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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 李楠
中国史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依靠不平等条约进入中国的基督教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近代中国社会内部的动荡,晚清与教案相关的社会动荡多与传教士的活动有直接关系,义和团运动等反教活动的爆发是中国地方社会应对基督教传播的一种复杂反应。学界以往的研究所依据的外因论(帝国主义侵略引发反教运动)和内因论(中国社会内部固有矛盾引发反教运动)都无法很好地解释义和团运动等反教运动的发生。学界惯常的进路是以反教群体为主体来分析义和团运动的缘起与发展,而较少关注义和团的对立面基督教会对这场运动的参与和反应。实际上,有教会,才有反教运动,在研究中只有对双方都进行均衡深入的研究,才能更深刻地揭示历史的复杂面相。华北公理会的空间活动范围大体也是义和团运动展开的核心区域,既与义和团运动发生、发展的空间场域有密切的关联,也深刻地影响了前者的发展轨迹。义和团运动是华北地方社会应对教会扩张的一种社会反应,厘清华北公理会的性质及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对于理解义和团运动的缘起、地方社会在传教士活动下的历史变迁有着重要的意义。
  华北公理会是典型的差传教会,用中文来说就是“洋教”,它不是真正意义的本土教会。华北公理会的发展取向与其差会架构体制存在密切的关系。根据公理制的原则,华北公理会是独立的个体,与其他公理会差会彼此互不统属,差会内部事务的管理建立在全体传教士平等、共定的基础之上,差会下的各地传教站亦彼此独立、各自为政,这种看似分散的机制为各传教站独立处理复杂的地方事务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在这种体制中,美国传教士始终居于核心。在早期,传教士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本地传道员和牧师只是其聘用的助手。随着教会的发展,本地教牧人数逐渐增多,地位有所上升,形成所谓的“中西教会联合建制”,但实际上公理会的人事和财政权力仍掌握在传教士手中,“洋教”的色彩十分明显。
  差传教会在基督教世界宣教运动中是一种常见形态,如果不与近代殖民主义和不平等条约发生关联,那么它就是基督教本地化进程中的一种过渡形态,最终会发展成为真正的本土教会。然而在华北公理会的宣教实践中,上述二者的关联改变了它的宣教性质,使其具有鲜明的侵略性质,并在地方社会引发激烈的矛盾和冲突,该会的一些教案和纠纷呈现出中外冲突的特征,其原因就在于此。
  华北公理会托庇于条约体制的保护伞之下,并非从一开始就遭到地方社会强烈的敌视和抵制,在早期传教阶段该保护伞对于普通下层民众特别是遭遇政府打压的边缘群体实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比如民间教门人士。然而,在第七屯房屋捐输教会等涉及公理会教民及教会的纠纷或诉讼之中,传教士一次次出面为教民撑腰,利用条约制度以及母国公使领事的权势压制地方官,使得教民在其庇护之下成为地方上的权势群体。教会网络变成地方上的权势网络,与地方官府的行政权力发生激烈的冲突,招致地方官绅的强力反对,由此引发德州教案等由官绅主导的反教案件。19世纪90年代后期,教会对清政府权威的挑战更甚于传统“邪教”对帝国统治带来的威胁,部分官员尽管认为义和团与清政府历来厉行镇压的所谓“邪教”无异,仍要借其力驱逐洋人。传教士的活动对清政府统治秩序以及地方官的权力产生的破坏性影响在义和团运动时期达到峰值,传教士像审判官一样审视清廷地方官,指认其“罪状”,定其刑罚,强调清政府必须惩罚地方官和义和团,以达到惩戒的目的。
  华北公理会的宣教方式深刻影响到中国社会对它的认知。清政府官员意识到在条约体制的庇护下基督徒身份与天朝子民身份的渐趋分离,于是强调持平办理各类教案,强调非信徒的平民与基督徒皆为中国赤子,防止基督徒成为不受政府控制的群体。然而,清政府承受不住西方列强与传教士的联合压迫,每遇教案,受惩罚的往往是平民一方,甚至罪及官员,教会明显占据上风。教民不再受清政府完全掌控,遭到官府的痛恨,非教民也将其视为异己甚至敌人。教民被拳民视为“二毛子”是差传教会体制下信徒与地方社会紧张关系的典型表现,这种紧张关系在义和团运动时期被高度彰显。公理会个别传教士在八国联军侵华后的帝国主义侵略行为使得中国社会对传教士作为一个整体是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认知更加深刻,也使得基督教会“洋教”的形象在民众心目中更加牢不可破。
  在民众的眼中,公理会的“洋教”形象还有另一层意义,即文明和进步的代表。在义和团运动前,公理会开办的学校、诊所和医院受到普通民众尤其是边缘群体的欢迎,医疗服务在消除偏见和拉近民众距离方面颇有成效,蒙族人对传教士从西方带来的物品、技术和知识尤其欢迎。义和团运动后,传教的政治阻碍已经消除,清政府开始所谓的新政革新。在此时期,曾经为义和团所深恶痛绝的基督教会似乎受到社会的欢迎,“洋教”所带有的现代性特征成为进步的标志。鉴于官绅阶层对西方科技和知识的渴求,公理会传教士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满足官绅对这方面的需求上,为其开办与改革、历史、科技、文化和爱国主义有关的讲座,纯粹的传道活动明显有所减少。在面向下层社会传教时,传教士也多利用近代西方的科技来激发人们的兴趣。教会教育开始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华北公理会实际参与联合开办基督教大学的试验,希望以此提高教会高等教育的质量,使其成为对中国社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单位。不过,在这个基督教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华北公理会的洋教属性并没有得到基本的改变。该会为了彰显其“进步”和“文明”,洋化色彩在某些方面甚至得到强化,民教之间的深刻裂痕只是暂时被掩盖,但并没有被有效地消解。
  另一方面,差传教会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外来教会,这种所谓的“洋教”实际也具有明显的本土属性。公理会对礼拜堂、聚会地等物理空间的需求使其必然参与当地房产、地产的交易,学校、诊所、医院等服务于公理会传教及教会社区的事业尤其离不开当地人力、物力资源的支持。传道员和信徒都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士,他们在教会中的人数占绝大多数,与地方社会有着长久而复杂的利益关系和矛盾冲突,由此使公理会与本地社会的关系十分复杂。教民在婚丧嫁娶、烧香祭祖等方面与非教民之间的冲突并非单纯的宗教文化矛盾,而是与家长权威、遗产继承、财产分割等传统利益链条息息相关。公理会与教外的利益纠葛亦包含复杂的人情世故,这既是义和团运动时期部分教民得到当地非教民通风报信或者庇护的重要原因,也是各个地方普遍从外地引入义和团打击当地教民的重要原因。
  乱世固然给基督教会带来极大挑战,义和团反教运动的滔天巨浪几乎给华北公理会以灭顶之灾,但也给教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机遇。八国联军的野蛮炮火给予义和团为主体的华北民间反教力量以沉重打击,同时在很大程度上震慑和消弭了清廷内部的保守排外势力。辛丑之后,中国社会对基督教之武器的批判戛然而止,半殖民状态下的“和平”为教会带来短暂的所谓“黄金时期”。传教士传教没有了政治层面的阻碍,也不再经常需要本国公使或领事为其提供政治援助。面对新的时局,公理会传教士在传教策略上作出了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大力发展教育以扩大教会的社会影响,撤销乡村传教站,完全以城市为中心向周边辐射的宣教方针被基本确定下来。不过,基督教会大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正是中国民族意识觉醒的关键年代,对基督教采用批判的武器的时代已经悄然迫近。
[博士论文] 刘伟
新闻传播学;新闻学 南京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马礼逊作为基督新教首位来华传教士,在清政府教禁森严的背景下,借助文字传教、教育传教、医药传教等多种方法开展对华传播。其中,他探索开创了新闻传教,先后创办或者推动、参与创办共达6份中英文报刊,投入精力多,持续时期长,历史影响大,不仅推动了新教传教事业的发展,而且在中国近代新闻史的开篇占据了重要位置。本论文围绕马礼逊对华传播活动尤其是新闻传教活动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研究。
  论文共分5章。第一章分析马礼逊对华传播活动背景。第二章围绕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分析马礼逊新闻传播策略的确立与尝试。第三章研究英文季刊The Indo-Chinese Gleaner(《印中搜闻》)的办刊情况和面向英语世界的迂回传播特征。第四章聚焦马礼逊人生最后7年的新闻传教活动,包括参与The Canton Register(《广州纪录报》)编辑,推动创办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直接创办《杂闻篇》和The Evangelist and Miscellanea Sinica(《传教者与中国杂报》),指出其从传教事业巅峰回落而欲借助新闻传教活动重振辉煌的最后挣扎和努力尝试。第五章对马礼逊对华传播活动进行总结,包括总体回顾以及评价其新闻传教活动的特点和影响。
  论文研究起草过程中,着力收集上述6份中英文报刊原文,通过分析第一手资料文本内容,研究马礼逊对华传播活动实践。主要提出以下观点:
  第一,马礼逊创建了新闻传教策略。这一策略既继承耶稣会文字传教的传统,又借鉴运用了19世纪初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报业发展成果,开创了基督教对华传播的新模式,丰富了基督教对华传播实践,也为中国近代新闻史的开篇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二,马礼逊新闻传教活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其新闻传教活动大致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815年-1822年)持续7年办刊,扩大了欧美国家对来华传教事业的关注和支持,为马礼逊在英国及欧洲树立了崇隆声誉,也揭开了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开端。第二阶段(1827年至1834年)马礼逊传教事业从巅峰开始下落,由盛转衰,尽管他用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新闻传教活动,但终因积劳成疾去世而中止。其新闻传教活动,既是鸦片战争爆发和中国门户洞开前这段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也是马礼逊20多年在华生存状态的客观写照。
  第三,细致研究《印中搜闻》影印本第一手资料,提出《印中搜闻》通过面向英语世界传播,吸引西方对中国社会的关注和在华传教艰难状况的同情,增进对伦敦会中国传教事业的支持,起到迂回传教的成效。《印中搜闻》是19世纪初期唯一出于向中国传教目的而创办、并以过半篇幅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刊物,虽然中国新闻史对之提及甚少,但理应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第四,对与马礼逊有关的一些史实问题作出探究和澄清。其一,《印中搜闻》的性质定位。该刊编辑方针经历三次较大调整,由最初以宗教性为主转到宗教性、世俗性并重,继而转向世俗性为主、兼顾宗教性,其传教刊物的色彩不断淡化,但传教的使命始终没有卸下。其二,翻查《广州纪录报》并未发现《论出版自由》(The Press)原文,只找到一篇题目相似但内容不同的The Press in China。因此,对过往认为马礼逊在《广州纪录报》上发表最早捍卫言论自由文章的观点提出疑问。其三,对《依湿杂说》就是The Evangelist and MiscellaneaSinaca的观点作出澄清。从《依湿杂说》出版时间看,与马礼逊新闻传教活动没有直接关系,倒是在内容上有某种关联。
[硕士论文] 刘日新
宗教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北欧人以维京人为主。维京人属日耳曼人的一支,根据地域的不同被划分为挪威人、丹麦人及瑞典人。公元8-11世纪被称为“维京时代”,维京人的海盗行径几乎侵扰了整个欧洲。与此同时,基督教传入维京人的世界,逐渐取代其本来的多神信仰,成为北欧的主流宗教。维京时期正是西欧基督教世界开始在经济、政治乃至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高潮时期,不论是技术、军事还是国家权力以及丰富的税收,都使得维京人为之向往。一种“嫉妒”的力量促使维京海盗的长船驶入欧洲基督教世界,同时这种“嫉妒”也使得他们对于基督教信仰充满好奇,甚至许多异教徒并不反对改变信仰,皈依基督教,他们相信基督教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财富。可以说,促使北欧人接受基督教的最主要动力就是获得物质上的满足。然而,基督宗教融入北欧世界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这其中既有传教士的不懈努力,也有加洛林王朝为政治目的而采取的推动措施。本文着重探究北欧基督教化的主要方式,主要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介绍北欧维京人的概念,以及北欧海盗的产生原因及劫掠过程。北欧基督教化的时期恰与维京海盗猖獗肆虐时期相重叠。北欧人认识基督教、接触基督教与他们从事的海盗活动有直接的关系。维京海盗最初的海上劫掠活动不是为了永久侵占别国的土地,而是为了充足的物资补给。稀缺的土地资源以及尚武的文化传统促使他们不断地劫掠欧洲各国,与此同时走进基督教世界。
  第二部分主要介绍维京人的原始宗教。基督教传入北欧与其特殊的原始宗教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北欧神话是对日耳曼神话的一种狭义称呼,是维京人精神与文化内在逻辑的起点。北欧神话关于末世论及再创世的逻辑是刺激维京人南下的动力之一。然而,在基督教传入之前,北欧原始的宗教没有强大的教会团体,也没有形成系统的神学理论,同时多神信仰也使北欧人愿意接纳基督成为另一位神灵。总之,北欧原始宗教的种种特性使得基督教信仰顺理成章的进入北欧人的世界。
  第三部分主要介绍北欧各国接受基督教的具体方式。总体来说,北欧各国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归信基督教的。其中,不乏有传教士的努力甚至基督徒国王的武力威胁。同时,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归信历史。维京海盗素有“亦盗亦商”的传统,他们在军事冒险活动之前就已经与其他欧洲国家展开商业往来。这种频繁的商业往来促使了北欧人向基督教的转变。北欧最早的基督徒团体,都形成于贸易发达的城镇:比如梅拉伦湖的佛加,横贯日德兰地峡而到达海边之通道两端的里奔和石勒苏益格。总之,不能将北欧基督教化的方式笼统的概括为自上而下的传教途径。北欧各国有着自己独特的归信历史。
  第四部分主要介绍了北欧使徒安斯加的传教历程。安斯加被称为“北欧使徒”,后被任命为汉堡-不来梅教区的主教,对北欧的传教事业作出了极大贡献,为其他传教士或传教使团在北欧的传教事业奠定了基础。他的继承人里伯特所著的《安斯加传》对于研究安斯加的传教经历以及维京时期北欧社会的原貌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安斯加传教背景及传教经历的描述,可见维京时期安斯加等传教士在北欧基督教化初期所做的努力,借此分析维京时代基督教传入北欧社会的主要张力以及对北欧社会产生的影响。
[硕士论文] 姬朦朦
中国史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依靠不平等条约的庇护,西方来华基督教教会纷纷将传教的触须进一步伸向华北和中国腹地,美以美会女布道会也加入了这一行列。该会成立于1869年,是美国成立的第二个女子宣教团体,也是众多女布道会中最独立的一支,女差会的成立使得海外妇女传教运动有了独立的组织形式。美以美会女布道会成立的初衷就是向海外非基督教国家传道,因此女布道会成立之初,就不断向海外国家派遣女传教士,中国亦是其重要的布道区,1871年女布道会来华,同年开始在华北地区的工作,至1939年并入卫理公会止,女布道会在华北广袤的土地上,以女校和妇婴医院为中心开展了一系列传教工作,来华女传教士受过高等教育,文化水平高,她们的言行举止对当地女性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教会女校培养出来的女学生,她们的女性性别意识日益凸显,在女布道会的影响和帮助下,其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成长为新时代的教会职业女性。
  为开展传教工作,女布道会在华北开展了一系列教育、医疗工作,其中以天津妇婴医院、北京慕贞女子中学及天津中西女子中学最为有名。天津妇婴医院作为一所综合性的近代女子医院,以妇孺为医治对象,既为中国女性带来了西医诊疗的技术,又为中国妇女创造了良好的就医环境。妇婴医院附设益世高级护士学校,努力按照西方的教育模式、教学标准培养医学人才,为妇女医疗提供了必要的充足的医务人员,推动了西医教育模式在我国的确立。早期来华的医学女传教士拥有良好的医疗技术,通过医疗减轻中国妇女身体上的病痛,许多妇女在其影响之下,接受医学教育,从事行医事业,获得了职业生活和独立的经济地位,摆脱了作为男子附庸的境地,成为新一代的职业女性,从这方面来说,女传教士扮演了医者和教育者的双重角色。而这部分中国女性在求得独立后,又积极参与社会救助活动,突破传统家庭的范围,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履行对国家的责任,塑造了新的女性形象,成为新时代女性的典范,进一步激发了中国女性意识的觉醒。
  北京慕贞女中和天津中西女中是女布道会在华北开办的最为重要的女子中学,作为教会女中,其既有共性,又有不同之处。慕贞女中是女布道会在华北创办的第一所教会女子中学,是女布道会借教育传教的典型,学校格外重视宗教教育,宗教氛围浓厚,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以女校为中心的福音传播网络。但是慕贞也开设了各类通识课程,教给学生其可以在社会上立足的实用知识。最重要的是,慕贞在学校的管理、学习和生活中向学生输入了西方近代女性特质——虔诚、纯洁、顺从、齐家,并通过学习和组织各类校园活动不断巩固这些品质,慕贞的本意是在基督教义的基础上实现男女平等的性别观,在一定范围内实现女性解放,尤其是接受教育的学生,经过进一步学习后,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公共领域,从事教师及其他职业,成为独立女性。中西女中是继慕贞女中之后女布道会在华北创办的第二所女子中学,中西女中希望其所培养的女生温顺而贞洁,有淑女气质及大家风范,不过其所传播的知识,开展的种种活动有助于妇女性别意识的提升和凸显,与慕贞女中一样,中西女中在西方女性特质输入及女性启蒙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上述两所学校培养的女性有共通之处,教会女中培养出来的学生并非都是基督徒,她们后来大多成为城市中产阶级,成为新时代的教会职业女性。这些职业女性对待自己的工作尽心虔诚,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谦和特征,而在政治表达方面这些女性则明显温和而保守,态度激进者相对要少。
  美以美会女布道会来华后,在传播基督教义的同时,也传播了基督教的性别观,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促使中国女性对自己的社会角色重新定位并实现角色的转变,拓展了女性的生存空间,打开了晚清男权社会的一道裂缝。应当指出的是,该会所倡导的基督教性别观与中国传统的性别观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本质的区别,基督教所倡导的男女平等,是基于基督教义之上的男女平的性别观,这种性别观念在当时尽管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性,但也有很明显的局限性,其主旨是希望培养女信徒,在中国建立基督化家庭,以此来影响中国社会,这种鲜明的宗教意图与当时中国社会妇女解放运动主流的世俗化趋向形成某种紧张关系,自然减弱了其影响和意义。
[硕士论文] 洪奎
宗教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章力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著名的法政学家,也是海外华人教会公认的重要神学家,他的神学著作引领诸多华人慕道者皈依基督教。近年来,伴随其主要的神学作品被翻译成英文,他逐渐在世界基督教研究中产生一定的影响。
  本文认为,救国救世是20世纪上半叶面对社会剧变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关切,早年的章力生与同时代的中国学人一样,为求国家富强和民众幸福,曾高扬人性,倡导自救救人,积极在中国传统与西方思潮中探寻救国救世之道。但是,个人际遇几经沉浮,加之社会现状迟迟不改,使他早年期望借助东方宗教文化复兴中国的理想终归破灭。1950年以后,章力生在海外皈依基督教,随后,他赴美接受专业的神学训练。伴随他逐渐掌握成熟的系统神学语言,他将早年的救国救世关怀融入到新的个人信仰之中,这使他的救世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即从重视个人救世,逐渐转变为认信基督救世。尽管,二者均冠以“救世”之名,但曾经救世的主角褪去荣耀的冠冕,变成了救世的对象。进而,他从“以神为中心”的神学立场出发,围绕耶稣基督,将个人解脱和国家复兴纳入到拯救人类的上帝计划中加以审视,这使其救世关怀突破了“中国”的限制,更使他的神学思想与意图获得了普世意义。
  由此,本文在经由绪论交代相关研究背景及意义后,具体通过四个章节展开相关内容的探讨。首先,本文第一章将以贯穿其一生的救世关怀为主线,藉由章力生的数次改教经历,呈现其皈主前最鲜明的思想倾向及特点,即个人为救主,自力是救法。进而,第二章将以基督救世思想为核心,集中考察章力生的神学思想建构。这两章将展现章力生基督救世思想的全貌,同时,也尝试解答皈主前后,他的救世思想呈现出的变化与发展。
  其次,伴随章力生对“以神为中心”的基督救世思想的认识逐渐深入,他开始基于确证信仰和方便宣道的目的,回到儒释道三教经典中,以辩道的方式反思东方宗教文化的弊病。因此,本文第三章将依托其核心的辩道文本,分析他如何确证基督教为独一救法,基督耶稣是独一救主。藉此展现章力生何以强化自己对基督信仰的信念;同时,也揭示他为何终其余生宣教弘道,再未改志;此外,也为读者理解华人神学家的思想经历提供可能的解释思路。
  随后,本文第四章将综合各章的文本呈现,着手对章力生的神学思想进行评议。首先,依托章力生基督救世思想,本文将考察他的神学思想与其早年接触的东方宗教文化之间的联系;同时,本文会结合1950年以后他所面对的西方社会背景分析他的神学特色。此外,针对学术界普遍关注的原创性问题,本文认为要特别关注章力生主要的宣道群体,尤其是他与中国信徒的时空距离;同时,应重视他在神学表述中的创新以及他引介西方成熟神学思想的价值。关于部分学者提到的论证逻辑问题,本文认为要从章力生的信徒身份、神学自洽性等方面入手,对之加以公正看待,同时也应关注他语言表述时的情感特色给读者带来的感受偏差。最后,本文简要评价了章力生的神学思想对华人基督教及东西方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
[硕士论文] 翁振望
外国哲学 浙江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莫尔特曼是西方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和学术造诣的基督教神学家和宗教哲学家之一。他以“终末的盼望”为神学的出发点和方向,对传统基督教进行了创新性的神学研究。莫尔特曼的“盼望神学”最为人所知,尤其是他的个人终末论将诸多的社会处境问题紧密关联。本文正是从死亡、永生和实践三个不同的角度对莫尔特曼的个人终末论进行解读。
  个人终末论是有关个人的“终极事物”,即死亡以及死后会如何。对于个人的最终命运,一直以来都是宗教关切的问题。人的终极命运问题是人所要面对的人生问题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莫尔特曼从生与死的辩证法,引伸出人们在此生的实践性,这样的思路可帮助理解个人终末论该有的思想内涵、理论和实践意义。
  莫尔特曼将个人的死亡问题以及死亡现象进行了神学分析。他认为活着但可以忽视死亡的观点,还有死亡不是生命中的事件等理论是非宗教的谎言。只有那些接近死亡并经历了从死里逃生的人,才真正知道何谓新生的生命,从而才能以更加清晰和敏锐的知觉来体会此生的独特及其美善,也只有如此,才能让人真正懂得生命的意义所在?但很多自由派的神学家强调个人死亡只是个体自我的死亡,而基督的救赎是个体灵魂的拯救,上帝国度的临到是以个人的方式来到,即进入个体的灵魂。而莫尔特曼认为生命临到个人并从上帝那里得着个人的新生命,使个人能以出死入生。由于每个人都不可能独自存在,必须与他人团契相交,才能在社会中生存。因此,也只有将个人的死亡与救赎与人类历史的终结与延续互相结合,如此才能真正掌握个人终末的真理。但莫尔特曼并未就此打住,他从个人终末论出发,进一步指出人类历史与整个世界的体系相连。人类的历史不得不依赖它才能存在和延续,而如果没有世界的毁灭与新造,人类历史的终末与延续也将毫无根据。基于这样的认知,莫尔特曼将个人终末论、历史终末论和宇宙终末论相整合,从而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基督教终末论神学体系。他的思想突破了自由派神学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并将其与自然宇宙的终末、人类历史的终结相结合,继而让人们对死亡的认识进入一个更加广阔的终末神学视野。
  当观察莫尔特曼的神学思想时,可以从他的生死辩证法引伸出有关现世人生的实践性。所以他的思想是一种处境化的神学,一向与现实联系非常紧密。莫尔特曼强调基督教的神学在面对现实问题时,应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创新,这个过程突显出莫尔特曼主张基督教应该也必须要有参与人类社会变革的实践取向。因此,需要从实践的维度对莫尔特曼个人终末论进行现实意义的演绎。因其“盼望”的根基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和复活,这十字架展现了不同于传统的救赎观,因而还隐含着实践和反省的意义。莫尔特曼由“信仰的盼望”走向“实践的盼望”,这是“盼望”思想的更深层价值的体现。“盼望”对俗世的意义乃是通过个体盼望、历史盼望和终末盼望将其体现出来。因此,在探讨个人终末论的实践维度时,人们就需要从个人与上帝国、个人与历史这两个不同的视野之下,来讨论个人在面对终末时该有的选择。这选择不是让人们逃避此生,亦或让远离对于社会的应有责任,相反地,它让人们更加积极地的“入世”,从而有力地活出面向终末的人生。当然,莫尔特曼神学的实践维度仍缺乏明确的路线和具体建议。个人终末论也无法包含人的所有实在。要解决个人终末的全部问题,仍需要不同学科的共同协助。
[硕士论文] 朱文旭
世界史;英国史 南京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16世纪20年代后期,亨利八世因离婚案激化了与罗马教皇的矛盾,直接诱发了英国宗教改革。都铎宗教改革伊始,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和英王的宠臣,雷金纳德·波尔挑战亨利八世,公然质疑离婚案的合法性,并大胆驳斥王权至尊的合理性。这使波尔获得了教皇保罗三世的赏识,他也借此一跃成为专职处理“英国问题”的枢机主教。波尔秉持罗马教廷的反宗教改革,积极进行所谓的“护教”活动,竭力维护天主教世界的统一。
  波尔的护教活动,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1)1529-1536年。始于巴黎神学讨论会,止于波尔呈上《论统一》。波尔反对国王离婚案,批驳英王至尊权,攻击英格兰教会的独立。(2)1536-1553年。起于英格兰北方的“求恩巡礼”叛乱,终于爱德华六世去世。波尔的护教活动转入欧洲大陆,他阴谋支持北方骚乱,代表教廷与英王和谈,力图说服爱德华六世重返教廷怀抱。(3)1553-1558年。从波尔辗转回国,直至他去世。他作为教皇特使,接纳英格兰教会回归天主教世界;他还协同玛丽女王恢复叛逆法、大肆焚烧异端。但是,波尔从事的护教活动和玛丽追求的天主教复辟,随着他们的相继离世,一同被不可阻挡的新教改革和民族国家潮流所埋葬。
  波尔从事护教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天主教理想和维护天主教世界的统一,也是以波尔为代表的虔诚天主教徒对都铎宗教改革造成天主教世界分崩离析局面的反应,当然不论是对罗马天主教会,还是英国的宗教改革运动或民族国家构建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其一,对天主教而言,波尔的护教行为不仅避免了罗马天主教会的进一步分裂,而且开启了天主教会自身改革发展的步伐,因而他死后被追封为教会的“圣徒”。其二,从英格兰宗教改革的进程来看,波尔的护教与玛丽女王复辟天主教,是都铎英国宗教改革进程中的逆流或不和谐插曲。经过亨利八世的努力,英格兰的教会首先转变成为一个“没有教皇权”的英格兰民族教会;爱德华六世时期,在萨默塞特公爵和诺森伯兰公爵的辅政下,英格兰教会朝着新教的方向发展。玛丽一世继位后,迅即推入宗教复辟政策,迫使其臣民重新回到天主教信仰的状态。重返英国后,波尔与玛丽联手护教,反映了都铎宗教改革的长期性和曲折性。其三,从英格兰民族国家建构的角度看,波尔以及玛丽的护教,无疑都是失败的,造成他们悲剧的根源在于:在教权主义衰落和民族主义勃兴的过程中,他们缺少起码的民族意识或对英格兰民族认同,而他们的思想观念依然停留在中世纪。总的来说,波尔的基于普世主义的护教活动,具有明显的反民族主义倾向,一定程度上是社会转型时期英国的旧贵族与虔诚的天主教徒落后于时代心态的真实写照。通过对本课题的系统和深入的探究,从一个侧面解析了16世纪都铎宗教改革艰巨性的根源,也客观地揭示了英国民族主义潮流向前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硕士论文] 汤晓鸥
世界史;世界近现代史 南京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1553年,玛丽一世继任英王后,废除了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时期的相关法案,中断了都铎宗教改革的进程,恢复了英国的天主教信仰;同时,她还采取极端手段,大肆迫害新教徒,许多著名的新教改革家,如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伍斯特主教休·拉蒂默、伦敦主教尼古拉斯·里德利等,被处以火刑。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新教徒即“玛丽流亡者”被迫逃往欧洲大陆。本文借助于英文资料,试图梳理这批新教徒流亡欧洲大陆的主要活动,探析他们对伊丽莎白女王的宗教和解以及英国清教运动的影响。
  全文包括序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其中,正文部分共有三章。
  第一章梳理了“玛丽流亡者”的背景和构成。这些新教徒流亡欧洲大陆的直接原因是天主教女王玛丽一世的宗教迫害。她通过废除宗教改革法案恢复天主教信仰,通过焚烧新教徒的残酷刑罚震慑广大新教民众,通过接纳教皇代表实现对罗马教廷的顺从。“玛丽流亡者”构成多样,中青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人来自英格兰东南部各郡。其中,神职人员居多,此外还有乡绅贵族、商人银行家等各种职业和阶层的人。通过与欧洲大陆新教徒的联络以及对定居点和流亡路径的选择,他们为流亡生活做了适当的准备。
  第二章选取埃姆登、法兰克福和日内瓦三地的“玛丽流亡者”团体为研究对象,着重交待了新教流亡者在欧洲大陆的主要活动情况。他们在那里接受了相较于英国国教更为激进的新教思想洗礼,尤其在宗教礼仪和教会管理制度方面,深受加尔文主义的影响,他们希望回国后对安立甘宗进行改革。
  第三章分析了“玛丽流亡者”回国后对伊丽莎白宗教和解以及英国清教运动的影响。在他们的支持和辅佐下,伊丽莎白女王重新颁布《至尊法》,修订《划一法》,并公布《三十九条信纲》,旨在建立一个基础广泛的国教会,以维持国内和平,维护英吉利民族利益。但是,随着国内情势好转和国际环境恶化,一部分人要求净化国教会,清除国教礼仪中的天主教残余,由此开始了清教和国教的斗争。到16世纪七八十年代,一部分清教徒将改革目标指向教会管理制度,将清教运动推向高潮。同时,清教神学家约翰·诺克斯在苏格兰建立长老制教会,对英格兰的清教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结语部分通过阐述三个问题对论文主旨进行升华:一,新教流亡者的共同特点及其与新教徒在欧洲大陆流亡期间的转变和伊丽莎白宗教和解政策的关联性;二,新教流亡者在清教运动中表现出的局限性与原因所在;三,新教流亡者在英国宗教改革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
[硕士论文] 孙杰
世界史 南京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1558年,英格兰女王玛丽一世去世,都铎王位由她同父异母的妹妹伊丽莎白承袭。新女王上任伊始不仅要维护其王位的合法性,更需要应对来自国内外天主教势力的威胁,以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本文以伊丽莎白统治前期的宗教和解为研究清教的切入点,以1577年取缔先知会作为女王清教政策转变的起点。分别梳理伊丽莎白前期(1558-1577)和后期(1577-1603)两个阶段清教政策的主要内容,阐述伊丽莎白时期清教政策的基本特点,并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全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其中正文部分涵盖三章。其中,第一章叙述伊丽莎白一世清教政策出台的背景。伊丽莎白从政治利益出发,通过颁布《至尊法》、《划一法》、《三十九信条》,努力进行宗教和解,从而创造了和平发展的内外部环境,避免刺激国内外天主教势力。第二章阐述伊丽莎白政府在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的清教政策及其转变原因。伊丽莎白统治前期,都铎政府采取容忍清教的态度,给予清教徒集会与言论的自由,寻求与他们的合作和支持;伊丽莎白统治后期她开始镇压清教运动,如严格限制清教徒的布道宣传活动、控制清教领袖和颁布《女王臣民效忠法》。究其原因,在于清教势力逐渐扩大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诉求,与伊丽莎白本人的利益冲突,伊丽莎白地位稳固已经不再需要借助清教的力量打压天主教,加上清教和国教在教义上产生了无法弥合的分歧,伊丽莎白一世不得不选择镇压清教。第三章主要从王权、国家和宗教三个维度分析伊丽莎白清教政策的影响。伊丽莎白一世镇压清教运动,既维护了她作为专制君主的权威,也维护了专制王权本身。此外镇压清教避免了英格兰思想分裂,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强化了民族国家。借助这个政策,国教作为英格兰统一意识形态的地位不可动摇,清教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从而在表面上完成了宗教统一。
  综上,本文得出两点基本结论:其一,伊丽莎白的清教政策是女王统治时期施政的重要内容,虽然它前后有别,但始终没有偏离亨利八世定下的都铎宗教改革折中主义的基调;其二,在伊丽莎白统治的近半个世纪中,英格兰的内政稳定、经济恢复和发展,对外战胜西班牙,消除了国际天主教势力的威胁,这些都得益于女王对宗教问题的妥善处理,尤其是她采取的切合实际的清教政策。
[硕士论文] 姚乔君
世界史 南京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休·拉蒂默作为英国宗教改革中最重要的传道士被后人尊称为“英国的使徒”。他本是一位坚定的天主教徒,在各方新教思想的影响下转向新教,通过与新教人士的交流,与天主教势力的争辩使自己的思想摒弃旧教残余成分,最终成为一名坚定的新教徒。拉蒂默的大半生都在致力于用布道的方式将新教思想播撒在全国的各个角落,用自己的实践在王室和民众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他的思想和实践既反映了这一阶段的时代印记,也展现了他自身的社会理想,即改变天主教禁锢英国民众思想的局面,试图构建一个基督教共和国的蓝图,规范国王、教士和平信徒各自的信仰和职责,驱散天主教会笼罩的阴霾,使得英国的宗教氛围焕然一新。拉蒂默关于基督教共和国的社会构想为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提供了借鉴意义。
  全文分为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其中正文部分包含四章。第一章叙述拉蒂默早年生涯和他新教思想的来源。他虽出身约曼农家庭,但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为他今后迈入宫廷,走向政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章分析拉蒂默的新教主张。他的思想主张大都是从他的布道文中窥探得出的,虽然受到大陆新教派的影响,却展现出一定的保守性,在新教激进派和天主教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第三章论述拉蒂默新教改革的实践。拉蒂默早在亨利八世发起官方改革以前便接受了新教思想的启蒙,在剑桥大学校园内宣讲新教教义。亨利掀起改革序幕后,拉蒂默受到上层人士甚至国王的青睐,参加到官方改革的队伍中。之后,他致力于在民间传播新教思想,整顿教会秩序。这些积极的实践对英国朝野上下产生了重要的贡献。第四章评述了拉蒂默对英国宗教改革的贡献。他的改革实践一方面推动了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官方改革的步伐,一方面促进了新教在民间的接受和认可,对于规范基层教士的行为准则更是起到了典范的作用。
[硕士论文] 葛救恩
中国史;专门史 安徽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基督教产生于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区,并在迫害中渐渐发展壮大。1054年,基督教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又将新教从天主教中分离出来。因此,广义上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三大派别,而狭义的基督教则仅指新教。唐朝时期,聂斯托利派信徒将广义的基督教传入中国。元朝时,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传教,并将天主教首次传入今安徽境内。清朝前期,东正教传入中国,但并未传入安徽境内。19世纪初,新教开始传入中国。鸦片战争前夕,天主教和新教均在安徽省内的部分地区有少许传教活动。鸦片战争以后,天主教和新教在皖传教活动渐渐地大规模开展起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天主教和新教相继传入宿州地区。
  宿州地区,也叫宿县地区。在历史上,宿州地区的范围因行政区划的调整曾有过多次变动,本文将宿州地区界定为今安徽省地级宿州市,其范围仅包括砀山县、萧县、灵璧县、泗县和埇桥区四县一区。本文所写的基督教是狭义上的基督教,仅指新教。本文主要叙述新教在宿州市四县一区的传播历程,仅对改革开放前宿州地区天主教的发展历程作简要概述,以便于分析相关问题。因东正教在华传播范围有限,且未曾传入安徽境内,故文中不予提及。
  传教士来宿后,一方面建立教堂开展宗教活动,一方面则通过创办学校和医院等教会公益机构、组织社会公益等活动进行传教活动。这些社会公益活动在促进传教的同时也对当地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尽管建国前的宿州地区动荡不安,但在传教士和当地信徒们的努力下,宿州各地基督教仍有所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外籍传教士陆续被逐,宿州各地基督教均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革新运动。文革期间,各地基督教均受到严重冲击。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逐步得到贯彻落实,宿州基督教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并呈现出新的发展特点。
  另外,宿州各地还拥有相近的地理位置以及相似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广袤的平原、相同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有利于种植相同的农作物,相同的农作物使得当地人养成了相同的饮食习惯,相同的饮食习惯造就了当地人几乎完全相同的日常生活习惯和节日习俗。然而,基督教的传入使一部分当地人从当地传统的生活习惯和节日习俗等生活方式中分离了出来。因此,以宿州地区为一个整体,对基督教与当地社会的互动状况进行研究意义重大。
[硕士论文] ENKHJIN DELGERBAT
应用心理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乐观是人类的永恒追求,基督教信仰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文化现象,当今蒙古国处在剧烈社会转型期,基督教信仰者成为一个新兴群体,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宗教信仰与乐观的关系是国外研究热点,研究发现了二者之间的积极相关。虽然我国具有独特的教育背景和宗教文化传统,基督教在蒙古国属于外来的。基督徒人数在蒙古有了较快发展,今年来,基督教信仰者的发展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在心理学界,基督教信仰对乐观主义的影响也开始受到国外研究者的关注。本研究因此以蒙古基督教徒人这一特殊被试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他们的心理控制源与乐观主义的关系,以及基督教信仰对两者关系的影响及其机制。也探讨了乐观主义与心理控制源、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关系。这一方面丰富了乐观主义研究的理论成果,也充实了蒙古国应用心理学的理论成果;另一方面,研究也给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工作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目的:探讨基督教信仰对心理控制源与乐观主义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方法:215名蒙古基督教信仰者完成一份包含宗教性特征的测量、生活定向自陈量表修订版调查问卷、内在——外在性心理控制源量表问卷。研究结果:(1)心理控制源和个人乐观主义呈显著负相关,具体来说,内控者比外控者更乐观。(2)基督教信仰能够调节心理控制源与乐观主义的关系。当基督教信仰低时,外控者的乐观主义显著低于内控者。而当基督教信仰高时,两者之间的乐观主义差异不显著。
  研究结论:本研究证实了基督教信仰能够显著调节心理控制源与乐观主义的关系。扩充了以往有关基督教信仰对乐观主义影响的研究,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为如何提升乐观主义提供了新思路,即通过基督教信仰可以有效提升外控者的乐观主义。相关部门可以进行正确的乐观主义教育、促进心理健康的实现,进而改善悲观主义状况。最后,从研究方法和设计角度反思了本研究的不足,提出了今后研究的设想,并对本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进行了探讨。
[硕士论文] 刘鹏娜
中国近现代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1923-1938年,中国天主教知识人以《圣教杂志》为中心集中地阐释了他们的国家观,说明天主教与国家的融合、冲突的关系。《圣教杂志》1912年由中国神父潘谷声创办,1923年为中国神父徐宗泽接管,1938年因战事停刊。
  为回应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共产主义等现代思潮,中国天主教知识人在《圣教杂志》刊登了大量“国家学”的文章。本文主要以这些史料为依托,分析中国天主教知识人如何认识“国家”及国家的要素人民、统治权。同时由于公教信仰的特殊性,《圣教杂志》的国家观还包括教民爱国、政权和神权关系等问题。天主教由于是宗教信仰,强调天主(造物主)的力量,认为是天主创造了世间万物,因此当涉及到国家学的解释时,人民、统治权便出现同出一源的状况。统治权和人权既需要被尊重,又都被限制。中国天主教知识人已经认识到将超性世界的人的自由运用到世俗世界中,即国民所有权是不容国家侵犯、剥夺的。在世俗国家中,人民对统治权的尊敬具体表现为人民对现任合法政府、政权的尊重与服从,这样就限制了无政府主义的滋长,体现了天主教关于“公义”、“和平”、“秩序”的教义。中国天主教知识人鼓励教民热爱自己的祖国,参与国家社会改造事业,服从国民政府统治,甚至在抗日战争时支持捍卫祖国的合法主权。这体现了天主教试图缓和天主教与世俗国家的冲突,但归根结底这种国家观是为宣扬圣教服务的。
[硕士论文] 顾强强
中国近现代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基督教自一进入中国便开始了其本色化的历程,华人基督徒作为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的主体,在基督教本色化历程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特别是当基督教在中国经历种种冲击之后,西方传教士开始反思其传教策略,而与此同时华人基督徒群体也开始逐渐肩负起基督教本色化的重任。对华人基督教牧师陈金镛的生平、职事与基督教人际网络的梳理和重构,进而窥探当时华人基督徒在基督教本色化道路上的人生历程、参与程度与思想的调适。通过对陈金镛本色化传道策略的剖析,希冀探明华人基督徒是如何将基督教传播于社会的终端。
  本文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梳理陈金镛在各时期的职事和人生经历,以及陈金镛的基督教人际网络,对陈金镛一生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进行必要的分析,从中理解在社会历史情境中,作为华人牧师的陈金镛对基督教事务的参与和适应。第二部分,主要叙述陈金镛关于基督教自立运动与本色化的呼吁、陈金镛对中国传统社会与基督教教义、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基督教与中国近代社会的调适和比较,进而对陈金镛的基督教本色化思想进行阐释,理解陈金镛及当时的华人基督教牧师,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挣扎与抉择。第三部分,以陈金镛本色化传道——文字布道为切入点,分析陈金镛对于传道及对传道人的认识,并介绍陈金镛文字布道的著作观念,及文字布道、国学阐道、《圣经》文本研究等布道方法,从而认识陈金镛试图将基督教根植于中国社会土壤所做出的努力。
[硕士论文] 王志辉
世界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直到10世纪初,挪威对于西欧基督教文明来说仍属于异教世界的范畴。但是随着与基督教文明的接触加深、传教士的劝化以及国王的推动,挪威逐渐转向基督教。挪威皈依基督教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基督教与异教势力进行多次斗争之后才成为挪威的官方宗教。
  随着基督教化的深入,基督教对挪威社会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皈依基督教之后,基督教势力逐渐加强,不仅教会组织方面逐渐发展完善,而且通过改革等方式提升了自身的地位。同时在基督教的影响下,挪威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革。随着基督教化的深入发展,挪威融入到基督教欧洲文明之中,成为基督教世界的重要成员。本文正文分为四个部分:
  正文第一部分主要论述前基督教时期挪威的原始宗教及其挪威皈依基督教的缘由。本文认为挪威的原始宗教信仰不仅隐含着那个时代人们对世界和社会秩序的理解,而且宗教与当时的社会息息相关、密不可分。随着与基督教的接触、传教士的规劝以及国王的推动,挪威逐渐转向基督教
  正文第二部分主要论述挪威皈依基督教的过程。其皈依基督教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需要国王和传教士自上而下进行推动。善良王哈康为基督教在挪威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但雅尔哈康统治时期异教信仰得以恢复。奥拉夫·特里格维逊国王利用武力威胁等方式使很多地区皈依基督教,最终在奥拉夫·哈拉尔德森国王的努力下,基督教成为官方宗教。
  正文第三部分主要论述挪威在皈依基督教之后,教会势力的加强。挪威在皈依基督教之后,教会组织逐渐发展完善,教会实力得到增强。此外,教会也通过改革、与国王合作等方式提升自身实力与地位。因此,随着教会组织的完善、教会实力的增强,早期教会隶属于君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正文第四部分主要分析挪威基督教化的影响。挪威基督教化对自身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了深刻影响。在政治方面,挪威基督教化与王国统一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其中教会推动了挪威统一的进程并强化了王权;在经济方面,挪威的基督教化不仅促进了农业发展和土地财富的集中,而且推动了挪威城镇的建立与贸易发展;此外,挪威在社会生活方面也经历诸多转变,社会意识和社会习俗转向基督教、圣徒崇拜和朝圣活动开始涌现、社会救济也屡见不鲜。
[博士论文] 林旭鑫
宗教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从西元一世纪的使徒时代进入二世纪的教父时代,基督教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对基督教而言,二世纪被称为是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的世纪,这群人在教会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他们主张人得救是藉着从上帝而来的恩典与知识,并把这样一种来自于上帝恩典的知识称为“真知”(γν(ω)σι(ζ)/gnosis)。他们自称为诺斯替主义者(Γνωστικó(ζ)/Gnostics)。本文以诺斯替派代之。
  诺斯替派声称父以流溢的方式生成一系列神体(Ai(ω)ν/Aeon),组成了一个奥秘世界(Πλ(η)ρωμα/Pleroma),并据此解释圣经(包括希伯来圣经和尚未正典化的新约文本)。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他们对恩典概念在人的认识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有深刻体会和明确意识。他们在信任情感中相信新约文本来自于启示,这种信任成为他们的认识起点,帮助他们在接受者的地位上领受上帝的恩典,从而得着属灵的真知。然而,在得着真知以后,他们又重新回到判断者的身份,构造出了一套真知体系。不难看出,上帝的恩典原本是他们的盼望,然而在他们以为自己得着以后,又利用恩典制造出真知这一偶像。恩典一词的内在含义就是人所没有的,如果恩典成为判断对象,其实就是回到了理性认识的路子上,恩典的认识作用就会被重新遮蔽。
  与诺斯替派打过交道的教父如爱任纽(Irenaeus of Lyon,约AD130-202),强烈地反对诺斯替派对圣经尤其是新约文本的解释。爱任纽否定诺斯替主义者自认为属灵的说法,指出他们实际上是亵渎神的。更为关键的是,他们的教导不符合使徒传统。在反驳诺斯替派的过程中,使徒统绪成为他的强大武器。仅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爱任纽对恩典概念体会并不深。然而,他提出的“信仰的法则”(rule of faith)却又是对人在恩典中得到更新的成全。在爱任纽看来,人在面对新约或者是使徒传统时,重要的不是建立一种以真知为目的的解释体系,而是要建立一种信仰关系。
  本文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理解诺斯替主义的产生,围绕“知识”与“恩典”这两个主要概念,呈现二世纪思想史的发展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本文完成了对诺斯替主义这一概念的澄清,提供了一套认识论分析,并且解释了为何它会被定为异端而逐渐式微。
[博士论文] 武志伟
宗教学 山东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谈及当代的中国农村基督徒时,难免脱离不了如下的标签,一人多信、皈而不依、功利主义、旅行式信仰等等。这些标签固有其深刻之处,但如果只局限于此,也是不全面的。文章基于对山东省的一个沿海村庄——北头村的田野调查发现,为了能在讲求实用主义、强调家庭传统、民俗宗教多元存在的乡土社会中扎下根基,基督教只能、也必须是一种被糅合、建构过的地方性的信仰表达。既有对经典性信仰资源的扬弃,也有对村落原有文化系统的借用与改造。在此基础上,神圣信仰和世俗生活,就成为了当地基督徒生活中两条若即若离的主线,看似相悖,却能共生。
  文章在“信仰与生活”的线索之下,主要探究了两个问题,分别是“宗教何以可能”和“基督教与民俗宗教的相遇”。
  就行文逻辑来看,文章的第一章(绪论)主要就与研究相关的一些基本问题做了简单的说明,比如问题的来源、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和研究立场、文章结构等。第二章则是对北头村以及基督教在当地的发展概况的简单介绍,从而让读者对村落背景和研究对象都有一个整体的印象,也能从由宽渐窄的时空视野中感知基督教的“洋性”与“本色化”之间的关系。第三、四、五章,主要围绕“宗教何以可能”的问题展开分析。北头村的基督徒人数只占全村人口的2%,他们大多是自致型基督徒,宗教信仰更多的是借由个人性的敬拜、祈祷、聚会等宗教活动表现出来。在这样的信仰背景之下,归信契机就成为了分析“宗教何以可能”问题的一个合理而且有效的分析起点。通过在第三章中对“因病信教”现象的深描,基督信仰的世俗基调——对家庭生活存续和发展的追求——逐渐显现出来。所以,第四章就对信仰的这一世俗基调展开进一步分析,通过展现信徒的世俗生活,从而发现了他们以核心家庭为中心的生活逻辑。第五章,家庭观成为了这一章的关键词。通过分析奥古斯丁与马丁·路德的婚姻家庭观,以及当下农村教会生活中的家庭观,文章展现了“文本中的信仰”和“被实践的信仰”之间的距离和联系。这既是基督教伦理与儒家伦理之间的契合和转化,更体现了基督信仰与世俗性生活逻辑的融合。
  文章的第六章,主要解答“宗教相遇”的问题。北头村是一个宗教多元的农村社区,除了基督教信仰之外,还存在着祖先崇拜和海神崇拜等民俗宗教。两种形式的宗教相遇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图景,而应该置于宗教生态系统的动态结构性框架之中进行考量。于是,这一章首先对“文明冲突论”和“宗教生态论”分别评析,并将宗教生态定义为一个宗教与宗教之间、宗教与社会之间动态地关系塑造过程。然后,对当下两种民俗宗教各自信仰特性的分析,就成为了建构北头村宗教生态系统的起点。这不仅展现了二者各自的特性,同时也揭示了它们与基督教之间的多重关系。随着宗教生态系统由点及面地铺开,文章接下的问题,就是分析基督教会在面对信仰张力时,所采取的具体的进入路径。
  具体来说,先看第一个问题,“宗教何以可能”。用最简短的语句形容这一问题的答案,“基督信仰是家庭神圣性的体现”。信徒归信的契机——“因病信教”——是分析这一问题的切入点。在北头村,疾病,尤其是大病,往往是导致信徒归信基督教最为主要的客观原因。他们大多是在对教义不甚理解的情况下做出归信的抉择的。从朴素的宗教情感到基督信仰之间,信徒大致经历了四个循序渐进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因大病而导致的家庭危机;第二个阶段,寻求“替代性治疗”;第三个阶段,灵验驱动;第四个阶段,神的拣选。而对归信机制的深描不仅展现了信仰典型的实用主义特征——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核心在于祈求和灵验,更是揭示了隐藏其中的信仰与家庭的关系——对家庭秩序和家庭伦理的追求弥漫于基督教的信仰生活之中。除了对因病信教的分析,文章还展现了在具体场域之中,信徒在处理教会生活与家庭生活的时间、身份、风俗等矛盾时,所采取的化解方式。可以发现,村民的基督信仰并非西方宗教意义上的个人性皈依,信徒在向基督祷告的同时,更是要扮演好自己在家庭中父母、子女的角色。
  在西方的家庭理论中,核心家庭用以指代,成员结构只涵盖“夫—妻—子”三角关系的家庭。从这一点来看,如今北头村绝大多数的家庭都属于核心家庭。它们产生于家户析分的过程。分家,代表着新建家庭拥有了经济、生活的自主权,也逐渐从家族制度和老人权威之中解放出来。但是,除了家庭结构的三角关系,北头村的核心家庭还表现出来,“核心家庭”这一概念本身没有蕴含的两个特征。第一,从家庭功能的实现来看,这些核心家庭具有“网络家庭”的意义,需要亲属网络提供一定的情感支持和资源帮助。第二,从家庭意义来看,家庭既是每个家庭成员获得个体利益和快乐的单位,而利益优选满足的顺序表现为先子女、后父母。
  第五章,文章又回到教义伦理的范畴之中,通过展现奥古斯丁、马丁·路德的婚姻家庭观,以及当今北头村教会中宣讲和信徒理解的家庭观,从而展现了在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之下,乡土处境中的基督教信仰如何实现了与儒家伦理的契合和转换。
  借由当地教会中的两篇讲道文,文章发现了基督伦理向儒家伦理的转移和置换的趋势。相比起两位神学家将婚姻视为家庭建立的基础的观点,讲道文却将家庭生活视为婚姻的目的。而且,虽然讲道文的主旨观点仍然体现了马丁·路德的天职观的风格,但是它更展现了韦伯笔下“秩序的理性主义”的倾向,表现为对尘世道德伦理的强调和重视。教义伦理逐渐走下神坛,它对基督徒的要求显然认同农村普遍的道德伦理规范。与非基督徒相比,基督徒只是要做的更好,而不是与他们不同。
  通过对两类民俗宗教的剖析,揭示了北头村的宗教生态系统的三个特点:第一,民俗宗教塑造了宗教生态的根基,其信仰的内涵已经超越了神圣和世俗的划分,融于乡土社会和文化之中,因而基督教的扎根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产生关系;第二,民俗宗教仍保留有一定的宗教性,比如其对神灵的敬畏心理和献祭仪式,这与信奉唯一上帝的基督教具有教义上的冲突;第三,民俗宗教在形式和表达方面的局限性,比如祖先崇拜宗教性的降低,海神祭祀中对女性的限制等,为基督教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在这样的结构性关系中,基督教会和基督徒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进入路径,也随之取得了不同的成效。在传教的最初阶段,教会夸大了它与乡土社会的原生宗教生态系统之间的对立关系,并忽略了它对这一系统的依赖。于是坚守宗教独特性和异质论的“绝对宗教主义”路径,导致了基督教与民俗宗教,甚至与整个乡土社会的冲突。以丧礼上的冲突为代表,导致了基督教在乡土社会中的边缘化。后来,教会逐渐开启了“文化相对主义”的进入方式,通过对葬礼的仪式、海洋禁忌和女性禁忌三类民俗规范的重新解读,从而实现了基督教与民俗宗教相对和平的共处状态。
  如果从上述的两个问题中跳脱出来,会发现文章借助洋洋洒洒的二十多万字,其实是从两个层面揭示了信徒在具体的乡土社会中落实自己信仰的过程。第一,是信仰与生活之间的关系。用最直白的语句来形容,“信仰,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第二,是基督教的普世性与地方性的关系。在处理信仰的正统性和生存的合法性之间的张力的过程中,一个地方性教会正逐渐形成。被实践的基督教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西方教会传统的传统教义还有待商榷。但是更为关键的是,它在讲求实用主义、强调家庭传统、民俗宗教多元存在的乡土社会中,成功地吸引了一批信徒。一方面他们建立了明确的基督徒的
[硕士论文] 王东阳
世界史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医院骑士团是欧洲最古老的天主教军事修道骑士会(简称“军事修会”)之一,其成员也被称为“圣约翰骑士”,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大骑士团”之一。在十字军被伊斯兰教势力逐出巴勒斯坦地区之后,医院骑士团先后转战于东地中海地区的塞浦路斯和罗德岛,但骑士团在这些地方都没能成功立足,直到16世纪获得神圣罗马帝国的赐封才来到马耳他岛安身。身处马耳他岛的医院骑士团是这一时期西方世界在东地中海地区边界上对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重要力量,在骑士团控制马耳他岛的数百年时间里,他们将天主教的信仰以及各种西方制度带到了这个原本文明发展滞后的小岛,马耳他经过骑士团的苦心经营经济社会状况得到改善。参与马耳他建设的同时,骑士团面临的最大危机便是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围堵。作为奥斯曼——哈布斯堡战争的重要参与者之一,骑士团在马耳他岛的存亡关系着整个西方世界的安危。坚守马耳他岛的医院骑士团在西方盟友的配合下最终取得了对土耳其人的军事胜利,作为西方世界在东地中海屏障的医院骑士团在马耳他岛经过苦心经营立下了脚跟,西欧也为此能在一个安定的环境中继续进行近代的社会转型运动。
  如今医院骑士团在马耳他的统治已成为历史,只剩下骑士团为马耳他打造的新都瓦莱塔作为人类文化遗产供后人凭吊。但由医院骑士团演变而来的“马耳他骑士团”褪去了军事功能而专注于医疗慈善事业,古老的骑士团其救死扶伤、平等博爱的人文关怀以及高贵、坚毅的骑士精神继续在文化领域给予今人以启示。
[硕士论文] 范时佳
宗教学 浙江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赵紫宸先生(1888-1979)是中国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和教育家,一生著述颇丰。他的思想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本文关注赵紫宸前期的重要作品《耶稣传》,运用提纲挈领,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方法,从文本出发探究《耶稣传》背后的思想,从社会、个人的角度分析思想成因。赵紫宸《耶稣传》带有浓厚的思想色彩,赵紫宸的思想具有时代性和中西融合的特征,包含了他对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互补的哲学思考。
  从《耶稣传》的成书背景看,赵紫宸精心设置写作主题,巧妙构思文章结构,呈现出自己心中的耶稣形象。在写作与思想传达方式上,《耶稣传》以经典解释经典,多用中国文化典故,牵引出读者熟悉的中国文化背景,表达了作者对土地、家国和民族的热爱之思,基督教伦理和中国儒家伦理共融之思,高超自在的人生美学之思。
  该书思想独特的原因,首先在于建立自立和本色化教会的时代声音;其次在于作者将自己归纳的耶稣人生哲学和以耶稣人格救国的理想在实践作品《耶稣传》中体现;最后,是作者对基督宗教融入与补益中国文化的思想倾向。对此的解读启发我们,现代生活具有多语种、复杂文化的背景,人们为了更加了解自身的存在,就需要潜入深究每个本原的文化系统。《耶稣传》展现了多种文化相互理解,相互促进,支撑个人探索现代生活的开放的可能性。
[硕士论文] 高子涵
马克思主义理论 太原理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基督教是世界上传播最广、信徒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宗教。近几年来在中国发展迅速,特别是在乡村地区。随着基督教在农村的扎根,农民的思想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变化。国内外对基督教的研究很多,但是近年来基督教在我国尤其是乡村地区的迅猛发展,而对基督教的传播、运作及其发展现状、社会功能和社会影响的跟踪调查则不是很及时和深入,尤其是如何有效规范引导基督教有序运行,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调查和研究。
  文章以山西原平的乡村为个案采用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分析原平乡村基督教发展的现状、传播特点,了解基督教在原平的演变及发展历程,在传播现状中,分析了组织结构、扩张状况以及村民加入基督教的四方面的原因。对原平乡村基督教产生的积极功能给予肯定,消极功能则主要从对传统民俗的冲击、对社会稳定的潜在危害、排斥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矛盾等方面进行阐述。同时分析基督教在乡村地区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从法律层面、科技助推、国际政治等因素进行剖析。这是本论文研究的重要依据。
  本文从规范山西省乡村地区基督教的文化生态状况入手,从未来角度和更高层次为山西乡村基督教文化发展和改善基督教的社会功能寻找发展新思路和新方法,目的是想引领山西省乡村地区基督教健康和谐发展。本文主要是从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乡村基督教扩张中的主导地位,加强基层组织和政府在乡村基督教扩张中的领导力度,激发乡村基督教积极功能发挥的强度,加强对群众的文化教育和法规引导力度等四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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