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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于瀚
科学技术哲学 大连理工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和思维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大数据是以信息数据化技术为基础,以信息数据化服务为手段,开辟了信息数据化的科学领域。同时,也为我们学习大数据的知识和掌握大数据技术提供了途径。通过研究国内外学者有关大数据的相关文献和著作,运用概念分析、文献分析以及逻辑分析的方法,阐述大数据给科学认识论、科学方法论和科学价值论带来的革命性影响。只有把握大数据这一新生事物的内在本质特征和外在表现形式,才能做到真正的客观真实。在大数据时代,大数据对科学认识论的挑战是大数据成为知识来源的新途径,给人们带来了从因果关系到相关关系的思维转向,指导人们如何正确认识因果关系与相关关系,并且说明了大数据规律的真理性和合理性;大数据对科学方法论的变革是大数据独有的“完全归纳”方法、“数据模型”方法、“容错混杂”方法,更加便捷、高效,大数据成为科学研究的第四范式,实现传统科学方法的统一与发展,而且选择用概率表达的方式;大数据对科学价值论的拓展使科学价值论的内涵得到丰富,大数据“让数据发声”,打通各科学领域间的壁垒,推进预测功能进步。
  大数据已然成为科学哲学家们的焦点问题和研究领域,本文力求详细阐述大数据对科学哲学的影响,促进科学研究和科学哲学共同发展,指导人们掌握大数据思维来面对这个全新的时代。
[硕士论文] 王文明
科学技术哲学 南昌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科学哲学界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流派——新实验主义(The New Experimentalism),该流派的开山者伊恩·哈金开创性地从实验这个全新的视角出发,为科学寻找更加稳固的基础。在哈金看来,实验比理论更加基础,因此他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科学实验的说明和解释上。
  科学哲学从起源上讲属于广义的语言哲学,我们不得不承认,从认识论转向到语言学转向的确克服了许多传统的哲学难题,但对语言的迷恋或曰表征主义传统和理论优位传统使得作为科学代名词的实验本身无法进入哲学家们的视野,以伊恩·哈金为代表的新实验主义将人们的目光带向了这个被遗忘的角落,提出“实验有自己的生命”这一观点。本文前两章论述哈金“实验有自己的生命”这一观点的背景,继而全面的阐述其思想内涵,最后论及其贡献、不足之处和对当今科学发展的启示——实现简单性与多样性的统一。
[硕士论文] 王荣虎
外国哲学 广西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戴维森真值条件意义理论被称为戴维森纲领,它表明了一个句子的意义是与该句子的成真条件相关的,也就是说获得一个句子的成真条件即是获得该句子的意义。塔尔斯基的语义学定义了形式语言中的真,但塔尔斯基对自然语言之真理理论持悲观态度,戴维森认为塔尔斯基关于形式语义学的成果并不是不可拓展于自然语言。
  为自然语言建立真理理论,首先需要将自然语言看作是主体的表达行为,从而具有主体性、意向性、情景性、经验性和时间性等;其次语言为交流而存在又具有客观性、公共性以及主体间性。一个句子被某个主体说出来便带有真理谓词“是真的”,这是基于宽容原则,即说话者相信他所说的是真的。同样解释者也基于另外一些信念相信该句子是真的。所以没有一种抽象的实体被称为“真”或“假”。当说话者或解释者相信某一个句子是真的,这里产生了一个信念归属,也就是说施事者将此信念与其他信念(信念集合)连结起来(这里正是借鉴了塔尔斯基的约定T),从而要了解一个施事者如何将一个句子意谓为真就是要了解在该施事者产生这样一个信念归属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某个句子被施事者意谓为真,至少是基于特定的场合、时间、句法结构以及诸多信念之间一致性。根据戴维森纲领,当了解了一个句子为真是怎么回事,也就获得了该句子的意义,从而一个句子的意义是建立自说话者、解释者和共享世界这三个要素之上的三角构架。对于解释者而言,某一个句子的意义即是那些他据以判定该句子真值的那些东西。由此可见,戴维森纲领只是其真值条件意义理论之骨架,而其内容则是其彻底的解释理论。
  然而,戴维森的真值条件意义理论也面临着一些挑战,比如对翻译的依赖,对被解释的对象语言的概念的预先把握导致循环,宽容原则并非彻底理性,具有特殊结构语句真值的逻辑性导致对句子内容的遗漏等等。
[硕士论文] 韦芳元
外国哲学 广西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伽达默尔思想内涵丰富,他在继承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思想的基础上,以语言本体论为出发点,以我们当下的生活世界为焦点,通过对理性的反思,使其哲学解释学更多地关注于我们的生活世界,最终朝着实践哲学方向发展。不仅如此,他的哲学解释学语言观还打破了传统形而上学逻各斯主义对文字地位认知的偏差,确立了文字在其哲学解释学中的重要地位,凸显出文字、语言的特征及价值。
  尽管如此,伽达默尔并没有把自己当作文字的唯一救赎者,他通过文字在语言流传物中的优先性和文字在解释学经验中的重要性来恢复文字的地位。他承认文字的重要性,但并不贬低口语,而是理性地看待文字在解释学中的地位。他向我们展示了文字与口语、文字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同时引导人们更加注重对实际生活进行反思,更能勇敢地面对当下科学技术文明社会下的各种困境,共同为一个更加和平、美好的明天而奋斗。
  本文以伽达默尔的著作为主要分析材料,旨在理清和论证文字在伽达默尔解释学中的地位。文章第一部分主要阐述文字地位在西方哲学的相关背景并提供必要的理解视域;第二部分主要通过对语言流传物、历史传承物等核心概念以及对文字与口语辩证关系的分析,得出文字在语言中的地位非同小可;第三部分重点分析文字与解释学经验的关系,以及文字是如何在我们的人生经验中发挥其作用;第四部分主要谈论伽达默尔语言观对现实生活的重要意义。
[博士论文] 顾晓伟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复旦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一般而言,自伏尔泰首次使用“历史哲学”这个术语以来,到当下叙述主义历史哲学为止,人们在“历史哲学”之前也增添了不少限定词。由此,在不同时代也产生了不同形态的历史哲学。诸如,思辨的历史哲学,批判的历史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叙述主义的历史哲学。前两种形态的历史哲学大多以欧洲大陆为主,思辨的历史哲学常常指向以维柯、伏尔泰、黑格尔为代表的历史哲学,他们书写“普遍史”,试图从中总结出历史过程的普遍原则;批判的历史哲学通常表示新康德主义学派的历史哲学,他们侧重“认识论”,试图区分出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的异同。后两种形态的历史哲学主要集中在英语世界,分析的历史哲学着重历史知识性质的分析,具有鲜明的分析派色彩,主要以亨佩尔、沃尔什、德雷等为代表;叙述主义历史哲学试图揭示历史叙述和历史表现的言辞结构,凸显被理性主义话语遮蔽的审美和道德诉求,兼具强烈的反启蒙的“启蒙”精神,主要以海登·怀特、安克斯密特为代表。
  纵观这些形态的历史哲学,它们在时间跨度上趋向缩短,思辨的历史哲学跨越一个世纪,而后三者加在一起也不过一个世纪。此其一,其二,它们与历史学实践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既可以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历史哲学),又可以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史学理论)。其三,它们具有鲜明的时代哲学特征。
  由此,回到哲学的一般形式而言,古代哲学的主要问题是回答世界是什么?也即是我们常说的本体论研究;自近代的笛卡尔和康德的认识论转向之后,哲学则试图通过分析我们自身如何认识这个世界的能力来回答古人的问题;进入20世纪之后,语言哲学一枝独秀,人们认识到我们谈论世界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总是在谈论语言。如果除去语言哲学不谈,我们可以就此总结出历史哲学的两个基本问题:历史的形而上学和历史学的知识论。
  本文以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作为研究对象。我们尝试在充分梳理二战以来西方柯林武德研究史的基础上以及在叙述主义历史哲学面临的困境中重新探究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内涵。纵观和分析柯林武德在1926年至1928年的历史哲学手稿可以看出,柯林武德虽然试图把历史的形而上学与历史学的知识论区分开来,但是他并没有像二战后分析的历史哲学那样把两者割裂开来,而是试图通过探究历史学的知识论问题来解决传统上历史的形而上学问题,以此来完成康德批判哲学意义上的“历史理性批判”。
  一旦我们论证了历史理性的普遍性和必然性,所有学科的差异都不见了,上述的脚手架也就自动地拆除了。
[硕士论文] 王少男
马克思主义哲学 华中科技大学 2013(学位年度)
摘要:汉娜·阿伦特是二十世纪西方一位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她在晚期重新回顾了她自己参与艾希曼审判的经历,艾希曼的“无思”特性和滔天罪行令她震惊,她开始质疑人类明辨是非、识别美丑的判断能力是否依赖于“思考”能力,质疑“思考”能否限制人的恶行。怀着对“思考”的道德关切,阿伦特在《心灵生活·思考》一书中详细地探讨了“思考”及其道德意蕴。
  本文以阿伦特的《心灵生活·思考》为依据,首先循着阿伦特这本著作的初衷——从心灵生活的领域中寻找平庸的艾希曼犯下弥天大罪的原因,通过再现艾希曼审判的情形,探讨“无思”的哲学蕴含。其次,本文反观了阿伦特的老师海德格尔,他作为一个思想大家在纳粹统治时期误入歧途,同样罪不可恕,这使得我们必须划分海德格尔的“思”和阿伦特的“思考”。接下来,本文回到《心灵生活·思考》中阿伦特对“思考”进行的生动描述:“思考”犹如珀涅罗珀的织物,它无休止地追寻意义,却并不能赋予我们直接的行动力量。阿伦特将苏格拉底视为“思考”的典范,苏格拉底的三个比喻——牛虻、助产士、电鳐——揭示出“思考”能够产生道德副作用。
  在本文的核心部分,我们集中探讨“思考”的道德意义,即“思考”活动如何避免人为恶。在阿伦特看来,“思考”通过两种途径产生道德效用。第一,“思考”作为我和我自己的内在对话,使我生活在我自己的在场之中,由此引起了一个自觉的意识——良心。第二,“思考”能够批判普遍性原则,释放我自己的独立判断能力。与此同时,“思考”训练了想象力,我借此能够设想他人的立场和观点,消除自己的偏见,作出更合理的判断。
  最后,通过反思阿伦特对普遍性道德原则的批判,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阿伦特“思考”的道德关切的基本前提,揭示出她的这一思想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博士论文] 肖爱平
外国哲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西方女性主义是当代西方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西方女性主义已经历二百多年发展历程,出现了诸如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以及激进女性主义等不同的女性主义流派。不同流派的女性主义观点不同,有的甚至还针锋相对,但是,所有女性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塑造女性生活的所有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安排都是非正义的,在所有已知的社会中,人们地位、机会和权力的决定性因素就是生理的性别,女性在整个社会制度中处于从属地位。通过对主流正义论的审视,女性主义认识到,主流正义理论从一开始就证明女性从属地位的合法性,他们或者完全忽略了女性,或者将女性局限于正义原则调节范围之外的私人的家庭领域。为此,各个派别的女性主义纷纷探索人类社会历史中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并积极寻求解决途径,致力于结束女性的从属地位。因此,女性主义正义观是在批判占主导地位的男性正义论的前提下产生的。女性主义正义论思想家致力于从女性地位和视角考察主流正义论的性别缺失并试图构建女性主义的正义观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同时也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理论困境。
   西方女性主义正义观是西方女性主义运动和理论探讨的产物。因此,西方女性主义正义观的产生具有丰富的社会历史和理论的渊源。女性主义产生以来的女性解放运动为女性主义正义观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历史渊源;政治哲学史上正义论思想家对女性的贬抑与排斥成为女性主义正义研究的理论动因;女性主义正义观先驱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性主义思想为女性主义正义观研究提供理论来源;罗尔斯正义论及其所引起的巨大反响为女性主义正义观研究搭建了平台;女性主义正义论研究也是女性主义理论自身逻辑发展的产物。
   女性主义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对主流正义论进行批判。首先,女性主义批判了主流正义论关于性别中立的观点,在女性主义看来,主流正义论以普遍中立的术语表达的正义理论,实质上是深深性别化了的男性正义论。其次,女性主义批判了主流正义论关于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二元划分。在女性主义看来,在政治哲学史上,一直都存在着公共的政治领域与私人的家庭领域的二分,这种二分视公共的政治领域为男性独占的领域,而将女性局限在家庭的私人领域,从而将女性排除在正义理论调节的范围之外。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是主流正义论性别缺失的根本原因,因此,要实现性别正义,就要超越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对立。最后,女性主义对主流正义论关于正义伦理与关怀伦理的二元对立观点进行了批判。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离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认为男性与女性分别形成了不同的情感模式和思维,这两种不同的道德品质分别被刻画为正义伦理与关怀伦理。尽管女性主义大多同意存在正义伦理与关怀伦理两种不同的道德方式,但在她们看来,正义伦理与关怀伦理并不像主流正义论所认为的那样是根本对立的,关怀伦理也并不比正义伦理低劣,相反,她们认为,关怀伦理由于弥补了正义伦理的某些局限而具有重要的价值。关怀伦理不仅适用于私人领域同时也具有公共意义,它应该被扩充到公共领域之中。同时,在女性主义看来,主流正义论关于关怀伦理与正义伦理二元对立的观点制约了女性的发展。
   苏珊·莫勒·奥金、艾利斯·马瑞恩·杨以及南希·弗雷泽是当代影响较大的女性主义代表人物,她们分别对性别非正义的根源、实现性别正义的途径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以构建女性主义正义观。当代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苏珊·莫勒·奥金在其《正义、性别和家庭》一书中表达了主流正义论未能公正对待女性的遗憾。启蒙思想家一方面宣扬“人人享有自由和正义”,但占人类一半的女性不论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家庭中,都不具有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女性被排除在主流正义理论之外。在奥金看来,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传统的性别结构的家庭。主流正义论往往习惯于在“私人的”家庭生活和“公共的”政治生活之间做出区分,明确地主张两个生活领域是按照不同的原则运行的,认为女性身上的特征只适合于私人的家庭生活领域,而男性天生的刚毅特性则适合于公共的政治生活领域,从而将家庭排除在正义理论之外。因此,苏珊主张将分配正义原则——特别是由罗尔斯所发展的——运用于主流正义论思想家所忽视的边缘地带——家庭,以调节家庭内的分配不公,最终实现一个无性别差异的理想正义社会。奥金的正义理论范式是分配正义。与奥金不同,作为女性主义者同时是多元文化主义者的艾利斯·马瑞恩·杨反对将正义简化为分配正义,而将正义的主题由奥金以及主流正义论所推崇的分配范式转换为统治与压迫关系的范式,将统治与压迫的概念而不是分配概念作为社会正义的出发点,关注女性长期在社会中处于不平等地位的结构性根源,关注制度背景的正义性。于是,杨从统治与压迫关系来考察多维面向的非正义,将压迫概括为包括剥削、边缘化、无权力、文化帝国主义以及暴力在内的五个方面。杨认为,女性在社会上所遭受的压迫一方面是由资本主义父权制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普遍正义观对同质性的强调,或者是削弱或没能关照到群体差异问题。因此,要消除对女性来说的社会非正义,除了要求社会和经济上的平等对待外,更重要的还必须确证女性作为不同群体与男性的差异,赋予她们以特殊权利,这才是解决性别非正义的根本途径,于是,杨主张“容纳式公正对待”。弗雷泽则提出了一种以参与平等为支配性规范原则的三维正义论。弗雷泽认为,既然女性在社会上遭遇政治上的错误代表权、经济上的分配不公以及文化上的错误承认,那么,对性别非正义的充分阐释必须整合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所有观点,三个维度的每一个方面都是相对独立的,任何一个维度都不能通过另一个维度得以理解和领会。因此,只有对三个维度的非正义都进行矫正和整合,且三个维度都必须服从参与平等的原则,才能实现性别正义。从而,弗雷泽建立起一种多维度的性别公平的构想。
   女性主义正义观以执着、坚定的批判精神,推动了当代正义理论发展,并在实践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对正义理论本身来说的积极意义在于:女性主义正义观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正义理论的新视角,提供了引领正义理论走出父权制的思维方式,丰富了正义论的内容,凸显了女性在正义理论中的价值。其次,女性主义正义观有助于开阔当前中国和谐社会正义理念及实践的思路,同时也为促进先进性别文化建设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但不可否认的是,女性主义正义观自身也存在着困惑与矛盾。要求平等还是要求差异的矛盾是女性主义正义理论面临的一大难题。强化性别意识还是去性别意识是女性主义正义理论面临的第二大难题,要求普遍性还是要求异质性是女性主义正义理论面临的第三大难题。迄今为止,女性主义者们对这些问题的论争还在进行,因此,女性主义正义观依然处于构建之中而远未完成。
   正义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追求,也是女性主义自始至终的目标。对女性来说,理想正义社会的实现既需要重视女性作为“人”与男性平等的生存、发展以及经济等方面的权利,同时,也需要重视女性与男性的差别,女性主义追求基于差异的平等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对女性来说的理想正义社会。
[硕士论文] 罗会龙
马克思主义哲学 南昌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马尔库塞是当代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和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单向度的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意识形态作了较为深刻的揭露和批评。马尔库塞通过对政治、生活、语言、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分析与批判,判明了发达工业社会压制着人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这一向度使发达工业社会变成了单向度的社会,生活于其中的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单向度的人只知道一味地顺从、麻木地认同,缺乏应有的创造性、否定性、批判性和革命性的向度。《单向度的人》为研究法兰克福学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也为马尔库塞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被媒体称颂为“新左派之父”,成为当时美国和欧洲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对马尔库塞“单向度”思想进行研究,使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在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非人”境况,为我们戳穿资本主义的虚假繁荣提供了一面照妖镜。
   在寻找双向度的路程上,马尔库塞首先想到的是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结果发现它已经不再适合于时下的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于是他从社会现实出发,努力寻找到一条能够真正实现人的自由的解放道路,以期实现单向度的人向双向度的人转变。经过实践,他所寻找的“大拒绝”革命理论失败了。之后他将视角转向了艺术、美学领域。艺术、美学的批判性功能正好给了这个充满肯定性思维的社会以沉重一击,从此美学被马尔库塞赋予了与历史不一般的重任。人在追求美的同时其实也是一种追求幸福的体现,所以,马尔库塞坚信,美是人类通往幸福的必由之路。马尔库塞对艺术、美学的追求,在某些层面上确实值得我们去肯定和赞扬,但就解放人类、实现人的自由发展方面而言,却不能说是一条现实可行的道路。尽管如此,他在寻找“双向度”的路程上所做的努力仍然值得我们去赞扬和尊重,他所创立的“乌托邦”理论和梦想还是值得我们做深入思考和研究。
[硕士论文] 谢燕华
外国哲学 浙江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解构主义创始人,德里达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那些晦涩难懂而又宏富精深的著述,动摇了整个人文科学的基础--他动摇了人们通常熟悉的许多概念,对许多理论命题乃至西方两千年的文化传统本身也提出了质疑。但他否认解构是一种理论,在他看来,解构就是用区别于原本的话语系统的另一套话语系统来思考问题。在对一部作品的阅读过程中,德里达往往抓住该作品中某个次要的东西(例如注解或隐喻等),加以仔细的琢磨,试图透过某些不起眼的词语,发现隐于其中的无法简单地穷尽的含义,最终分解这个由一系列词语构成的文本,瓦解意义的确定性,形成意义的播撒。他于1968年发表的“柏拉图的药店”就堪称德里达式解构的典范。通过对《斐德罗篇》的解读,通过分析“药”(pharmakon)这个贯穿《斐德罗篇》、然而并非核心概念的词语,德里达把握到了柏拉图文本的核心密钥,击中了哲学自身的要害,完成了所谓的解构的使命:分析柏拉图主义中的自相矛盾之处,消解一系列形而上学二元对立。
   通过解读德里达的代表性文本“柏拉图的药店”,我们既可以明白德里达的解构手法是如何运作的,也可以发现其困难之所在。这一经典案例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其一般性的解构策略。德里达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在场的形而上学,但他似乎仍没有完全跳出形而上学的包围。在他的文字学背后,我们仍看出了形而上学的身影。德里达所呈献的“柏拉图的药店”,乃至他自己的文字学、他的全部写作,也是一剂性质未定的“药”。
  
[硕士论文] 王磊
外国哲学 湘潭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本论文通过论述川端康成和T·S·艾略特两种不同的虚无观及其最终的抉择,以期说明川端康成和艾略特选择佛教和基督教思想对解决现代人虚无困境的努力和意义。
  文章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沉沦之哀,虚无之源和“重生”之路。沉沦之哀主要分析川端康成和艾略特的虚无主义思想,得出川端康成的虚无观是“灭我为无”后的顿悟,一种万有自在的空,即“空悟”。艾略特的虚无观是对20世纪以来尤其是作者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主要包括科学理性、伦理观念宗教信仰、商业文化、教育体系等)产生了重大怀疑后的痛苦与迷茫。虚无之源主要从两个人虚无观的形成时代,历史背景和个人经历几方面着手,窥探他们虚无观的渊源及形成过程。“重生”之路主要介绍他们对虚无的态度及其解决途径。川端康成主张禅宗“顿悟”的方法物我超越一切有形的羁绊,上升到无形无限的永恒。艾略特则提出了有关谦卑、祈祷、炼狱等一系列宗教拯救途径,力图达到与上帝的沟通,获得自身的救赎。
  文章最后指出:川端康成和艾略特都从自身的内心感受出发来追求与超验主体获得某种心灵上的契合,从而达到对抗“虚无”的目的,这与西美尔“主体宗教性”的论述是不谋而合的。西美尔的关于宗教现时代状况的论述也可以回答文中开头的那个问题:身处虚无主义的浪潮中,两位大家却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宗教作为解脱之路,即在“后世俗社会”,宗教并非如马克思预料的那样逐渐走向消亡,而是通过“主体宗教性”的方式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以虚无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危机对人而言是最危险的,但也是人最伟大的机遇,它使未来价值的最大创造成为可能。而川端康成和艾略特直面现实,积极抉择,敢于破坏,勇于创造,这一点是功不可没的。
[硕士论文] 蒋少飞
外国哲学 湘潭大学 2012(学位年度)
摘要:毫无疑问,公民身份是近代以来被西方奉为现代性的重要象征之一。塑造理想的公民身份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最好保障。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只有能塑造自由制度的人民,才配得上该样制度。”换言之,现代民主社会如果仅仅单靠制度的建立是不能满足民主政治的维系与发展之所需,一种制度的生成,它有赖生活于社会中的公民身份养成。
  公民资格最先是一般公民基本自由的权利,市民获得了信仰与思想的自由,开始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去追求幸福;私有财产得到了保障,这样导致个人的经济不会因为政治机构的因素而肆意破坏。接着,公民权利便是选举权利等政治权利。此举,公民的公共事务参与才完全成为可能;也使得民主的真正得以实现,因为权力的主体不是用选票来决定的时候,民主是脆弱的。最后,待民主宪政完成之后,贫富差距这一问题才由社会福利来面对。于此,这样的一个公民才可实现罗尔斯在《正义论》所论证的个人的道德主体。罗尔斯的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观主张人类共通的理性可以提供公民最小道德观,所以理论建构的分析单位为个人。而且正因为每一个公民都能符合最起码的道德要求,所以皆拥有平等的公民身份及相等的权利与义务,这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的公民身份观。
  尽管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观遭到了社群主义、多元主义和公民共和主义的挑战,那也是西方在这自由主义的传统下的自我调整。其批评主要有二:第一种批评是要求以主动的公民责任和德行的行使,来补充对公民资格权利的被动接受;它不仅强调公民的权利观念,也更强调公民所应具备的责任与德行的性质。第二种批评的着眼点则在于,为能顺应现代化社会中公民文化多元的发展趋势,实有必要修正用权利来界定公民身份的概念;即着眼于公民身份与集体认同之间的关系,尤是在多元社会中,公民身份的概念应如何能兼顾多样性与一体的认同感。
  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观是在西方传统下产生并发展成型的。尽管它的某些理论前提具有一定普世性,但是要从现实的差异性出发探索适合中国的公民身份理论。
[博士论文] 邹平林
马克思主义哲学 南开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无论“现代性”主题如何庞杂,始终都与理性、自由、意义等三大核心主题内在相关。
  质言之,所谓“理性”就是人们对包括自身以及自身生活在内的所有事物的一种试图提升到普遍性高度的思维把握。在前现代的传统社会中,尽管人们也将“理性”看作是具有普遍性的思维规定,但这思维能力以及思维所把握到的理性内容却被认为并非源自人自身,而是源自某种神的意志或世界本身所固有的法则,因而前现代的“理性”是在神话的、宗教的或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当中体现出来。只是在现代主体意识觉醒之后,“人”才作为自身独立无限的“主体”取代了神的意志或世界本身所固有的法则而成为了思维和理性的根源,主体理性才取代了传统意义上的源自人类主体之外的某种实体的“实体理性”而成为了衡量一切事物的最终标准以及一切理论的批判和规范基础,人类也才由此而进入了所谓“后形而上学”的“理性时代”。一方面,主体理性的觉醒与发展将人们从各种神话的、宗教和形而上学的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赋予人们极大的自主性与能动性,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现代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但另一方面,主体理性的片面发展也导致了抽象的主客对立思维,从而带来了诸多的“现代性”困惑与问题。主体理性所导致的现代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迁,以及由此所带来的诸多困惑与问题,正是“现代性”理论所围绕的首要的核心主题。
  “自由”向来是人类追求的基本价值,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基本尺度。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以及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发展,现代意义上的“个体自由”得以突显了出来。但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解除传统社会关系对人们的束缚的同时,又使人们在现实中和观念上陷入了对物或资本的双重依赖,这种依赖关系又进一步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的普遍强化,从而使得现代人陷入了普遍的相互强制和自我强制,亦即陷入了自由的悖论。因此,如何将现代人从普遍的强制中解放出来从而更合理、更全面地实现人的自由,同样也是“现代性”的一大核心主题。
  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往往是在直接给定的共同体生活中以及各种相应的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中获得自我理解并从而安顿自身的意义。随着现代主体意识的觉醒,个体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自我理解和意义安顿方式,而要求将其自我理解和意义安顿置于个体自由的基础之上。但是,自由的悖论却又使得现代个体往往陷入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从而使得其自我理解和意义安顿问题难以解决。因此,如何克服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从而恰当地解决现代人的自我理解和意义安顿问题,也始终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主题。
  自黑格尔以来,“现代性”就始终作为一个明确的、核心的思想主题在德国理论界得到批判性的传承,而黑格尔、马克思、哈贝马斯则是这一思想传承过程中的三个里程碑式人物。
  黑格尔、马克思以及哈贝马斯分别代表了现代性理论的三次转向。
  启蒙哲学尤其是康德的启蒙哲学深刻地体现了现时代的精神特质和基本原则,但只是在黑格尔阐明了“现代”概念之后,“现代性”才成为了一个明确的思想主题。与此同时,黑格尔也揭示了“现代”自身所包含着的矛盾与困境,开启了“现代性”辩证法。在黑格尔看来,启蒙理性是一种抽象的知性思维,它遵循的是主体思维的抽象同一性原则,亦即主体性原则或主观自由原则。主观自由是现时代的根本原则。“现代性理想”正是从抽象的知性思维中推导出来的。由于其自身的抽象性,“现代性理想”不仅不能实现,而且在其试图按照自身原则实现出来的过程中,导致了诸如利益的分裂与冲突、伦理生活的瓦解以及主体自身的虚无与焦虑等一系列的现代性问题。黑格尔对“现代性”辩证法的揭示,是现代性理论的第一次转向。
  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现代”就是资产阶级时代,而所谓“现代性”则是指资产阶级时代在社会生活层面和思想观念层面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性。表面看来,“现代性理想”的抽象性以及“现代性问题”似乎是由人们的错误思想观念所导致的,即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片面性所导致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片面性不能从人们的思想观念本身得到说明,其片面性实际上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片面性。因此,对“现代性”的分析、批判必须进一步深化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批判。马克思将“现代性”从抽象的哲学问题转变为具体的社会学问题,这是“现代性理论”的第二次转向。
  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理想”是人类应对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挑战的一种尝试方案,“现代性问题”则是人类在应对这种挑战时所出现的失误。根据哈贝马斯,人类社会是由社会劳动和相互作用这两个相互关联着的领域或层面构成。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更新,社会劳动从社会生活整体中分化出来并发展成为独立的经济子系统,相应地,相互作用领域也分化出来并发展成为独立的生活世界。经济子系统遵循的是目的理性原则,而生活世界则遵循以主体间的相互理解为取向的价值理性原则。但是,经济子系统的过度膨胀使得目的理性原则侵入并主宰了生活世界,从而瓦解了生活世界中的价值理性原则。目的理性原则体现的是主体利益为目的的主客对立思维。主客对立思维必然导致主体间的相互强制以及主体的自我强制,现代主体由此陷入了自由悖论并从而消解了其生活意义,因为意义的获得最终依赖于以相互理解为取向的生活世界资源,而不能从目的理性活动中直接产生。主体性思维或主客对立思维正是“现代性问题”产生的根源,并且,由于受主体性思维的框限,“现代性理想”本身也还是抽象的和片面的。因此,要克服“现代性问题”并批判地实现“现代性理想”,就必须从主体哲学范式转向交往范式,重建并回归生活世界,从而消除主客对立思维所带来的强制并在相互理解中安顿主体的意义和价值。哈贝马斯以交往范式取代主体哲学范式,可以看作是“现代性”理论的第三次转向。
  尽管黑格尔、马克思以及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各自都发生了某种转向,但他们的理论之间又有内在的继承关系。
  就“现代性”诊断而言,黑格尔将主体性原则看作是现时代的根本原则,这一原则既有历史的合理性,又有历史的局限性。其历史合理性在于它突显了主体的能动性,突显了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其历史局限性则在于它脱离了现实的社会生活抽象地理解主体,从而一方面,它所提出的自由、平等价值本身也是抽象的和无法实现的;另一方面,陷入抽象自我理解的现代主体以抽象的自我保存为最终目的,由此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分裂和冲突,导致了主体自身意义和价值的虚无化。马克思尽管不同意黑格尔关于“现代性”之产生根源的看法,但却肯定了黑格尔对“现代性”的历史定位和现象批判。哈贝马斯则不仅同意这一历史定位和现象批判,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折衷了黑格尔与马克思关于“现代性”之产生根源和扬弃方法的观点。黑格尔将“现代性”产生的根源归结为主体性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因此“现代性”的扬弃也就是主体性意识形态的扬弃。而马克思则将“现代性”产生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而“现代性”的扬弃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而哈贝马斯则认为,“现代性”根源于主体性原则的过度膨胀,主体性原则是在现代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产生的,但主体性原则的扬弃并不必然以资本主义制度的消灭为前提。
  就对待“现代性”的态度而言,黑格尔一方面批判了“现代性理想”的抽象性并揭示和批判了由此导致的“现代性问题”,另一方面又保持了启蒙对理性、科学进步以及社会发展的乐观信念,从而始终坚持在发展中扬弃“现代性”这样一种理性辩证法立场。马克思的这种理性辩证法立场则表现得更为激进,一方面,他更为全面、彻底地批判了“现代性”,但另一方面他又比黑格尔更加乐观地相信真正自由、平等的“现代性理想”必将得到完满的实现。哈贝马斯尽管不像黑格尔和马克思那样乐观,但同样坚持认为,人类能够在理性指引下克服“现代性问题”和实现“现代性理想”,从而始终致力于现代性理论的“重建”。
  就社会进化或历史发展而言,黑格尔坚持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有规律可循的客观发展过程。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显然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主义思想,肯定了人类历史的发展特性以及这种发展的客观性。哈贝马斯的社会进化理论则在一定意义上调和了黑格尔的唯心史观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之间的对立。哈贝马斯将生产力的发展看作是社会进化的动力,将文化价值理想和社会规范的确立、传承与发展看作是社会进化的逻辑。他认为,社会的进化并非单纯地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也并非单纯地由思想文化层面的因素所决定,而是同时取决于这两个相互关联但又不能相互归并的方面。
  就各自理论的价值底蕴而言,他们始终坚持人的自由解放、坚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等与和解。在黑格尔的国家理念中,个体的利益、自由和平等权利始终是不能抹杀的,并且始终与普遍的利益、自由和平等权利相互和解、相互促进。马克思在展望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状态时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无疑是对黑格尔关于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相互和解、相互促进思想的继承。而哈贝马斯关于“自由交往”的思想,同样也隐含着人与人之间普遍和解、相互促进的价值诉求。
  黑格尔、马克思以及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无疑都面临着各自的理论困境,但这并不影响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理论的价值往往并不在于它是否直接地、具体地解决了某些现实的问题,而在于它揭示和批判了现实的矛盾与问题,回应了人们的困惑,澄明了某种可能性,开启了某种人们可以向往的意义世界,甚至也在于它标明了某种“不可能性”。对于后来者而言,他们是路标。而沿着路标继续前行,则既是后来者的幸运,也是后来者的责任。
[硕士论文] 王球
科学技术哲学 浙江大学 2011(学位年度)
摘要:心-身问题,特别是现象意识在自然世界中的位置问题,一直以来成了哲学家们永恒的困惑。物理主义和二元论,是关于这个问题的两种不同的回答。在今天的英美分析哲学中,物理主义与二元论之间论战的焦点在于,意识经验在物理方面与心理方面之间的“解释空缺”,是否仅仅停留在我们的认知层面上,还是说它是本体论层面的事实在认知上的反映。出于各自的理性理由,物理主义者声称前一观点为真,二元论者则支持后一观点。在一些哲学家看来,这样的争论成了永不可解的“形而上学的僵局”。
   在本文中,我聚焦于讨论为物理主义辩护的“现象概念策略”。所谓现象概念,是一种我们用来思考感知或知觉经验的概念类型。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概念,使得我们能够现象性地思考意识经验。物理主义者据此表明,那些反对物理主义的二元论论证,因为没有考虑到现象概念与其它概念之间有着实质性的重大区别,所以错把我们在认知层面上的“解释空缺”当作是世界的本体论事实。有关这些问题的背景,以及现象概念策略的理论动机和当下流行的几种理论版本,构成了本文第一、第二两章的主要内容。
   不过,继此之后我将表明,尽管现象概念策略行进在一条正确的轨道上,然而那些流行的现象概念理论版本,或多或少都会面临以下四个缺陷。他们分别是:第一,对于现象概念是什么,流行版本无法为之给出一个自然主义化的说明;第二,当现象概念理论采纳心脑同一论这个物理主义本体论基座时,它便无法解决意识经验的多重可实现性问题;第三,在鲍尔和泰尔论证的、关于现象概念的反实在论挑战面前,流行版本无力为其自身辩护;第四,流行版本不能对反现象概念策略的“万能论证”做出充分的回应。在这一考察过程中,我从每一个缺陷中总结了如何回避或应对这些危机的充分条件,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理想的现象概念理论应当满足的要求。在我看来,基于德雷斯基关于人类认知构造的信息论心理语义学说明,艾迪迪和古扎德雷的现象概念信息论解释版本能够成功地满足这些要求,因而信息论解释是当下所有现象概念理论版本中最好的一个。信息论解释版本的基本要义是,根据信息流在感知系统和认知系统中所具有的不同层级的构造,它刻画了与实现意识经验的大脑状态有着密切关联的感知概念,感知概念具有独特的信息特征和语义结构。当我们内省自身的意识经验时,作为内省活动的实现条件,我们实际上是把感知概念转化成了直接指称意识经验的现象概念。也就是说,现象概念通过挑取了感知概念双重信息内容中的后一项——即经验内容——来作为其自身的语义内容,从而实现了这种概念类型的转化。说明了这一点之后,我将表明现象概念的信息论解释版本是足够强健的,它不仅能摆平现象概念理论内部的缺陷,对于来自二元论者的“万能论证”,它更是具备了三重保障来为现象概念策略的成功做出辩护。如此一来,通过现象概念策略进路,我们是能够击败二元论的。
   尽管如此,在最后一章中,我回应了本文开篇所提到的本体论物理主义与世界观物理主义之间的区分。考虑到现象概念策略承诺了我们在直觉上或认知上都是天生的二元论者这一事实,外加其它理由,我指出物理主义作为一种世界观是无法成立的,它仅仅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理论。最后我试图表明,在我们打破了本体论二元论的谜咒之后,归属于主体认知状况的“态度二元论”将是二元论唯一合法的继任者。
[硕士论文] 王慧
科学技术哲学 华中科技大学 2010(学位年度)
摘要:赛博空间是人们用技术支撑起来的一个虚拟活动空间,主体在其中可以模拟现实世界的一些活动,还可以做很多现实世界中无法实现的事情,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体验。赛博空间的出现给人们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极大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内容,对主体性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技术自身的缺陷及人使用不当等原因,赛博空间中出现了主体情感冷漠、能动性降低等现象,即发生了人的异化。转换机制理论最早由美国学者西伯尔提出,主要包括利用、分类、安抚、任务过度、功能分裂、目标替换、刺激等七种转换机制。该理论主要从人的思想认识不足及行为失当等方面来阐述了事情走向失败的原因及作用过程。赛博空间中人的异化的发生是多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人的行为不当是重要原因之一,本文试图运用转换机制理论主要从人的角度来分析赛博空间中人的异化的发生过程,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几点对策。
   全文论述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对赛博空间、人的异化及转换机制理论的有关内容分别作了介绍。第二部分运用转换机制理论对赛博空间中人的异化现象进行了分析,论述了不同转换机制对异化的作用:分类机制中主体由于夸大赛博空间的作用、忽略其弊端,对赛博空间过分、泛化使用而导致异化的发生;利用机制中本用于造福人类的赛博空间由于被自身及怀有其它目的的相关主体所利用而导致人的异化的发生;目标替换机制中主体迷恋于赛博空间产生的作用、遗忘了主体性发展的目的,对赛博空间作用的追求替代了原先的促进主体性发展的目的而促使人的异化的发生;安抚机制中主体满足于征服客体带来的胜利感、忽略了对主体本身的思考与改善而导致异化的产生;功能失衡机制中主体片面强调客观条件的发展,对主体发展所需要的主观条件重视不够而促使异化发生;第三部分针对第二部分的分析,分别总结了各种机制对人的启示作用并提出解决对策。例利用机制对人们有两方面的启示作用:一方面,事物具有两面性,主体应当从利弊两方面来预测技术的使用后果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而不应只看到其利的一面;另一方面,技术设计者的价值观、专业水平等对技术的使用情况起着重要作用,技术设计者综合素质的提高对保证技术的积极使用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针对利用机制对异化的作用,并结合上述启示,可从技术与人文两方面采取相应的解决对策。
  
[硕士论文] 刘露
科学技术哲学 华中科技大学 2010(学位年度)
摘要:当代科学的目标由一元转为多元,不再像默顿时代仅仅追求单一科学目标,当代科学还要兼顾科学的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生态目标。科学观随科学目标转变也呈多元化,科学知识类型不断扩展,默顿有组织怀疑主义规范作为默顿四大规范之一备受学术界争议。
   学术界大部分批评者从“实然”层面上否定此规范,“应然”角度上则承认该规范合理性。本文从新知识类型视角对有组织怀疑主义规范进行反思,笔者认为新科学知识类型扩展使得此规范在“应然”层面亦非完全合理,新知识类型具有非普遍性、地方性、难以表述性等特点使得默顿有组织怀疑主义规范不再适合作为此类知识的评审规范。本文创新性地把解释学循环理论用于分析默顿元规范的自洽性及分析有组织怀疑主义规范与新知类型作为评审对象时的不合理性,而且把隐性知识、前沿知识、地方性知识置于科学评审共同体面前,从新科学观和新知识类型这一新视角审视默顿有组织怀疑主义规范。
   正文主要通过分析有组织怀疑主义规范面临地方知识、隐性知识和前沿知识的挑战,指出其“应然”层面出现的问题,并根据评审客体的特质相应提出民主性规范、鼓励性规范、包容性规范、创新性规范,补充默顿有组织怀疑主义规范在新知识时代作为新出现的知识类型的评审规范的不足,期望能引起科学界更多的思考,进而科学家给予科学评审规范更多关注,提出更有实际建设性意义的新规范及新方案。
  
[硕士论文] 田应利
科学技术哲学 南京师范大学 2010(学位年度)
摘要:文章聚焦“论费耶阿本德的反科学主义”这一论题,研究费耶阿本德的反科学主义哲学思想,这就无法绕开辩证历史观,无法回避产生反科学主义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无法忽视费耶阿本德的批判精神,更不能离开研究意义谈研究。
   本文通过回望和反思费耶阿本德的非理性主义、文化相对主义、认知论的无政府主义,以及针对传统的科学哲学和狭隘科学主义提出的反科学主义及其产生过程,对其反科学主义的思想和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评介,并由此勾勒出一种独具特色的科学观和一种非常激进的科学态度。
   全文共分六个部分,首先以简短的引言导入,紧接的第一章就交代了反科学主义的产生背景,探索费耶阿本德的反科学主义的理论渊源。第二章拉开费耶阿本德的反科学主义哲学思想的序幕,点击费耶阿本德否定实证主义、发展历史主义、批判科学沙文主义,最后走向人本主义的哲学思想。第三章对费耶阿本德的反科学主义思想体系进行详细梳理,审视费耶阿本德对相对主义的态度,对方法和理性的拷问,对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强烈反对,对科学优越性基石的摧毁,对知识走向文化的引领,从而凸显费耶阿本德对多元的彰显、权威的拒绝以及自由的崇尚。第四章对费耶阿本德的反科学主义哲学思想进行客观的评价,肯定了费耶阿本德的反科学主义思想推进着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型,辐射着科学知识社会学流派,推动了后现代主义发展,开放了自由的社会时空。同时特别强调费耶阿本德的反科学主义思想的合理性和局限性。最后部分,以尾声的形式展望新科学观图景。
[硕士论文] 王贺松
科学技术哲学 南京师范大学 2010(学位年度)
摘要:理性与非理性犹如人之精神的两翼是密不可分的,可是在人类的认识和实践中,人们却普遍地认为只有理性才是指导人类走向正途的唯一灯塔。尤其是20世纪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因看到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创伤,痛定思痛,对非理性和非理性主义进行了及其尖锐的批判和否定,认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都是因为非理性主义思想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工具和理论根据。因此,只有在理性的旗帜下,发动广大民众,激发群众的阶级意识,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立足人类的现实和整体,才能真正地维护世界和平,实现人类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进步。
   为此,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了卢卡奇对非理性主义鲜明的批判态度。首先,介绍了卢卡奇对理性毁灭的认识;陈述了两次世界大战所标志的理性毁灭的政治经济背景,认为正是这种时代环境才使非理性主义的思想更加地大行其道,公开地和明目张胆地为法西斯主义和资产阶级服务。二是,论述了卢卡奇对导致理性毁灭的原因所进行的精细分析和入木三分的论证;指出正是卢卡奇使人们对非理性主义的真实面目有了更加深入和全面的认识。三是,阐述了卢卡奇的“理性观”,指出:卢卡奇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非理性主义思潮及其代表人物进行了尖锐批评,尤其是对谢林、柏格森等人的批判更有针对性,并提出如何维护理性和重建理性的方法和途径。最后,指出卢卡奇对非理性主义的批判是切中要害、分析透彻和论证充分的。迄今,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
   但是人类对于理性和非理性的认识并没有到此为止。尤其今天后现代主义者们对理性和理性主义提出的批评和挑战,使得我们不得不站在辩证法的高度来重新审视理性和非理性各自的性质、功能、价值、作用,以及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实际上,理性和非理性是人类所拥有的两种不同的思维形式和思维特征。它们在人类的认识和实践行为中缺一不可。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辩证法共同推动着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博士论文] 高健
马克思主义哲学 复旦大学 2010(学位年度)
摘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认为,在冷战后的全球政治新格局中,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演变为文明间的冲突。在宏观层面上,这一冲突表现为发生在不同文明的核心国家的冲突,在微观层面上表现为发生在属于不同文明的邻近国家之间、一个国家中属于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或者想在残骸之上建立起新国家的集团之间的断层线冲突。概而言之,由于存在于文明间的天然差异,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在关于中华文明的现代崛起这一问题上,亨廷顿基于西方资本列强发展的历史过程,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这个目标就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支持这一结论的另一个重要依据是“所有其他工业大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与紧随其后的年代里,都进行了对外扩张、自我伸张和实行帝国主义”。因此,中国没有理由拒绝谋求世界霸权的诱惑。
  客观地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作为一种不乏新意的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论解释模式的确在现象上具有相当的说服力,并且在解释当今世界伊斯兰国家与西方国家日益激化的矛盾时似乎显得尤为切合。然而,由于其非历史性的、主观主义的、自然主义的理论本质,文明冲突论虽然在现象解释上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在真正探寻国际冲突的根源这一根本问题时就显得束手无策了。作为一种必然的归宿,文明冲突论迅速遭到了来自同一层面的众多国际理论的袭击,并且作为关于世界政治格局的众多观点之一种消遁于无休止的争吵之中了。因此,思想要冲破粗陋的经验主义与单薄的因果律的藩篱,若要真深入到当今国际冲突的根源与本质中去,就必须具有哲学的高度与历史的深度。就必须展开针对亨廷顿理论体系中隐秘的哲学前提的根本批判,即关于其无批判的自然主义、经验主义与非历史主义立场的批判。
  正如一切事物就其本质而言不过是被镶嵌在特定的历史座架上的存在者一样,一切理论也不过是特定的现实历史语境的产物。必须从现实物质世界的文化机制、权力构架及其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理解一切历史生成的观念与理论,才能对之形成有效的批判。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与原则高度。
  一个非常明显但却总被忽略的问题是,现代国际冲突始终是也必定是在现代文化建制中展开的。正如在资本文化的时代不懂得资本就无法懂得地租一样,在当今世界,若要真正理解国际冲突的根本缘由就必须深入认识以“理性”为基本特征的现代社会文化机制的内在结构与权力构架及其与生俱来的精神气质。作者以为,若要真正步入现代性问题的堂奥,至少以下两种批判路向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其一,法兰克福学派对以冲破愚昧与野蛮为基本特征的理性重新倒退为一种野蛮的现代神话这一自我否定过程的揭示。理性的双向维度与吊诡的本性早在韦伯关于现代文明的社会学描述中就已经袒露无遗了。依循韦伯的批判路向,法兰克福学派借助于黑格尔哲学中绝对精神的自我同一运动的形式,极为出色地揭示了现代理性剪灭与吞噬一切非概念的、非同一性的暴戾本质。
  其二,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在不同时期分别对依附于现代文明机制之上的资本与技术展开的本质批判。作为现代文明内在机制的集中体现,资本不知餍足的本性与技术进步强制的特征鲜明地昭示了现代意识形态的基本定向,并且作为这一意识形态的侧面充分提示了隐匿于其后的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因此,对于资本与技术本质的批判若要真正彻底,就不可避免地要与整个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清算结合在一起。在完成这一任务的道路上,马克思与海德格尔是我们时代的先行者与引路人。
  关于现代性社会机理的领会为我们深入批判作为亨廷顿思想基础的现代美国政治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个本质重要的视角。美国卓异主义作为美国立国的核心价值理念一度是美国“卓尔不群”的政治行为的理论支点。然而,在当代世界资本体系的框架内,作为一种扫荡一切、夷平一切的现实力量的资本原则必定彻底掏空并且根本瓦解美国卓异主义的现实基础。尽管二十世纪的美国政治总是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披着神圣的道德外衣,尽管当代美国外交理论就其内容而言异乎寻常的丰富多彩,然而,借助于葛兰西一再强调的“文化话语霸权”的重要性,我们清楚地看到,现代美国的外交实践完全服从于、并且不折不扣地服务于现代资本发展的内在原则,即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就此而言,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怎么可能是一个例外呢?
  一个摆放在我们面前的也许是当代中国最为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在现代性文明机制与世界资本体系的双重架构下,现代化中国往何处去?中国的未来,果如亨廷顿所言只不过是又一个毫无本质差异可言的资本实体成为世界资本体系中的一员,并且不可避免地参与到世界霸权的争斗之中,还是要走出一条卓然不群的、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来?
  一个必须承认的基本前提是,中国正处在其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与现代化方向选择的当口。在这里,任何盲目的乐观主义态度与悲观的经验主义态度都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必须承认,中国文化的未来,就其本质而言首先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尽管任何关于中国未来的探讨都是对于中国未来的一种实践性参与。诚如海德格尔所言,当一种历史的解蔽方式不期而至之时,它必定表现为一种不可遏阻的强制性力量,我们只能怀着虔敬与期许之心默默等待。然而,如果我们对这个民族的未来仍然还有憧憬与信心,就应该看到,中国就其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当下的现实生活基础而言,无不暗示着其不可能发展成为诸如西方资本列强一样的众多资本实体中的一员。
  本文认为,现代中国的和平崛起必须基于以下基本原则方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其一,这一实践必须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它必定也必然体现为中国文化精神的返本开新。毫无疑问,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绝不可能、一丁点都不可能超拔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地而自行展开。因此,和平主义的中国文化精神必然作为一个有机的环节被收归入当代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之中。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机械地将这一文化精神植入对于中国当下社会的理论探讨,那么,我们就与亨廷顿先生走上了同一条经验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态度。惟有批判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本质,我们才能真正地把握它。其二,这一实践必然本质地与具有中国特色的关于现代化生活本质的占有与享用内在勾连在一起。它必然体现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会形态的全面绽开,它在扬弃了现代理性的抽象本质的同时,体现为一种全新的时代精神。
  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若要真正具有本质的世界历史的意义,就必须是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的现代生活实践,就必须产生一种真正具有历史维度的感性生命体验与感性生命活动,就必须表现为依循本民族的伦理价值资源的内在原则的对资本精神的扬弃。
  据此,就其否定性的一面而言,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事业的展开意味着对于现代文明的本质批判与扬弃,意味着对于世界资本体系的毁灭性打击,因为它必定撼动这一体系的根本原则。伴随着这一革命性的历史命运的展开,早已被癫狂的理性生活撕扯成碎片的人的生活将重新成为一个真正的整体,早已不复存在的人与人之问的实体性联系将再次具有普遍可能性。就其肯定的一面而言,一种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并且恰当地应和了现代生活的道德原则与感性意识将真『F作为一种普遍性原则在整个世界绽开,人类将在它全新的世界历史的起点展开全新的感性活动与自我创造,而这一活动就其本质而言不折不扣地体现为自由。因此,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不仅就现实物质意义而言是世界的福音,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也许会为世界各国探索符合自身的现代化道路提供某种难能可贵的启示。
[硕士论文] 张昆
马克思主义哲学 苏州大学 2009(学位年度)
摘要:人类诞生数百万年,人类文明史也历经了数千年的漫长岁月。从人类诞生之日起,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成为人类成长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人类物质生产加速发展的同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却日益变的紧张起来。中国作为正在经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大国,如何避免重走先发资本主义国家靠掠夺自然、破坏生态谋取经济发展的老路,如何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础上满足人们发展经济、改善生活和提高综合国力的要求?就成为当今中国不得不关注的重大问题。本文对当代著名生态哲学家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做了尝试性地分析,指出其对生态哲学发展的重要意义和不足之处,然后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对自然价值论进行了哲学思考,最终得出自然价值是人与自然关系中的自然价值,自然价值是历史的、实践的结论。
[硕士论文] 王霞
马克思主义哲学 苏州大学 2009(学位年度)
摘要: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在这巨大繁荣的背后,是一定程度上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随着生态危机对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人、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常提常新的话题重新成为人们思考的一个焦点。在此方面进行的理论探讨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生态哲学的建立就是其重大成果之一。但学界对生态哲学研究的兴奋点,主要是对环境伦理问题、具体生态环境问题和实践问题的关注,而忽视了对生态哲学理论体系的营造,这不利于理论的进一步提高和人们统一认识的形成。因此,本文想对生态哲学的理论体系作一些尝试性研究,提出自己的实践建构。 文章是从分析唐纳德·沃斯特的一本专著《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入手,揭示其蕴涵的生态哲学思想,提出“哲学基础”是人与自然是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历史观念”是历史是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历史,“价值准则”是自然“内在价值”与人类“应有义务”的同一。唐纳德·沃斯特的生态哲学在其“哲学基础”的阐释上具有片面性,在其“历史观念”的导向上带有文化决定论色彩,在其对自然内在价值的判定上缺乏有效性。本文以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为基础,对生态哲学的理论体系提出了自己的理解。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是中国坚定不移的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当中,加强并加速生态哲学理论的研究,对于人类角色的转换,生产模式的变革,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未来文明的走向都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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