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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 ZAHID HAMEED
工商管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在攻击性行为的各个方面,从身体暴力和骚扰到更轻微的心理攻击,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反生产行为。其中一个因素是工作场所的无礼,它是微妙人际关系中的负面形式,表现为不尊重和粗鲁。这些行为构成了随之而来的行为规范的基础,由此粗鲁的风气将会影响到整个组织的行为。虽然针对工作场所的不文明行为已经开展了相关的研究,而更多的还是集中在受害者和不文明行为的后果,很少有人去关注导致工作场所的不文明行为的原因。研究表明,组织压力是工作场所无礼貌的潜在原因之一,他们提到组织压力,如工作变动,由于裁员、工作需求、重组和兼并、新的通信技术,工作和信息过载,压缩的时间和期限而导致的不确定性,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导致工作场所无礼行为。本研究通过考察组织不公正的观念会在工作场所引发无礼行为的可能性,旨在探讨导致工作场所无礼行为的潜在因素。研究了心理痛苦和状态自尊的协调作用,以理解三个感知的不公平维度之间(即:分配、程序和互动)与工作场所的不礼貌的关系。该研究还评估了情绪调节是否会缓和不公正对心理痛苦和状态自尊所带来的影响。
  目前是采用定量研究方法来调查所提出的假设之间的关系。两项研究是基于来自巴基斯坦的不同组织的同一组样本进行的。验证性因素分析是通过AMOS21进行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使用SPSS21,SPSS过程宏常用于多元回归模型。研究1的数据(N=347)来源于在不同组织工作的员工(主管下属的配对),通过对其分析表明,心理痛苦可以调节分配、程序上和相互上的不公正对工作场所无礼行为所造成的影响。该项研究的结果也显示,状态自尊只能调教分配和程序上的不公正所导致的工作场所无礼行为。研究的结果也支持情绪调节也有利于缓和分配和程序上的不公正对心理痛苦和国家自尊所造成的影响。经过4个月的研究后,研究2(N=236)的调查相继开展,数据同时来源于在研究1中回答的受访者(同事-同事配对)。这个研究结果显示,心理压力和状态自尊可以调节由分配和程序上的不公正对工作场所无礼行为所造成的影响。此外,情绪调节会缓和感知不公分配对心理痛苦和状态自尊的影响。该研究发现强调了情绪调节、心理压力和状态自尊是不公正和工作场所无礼行为关系的重要机制。纳入这些结构是理解不公正感和与工作有关的结果之间关系的关键。本文最后讨论了理论和实际意义.
[硕士论文] 谢愉
应用心理学 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一方面,警察职业具有应激性、危险性,在执法过程中常常需要面对复杂的突发性事件;另一方面,警务工作需要24小时待命,经常需要加班、临时紧急出发执行任务等,会造成个体生物钟节律紊乱。这些职业特征使得警察群体很容易出现睡眠问题,睡眠衡量个体身心健康水平的一项基本指标,分析产生睡眠问题的深层原因和造成的负面影响,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干预,对于提高警察群体的综合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分析造成警察睡眠问题的风险因素及作用机制,并探讨警察睡眠质量对高级认知功能—执行功能产生的影响。对XX市公安局166名警察,采用问卷法方法进行调查,并从中抽取97名警察参加行为学实验,结果显示:
  (1)警察群体睡眠问题普遍,样本中睡眠质量指数大于7分的人数共71人,检出率为42.77%。
  (2)警察睡眠质量与职业压力(r=0.31)、睡眠认知(r=0.49)等因素呈正相关。
  (3)职业特点和对失眠的担忧因子可以显著预测睡眠质量,二者可共同解释睡眠质量32%的变异量。
  (4)睡眠认知对职业压力和睡眠质量的中介效应显著。
  (5)睡眠质量下降会损伤执行功能中的刷新功能,但是对抑制功能和转换功能没有显著影响。
  因此:
  (1)职业压力、睡眠认知是警察睡眠质量下降的风险因素。
  (2)警察睡眠质量会影响部分执行功能。
  根据实证结果,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
  (1)对于警察个人,需要普及睡眠卫生教育的相关知识,加深对睡眠风险因素的了解,改变不合理的睡眠认知,学习自助改善失眠的方法;
  (2)对于公安机构,从组织层面推广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的全面应用,建立心理咨询和辅导的专业部门,借助社会力量,增加对睡眠知识的专业指导。
[硕士论文] 史梦瑶
应用心理学 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以往的研究中,主动性人格作为具有积极预测作用的人格变量,与工作满意度和事业成功存在一定的正相关。但在本研究中,我们探索了主动性人格在一定条件下的消极影响。基于自我验证理论(Swann,1983),作为自我实现不成功的反馈,具有主动性人格的员工在较大的工作压力下会开启自我防御机制,这种自我防御机制被认为是自恃骄傲(Hubristic Pride),本文着重考察其对工作表现产生的消极影响及具体心理机制。
  研究一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邀请在浙江省杭州市、宁波市、上海市等地的企业员工作答,得到有效问卷289份。对289份有效问卷进行项目分析、信度分析、因素分析等,以确保量表的信效度。在此基础上,从自我验证理论的视角出发,对问卷进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调节效应检验,以及有中介的调节效应检验,考察了主动性人格在工作压力调节下对工作表现的影响及其心理机制。
  研究二在研究一的基础上选择典型样本进行个案访谈,从个体层面了解主动性人格、自恃骄傲、工作压力之间的关系,及不文明行为、任务绩效的影响因素。
  研究结果如下:
  (1)主动性人格与不文明行为负相关,与任务绩效正相关;
  (2)自恃骄傲与不文明行为正相关,与任务绩效负相关;
  (3)主动性人格和人际关系压力两者交互,继而能预测自持骄傲;
  (4)主动性人格与以人际关系为压力源的工作压力间产生交互作用,并能预测自恃骄傲,继而与任务绩效负相关。
[硕士论文] 马珏
应用心理学 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组织公平感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效果变量,人们对其始终保持浓厚的研究兴趣。影响企业员工偏差行为和工作倦怠的因素是企业最为关注的问题,也是目前国内外心理学的研究热点之一。员工个人的偏差行为和工作倦怠直接影响到团队的目标以及战略规划的实现。本研究从道德认知出发,分析影响组织公平感与企业员工偏差行为、工作倦怠关系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从而促进员工个人的成长,也有利于企业实现更好的经济效益,促进企业整体绩效的提升,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本文以不同企业的员工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通过对218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1.组织公平感与员工偏差行为、工作倦怠均呈负相关,对二者有负向预测作用。
  2.道德推脱在组织公平感与员工偏差、工作倦怠之间起中介作用。
  3.道德认同与员工偏差行为、工作倦怠呈负相关,对二者有负向预测作用。
  4.道德认同在组织公平感与道德推脱关系中发挥着调节作用。
[硕士论文] 蔡顺利
伦理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勤政是指政府官员恪尽职守,勤勉工作,勤于政务,务实高效为国为民做事。官员是政策的制定者和践行者,也是良好社会风气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从一定意义上说,勤政是为官的根本职责和道德义务所在,是一个国家官员队伍建设中必须长期努力的目标,是一个社会保持生机和活力的根本。本文旨在从伦理学角度指明当前我国勤政问题出现的深层原因,并提出解决问题的伦理思路。勤政建设是一场思想与效能革命,要在作风上加大对庸懒松散的专项整治力度,要在官德上弘扬实干品质与担当精神。加强勤政建设有助于官员把为民服务意识和官德意识内化为自觉主动性行为,有助于从长远意义上打破官本位现象,有助于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程。
  当前我国政府官员勤政整体上欠佳,存在着“庸懒松散”和“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的问题,造成了党和政府形象受损、官民关系紧张、资源浪费严重等后果。这些后果的出现是由权力理念错位、行政本领不强、运行机制欠佳等多方面的原因所导致的。
  要解决当前我国政府官员的勤政问题,除采取必要行政管理措施外,还必需有如下的主要伦理对策:一是树立正确的勤政理念,包括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正确的政绩观和正确的民本观;二是增强过硬的勤政本领,包括能做事的勤政本领、愿做事的勤政本领和善做事的勤政本领;三是健全勤政的运行机制,包括健全德才兼备机制、健全权责对等机制和健全绩效考核机制。
[硕士论文] 严红
应用心理学 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以往从关系角度探究领导对员工行为态度影响的研究,大多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将双方看成是理性的利己者,认为互惠规范是领导与员工关系的准则。但社会交换理论并不能解释组织中员工自发的亲组织行为,对此,本研究拟从共有关系的角度完善领导对员工行为态度的影响过程。在共有关系中,个体给予他人利益的准则是满足他人的需求或取悦他人,接受利益的一方并没有回报利益的义务,双方感到有责任去满足彼此的福祉;在共有关系中,双方能情感共鸣,情绪的表达更流畅,个体不仅更关注对方的情绪,积极做出回应,也更愿意表达自己的情绪。共有关系在组织中的体现则是,员工将组织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感到有责任去满足团队或团队成员的需要,并不计较回报;而当员工自己有需要时,也能积极地向团队或团队成员寻求帮助;共有关系强度高的员工,会更关注团队或团队成员的需求、更能容忍组织短期的不公平行为,因而表现出更高的情感承诺和留职意愿。
  本研究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和个体-情境交互理论,选取团队的真诚型领导和员工的真诚性为自变量,员工对团队的共有关系为中介变量,员工对团队的情感承诺和留职意愿为因变量,运用层次回归模型和多层线性回归模型探究三者的关系;同时,本研究认为只有高真诚型领导和高员工真诚性才能建立高强度的共有关系,产生高水平的情感承诺和留职意愿,随着时间的推移,团队中双高组合的人数将会显著高于其它组合。本研究的数据来自68个团队的259个员工,使用SPSS22.0进行层次回归分析、单因素方差分析、分层卡方检验,使用HLM7.0进行多层线性建模发现:
  (1)团队的真诚型领导对员工的情感承诺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也能通过促进员工对团队的共有关系,对员工的情感承诺产生间接的促进作用;
  (2)团队的真诚型领导对员工的留职意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也能通过促进员工对团队的共有关系,对员工的留职意愿产生间接的促进作用;
  (3)员工真诚性对员工的情感承诺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也能通过促进员工对团队的共有关系,对员工的情感承诺产生间接的促进作用;
  (4)员工真诚性完全通过促进员工对团队的共有关系,对员工的留职意愿产生间接的促进作用;
  (5)双高组合的共有关系和情感承诺水平显著高于其它组合,双高组合的留职意愿显著高于双低组合;在工作年限高于2年的群体中,双高组合的人数显著高于其它组合的人数,而在1年及以下、1-2年的群体中这种差异不显著。
[硕士论文] 刘晚姣
应用心理学 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公务员是当代中国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陆学艺(2002)认为,公务员群体是“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性阶层,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及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在我国当前政治体制中,公务员代表行政组织行使国家公权力。加强公务员道德建设研究,规范公务员道德行为,是有效防范权力异化、维护公民利益,进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稳定的题中之义。亲组织不道德行为(unethical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s,UPB)是指个体为了所属组织和/或成员的利益而从事的有违道德甚至法律的行为。基于我国传统文化背景和行政特色,本研究探讨了家长式领导与公务员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关系,以及在两者关系中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和领导成员交换的调节作用,以揭示家长式领导影响公务员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作用机制和限制条件。
  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首先,修订了公务员亲组织不道德行为量表。以Umphress&Bingham(2010)、Matheme& Litchfield(2012)的亲组织不道德量表为蓝本,参考吴明证、沈斌和孙晓玲(2016)在两者基础上修订的合并量表,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最后得到包含8道题项的公务员亲组织不道德行为量表。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心理计量学特征。
  其次,探讨了道德推脱在家长式领导与公务员亲组织不道德行为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在家长式领导各维度中,威权领导与公务员亲组织不道德行为呈正关系,德行领导与公务员亲组织不道德行为呈负关系,而仁慈领导与公务员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相关性不显著。不仅如此,道德推脱在威权领导与公务员亲组织不道德行为关系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在德行领导与公务员亲组织不道德行为关系中发挥着完全中介作用。
  最后,探讨了领导成员交换在家长式领导与公务员亲组织不道德行为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领导成员交换调节着威权领导与公务员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关系,威权领导只有在高领导成员交换条件下才能有效预测公务员亲组织不道德行为;领导成员交换调节着仁慈领导与公务员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关系,高领导成员交换下仁慈领导与公务员亲组织不道德行为呈负相关,而低领导成员交换关系下仁慈领导与公务员亲组织不道德行为呈正相关;高质量领导成员交换能提升德行领导对公务员亲组织不道德行为的预测作用。
[博士论文] 周宏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公民意识的构建是公民社会形成与发展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基础,也是社会意识的一种重要存在形式。中国当代文化转型期公民意识的构建具有自身特有的路径,在新文化形态替代旧文化形态的文化变革过程中,如何准确地把握科学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如何运用科学方法论深入研究文化转型期公民意识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广泛借鉴哲学、法学、文化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对公民意识相关内容理论体系进行科学架构,推进当代中国文化转型期公民意识构建的系统化、创新性研究。
  本论文首先系统论述了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的现状以及相关概念的界定,同时提出了研究的基本思路、方法和指导理论的创新之处。进而对相关基础理论进行系统研究,首先,论述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三个阶段以及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与公民意识构建的关系;其次,介绍了马克思文化转型理论在中国的演进和在当代中国的最新成果;再次,阐述了马克思国家理论与社会责任意识和与法律意识的关系;最后说明了马克思公民学说的核心以及在中国发展的新成就。从中国当代文化转型和公民意识两个维度出发,探究中国当代文化转型的特点和中国文化转型的社会基础与历史定位,研究了公民意识的社会基础,通过对中外公民意识分别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探讨了中外公民意识的交融与差异。同时以共时性的研究角度对文化转型期公民意识的价值和现状进行多维度的审视,深入探析了文化转型期公民意识薄弱的各种原因。通过对文化转型期公民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构建进行概括、提练确定了构建公民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原则和策略。从清晰的描述公民责任意识与参与意识的界定开始,逐步阐述文化转型期公民责任意识与参与意识构建的原则与策略。创造性的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社会主义文化转型时期公民意识构建的根本指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文化转型期公民意识构建的核心动力。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文化转型期公民意识构建的实践指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制度建设是文化转型期公民意识构建的重要保障。
  本文运用系统论和方法论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从研究公民意识的内涵以及生成与发展出发,从公民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参与意识四个方面架构文化转型期公民意识的内容体系。基于公民意识构建的当代现实状况,以整体、关联、系统的方式为当代中国文化转型期公民意识的构建提出解决办法。
[硕士论文] 朱哲成
外国哲学 浙江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过去,人们信奉本地域、本民族的宗教和文化,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历史、民俗充分认可,并产生一种独特的民族归属感和忠诚度。而在全球化的今天,光靠民族认同显然无法适应现代社会集体认同的需求,民族主义的封闭性、排他性也会造成更多问题,而且容易走向极端民族主义。
  一方面,全球化的推进带给全世界空前的繁荣,但是另一方面,多样的文化、多元的价值观以及意识形态之间的的碰撞与融合也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特别是多民族国家在面对多元文化、多元价值、多元政治时遭遇的国家认同危机。巴以冲突、印巴冲突等老问题长期悬而未决,叙利亚危机又已经困扰世界六年多,大量难民涌向欧洲形成的难民危机也已经成为摆在世界面前的新课题。
  宪法爱国主义观念最早由前西德的施特恩贝格尔提出。哈贝马斯是宪法爱国主义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最具影响力的发扬者。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和传统的国家认同观念不同,主张在不同于以往的现代,应该致力于让民主协商和权利更加制度化,而不是像过去一样仅仅依靠对特殊历史文化的认同和对民族群体的认同。哈贝马斯主张在多元文化这一现状下,全体人民的政治共识是宪法,而且这个宪法需要经过公民的普遍协商,而且条文具体公开并受到广泛认可。同时,这个宪法还应该能充分反映国家和人民的准则规范和价值基础。
  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组成,正文主要从哈贝马斯宪法爱国主义的四个方面来论述:
  一是时代背景。从全球化导致的诸多问题入手,阐述时代背景。全球化的演进带来多元价值和文化的碰撞,不可避免地冲击了传统民族国家。在此时代背景下的集体认同危机正是哈贝马斯宪法爱国主义想要解决的问题。
  二是理论背景。从康德的普世主义(世界公民)、雅斯贝尔斯的普世主义(世界和平与世界秩序)、施特恩贝格尔的宪法爱国主义来阐述对哈贝马斯宪法爱国主义影响深远的理论传统。从世界主义的价值观、后民族主义时代的国家观、民主商谈三个方面来论述哈贝马斯宪法爱国主义的理论基础。
  三是内涵。宪法爱国主义和传统的国家认同观念不同,主张民主协商和权利更加制度化。国家认同也不是和过去一样仅仅依靠对特殊历史文化的认同、对民族族群体的认同。此部分主要从政治公共领域是基础,理性交往是关键、集体认同是目标三个方面论述其核心内涵。
  四是争鸣。从宪法的普世价值不足以维持社会凝聚力、民族主义的现实有效性和宪法爱国主义的现实可行性来梳理各方质疑;通过讨论宪法的社会团结纽带是否真的过于单薄、民族国家在当代全球化和多元文化压力下的困境,并分析哈贝马斯宪法爱国主义的自然模型例证为哈贝马斯宪法爱国主义作几点辩护。最后从创新和发展角度来展示宪法爱国主义理论的生命力。
[硕士论文] 蔡歆
应用心理学 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21世纪,企业员工创新行为的激发方式,成为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Scott和Bruce等心理学家一直致力于探寻创新行为的前因变量。目前,创新行为的前因变量大致可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大类。工作压力作为一种组织变量,是常见的外部因素之一。根据Cavanaugh的二维结构,工作压力可分为挑战性压力和阻碍性压力。通过整理和分析文献,没有发现站在工作压力的二维视角来审视其对创新行为的双向影响的研究。因此,本研究以Williams和Cooper(2002)提出的工作压力四元模型为理论基础,引入工作投入为中介变量,旨在探寻挑战性-阻碍性压力对创新行为的双向影响。
  本研究在浙江省多家知识型企业的300多名员工中开展问卷调查,并通过统计学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挑战性压力能正向预测创新行为,阻碍性压力能负向预测创新行为;
  2.阻碍性压力能负向预测工作投入;
  3.工作投入在阻碍性压力与创新行为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4.主动性人格在阻碍性压力与工作投入间起到调节作用。
[硕士论文] 夏木易
世界史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主要介绍了斐洛时期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的生活状态,并探讨了亚历山大里亚斐洛的世界主义体系当中的世界公民思想,以摩西与柏拉图两个杰出代表为例,在研究的过程中以文本分析法为主,分析了何为斐洛心目中典型的世界公民,并以公元38年亚历山大里亚反犹暴乱为关键点,列举斐洛其人为犹太人争取公民权而付诸的实际行动。
  全文共分成三章:第一章介绍了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生活环境,以及斐洛以前已存在的世界主义的产生渊源。第二章是本文的核心内容,分析世界公民理论如何应用到斐洛所在的亚历山大里亚环境当中,通过对斐洛作品文本的解读分析斐洛世界主义思想体系中对世界公民范畴的定义,并以先知摩西与哲人柏拉图为例,对世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进行初步解读。第三章试图对斐洛的世界公民思想进行评价,阐述该思想对其同时代的影响以及自身的局限性。
  斐洛的世界公民思想从理论上实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局部融合,在世界公民这一理念上,他深入吸纳了古希腊文化中的精髓思想,并与东方犹太一神教信仰相结合,为基督教这一无种族界限、无文化障碍的世界性宗教奠定了基础,无疑是对希腊文化与犹太信仰的融合。
[硕士论文] 胡晓萌
伦理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信息社会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以信息、知识为能源的科技型和知识经济型的社会,在这种社会模式下,信息技术通过加工处理信息,并将信息共享传播,使知识产出和生产力水平得以提升,为信息人的发生和发展提供现实基础。在信息社会的视角中,人既可以被认为是信息本身,也可以信息处理系统,而加上人的实践层面,人的实践活动亦是信息实践。
  以信息社会为背景,通过理论剖析信息社会的特性及其伦理经纬,本文重新定义了“信息人”这一概念属性,并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信息社会中的信息人是德性的信息人,是能够通过组织和处理信息,得出自己善恶判断的道德人,他以信息交流的方式参与信息社会实践与发展的存在,其本身包含了信息意识、信息能力、信息行为三大特征,以获得理性自由为最终目标。
  秉承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传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立场,本文详细阐述了德性信息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价值判断、道德原则及实践机制,并结合当前信息社会的特征揭示了德性信息人的道德实践状况和生存状态。通过伦理分析,本文指出了信息人道德实践需要理智德性引导和道德规范的迫切性,探讨信息人在信息实践中获得自由的必要性及可能性。
  通过对当代信息人社会的现实分析,本文对德性信息人的伦理建设进行了理论的探索,并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与构思。文章认为,当前信息社会中的信息人德性建设的伦理困境在于信息社会伦理观念的“价值空场”,要从根本上解决德性信息人的德性缺失问题,需要在伦理精神上,倡导有限性自由的价值导向,在实践原则上,坚持共善原则,将自由与责任、开放与共享、公共与私人等领域的权利与义务相对应,从而最终实现信息人的理性自由。
[硕士论文] 丁良妃
应用心理学 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护士作为医疗服务行业的一员,随着医患矛盾的加剧,面临巨大的工作压力,而随着国内二胎政策开放及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护士面临的家庭责任也日益增加。因此考察护士工作压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探讨工作家庭关系在其中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研究一基于工作资源-要求模型和角色身份理论,对554名护士进行了调查,用项目分析、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路径分析等探讨护士工作压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工作家庭关系的中介作用、角色-身份显著性及家庭支持的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
  (1)护士工作压力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与工作-家庭促进呈显著负相关,而与工作-家庭冲突具有显著正相关。
  (2)护士工作压力、工作-家庭冲突及工作-家庭促进对其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护士工作压力不仅能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也能通过工作家庭关系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
  (3)护士的家庭支持在工作-家庭促进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了调节作用,促进护士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4)护士角色显著性在工作压力和工作家庭关系之间起到了调节作用,家庭角色显著性能调节工作压力与工作-家庭冲突之间的关系,工作角色显著性能调节工作压力与工作-家庭促进之间的关系。
  研究二在研究一的基础上选择典型样本进行个案访谈,从个体层面了解工作压力、主观幸福感对个体的意义,一方面辅证了工作压力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部分通过工作-家庭关系实现,且对其具体形成过程进行深入讨论,另一方面探讨了研究一未揭示的问题,进一步探讨护士家庭支持的调节作用。
[硕士论文] 曹广超
思想政治教育 贵州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具有显著的理论研究价值以及实践意义。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经济、公众思想和价值观结构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为我国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尤其是意识形态以及公民精神生活领域,如果治理理念、治理制度以及治理方法不当,将会对国家整体发展水平的稳固、国际话语权的提升造成不利影响。因此,有必要对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和分析。
  在新时代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面临丰富多样的机遇,也遭遇到复杂多变的挑战。从机遇的角度来看,主要体现在经济基础更加丰富、治理主体更加多元、治理视域更加广阔以及治理环境更加有利等方面。从挑战的角度来看,主要体现在治理理念需要更加贴近时代、治理机制科学性和灵活性要求更高以及治理方法需要不断革新等三个方面。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框架下,必须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治理的现代化。对此,需要从如下几方面着手:发展公众自治,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治理自主化;治理资源整合,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治理效率;政策法规科学化,完善思想政治教育治理内在逻辑;合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治理针对性。可见,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治理,专门机构发挥着组织者、引导者的作用,而公众的主体地位则需要更加凸显。可以说,离开公众的自觉参与,有关治理工作不仅难以取得实效,而且还可能造成价值观、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混乱。
[博士论文] 陈雯
哲学;伦理学 东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工程对人—自然—社会系统的影响越来越大,人类业已进入“工程的世纪”。当代工程是工程共同体集体行动的智慧的结晶,工程共同体是工程活动的主体。然而,当代工程出现了诸多的伦理问题,工程共同体集体行动也面临多重伦理困境,由此,工程共同体集体行动日益成为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热点。
  本文主要从伦理学视域运用概念辨析、历史和逻辑相统一、跨学科交叉研究等方法对工程共同体集体行动进行了探索。全文包括绪论、正文和结束语,其中正文部分有六章内容:
  首先,为了厘清工程共同体集体行动的伦理本质,主要从伦理学的视域解析了工程、工程共同体、工程共同体集体行动等相关概念及其伦理本质。强调本文所研究的工程共同体主要是指“项目工程共同体”,因而“工程共同体集体行动”主要指项目工程共同体集体行动;在此基础上,论述了统摄工程共同体集体行动的工程伦理精神及其相关的伦理机制。
  其次,从伦理学视域梳理了中西方工程共同体集体行动的历史演进。一是分别考察了中西方工程共同体集体行动的历史文化背景,在此基础上,通过剖析中西方历史上有代表性的工程范例,探索其集体行动的伦理实践及其相关的伦理机制;二是解读了中西方历史上相关文献中所蕴涵的工程共同体集体行动伦理思想;三是考察工程共同体集体行动的历史跃迁及其现代中外有关的工程共同体集体行动的相关范例,剖析其中蕴涵的工程共同体集体行动伦理精神与伦理机制,进而为当代工程共同体集体行动的理论建构提供实证基础。
  复次,依循工程共同体集体行动自身的现实逻辑,即按照工程共同体集体行动的动机—过程—后果的逻辑理路透视其伦理困境:一是工程共同体集体行动其动机的义利冲突境遇,主要包括,工程集体行动决策的伦理缺位、利益博弈中的义利冲突;二是工程共同体集体行动其过程的多重伦理失范,其中包括设计的伦理及其风险意识淡漠,实施过程的伦理失范;三是工程共同体集体行动其后果的多重伦理关系失调,其中包括工程共同体集体行动引发生态环境伦理困境凸显、导致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紧张。
  再者,在分析上述伦理困境的基础上,揭示了其生成的原因:一是工程共同体集体行动伦理精神的式微,其中包括,功利主义价值观凸显、工程共同体集体行动过程的伦理失序;二是工程共同体集体行动的制度伦理匮乏,其中包括,组织制度和结构设计中的伦理责任缺位、现有制度伦理的责任追究乏力;三是工程共同体集体行动伦理责任的消解,其中包括,集体行动诸环节伦理责任链的断裂与悬置、“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工程共同体伦理责任意识淡薄等。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
  为此,本文从工程伦理理论建构的视域,提出超越工程共同体集体行动伦理困境的理论-实践方略。一是重塑工程共同体集体行动的伦理精神即以造福人类为根本宗旨,以珍爱生命为伦理底线,以追求卓越为崇高旨趣,并以此工程伦理精神统摄工程共同体集体行动的顶层设计和动机。二是重建工程共同体集体行动的伦理机制,即以制度伦理机制规范工程共同体集体行动和以伦理责任机制追踪工程共同体集体行动。以此推进工程与人文的融合、工程与伦理的契合,使工程共同体集体行动成为给人类带来幸福的“善举”,引领迈向更加幸福美好的明天。
[硕士论文] 李然
伦理学 河北经贸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是关系着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但是近些年来,从三聚氰胺事件到苏丹红、从地沟油到毒豆芽,随着这些食品安全问题事件不断被曝光,越来越多的人都意识到我国食品安全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些事件的发生严重危害了公共健康,直接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目前,法律和行政手段是解决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两种手段,但是仅仅通过这两种手段是不能达到完全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目的的,毕竟法律对人们的约束是有限的,要想使人们从内心真正做到对问题食品的抵制,还是要通过社会伦理机制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约束。法律是外在的他律,道德是内在的自律。要维护食品安全,仅从法律法规层面上强调是不够的,对企业产品的安全性更应该从道德上进行规范。为了更好地维护食品安全,企业、政府、消费者都要尽到自己的责任。
  本文从伦理学角度对食品安全伦理缺失问题进行了探讨,对我国食品安全的伦理反思结合了企业、政府及消费者三个视角。在食品生产企业中,存在着企业社会责任缺失、诚信意识不强等企业伦理缺失的现象;在政府中,存在着行政价值观的扭曲、责任意识淡薄、部分工作人员只注重个人私利等伦理失范的行为;在消费者中,存在着功利主义色彩严重、道义主义色彩不足、消费伦理观念与行为不统一的伦理偏失现象。通过对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分析,在四个方面对怎样解决我国食品安全问题提出了建议,即加强食品生产企业的道德建设,加强政府对食品安全的责任制及问责制,加强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认识与监督,加强对食品安全的媒体监督和道德引导。
[硕士论文] 王晓楠
哲学;伦理学 东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网络公共事件频发的时代已经到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民数量的快速增长,信息传播途径的多元化,公民通过网络参与社会管理的热情不断高涨。并且由于社会转型时期矛盾突出,伴随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网络公共事件爆发的频率越来越高,其中公民道德责任失范现象也日益增多,引起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后果与社会关切。在传统的以政府为责任主体的同时,公民作为责任主体和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对其行为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章从伦理学的视域下讨论网络公共事件兴起的社会背景,并对其进行界定和分类研究。第二章首先梳理了公民和公民道德责任的内涵研究,并讨论了网络公共事件中公民道德责任的实践内容,归纳了其中暴露的责任失范现象。第三章对网络公共事件中公民道德责任失范的原因进行伦理分析,从结构性、价值性、制度性三方面进行追问。第四章紧接上文研究,根据出现的失范现象及其原因,提出相应的措施,实现公民道德责任的自觉承担。
  总的来说,本文在伦理学的视角下,对网络公共事件进行规范,以责任伦理为学理基点,以德性主体为研究对象,对其中的公民道德责任进行研究。以网络公共事件为推动社会道德水平发展的契机和动力,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硕士论文] 杨静娴
社会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社会工作是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以利他主义为先导,运用科学的知识、专业方法和技能帮助社会中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完善社会功能。社会工作实务中包含着许多的伦理议题,也是社会工作领域重点关注的问题。保密原则作为社会工作领域的重要原则之一,体现的是社会工作尊重案主、以人为本的专业精神。本研究旨在探究在社会工作实务领域,什么因素影响了宏观层面资源在解决保密伦理困境方面的使用。而研究的重点在于为了解决保密伦理困境,社会工作者所使用的资源类型以及资源数量。
  本文采用定量研究,以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对上海市社会工作者解决保密伦理困境时,影响其资源使用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和解释。结果表明,社会工作者对于保密原则的实践和维护有很较强的信念,且对于机构政策与程序中与保密原则相关的部分有较高的认知水平;有社会工作教育背景的社会工作者比没有社会工作教育背景的社会工作者更有可能选择宏观层面资源解决保密困境;学习过伦理课程的社会工作者会比未学习过伦理课程的社会工作者更有可能选择宏观层面资源解决保密困境;通过课堂学习伦理知识的社会工作者会比通过其他途径获取伦理知识的社会工作者更有可能选择宏观层面资源解决保密困境。社会工作者对于保密原则的实践和维护具有较强的信念,对于机构政策与程序中与保密原则相关的部分有一定程度的认知水平。
  针对上述研究发现,在最后的建议部分笔者提出,在社会工作者个人方面,继续加强并提升自身关于保密原则的伦理教育与训练;在机构的层面,制定并完善关于保密原则的政策和程序,规范和约束社会工作者在实务工作中的各项行为,构建良好的伦理氛围。行业制度方面,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行业伦理委员会。
[硕士论文] 张秋萍
社会学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专业价值观是社会工作核心的领悟和把握,专业认同是对于社会工作的认可及期待。社会工作作为当前社会福利发展的新方向,在实际的社会工作服务过程中注重对于专业技巧的实践操作,更着重于对于专业价值观的检验和考查,以及对专业的认同。本研究通过对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的专业价值观和专业认同进行调查分析,分析了解国内当前作为拥有较高学历的这一部分群体,其对于本专业价值观和专业认同的总体认识情况,以及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对专业认同的影响。进而了解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的专业价值观教育和养成对于其增强专业认同感的作用及作用的方式,进而为研究如何促进社会工作学生的专业认同、培养专业价值观提供新的思路,具有专业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采用定量的调查研究分析方法,通过问卷填写的形式,对国内多地高校的在校和已毕业社会工作专业硕士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结果发现,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的认同度分布相对集中,体现出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在经过系统和完整的专业价值观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对于本专业价值观的更高程度的接受和认可。此外,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社会工作资质、薪资作为基本背景变量时,对于专业认同具有比较显著的相关性,是专业认同度发展变化的关键点。在专业价值观对专业认同的影响分析中,作为受访者的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当所面临的抉择涉及到他人和社会责任时,出于对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的基本立场,他们能很好的尊重服务对象的自决权利,肯定其个人是有能力的,坚持社会对于个体的义务,对于弱势群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认为政府应当是公平和主持正义的,并尽可能多地创造条件以满足最大范围内个体的合理需求。
  综合上述研究发现,本文从个体、家庭、学校、社会以及政府这五个方面提出具体的建议,在个人层面,树立正确的专业观念和学习态度,培养专业使命感,提升专业认同;在家庭方面,加强社区宣传,争取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可及支持;在学校方面,注重专业价值观和专业认同的培养,改进课程设置,增进与实践相结合;在社会方面,扩大社会工作在社会层面的影响力,获取更多的社会认可,促进职业化发展;在政府方面,形成合理的保护机制,提供制度化和政策性的保障。
[博士论文] 高昌淑
应用心理学 浙江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不道德行为不单单会影响到个体,还会致使整个公司甚至一个国家的声誉遭到破坏。随着不道德行为破坏组织的潜能逐渐显露出来,商业道德也成为一项热门的研究领域。在领导力研究中,伦理型领导力以及其对商业道德的作用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Aronson,2001;Ciulla,2004; Gini,1997)。
  本文专注于伦理型领导力在管理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中起到的作用,并开展研究从而完成下列研究目标。
  (1)本文参考了64项关于伦理型领导力的实证研究(发布于2005年至2015年间),以其综合为根据,进行了关于伦理型领导力的结构化的文献综述。
  (2)本文通过探究伦理型领导力如何培养员工与其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和如何影响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OCB),拓展现有研究。
  (3)本文探索伦理型领导力在采购业务的伦理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特别地关注了采购部的伦理型领导力与追随者的不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且探究了追随者的道德信念在此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4)本文探究伦理型领导力和正式控制系统如何缓解员工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提升团队有效性。
  以现有文献为基础,本文构建了研究模型,并且所有假设的关系已经由中国员工收集来的三项调查问卷数据和情景实验研究证实。本文的研究结果如下:
  (1)针对中国员工的调查问卷(N=502)结果显示,伦理型领导力不仅会直接地促进员工的OCB绩效,还可以通过促进寻情关系的导向性和抑制寻利关系的导向性,间接地达到上述效果。该研究结果能对伦理型领导力和中国式关系的研究提供理论意义上的贡献,且拓展当前在中国情境下伦理型领导力对有效增强OCB的作用的实践知识。
  (2)一项情境实验研究(N=127)以及一项问卷调查研究(N=407)的结果显示,道德信念能调节伦理型领导力与采购者的不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比如当员工具备高程度的理想主义或相对主义的时候,伦理型领导力对采购者的不道德行为产生的负面影响最显著。
  (3)通过从中国员工收集来的调查问卷数据(N=430),本文发现伦理型领导力和正式控制系统均能直接地或是通过减少员工的机会主义的方式间接地在提高团队效能中起到显著作用。此外,研究结果表明,伦理型领导力和正式控制系统形成互补效应,即这互补效应抑制员工的机会主意并增强团队有效性。
  总而言之,通过将伦理型领导力与中国式关系,伦理信念以及管理控制系统结合,本文将不仅在伦理型领导力在管理追随者的行为(例如OCB和不道德行为)起到的作用,还在提高团队效能的作用上提供更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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