军人物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皆以通史考证为主,而梁玉绳选择以专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史记志疑》是对《史记》的全面深入考查,《人表考》是对《汉书·古今人表》的详细考证,《吕子校补》是对毕沅校刻《吕氏春秋》的订正和补充。各部着作在内容的丰富性和研究的细致性方面,皆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史记志疑》继承了中国历史上《史记》研究的傅统与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无论从品质上还是数量上都达到一流层次的高度。《志疑》对《史记》通例的阐发,对《史记》史实的订正和文字的校勘等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从而使他成为清代《史记》研究领域成就最大的一位学者。《人表考》可以说是撰写《志疑》的一个副产品,《志疑》广泛采用了《汉书》中的材料,而《汉书》的《古今人表》一卷,也成为考证《史记》中人物的必备依据。在运用《古今人表》的时候,梁氏意识到可以对《人表》作一个全面的补充研究,因此,在《志疑》完成之後,他就开始了《人表考》的写作。前人对《汉书》有过大量的研究工作,但对《人表》的涉及却不多,更没有一部像《人表考》这样全面细致的考证之作。梁氏以还原《人表》原貌为己任,补充了《人表》因傅写而脱漏的人物,并作出考证。对《人表》的排序和内容之误作了大量考证和纠改,并将《人表》本身的失误和在流傅过程中的譌误区分开来,一一进行考证说明。《吕子校补》是梁氏参加毕沅校刻《吕氏春秋》的产物,在完善《吕氏春秋》之文、高诱注文和毕沅校本方面贡献颇多。另外,梁氏对古代典制和金石学也有所研究,《元号略》是对历代年号的考证研究之作,收录的年号比较齐全丰富。《志铭广例》针对卢见曾汇编的《金石三例》而作,对元潘昂霄的《金石例》、明王行的《墓铭举例》、清黄宗羲的《金石要例》多所指正,并自己归纳出诸多金石羲例。《瞥记》是读书劄记,体现了梁氏治学的广泛性。《蜕稿》是诗文集,亦多考辨之作。梁玉绳一生治学勤奋,笔耕不辍,着述丰富,成为乾嘉考据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论文分为七章,共三个大的方面。第一个大方面是关於梁玉绳的家世、生平和交游。梁氏家族是乾隆朝高门大户,这主要得益于梁玉绳的祖父梁诗正,梁诗正是乾隆朝大学士,位高权重,名望远播,由他带来了整个家族的荣耀。诗正子同书,是梁玉绳的伯父兼嗣父,乃有名的书法家,德行操守为时人称赏。梁家还有不少的才子、才女。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梁玉绳既受到家族成员政治成就的激励,又在立身行事和治学等方面深受影响,对他个人成长道路的选择至关重要。在交游方面,由於长辈的交往及个人的好恶倾向,他所结交之人也多是名儒学者,杭世骏、陈兆伦、钱大昕、翟灏等人,既作为长者给他以指导,也作为益友与之切磋学问,而孙志祖、诸蔼堂等人更是互相助益的知交好友,这些友人对他的治学影响深远。第二个大方面是总结梁玉绳的学术特点和治学方法,在取证广泛、考证严密、长久专於一事等方面,既具有乾嘉考据学的总体特色,又反映出他个人所独有的特点。这些特色和方法都体现在他的各部着作中。第三个大方面是对他各部着作的详细解析。《史记志疑》与《人表考》作为他的代表作,各成一章,其他各部着作按照性质相类的原则,组合成章。最後对梁玉绳的学术作出基本定位:以专精见长,以先秦两汉为重点研究时段的一位优秀的史学考据家。
   梁玉绳在他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的考据方法和治学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意羲,因此,有必要对他作出一个全面的研究。
[博士论文] 闫宝明
中国古代史 南开大学 2009(学位年度)
摘要:在清代学术史上,毛奇龄是个值得重视的人物。他是清初颇有影响的文人、学者。他博学多才,著述宏客,在文学、艺术、学术等多方面都成果丰硕,但他最重要的学术成就在于他的经学研究。他对儒家传统经典有广泛涉猎,对《诗》《书》《礼》《易》《春秋》诸经皆有考订,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四书之学也多有辨析。他治学讲求实证,提倡不以空言说经,是继黄宗羲、顾炎武之后与胡渭、阎若璩齐名的实证学风的倡导者。他不惬于后儒经说,而着意于回归原典,探求经典本义,尤其对朱子学为代表的宋儒之学给予激烈攻驳。他的经籍考辨、实证学风和对当时作为官学的朱子学的大力攻驳,对清初学术的发展及学风的转变起过不容忽视的作用,对清中叶乾嘉汉学的形成也多有开创之功。本文即从毛奇龄与朱子学关系的角度,围绕他的经籍考辨与大胆攻朱两个方面来探讨他学术活动的得失,进而总结他的学术特点,并对他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作出总结和评价。
   全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明末清初的学风演变。主要分析明末清初的学术演变大势,指出明清易代对清初学术的重要影响。社会现实的变化使得理学的反思批判与经世致用思潮成为当时最主要的思想潮流。对理学的反思批判使得重躬行实践以救空疏之弊成为清初理学的新特点。与此同时,传统经学研究的回归原典、讲求实证成为一时风气。总括来说,明末清初的学风整体上呈现由虚趋实的转变。这一时期的学风演变,对毛奇龄学术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第二章,从尊朱到攻朱——毛奇龄学术思想的演变。主要梳理毛奇龄的生平、治学经历及独特的个性特点,勾勒他理学思想的形成以及基于王学立场而攻朱学的思想变化过程。同时,概述他的著作情况及学术特点。指出他特殊的为学经历和鲜明的个性对他独特学术风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第三章,毛奇龄的经籍考辨。以毛奇龄在易图考辨、《古文尚书》辨伪以及《诗经》、《春秋》等方面的考证为例,揭示毛奇龄经籍考辨的特点及他对朱子经学相关论点的批驳。在易图研究方面,毛奇龄考证出今传河图、洛书、太极图等所谓易图都是宋儒所作,认为它们源于道、释两家,非儒家经典原有,主张把这些图与儒家经典剥离开来。对于《古文尚书》的问题,毛奇龄反对此前学者包括朱熹、吴澄、梅鷟以及阎若璩等众多辨伪者对《古文尚书》的疑辨,力持古文为真的观点。他为伪古文辩护的结论是错误的,但他的论辨在客观上却对《古文尚书》问题的深入研究具有积极作用。在《诗经》研究方面,毛奇龄主要对当时流行的《子贡诗传》、《申培诗说》两书进行考辨,指出两书皆出于后人的伪作。在《春秋》学方面,毛奇龄反对传统的“义例”说,对所谓“一字褒贬”之说痛加贬斥,对胡安国传给予激烈批判。毛氏主张以“礼”说《春秋》,认为《春秋》中的褒贬是以礼制为标准的。他还对《春秋》经文作了考证,充分表现出了平实的学风。毛奇龄的经籍考辨重实证,讲求不以空言说经,对宋儒的逞臆说经风气大加抨击,在为学宗旨上已与朱学迥然异趣。
   第四章,四书之辨——毛奇龄攻朱的集中体现。主要考察、剖析毛奇龄的四书类著作,揭示他攻朱的主要内容及方式,指出他秉持王学宗旨,以名物考证为手段的特点。在《大学》研究方面,毛奇龄崇阳明古本,抑朱子改本,反对朱子的“格物致知”补传,反对对《大学》文本的移易改动。他反对朱子的“格物”说,提出自己的“诚意”说。在《中庸》研究方面,毛奇龄对“性、道、教、慎独”等理学基本命题都提出了与朱子不同的观点,对朱子的相关论点给予辨驳。在《论语》《孟子》研究方面,毛奇龄对所涉及的名物制度、人物史实等方面内容详加考证,以此来攻驳朱注。毛奇龄的四书之辨集中反映了他对朱子学的鲜明攻驳,他的论辨风格正是当时学风演变的体现。
   第五章,毛奇龄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分析毛奇龄攻朱特点形成的内外因素,揭示论者对他评价过低的原因,对他的学术地位和影响给予总结评价,指出他对清初学风转变及乾嘉汉学的形成都有积极影响。
   本文结论:毛奇龄对朱子学持激烈、鲜明的攻驳态度。他的攻朱与实证学风既是时代思潮的产物,又反过来推动了清初学风的转变。总体来说,他是清初学术向乾嘉学术转变的过渡性人物。继顾炎武之后,他与阎若璩、胡渭等人同为乾嘉汉学的先驱。
[硕士论文] 邓少平
中国古代史 福建师范大学 2009(学位年度)
摘要:上博竹书《容成氏》是有关古史传说和战国思想史的一篇重要文献。将《容成氏》简43放在简1与简35B之间,将使《容成氏》记载尧之前那部分的叙述脉络更加清晰合理。《容成氏》的思想主旨是表达其社会政治理想,可以《容成氏》本文中“天地人民之道”—语概括之。而在利用古史传说表达其思想时,《容成氏》又对古史传说进行了精心的重组,其中对“舜政”和“汤政”的描述就是这方面两个明显的例子。
[博士论文] 张光华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南开大学 2009(学位年度)
摘要:萧一山是20世纪20至40年代很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不仅在历史文献的整理与考释、清史研究、文化史研究诸领域成绩突出,史学思想之丰富、历史观之深刻亦不逊色于同时代许多史家。因此,系统研究其学术成果及学术思想,对认识近代史学发展的多元性、丰富近代史学史研究的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方面。萧一山一生出版《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太平天国诏谕》、《太平天国书翰》、《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等史料学著作四部,曾被誉为太平天国史料第一人。虽然存在某些失误,但成就已远远超出刘复、程演生等学界前辈,其中体现的大胆怀疑与阙疑存异精神与正宗的史料派学者并无二致。
   清史著述方面。《清代通史》在体裁体例、史料来源、历史观等诸多方面开创了清史研究的新局面;《清史大纲》以民族革命史观贯穿始终,虽然“革命意味过重”,但它创立了一种全新的近代史解释模式;《曾国藩传》详于曾氏学术而略其事功,其中寄托了萧一山立功、立德、立言的人生理想;《清史》系就《清史大纲》改编而成,调整去取之间时刻体现出作者的“匠心微意”。
   文化史研究方面。萧一山的文化史研究视角独特,他通过中庸哲学和现代辩证法的比对确认传统文化的优越地位,在此基础上展开对中庸文化、中国国民性演变、传统文化出路等问题的探索。虽然对辩证法理解不够深入,但萧一山确实把握了传统文化的某些特点,并在经世精神的推动下,实现了极端保守和激进西化两种文化观的奇妙统一。
   史学思想方面。萧一山赋予“经世”以现代意义,并将其作为自己毕生治学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这是他史学思想的灵魂。即便在距离现实最远的史料学领域,经世思想仍然有十分鲜明的体现。《清代通史》以章节体为框架,吸收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体的写法,体现出他对史书体裁的独到见解。详近略远、“政治、经济、文化均衡铨叙”、关注下层社会也是萧一山时刻遵循的史书编撰原则。史学著作审美更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历史观方面。民族革命史观的最终目的是论证三民主义的合理性。它不能合理解释经济、文化的演进过程,并排斥了天地会、太平天国以外的农民运动。但其中并不包含民族歧视的成分,对丰富近代史研究亦有不可否认的学术意义。英雄史观虽不为我们所认同,但他对这一史观的宣扬隐含着敦促“英雄们”担负起抗战救国责任的现实要求。一分为二的历史人物评价方法、“大圈”、“小圈”理论等同样能够体现萧氏的卓识。
   萧氏学术是在“经世”思想的推动下,从“论史求真”开始,经由“拟经纶大法”,最后到达社会现实的学术体系,当可称之为“经世之学”。他的学术思想受到孙中山、蔡元培、梁启超、曾国藩的较大影响,同时广泛了吸收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其学术地位可用“孤独的学界彗星”概括:言其孤独,是因为他的不少学术思想与学界主潮相悖;言其为“彗星”,是因为其成就虽然一时间光芒四射,但学术生命过于短暂。
[硕士论文] 盛亮
历史文献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09(学位年度)
摘要:张鷟的《朝野佥载》,作为唐代初期为数不多的几部笔记之一,主要记录唐高宗至唐玄宗时的朝野轶事,其中多有可参补正史和反映当时社会文化的有价值的史料,而历代学者对《朝野佥载》的史料价值评价不高。笔者从《朝野佥载》作者张鷟的生平事迹、《朝野佥载》的版本和佚文情况、《通鉴考异》对《朝野佥载》的取舍、《朝野佥载》所载与《资治通鉴》和两《唐书》相关内容的比较和《朝野佥载》不见于正史记载的内容等五个方面,对此书展开专题性研究,揭示出此书堪与正史参行、内容丰富独特以及具有较大影响的文献价值。
[硕士论文] 孙文栋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山东大学 2009(学位年度)
摘要:历史事实问题是史学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事实是否存在,二,如果这种客观的历史事实存在,人们是否能对这种历史事实产生认识。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历史学家和历史思想家针对历史事实问题各自做出了各式各样、各具特色的回答。 以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认为历史事实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它就保存在以往的历史遗留下来的资料也就是史料之中。人们要想认识到这种客观的历史事实,就应当把对史料的研究放在首要位置,对史料进行一番彻底的批判和研究。历史学家的主观因素在对真实的历史事实进行认识和复述的过程中只会起到消极的作用,影响历史事实认识的真实性,所以应当尽可能地加以摒除。 以狄尔泰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史学则认为历史已经成为过去而不可能为人所认识,客观主义史学所谓对历史事实的认识不过是对史料的认识而已,而史料跟史实是不能划等号的。历史学家在历史认识的过程中主要依靠的是主观内在的理解和同情,而不是像客观主义史学一样外在的观察和探究。克罗齐则认为历史认识是一种当前式的认识而不是一种过去式的认识。 以爱德华·卡尔为代表的中间立场则认为客观主义史学的认识客体至上和主观唯心主义史学的认识主体至上都走上了极端,都是不正确的。对历史事实的认识应当是一个过程,一个作为认识主体的历史学家与作为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之间不断互动。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不存在谁超越于谁、谁凌驾于谁的问题。 本文认为历史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是不可质疑的,对客观历史事实的认识当然不可能从史料中获得,但是也不可能从历史学家的头脑、从他们的内心中获得,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认识只能从人的社会生活的实践中获得。历史事实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条件和基础,人对历史事实的认识只能来自于实践,付之于实践,由实践所推动,为实践所检验。
[硕士论文] 付庆周
历史学、文献学 河南师范大学 2009(学位年度)
摘要:《新唐书·选举志》有唐一代将近三百年有关学校教育、监生入仕、科举取士、军政考选等诸多方面的始末沿革大体讲出了个头绪,是今人了解和研究唐代选举制度的最为重要的史籍之一。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由于受篇幅(两卷字数不到一万二千)的限制及编撰者的疏忽,使《选举志》存在不少问题,但就我所知,迄今尚无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论著。鉴于此,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新书·选举志》从文献学角度进行探研。 一是对《新唐书·选举志》史料来源初探。该《志》在编撰过程中参考了唐代选举志最基本的原始文献,除了取材《唐六典》、《通典》、《旧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官修史书外,还广采《唐摭言》、《隋唐佳话》等私家著述。征引方式大致可分为简化缩写、全文照录或基本保持原貌而略加改动、根据史实增添等等。凡是能找出史料来源的,我已在各条下标出。征引方式有的也作了说明。 二是《新唐书·选举志》考证。《新书·选举志》的确堪称良史,但也存在疏漏甚至讹误,笔者对其进行了全面的考证。凡用原始史料可充分证明本《志》文之误者,则指出其误;如证据不足但觉可疑,则提出疑点,以便读者思考和判断。 三是补充史实。由于“文省事增”的编撰原则,致使《新唐书》在叙述史实时,欠明之处颇多。主要表现在对不少制度的记述,既不载其起始,又未叙其沿革,往往用一时之例概称一代之制。凡本《志》文所述史实欠明者,择原始而典型的相关史料予以补充,以求明其原委、沿革、变化原因及影响。 四、笔者在对《新唐书·选举志》进行考证的过程中,发现唐太宗对儒学特别重视,并对唐代儒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于是写了《唐太宗之崇兴儒学》一文。现把它附在后面,以求读者批评指正。
[硕士论文] 杨玉珠
历史文献学 西北大学 2008(学位年度)
摘要:《世说新语》一书流传广泛,影响深远。虽被归入子部小说类,但它在史学方面的成就却是不容忽视的。从编撰体例上讲,它继承前人分类思想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采用以人为中心、以事为主线的分类体制,展示了人性的多元化,使“世说体》”定于一尊,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撰写笔法上讲,它的“简约而玄澹”堪称一绝。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世说新语》一书更多是以清谈的笔法编撰的,在撰书过程中刘义庆个人所持有的以人为本、自然至上的思想也使《世说新语》更具魅力。此外,唐修晋书时曾大量采用《世说新语》,因此可以借用世说新语对它进行纠谬和补充。《世说新语》全书字数不足九万字,却涵盖了当时社会的主要人物和事迹,反映出当时的动荡的政治背景、根深蒂固的门阀制度、崇尚自由的社会风气等各方面的状况,尤其是以实例给予玄学和魏晋风度详实的解释,在史料学方面也别具价值。
[硕士论文] 单领军
世界史 山东大学 2008(学位年度)
摘要:“新文化史”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学者罗伯特·达恩顿教授在80年代出版的《屠猫记》一书是标志该史学流派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趋于成熟的代表作之一。达恩顿教授在纳沙泰尔公司档案的基础上“隐匿”地运用新文化史学的方法,不但勾勒出法国各个阶层在大革命前夕形形色色的心态,也展现了旧制度到大革命时代的另类法国文化史。该书反映了达恩顿教授观察历史的独特视角,尤其作者展示其对史料的解读与运用的史学功力,则为集体心态史、综合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运用提供了真正的典范。本文即在略涉新文化史学的基础上,从达恩顿教授对史料上的发现和使用以及研究方法的突破上,分析《屠猫记》一书的新文化史学研究特征。 本文拟分四大部分展开论述: 前言概括的梳理了达恩顿《屠猫记》一书出版后国内外学术界对它进行研究的基本情况,并由此提出了写作这篇论文的方向和意义。 第一部分探讨了新文化史学兴起的情况,首先分析了新文化史学兴起的原因和背景,然后总结出新文化史学的特征,这既是《屠猫记》出版的学术背景,也为下面分析《屠猫记》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第二部分分析了达恩顿教授写作《屠猫记》的原因,从达恩顿的记者生涯到在牛津求学时发现的纳沙泰尔档案,以及后来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教学实践和对年鉴学派的惟计量史学的不满入手,分析了《屠猫记》一书是如何产生的。 第三部分论述了《屠猫记》一书体现出来的新文化史学特征,主要表现在对文本的探幽、个人一集体的心态史、历史人类学的运用等三个方面,这也是达恩顿教授写作本书的匠心所在。 第四部分总结了达恩顿《屠猫记》一书体现出来的史学写作特征和研究方法对历史学的肩示以及对中国史学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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