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定机构
扫描成功 请在APP上操作
打开万方数据APP,点击右上角"扫一扫",扫描二维码即可将您登录的个人账号与机构账号绑定,绑定后您可在APP上享有机构权限,如需更换机构账号,可到个人中心解绑。
欢迎的朋友
万方知识发现服务平台
获取范围
  • 1 / 34
  (已选择0条) 清除 结果分析
找到 674 条结果
[硕士论文] 刘高伟
中国史;历史文献学 南京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清代方志中的各类地图非常多,相关讨论也已较为丰富,而关于清代方志地图作者的研究还较为薄弱,学术界关注较少,笔者认为可以对清代方志中地图作者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本文以《中国地方志集成》影印的地方志为样本,对清代方志中地图作者展开讨论,在系统梳理学术史的基础上,全文分为三章,分别是:
  第一章以《中国地方志集成》影印方志为样本,介绍清代方志的总体分布情况及特点,从空间角度来看,华东、中南两地最多,华北、西南、西北等地次之,东北地区最少,具体到各省则河北、山东、山西、四川、陕西较多,其他省份较少。各区方志数量的多少与经济文化水平、行政建置的多寡及开发利用的早晚有关。从时间角度来看,清代各朝方志分布情况为光绪朝最多,康熙、乾隆、道光、同治朝较多,顺治、雍正、嘉庆、咸丰、宣统朝较少。所选取的方志样本只是众多清代方志中的一部分,但是仍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第二章以《中国地方志集成》影印方志为样本,对清代方志中地图作者的身份进行分类并考证,主要分为官、吏、生员、艺匠、近代学堂培养的人才五大类,其中地图作者为官主要是五品及以下九品以上的人员,为吏的主要是典吏、典史、书吏三种;生员主要为廪生、增生、监生、童生四种;艺匠主要分为画工、画家、刻工三种;近代学堂培养的人才主要出自军事测绘学堂,受过西方的测绘训练。总体来说,地图作者身份为生员的这类在方志中占较大比例。
  第三章以《中国地方志集成》影印方志为样本,讨论方志中地图的编纂方式及来源,其编纂方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依据旧地图资料加以编纂而成,一是直接绘制新图。在编纂过程中,二者有时会有重叠,绘制新图一般也要参考旧图,而以旧图编纂时也会加入新内容。地图来源则分为用旧志图和绘制新图两种。通过以上讨论以便形成对清代方志中地图作者的初步认识。
[硕士论文] 余晓玲
中国古典文献学 宁夏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陈履中,河南商丘人,祖籍江苏宜兴亳村,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生,乾隆二十四年(1759)卒,享年六十八岁。雍正三年在宁夏为官,清正廉洁,敢于谏言,政绩颇丰,为百姓乡亲所称道。
  陈氏家族既为官宦之家,又是财富大户,为宜兴八大姓之一,可谓诗礼传家、名门望族。陈履中从小耳濡目染,敏而好学,文学造诣深厚。著作成果较为丰富。本文选其中一部著作《河套志》为研究对象,对此部地方志书作一整理与研究。《河套志》一书为其在宁夏为官期间所作,作为内蒙古第一部地方志书,所涉内容广泛且详实,对历代建置沿革、城堡关寨、山川古迹、地势兴废以及边防戍所皆有所考究。陈履中在旁征博引的基础上进行实地调察,以求全面考察河套地区。此外,《河套志》一书中有大量有关宁夏的史地文献资料,这对研究宁夏地方志书有着极大补充价值。
  本论文以陈履中及其《河套志》为研究对象展开研究,分为研究篇与整理篇两部分:一是研究篇,主要包括引言、陈履中生平与治学探析、《河套志》研究及河套地区文史资料述略。引言主要介绍选题缘由、研究对象及研究现状等内容。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理清陈氏生平、治学及墓志铭情况;爬梳《河套志》的文献著录情况,理清版本馆藏信息及特征,以及方志的编修体例及内容史源情况。二是整理篇,在整理说明的基础上,对《河套志》前七序、后一跋及六卷正文内容进行录入、标点、校勘、注释等基本文献整理。以乾隆七年寓园刻本为底本,参校其他抄本及文献典籍,从而完成《河套志》首次整理工作。
  目前尚未有陈履中及其《河套志》的专门研究,本论文的创新点:首先,通过考辨陈氏墓志铭,对陈氏生平进行纠错;其次,对河套地区文史资料情况做一系统且较为新颖的梳理及解题;最后,首次系统、全面整理《河套志》一书,为研究河套地方史志提供便利。
[硕士论文] 徐清华
中国史 海南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现存明清海南地区所编纂的方志中存留《物产志》的有35本,本文以这35本方志中的《物产志》部分为研究对象,从整体上对其历史编纂情况进行分析,以探讨其价值与不足。
  本文在对海南明清方志中《物产志》的纂修概况、编纂体例、编纂原则、编纂目的、及内容进行对比分析的过程中,运用了文献研究法和个案研究法,《物产志》中所记的明清物产种类庞杂,笔者特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部分进行对比分析研究,以时间为纵向线索,空间为横向线索,通过对比交叉分析,找出方志所记载的物产的历史变化。
  得出了以下结论:海南明清方志中《物产志》部分具有文献学价值、史学价值、生物学价值,是研究海南历史物产以及海南历史上环境变迁的重要文献资源,尽管编纂水平良莠不齐,个别记载不够详尽,但瑕不掩瑜,海南明清方志《物产志》仍为记载海南历史上物产资料的重要文献资源,是后人在研究海南物产内容时不可多得的参考文献,它在对于海南历史文化资源的留存的贡献上是无法否认和不可抹杀的。
[硕士论文] 周祥
历史文献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乾隆《镇江府志》成书于乾隆十五年,由镇江知府朱霖主修。该书内容绝大部分由康熙《镇江府志》摘录得来,增加至乾隆十五年的事情,并附录《桐村梳稿》一卷。该志成书后,对于该书都鲜有著录,研究该志的学者也很少,成果也甚为有限。
  因此,本文将对该志进行详细系统地分析梳理,以期对该志拥有较为全面的认识。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分析乾隆《镇江府志》的基本状况,包括成书背景、修纂时间以及修纂人员生平。康乾时期,社会环境稳定,编修方志成为君臣共识:清朝入主中原不久,需要对全国环境有个完整的了解,同时镇江交通便利,山水秀丽,吸引了数位帝王到访,方志编修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部分,介绍乾隆《镇江府志》的体例结构、志源流变。乾隆《镇江府志》不仅承袭了前人方志体例,还充分反映了清代方志学的时代风格。
  第三部分,对乾隆《镇江府志》进行内容分析,包括环境地理、社会经济、文教内容等。乾隆《镇江府志》偏重山川记载,镇江作为名胜城市,山川相抱,风景秀丽,所以对于山川、文人笔墨等记录尤为详细。
  第四部分,对乾隆《镇江府志》的史料价值、影响进行探究以及其记事缺陷进行梳理。本部分主要进行两方面研究:一是该志引用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为我们研究亡佚的史书、史料提供重要的资料。二是探究该志在记事方面存在的缺陷进行评价。
  第五部分,将乾隆《镇江府志》与康熙《扬州府志》进行对比。乾隆《镇江府志》绝大多数内容取自康熙本,故与康熙《扬州府志》进行对比,可以反映出在类似的地理区位下,不同府志之间的差异。
[硕士论文] 吴悦
中国史;中国古代史 安徽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西干志》为近代徽州大儒许承尧(1874-1946)所撰,成书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是一部辑录歙县西干地区地理环境、人文风貌的乡镇志,全书共七卷,其稿本一直藏于安徽省博物馆,1992年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将《西干志》收录入《乡镇志专辑》第27卷中,由此《西干志》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然而,目前《西干志》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研究《西干志》的学者寥寥无几,学术成果也极为有限。本文以《西干志》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探讨《西干志》所蕴含的史学价值。
  第一章主要介绍许承尧的生平经历与学术概况,分析《西干志》的撰写缘由以及成书背景。许承尧作为徽州著名的教育家、诗人、书法家、文物鉴赏家,才情卓著、著作颇丰,对故乡怀有深切的感情,对于收集徽州乡土文献有着极大的热情,许承尧深恐故乡文献佚失,于是在大量收集乡土文献的基础上,撰成此志,留待后世援引。
  第二章重点研究《西干志》的具体内容,深入分析《西干志》的体例、内容以及编纂特点。《西干志》与传统的地方志有着明显的区别,它一改传统地方志分门别类的体例模式,“用地为纲,傅文作目”,兼具地方志与文献汇编的优点,新颖独特。《西干志》下辖七卷,内容丰富,收录广博,较为完整地辑录了西干地区的文献与史料。许承尧在编纂《西干志》的过程中倾注了自己的情感,遵从构想的编写原则,使《西干志》成为一部价值颇高、独树一帜的地方志。
  第三章侧重研究《西干志》的价值,探讨《西干志》的存史、补史、资政以及教化价值。首先,《西干志》收录了诸多徽州名家的文学作品,保存了一大批珍贵的徽州文献,同时还为政府的施政提供便利;其次,《西干志》通过辑录未备之作,补充了徽州地方志的空白;最后,《西干志》中丰富的文献可以为徽学研究提供更为新颖、完备的资料,使徽学研究朝纵深化方向发展。
  余论部分主要分析《西干志》的不足。《西干志》虽然具有较高价值,但也存在一些缺陷。首先是体例缺陷,《西干志》的体例结构还不够严谨;其次是内容缺陷,《西干志》的内容较为松散随意,没有贯穿全书的纲领,各章节之间缺乏联系,对于人物的介绍也明显不足;最后是功能缺陷,《西干志》的功用过于集中在存史和补史方面,在资政和教化方面则较为欠缺。
[硕士论文] 罗珍瑜
中国史(中国文化史) 内蒙古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移民地方文化是移民研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隆昌县志》对研究四川隆昌地区的历史进程起着关键作用,也是研究西南地区发展的重要资料。在“湖广填四川”时期,四川隆昌郭氏宗族是隆昌地域的巨族,而古氏宗族是组成四川隆昌“客家人”重要部分之一。通过对《隆昌县志》、《郭氏族谱》与《古氏族谱》的研究,从四川隆昌在“湖广填四川”时期移民阶段政策与移民安居后民俗文化两个视角出发,探讨清政府在“湖广填四川”时期,针对赋税和治安两方面制定的相关政策,进一步将其分为积极鼓励移民阶段与有效管理控制阶段,并且深入研究《隆昌县志》和两本族谱中体现清政府宏观政策影响下,隆昌土著回归阶段与外省移民进入阶段下隆昌自身的移民政策。
  通过对不同时期的《隆昌县志》、《郭氏族谱》与不同版本的《古氏族谱》分析,让移民文化基于民俗文化的探讨方式,总结出“湖广填四川”时期四川隆昌移民地方文化分为:移民安居后生活民俗文化和组织民俗文化。生活民俗文化具体包括居住民俗文化和艺文民俗文化,通过地方设施、地方公产和地方贸易三个方面展示居住民俗文化从动工兴建到落成、安居的过程是一个民俗观念表达的过程;通过隆昌集市与隆昌庙会,体现土著居民与移民之间商品贸易的交流,保证物质生活民俗文化发展;通过对诗、赋和“湖广填四川”时期口头文学的分析,突显移民安居后,隆昌居民物质生活的建设和从生理需求向精神需求过度。除此之外,组织民俗文化分别以宗族组织民俗与行业组织民俗两点展开研究,分析“湖广填四川”时期宗族文化的传承、发展,传统行会组织的成立与影响及家庙会馆对土著与移民两者间文化的融合作用,从而进一步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石,研究“湖广填四川”时期中国四川隆昌地域文化传承与变迁。
[硕士论文] 张瀚巍
中国近现代史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民国时期的土匪是中国近代社会变迁所造成的畸形产物,土匪的大量滋生加剧了社会危机,洪泽湖地区是一个长期受到土匪毒害的传统“匪患区”,洪泽湖土匪活动可谓古已有之,于清末民国时期为烈。民国时期,自然灾害连年暴发,加上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大批人民背井离乡,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以辽阔的洪泽湖沿湖滩涂上一望无际的芦苇地为天然屏障,走上了拉帮结社、打家劫舍的土匪生活。民国时期洪泽湖历届政府采取了剿抚兼施的措施来治理土匪,但都未能从根本上消除匪患。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灵活多变的策略,通过收编改造、武力剿灭、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战略战术,基本上解决了洪泽湖周边的匪患问题,新中国成立后铲除了滋生土匪的社会基础,彻底解决了危害多年的匪患问题。
  本文重点介绍了民国时期洪泽湖土匪产生、发展、演变和消亡的历史,对土匪分布概况、滋生原因、行为特征作了初步分析。本文分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正文共四章。第一章主要介绍了了洪泽湖地区土匪的概况,简单勾勒出土匪的分布情况。第二章主要分析了民国时期洪泽湖土匪的成因,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乡村危机和政治危机。第三章论述洪泽湖地区土匪的行为特征,包括土匪的个性特征及类别、生存手段及危害、组织结构与规条、日常生活与习俗。第四章主要介绍了民国时期历届政府对洪泽湖地区土匪的治理措施和中国共产党对该地区土匪的肃清。
[硕士论文] 王悦
中国古代史 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浙江有“方志之乡”之称,在方志发展史上地位突出。以宋元流传于世的方志为例,全国现存完整和较为完整的约有40余种,其中今浙江境域占了19种之多。在这些方志之中,徐时栋所校勘发行的庆元府的六本方志,也就是烟屿楼本《宋元四明六志》(六志即乾道《四明图经》、宝庆《四明志》、开庆《四明续志》、延祐《四明志》、至正《四明续志》、大德《昌国州图志》),系统而完备,是极为重要的一笔。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徐时栋的研究还有许多空间,对于六志,又多利用其中的内容来研究宁波地区的某些方面,而对于书籍本身的研究以及六志的比较、考证研究则较少,本文旨在研究六志本身,研究其修纂、版本等内容。
  本文第一部分叙述了徐时栋的生平、藏书、治学等情况,引进了最新出版的资料,尤其对徐时栋的生平作了大量的补充。过往学界对恋湖楼何时更名为烟屿楼,以及烟屿楼何时更名为城西草堂,都有着疑问和误解,笔者在文章中依据考证作了解答。
  文章之重放在方志,在于徐时栋编修六志。先是讨论了徐时栋修四明六志的过程,着眼点在六志本身。四明六志的名与实并不吻合,其实应该是七种书,还附有《校勘记》。著名学者洪焕椿认为六志有两个版本:咸丰四年本、同治本。经过分析,可能是对《答觉轩》诗误读导致的,根本上还是对整理工作过程的不了解。经过研究可知,六志在咸丰四年时已经完成主体部分,但后来一直持续修正,直到光绪五年,徐时栋过世之后,才真正完工并得以刊行。整个编修过程可以分为五个阶段:1、前期准备阶段,2、集中工作阶段,3、覆校刊误阶段,4、战后修整阶段,5、最后刊行阶段。
  然后重点讨论了徐时栋工作的主要表现形式:按日、卷后刊误(补遗、新校)、《校勘记》等,指出已经亡佚的《札记》是徐时栋工作的最重要成果。从内容角度,他的工作又可以分为四类:校对文字、辑佚、目录整理、资料汇编。
  最后,还指出了一些徐时栋工作的不足之处。希望以后的研究者能迸一步深入研究,而非过于依赖徐时栋的工作成果。
[硕士论文] 林丽娥
专门史 宁波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这是一篇涉及中国村史志领域的专题研究。文章运用点与面结合的研究方法,结合公众史学理念,通过搜集国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宁波图书馆收录的村史志进行样本分析,找出现存村史志编修存在的优缺点加以总结归纳,探索当下村史志编修可走的道路,旨在为编纂出理想的村史志贡献绵薄之力。作者搜集了500余本全国各地的村史志作品,按年代划分加以探索。
  20世纪80年代文革政治遗风尚存,加之人们无暇顾及村史志的编纂、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使之妥善保存,最后使得村史志作品存量极少。
  到20世纪90年代修志条件越来越成熟,在资料收集、编纂人员配给、史学家专业扶持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编纂主体大部分由地方方志办牵头,编纂委员会中也总有方志爱好者、村中老教师、学历高见识广的文化人,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村史志的编纂质量,且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作者筛选出一部分内容完备翔实的样本加以详细分析,这些结构良好的村史志作品对后期村史志的编修起到了较强的示范效应。
  进入21世纪以后,村史志的数量呈井喷式状态,不管是官修、私修抑或两者结合的方式都被尝试。在经济较发达地区,甚至出现了政府牵头、专家和本地村民共同编修村史志的情况。这一时期村史志编修元素添加了城市化因素,全国各大量村庄被拆迁、整改。时人已注意到要优先考虑待拆改的村庄,但具体如何操作,尚未有完整全面的对策。
  在2005年到2010年的村史志中,全国各地的村史志编纂在各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完全突破“大村才写村志”的禁锢。2010年至2015年这一时期的村史志得到了较高的关注度,参与编纂的人员成分构成越来越复杂优化,开展编修工作的地区范围越来越广几乎辐射全国各地,成书体例更显多样化,村史志整体质量也达到史上最佳。最为突出的时代特征便是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因拆迁而编纂抢修的村史志越来越多。
  综合近三十年村史志样本的分析,作者认为村史志的编修应当得到学界、政府的更多关注,即将拆迁的村庄更需要重点对待。村史志的编修应当扩大至全国各地更均匀分布,编修团队应当更规范、村史志的内容应更多样化,人人入史的公众史学理念应当进一步倡导,使村史志的编修更为合理。
[硕士论文] 李慧敏
人文地理学 成都理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地名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渐衍生出的用于标记各种地理实体、行政区域以及居民聚落等的名称,可分为自然地理类地名和人文地理类地名两大类,按照地名的命名渊源,又可以细分为事件地名、人物地名、祈福地名等等。一个城市的地名包含着当地丰富的历史、经济、民俗等诸多文化内涵,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和重要的文化遗产。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某种程度上对地名演变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甚者,对集体记忆空间产生了一定的破坏,作为能集中凸显地域特色、展现地域文脉的地名文化,应得到大力传承和保护。可喜的是,文化传承与遗产保护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各地已陆续深入开展对地名文化的研究、保护与开发利用工作,这对于加强文化建设、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树立城市形象、传承城市文脉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成都正在积极打造世界旅游目的地,在这个契机下,研究成都地名文化,挖掘成都地名文化价值,将其与旅游挂钩,进行合理的旅游开发与利用,既可以很好的保护成都地名文化遗产,又有助于成都城市形象的树立,还可以为旅游开发提供新的视角,盘活当地旅游业,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成都位于拥有“水旱从人,不知饥谨”美誉的天府之国四川省,历史悠久,人文济盛,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2300多年历史长河的浸润下,形成了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地名文化,从这些地名中我们可以窥见这个城市所经历的点点滴滴。本文主要采用历史追溯法、地理考察法、语言分析法、文献法和地图法、综合分析比较法等研究方法,梳理成都浩如烟海的地名,剖析其纷繁复杂的地名文化内涵,在此基础上挖掘其价值,充分发挥其旅游功能,探究其用于旅游开发的可能性,提出一系列相应的对策,尽可能的使成都地名文化得到很好的传承、保护与利用。
[硕士论文] 苏日朦
中国史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清末“新政”时期察哈尔旗群的全面开垦以及接踵而来的清朝覆灭,使得察哈尔社会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动时期。民国建立以后,中央政府承袭前清开垦政策,在察哈尔进行了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开荒,并在察哈尔旗群界内广设县治,使得察哈尔旗群行政区划发生了很大变化。此后,经过国民政府、日伪“蒙疆政府”时期,察哈尔旗群区划一直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早期为止(1958年)。本文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利用多文种史料,以民国政府对察哈尔旗群实施的垦殖政策为切入点,探讨近代以来察哈尔地区政区划变革的历史过程。
  全文由序言、正文、结语、附录等四个部分组成。序言由本文选题缘起及研究价值、前人研究成果、所利用的史料等内容组成。正文由三章组成:第一章主要对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察哈尔特别区域的建立、以及北京政府对察哈尔的开垦预备工作、土地清丈、承领地亩章程、开垦概况、设治过程等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第二章对国民政府对察哈尔的改省、设县以及察哈尔右翼四旗迁移牧地案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第三章对日本侵略势力开始渗入内蒙古西部,“察哈尔盟”的成立,察哈尔右翼四旗的隶属问题以及不同时期“蒙疆”政权之下的察哈尔盟行政区划进行了梳理。结语部分简要地总结了全文的内容。附录部分由参考文献以及相关地图资料组成。
[硕士论文] 蔡智群
中国史 江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潮汕地区近三十年来新修族谱为研究对象,从文本和修谱活动两方面进行探讨,分五部分。
  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梳理目前学术界关于族谱整理、族谱的价值、宗族修谱活动、潮汕族谱及修谱活动研究四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
  第二部分着重探讨潮汕地区的修谱活动。自明清以来,宗族在地方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与地方经济、社会救济、政治、军事等关系密切。明清时期的修谱目的不单是敬宗收族与血脉传承,更是宗族对自身族史的重构。到晚清,修谱活动成为华侨联系本土的手段之一,也是商人联宗的手段,修谱之目的与意义发生改变。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七十年代,修谱受到政治因素影响而停滞。改革开放后,民间修谱活动日渐升温,修谱的形式与组织较之前发生明显改变。近三十年的潮汕族谱编修活动呈现逐渐升温的特点,潮州、汕头、揭阳三地修谱的活跃程度相近。大部分族谱由该族宗亲组织的族谱编修委员会编写,也有个别独撰。修谱的经费主要来自族内摊派、企业、华侨。
  第三部分从文本分析的角度探讨潮汕新谱,认为旧谱、同宗族谱、长者口述、方志以及其他史籍构成潮汕新谱的主要资料来源,其中以同宗族谱最为普遍。新谱表现了较强的时代特征,体现在诸多类目的设置、体例的创新以及入谱原则的变化。新谱也有教育同族和作为文化载体的功能。从某些类目的编排可看出修谱者有意对本族历史进行装饰,藉族谱以提高本族社会地位。潮汕各公藏族谱还有各种类似宗族活动纪念刊的“类族谱”,“类族谱”主要产生于海外潮人,是潮汕宗族研究的重要材料。
  第四部分探讨潮汕地区族谱与乡志联修的现象。基于地缘基础而打破血缘法则的“异性同谱”现象反映当代潮汕地区宗族新的发展动态。新谱中“谱志式族谱”在保留族谱最为核心的世系结构之外,糅合志书的编纂体例,衍生出族谱编修的新趋势。
  第五部分为结语,在梳理前文的基础上,对近三十年来潮汕地区的修谱观念以及修谱活动与宗族重构的关系进行总结与思考。
[硕士论文] 邵德沛
中国近现代史 扬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徐州建省”始于清末,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尝试进行省制改革,其中大都主张在徐州建立一省。尤其是淮海经济区成立以后,徐州的地位日益重要,要求徐州建省的声音再次出现,因此有必要对徐州建省的历史渊源进行梳理。
  本文主要分析各个历史时期的关于徐州建省的方案,以档案与报刊为主,进行对比分析,归纳徐州建省的原因与影响以及各方案的相同以及不同之处。内容主要分为第一章徐州建省的源起,第二章张謇与“江淮省”,第三章江北分省运动,第四章民国省制改革中的徐州建省,第五章特殊的历史产物:“伪淮海省”以及第六章各建省方案对比,通过对过程与原因的分析,探讨所给予的历史启示。
  徐州建省的倡导者有政治家如张謇,地方士绅如张世毅,学者如张其昀、傅角今、胡焕庸等,其主张在徐州建省的主要原因有:原省制规划不合理;徐州为战略要地,交通枢纽与能源基地;四省交界,匪患严重;与江南地形、文化、风俗不同。而且徐州自身的经济发展也是徐州建省的重要推动力,徐州由边缘之地逐渐成长为区域之中心,具备成为省会的条件。省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要综合多种因素进行权衡,而稳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强力的中央政府、科学全面的规划是必备条件,但是近代的中国政局动荡,中央与地方矛盾重重,不可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省制改革,这就决定了徐州建省不可能成功。
[硕士论文] 曹蕊
中国古代文学 贵州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神话研究的深入,神话学者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古文献中的神话和少数民族神话上,以民俗学和民族学的角度出发进行的神话研究,成果颇丰。近年来,神话研究领域不断拓宽,从文学角度进行神话的研究盛行起来。尽管如此,作为全面记载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或特定事项的地方志中的神话研究较为薄弱。本文旨在贵州地方志的基础上,将贵州地方志中的神话故事摘录下来并分门别类,进而发掘贵州方志中神话的基本特征以及其中所蕴含的神话观。
  首先,本文建立在袁珂对神话的定义以及范围的基础上,第一章将贵州方志中搜集到的神话归类为始祖神话、英雄神话和风物神话三大类,始祖神话包括盘瓠神话和竹王神话,英雄神话包括北阴神神话和黑神神话,风物神话主要集中在有关自然的神话方面。其次,第二章根据在对贵州方志中的神话分类基础上,从人文精神、历史神话化和地域文化特征三方面进一步分析贵州方志中神话的基本特征。最后,从对古代神话的创新阐释、神话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以及图腾中的历史文化内涵三方面考察明清时期贵州方志中所蕴含的神话观。本文试图通过对贵州方志中的神话进行分类研究,为地区性神话研究提供一个参照,为地区性神话研究的推进添砖加瓦。
[硕士论文] 毕立红
中国古典文献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莱芜地处鲁中,历史上为齐、鲁两国的交界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莱芜名人辈出,着述颇多,但散佚严重。历史上的文化繁荣,如今只能从地方志中窥见一二。最早的《莱芜县志》创修於宋代钟离修,已经亡佚。现存最早的县志是明嘉靖《莱芜县志》,在《文章志》中保留了一些碑文,并未记载着述,甚至连明以前的人物传记都很稀少。民国时期修的《莱芜县志》和《续修莱芜县志》将《艺文志》和《金石志》单列出来。《续修莱芜县志》较为完备,共有着述68种。碑刻则在历代县志中着录各有差异。本文拟在此基础上,查阅《山东通志》、《济南府志》、《泰安府志》及其他资料,为莱芜撰写地方文献目录,并将历代碑刻作系统地梳理。
  本文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莱芜的历史与文化。主要介绍莱芜的历史沿革、乡土文化,古迹名胜、科举学校、历史文化人物以及编纂的起源与凡例。乡土文化主要包括莱芜的方言、礼俗和文化遗产。古迹与名胜则侧重於历史址迹和山水。历史文化人物分为忠臣名宦、文化家族和藏书家三类。第二部分为《莱芜艺文志》。因明以前的着述已芜从考证,共收录莱芜人从明代到民国时期的着述共129种。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着录,四部之下不再细分小类。书名之下辑录着者传记和着述序跋。第三部分为莱芜的碑刻,共收录唐代至民国的碑刻121种,按年代顺序排列。附录部分为所辑《亓诗教诗文集》。亓诗教为明代莱芜文化史上第一人,但其着作已经亡佚,仅有少数散篇行世,故辑录於此。
[硕士论文] 常璐
中国史 宁波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1905年“清末新政”后,乡绅参与地方社会治理有了制度化通道,所谓的绅权大规模扩张。其中一部分乡绅以权谋私,“劣绅”与“正绅”的分界更为清晰,而“正绅”通常被称作“乡贤”,在基层社会治理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乃至成为推动地方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中坚力量。这在经济发达、乡绅势力比较强大的江南地区尤其如此。
  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曾担任国会议员的张申之厌倦政治,以巨大的热情与毕生的精力参与家乡建设,直至生命的最后,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充分利用与政商各界的丰富人脉资源和关系,为家乡各项事业奔走呼号,又亲力亲为,广泛参与地方社会兴革,特别是为宁波水利、交通、文教、慈善与社会公益等事业作出重要贡献,成为民国时期宁波乡贤的重要代表。
  在社会新旧交替、剧烈转型时期,有着传统道德情怀又有着现代公民责任意识的张申之实现了传统身份与角色的转换。其倾心地方事务的行为具有传统的延续性:救世济民且认同自己的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地方事务;同时又具备经世致用、与时俱进的思想:把握大势,走在时代前沿。在其身上,体现了中华文化中一脉相承的精神延续,当代称之为“乡贤精神”。研究乡贤文化,弘扬乡贤精神,对于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硕士论文] 许倩
中国古典文献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费县地处山东东南部,历史悠久。上古系少皞属地,唐、虞、夏、商时代,费地均属徐州之域。春秋时称费邑,战国时称费国。秦朝费为薛郡地。从汉朝至民国,属地与范围几经更迭。至1956年,费县境域始成现状。本文着录的为1949年之前的费县着述。
  通过费县地方志可以考察费地自古以来的着述文献、学术源流以及文化发展情况,保存费地故实。费县自建县始,地方志多经续补,今存者有:清康熙二十八年刻《费县志》十卷,清费学勤纂修,陈介吉辑;康熙三十九年刻《费县志》八卷,仅存两卷,清朱约纂修;清光绪二十二年刻《费县志》十六卷首一卷,清李敬修修,范鸿林纂;光绪二十二年刻二十五年增修《费县志》十六卷首一卷,清李敬修修,范鸿林纂,谢曦增修。但是历代修志,皆为诗文篇目的汇编,并非专录着作目录。
  是编广为搜辑费县着述共计一百零二种。其中经部着作共十种包括易类、书类、诗类、春秋类、群经总义类。其中文学成就突出者为明代高晙、清代李景星、郭翘楚,而李景星一人着作已经达到二十八种,经史子集各有书目,为费县着述最显者;史部着作共计三十三种,包括编年类、杂史类、传记类、家谱类、史钞类、地理类、地方志类、政书类、金石类、史评类。其中以地方志的编纂成就最为突出;子部着作十九种,儒家类、道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杂家类、小说类;集部着述共三十九种,包括别集类、总集类、诗文评类、词曲类,其中别集类占到二十四种;丛书部一种。
  是编共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为费县的历史与文化,包括费县的历史沿革、学宫书院与义学、山川、古城与名人故里、世家大族与文化人物,由此可知费县之历史文化与地理概况;第二部分为费县艺文志,收录费县人着述;第三部分为费县职官存,收录入本邑为官且政绩或文学成就显着者;第四部分费县金石碑刻记,存费县当地金石、摩崖、经幢等。
[硕士论文] 兰健
中国古典文献学 南昌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郭子章是晚明士大夫中的精英士人,不仅于政坛功勋卓著,于文学领域也颇有建树。本文以郭子章的方志文献为研究对象。首先,笔者根据郭子章《传草》中关于其著述的确切记载,并辅以各种志书、类书的史料,对郭子章方志文献的数量及存佚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统计后发现郭子章一生著有12部方志文献(现仅存4部)。郭子章私人修纂如此之多的志书与朝廷对修志活动的倡导,自身对志书社会功能的认同以及自身的思想信仰有关。
  其次,对现存的《潮中杂记》《黔记》《明州阿育王山志》《太洋洲萧侯庙志》四部志书展开述评。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方志的成书背景、版本、体例特点、内容等方面展开考论,并探讨分析志书的价值与不足之处。
  最后,通过对郭子章方志文献的分析,总结其方志文献的体例特点、史料价值及纂修弊病。通过分析可以发现郭子章的方志文献主要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在类目设置和内容编排上多遵从《修志凡例》的要求,但能灵活根据实际情况突出地域特色;二是志书总体体例结构完整,体裁多样;三是志书广泛援引史料展开论述,注重考证;四是志书借鉴史书论赞的方式加以议论,见解独到。
  郭子章的方志文献虽存在体例与类目不当,过于偏重人物与诗文的记载等弊病。但总的来说志书内容丰富,涵盖了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制度、人物事迹等诸多方面的史料。这些资料远比史书记载的广泛和详细,可与史书互补互证,是研究地方史的重要乡邦文献。
[硕士论文] 杨旭
中国史 西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播州,是为今遵义地区的古代称,自古也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播州之得名始于唐,迄明,以杨氏族群为主的土酋经营之下,世守其职,保境守疆,共长达700余年。至明中后期,经平播之役后,改土为流,易名为遵义,延续至今,是黔北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黔北重镇城市,历史文化悠久。有关播州城邑的研究,逐渐成为不同学科学者们共同关注的焦点。近年来,随着播州土司城邑海龙囤遗址的发掘,以及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对于海龙囤遗址的旅游开发、历史文化研究以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山地城邑建筑艺术文化价值的研究逐渐兴盛,且迎来了媒体以及有关研究学者的青睐。然而,鉴于以传世文献的匮乏,对于播州城邑的研究仍较为薄弱,呈现出“首轻尾重,中间臃肿”的趋势。主要是一方面,限于传统史料文献对于早期城邑的记载较少,且加上中央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边疆治略、开发政策,以及重视程度,制约了边疆民族地区城邑的发展,进程相对缓慢。此外,随行政区划的变迁,政治中心治所的转移,城市的类型与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另一方面,由于相关资料的分散与有限,从而影响了整体性研究。
  本硕士论文主要分为六个章节,共四个部分来阐述:
  第一部分为第一章的绪论,主要介绍本文论题的相关概念的界定内容、选题缘由及学术意义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及、主要内容、基本思路以及重难点等进行分析说明,以便能了解本文的撰写思路和为正文的全面展开作铺垫。
  第二部分为第二章,主要内容为播州地区聚落形态的概述,通过从自然环境的差异说明;以少数民族为主的人口聚居格局的演变、多民族的聚居格局、分布、迁徙、融合;民族居住环境、民族习俗等多方面因子的分析,从而探讨城市的起源不同类型,对分布格局的影响以及具备特征。
  第三部分为第三、四、五章,主体以历史时间划分,分从唐宋、元明、清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播州城邑的变迁加以阐释。第三章部分,主要是从唐宋时期中央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羁縻州制政治制度以及民族社会的发展等因素对播州治所城市的起源影响与变化,特别是唐王朝与南诏之争,宋元对峙两个阶段,对播州城邑修筑影响作用。第四章部分,分析土司制度下“因俗而治”的治略到播州之乱,对于播州地区治所城市发生的重大转折,播州“改土归流”后政治中心的分化,从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因素方面分析城市的选址布局、形态的塑造、以及内部空间结构塑造的进行探讨。第五章部分,从明清王朝的过渡,分析城市形态、规模、城址、内部空间结构布局等变迁以及影响因素,进一步探讨城市职能的变化及其差异。
  本论题以唐宋以降播州区域城市地理为研究视角,也是第四部分的主要内容,着眼于厘清播州城市体系的形成与演变,从城邑的起源、发展、变迁着手,纳入到唐以降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秩序维护与管理、边疆开发建设主线之中,内容包括了播州区域城市体系组织结构,如城邑类型、城市形态、内部空间结构的特征,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城市“点”与“面”体系之间的关系,从边疆行政区划的调适,民族政策的调整,以及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探讨播州“土司城堡——城市”的嬗变关系。同时,从城邑的发展过程之中,加以探讨地方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变化。
[硕士论文] 李贤美
世界史 延边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近代中日“不在地主”阶层的构成成分十分复杂。按其形成途径分析,两国“不在地主”包括:一般地主移居城镇转变而成的“不在地主”;农村地主得到他村土地转变而成的“不在地主”;城市工商业者购买农村土地转变而成的“不在地主”。其中,一般地主移居城镇者既有受城镇的物质享受吸引而移居者,也有地主投资工商业,随着工商业在其产业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加重而移居城镇者。在两国“不在地主”阶层当中,城市工商业者购买土地转变而成的“不在地主”和一般地主投资城市工商业转变而成的“不在地主”是最具影响力的重要构成部分。近代中日“不在地主”阶层的形成过程、主要活动、社会影响都表现出相似点和不同点。二者的形成过程的相似点表现为:它们产生于相似的经济背景下,并受到传统观念和重商主义思潮的影响;不同点主要表现为二者形成的主要原因不同。中国“不在地主”阶层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受到动荡的政治局势的影响;日本“不在地主”阶层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地主阶层的投资意向受到明治政府的政策影响而转向工商业。近代中日“不在地主”阶层的主要活动也有着异同点。二者的经济活动相似,但社会活动却大有不同。中国“不在地主”不仅对农村社会做出一系列的经济投资,还出资支持其公共事业;而日本“不在地主”却对农村社会的经济发展乃至公共事业鲜少做出投资。近代中日“不在地主”阶层的社会影响也有着明显的异同点。二者都推动了各自国家的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并使两国农村社会的权力构成发生变化。但二者对农村社会的投资力度的不同,使他们对各自的农村社会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中国“不在地主”对农村社会的积极投资,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村社会的良性发展;而日本“不在地主”鲜少对农村社会做出投资,因而也未对农村社会的发展起到明显的积极作用。
  (已选择0条) 清除
公   告

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在天猫、京东开具唯一官方授权的直营店铺:

1、天猫--万方数据教育专营店

2、京东--万方数据官方旗舰店

敬请广大用户关注、支持!查看详情

手机版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扫码关注微信公众号

万方选题

学术圈
实名学术社交
订阅
收藏
快速查看收藏过的文献
客服
服务
回到
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