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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杨平
应用心理学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条件化恐惧模型是基于巴甫洛夫经典条件反射原理以研究恐惧习得、巩固、储存、提取及再巩固等过程重要的行为模型,同时也是模拟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典型的动物模型,可以分为场景条件化恐惧模型和线索条件化恐惧模型。采用行为模型消除恐惧记忆一直被认为是治疗焦虑障碍的有效方法之一,其中Monfils(2009)等人提出的激活—消退模式(Retrieval-extinction)是在条件化恐惧训练24小时或更长时间后,进行消退训练(EXT)前提供一个短暂的记忆激活(RET),从而可以消除恐惧记忆的一种行为实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ICR小鼠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场景条件化恐惧记忆的行为实验方法、FD快速高尔基染色实验技术和免疫组织化学实验技术,探索不同时程条件化恐惧记忆的表达水平是否受应激强度的影响以及激活—消退模式对不同时程条件化恐惧记忆的消除是否受应激强度的调控。
  研究发现:
  (1)高应激强度下场景条件化恐惧记忆是一个快速巩固的过程,场景恐惧训练1天、5天、14天、35天和39天后动物恐惧记忆的表达水平无显著差异;低应激强度下场景条件化恐惧记忆是一个逐步(缓慢)巩固的过程,动物场景恐惧训练后1天、14天的恐惧水平与39天的恐惧水平差异显著,且各组间的恐惧水平呈逐渐递增的趋势。
  (2)高应激强度下激活—消退模式可阻断长程恐惧记忆的再巩固过程,该模式可显著降低消退保持阶段和自发恢复阶段长程组动物的恐惧水平;低应激强度下激活—消退模式可阻断短程恐惧记忆的再巩固过程,该模式可显著降低消退保持阶段和自发恢复阶段短程组动物的恐惧水平。
  (3)高应激强度下长程恐惧记忆易于被重新激活,海马CA1区和杏仁核BLA区长程组动物神经元树突棘密度显著低于短程组动物;低应激强度下短程恐惧记忆易于被重新激活,海马CA1区和杏仁核BLA区短程组动物神经元树突棘密度显著低于长程组动物。
  (4)高应激强度下记忆激活可促进长程恐惧记忆的消除,记忆激活后长程组动物海马CA1区c-Fos标记的阳性神经细胞数显著低于短程组动物;低应激强度下记忆激活可促进短程恐惧记忆的消除,记忆激活后短程组动物海马CA1区c-Fos标记的阳性神经细胞数以及杏仁核BLA区Zif268和c-Fos标记的阳性神经细胞数显著低于长程组动物。
  研究表明:激活—消退模式对不同时程条件化恐惧记忆的作用受应激强度的调控,即当经历高强度应激事件后应推迟行为干预的时间,而经历低强度应激事件后应立即进行行为干预。同时,我们的研究结果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新的理论基础。
[硕士论文] 施晓
应用心理学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风险决策一直是心理学领域的研究焦点之一,研究者在对风险决策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并提出了框架效应。学者们认为,同一任务情境由于其备选项描述方式的改变而导致个体的决策偏好出现差异的现象可以称为框架效应。大部分研究都能够验证框架效应的存在,不过也有部分研究发现框架效应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因此对于影响框架效应存在的因素探究是本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引入归因风格这一个体差异特征,以及任务领域、材料的自我关联性这两种材料特征对框架效应进行深入研究。
  本研究包含三个实验。实验一根据“亚洲疾病问题”改编形成自编风险决策材料,探究任务框架对个体风险决策是否存在影响,对风险决策中的框架效应进行验证。实验二、三以归因风格问卷和自编风险决策材料为研究工具,对框架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实验采用2×3×2的实验设计,自变量为任务框架(正面、负面)、归因风格(中间型、消极型、积极型)和材料特征。其中,实验二中的材料特征为任务领域(生命领域、物品领域),实验三中的材料特征为材料的自我关联性(有自我关联,无自我关联)。因变量为个体的风险决策得分(即被试对各方案喜好程度的均分)。
  研究发现:(1)大学生风险决策偏好受任务框架的影响,被试在正负框架下存在不同程度的风险偏好,其中负面框架下被试的冒险倾向强于正面框架。(2)任务领域影响个体的风险决策结果,相较于物品领域问题,被试在面对生命领域问题时更具冒险倾向。(3)任务情境的自我关联性对框架效应存在显著影响,当任务情境与被试无关时,被试在不同框架下的风险偏好出现反转,在正面框架下被试更偏好确定选项,表现出风险规避,而负面框架下更多被试选择风险选项,表现出风险寻求。(4)个体的归因风格对框架效应存在影响作用,积极型归因风格者与消极型归因风格者在不同框架下的风险决策偏好存在显著差异。(5)总体而言,大学生在进行风险决策时更偏好冒险选项。
  总之,本文主要对框架效应的存在进行了验证,并进一步探讨了归因风格和两种材料特征对框架效应是否存在影响以及存在何种影响,以期为人们能够做出让自己相对满意而合理的决策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硕士论文] 陈纯
应用心理学 扬州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关于情绪对延迟决策的影响,在过去的实证性研究中,研究重点是与决策任务相关的先前情绪对延迟决策的影响,并且延迟决策引入延迟风险的研究较少。关于延迟决策的影响因素,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延迟决策的影响因素主要是情绪和认知这两个因素。在认知因素方面,选项的相对吸引力是延迟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随着选项间相对吸引力水平的降低,个体更有可能做出延迟选择行为。基于大量的文献研究,本文采取情景实验法结合实验室法,在诱导被试相应的情绪之后,让被试在模拟情景和静态状态下做出决策,探究情绪与吸引力水平对延迟决策的影响方式,当被试偏向即时选择时,进一步探究被试在选择时的风险偏好。随着研究的深入进展,本研究试图在延迟选项中引入延迟风险,将其与延迟选项中未引入延迟风险时情绪与吸引力水平对延迟决策的影响方式进行比较分析。本文的研究范式是,给出一个关于微商代购的生态效度较高的决策情境,被试组分为高吸引力水平组和中等吸引力水平组,吸引力水平通过决策情景下的获益金额和获益概率综合调控,在不同的吸引力水平下分别给出选择选项和延迟选项,要求被试在特定情绪下做出决策。选择决策是指个体在进行决策时,选择即时选项,即刻做出选择。延迟决策是指个体在进行决策时,选择延迟选项,放弃即刻做出选择。
  本研究采用情景实验法结合实验室法,研究分为四个实验,实验之间紧密联系,层层递进,探究情绪与吸引力水平对延迟决策的影响方式。实验中的具体情绪通过对应效价的视频诱导,视频通过预实验检测被试的情绪唤醒度和情绪愉悦度后最终确定。
  实验设计及结果如下:
  实验1采用2(吸引力水平:高/中等)×3(情绪:正性/中性/负性)被试间实验设计考察情绪与吸引力水平对延迟决策是否有影响,有何影响。此时在延迟选项中未引入延迟风险。实验1结果表明:当在延迟选项中未引入延迟风险时,高吸引力水平下,被试决策不受情绪的影响,偏向选择决策;中等吸引力水平下,被试决策受情绪的影响较大,中性和负性情绪被试相较于正性情绪被试偏好做出延迟决策。
  实验2采用单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以情绪为自变量,考察在高吸引力水平下被试进行选择决策时的风险偏好。实验2结果表明:当在延迟选项中未引入延迟风险时,高吸引力水平下,正性情绪被试相较于中性和负性情绪被试在选择决策时偏好冒险。
  实验3采用单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以情绪为自变量,考察当延迟选项引入延迟风险后,在中等吸引力水平下被试的决策偏好。实验3结果表明:当在延迟选项中引入延迟风险后,中等吸引力水平下,被试决策不受情绪的影响,均偏向选择决策。
  实验4采用单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以情绪为自变量,考察当在延迟选项中引入延迟风险后,在中等吸引力水平下被试进行选择决策时的风险偏好。实验4结果表明:当在延迟选项中引入延迟风险后,中等吸引力水平下,不同情绪被试在选择决策时无风险偏好。
  总之,本文的四个实验研究表明,被试情绪状态与选择选项吸引力水平对被试是否做出延迟决策会产生影响;当被试做出选择决策时,不同情绪状态下的被试可能有不同的风险偏好;在延迟选项中未引入延迟风险和在延迟选项中引入延迟风险后被试在做出决策时的决策偏好是不同的。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关于情绪与吸引力水平的研究成果,同时也丰富了决策领域中关于延迟决策的研究成果。
[硕士论文] 侯会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济南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我们的知觉不是一个简单的依赖于自下而上加工的被动过程(Bar,2004,2007,Proffitt,2006),相反我们的知觉具有主动性和建构性。所看到的世界不仅受物体的影响,还受文化和社会的影响,行为者和他生活的环境塑造他对物体的感知,即个体的知觉受到个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的影响。近代学者对知觉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感知者的期望、动机、物理资源、心理资源、行为能力都是影响知觉的因素。
  权力作为一种资源,高权力的人可以获得丰富的回报 ,如财务资源、身体舒适和社会认可;而低权力的人生活在不确定中,他们对资源的获取必须依赖于他人(Emerson,1962;Fiske,1993;Keltner,Gruenfeld,&Anderson,2003)。权力不仅仅是对资源的控制,或者仅仅是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权力也是一种心理状态:一个人影响他人的能力(Bugental,Blue,&Cruzcosa,1989;Galinsky et al.,2003)。如果把权力作为一种心理变量的话,在心理学研究中称之为权力感,权力感并非实际拥有的权力,而是个体对自己权力大小的看法,对自己影响他人能力的知觉(Anderson,John,&Keltner,2012;Keltner et al.,2003)。
  高权力者,对生活充满了信心,他们感觉自己有能力,他们的生活更少的依赖于他人,他们的优越感强,容易刻板化低权力者,并对他们形成歧视和偏见;低权力者生活在种种限制中,他们的资源依赖于权力者,为了获得丰富的资源,他们须服从自己的领导,他们容易轻视自己,而对领导形成光环效应。
  权力和物理大小有着天然联系,如物理大小被当成权力的象征(Fiske,1992,2004;Jacob,2007)。在动物界,物理大小就是权力的重要线索,灵长类动物中身体高大的优先选择食物、配偶、居住地和喜爱的物品。在人类世界中,身高一般也用来隐喻权力,而身体高度也和较高的工作地位、高的工资有关。
  物理大小是权力的外在表现形式,研究高低权力者对双方权力的看法是否会影响对他人的身体物理大小的知觉,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证明:对他人身体物理大小的知觉受到权力的影响。实验一证明了:高权力启动下的被试低估他人的身高,低权力启动下的被试高估他人的身高,还进一步探讨了性别是否能调节权力对他人知觉的影响,但是没有发现性别的调节作用。可以得出结论:人们的权力感可以影响他们对他人身体物理大小的知觉。
  实验二引入了合法性这一变量,探讨在不合法的情境下权力状态对他人身体物理大小的知觉是否会发生改变。我们的实验结果证明:在权力合法的情况下低权力者高估他人的物理大小,高权力者低估他人的物理大小,而在权力不合法的情况下高低权力者对目标个体的评估没有差异。
[硕士论文] 李凌晨
应用心理学 浙江理工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一张面孔上的信息包括结构信息和特征信息。有大量研究表明,面孔结构信息的加工对面孔识别有很大的影响。面孔结构信息包括一阶信息(特征之间的相对位置,例如,眼睛在鼻子上方,鼻子在嘴巴上方)和二阶信息(特征间距,例如,两个眼睛之间距离多远)。但是,面孔二阶结构信息的定义并不清晰。一些研究者认为面孔二阶信息是指面孔特征间距,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面孔二阶信息是面孔特征间距的关系。为了避免概念上的混淆,本文将面孔特征间距定义为“面孔特征绝对间距信息”,将面孔特征间距的关系定义为“面孔特征间距比例信息”。既然面孔特征绝对间距信息和面孔特征间距比例信息有性质上的不同,那么它们在面孔识别中的作用也会有所不同。具体的表现是怎样的?在本论文中,研究一考察了这两种信息在面孔识别中的作用,研究二考察了面孔特征间距比例信息的加工特性。
  研究一关注面孔特征绝对间距信息和面孔特征间距比例信息在面孔识别中的作用。实验1采取了知觉延迟匹配范式,通过改变学习面孔的大小来控制面孔特征绝对间距信息的作用,改变测试面孔的结构信息来控制面孔特征间距比例信息的作用,考察了面孔特征绝对间距信息和面孔特征间距比例信息在面孔识别中的作用。实验2在实验1的基础上,通过增加测试面孔的模糊度,进一步抑制了面孔特征信息的加工水平,考察了面孔特征间距比例信息在面孔识别中的特异性;结果发现,(1)面孔特征间距比例信息对面孔识别绩效有着显著的影响;(2)面孔识别绩效不受面孔特征绝对间距信息加工的影响;(3)面孔特征间距比例信息在面孔识别中具有特异性。
  研究二关注了面孔特征间距比例信息的加工特性。实验3使用了倒置面孔范式和延迟匹配任务,通过设置面孔的不同朝向(正立、倒置),考察了倒置对面孔特征间距比例信息加工的影响。实验4则操作测试面孔的模糊度改变面孔特征信息的加工水平,考察面孔特征间距比例信息跟面孔特征信息的关系。实验5同样使用了延迟匹配任务,设置了不同大小的学习面孔,考察了面孔特征间距比例信息的知觉加工是否会受到面孔实际大小的影响。结果发现,(1)倒置对面孔特征间距比例信息的作用没有显著的影响;(2)面孔特征信息对面孔特征间距比例信息的加工没有显著的影响;(3)同一面孔的不同大小的面孔图片,它们的面孔特征间距比例信息知觉加工水平一致。
  综上,本论文主要发现(1)面孔特征间距比例信息对面孔识别绩效有着显著的影响,其在面孔识别中具备特异性;(2)面孔特征信息加工水平对面孔识别绩效有显著的影响,与面孔特征信息对面孔识别有很大的影响的观点一致,(3)面孔特征信息加工水平对面孔特征间距比例信息加工没有明显的影响,支持了面孔结构信息和面孔特征信息加工机制相互独立的观点;(4)对面孔特征间距比例信息的知觉,没有受到面孔的实际大小的影响。
[硕士论文] 王旭辉
应用心理学 浙江理工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眼睛在面孔识别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眼睛在面孔识别中的作用机制,一些研究者认为眼睛提供了面孔识别的诊断性信息,眼睛相对于其他面孔特征的诊断性是决定眼睛在面孔识别中作用的关键因素;另一些研究者认为眼睛在面孔结构编码中优先,是整体加工的“锚定点”。为了检验这两个理论,我们进行了研究一:眼睛在面孔识别中的作用:锚定点和诊断性。有研究指出眼睛在面孔识别中的作用会随着面孔熟悉度变化,为了探究面孔熟悉度对眼睛在面孔识别中作用的影响,我们进行了研究二:面孔熟悉度对眼睛在面孔识别中作用的影响。
  研究一采用注视追踪面孔融合技术(gaze-contingent morphing approach)和可变注视位置范式(variable viewing position paradigm)结合的新实验范式,根据被试的注视位置,将整张面孔划分为中心信息区域和外周信息区域,再对比被试在注视眼睛和嘴巴时,对中心信息和外周信息的觉察差异。实验1改变被试的面孔的注视位置(眼睛和嘴巴),测量被试对面孔不同信息(中心信息,注视信息)变化的辨别正确率。结果发现:相比注视嘴巴,当注视眼睛时被试对外周信息的变化觉察较好,但是对中心信息变化的觉察没有差异。实验2考察了人们识别面孔时对眼睛外周信息的敏感性是否受到面孔整体加工的调节。实验2a测量了不同面孔朝向下注视眼睛或嘴巴对面孔外周信息觉察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正立面孔条件下,相比注视嘴巴,当注视眼睛时被试对外周信息变化更敏感,在倒置面孔条件下没有显著差异。实验2b测量了不同面孔朝向下注视眼睛或嘴巴对面孔中心信息觉察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正立面孔条件下,相比注视眼睛,当注视嘴巴时被试对中心信息变化更敏感,在倒置面孔条件下没有显著差异。总之,本研究支持了眼睛在面孔识别中的作用是作为面孔整体加工的锚定点。
  研究二使用面孔吸引力匹配过的名人面孔和陌生面孔进行对比,考察面孔熟悉度对眼睛在面孔识别中作用的影响。实验3同样采用注视追踪面孔融合技术(gaze-contingent morphing approach)和可变注视位置范式(variable viewing position paradigm)结合的新实验范式,呈现不同熟悉度的面孔材料(陌生面孔和名人面孔),测量被试注视面孔眼睛位置或嘴巴位置时,对面孔不同信息变化的辨别正确率。结果发现:(1)外周信息,无论熟悉还是陌生面孔,注视眼睛时的辨别正确率都显著大于嘴巴;(2)中心信息,陌生面孔条件下,注视嘴巴的辨别正确率显著大于眼睛;熟悉面孔条件下,注视眼睛和嘴巴的辨别正确率差异不显著。为了补充实验3,实验4直接采用面孔部位分别进行熟悉面孔和陌生面孔下眼睛和嘴巴之间的辨别力差异对比,实验4a在名人面孔下对比,结果眼睛辨别正确率显著大于嘴巴;实验4b在陌生面孔下对比,结果眼睛辨别正确率和嘴巴差异不显著。由此表明被试对名人面孔的眼睛部位比陌生面孔更敏感
  综上我们发现,(1)在面孔识别中注视眼睛时(相比注视嘴巴),对中心信息的变化不如对外周区域的信息变化敏感,而且这种差异依赖于面孔的朝向(2)人们对名人面孔的眼睛部位比陌生面孔更敏感。这些发现支持了眼睛在面孔识别中的作用是作为面孔整体加工的锚定点,表明了面孔熟悉度的提高增强了眼睛作为面孔诊断性特征的作用。提示了面孔知觉场理论的新解释,以及眼睛区域在提供一个人面孔变化的独特性上具有重要地位等理论观点。
[硕士论文] 梁子峰
应用心理学 浙江理工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年龄偏差(own-age bias,OAB)是指人们在识别面孔时对本年龄面孔的识别绩效显著好于对他年龄面孔识别绩效的现象。基于经验的整体加工理论是该现象的一种主流解释。以往的研究多采取三种常用范式(倒置面孔范式,组合面孔范式和部分整体范式),但这些范式都有一些局限。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整体加工的年龄偏差在不同朝向呈现的面孔以及不同的面孔区域上是否有所不同,以此发展年龄偏差的整体加工解释;并且在此过程中检验一种新的整体加工研究范式——知觉场范式,检验个体在加工面孔时的知觉场大小能否作为整体加工的指标。在此基础上,探索个体在加工本年龄和他年龄面孔时的眼动模式是否有差异,以及哪些眼动指标可以用来表征知觉场大小。
  实验1的目的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采用倒置面孔范式检验知觉场能否作为整体加工的指标,二是考察被试在加工本年龄和他年龄面孔时的整体加工差异是否受到面孔朝向(face orientation)的影响。实验1包含两个实验,分别采用成人被试和儿童被试。实验操纵面孔朝向,要求被试在两张备选面孔中选出与融合面孔相同的一张,以此考察他们加工本年龄和他年龄面孔时的知觉场大小。结果表明,无论成人被试还是儿童被试,他们在加工正立面孔时的知觉场都大于加工倒立面孔时的知觉场。而且,成人被试加工正立呈现的本年龄面孔的知觉场显著大于加工正立呈现的他年龄而孔的知觉场,但当面孔倒立呈现时,此差异不显著。这表明成人被试加工本年龄和他年龄面孔时的整体加工差异会受到面孔朝向的影响。我们没有发现儿童被试在加工本年龄和他年龄面孔时的知觉场大小存在显著差异,这提示儿童被试在加工本年龄和他年龄面孔时的整体加工差异不稳定。
  实验2的目的是考察被试在加工本年龄和他年龄面孔时的整体加工差异在不同面孔区域上是否有所不同。实验采用成人被试,操纵面孔区域:上半脸(眼睛区域)和下半脸(嘴巴区域),要求被试在两张备选面孔中选出与融合面孔相同的一张,以此考察他们在加工面孔上半脸和下半脸时的知觉场大小。结果发现,被试在加工本年龄面孔上半脸时的知觉场显著大于加工他年龄面孔上半脸时的知觉场,而当加工面孔下半脸时,此差异不显著。这表明,个体在加工本年龄和他年龄面孔的不同区域时,整体加工的差异会有所不同。
  实验3采用眼动技术探索了个体在加工本年龄和他年龄面孔时眼动模式的差异,以及哪些眼动指标可以用来表征知觉场大小。实验采用成人被试,在实验1a的基础上增加了眼动控制和眼动检测,结果发现,相较于加工他年龄面孔,成人被试在加工本年龄面孔时有更少的注视点和对单个注视点有更长的注视时间;加工本年龄和加工他年龄面孔的总注视时长没有显著差异。在探索性的眼动指标上,成人被试在加工本年龄和他年龄面孔时的首注视点和眼睛横坐标距离上有显著差异。
  综上,我们发现:(1)成人和儿童在加工正立面孔时的知觉场都大于加工倒立面孔时的知觉场;(2)成人加工本年龄和他年龄面孔时的知觉场大小差异在不同朝向呈现的面孔以及面孔的不同区域上会有所不同;(3)成人被试加工本年龄面孔比加工他年龄面孔的注视点更少,对单个注视点注视时间更长。由此我们认为:(1)知觉场大小是可以作为整体加工指标的;(2)成人在加工不同朝向呈现的面孔和面孔的不同区域时,对本年龄和他年龄面孔的整体加工差异会有所不同;(3)成人在加工本年龄面孔和他年龄面孔时的眼动模式不同。这提示我们,个体加工本年龄面孔时的知觉场大于加工他年龄面孔时的知觉场可能是年龄偏差产生的原因,因为更大的知觉场让个体能够整合更多的面孔信息,继而表现出对本年龄面孔更优的加工绩效。
[硕士论文] 李晓娟
外国语言文学 广西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语言的四大基本技能之一,听力在语言交流和学习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外语学习者来说,听力理解是最难掌握的技能之一。从本质上看,听力理解是一个动态的认知过程,它要求听者将输入的语音信号进行加工处理,形成意义上的输出,这一过程涉及到语言在大脑中的运作机制。神经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大脑神经网络中的信息系统,语言信息寄存于大脑神经网络的连通关系之中,而这个庞大的关系网络又包括词汇、句法、概念语义等子网络,听力理解的过程正是这些子网络的相互作用过程。从国内外有关听力理解的研究来看,从神经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探讨听力理解过程的成果仍不多见,同时,对于听力理解过程内部各层级之间关系的研究也相对较少,这对提高外语学习者的听力理解训练效率产生了极大阻碍。
  基于此现状,本文从神经认知语言学视角探讨外语听力理解中单词辨识、句子理解和篇章理解之间的关系,探索设计有效检测学习者理解产出的方式。本文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国内某大学58名英语专业学生进行了跟踪研究,作者对目标学生的课外听力练习进行记录;对课堂诊断性测试进行分析;最终,通过SPSS22.0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了关联分析。数据收集历时18周。
  数据显示:(1)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单词辨识对句子理解和篇章理解的直接影响力不大;双变量相关分析和偏相关分析结果对比显示,单词辨识通过句子理解对篇章理解产生间接影响;(2)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单词辨识和句子理解对篇章理解的总预测力为24%,单词辨识对句子理解的预测力只有8.6%,存在其他因素如语速、反应能力、短时记忆等对句子理解和篇章理解产生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1)样本学生主诉词汇是听力理解的最大障碍之一,实验表明,在训练的初级阶段(1-6周),理解障碍主要为样本接受的声音符号意义与其记忆储备意义不对等,词、句和篇章不能形成有效的关系网络;(2)听力理解过程中,单词音、形、义的掌握是基础,但单纯的记忆性训练无法有效提升听力理解;(3)意义产出性题型能有效检测样本的听力理解能力,产出性题型的设计过程中,要注重问题之间的逻辑关联性;此外,意义的产出性训练有助于提升学习者目标语言的思维模式,继而带来较高的训练效率。
[博士论文] 李诸洋
心理学;基础心理学 天津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关于觉知问题的研究是《Science》在创刊125周年时提出的125个科学前沿问题之一。目前对于视觉注意与视觉觉知之间的关系,有些人认为注意和觉知是紧密相连的。当注意到一个物体,就会觉知到它许多的属性;当注意从该物体移开,该物体就会从意识中消失。正因为存在这种紧密的关系,许多研究者提出,即使注意和觉知不完全相同,这两个过程也是难以区分的。另一方面,近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注意和觉知是不同的现象,它们之间拥有不同的功能和神经机制。然而,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至今尚未形成一致的观点。因此,探究注意和觉知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心理学乃至神经科学领域的重要问题。
  由于注意是一个相对较为宽泛的概念,如注意可划分为空间注意、客体注意等不同的注意类型。因此,有研究者提出若要真正搞清注意和觉知之间的关系,就需要考察不同的注意类型与视觉觉知之间的关系。目前对于低水平的空间注意与视觉觉知之间关系的研究已基本形成一致的结论,即空间注意与视觉觉知在功能上是能够相互分离的,并且该结论在以盲视病人和正常人为被试的研究中均得到证实。但是目前对于客体注意与视觉觉知之间的关系少有研究涉及,仅有的几项研究间也未能形成一致的结论。相比于空间注意,客体注意所涉及的神经机制更为复杂,而且其与视觉觉知所涉及的神经机制相关程度更高,因此探明客体注意和视觉觉知之间的关系能够进一步推动视觉注意与视觉觉知之间关系研究的发展。
  如前所述,本论文的主要目的旨在考察无觉知条件下的客体注意效应,共包含两项研究,分别从目标无觉知(研究一)和客体无觉知(研究二)两个方面来系统地考察无觉知条件下的客体注意效应。
  研究一包含两个行为实验和一个脑电实验。本研究旨在考察目标无觉知条件下的客体注意效应。实验1采用经典的双矩形线索范式考察了该问题。实验结果发现,在目标无觉知的条件下出现了客体注意效应,具体表现为目标出现在无效提示相同客体位置被试对目标判断的反应时要快于目标出现在无效提示不同客体位置被试对目标判断的反应时。实验2同样采用双矩形线索范式,但与实验1不同的是,目标出现在矩形四个端点的概率相同。换言之,消除线索的预测性,目标出现在被提示客体和未被提示客体中的概率相等。实验结果发现,消除线索的预测性仅会对目标无觉知条件下的空间注意效应产生影响,而对目标无觉知条件下的客体注意效应无明显影响,表明无觉知条件下的客体注意效应不会受到线索有效性的干扰。实验3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考察目标无觉知条件下的客体注意效应及其神经机制。实验结果发现,相比于目标出现在无效提示不同客体位置,当目标出现在无效提示相同客体位置时能够在脑后部诱发出更负的N1成分,这提示当目标出现在无效提示相同客体位置时能够诱发出更大程度的激活,进一步说明在目标无觉知的条件下能够出现客体注意效应。
  结合上述三项实验结果,研究一主要发现了在目标无觉知的条件下能够出现客体注意效应。
  研究二同样包含两个行为实验和一个脑电实验。本研究主要从客体无觉知的角度考察了不可见客体能否引导注意的分配,从而产生客体注意效应。实验4在Zhang和Fang(2012)实验范式的基础上加以改进,探究了不可见完整轮廓客体是否能够产生客体注意效应。实验结果发现,在不可见完整轮廓客体的条件下出现了客体注意效应,表明不可见完整轮廓的客体能够引导注意的分配,从而产生客体注意效应。实验5采用与实验4相同的实验范式,探究了不可见虚拟轮廓客体能否产生客体注意效应。目前鲜有研究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实验结果发现,在不可见虚拟轮廓客体的条件下也能够出现客体注意效应,表明被试能够通过无意识加工将其不完整的轮廓补全形成完整的客体表征,从而产生稳定的客体注意效应。实验6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考察了客体无觉知条件下的客体注意效应及其神经机制。实验结果发现,目标出现在无效提示相同客体位置比目标出现在无效提示不同客体位置能够在脑后部诱发出更负的N1成分,这进一步说明在客体不可见的条件下依然能够出现客体注意效应。除此之外,该结果也说明形成客体注意效应的心理机制与注意的传播有关。
  结合实验4、实验5以及实验6三项实验结果,本研究从客体无觉知的角度证实了在客体无觉知的条件下同样能够出现客体注意效应。
  综上所述,本论文得到如下结果:(1)在目标无觉知的条件下能够出现客体注意效应且不受线索有效性的影响。(2)无论边界轮廓是否完整,不可见的客体都能够引导注意的分配,从而产生客体注意效应。(3)无论是目标无觉知的客体注意效应还是客体无觉知的客体注意效应均与200毫秒左右在脑后部所诱发出得更大程度的激活相联系。(4)客体注意效应能够在无觉知的条件下依然存在,表明客体注意与视觉觉知在功能上是能够相互分离的。(5)形成客体注意效应的心理机制与注意的传播有关。
  总而言之,通过本论文的两项研究可以得到以下结论:无觉知条件下能够出现客体注意效应,客体注意与视觉觉知之间在功能上是能够相互分离的。
[硕士论文] 李慧中
应用心理学 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反刍思维指对自身情绪及原因、后果的自发的反复思考。记忆刷新是执行功能的三个子成分之一,是根据任务目标,对工作记忆中的内容进行持续修正,以便纳入新信息的能力。反刍思维与记忆刷新功能的关系是近年的一个研究热点,但已有研究对反刍思维的分类存在局限性,关于反刍思维与记忆刷新功能的研究结论也不一致,且缺乏纵向研究。本研究探讨三种反刍思维类型(积极型、消极型、低型)的记忆刷新功能的特点和差异,以加深理解反刍思维的认知加工机制。
  本研究用情绪词汇作为实验材料,用2-back范式进行记忆刷新实验。研究一探究无启动时,三种反刍思维类型的记忆刷新特点;研究二结合自传体回忆的情绪启动范式,探究三种反刍思维类型在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启动下的记忆刷新特点;研究三采用纵向研究的方法,对消极型反刍思维类型进行五周的反刍思维干预,探究个体反刍思维类型的改变对记忆刷新功能的影响。
  本研究的主要结果如下:
  1.在无启动条件下,低型个体的记忆刷新功能显著差于积极型和消极型,积极型和消极型记忆刷新功能无差异;且三种反刍思维类型在记忆刷新任务中对不同情绪刺激材料的反应模式一致。
  2.积极情绪对三种反刍思维类型的记忆刷新功能均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三者的促进作用无显著差异。
  3.消极情绪对积极型和低型的记忆刷新功能损害不大,但对消极型的记忆刷新功能损害较大,且干扰了消极型的情绪反应模式,消极型出现情绪反应“钝化”。
  4.对消极型的反刍思维干预,可以有效促进积极反刍思维,减弱消极反刍思维,降低抑郁水平,提高主观幸福感,并改善消极型的记忆刷新功能。
  本研究的结论如下:积极型的记忆刷新功能在不同实验条件下均较好,低型和消极型的记忆刷新功能分别受反刍思维习惯和消极情绪的影响较大。
[硕士论文] 安宗辉
基础心理学 闽南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人脑表征概念以及概念之间语义关系的能力对人类的认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我们的语义记忆中,储存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是庞大而又复杂的。一方面,人类将脑中表征的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用各种形式进行了分类。另外一方面,也在环境中获得不同概念之间联结关系的知识。总之,这些客体概念之间形成两种不同的语义关系。第一种就是基于共享特征的相似关系被称为类属关系;第二种是基于事件或者场景共现的接近关系被称为主题关系。
  以往研究认为,主题关系表征左侧颞顶联合区(TPJ),然而研究者发现双侧前颞叶皮层(ATLs)作为类属关系的语义表征中心。另外,研究者发现类属关系的加工需要消耗更多的认知资源;并且发现,主题关系在早期就得到了加工。那么表征在不同脑区的主题和类属关系在语义加工方式上是否具有差异?
  本研究借助启动范式,采用多因素被试内设计和不同语义关系的文字材料,通过三个实验,探究不同加工方式下主题与类属关系的语义认知差异。分述如下:
  实验1在行为层面上,采用被试内实验设计和不同语义关系的词对材料,运用启动范式。主要探讨不同的加工方式下,主题与类属关系的语义加工是否具有差异的问题,为下列实验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坚实的依据。实验中,首先呈现给被试启动词语,随后随机呈现具有不同时间间隔(SOA:150ms,700ms)的目标词。要求被试既快又准的判断启动与目标词语是否具有语义关系。结果发现:(1)自动加工条件下,主题和类属关系具有启动效应;(2)控制加工条件下,只有主题关系具有启动效应。表明不同的加工方式下,主题关系和类属关系在启动效应上出现差异。
  实验2在电生理层面上,通过使用脑功能的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采用与实验1相同的实验设计、实验材料和范式。主要探讨不同加工方式下,主题和类属关系的语义关系加工是否表现出不同的脑电成分。结果发现:(1)行为反应时上,自动和控制加工条件下,仅主题关系表现出了启动效应。(2)ERP结果上,自动和控制加工条件下,无关关系均引发了显著的N400。另外,仅在控制加工条件下,发现类属关系在P600上显著的波幅。这表明,主题和类属关系不仅在启动效应上表现出差异,也在脑电指标上有明显的不同。
  实验3在脑血氧变化水平上,采用的实验材料和范式与实验1相同,运用功能性近红外(fNIRS)技术,主要收集被试实验过程中脑中血氧变化的数据。探讨在不同的SOA条件下,加工方式对主题和类属关系语义加工的影响。结果发现:(1)行为反应时上:自动加工条件下,仅仅主题关系表现出启动效应;控制加工条件下,主题和类属关系均引发了启动效应。(2)血氧浓度水平:自动加工条件下,类属关系引起了通道血氧浓度的显著变化;控制加工条件下,主题关系引发了通道血氧浓度的显著变化;且激活的通道对应着不同的脑区。
  从以上实验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1)自动和控制加工方式下,主题关系表现出稳定的启动效应。
  (2)控制加工条件下,相比于主题关系,类属关系在后期也得到加工。
  (3)自动和控制加工条件下,主题与类属关系语义加工激活的脑区均不同;主题和类属关系分别在控制和自动语义加工方式下,引发了更为显著的血氧变化。
  总之,主题和类属关系在行为、ERP和fNIRS上均表现出了语义加工差异。
[硕士论文] 王吉华
应用心理 天津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走神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意识现象,是个体在清醒状态下自发产生的一种意识状态。研究表明,走神至少占据了人们一半的清醒时间。同时,走神对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因此需要采取相应的训练尽可能的降低走神的发生,以减少走神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主要研究短期正念呼吸冥想训练对走神的影响。
  本文共包括两个研究:
  研究一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以178名在校大学生为被试,通过心智游离量表(MWQ)和正念注意觉知量表(MAAS)测量走神与正念意识之间的关系。
  研究二采用SART任务反应范式,同时采用行为指标和自我报告两种方法,以96名在校大学生为被试,探究短期正念呼吸冥想训练对走神的影响。本研究采用单因素多组对照前测后测实验设计,将被试随机分为三组,每组32人,分别为正念组、新闻组和自由休息组,每组接受相同时间的实验处理。
  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正念意识水平与走神特质呈负相关;
  第二,短期正念呼吸冥想可以减少走神的发生,二者为因果关系;
  第三,个体在走神时出现反应加速现象。
[硕士论文] 李敏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手机的普及,手机作为互联网发展的优良载体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中,也由此引发了问题性手机使用的现象。学界对问题性手机使用的表现特征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一致认为问题性手机使用者的抑制控制缺陷是致其成瘾的主要因素。然而,目前针对问题性手机使用者的反应抑制缺陷的行为实验测量相对较少,而且在现实世界中需要抑制控制的事件往往在反应之前有提示线索,不同线索对问题性手机使用者的反应抑制表现的影响不同,并且问题性手机使用者在反应时能否有效的激活和维持,也需要在实验中进一步探讨。本研究采用线索下的Go/NoGo实验探究问题性手机使用者线索化的反应抑制特征。此研究或许对于提高问题性手机使用者反应抑制能力以及问题性手机使用的戒断治疗等有着重要作用。
  研究一通过Barratt的冲动性问卷考察问题性手机使用者是否存在抑制控制缺陷。结果得出问题性手机使用者在无计划冲动性、认知冲动性、运动冲动性和总体冲动性上都显著高于正常群体,因为个体冲动性是以抑制控制为基础的,所以研究一验证了问题性手机使用者存在冲动抑制缺陷。
  研究二基于线索化的Go/NoGo实验,采用2(组别:问题性手机使用组vs.正常组)×2(线索有效性:有效线索vs.无效线索)×2(线索图片类型:手机相关图片vs.中性图片)的三因素混合设计,结果发现主要包括四个方面:a.问题性手机使用者实验中反应抑制正确率显著低于正常组被试,说明问题性手机使用者存在反应抑制缺陷。然而问题性手机使用组反应时与正常组没有显著差异;b.在进行反应和抑制反应时,问题性手机使用组和正常组被试在有效线索条件下的表现都要好于在无效线索条件下的表现,这表明两组被试都能利用线索来进行反应抑制行为;c.问题性手机使用者在手机图片线索下的反应与反应抑制行为表现都明显差于中性图片线索;d.问题性手机使用者反应变异高于正常组被试,两组被试在手机相关图片下的反应变异都要高于中性图片下的变异。问题性手机使用者在手机相关图片下的抑制表现不仅较差,反应的稳定性也较差。
  综上,问题性手机使用者存在反应抑制障碍,且在不同线索类型下的表现也不同。未来研究应该扩大被试范围,采用更为丰富的实验范式以及加入神经心理学的方法,扩充问题性手机使用抑制控制的相关研究。
[硕士论文] 徐清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安徽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作为思维活动的一种,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反事实思维,顾名思义就是与事实或者现实相反的一种思维的方式,具体表现为个体先是在心理上对已经发生了的事件的结果进行否定,然后再想象出一种或者多种可能性结果的思维活动。正是因为反事实思维是对已经发生的实际结果和想象的假设结果进行比较,所以在比较的基础上会产生相应的情绪体验。根据个体产生的反事实思维的方向的不同,情绪的体验也会有不同。与此同时,反事实思维的这种将实际结果和想象结果进行比较的过程,会对人们改善之后的行为起到促进作用。反事实思维作为人类的高级心理活动,本身具有复杂性。已有的研究表明,反事实思维受到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个体角色的不同也会造成反事实思维的差异。
  本研究参考国外学者Pighin等人的实验研究范式,通过设置任务情境的方式将被试分为行动者和读者两个角色,来验证反事实思维是不是存在角色效应,以及不同角色的调整策略对行为意向的影响。研究接着采用顺序启动范式的语义启动,进一步探究不同的调整策略对行为意向的具体影响。
  本次研究具有三个目的:(1)反事实思维中是否存在角色效应,即读者和行动者的调整策略、反事实情绪是否存在差异;(2)上行反事实思维是否与积极的行为意向有关,还有读者和行动者的调整策略对行为意向的影响有没有差异;(3)调整策略的不同对行为意向的影响有没有差异。
  研究一采用实验法对反事实思维的角色效应进行验证。实验1探讨上行反事实思维与后悔、失望情绪的角色效应,实验2探讨下行反事实思维与庆幸、满意情绪的角色效应。结果发现,行动者和读者的调整策略都存在显著差异。行动者和读者对反事实情绪体验的评定没有显著差异。随后的实验中增强选择行为的可控性,提高被试对选择行为的责任感,继续对反事实思维的角色效应进行验证。实验3探讨上行反事实思维与后悔、失望情绪的角色效应,实验4探讨下行反事实思维与庆幸、满意情绪的角色效应。结果发现,读者和行动者的调整策略依然存在显著性差异,读者和行动者的后悔和失望情绪存在显著差异。
  研究二采用实验的方法验证上行反事实思维是否与积极的行为意向有关,并进一步探讨不同角色之间的调整策略对行为意向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数据结果表明,在所有产生上行反事实思维的被试中,有行为意向的被试与没有行为意向的被试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说明上行反事实思维的确是与积极的行为意向有关的。
  研究三采用顺序启动范式的语义启动方法继续探究哪一种调整倾向更有可能促进被试相应的行为意向。得到的数据结果表明,不同的调整策略对个体行为意向的影响存在显著性差异,当个体的调整策略为主体调整时,行为意向的评分最高。
  根据以上研究的结果,得出如下结论:
  (1)反事实思维存在角色效应,主要体现在调整策略上。反事实情绪的角色效应体现在增加选择的责任水平后,被试的后悔和失望情绪上。
  (2)上行反事实思维与积极的行为意向有关。无论是读者还是行动者,被试的上行反事实思维均与其积极的行为意向有关。
  (3)不同的调整策略对行为意向具有促进作用,但作用的大小不同。调整策略为主体调整时,最能促进个体的行为意向。
[硕士论文] 胡晨
应用心理学 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权力和地位是社会层级的重要属性。当前的社会层级研究集中于探讨权力或地位对个体社会行为的影响,而忽视了权力和地位如何交互影响个体的社会行为。本研究试图整合权力与地位的已有研究,探讨权力和地位是否交互影响着个体的亲社会倾向及其可能的作用机制。共开展了四项研究。
  研究一为现场研究,探讨了权力和地位对个体亲社会倾向的交互影响。研究发现,地位对个体亲社会倾向呈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不仅如此,权力和地位还交互影响着个体的亲社会倾向,随着权力水平的提高,低地位个体的亲社会倾向降低;而权力水平并不影响高地位个体的亲社会倾向。
  研究二探讨了在资源分配情境下,权力和地位对个体自利倾向的交互影响。结果发现,相比于高权力/高地位、低权力/高地位、低权力/低地位的个体,高权力/低地位个体在正性价值资源分配情境中倾向于给予对方更少的正性价值资源,而在负性资源分配情境中倾向于给予对方更多的负性资源。
  研究三通过模拟面试的实验方法操纵个体的权力和地位感知,以探讨权力和地位对亲自我(pro-self)的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结果发现,相比于高权力/高地位、低权力/高地位、低权力/低地位的个体,高权力/低地位个体表现出更高的亲自我的社会价值取向。
  研究四则探讨了地位追求是否是权力与地位交互影响其亲社会行为倾向的中介机制。有中介的调节效应分析发现,权力和地位对亲社会倾向的交互作用部分是通过地位追求的中介而实现的。低地位个体的权力感越高,对地位追求的倾向越低,并由此降低了他们的亲社会倾向。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权力和地位交互影响着个体的亲社会倾向,与其他个体相比,低地位/高权力的个体表现出较低的亲社会倾向;不仅如此,地位追求是权力和地位交互影响其亲社会倾向的作用机制。
  研究最后还讨论了研究的意义、不足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硕士论文] 刘淑威
应用心理学 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偏私是社会中常见的行为,然而关于人们对偏私行为做出何种道德上的评价及其机制的研究却较少。本研究旨在探讨资源获取与资源损失情境下,行为主体与偏私对象的差序关系对偏私行为的道德评价的影响及其可能的机制。研究分为三个部分。
  研究一包括3项子研究。第一项为预研究,其目的是验证个人与母亲、亲兄/弟/姐/妹、朋友、邻居、陌生人这五种关系是否存在差序性。采用第三方所认为的关系双方的重叠程度和不同关系所具有的10种人际特质的高低程度作为差序性指标,结果表明:对于五种关系,关系双方重叠程度的大小和8种人际特质的高低均表现为母亲>亲兄/弟/姐/妹>朋友>邻居>陌生人,而在功利特质的程度上,该排序则是相反的,这说明人们的确认为个体与母亲、亲兄/弟/姐/妹、朋友、邻居、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存在差序性,在本研究中可将其作为代表性研究对象。
  第二、三项子研究检验了资源获取与资源损失情境下,人际关系差序性是否对偏私行为道德评价有影响。结果表明:资源获取情境下,随着行为主体与偏私对象的差序关系变近,人们对偏私行为的道德评价先降低后升高;而资源损失情境下,随着行为主体与偏私对象差序关系变近,人们对偏私行为的道德评价逐渐上升。
  研究二探讨了资源获取与资源损失情境下,评价者的个人传统性与个人现代性是否对人际关系差序性对偏私行为道德评价的影响起到调节作用。以借鉴独裁者范式设计的实验室分配任务为偏私情境,选取了个人与陌生人、朋友和姐姐三种差序关系。结果发现:相对于未涉及偏私的行为,人们认为偏私行为更不道德;在资源获取情境下,行为主体与偏私对象差序关系的远近对道德评价无影响;在资源损失情境下,行为主体与偏私对象的差序关系越近,则人们对该行为的道德评价越高;个人传统性与个人现代性对人际关系差序性与道德评价的关系有调节作用,资源获取情境下,行为主体与偏私对象的差序关系越近,低个人传统性的个体对偏私行为的道德评价越低;资源损失情境下,行为主体与偏私对象的差序关系越近,低个人现代性的个体人们对偏私行为的道德评价越高。
  研究三探讨了资源损失情境下,感知责任作为人际关系差序性与偏私行为的道德评价之间关系的中介机制。结果发现,感知责任在人际关系差序性与道德评价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差序关系越近,第三方感知到行为主体对偏私对象负有的责任越大,对其行为的道德评价也越高。
  以上三个研究证明,人们对偏私行为的道德评价受到资源获取抑或损失情境的影响,资源获取情境下,行为主体与偏私对象差序关系(除个人与母亲的关系外)越近,第三方对其行为的道德评价越低;资源损失情境下,行为主体与偏私对象差序关系越近,第三方对其行为的道德评价越高。不仅如此,人际关系差序性与偏私行为道德评价的关系受到个人传统性与个人现代性的调节作用,而感知责任则是资源损失情境下上述关系的中介机制。此外,还进一步探讨了本研究的意义、不足及未来发展方向。
[硕士论文] 马曼琳
应用心理学 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注视线索提示效应(gaze cueing effect)是指,当目标出现的位置与他人的注视方向一致时,个体对目标的检测速度显著提高,而当两者不一致时,他们的反应速度显著下降。它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认知现象。以往研究发现,注视线索提示效应中存在着以客体为中心的注意转移,当面孔旋转至90°时,虽然注视线索是向上或向下的(垂直),但仍会对出现在正立面孔左侧或右侧的目标刺激(水平)产生提示效应,即如果目标刺激出现的位置与面孔旋转至正脸时的注视方向一致,则此时的注视线索提示效应与正脸时没有显著差异。显然,在这过程中,被试可能对人脸进行了心理旋转。但是,以往研究并没有对这种基于自发心理旋转的注视线索提示效应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另外,虽然在面孔旋转至90°在时依然有注视线索提示效应存在,但当面孔倒置(面孔整体构型被破坏)时注视线索效应却消失。至于面孔旋转至90°旋至180°转时的注视线索提示效应,以往研究则甚少。鉴于此,本研究拟考察不同的旋转角度是否会引发自发的心理旋转以及注视线索提示效应与旋转角度之间关系,并探讨这种心理旋转加工的性质,以进一步揭示注视知觉的特征及作用机制。
  更具体地说,本研究拟通过改变线索与目标的间隔(SOA)、面孔旋转角度和线索强度、以及强调面孔旋转的过程等方式,考察非正立面孔情境下的注视线索提示效应及其变化。本研究包括四项实验。其中,实验1在较短的SOA情境下重复以往非正立面孔(90°)的注视线索提示效应研究,以验证后者不受面孔旋转角度影响的现象;实验2将面孔旋转角度扩大,进一步考察非正立面孔的注视线索提示效应的变化特征;实验3则比较静态线索与动态信息的差异,重点探讨前一情境下是否会产生类似的注视线索提示效应;实验4则通过强化面孔旋转的过程,探究非正立面孔下注视知觉的心理旋转特征。
  本研究获得以下结果:
  (1)与空间三维体和空间观点采择中的心理旋转不同,面孔的旋转仅影响个体对注视线索的加工和提取,旋转角度的大小不直接影响注视线索提示效应的大小;
  (2)在面孔旋角度较小(小于90°)时,动态和静态线索均可以产生与面孔旋转至正立时类似的注视线索提示效应,但当旋转角度较大(超过90°)时,不能引起自发的心理旋转,注意转移的方向仅受眼球运动线索的影响;
  (3)非正立面孔注视知觉中的心理旋转是以客体为中心的参照系进行的,即自动将客体(面孔)旋转至0°(水平线)。
  本研究结论认为,与一般的心理旋转加工不同,面孔旋转角度只对注视线索的知觉获取产生影响,旋转角度的大小对注视线索效应的强度并无直接影响,且面孔注视知觉中的心理旋转是以客体为中心进行的。
[硕士论文] 刘雪莹
应用心理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中,刻板印象作为人际知觉的一个重要环节而被广泛研究。反性别刻板印象是男性或女性在性别角色行为中的表现与人们刻板印象不一致的现象,人们对反性别刻板印象的认知和评价存在一定的情境依赖性,也受到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本研究通过两个研究,使用样例想象法,探讨了不同性别的人对不同情境和职业身份下对反性别刻板印象个体在热情与能力,接受度、喜爱度以及交友意愿等方面的评价是否存在差异。
  研究一主要目的在于了解人们在不同社会情境下(工作情境与家庭情境)对反性别刻板印象个体的评价。研究二则是细化了工作情境下人们对反刻板印象的评价,聚焦到职业身份这一变量上,讨论人们对体力劳动和知识分子的反刻板印象个体评价。研究结果发现,在家庭情境下,相比于女性,男性对刻板印象一致的女性(家庭主妇)表现出了更高的热情;在工作情境下,相比于女性,男性更喜爱刻板印象不一致的女性(女性高管),且存在更强烈的交友意愿。同时男性对于刻板印象一致男性(男性高管)的能力评价更高,同样也更加喜欢刻板印象一致的男性。而在体力劳动者职业身份上,相比于男性,女性更认可女性体力劳动者的能力,同时对于男性体力劳动者的接受度、喜爱度和交友意愿评分更高。在知识分子职业身份上,相比于女性,男性认为女性知识分子热情更高,而女性对于男性知识分子的接受度、喜爱度以及交友意愿评价更高。
  本研究结果表明,男性和女性对于反性别刻板印象个体的评价存在差异,且这种差异会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在不同评价维度上的具体认知和评价也不尽相同。该结果启发我们今后对于反刻板印象的研究需要考虑设置具体的情境,且在推广相关研究结论时更需要注意跨情境可能带来的影响。
[硕士论文] 刘玥
应用心理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现有研究多从家庭经济状况、老人自理程度来考量对子女照顾负担的影响,却缺少从积极的视角来考察减弱子女照顾负担的因素。基于此,本研究关注中年子女的照顾负担和资源利用状况,以挖掘缓解照顾负担的重要因素。接着,从孝道信念的积极文化视角,探讨孝道信念通过照顾负担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考察感知到组织对照顾老人支持的调节作用。本文由两个研究组成:
  研究一,采取访谈法,基于压力源—压力—反应模型,访谈27名有照顾年迈父母责任的中年员工,分析其照顾的复杂性、照顾负担状况、资源利用状况及问题。访谈结果表明,仍处于工作年龄的中年子女有一定经济实力,其父母也有退休金、医疗保障,但老人自理程度、医疗状况、生活习惯、情感依赖、个性特点等均使得照顾任务变得复杂,因而子女背负着经济、情感、身体、角色冲突的压力;在应对压力过程中,子女主动调用个人、群体、社会资源来应对照顾负担,其中,组织所给予的时间资源、基于孝道观念的情感资源以及家庭内部支持系统是有效应对压力的因素,子女对保姆、护工、养老院资源利用较少,法律缺乏对子女照顾者的支持政策。
  研究二,采用问卷调查,以有照顾父母责任的323名员工为被试,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和文化常模模型,探究照顾负担在孝道信念和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作用,以及感知到的组织对照顾老人的支持(POES)在这个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1)孝道信念负向预测照顾负担;照顾负担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2)照顾负担在孝道信念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 POES在孝道信念与照顾负担之间起调节作用,在POES较高的情况下,子女照顾者孝道信念越强,其感知到的照顾负担越轻;(4)高水平POES调节了照顾负担在中年子女照顾者孝道信念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两项研究结果均提示我们,孝道信念对减轻感知到的照顾负担、提升个体主观幸福感具有积极作用。在中国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关注子女照顾者的支持体系,国家可以结合企业为有照顾老人需要的子女制定相应的照顾假期政策,这样既能让子女充分尽孝,发挥家庭的护老功能,又有助于减轻国家养老负担。
[硕士论文] 李荣
应用心理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情绪耗竭会对员工产生诸多消极影响,如自尊受损、工作满意度降低、工作投入减少、工作绩效降低、离职意向升高等。由于情绪耗竭对员工心理健康和工作生活的消极影响,一些研究从应用的角度探讨如何缓解员工的情绪耗竭,正念训练就是其中的一个视角。正念训练是通过一系列训练活动来提高个体正念水平的干预方法。正念训练降低企业人员情绪耗竭也已经得到国外研究的证实。但是考虑到中外企业的文化差异,该结果能否在中国企业得到验证仍需进一步探讨。另一方面,销售人员是高情绪耗竭群体。销售人员因为工作强度高、工作压力大,工作主要与人打交道,要进行更多的情绪劳动,因而更容易出现情绪耗竭等问题,探讨如何降低销售人员的情绪耗竭更为迫切。
  因此,本研究拟探讨以企业销售人员为被试,首先通过问卷调查法探讨企业销售人员正念水平与其情绪耗竭水平之间的关系,以期证实企业销售人员群体中正念水平与情绪耗竭水平之间的密切关系;然后通过实验组对照组前后测设计来探讨正念干预训练会否显著降低销售人员的情绪耗竭水平,以期证实正念训练降低企业销售人员情绪耗竭的有效性,同时也为销售人员情绪耗竭的干预提供具体有效的实践指导。
  为此,进行了两个子研究。子研究一以251名企业销售人员为被试,采用正念觉知量表和情绪耗竭分量表来测量正念水平与情绪耗竭水平,通过相关分析揭示销售人员正念水平与情绪耗竭水平是否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子研究二以某企业60名销售人员为被试,将其分为三组,每组被试各20名,分组时确保各组被试在正念和情绪耗竭上的得分无显著差异;一组为实验组,进行为期八周的正念干预训练(称为正念训练组),一组对照组进行同等时长的运动训练(称为运动训练组,与正念训练组进行比较以排除安慰剂效应),另一组对照组不进行任何训练(称为无训练组)。在八周正念练习完成之后,对三组被试的正念水平和情绪耗竭水平再次进行测试。通过差异检验分析正念训练组被试的正念水平、情绪耗竭水平在日常正念训练前后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以及正念训练组被试后测的正念水平、情绪耗竭水平与运动训练组以及无训练组后测的正念水平、情绪耗竭水平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销售人员的正念水平与其情绪耗竭水平显著负相关,正念水平越高的销售人员其情绪耗竭水平越低(2)正念训练组被试前后测正念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后测正念水平显著高于前测;(3)正念训练组被试前后测情绪耗竭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后测情绪耗竭水平显著低于前测;(4)正念训练组与无训练被试后测的正念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正念训练组被试后测的正念水平显著高于无训练组;(5)正念训练组与无训练组被试后测的情绪耗竭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正念训练组被试后测的情绪耗竭水平显著低于无训练组;(6)正念训练组与运动训练组被试后测的正念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正念训练组被试后测的正念水平显著高于运动训练组;(7)正念训练组与运动训练组被试后测的情绪耗竭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正念训练组被试后测的情绪耗竭水平显著低于运动训练组。
  研究结果说明:销售人员的正念水平与其情绪耗竭水平紧密相关,日常正念训练能够有效提升销售人员的正念水平,也能有效降低销售人员的情绪耗竭水平。最后对本研究的意义、不足以及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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