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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宋立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兰州交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邢台土地制度改革(以下简称“土改”)是近代邢台农村革命建设的一个重大政治运动,促进了邢台农村经济体制和政治基础重塑,对新政权在邢台农村的基础建设和巩固起着根本的决定性作用。因此,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1949至1951年的邢台土改政治动员上,通过对邢台土改政治动员的发展过程及影响进行细致分析,来揭示中共在推动邢台土改工作顺利完成过程中,政治动员的方法、手段是如何运用的,以求为中共在新时代农村中的政治动员提供方法和手段的借鉴。
  本文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绪论:概括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评述相关学术史研究,界定核心概念,介绍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等。
  第一章:邢台土改政治动员的理论渊源和实践。首先,对经典作家有关农民的问题论述进行分析,为邢台土改政治动员找到理论渊源。其次,对国民革命时期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土地革命实践进行描述,为邢台土改政治动员提供实践经验。
  第二章:邢台土改政治动员的前期准备。首先,描述了邢台土改政治动员的政治理论基础;其次,对邢台土改政治动员的组织基础构建进行了分析;最后,对邢台土改前的社会状况进行了分析。
  第三章:邢台政治动员与土改的全面展开。首先,对群众进行宣传发动进行描述;其次,对邢台政治动员的深入发展过程进行了分析;最后,对邢台土改“分成果”过程进行分析。
  第四章:邢台土改政治动员的历史影响及现实启迪。首先,从推动土改的顺利开展进行描述;其次,对农民政治认同方面的影响进行分析;再次,描述政治动员对邢台农村权力结构重组的影响;最后,总结了邢台土改政治动员对现实的启迪。
  结语:对邢台土改政治动员的历史进程和影响进行了简要的概括和总结,并对新时代中共在农村中开展政治动员提供了若干建议。
[硕士论文] 宋舒豪
政府经济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在土改及集体化时期,广大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达到了一个高峰。大批农村妇女走出家门,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她们一开始的热情很高,发展很好,很多农村妇女成为农村的政治精英,并走上干部岗位。但是之后,很多妇女干部没有能够坚持下去。这一现象引起了笔者的思考。当初这些普通的农村妇女是如何踏上“革命”之路的,又为什么会滞在半途,乃至纷纷退回家庭?研究这个问题不仅能回答历史的疑问,也能关照当下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问题。为此,笔者选取河南周口多位农村妇女干部作为关注对象,展开分析和研究。
  论文首先分析了农村妇女“革命”的动因、动力,阐释了农村妇女在国家建构下成长为妇女干部的过程,揭示了妇女干部在事业上面临的困扰和挑战,最后分析了制约她们发展的因素。研究发现,妇女干部在政治上遭遇的“玻璃天花板”困境,是国家制度安排缺失造成的。国家希望妇女干部走出家门,要求她们把“革命”放在第一位,但是却没有承担解决她们顾虑的责任,没有为她们持久参与政治生活提供配套保障。重视国却不重视家,国与家之间的制度安排严重失衡,妇女干部在家庭妇女身份与干部身份之间难以平衡。同时,国家促进男女平等实践上的工具性倾向,以及基层政治生活中存在的性别差异,使得妇女干部群体的特殊利益没有受到关注,妇女干部得不到提升,难以进步。这些因素共同导致妇女干部“革命”热情的消退,她们纷纷退出政治,“妇女解放”半途而废。对土改及集体化时期农村妇女干部发展制约因素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促进当下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关键在于国家是否真正地考虑到妇女政治参与的意愿与个体需求,并采取相应的制度配套措施。国家要通过制度安排,解除妇女的家庭负担,为其参政和真正发挥作用创造有利环境和条件。
[硕士论文] 任东旭
农村与区域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解放以后,为了把在中国已经延续了数千年的小农经济,转变为适应国家工业化发展的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中国共产党想尽了一切办法。倘若能顺利实现这一转变,就可以为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为此,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农业合作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根据当时农民的生产实际,提出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要坚持农民“自愿”的原则,并采取由低到高逐步过渡的形式,成功开辟地了中国农业合作化道路。不过,笔者通过对合作化口述史的调研发现,在互助组阶段,农民入组自愿,重组自由,“自愿”原则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确得到了很好的推行。在合作社阶段阶段,尤其是在刮大风暴期间(高级社)很多农民迫于政策压力而入社,违背了自愿的原则,大大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基于此,本文的问题意识为:随着合作化的深入,为什么“自愿”原则在执行上出现了偏差,直至最后几乎完全偏离,其背后的逻辑又是什么。
  本文以湖北省襄阳市两个城郊村合作化口述史调研为例,并结合档案资料和口述资料。本文首先介绍了国家提出“自愿”原则的背景,并简单阐述了“自愿”与合作化的关系。其次重点探讨了合作化时期,“自愿”原则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是怎么一步一步由正到歪的;然后,描述了农民对于“正经歪念”这一现象的反应,即农民“反行为”;最后从政策执行模型,具体来说是从执行主体,目标群体及环境因素三个角度分析政策执行出现偏差的原因。另外,还从国家—地方视角分析了政策执行出现偏轨的原因。从而对当代政策执行提供启示,即政策执行要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同时,也要有具体的社会土壤,这样才能尽量避免“正经歪念”现象的发生。
[硕士论文] 董振超
中国史/中国文化史 安徽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大跃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的一次严重的错误。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山东昌乐县对“大跃进”运动中各领域、各方面的跃进政策都有不同程度的执行,因而造成的后果也非常严重。
  文章运用昌乐县1957-1962年的原始档案资料及当事人的回忆,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变动为背景,通过还原昌乐县“大跃进”运动的具体表现、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及生产救灾等历史史实,探讨昌乐县生产救灾工作的特殊性,即在1959-1961年全国性的饥荒中,昌乐县的农业生产及人口增长在1961年就得以恢复正常的原因是以昌乐县委书记王永成为首的县委领导班子领导全县生产队,根据本县实际情况,贯彻国家生产救灾政策得力。
  第一章简要阐述昌乐县在“大跃进”运动前的经济政治形势。“大跃进”运动前昌乐县经济上的急躁冒进和政治上的反右派运动扩大化,助长了“左”倾思想,为后期昌乐县执行“大跃进”运动各种激进政策扫除了障碍。同时,也为“大跃进”运动造成的严重后果埋下了祸根。
  第二章主要探讨了昌乐县“大跃进”运动的开展,即在农业、工业、生产关系、卫生等领域跃进的具体表现。本章通过还原昌乐县多个领域的跃进史实,分析其在取得一定效益的同时,着重分析所造成的诸多问题,如浮夸风、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等不良现象。
  第三章在第二章的基础上,具体分析昌乐县“大跃进”运动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表现为农业减产,农民口粮不足、干部作风问题严重,以及饥荒引发的人口非正常死亡。
  第四章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一方面主要探讨了政府采取的生产救灾举措;另一方面探讨民间的自救措施。第二部分从农业生产恢复和人口增长恢复正常两个方面分析昌乐县生产救灾的成果。第三部分主要探讨生产救灾工作的特殊性,即以王永成为首的县委领导班子及部分公社领导尊民为民、贯彻救灾政策得力。
[硕士论文] 彭红
政治学理论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宗族村庄的本质是共同性和延续性,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其中,“共同体”意识是宗族村庄得以维持延续的重要“族魂”。按这一逻辑出发,宗族村庄在土地改革运动过程中应呈现“温和”性质,然而根据当地的土改斗争实际情况,“温和型”宗族村庄出现了非常态化的“暴力性”土改①现象。针对这一现象,探究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村庄在土地改革运动过程中为什么会产生过激行为,研究影响其行为的心理因素是什么,政治心理是如何转化为农民暴力土改这一政治行为的,这些都是本文值得研究的问题。
  本文以广东省韶关市新丰县沙田镇X村为典型个案,以10位土地改革当事人口述为依据,在土改运动过程中,重新认识和了解族人在土改前中后的不同行为逻辑,尤其是在斗地主中产生的暴力行为,追溯其行为选择背后的心理基础,进而为宗族村庄土改时期族人暴力行为提供一定的解释途径。研究发现:在传统时期的宗族村庄中,族人长期生活在高控制、高分化、高依附的社会形态之下,他们在村庄的自我调节中处于隐忍状态,但“褶皱化”的宗族关系已为即将到来的土改运动埋下“仇根”。其后,势如破竹的土改运动席卷而来,国家权力强烈动摇着族权族威,宗族共同体在外力冲击下逐渐决裂,族人表现出怯外观望状态。最后,族人的阶级意识被唤醒并转化为一种暴力“势能”,表现出对地富阶级的“破釜沉舟”行为。因此,统观整个土改历程,潘氏宗族村落的族人在不同社会背景下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进一步说,正是在土地运动事件的冲击下,他们经历了从“忍”到“怯”再到“暴”的心理博弈与变化过程,最终导致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村庄爆发了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
[硕士论文] 张琛
政府经济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贵州省安顺市屯堡村寨S村为对象,以亲历过土地改革运动的当事人的口述史及相关的文献档案为依据,试图阐释传统时期村庄民间权威为何能在土改过程中实现与国家政权的良性互动,并且在土改后依然延续隐形权威。传统时期S村三单头人基于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产生,是村庄中的实际权威,在土地改革时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土改后实现了权威的延续。
  论文主体由以下三部分组成:首先围绕传统时期S村的社会背景,分析三单头人是如何产生的,需具备的条件以及在村庄管理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其次探讨土地改革时期传统民间权威对于外来政策的回应,政权变动对村庄整体环境的影响;最后,分析在土地改革之后三单头人显性权威的消解和隐性权威的延续,指出三单头人是村庄中依然存在的事实权威。
  三单头人作为传统时期的民间权威,之所以能在政权变动中起到积极作用进而实现权威延续。从个人原因上看,是因为作为个人的三单头人并不具备经济优势,也缺乏武装,因而并不属于敌对阶级,对新生政权不存在威胁。其次是源于三单头人个人的政治选择,在政权建立的过程中积极发挥作用。从政策层面上看,贵州地区历来处于国家政治的边缘地带,同时受乡村社会传统文化的影响,土地改革是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进行的。由此可知,解放初期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国家权力的扩张而带来的官治与自治的冲突,这同样也是一个国家权力不断完善以及乡村社会回应与适应的过程。
[硕士论文] 王蒙
中国史 安徽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1962-1966年间,在全国部分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理论的支配下开展的一场旨在解决当时基层干部出现的多吃多占、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等一系列问题,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和“和平演变”的政治运动。本文以河南省西平县的“四清”运动为例,分析和探讨了“四清”运动在西平县开展的整个过程。
  全文以时间顺序进行了论述,除了绪论和结语外,主要部分分为三章。
  第一章,分析了西平县“四清”运动的背景及成因。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中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在应对危机时,中共中央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再加上中苏关系的恶化,毛泽东认为中共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为了防修防修,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势在必行。
  第二至第四章,循着“四清”运动的几个纲领性文件“前十条”、“后十条”、“二十三条”的发展线索,对西平县“四清”运动的全过程进行了详细地描述。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之后西平县主要对干部进行形势、阶级、三面红旗正确性、集体主义优越性的正面教育。由于当时将国民经济调整放在第一位,所以,还没有着力强调阶级斗争。1963年5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前十条”,西平县的“四清”运动依据文件精神,遵照河南省委、信阳地委的安排逐步在全县范围内展开,在这期间经历了3个大队的“小四清”试点、面上宣讲“双十条”和“小四清”的推开这三个过程,使得阶级斗争的思想在干部和群众中不断深化。1964年下半年,西平县的“四清”运动向“左”的方向愈演愈烈,在县直机关干部中开展了“大四清”运动。这一阶段的运动打击对象直指县委常委领导,运动内容不仅仅清理干部们的经济问题,而是以清理政治问题为中心,狠抓干部作风、经济退赔,从而严重扩大了打击面,使得许多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和错误处理。“二十三条”下达之后,西平县开始对前段“大四清”运动进行纠偏,但只是对干部的退赔和处罚力度问题进行有限地纠偏。通过大搞生产运动、大学毛泽东著作来推动个人崇拜,运动最后随着“文革”的开始而纳入其中。
  第五章,从运动带来的实际变化入手,对西平县“四清”运动进行初步评价,从而得出:运动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夸大阶级斗争的形势,对一大批基层干部和群众造成了伤害。
[硕士论文] 苏梦曦
政治学理论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乡村精英对于乡村社会的发展尤为重要,尤其是乡村党政精英,其不作为与乱作为将严重影响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甚至割裂党和国家与基层的联系。因此,探讨乡村精英的产生路径,对于国家识别精英、任用精英以及精英的国家化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现有的中国乡村精英研究多集中于以费孝通和张仲礼为代表的学者对帝国晚期的精英乡绅研究,以及改革开放后市场转型理论下精英的研究,较少分析在合作社这一特定时期下的“脱草根”精英是如何成长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社会变迁背景之下的精英形成研究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
  基于此,笔者本文以宁夏地区贺兰县洪广镇亲历合作化运动的数十位老人口述为据,结合当地文献资料,试图分析在农业合作化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以社队干部作为代表的精英,其产生的路径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草根”通过主动的信息传送方式,向国家发射信号,以期获得上层的回馈和认可以及基层治理的“合法性”成为政治精英,即“信息传递——合作”模式。这种信号是通过积极性和抓机遇实现的,积极性即向上发送忠诚信号,抓机遇即向上发送能力信号。
  因此,笔者探究合作化这一特殊时期乡村精英产生路径,以期对当下处理好乡村精英与国家关系、提升国家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具有启发,也为其他国家在研究特殊政治环境下精英的形成提供新的思考方向。
[硕士论文] 熊昆
农村与区域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废除封建剥削制度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划分阶级是这场运动的一个核心内容。这种阶级划分的依据,是以土地的所有权作为参照的,无产阶级经过革命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之后,在乡村各个阶层中,变化最大的为地主阶级,他们的社会地位经历了彻底的变化。本文以建国后土地改革运动为载体,以湖北省房县门古寺镇六位地主在土改过程中的行为及变化为主线,以当事人口述材料为依据,分析地权转变与地主行为变化之间的内在关系。
  本文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节阐述了研究的缘起和研究的意义,对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做一个基本的归纳;第二章节主要描述了在土地改革运动之前地主阶级的生活状态,在土地改革之前,地主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在吃、穿、住、行各个方面都是数一数二的;第三章节主要描述了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地主的生活条件、阶级地位发生的变化,从村庄中最有权力的阶层变成了被批斗的阶层;第四章节主要论述了在经历了土地改革运动之后,地主的心理变化、思想变化和行为变化;第五章对全文进行梳理和总结,主要论述“顺势而生”是地主行为变化的内在逻辑,而土地即权力的观点,是地主行为逻辑的理论依据。
[硕士论文] 李妮
农村与区域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对湖北省赤壁市文清村土地改革的调查中发现,在上世纪50年代的土地改革中,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民众动员运动,这些“因地制宜”的民众动员运动在当时的文清村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使广大农民树立了阶级意识并且打垮了地主阶级,从而巩固了党的新生政权。当时对文清村进行的民众动员运动是经过了中共的精心选择的,而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选择性”的民众动员?带着这个疑问,笔者前后三次进村调研,通过对湖北省赤壁市文清村17位老人进行深度口述访谈,再现历史原貌,试图找出这些“选择性”民众动员出现的原因,以及其表现手段和对土地改革的效应影响。调研表明,“选择性”民众动员是在一定的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的作用下发生的,通过这些“选择性”的动员手段对当时土改的进行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些“选择性”民众动员手段的作用下,中国共产党不仅巩固了新生政权,密切了党群关系,还提升了农民的政治参与心理与政治地位。
[硕士论文] 王季鹏
马克思主义理论 广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1950年6月27日朝鲜战争爆发后,战火逐渐燃烧到中国边境,中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10月,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战略决策,为了支援在前线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国内,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发起了一场从物质上、道义上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中共广西省委、省人民政府积极响应党中央的伟大号召,带领全省各族人民团结一心,积极参与到这项运动中来,广西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普遍开展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
  本文以全国开展抗美援朝运动(1950-1953)为背景,把广西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梳理来研究抗美援朝运动中广西的宣传动员工作。主要对抗美援朝运动中广西开展宣传动员工作的历史背景、开展经过、主要内容与形式以及成效和社会影响等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从理论上思考和总结抗美援朝运动中广西宣传动员工作的主要经验与启示。
  在导言部分,主要研究选择该题的缘由及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国内、国外学术界对抗美援朝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和总结,并对论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进行简要介绍。
  第一部分:抗美援朝运动中广西宣传动员工作的历史背景。本部分主要从三个方面来阐述,即刚刚解放的广西经济遭受破坏,土匪、恶霸、特务等反动势力威胁新生人民政权,对开展宣传动员工作起到一定阻碍;建国初期广西省委省人民政府建立比较健全的政府组织机构为宣传动员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和平签名运动的广泛开展为宣传动员工作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第二部分:抗美援朝运动中广西宣传动员工作的开展过程。本部分通过从初步发展、普及、持续三个阶段归纳总结抗美援朝运动中广西宣传动员工作的开展过程。
  第三部分:抗美援朝运动中广西宣传动员工作的主要内容与形式。本部分论述了宣传动员的主要内容,包括反对美国侵略朝鲜和台湾,声援朝鲜同胞;揭露美帝暴行,让广大人民群众认清美国的侵略本质;歌颂中朝友谊等。宣传动员的主要形式包括通过报纸宣传、广播宣传、广泛采用各种艺术宣传等展开论述。
  第四部分:抗美援朝运动中广西宣传动员工作的社会成效。包括全省各族人民积极捐款捐物,购买飞机大炮等物资,支援前线,推动了爱国捐献运动的广泛开展;广大青年工人和学生踊跃参军,积极投身于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去;前线医务工作者短缺、医疗设备不足的情况下,医务工作者纷纷报名奔赴前线,参与援助;饮水思源,广大人民群众怀着感恩之心,促进了广西优抚工作的顺利开展。
  第五部分:抗美援朝运动中广西宣传动员工作的主要经验与启示。抗美援朝运动宣传动员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宣传动员工作取得成功的关键,重视宣传队伍建设是宣传动员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证,宣传形式的灵活性、多样性是宣传动员工作取得成效的必要因素。在科技高速发展,信息飞速传播的今天,我们应当更加重视宣传动员工作的重要性,在宣传动员过程中要牢固树立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宣传形式与时俱进,注重宣传方式的多样性,灵活性。
[硕士论文] 王亚利
农村与区域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根本保证,中国的农民对于土地更有一种特殊的情愫,土地可以说是他们的衣食父母、生计来源、养老保障乃至生活的希望所在。对广大的中国乡村民众来说,“面朝黄土,背朝天”是他们渴望的一种生存方式。农民离不开土地,同时土地也是关乎中国历代王朝兴衰的核心问题。迫于战争、灾荒、残酷的封建剥削等因素的严重影响,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无主地现象。因而趁乱占地的现象时有发生,农民不会轻易转让自己的土地,在自给自足为主要土地关系的时代,如何名正言顺地占得土地也是一种生存智慧。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求出发,对农村进行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土地改革运动。这场运动使农民获得了土地,并翻身做了主人。同时,这场运动由于处在政权重建和资源再分配的时期,不少农民抓住机遇多占得土地,并使其利益合法化。
  本文以安徽省阜阳市曹寨村为口述史调研点,以经历过当时土改运动的老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老人口述资料的梳理,探讨这一地域特殊的“占地行为”。本文按照事件发展的前后顺序,从占地原因、占地过程、占地后的影响再现这个地区土改占地过程的全貌。结合当地特殊的占地传统,分析当地土地改革时期占地如何高效地进行。通过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土改前夕,农民在自家生计受到威胁、在无政府保障权益的混乱情况下出现占地现象,这是农民迫于生存需要的选择;土改时期,在政权重建和资源再分配的大背景下,农民在个人权利受到保障的情形下,紧紧抓住翻身和产权重构的机遇,将占地的传统带入土改之中,成为当时特殊的订婚占地现象。而这一现象反映了特殊时期农民的土地观念的改变及不断深化,以及在当时的地权实践,进一步也引发了作者对占地行为的合理性及其现实意义等问题的思考。
[硕士论文] 罗杏
中国近现代史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是中央办公厅于1969年1月在江西省进贤县创办的一所下放干部劳动和学习的学校。“文革”初期,中央办公厅绝大多数干部被揪斗、被定罪,以致中办工作秩序陷入混乱。后中办为了对这些“有问题”干部进行集中教育和审查,将他们安置在“中办学习班”这样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中,然而,学习班并不能使广大干部走上所谓的五七道路。1969年10月,当毛泽东看到一篇名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的文章后,意识到创办五七干校既能贯彻落实他的《五七指示》,又能将全国引上五七道路,还是个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于是发出了“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指示。此项指示下达后,全国各地陆续兴办了大批的五七干校,中办五七学校是为其中的一所。
  1969年1月,原中办干部、军代表、工勤人员等1500余人一同下放至中办五七学校,直到1979年1月该校才被正式撤销。其十年的历史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九一三事件”前的中办五七学校,此时期是该校的开办与成名阶段,办校一年多,该校就凭借出色的办学经验获得了中共中央和社会各界的称赞,一跃成为全国五七干校的典型;第二阶段是“九一三事件”后至粉碎“四人帮”前的中办五七学校,此时期是该校的调整与巩固阶段,学校的教育方式、教育内容、教育对象及分配政策皆有所调整;第三阶段是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办五七学校,此时期是该校的动摇和消亡阶段,粉碎“四人帮”以来,该校学员对五七道路及学校的各项方针政策产生了厌恶及抵制情绪,甚至不断与校领导进行抗争,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学校撤销。
  中办五七学校在创办和成长的过程中,以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和“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指示为指针,坚持在下放劳动中“重新学习”’的原则。换言之,创办以来,该校以改造学员的世界观为目的,以政治学习、政治运动及生产劳动为主要教育内容,辅之以插队锻炼。其中就政治学习和政治运动而言,校内广大学员不仅要接受政治思想路线教育,还要参加批“刘修”、“批林整风”、“批林批孔”、批“四人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就生产劳动而言,广大学员不仅要参加各类农业活动,还要参加各类工业活动。
  中办五七学校在其创办的十年间,凭借着出色的办学成绩、中共中央的重视以及媒体的宣传等,对全国各地五七干校产生了巨大影响力。此外,该校也给广大学员带来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对学员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痛;伤害了学员及其亲属的情感;助长了学员“左”倾错误思想。另一方面:磨练了学员的品格;锻炼了学员的身体;密切了学员与群众的联系等。然而,该校给学员带来的消极影响远高于积极效应。
[硕士论文] 贾璐
公共管理 南昌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不断冲击我国社会经济的背景下,各类社会矛盾和焦点问题日益增多,极大引发了具有规模扩大、形式多样、对抗加剧等新特点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对社会治安稳定造成了严重影响。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处置工作一直作为新余市维稳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备受关注,但目前我国群体性事件处置工作的分析研究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多数缺乏系统全面的实际操作,因此,对群体性事件处置工作的研究已成为我国维护社会稳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本文通过对流程管理理论的概述,以及流程管理理念应用于群体性事件处置的分析,在新余市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流程剖析下,进一步完善群体性事件处置的工作流程。本文在结构上共分六个章节,其中,第一章是绪论;第二章是关于群体性事件处置中应用流程管理理念的思考;第三章是新余市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流程剖析;第四章是美国警察部门处置群体性事件流程的经验借鉴;第五章是新余市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流程优化建议;第六章是结论与展望。
  为了进一步健全公安机关对于群体性事件处置的工作机制、完善群体性事件处置的工作流程。本文通过梳理新余市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现状及案例,基于BPM理念,提出在其当前环境下群体性事件处置流程中存在对公众合法权益保障不足、高效信息手段滞后、干部处置能力不足的问题。在研究美国警察部门处置群体性事件经验的基础上,基于BPM理念,针对群体性事件处置流程的前期、中期、后期提出优化建议,以促进新余市公安机关群体性事件处置工作的创新发展。
[硕士论文] 李晓影
法律史 西南政法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的写作思路是从1955-1958年重庆市江北县法院的判例出发,研究肃反运动在重庆市江北县的实施情况以及效果反思。
  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肃反运动的背景。通过对肃反的国际环境,理论渊源,国内的反革命形势的分析,了解当时中国的状况。1955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时期,反革命分子针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的破坏时有发生。在农村,他们造谣破坏农业合作化运动,城市情况更为严重,这种情况引起群众的不安。还有一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混入了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共产党、民主党派内部。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维护社会的稳定,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来指导并规范这次肃反运动。
  第二部分分析了各项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具体情况。通过对《惩治反革命条例》、《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严肃与谨慎的相结合”的方针、“少杀、慎杀”的政策以及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等实施的具体分析,了解了当时各项政策法律形成的社会效果,进而更好全面认知肃反运动。
  第三部分探析了1955-1958江北县肃反运动的实施情况。主要通过考察江北法院肃反典型判例,具体分析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惩治反革命条例》和《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的实施情况。
  第四部分在前三部分研究的基础上,对1955-1958江北县肃反运动的实施效果以及对肃反运动的经验教训予以反思。江北县在肃反运动中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清除了暗藏在社会中的一批反革命分子,最终肃反运动取得了胜利。在肃反运动开展前,国内局势很不稳定,大批反革命分子伺机进行破坏活动,而肃反运动后,社会治安明显好转,反革命势力基本消除,刑事犯罪率大幅度下降。以上都是肃反运动所取得成就,但是在肃反运动中也出现了“左”或者“右”的错误倾向。这些左右摇摆的现象,大多是发生在斗争形势转变的关头,说明我们掌握情况不够深入,有些地方没有正确贯彻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并且实行群众路线的过程中,由于强大的群众舆论给当时的司法审判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扰,进而影响了法院的独立审判。这些经验教训,可资今天和今后健全完善我国司法裁判制度提供借鉴。
[硕士论文] 丁亮
中国近现代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建国初期麻城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为个案,试图通过书写一个县域的土改进程,描绘国家权力深入乡村以及基层社会秩序重构的状况,梳理该地区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变迁的脉络,分析土改对于传统乡村社会变革的深层次意义。
  在传统的麻城乡村社会,地方政府和家族是两种最重要的社会力量,县政拥有管理各家族和社会团体的权力,不同姓氏的家族管理着数量庞大的底层农民,为数不少的寺庙、会道门组织也控制着一定数量的农民和社会资源。麻城地区丘陵多,成片的田地较少,因此,家族和各种社会组织数量多,但单个组织的占田规模并不大。当地呈现出总人口很多、田地很少、民间组织不强大的社会状况。人地矛盾和家族矛盾突出,底层农民常为生存与地主进行斗争。由于缺少一种跨血缘的思想和组织资源,全县的贫苦农民并不团结,土地斗争的规模不大。中国共产党很早就在麻城地区进行土地革命,在改造传统的经济模式和社会结构上进行了多次实践。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麻城县委通过土地改革对乡村社会的基层组织和社会结构进行整体性的调整。清匪反霸运动打垮了地主和民间组织,革命干部取代了以往的县长、区长,成为忠实执行上级政策的管理者,麻城社会的中间层被替换。为了改造最底层的农民,县委派出土改工作队进入每一个乡村,通过宣传阶级斗争和组织贫雇农,把大量最贫困的底层农民集合到了贫农协会之内。新政权通过开展贫农和地主之间的斗争瓦解掉原有的家族组织,通过田地分配将乡村社会变成一户一户的小农家庭。经过土地改革,麻城全县60余万农业人口相对平均地分配了84万余亩土地,36万余贫雇农翻身成了主人翁,平均每人分得1亩多的田地。
  土改之后,麻城原有的家族经济和家族组织彻底消失,形成了以个体农户为基础的小农经营模式,农民的分散性大大加深。土改中的阶级斗争形成了新的阶级组织,新的乡政系统也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相比于以往的乡绅,新的乡村精英对政权的认同度更高。在土改斗争中,宗族伦理难以延续,农民开始形成阶级观念和阶级认同,人们以阶级归属来处理自身的社会关系。在消灭家族和其他民间组织的同时,阶级认同将整个县城的农民整合成为一个整体,长期困扰麻城地区的各类社会冲突也不复出现。
  最后,本文试图思考土改斗争中麻城的乡村社会动员机制及麻城在土改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地方特色。土改干部善于从底层农民普遍性的苦的体验入手,将农民个体的矛盾归纳为阶级矛盾,迅速获得贫雇农的广泛认同。而麻城的土改斗争激烈程度相比于北方老解放区要轻,相比于南方及边疆则要重一些;作为老苏区,底层农民在土改前的犹疑程度会比其他地区重一些;在土改斗争中,麻城本地的阶级斗争是深入推进的,一些过火行为并没有得到大规模的纠偏。
[硕士论文] 程丹丹
政治学理论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选取四川省岳池县天平乡为研究对象,以老人的口述材料为依据,通过研究该地区传统时期的主佃关系底色,深入探讨主佃关系何以导致土地改革运动前期佃农“不斗”心理的产生。已有研究显示,佃农通常积极参与“斗地主”运动,是土地改革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与拥护者。然而在该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前期,佃农却有着“不斗”地主的心理。针对这一特殊的心理现象,笔者通过深入调研后发现,土地改革运动前期佃农“不斗”心理的产生,缘于传统时期非完全对立的主佃关系。
  第一,阐明研究背景,重点梳理有关主佃关系和佃农行为的研究现状,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简要介绍个案乡镇的基本情况。第二,介绍传统时期的主佃关系,分别从主佃间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三个方面来展开。第三,从主佃间的经济关系出发,分析在土地改革运动前期,为何佃农会产生“不斗”地主的心理。在无地或少地农民的生存逻辑里,有田耕种是他们最大的心愿。在他们看来,种地主的地、向地主交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且地主还给他们减租、免利,让他们做的活也不繁杂,因此佃农认为自己没有理由去斗地主。第四,主佃间的社会关系使佃农不忍心斗地主。中国乡村社会实质上是一个熟人社会,且地主在生活中给佃客提供救助、帮其化解纠纷,于是在人情与道义的双重考量下,佃农不忍心斗地主。第五,是从政治关系层面来分析佃农“不斗”心理的产生原因。地主在乡村拥有较高的权势地位,且与政府官员和地方袍哥组织均有关系,让佃农不敢斗地主。第六,得出本文的结论,即利益是影响佃农心理的根本因素,人情是影响佃农心理的重要因素,权力是影响佃农心理的制约因素。
[硕士论文] 李欢欢
政治学理论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以地处国共拉锯地区的Z村的土地改革过程为观察对象,试图探究该村土改中暴力为何展现以及如何展现,即以个案深描的方式挖掘Z村暴力土改的形成原因,以及它与拉锯地区的特点之间有没有联系。Z村的土改实践证明:在长期的拉锯形势与频繁的自然灾害下,普通村民为了自保,原子化程度不断加深,共产党要发动他们开展土改十分困难。与此同时,村庄的赢利型经纪为了保住自己的掌权者地位,不仅相互勾结,而且尽可能扮演多重角色扩大权力来源,呈现聚合化的趋势,共产党要对其进行撤换也十分不易。普通村民的原子化和赢利型经纪的聚合化就是共产党在Z村领导土地改革要克服的最主要障碍,而适度利用暴力手段实施分化与整合策略正好可以破解这两大障碍。首先,它可以通过暴力形成的压力对原子化的普通村民进行有效整合,其次,被整合在一起的普通村民还可以借助组织化的暴力对赢利型经纪在经济、政治等方面进行全面剥夺,将原有村庄掌权者彻底消灭。特别是在组织化的暴力展现中,由于共产党特别强调尊重民意和增强参与性,普通村民不仅用自己的力量实现了村庄权力的交接,而且因为内部的压力聚合性也得到加强。
[硕士论文] 方苑冰
政治学理论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土地改革运动作为中国近代社会土地占有关系变革的重要运动,通过阶级划分、土地分配等方式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土地占有关系,变革了乡村传统伦理关系,同时也改变了传统社会“皇权不下县”的政治结构,使得乡村社会治理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不仅是国家政权进入与下沉的过程,同时关涉到民族与宗教问题。因此,呈现出与内地不同的改革历程。为深入了解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过程,本选题深入汉藏走廊(甘、青、川、藏)沿线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寻访土地改革运动亲历者,卓尼县具有浓厚的土司制度底色,是研究西部民族区域政治的重要样本,笔者试图通过部分土地改革运动亲历者的口述,尝试还原卓尼县土地改革运动的历史过程,进而分析建国初期国家权力与地方土司权力的互动过程,为现代国家构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效治理提供有益借鉴。
  本文在梳理已有土地改革运动与土司制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思路与方法,首先对卓尼土司制度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展现土地改革运动开展的社会背景,即“家族式政教合一”的土司制度下形成的“贡布家的寺院、贡布家的人”的独特封建世袭统治形式。尽管民国时期中华民国政府先后尝试“文治武斗”的方式试图对卓尼土司进行改土归流,但均未能奏效;接着分析建国后国家政权开始介入,卓尼形成了“两种观念”、“两种身份”、“两种治权”的独特政治模式,在土地改革运动上采取了“三不两利”政策。随着国家政权的下沉,遇到的阻力越发强大,为继续推进国家政权建设,卓尼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发生转向,展现出通过财产分配、宗教改革、阶级斗争三个阶段逐步推进,政权建设、宗教信仰、群众基础三个层面分别进行的“分步分层”的特点。通过对卓尼县“分步分层”的土地改革运动进行分析,提出土司制度具有历史惯性。在此过程中,国家政权与土司统治表现出此消彼长的特点,经过“分步分层”的土地改革运动,最终实现了土司制度的彻底瓦解与国家政权的正式确立。因此,本研究认为,民族地区的国家政权建设需遵循渐进式、适应性、地方性的原则进行,民族地区受限于当地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社会传统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实施需要与地方性知识相结合的基础上稳步推进。研究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的土地改革运动过程,从理论上更加丰富了民族地区国家政权生成的机理,深化了对西部区域政治的理解,现实实践中也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鉴。
[硕士论文] 马建强
政府经济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运用口述史的研究方法,以土地改革背景下安徽省合全村为研究对象,试图探究土地改革时期,共产党政权以“土地”和“身份”两大“施惠”政策争取民心民意,实现政权进入农村并扎根农村的社会基础。本文认为土地改革是共产党政权进行的以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给与的“惠农”政策为依托,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为着力点,并凭借“土地惠农”和“身份惠农”两大方式重新建构起农村的权力体系,实现政权进入并扎根农村的一场政治运动。
  1951年至1953年之间的土地改革是共产党政权的一次解放农民、发展农村并获得权力进入农村的过程。土地一贯是中国农民的身家性命,是生存最基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是农民的“生命线”。在解放初期,中国农村处于积贫积困的状态中,要转变这种状况必须要从农村最根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入手,也正是从土地出发,以土地为切入点,改变农民无地、无权的现状,在经济上获得了土地,在政治上获得了权利,并因此新政权获得了农民的支持,改变农民无权、无地、贫困的状况是土地改革最基本的出发点。共产党政权依靠“惠农”的这样一种政治理念,把农民紧紧吸引在政权周围,由政权需要农民转变为农民与政权彼此需要的双向互动,政权在农村得以扎根,在农民心里得以具有正当性。共产党利用“土地惠农”和“身份惠农”两种方式,把农民带领进国家权力体系当中,达成政权在农村的延伸。
  从土地出发根本扭转村庄的经济结构,实现在政治上的结构变迁,利用土地结成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共同体关系,农民对土地的需要就会转化为对共产党政权的需要,共产党政权在农村获取扎根的群众基础。共产党政权利用“成分”把农民吸收进国家政权当中,成为国家权力体系当中的一部分,承认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土地”和“阶级”是不可分的。农民获得了土地,共产党政权获得了农民的支持;农民获得了政治地位,共产党获得了在农村的合法和权威,获得政权进入农村的、发展农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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