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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徐艳
马克思主义哲学 山东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自然观作为马克思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哲学理论的基础性观点之一。在马克思哲学理论形成的过程当中,自然观这一基本概念与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理论学说都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始终贯穿于马克思的很多著作当中。在大学时期马克思通过对自然哲学的研究,对自然概念作了创造性的探讨,这一时期他的思想已经体现出了人类在自然界面前的能动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所阐述的自然观的理论已经具备了辩证的自然观的雏形,这是马克思新的唯物主义形成的前提。这一时期马克思看到了旧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存在的缺陷,肯定了“自在自然”的存在,通过人的感性的活动,看到了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从而肯定了实践活动对改造自然的巨大作用,提出了“人化自然”的概念,揭示了人类史和自然史是并存的。这些思想是马克思自然观的重要转折点,为后来马克思的自然观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标志着马克思自然观的伟大变革。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的生存环境得到了极大地改善,但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环境的日益恶化,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问题日益紧张,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因而马克思的自然观成为了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国内外学术界对马克思自然观的研究成果丰硕,反映了对自然观的深刻认识和反思。然而却有理解和认识的不同,可以说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手稿》作为一部马克思自然观转折时期的重要著作,强调自然界的优先存在和客观实在性,突出了人的实践活动的主体超越性,提倡人可以对自身进行创造以及通过劳动为手段达到自然与人的相互统一。当今社会面临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其解决办法是要实现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界的全面复活”。一方面《手稿》是发掘马克思自然观最真实、最本质原理的重要的文本;另一方面也对重新认识自然、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以及解决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都有很重要的启发意义。
[硕士论文] 冷万豪
科学技术哲学 河南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技术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志。技术的发展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但是在人类发明和运用技术的过程中,技术并不全是给人类带来正面的价值,有时也会给人类带来负面效应。特别是随着近代工业革命的到来,技术所呈现出的负作用越来越明显,一直到现代,技术滥用所导致的生态破坏、人性异化等问题日益突出。面对技术所造成的自然社会问题,一些人产生了技术悲观思想和技术恐惧心理,而另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学者在正视和批判近现代技术问题的同时提出了发展生态技术的思想,美国的蕾切尔·卡逊正是其中一位。
  在其名著《寂静的春天》中,她以一位女性对生命特有的敏感、对当时美国滥用DDT等化学灭虫技术所造成的动物损害、环境污染、人类健康伤害等进行了描述、分析和批判。这本著作揭露了隐藏于技术之后的技术官僚的技术统治、技术商人的技术利益。更为可贵的是,卡逊并没有停留在仅仅对技术的担忧和批判上。在书中的最后一章,她指出要用生物技术代替化学技术,为人类技术指明了生态发展的方向,从而开启技术生态学的研究。过去人们对卡逊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她的生态思想、环境保护方面,对她的技术生态思想少有论及。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寂静的春天》为研究文本,对卡逊的技术生态批判思想进行梳理,从而指出其中的技术生态思想。
  论文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考察卡逊的生平和著作,分析卡逊技术生态思想所产生的家庭背景、学业背景、社会背景。指出卡逊所以能从生态的角度对当时的技术进行反思批判与她母亲的影响、恩师的引导、社会的工业化发展有密切关系。第二部分,分析《寂静的春天》中所包含的生态技术思想,指出卡逊技术生态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从技术恐惧到技术批判再到技术生态的过程。揭示卡逊在对技术的批判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对技术官僚统治、技术商业利益的批判。第三部分,分析卡逊的技术生态思想对世界的影响以及对我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启示。指出卡逊的技术批判思想不仅推动了美国以及世界的环保运动,也推动了技术的生态发展。同时,也给处于发展阶段的我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这就是坚持技术的生态化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坚持专家治国,克服技术官僚统治;坚持技术理性的应用,防止技术的商业滥用。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在技术方面与当时的美国有类似的地方。研究卡逊的技术生态思想对我国现阶段的发展具有诸多启示,有益于指导我国技术发展实践,不断丰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
[硕士论文] 潘宝君
科学技术哲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科学革命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无论在科学史领域还是在科学哲学领域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对科学革命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认识科学发展过程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对科学进行哲学审视,促进科学哲学的发展。
  康德说过:“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因此我们对科学革命的研究也应该两条腿走路,既要理解科学革命作为重要历史事件的历史性,也要以全新的科学哲学思想为指导对科学革命进行历史的、理论的考察。如今,随着科学哲学的迅速发展,人们已经突破了科学仅仅是理论知识的传统科学观,认识到科学是人类社会中的一项重要的技术实践活动。
  拉图尔是此种观点的典型代表之一,他通过追踪科学家,对科学家实验室生活进行人类学考察,提出了“科学在行动”这一口号,认识到了当今科学的技术实践性,将这样的科学称之为“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因此,以对科学的技术实践性认识为基础对科学革命进行全面的考察既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通过众多的有关科学革命的研究成果,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和伯纳德·科恩的《科学中的革命》。库恩有关科学革命的论述引起了学界对科学革命的广泛讨论,科恩一方面考察了科学革命的概念史,另一方面编撰了一部详实的科学革命史。这就为以技术实践为基础的科学观考察科学革命提供了突破口。本文将以此为基础,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揭示科学革命的技术实践性。在理论上分别揭示一般科学革命中科学文献、科学实验、科学网络体系变革的技术实践性;在实践中,揭示科学革命的范例拉瓦锡化学革命的技术实践性。
  对科学革命的技术实践阐释将加深我们对科学的技术实践性本质的理解,认识到现实社会中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导致的社会变革的技术实践性。
[硕士论文] 何杰
科学技术哲学 华中师范大学 2018(学位年度)
摘要:人本主义工程(humanitarian engineering)是近来西方工程伦理界和工程教育界出现的一种新思潮。人本主义工程思想是人本主义与工程相结合而形成的新的思想理念,“人本主义工程”是指工程师出于人本主义关怀的目的,利用工程技术来满足人(尤其是弱势群体、贫困群体、受困群体或者其他被边缘化的人群)的基本生活需求,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工程通常被认为是“调遣自然界的巨大能量来源,以便为人使用,为人谋方便”,不曾想到它与人本主义有和联系,而人本主义则是“满足人类需求来减缓人类痛楚,带有积极的同情,目的是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尤其是无权、无钱、或者其他被边缘化的人”。人本主义与工程很少发生联系。人本主义工程思想则赋予工程新的社会属性,让工程成为实现人本主义目的的路径,实现了人本主义和工程的有机结合。
  人本主义工程思想的出现具有深刻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弗雷德里克·坎尼用他的“坎尼方法”,以及工程师视阈下的灾后救援方法让人本主义工程思想萌芽,可以被视为第一位人本主义工程师;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与“伦理转向”以及之后社会对技术伦理问题的重视,为人本主义工程的出现提供了良好的时代契机;人本主义工程有跨学科理论基础,亚伯罕·马斯洛的需求理论、C.P斯诺的“两种文化”、技术中介论等为人本主义工程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人本主义工程不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有重要的意义,在理论层面,人本主义工程思想为自然科学知识与人文科学知识的沟通提供了新的途径,体现技术伦理学内在主义转向后的优点,弥补了技术伦理学的外在主义研究进路的弊端;在实践层面,人本主义工程让人本主义思想和工程实践更好的有机结合在一起,为世界上基本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的边缘人群追求福祉。
  人本主义工程目前在西方工程教育与工程实践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大学建立有人本主义工程中心,并开设人本主义工程辅修课程。人本主义工程中心的建立与相关课程的开设为该思想的研究提供了不同了领域的跨学科人才,也让人本主义工程的实践有了依托。同时,这些中心的师生在世界各地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开展了许多人本主义工程的实践,这对于丰富和发展人本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国外人本主义工程的基本理念与我国科技扶贫工程的基本理念具有一定的契合度。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二者进行比较分析,从中吸取和借鉴有利于我们当前科技扶贫实践的成功经验,以更好地促进我国攻坚扶贫战略的实施。
[博士论文] 李良玉
科学技术哲学 大连理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信息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应用伦理学科,研究的是社会信息生产、组织、传播与使用过程中人们应当遵守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并以此形成的伦理关系。多元主义视角下的信息伦理强调各个国家和地域之间在信息生产、组织、传播与利用等信息活动中达成某种最低限度的道德共识和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伦理规范,也即“底线伦理”。在多元主义视角下研究信息伦理问题有助于拓展信息活动中具有可公度性的信息伦理规范,建立多元信息伦理的责任基础。特别是面对人类中心主义和西方世界所掌握的话语霸权,多元主义为我们开拓了信息伦理共生繁荣的疆土,我们既要注意不同文化的独特性,又要重视不同文化的相互依存之道。
  信息伦理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就历史渊源而言,对于普遍性和多元性的历史性探索为解决当代信息伦理问题提供了思想资源。就文化背景而言,多元主义框架下的信息伦理主张每个国家和民族都需要遵循某种最低限度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价值观和伦理规范,同时又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保持各自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就时代背景而言,经典技术哲学传统之后的“经验转向”、“伦理转向”和“信息转向”为信息伦理研究从单一化向多元化的转变提供了时代契机。
  信息伦理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基,经由网络时代和大数据时代的发展,逐步形成一套具有多元性的相对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随着信息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伦理学家意识到要用“和而不同”的思想去对待当代信息社会中的伦理问题。一方面,信息社会中的普遍价值观念和规范应当是一种最低限度的伦理,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应遵守的普遍准则;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和信息技术背景下的伦理规范应当承认和尊重不同国家之间的伦理传统,承认和尊重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多元差异。当信息技术越来越多地牵涉到全球范围内的伦理和文化传统,我们所倡导的是用一种多元主义的观点去处理现实社会中的伦理问题,不仅要发展一种最低限度的“底线伦理”,更要保持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多样性文化传统。
  目前,在信息伦理领域还存在许多现实问题,如数字鸿沟问题、信息自由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和信息安全问题等,需要我们对其进行辩证地思考。就数字鸿沟问题而言,数字鸿沟问题的实质是信息控制权的不平等,具体表现在资源获取维度上的不平衡、数技术应用维度上的不平等以及思维分化维度上的差异。就信息自由问题而言,技术的发展使各类信息主体的信息控制权和隐私面临严峻挑战,需要高度重视互联网和物联网的隐私保护问题,从制度设立和技术开发等方面积极制定和实施对策措施。就知识产权问题而言,需要高度关注知识产权制度激励创新的正向作用及其伦理边界,激励知识创新的多样性、可替换性和环境适应性,实现多元化环境下知识创新与技术扩散的共同发展。就信息安全问题而言,信息安全需要在技术实践中用伦理在场的理念、加密代码的技术监管方式以及负责任创新的精神完成对技术新伦理的设计和建构,使技术由重视个体物质利益向关注人需要本身转变,由注重“是”向注重“应该”转变,从而促使技术向人性化回归。
  最后,借鉴全球伦理,为不同国家和地域的伦理对话提供一个平台,在承认多元文化的前提下共同探讨信息伦理发展的新趋势、新动态,推动我国信息伦理的发展及与全球信息伦理的对话。信息伦理问题的解决需要多元部门、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针对信息活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伦理问题,从主体、社会、技术三方面建构了一系列信息伦理规约,以此来避免信息活动中的“失责”现象和提高主体的伦理素养,防范潜在的信息风险并确保信息活动的有序进行。
[博士论文] 王爽
科学技术哲学 大连理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Techné(τ(ε)xvη)是technique(经验性技术)和technology(现代技术)的古希腊词源。亚里士多德将其定义为“与真的逻各斯相关的制作品质”。他建构起techné与伦理思想的内在联系,使得techné不仅关注手段,更关注生产活动应有的结果,从而实现“应然”与“实然”的统一。然而,techné的这一伦理维度在现代技术中却一度被遮蔽起来。因为现代技术与包含伦理价值在内的其他类型社会活动已经分化,由此导致在具有一定自主性的现代技术盛行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在享受着技术带来的福祉的同时,也承受着各种技术活动带来的负面影响。随着核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纳米技术的快速发展,“敌托邦”在逐步向我们逼近。因此,有必要重新考量亚里士多德techné概念与其伦理思想的关联方式,寻找重建现代技术的伦理维度的路径。本文从亚里士多德的techné概念的理论渊源出发,考查它与伦理思想的关联,分析techné向现代技术的转变历程,以及这种转变对现代技术伦理建构的启示。
  亚里士多德的techné概念根植于古希腊文化传统。这一概念早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前,就已经用于揭示人类实践活动的本质特征。柏拉图将知识等同于美德,将techné与伦理关联起来。亚里士多德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柏拉图的techné思想并加以拓展。他将techné定位为理智德性,以区别于伦理德性。Techné依靠对制作事物的可言传的正确洞见或推理来行动,以制作为目的,从而区别于“实践”,它本身并非伦理价值的一部分。由于techné与逻各斯的紧密关联,亚里士多德的techné概念在直接与间接两方面作用于亚里士多德的整个思想体系:作为接近智慧的知识,techné起到指引制作活动的直接作用;由于techné与知识紧密关联,使其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中起到解释和把握其他思想的间接作用。
  虽然亚里士多德将techné所属的“制作”与伦理德性所属的“实践”区分开来,但二者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他的“四因说”使得techné本身蕴含伦理维度。“形式”“质料”“动力”“目的”作为共属一体的招致方式,以“培育”和“照料”的方式使潜能变为现实,使得techné不同于现代意义上technology作为“强加”手段的作用,这本身是有伦理意蕴的;此外,techné和伦理之间还存在互动关系。“善”和实践智慧对techné都能起到规约作用;反过来,techné可以通过经验借鉴的途径,起到把握亚里士多德主要伦理思想的作用,包括理解“中道”和“习性养成”等重要的伦理概念。
  从techné向technology的转变造成了技术与伦理的脱节。在中世纪,阿拉伯学者将techné译为ars(技艺),原本密切的techné与伦理关系从此变得彼此疏离。这主要是由于“动力因”内涵的改变使ars失落了自身的伦理意蕴,而ars自身的规则化趋势也削弱了它把握伦理原则的能力。即便如此,中世纪的宗教伦理仍然肯定了ars,同时依据道德对它进行判断。到了近代,随着技术活动专业化进程的加快,从ars中分化出注重“如何”而不关注原因的technique,“四因”中的形式因、动力因、质料因和目的因分别被数学化、力、物质和自然演化所取代。按照机械化的因果关系,人们看待原因无需考虑以尊重各种“存在”的需求和欲望为前提。在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不但科学技术开始标准化,伦理道德也进一步规范化。新教伦理和功利主义伦理学全面肯定了technique,一度忽视了其负面影响。Technique在与episteme分离之后,与现代科学结合形成technology。技术理性的膨胀以及人的价值理性的失落,导致了各种伦理问题接踵而至,重建现代技术与伦理的关系已经变得十分必要。
  为了恢复techné的本性,使现代技术听从自然的召唤,按照自然的方式展开,需要借鉴亚里士多德的techné与伦理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方式,运用实践智慧解决现代技术实践中面临的各种伦理问题。自然作为有价值的事物,不应被无度地开采和利用,人与自然应该形成友好关系;技术与伦理应该实现有机的融合,道德规范应内化于技术活动之中。具有伦理意义的实践智慧有助于动态地把握技术与伦理的关系,使人们能够灵活制订和调整技术伦理的约束机制。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的获得离不开道德的习性养成,现代技术伦理意义上的实践智慧则离不开技术伦理意识的养成。Techné对道德习性养成的把握也为技术伦理意识养成提供了启示性方法,能够促进将外在的技术伦理规约上升为技术实践主体内在的道德要求,进而作用于价值敏感性设计,促进技术实践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充分和谐。
[博士论文] 朱晓林
科学技术哲学 大连理工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纳米技术的善治是近年来纳米技术与社会(Nanotechnology in Society)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STS研究中的新方向。
  文章从纳米技术的不确定性和现代多元社会的价值冲突出发,旨在探索一种新的“善治”模式,即着眼于纳米技术发生的科学与文化语境,针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利益诉求,以实践智慧为准绳,多元地、即时地、原位地、动态地考察纳米技术的利益与风险,以求在纳米技术发展的上游对纳米技术进行伦理调控,引导纳米技术走向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文章在阐述和分析现代不同框架的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并论证“善治”作为最好的治理,不仅指的是由下而上的治理,还应该是由微见著(原位)、审时度势(即时性)的治理,其伦理基础来自于实践智慧。它应该包括几个特点:语境性,即强调实践语境是善治考量的第一要素,包括技术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要素;即时性,即针对善治对象的特点,以动态、即时的评价为依据,包括针对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发展出一套分阶段治理的规范;多元性,即针对现代社会的多元价值,强调广泛吸取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其理论基础是中道、明智和审慎。
  以实践智慧为准绳,文章首先分析了纳米技术善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指出纳米技术的复杂性、中介性与不确定特征、人们对纳米技术新特征的不知与无知、以及纳米技术发展中的文化冲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价值冲突、权力的博弈等,决定了纳米技术在带来巨大经济和社会效应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风险。面对纳米技术的可能风险,有必要以“善治”的方式加以防范。进一步分析了纳米技术的发展规律,指出纳米技术既遵循自身的演化规律,同时也是多种社会因素建构的产物。纳米技术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为纳米技术的治理提供了可能性前提。文章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了纳米技术“善治”的可行性:从宏观层面,试图在语境性、即时性与多元性的原则下,探索新的适合纳米技术特征的技术管理模式,即以远景评估、即时性评估以及建构性评价作为善治的可行性手段,提出将政府调控的自上而下的治理与公众参与的自下而上的治理、以及政府与公众协同治理相结合;从微观层面,通过分析纳米技术善治的可行性原则与战略,指出实践层面的纳米技术的善治应该由科学家共同体、企业及政府共同作用,实现负责任地发展纳米技术,在进行纳米技术研究的同时,同步进行纳米技术的治理的研究。
[硕士论文] 冯一凡
科学技术哲学 内蒙古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学争议相伴而生,面对争议如何实施有效地治理,是当前形势下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比多种研究路径最终选取符合综合分析思路且体现多元参与科学治理模式的公民认识论作为分析维度,并结合我国转基因食品争议现状进行深入研究,分析我国在治理争议过程中参与主体的行为特征以及存在的问题,尝试总结出我国公民认识论的特征,为形成合理的政府、专家、公众三者和谐互动的科学治理模式提供参考。
  第一章阐明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综合分析了国内外学者面对科学争议带来的巨大挑战是如何从科学治理角度寻求回应、解决之法的。第二章通过探究科学争议出现的原因,凸显当前科学争议带来了诸多方面的挑战,面对挑战急需寻找有效的科学治理模式来予以应对。第三章从参与主体视角介绍公民认识论维度下的科学治理的新思路,具体区分政府、专家、公众在科学治理过程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履行的不同职责。第四章由中国知网的数据统计结果得出我国转基因食品争议的焦点是关于其安全性之争。第五章结合我国转基因食品安全性争议现状,以公民认识论的视角分析我国的科学治理措施和存在的问题,并尝试归纳出治理过程中体现的公民认识论特征,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补充和参考。
[硕士论文] 王凯
科学技术史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在科学史上,关于生物能否自然发生的问题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争论。这些争论对于解释地球上最初生命的形成、改进医疗卫生消毒以及分析现有生物的进化和变异都具有重要作用。19世纪60年代,巴斯德就基本完成了对生物自然发生说的否定,而在1931年,罗广庭重新提出生物自然发生说,声称“推翻”了巴斯德的种子说以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引发了一场新的争论,这就是著名的“罗广庭事件”。本论文即基于这一事件,探究其前因后果,厘清其源与流,并进行评价和思考,以史为鉴,以期对当下有所启示。
  本论文正文包括四章。第一章:从自然发生说到生物进化论。阐述了实验科学兴起以前国内外对于生物自然发生的认识,历史上关于生物自然发生的争论以及巴斯德种子说和生物进化论学说1931年以前在中国的传播。第二章:“罗广庭事件”的起因。分析了在上述背景下,罗广庭发表相关文章开启了“罗广庭事件”,并分析了作为门徒的罗广庭何以反对巴斯德的学说。第三章:“罗广庭事件”的经过。以时间为序,梳理了这场争论从书面的争论到公开辩论再到实验验证的整个过程。第四章:“罗广庭事件”的评价与启示。总体评价了这一事件;在史料支撑的基础上,对罗广庭观点获得大量支持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在研究的基础上获得“通过争论深化科学认识”的启示。
  本文通过对历史上生物自然发生说、相关争论的梳理,厘清了1931年以前巴斯德种子说和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并在深入考察民国时期生物自然发生之争的基础上,认为这场争论不仅仅只是一场纯粹的科学争论,权力、政治、社会、文化以及个人情感等因素都在其中产生重要影响。
[硕士论文] 吴苗苗
科学技术哲学 中国矿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生态城市是依照生态文明理念,遵循生态学原则建立的自然、经济、社会和人的协调发展的新型城市,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由之路。论文运用了矛盾分析方法、系统论分析方法和实践哲学基本理论,对生态城市建设问题进行了哲学思考。论文是沿着为何建设生态城市,建设怎样的生态城市,以及如何建设生态城市这一逻辑思维开展研究的。第一章展现了生态城市建设研究的时代背景,梳理了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后,理清研究思路,构建论文框架;第二章明确了生态城市建设内涵、申明了生态城市建设理念,并以此为理论基础,着重分析了生态城市建设的动力机制,认为城市化与生态化矛盾的对立统一是当代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的动力之源。第三章对生态城市建设中的环境因素进行系统分析,从理论上说明了我们将建设一个怎样的生态城市,生态的自然环境、生态的经济环境、生态的文化环境和生态的社会环境是我们对生态城市的美好追求与憧憬。第四章以实践哲学的行动理性为依据,使生态城市建设研究的落脚点放在理论将如何付诸于行动上,提出了生态城市建设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及建设生态城市的主要路径。第五章进行了总结。生态城市就在我们眼前,我们不仅仅是憧憬,需要的是行动。
[硕士论文] 赵晓静
科学技术哲学 河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无论是在生理层面还是心理层面,血液都是人类从古到今重要的研究对象,其对人类了解生命和自身的奥秘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在对血液信息的探索历程中,“血型说”的发现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科学探索。“血型说”的发现史不仅是与之相关的种种具体医学成就之累积史,也是医学科学和各种社会因素相融的发展史。在这些社会因素当中,公众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公众对于新晋科学信息及其价值的认知、态度和关注点等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着科学的发展。
  全文从两条线索解读“血型说”发现史中与血液相关的医学科学和公众的特殊关系:一是对“血型说”发现史中起关键性作用的人物和事件进行线性梳理以理解具体医学科学发展的社会性,二是对“血型说”发现史过程中的公众因素进行多方位的联系和挖掘,以理解科学是如何融入公众的。本文顺应线索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以梳理“血型说”发现史为重点分析公众在“血型说”发现史中对血液的认识、态度和心理,分别从认知、传播、接受和扩展四个维度去解读,旨在构建从传统到现代式的公众理解科学的大厦;文章的第二部分则是着重探讨“血型说”发现史带来的思考——如何促进公众参与科学,即对于公众较为敏感和陌生的科学发现,科学需要思考应该如何与公众进行沟通、对话和融合等相关问题。
[硕士论文] 王晓晴
哲学 中国矿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托马斯·休斯(Thomas P.Hughes)是美国杰出的技术史学家,他一生致力于技术主题的思考并且获得诸多荣誉。休斯认识到,技术影响社会的同时社会也形塑了技术,这种相互作用只有在时间的长河中才能感受得到,所以休斯认为技术不可孤立,而需要放置在历史环境和人文环境中加以考察。因此,休斯的研究始终集中于社会发展中的技术史。休斯深入到技术发展的内部,考察与技术相关的社会因素如何作用于技术,同时又站在技术系统之外宏观分析技术与社会的互动。他创造了技术系统方法(Technical system methods)、技术动量(Technological momentum)、反向凸角(Reverse salient)等重要概念作为技术系统的分析工具,促进了技术系统的创新和进化。休斯将一系列的非实体性的部件纳入技术系统,打破了传统意义上认为的技术系统是独立存在的观点,丰富了技术系统的社会性、整体性,也为技术史研究提供了一条全新路径。
  休斯处在一个科学技术兴盛发展的时代,他的技术思想依托他的研究成果可大致归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电力网络》的出版,是休斯技术思想框架的初步展示;第二阶段:《美国创世纪》和《解救普罗米修斯》的出版,这是休斯技术思想的完善时期,同时展现了他强大的叙事能力;第三阶段:《人造世界》是休斯技术思想的拐点。他不仅在技术系统的方法论上做了理论的完善,还对技术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休斯开始考虑技术与生态环境和文化艺术间的关系,并提出生态技术系统的概念。
  休斯的技术思想对于当前人们理解技术的本质和技术发展的动力等问题具有重要价值,对我国科学技术及其相关学科的发展具有启迪意义。其技术思想中的重要概念,挖掘出很多技术史研究长久以来被忽视的问题,对客观的从事技术史研究,还原技术发展原貌有很大意义,同时进一步促进了社会构建学科的发展。在科学技术史上,他是一个领先的学者和一个具有开创性的历史学家。
[硕士论文] 刘丰瑞
哲学 中国矿业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科技智库是科技政策咨询与决策参与的机构,其职能是从科技发展规律角度出发,前瞻思考科技发展走势,开展科技评估以及进行预测预判,并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出一定的建议。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科学技术不断创新的诉求,使得科技智库建设的条件日趋成熟,引发了中国科技智库建设的热潮,对科技智库建设的哲学反思也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科技智库建设有一个过程,其本质是知识思想的生产再生产及其在科技领域的应用,即科技智库服务对象对专业知识的应用过程,而知识在科技智库与从事科研人才间存在一定的反馈流转过程。科技智库的建设可以有不同类型,从隶属关系可分为官方科技智库、半官方科技智库和民间科技智库;按组织结构可分为党政军科技智库、科研院校科技智库和企业科技智库;从研究领域课分为综合型科技智库和专业型科技智库。
  科技智库建设是有其价值取向的。解决科技智库建设的价值取向问题,在于主体的差异性与科技智库建设的价值取向。从参与科技智库建设的主体来看,科技智库本身、国家政府、社会公众技智库建设的价值取向问题,并通过自己的评价与选择,在科技智库的建设与服务过程中影响科技智库建设的价值取向。中国的科技智库建设以政府建设为主导,需要科技智库建设以实现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和国家创新体系的完善。实现科技智库建设的价值取向需要以人为本,这是科技智库建设的价值核心;需要注重公共性,这是科技智库建设的内在要求;需要坚持创新,这是科技智库建设的基本动力。
[硕士论文] 刘茜
哲学·科学技术哲学 河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近代以来,科学的发展和成就深深震撼着人类世界。科学家将科学的成功归根于科学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在很多人看来,科学和理性是无法分割的,科学的优越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德国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却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观点,他呼吁“告别理性”,他质疑科学的客观性、质疑真理和进步等概念,反对科学的优越性和霸权地位,提倡对非西方文化的关注。这些观点使得科学知识增长的标准受到了冲击。这些观点在当时看起来似乎有悖常理,但是对现在社会文化的发展却很有意义。
  传统的科学哲学家致力于通过逻辑分析或者句法分析实现对科学的理性重建,他们认为只有预设了理性的研究方法,才能得到科学的知识。他们认定科学知识的发现具有严密的逻辑性,科学的准则具有绝对性和普适性。费耶阿本德受传统科学哲学的培育,但是他却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独树一帜的观点:理性的定义是历史性的,时代背景与文化传统的差异造就了理性的不同定义。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理性排斥其它异己的原则,甚至阻碍了科学发展的道路。
  科学实践总是处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而作为进行科学研究的主体——科学家们的思维总是受着社会历史发展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因此以往的公理和真理也有其局限性,将以往的公理作为衡量现在知识的标准是不合时宜的。因此费耶阿本德提出了“理论的韧性”和“理论的增生”,以期推动多元主义方法论的实现。他试图消解理性、一致性原则、科学的优越性,提出构建自由社会,以此来清除人们思维同质化发展的趋势,改变人类文明同一性发展的形态。
  费耶阿本德的科学观在当时饱受人们的质疑,但是对于我们今天现代化建设却有很大的启发意义。首先,在现代西方科学霸权主义的态势下,我们应该秉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去重视和了解非西方民族的文化,从而实现文化的多元;其次,对待非西方民族文化,我们应该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界去看待它,非西方民族文化有着和科学不一样的表达和描述系统,虽然它们不符合科学的标准,但却具有无可替代的民族价值;再次,我们应该努力消解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对立,为科学注入非理性文化的活力;最后,近代以来科学的优势让中国人形成了一种文化的自卑情节,但是文化本身是无法进行量化的比较的。因此,在科学文化建设中实现文化自觉和自信就有很必要,只有从多元的文化观去审视科学,与科学对话,才能为科学创新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更好地促进文化的繁荣与和谐。
[硕士论文] 樊斌霞
科学技术史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第四章,揭示了何泽慧实验物理学思想的当代价值。“立足常规,着眼新奇”的研究方法对发现新现象的指导意义;“加强纯粹基础研究成果的积累”的思想对中国基础研究在做大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强的指导意义;最后指出它们内在统一的精神——开拓进取和精益求精的探索精神,对中国科学转型变“论文驱动”为“问题驱动”的指导意义。潜在的一以贯之的脉络:以救国为目的,在实验物理学研究历程中,将追求客观实在和创造性发现的思想与建设新中国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探索原始创新的研究路径。最后指出了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
  随着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的探索已进入微观和宇观领域。研究对象的深奥化、抽象化,实验仪器的复杂化、精密化,使得人们已无法随意构造实验去验证理论推测或发现新现象。实验物理学家应如何应对这种现状就成为制约当今实验物理学发展的困境之一。研究何泽慧的实验物理学思想,意在为应对上述困境提供参考。
  本文从实验物理学的角度切入,通过分析何泽慧学术生涯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关键事件、重要科学成就,探寻何泽慧实验物理学思想萌芽、发展的进程,阐明实验物理学思想的内涵,挖掘其对当今科学发展的价值。
  第一章,探寻了何泽慧实验物理学思想的萌芽。在明确20世纪中国社会战争不断、“科学救国”观念盛行及何、王两家优秀传统的背景下,展现了何泽慧在接受国内科学教育的过程中,孕育了创造力、掌握了基本的物理实验方法,锻炼了动手实践能力,为进一步深入实验物理学研究做了必要的知识、方法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准备。
  第二章,阐明了何泽慧实验物理学思想的形成历程。在从具体问题入手的物理实验研究和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中,深化了对实验物理学的认识;在核物理实验研究中形成了关注异常现象、重视原始数据的实验物理学思想。在国内科研工作中,何泽慧不迷信外国人,自己动手解决问题同时着眼于世界前沿,开拓了研究视野。这构成其实验物理学思想最直接的来源。
  第三章,在表明何泽慧实验物理学研究理念的基础上,阐释了她对实验仪器、实验选题、实验结论和实验报告的论述,分析了她对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向前沿性、交叉性领域拓展、不刻意追求复杂实验设备的思考,这构成其实验物理学思想的内涵。
[硕士论文] 赵玮
科学技术史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山西广大人民为保卫家园纷纷拿起刀枪加入抗击侵略军的队伍,并逐步建立了各个根据地和民兵组织。山西革命历史档案中记载了一些太岳革命根据地民兵学习、制造、使用和改造地雷的实际情况,民兵劳武结合,以地雷为主要武器,创造了很多种巧妙的战法,配合八路军,沉重打击了敌伪军,为结束阎锡山的反动统治和全国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立足于此背景,本文以抗战时期太岳区民兵的主要武器——地雷为研究对象,从科技史的研究视角出发,以研究其原料、配方、制作技术、埋设技术、伪装技术、贮存技术以及他们利用地雷作战的战役等为基础,探究地雷技术在太岳抗战中的意义,以及雷患对后期地方、国家乃至世界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给读者展现这一历史时期太岳区民兵作战的真实情况,为今后研究火药和战争武器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史料基础,同时希望引起人们对于技术安全的重视与思考。
  本文内容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引言”,主要写明了文章的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方法、文献综述、创新点与不足之处。第二部分——“太岳革命根据地及地雷的基本情况”,主要介绍了太岳区一词的由来,太岳革命根据地建立的经过,与其将近十二年来的管辖范围的变更,及最后撤销的时间等情况;此外还介绍了地雷在我国的发展简史,并且从地雷的组成、分类、用途和使用原则等四方面介绍了地雷的基本情况。第三部分——“地雷的制作技术”,主要介绍了山西革命历史档案中记载的地雷的雷壳、炸药、火具、引信四大部分的制作方法,既包括从其他地区学习来的已成定式的制法,还包括太岳根据地民兵自己研究的配药比例和零件的制法。第四部分——“地雷的埋设、伪装和贮存技术”,本节首先介绍了地雷的基本埋法、适用埋法和群雷的埋法,其次由于地雷的伪装直接关系到埋雷的成功与否,所以从四个方面介绍了地雷的伪装法,最后介绍了地雷的防潮方法和从制造炸药到埋设地雷的注意事项。第五部分——“地雷技术的影响和反思”,本章首先肯定了地雷作为民兵的主要武器在太岳区抗战胜利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其次由于多次战争未排除的地雷对太岳区、我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都带来了严重后果,所以描述了雷患在世界范围内的情况,最后以上述事实为基础,进行反思,希望引起人们对于技术安全的重视,为今后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些资料。
[硕士论文] 孙正坤
科学技术史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刘仙洲,是我国著名的机械学家和机械工程教育家,也是中国机械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在对刘仙洲的机械史著述特别是两部主要专著《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中国古代农业机械方面的发明》及系列重要论文以及贡献和研究进行系统发掘、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刘仙洲的中国古代机械分类思想、中国古代机械复原的研究、中国古代机械史学贡献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具体是,将刘仙洲对古代机械的分类方法与元代王祯《农书》“农器图谱”予以比较,同时还与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关于机械的分类相参鉴,力图准确把握刘仙洲关于中国古代机械分类思想的内涵、特征和水准;继而对刘仙洲关于中国古代机械的复原工作即“机械零件的复原”、“古代农耕方式的复原”、“对马排的简单复原”以及“木牛流马的复原”四方面进行探究,并在与我国近现代另一位古代机械复原大师王振铎的比较中力图对刘仙洲机械复原的特色、水平和影响进行历史定位;最后对刘仙洲的机械史治学思想及其影响进行梳理和评价,发现刘仙洲特别注重原始文献并善于应用图片资料,强调对古代机械发明起源的探索,并每每用现代机械理论对古代机械实践进行考释和说明。
  本文力图从近代科技史的大视野对刘仙洲在中国近现代机械史上的开拓之功予以整体评价,以期抛砖引玉,以史为鉴,把握当下,展望未来。
[硕士论文] 唐熙然
科学技术哲学 湖南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生态文明是人类深刻反思工业文明弊端的产物。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倡导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和可持续发展,是生态文明观的重要内容。普适计算极大地丰富了生态文明观的内容,促进生态文明的建设,同时,普适计算对生态文明建设也提出新的挑战。
  本文回顾了普适计算的发展历程,概括了其无形性、融合性和透明性的特征。鉴于文明类型的更替、文明观的变化与技术发展密切相关,本文认为普适计算对生态文明观和生态文明建设将产生重要影响,并从自然观、资源观和发展观等方面,探讨了普适计算对生态文明观的影响。首先,普适计算时代的自然观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拓展到人、机器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认为三者之间通过数据联系起来,且人类不再只追求人、机器和自然间的因果关系,而是追求人、机器和自然的整体相关关系;其次,普适计算时代的资源观是一种资源跨界融合,线上线下双向互动的新观念,这种新的价值观减少了无效资源的消耗,实现了物质资源的节约,促进了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发展,但在某种程度上,普适计算时代的资源观也是一种资源消耗的新观念,它扩大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范围,为生态文明提出了新的挑战。而普适计算的信息资源观认为信息世界呈现一种生态化发展状态,更关注信息的价值观,提倡信息与信息之间多元化、宽领域、以及历时态的整合观念,不再仅限于追求精确性,而是强调信息的混合性,同时也承认信息资源的两面性,信息数量呈指数增长,信息存量越来越大,信息安全问题更加突出;最后,普适计算时代的发展观强调从单一、线性的发展转变为非线性、循环式的发展,不断创造出新价值,实现绿色发展、协调发展、循环发展,强调人与自然、人与机器、人与信息、人与人的和谐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使人类社会实现开放共享型生态文明。这种基于普适计算的生态文明观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高度契合,有助于促进可持续发展,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硕士论文] 齐元帅
科学技术史 山西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乾嘉时期是西北地理研究兴起与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西北地理学汇集了官方和私家共同的目光,其突出特点是与西北地理有关的著述在官方和私家的共同努力下大量出现,并且表现出一种显著的特征——官方与私家的互动。
  在这一互动的过程中,无论官方还是私家都同时继承了清初既重视考据又重视实地考察的优良传统,表现出来鲜明的经世意识。这一时期的官方和私家彼此联系密切,在互动中相互影响、相互补充,一起推动了西北地理学的发展进程。由此,本文以官方和私家的互动为切入点,主要通过对官方和私家的互动这一特征的把握,钩沉史料,综合分析,力图揭示乾嘉时期西北地理著述活动中官方和私家互动的过程。借以管窥乾嘉时期西北地理研究的面貌,及这一时期西北地理知识构建的过程,力图进一步深化对乾嘉时期西北地理学的认识。
  本文从这一时期西北地理著述活动开展的具体事实出发,综合探讨官方和私家两类不同主体的互动过程,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乾嘉时期西北地理著述活动开展的背景;第二部分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西北地理著述活动的概况进行阐述,并对官方和私家地理著述活动的开展进行了探讨;第三部分主要对官方和私家互动的形成、联系的途径、互相影响的过程进行了梳理;第四部分在前几部分的基础上,对乾嘉时期西北地理著述活动中官方和私家的互动进行了总结。正是官方与私家的互动构成了整个乾嘉时期的西北地理学,并且对西北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有意义的影响。同时,由于这一时期西北地理学仍处于兴起和发展的阶段,所体现出来的官方和私家的互动也存在某些局限和不足。
[硕士论文] 张妙
科学技术哲学 苏州科技学院;苏州科技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本论文聚焦当代中国狂飙突进的城市化进程中所凸显的问题与矛盾,既借鉴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于后工业社会语境中正蓬勃兴起的作为生活方式的慢城运动,又借鉴西方发达工业国家曾经遭遇的、与三次工业化进程相伴而行的城市化困境,为刚刚进入工业化后期却又必须正面接受西方后工业社会发展模式挑战的中国从城市哲学层面探索城市建设新模式,即“慢城建设”,期望在实践上为中国未竟的工业化建设事业注入新的活力,在理论上尝试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哲学话语。
  本文认为1999年于意大利小镇布拉兴起的“慢城”(Slow City)运动标志着一种新的城市建设模式正在兴起,本文从城市哲学视阈研究一种新的城市建设模式——“慢城建设”。慢城建设的出现是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城市空间生产形式。以城市哲学的相关思想和自然辩证法中快慢的辩证法原理分析慢城建设现象背后蕴含的生态理念和生态规律,探索慢城建设这种新的城市建设模式,启发人们在理论上思考城市哲学的新发展,探索慢城空间生产形态在生态文明时代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意义和价值。
  2010年11月我国第一慢城——南京高淳桠溪慢城建设实践及其他诸多后续的慢城建设实践在独特的时代背景下折射出全新的城市哲学思维。城市哲学是城市本质论、城市价值论、城市发展论的有机结合,是对“什么是好的城市,如何建构好的城市”做出系统的哲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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