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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季凌宇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黑龙江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总体性即整体性、完整性,马克思的生态文明思想中有着深刻的总体性认知。本文通过系统剖析批判以往落后、过时的大众生态观和严峻的社会生态现实,以论证马克思总体性生态文明观的科学价值。
  通过对马克思总体性思想方法的研究可知,现实的生态问题、生态危机与总体性的失落密切关联,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倾向不但造成了人与自然的矛盾,更严重的是造成了人与人的分离,乃至人自身的分离。马克思总体性思想的现实生成即在于重塑人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是解决生态问题、生态矛盾、人文危机、生态危机的最现实可行的科学方法。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处于生态环境中,生态问题从一定程度上讲影响着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走向。对生态文明问题的思考既是基础,也是前沿。马克思总体性思想方法中的生态平衡内涵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根基。
[硕士论文] 韩尚信
环境科学 合肥工业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也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为了解决人类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开展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从PSR(压力-状态-响应)3个方面选取指标构建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TOPSIS模型对安徽省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进行评价,同时为了进一步剖析影响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内部因素,本文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两个子系统进行协调度分析,来分析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内部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及相互协调程度,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研究内容及主要结论如下:
  (1)运用改进的TOPSIS模型对安徽省2016年各城市和2007年至2016年安徽省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在时间序列上,在2007-2016年间,安徽省资源环境承载力基本呈现上升趋势。安徽省资源环境承载力由0.4143上升到0.5475,安徽省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由中等水平上升到良好水平;在空间序列上,2016年安徽省整体资源环境承载力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总体呈现南高北低。改进的TOPSIS模型提高了评价结果的客观真实性,评价结果与安徽省实际情况相符合。
  (2)为了进一步剖析影响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内部因素,本文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两个子系统(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进行耦合协调度分析,结果显示:在时间序列上:在2007-2016年间,安徽省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耦合协调度由0.55上升到0.86,安徽省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耦合协调水平由勉强协调发展水平上升到良好协调发展水平。在空间序列上,2016年安徽省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耦合协调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但又表现出一定的地域相近性。本文通过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区域的资源环境状况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内在关系,为提高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参考。
  (3)基于上述的评价结果,本文提出针对性建议。通过科学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循环经济发展,加大环保投入等方式可以提高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本研究为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支撑。
[博士论文] 陈峥嵘
公共管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气候变暖,极端天气频发,水、土壤、大气、海洋的污染日益严重,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破坏,资源的稀缺性逐步显现,给人类生存与发展带来了现实的威胁。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面临的发展与环境的冲突问题更为突出,调整产业结构、实施绿色发展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的重要路径,从依赖环境、资源转向依靠科技和人才。作为与科技创新最密切的制度,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国家竞争的核心内容,应在保护生态环境、实施绿色发展战略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但我国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环保导向缺乏,绿色知识产权创新激励不足。本文以生态学、公共管理、知识产权等相关理论为基础,将生态伦理、环境保护的要求融入到知识产权的目的、价值、方法、原则以及具体措施之中,对现有知识产权制度进行“绿色化”改造,探索构建绿色知识产权体系,倡导优先发展绿色知识产权,并提出了相关配套激励措施。
  首先,论文从分析知识产权对生态环境的作用入手阐释了构建绿色知识产权体系的必要性。在分析国内外相关领域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和知识产权自身特点,分析了绿色知识产权的功能,面对我国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导向缺失的现状,以生态环境保护、实施绿色发展、应对国际竞争、建设知识产权强国为现实背景,论述了将生态伦理、保护环境的价值理念融入知识产权制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其次,论文以知识产权的权利客体或载体的“绿色化”或“生态化”为基础,进行了绿色知识产权的概念、内涵和体系的建构。在归类梳理国内外专家学者对绿色知识产权界定的基础上,通过界定绿色技术、绿色作品、绿色标识等权利客体,明确“绿色专利权”、“绿色著作权”、“绿色商标权”等绿色知识产权概念的内涵,着力从理念与目的、客体与内容、应用与保护等方面探索构建我国绿色知识产权体系,将知识产权静态制度和动态运用相结合,详细地阐述了绿色知识产权各组成部分的具体内容。
  第三,论文从实现绿色知识产权价值目标的角度,探讨了部分与绿色知识产权紧密相关配套制度。论文结合绿色知识产权的体系构建和作用发挥的需要,分析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绿色产品标识制度,强制许可制度、合理使用制度和权利穷竭原则,行政和司法裁量“绿色化”等配套制度。
  第四,论文结合国际国内形势,以我国知识产权现有政策资源为基础,提出绿色知识产权优先发展策略。论文主张在区分绿色知识产权与普通知识产权的基础上,倾斜性地加大绿色知识产权的支持力度,采取优先审查、加大投资、减免相关费用、政府优先采购等多项优先发展措施,以满足知识产权现代转型、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实施绿色发展、改善生态环境的现实需要。
[硕士论文] 苑路
国际贸易学 山西财经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和贸易格局的优化,稳定增长的经济形势,丰富的劳动力和资本资源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各种政策的支持,都吸引着大量的外商资本进入我国。然而外资的流入,加剧了我国自然资源的消耗,导致污染排放量加剧,引起空气质量下降,尤其雾霾天气的加剧,使得环境压力加大。陕西省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新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枢纽,也因“一带一路”战略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节点的前沿位置,这必将增强陕西省对外资企业的吸引能力,而外商直接投资将进一步助力陕西省经济发展。本文将从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出发,研究分析对陕西省环境造成的影响,为今后陕西省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更加注重环境问题、真正实现绿色经济的发展提供建议。
  在总结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环境不同路径下的作用机理,影响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以及技术效应。外资的引入、资本的扩大可以使得东道国经济规模生产扩大,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然而经济的快速扩张势必增加资源的消耗,加剧环境污染。与此同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环保意识的增强,对环境质量的诉求提高,有利于环境污染的改善;外商企业投资在各个产业份额占比不同,具有一定的产业倾向性,这就影响了东道国的产业结构,从而影响了环境;外资的技术效应能够带动内资企业甚至整个行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内企进行生产方式和管理的变革创新,升级降污设备,改善环境质量。
  通过对陕西省外商直接投资以及环境污染状况分析可知,陕西省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较快且规模不断扩大,但与全国其他省市相比,整体规模和总量仍然偏小。外资企业投资第一、第三产业的比重较小,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外资在进行投资选择时具有一定的污染行业倾向性,使得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加剧了污染物的排放。本文运用陕西省各地市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一方面检验了陕西省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效应,另一方面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外资的引进使得陕西省环境二次曲线上移,加大了对环境的威胁;FDI的增加导致了工业废气和工业废水排放量不同程度的增加,加重了陕西省环境污染。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以期陕西省在引资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断改善环境问题。首先,调整引资发展战略,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转变经济发展观念,建立绿色GDP评价体系,加大对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视;加大引资力度,优化外资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外资在第三产业的比重。其次,提高外资准入门槛,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杜绝高污染行业进入,在扩大外资数量的同时更注重引资的质量。再次,提升地区吸收消化能力,更好的发挥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发挥先进技术对环境的积极作用。最后,落实配套的环境保护制度,加强环境监管力度,积极发挥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的合力作用,增强环保意识,促进经济环境健康和谐发展。
[硕士论文] 王晓田
会计学 山东工商学院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经济的快速发展,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使人民的生活面貌焕然一新,但同时也造成了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随着可持续概念的推广,我国政府和相关部门逐渐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采取了相应的环境治理措施,但这些措施是否有效,生态环境是否得到了改善,这就需要运用审计评价来进行检验。本文在总结梳理相关概念涵义和理论的基础之上,分析了审计评价组成要素之间关系和特性,然后借鉴现有相关研究成果,从审计角度选取评价指标,构建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法、模糊隶属度函数等方法进行原始数据处理,将耦合协调度引入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审计评价模型中,从而建立了一套系统、全面的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和合理有效的审计评价模型。在实证分析部分,将建立的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和模型进行具体运用,评价山东省及其17地市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得出山东省目前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状况较好,但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各个地市具体情况不同,东部沿海地区好于西部内陆地区,从而也说明了山东省整体的环境治理投资的效果低于全国平均标准水平,山东省内东部沿海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的绩效情况好于西部内陆地区。实证研究的成功运用也证明了构建的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审计评价指标体系和模型在实际中切实可用。
[硕士论文] 严珊珊
应用经济学 集美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21世纪以来,围绕海洋资源的开发逐渐成为滨海国家抢占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制高点的机遇,而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提出也凸显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决心。海洋产业集聚发展带来的集聚效益能够有效带动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是海洋产业发展的有效模式,但也具有局限性,其发展同样受到资源环境的制约。唯有综合考虑海洋产业集聚发展与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才能实现海洋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海洋强国梦”。
  福建省作为我国的海洋大省,区位条件优越,海洋资源丰裕,具备巨大的海洋经济发展潜力。在“海洋强国梦”以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福建省如何实现海洋产业集聚与区域资源环境协调互动发展尤为重要。
  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后,本文首先对涉及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详细探讨海洋产业集聚与资源环境的耦合作用机理;其次分析了区域资源环境下福建省海洋产业集聚的现状;再次,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海洋产业集聚与资源环境系统的耦合作用进行实证检验;然后,引入耦合发展评判模型,进一步对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进行测定;最后,提出了提升福建省海洋产业集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福建省海洋产业集聚系统和资源环境系统各因素间的耦合关系在中等相关关系以上,耦合协调类型处于初级协调和中级协调间徘徊,在耦合机制中整体处于中等水平,耦合关系要想向更高的耦合类型跨越,关键在于集聚结构的调整优化。今后,福建省应当通过推动海洋产业集聚升级、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等方面的措施,进一步提升两系统间的协调发展水平。
[硕士论文] 赵苑迪
人文地理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人类文明经历了漫长的原始文明、农业文明之后,于18世纪进入了辉煌的工业文明。上世纪中叶至今,人类已迈进生态文明时代,它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新的社会形态。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意见,而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时代的潮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由于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消耗,以及对环境的破坏,资源环境承载力已进入超负荷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是我们面对的难题。在此背景下,依赖科技进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是最有效的解决路径,而人是一种生产要素,作为经济发展的资源要素,也是绿色发展中的重要要素,其参与了生产过程,是推动科技进步的核心力量。目前,在绿色发展的理念下,人口要素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并不明确,因此,有必要研究人这一重要要素在绿色发展中的作用,从而更好地推动绿色发展。而明确人口在绿色发展中的驱动作用,实质上就是从空间的角度研究人口空间分布与绿色发展空间的关系,其需要对人口在空间的不同属性结构进行细致的刻画与分析。
  本文梳理了绿色发展的研究成果。从水文保护、绿色保护、文物保护、地质灾害保护和环境保护这五个角度,运用系统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对绿色发展空间进行刻画,并构建包括9大类21小类要素的绿色发展空间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应用地理信息方法与空间分析技术,量化指标转化为不同类型的绿色发展空间格局;梳理了人口资源的研究成果,将人口要素划分为资源型人口和创新型人口,并在GIS计算方法的支撑下,获得两大类人口空间要素的分布格局。最后,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构建人口空间要素与绿色发展空间的反馈方程及反馈机制。
  论文以成都市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实施上述研究方法,得到如下研究结论:(1)创新型人口的增加,提高了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和潜力,导致土地需求下降。通过创新型人口的增长,在保持经济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绿色发展空间中承载人口的适宜建设区面积明显减少,创新型人口增加与传统资源型增加提升相比,前者驱动的绿色发展空间格局承载的人口密度显著提升。(2)创新型人口的增长对绿色发展具有正向激励作用;其适宜建设区面积大幅度减少,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增加,限建空间和禁建空间得到有效的保护。传统资源型人口的增加对绿色发展具有负面激励作用。其适宜建设区面积大幅度增加,适度建设区面积显著减少,极大的占用了区域未来潜在的利用空间。(3)本文在方法上,建立了一套基于全空间尺度下的要素表达、格局划分、成因反馈的分析框架,为分析人与绿色发展空间之间的协调关系提供了有效的实施路径。
[硕士论文] 陈军
自然地理学 四川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许昌市的经济发展增速,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人地矛盾加剧。城市的建设对当地的土壤、水质、气候等环境因素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和伤害。为了保证可持续产业与资源开发之间的协调发展,使生态环境的改善与恢复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对于华夏文明发源地,生态环境脆弱、承载力相对较小的中原地区的许昌市来说意义重大。
  基于经典的生态承载力理论,采用生态足迹理论计算,分析了许昌市的生态情况,同时用动态生态足迹理论和计算公式,计算出了许昌市的生态承载力,得出其生态承载力在不断下降。本文也用动态生态足迹理论预测了许昌市未来10年的生态足迹,为许昌市未来的生态发展提出了建议。
  本文以许昌市为例,运用经典的生态足迹分析理论与计算方法,综合考虑了水资源的供给与消费和环境的容量与负荷四个方面,得出了许昌市2010-2015年的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和生态赤字。数据显示:许昌市近年来生态赤字显著,生态承载力不足,生态功能水平薄弱,生态环境压力不断增加。基于对许昌市的生态情况研究,文中探究了本区域在城市生态承载力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和问题出现的深刻原因,同时围绕上述问题提出了针对性解决意见。
  本文同时还指出了生态足迹理论的不足之处,提出动态生态足迹理论和计算公式。通过计算许昌市从2010-2015年的生态足迹,论证了公式的准确性,并对2016-2025年的生态足迹作出预测,发现许昌市的生态承载力不够、生态水平太低,由此作者对许昌市城市生态承载力建设提出了四个方面的畅想。
  本文的研究不仅能指导许昌市的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而对其他城市的生态规划及城镇化发展也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它能够以点带面地为整个中原经济区城市群做好生态环境保护,提高城市生态承载力,进而能为国家建立更加科学完善的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提供帮助。
[硕士论文] 陈志林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浙江农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工业文明之后,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呈现出来,生态文明的产生正是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现。目前面对可利用资源缺乏、生态环境严重污染、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等威胁,建设生态文明,缓解生态压力,探索出一条正确的解决路径是当务之急,并且刻不容缓。
  江泽民作为我国第三届领导集体的核心,他的生态文明思想是其整个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末,随着经济建设的大力开展,我国生态问题逐渐凸显并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以江泽民为领导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当时就已经关注到了我国生态文明发展问题,面对国际生态保护的呼吁,国内生态问题的现状,江泽民同志对于解决我国生态问题,促进生态文明发展、解决生态污染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本文首先从追本溯源的角度入手,探寻江泽民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来源,指出江泽民生态文明思想是建立在生态理论的雄厚基础上的,江泽民生态文明思想的产生是有其必然性和可行性的。其次通过大量的文献,总结分析了江泽民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内涵,从可持续发展战略、到人与自然共处、社会科技的运用、社会法制的保障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勾勒江泽民生态文明思想的主要思路和脉络,归纳出江泽民生态文明思想的协调性、公平性、广泛性和创新性的主要特征,探索江泽民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我们后续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建设性的意见。
[硕士论文] 刘起宏
工商管理 哈尔滨理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企业的供应链是其保障资源供给的血管,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然而传统的供应链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尤其在实现各节点资源配置方面,传统的供应链只考虑资源输送最大化效益,而忽视了对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给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为社会带来了各种的负面影响。绿色供应链倡导将绿色环保意识融入到供应链管理中来,通过降低供应链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优化资源配置,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消耗,以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A公司,该企业将可持续发展理念作为企业经营的长期目标,为客户提供优质产品的同时,也以负责任的态度对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A公司在原料采购、产品生产、设计制造、消费及物流等供应链的各个环节都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致力于绿色管理,与供应商、客户和其他合作伙伴共同打造绿色供应链。
  本文探讨的是绿色供应链视角企业供应商选择问题,对绿色供应链的概念进行了阐述,以A公司为例,介绍了当前企业在进行供应商选择的现状,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包括缺乏对绿色供应商信息系统考核、忽略了绿色包装和绿色运输问题、缺乏绿色风险管理和对绿色供应商评价标准不统一问题。并对A公司绿色供应商选择的标准和评价体系进行了重新制定,将A公司进行绿色供应商选择的评价指标分为质量、生产、服务、成本、财务、创新和能源环保七个大指标;七个大指标又被分解为29个小指标,并根据公司相关专家的经验,确定了各个指标在评价中的权重,并以此建立模糊评价模型。利用层次分析法,对A公司绿色供应链下供应商进行评价,通过建立层次结构模型、构建两两判断矩阵、确定单层权重及一致性检验以及确定组合权重及排序对供应商进行选择。由此确定了A公司的最优绿色供应商。最后提出了企业进行绿色供应商管理的策略,希望对我国企业的绿色供应商管理实施起到指导作用。
[硕士论文] 霍小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西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建设生态文明于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十八大将其纳入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环境,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并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十三五规划”内容中有7篇涉及加快改善生态环境,这在以前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是绝无仅有的,2016年11月公布的《“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对全国生态建设的形势、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及具体路径等作了重点阐述。这表明我们党越来越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以推动生态文明新形态的建立。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实现中华民族可持续、绿色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生态福祉的视角出发,紧紧围绕建设良好生态,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分析和梳理习近平的生态思想对于在全社会树立生态价值观、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确保全球生态安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生态观研究》一文,首先,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中国传统生态观、国外生态理论及国内外生态建设现状的分析阐明习近平生态观形成的依据;其次,梳理习近平生态观的主要内容并概括这些思想的特征;最后,阐述习近平生态观的价值,主要包括理论价值、学术价值、实践价值等,并提出对加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几点思考,有利于进一步贯彻习近平生态思想,提高生态环境质量。
[硕士论文] 谢浩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作为北美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本·阿格尔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客观现实的分析之上,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生态学理论巧妙结合,创立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可以肯定,生态危机论是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阿格尔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从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危机转变为生态危机。基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阿格尔提出生态危机的实质是人的异化,即资本主义社会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对立。这种对立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不过阿格尔认为的内在矛盾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轨迹,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表现为生产过程和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究其原因,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已由异化劳动扩展到异化消费,危机也由生产领域转移到了消费领域。生态危机就是异化消费的结果。为了破灭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阿格尔在扬弃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企图通过克服异化消费来完成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变革。具体来说,阿格尔的危机化解方案包括这样几条措施:在经济增长模式上,实行稳态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发展方式上,落实生产生活的生态命令;在管理体制上,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生产;在意识形态上,将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相结合。
  阿格尔的生态危机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积极因子,同时又有所超越,主要表现为对马克思异化理论、危机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的时代性超越;对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控制理论、技术异化理论和生态危机观的建构性超越。同时,阿格尔的生态危机论也具有较强的批判性,它对资本主义掠夺式工业生产方式、官僚制和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受操纵的资本主义消费文化都进行了有力批判。但是,阿格尔没有继承到马克思主义唯物性、革命性的理论特质,因而其生态危机论具有变革的不彻底性、根源分析的不深刻性、危机化解方法的不可行性的缺陷。正因如此,我们需要用客观、公正的眼光来审视阿格尔的生态危机论。作为一种颇具理论创造性、时代适用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要不脱离中国生态危机的实际特点,阿格尔的生态危机论完全可以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供理论上的启示与实践上的指导。
[硕士论文] 张肖一
区域经济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能源是一种重要的资源,但能源的开发和利用过程也对自然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危害人体健康。作为人口2000万以上的超大型城市,北京的能源需求量巨大,且2015年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高达76%,化石燃料燃烧产生大量的大气污染物。在此背景下,本文运用定量分析方法,评价北京市空气质量,分析北京市能源消费结构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探讨进一步改善能源消费结构,治理大气污染的对策。
  本文分析了北京市2000-2015年SO2、NO2、PM10、PM2.5浓度状况,并用灰色聚类模型来评价北京市2000-2015年的空气质量综合水平。结果表明,北京市2000-2015年期间SO2、PM10年均浓度呈下降趋势,NO2、PM2.5浓度在2000-2007年下降,在2008年以后降幅很小,窄幅波动;2000-2007年空气质量为III级,2008年以后均为II级,空气质量总体上逐渐提高。
  本文分析了北京市2000-2015年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主要能源的用途和存在的问题,并运用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分别分析能源消费结构对SO2、NO2、PM10、PM2.5年均浓度和以第三灰类聚类系数代表的空气质量综合指数的影响,结果表明:一、煤品和油品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对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和各污染物浓度有正向的影响;天然气在总能耗中的占比对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和SO2、PM10浓度有负向的影响,对NO2、PM2.5浓度有正向的影响,其不充分燃烧可能会产生NO2和少量的PM2.5;电力在总能耗中的占比对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和各污染物浓度均有负向的影响。二、北京市煤品在总能耗中占比的降低及电力占比的提高有效地降低了各污染物浓度并提高了空气质量整体水平,但同时油品占比的大幅提高制约着北京市NO2、PM2.5浓度的降低,使得北京市大气污染面临着新的挑战,天然气只能作为能源消费结构调整的过渡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空气质量。在此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治理能源相关大气污染的根本性措施是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总能耗中的比重,并提出推动分布式光伏与电动汽车协同发展等措施。
[博士论文] 张倩
技术经济及管理 华北电力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目前,资源短缺与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阻碍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两大世界性难题。由此所引发的气候变化异常、全球气温变暖等问题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究其原因主要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大量温室气体的排放,特别是化石能源使用过程中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同时其二氧化碳排放量也一直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根据国际能源协会2009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在2007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2015年在最新召开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提出将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到65%。这意味着在碳排放的总体约束下如何解决能源结构的优化配置已成为中国工业化建设过程中首要解决的严峻难题。其中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电力行业占全国总碳排放量的比例巨大,这也使得电力行业成为我国进行能源结构优化研究的主要对象。
  中国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是未来中国发展能源道路的重要选择,可再生能源也将会成为中国能源结构的主要力量。为了优化中国电力行业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国家能源部门从2012年开始研究制定《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考核办法》。然而,随着2002年和2014年两次电力体制改革后,原有可再生能源激励政策已不能适应现阶段的发展要求。同时,这些年的实践也充分反映了实施可再生能源激励政策确实面临巨大的挑战,例如可再生能源电力交易法律法规的严重缺失、实施政策和指南的滞后和不确定性、监管机构及专业人员的紧缺,都严重制约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发展。因此寻求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可再生能源激励政策成为当务之急。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如下:
  (1)分析目前我国电力行业区域能源消费情况以及区域二氧化碳排放情况,并对我国电源结构现状进行了研究。
  以电力行业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中国火力发电行业二氧化碳排放的LMDI分解模型,从能源结构、CO2排放强度、能源强度、经济发展和区域人口五个方面分析火力发电行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情况。根据LMDI模型的计算结果,本文对我国六大区域电网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减排展开了研究,并预测了2013-2020年我国各区域电网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
  (2)对我国火力发电行业进行能量和有效能分析,完善我国电力行业能源效率计算方法,提高能源效率计算的准确度。
  对我国火力发电行业的能量效率和有效能效率进行计算,并对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进行对比,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在能源效率方面我国火力发电行业还有改善空间,提出进行可再生能源发电的重要性。
  (3)对目前国际上常用的两种可再生能源政策(RPS制度和FIT制度)进行分析,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可再生能源激励政策。
  首先,分别构建了基于RPS制度下的电源结构优化模型和基于FIT制度下的电源结构优化模型。同时分析了可再生能源配额和绿色证书价格变化对基于RPS制度下的电源结构优化模型的影响,以及碳权交易价格和政府补贴变化对基于FIT制度下的电源结构优化模型的影响。其中基于RPS制度下的电源结构优化模型主要考虑可再生能源配额和绿色证书交易机制对电力系统的影响。而基于FIT制度下的电源结构优化模型是在固定电价基础上考虑碳排放交易对电力系统的影响。
  其次,我们分别从政策制定和发电商均衡点两个角度对RPS和FIT制度进行对比分析。通过分析发现无论是RPS制度还是FIT制度都存在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其中RPS制度在降低传统能源发电和二氧化碳排放方面要优于FIT制度,而FIT制度比RPS制度更能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发展和带动发电商的积极性。
  最后,为了弥补两种制度的缺陷,本文提出采用两种制度协同作用下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并构建了RPS与FIT协同作用下的电源结构优化模型。该激励政策在定价方式上选择FIT制度中的固定电价,同时考虑RPS制度对发电商的约束。本文分析了该政策模式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碍,并分别提出了建议,这对今后相关研究和政策选择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硕士论文] 李娜
马克思主义哲学 西北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全球生态问题严峻和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渐失信心的情况下,本·阿格尔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现实问题,吸收借鉴法兰克福学派和莱斯的思想观点,探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归宿,从而构建了较为系统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本·阿格尔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已由经济危机变为生态危机,导致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是异化消费。他发展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观点,认为工人在集中化机械劳动中被异化为机器,幸福感和人生价值的缺失使得工人转而试图在消费中寻求种种补偿。资产阶级为了追求更大利润,控制工人阶级,不断扩大生产以满足工人阶级的物质欲望,从而造成异化消费。由于异化消费支配消费者,工人自身也就无法自主脱离异化消费。当资本主义因为生态问题无法再向工人阶级提供足够的消费商品时,工人阶级就会脱离异化消费,重生阶级意识,进而得出资本主义制度是导致生态问题之源的结论。这一过程被本·阿格尔称作——“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最后再由工人阶级结合美国民粹主义实现本.阿格尔设想中的“分散化、非官僚化和基层民主”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
  本·阿格尔为马克思主义提供发展新方向,但其理论具有片面性和乌托邦化的倾向,在实践中可能难以获得一种可行性。我国应借鉴其思想精华,去除其理论糟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思想借鉴。
[硕士论文] 李超
马克思主义理论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安德烈·高兹是20世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领军人物之一。他以批判的视角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反思,认为导致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以资本逻辑为表征的经济理性。为此,他提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试图通过构建生态理性来应对生态危机所带来的挑战。
  高兹从生态政治、生态经济、生态伦理三个方面提出了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解决方案。就生态政治而言,他认为政治制度是构建生态社会的保障,必须构建起以生态理性为内核,以人的自由解放为目的的政治制度才能有效抑制生态危机的产生;就生态经济而言,他从经济理性、科学技术和劳动分工三个层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加以批判,认为“够了就好”才是现代社会经济制度应当追寻的根本价值;就生态伦理而言,他从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出发,认为个体必须树立生态价值观,坚持绿色文明生活并建立起生态消费模式。
  尽管高兹发现了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的同源性关系,但是其理论依旧存在一定的局限与缺陷。首先,他错误地将个体的自由解放与整体的自由解放混为一谈;其次,他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视为科学技术,从而否定了上层建筑的独立性和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能力;第三,高兹的理论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说服力。
  即便如此,高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肯定了生态政治在我国绿色发展中的保障作用;第二,明确了生态经济在我国绿色发展中的基础作用;第三,确定了生态伦理在我国绿色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硕士论文] 李国健
马克思主义理论 广西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环境危机的逐渐加剧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此背景之下研究恩格斯环境正义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恩格斯环境正义思想吸取了古希腊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家正义思想的合理成分,并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环境正义思想,其发展历程主要伴随着恩格斯科学唯物史观的确立而逐渐完善并成熟。除此之外,恩格斯更将视角放置于资本主义社会,紧密结合自身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环境问题的思考,对人和自然如何达成和解作出了深刻阐述。恩格斯环境正义思想不但变革了传统哲学关于人与自然的观念,而且在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猛烈批判过程中,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标,为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处指明了方向和途径。恩格斯环境正义思想的当代价值主要关注三个问题:首先,恩格斯对环境正义的“事实性”和“价值性”的阐述,能否立足于时代背景下把二者辩证统一起来;其次,要明晰恩格斯环境正义思想的“历史性”和“当代性”,进而准确把握在多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寻找二者之间的平衡点;最后,是否可以从当代的多个环境实践中,立足于我国当前的环境实践,为寻找到恩格斯环境正义思想的生命力提供思考方向。
  本研究以恩格斯环境正义思想作为对象,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把握中,从理论来源、实践基础、理论建构三个维度对恩格斯环境正义思想进行阐述,将人类环境自由和环境平等之间的张力作为立足点,通过对恩格斯环境正义思想的发展历程、主要要素、基本特征与实现途径的阐述,从而建构起系统化的恩格斯环境正义思想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之上,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以及绿色政治对于恩格斯环境正义思想的发展为基本参照,为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强化我国环境治理的公平正义性,实践绿色共享发展理念以及构建命运共同体提供思考的方向。环境自由主要体现在人类在面对自然环境时,如何通过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进而达到改造自然界,获得更多的自由权利,这是人类一直有待于解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恩格斯将人类的自由与客观必然性结合起来考察,通过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自由的关键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这也因此体现了恩格斯追求环境自由的思想。恩格斯认为要想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困境,需从根本上明确方向,即实现“两个和解”。一方面,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即达到人类通过调控自身物质生产活动来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良好互动,在实践基础上达成两者的和谐统一,并进而为实现自然环境的正义提供可能。另一方面,要想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困境,还需要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解”。人类在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当中获得了环境自由之后,如何公正平等地分配环境权利,承担环境义务,这些问题皆需要理论的回答。恩格斯认为要想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变革现有的不平等的生产方式及其相关上层建筑,以实现环境平等。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问题式研究法以及多学科综合研究法。在立足于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哲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与方法来探讨恩格斯环境正义思想的来源、建构、发展及当代价值,有效地提高了研究的综合性和科学性。除此之外,本文在梳理恩格斯环境正义思想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恩格斯环境正义思想主要围绕着其对人类环境自由和环境平等之间的张力关系而展开探讨的观点。
[硕士论文] 王亚林
马克思主义理论 电子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人类自起源以来一直不断地进行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但由于人类的认知能力和改造世界的方式方面的局限性,在文明产生和演进的进程中,生态问题作为他的附属物出现并存续下来,不断演变成今日的生态危机,甚至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治理当下生态危机是全世界共同的责任。我党一直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我国“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布局中,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艰巨的任务,不仅要实现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彻底转型,而且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也要同时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并实现人的发展。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人自身在不断的发展完善,并向全面发展迈进,人在精神层面的需求不断丰满,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及作用有了更加有利于人类发展的认识。不过,虽然公众对生态问题有了更为理性的认识,但生态行为却并未同时实现,生态意识的产生与生态行为的缺失形成制约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阻碍。生态行为是能够有助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实践行为,对生态文明建设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生态意识属于认识范畴,生态行为属于实践范畴,生态意识与生态行为之间的关系可划归为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但在人发展进程中,认识与实践并不完全同步,而这种不同步性对生态环境的治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个体生态意识的产生与生态行为的实践受人的发展阶段制约,也可以说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与人发展阶段有更为显著紧密的联系,这种关系从群体层面转移到个体层面,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研究其内在关系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从影响人的发展的各种因素入手,以人的全面发展为视角,通过分析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的生态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剖析人的物质和精神满足程度对人的发展阶段的影响以及对人的生态行为普遍实现的影响,进一步探析人的不同发展阶段中生态认识与生态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探寻当下生态行为缺失的深层原因,为生态行为的普遍实现寻找可行性路径,以期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博士论文] 刘丽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方式的变革,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工业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类发展进入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的物质主义主导的新模式。与此同时,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与紧张,在社会层面表现为发展失衡、公平正义缺失,在自然层面表现为资源耗竭、环境污染、气候变化,在全球层面表现为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价值剥削和生态剥削。生态危机以及由生态危机引发的社会危机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威胁。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呼唤着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出场,因此,梳理和呈现马克思生态思想具有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论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从文本分析入手开展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马克思没有写作过有关生态问题的专门著作,但是马克思的思想中仍然具有生态维度。马克思的相关文本为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理论建构提供如下理论资源:第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马克思生态思想提供了起始范畴,马克思从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统一的角度界定共产主义,并对人与自然的合理关系展开了初步探索,这贯穿马克思理论发展的全过程之中。第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为马克思生态思想奠定了哲学基础,即科学的实践观与历史唯物主义。第三,《资本论》及其手稿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再度飞跃,如果说马克思之前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视野中审视生态问题,那么此时马克思则是在资本主义批判的具体视野中对生态问题加以合理分析。
  马克思生态思想主要有如下四个理论要点:第一,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理论框架是自然与社会的双重维度,即人与自然的维度和人与人的维度。双重维度互相交织,使生态问题成为一个关系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性问题。第二,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是马克思生态观的核心内容,为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指引。通过劳动这一物质变换的中介,人与自然之间构成了否定性的对立统一关系。第三,马克思深刻地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尤其是在资本逻辑的视野中把握了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的内在关联,由此体现出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批判指向,这正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鲜明特色。第四,马克思以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理论宗旨,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理论目标,而共产主义的实现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无法离开合理的生态环境,所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是马克思生态观的价值追求,也为人们认识并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合理的目标指向。
  从时代语境来看,工业文明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现实境遇,生态文明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未来指向。马克思指明了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的现实路径,既要在生产力维度上实现物质生产的科学发展,又要在生产关系维度上实现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从理论定位上看,马克思生态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相互交汇的关键理论节点。对辩证唯物主义而言,辩证的自然观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历史唯物主义而言,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理论前提与方法论基础;对科学社会主义而言,生态文明是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
  本文将马克思生态思想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与比较,从而在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视域中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加以理论辨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批判和消费社会批判这两方面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生态思想,但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理论困境,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没有认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而将自然环境的问题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甚至视为决定性因素。此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当下的环境危机,而错误地将异化消费作为环境问题的本源,将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变革作为建设生态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因此生态社会主义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相比,马克思生态思想仍然具有不可替代性,仍然是人们认识并解决生态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
  面对中国问题,诞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生态思想必须在坚持马克思生态思想精神实质的前提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解决中国生态问题的实践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生态思想的中国化。一方面,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生态思想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理论创新的空间;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五大发展理念、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等思想都是马克思生态思想在中国的当代发展,是当代中国对人类更美好制度探索所提供的“中国方案”,必将开辟出新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和新型生态文明。
  本文力求揭示马克思哲学变革与生态思想成熟的内在一致性,力求表明马克思生态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相交织的理论枢纽点。应当说本文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系统梳理仅是基础性的理论工作,今后的研究工作应当将马克思生态思想运用到解决生态问题的实践过程之中,彰显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现实性品格。
[硕士论文] 高明新
生态学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全球城市化是土地利用变化的最主要形式,对环境和社会经济状况具有深远的影响。目前,世界各地的城市化导致了景观格局的巨大变化,了解城市化的时空格局对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最近对城市化格局的研究提出了四个假设:扩散和聚集假说、三个扩展模式假说、景观格局梯度假说、复杂多样性假说。但是,这些假说的一般性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本文以呼包鄂地区的三个市辖区和三个旗县为研究对象,利用1990年-2015年间六期TM遥感影像在3S技术平台的支持下,探究了研究区25年间的城市化扩展模式和城市化景观格局,并对四个城市化格局的假设进行验证;同时,结合统计年鉴数据对研究区的自然、社会经济、政策驱动力进行分析。主要得到以下结果:
  (1)呼包鄂地区的城市扩展是一个扩散和聚集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三种城市扩展模式(飞地型、填充型和边缘扩张)同时存在,且在城市化进程中飞地型和填充型的优势度会发生相反变化,而边缘扩张型的重要性则体现在整个城市扩张过程,对城市面积的增长起决定作用。
  (2)1990-2015年间,各市辖区和各旗县的城市扩展模式在空间上呈现出相似的波形变化格局,但在某特定时间范围又具有差异性。在市辖区,飞地型模式呈现出与城市“扩散”过程相对应的双峰结构;而在大多数旗县则表现为单峰变化格局。城市以飞地型模式为主导进行城市扩展的时段,处于城市的“扩散”相位阶段。
  (3)1990-2015年间,填充型模式在大多数城市则呈现出与城市“聚合”过程相对应的双峰或多峰结构;而只有包头市区为单峰结构。城市以填充型和边缘扩张模式为主导进行城市扩展的时段,处于城市的“聚合”相位阶段。
  (4)1990-2015年间,随着城市的扩散和聚集AWMEI和城市化扩展模式在空间均呈现出高频的波动变化格局,说明呼包鄂地区的城市形态仍处于不稳定状态,尤其在市辖区水平表现的更为明显。
  (5)1990-2015年间,呼包鄂地区的城市景观格局则表现出城市斑块的破碎化程度增加、形态的复杂性增大、连接度下降;城市的景观格局趋于异质化。
  (6)城市化格局的四个假设(扩散和聚集假说、三个扩展模式假说、景观格局梯度假说、复杂多样性假说)不仅适用于一些大型或超大型城市,也同样适用于呼包鄂地区具有不同发展历程、不同功能型的中小型城市。
  (7)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政策因素均为呼包鄂地区城市化时空格局变化的重要驱动力。自然因素主要限制城市的扩展方向;社会经济因素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是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快速扩增的主要内驱力,而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城市化模式的改变具有决定性作用;国家和地方政策改革使城市化格局具有了突变性,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驱动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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