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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黄越
世界古代中世纪史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教会与人文主义关系的研究是文艺复兴研究的一个难点。目前学术界在世俗人文主义研究上已有丰硕成果;对于教会内部对待人文主义的态度上还有待继续研究。15世纪人文学者成为教皇是教会发展史上的新现象,本文选取这一现象中的典型代表庇护二世作为研究对象。与同时代的其他教皇相比,他既是人文学者成为教皇这一现象中的典型代表,又有自己的特色。他的前半生凭借演说和写作才能游走于教会和帝国宫廷。在成为教皇后,他竭尽全力组织十字军对抗土耳其,公开提出“拒绝埃涅阿斯,接受庇护二世”,坚持基督教思想的正统性;同时,庇护二世私下又非常热衷人文学,把写作文学、考古等人文爱好作为终身的兴趣爱好;他对艺术建筑和人文学者的庇护也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因此,庇护二世的案例在15世纪的教会史上既体现了共性,又有独具特色的一面。
  本文以教会和教皇为中心,细致而全面地诠释了文艺复兴时代基督教会与人文主义的关系。在教会层面,着重论述了教会对人文才能的接纳,对建筑、人文学者服务的需求,并分析了教会接纳、需求的客观原因:文艺复兴时代,教会结束分裂、教宗回归罗马等历史事件推进了罗马教廷的发展,也带给教会纷繁复杂的内外事务,现实的需求使得教会积极接纳人文才能;在教皇个人层面,以庇护二世为案例,从他如何通过人文爱好培养自身的情调志趣,如何把人文学作为追求知识学问的途径两方面,分析了教皇对人文主义的态度。通过以上分析,总结出教会与人文主义二者关系的两面性。庇护二世作为人文学者出身的教皇,他以公私两分的态度兼容基督教思想与人文主义,固守教皇的本职和基督教正统思想是他的公开观点,人文学爱好是他私人兴趣。他的态度表现出15世纪罗马教会对于人文主义的普遍看法。因此,以庇护二世为个案可以看出15世纪教会与人文主义还未完全融合,但前者对后者总体上是积极接纳的;二者之间不是人文主义批判教会,也不是教会慷慨扶持人文主义发展,而是一种既彼此依存又相对独立的复杂关系。
[博士论文] 焦汉丰
世界古代中世纪史 上海师范大学 2017(学位年度)
摘要:神庙是古典世界重要的城市景观,本文主要利用考古和文献证据研究古代晚期异教神庙错综复杂的命运,旨在通过分析神庙的处境来反映当时地中海世界所经历的宗教上的变化,主要探讨罗马帝国的宗教政策、基督教的态度和异教自身的变化对神庙的影响,分析神庙衰弱的主要因素,同时介绍古代晚期异教文化的延续和宗教融合。
  本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介绍罗马帝国的传统宗教和神庙,罗马帝国的宗教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罗马城及其周边地区的本土宗教,随着罗马的逐步向外扩张,地中海世界其他文明的神祇和崇拜也被罗马的宗教体系所吸收,到了帝国时期又出现了皇帝崇拜并逐步推广到了整个地中海世界,因此罗马帝国内的神庙也是风格各异,除了传统的希腊和罗马神庙,还有凯尔特、埃及、腓尼基和两河流域等古代文明的各式神庙。第二章介绍基督教崛起后,异教神庙所面临的种种外部压力,首先介绍皇帝们的反异教法令对异教及其神庙的影响,法律的有效性和执行力度受制于一系列因素,其影响力也因地区和社会阶层而异,其次介绍文献记载和考古证据上的差异,在教会作家的笔下特别是那些圣徒传记中,罗马帝国内的神庙遭遇了各种形式的暴力,但是考古证据表明古代晚期异教神庙转变成教堂的现象没有大规模的发生,基督徒破坏神庙的行为也并不普遍,而异教神像则被收集起来成了展出的艺术品,部分神庙则转变成了世俗建筑,但是神庙遭到强制关闭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这对异教造成了一定的打击。第三章介绍异教自身的变化对神庙的影响,从公元3世纪开始,异教神庙的修建活动就陷于停滞,新建神庙的规模也大大缩水了,而异教公开的献祭仪式也经历了一个衰弱的过程,因此神庙的衰弱也有可能是源于仪式上的变化,两者似乎存在一定的关联,异教自身内部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神庙的命运。第四章介绍神庙命运的区域性差异,罗马帝国各地区神庙的处境不同,西部地区神庙破坏的现象比较少见,部分东部地区也是如此,而东方行政区的神庙破坏现象则相对要频繁一些,纵观基督教崛起之前的历史,这一地区的宗教关系历来紧张,也许是历史久远的暴力传统孕育了这一地区激进的基督徒。第五章介绍古代晚期的宗教融合,当时的地中海世界虽然经历了宗教上的变化,但是异教传统并没有遭到完全排斥,不同宗教之间相互共存和融合,一些异教节日和游戏一直持续到了公元5、6世纪,不少异教元素通过节日、仪式和艺术等形式融入了基督教之中,异教作为一种文化或社会习俗继续存在着。
[硕士论文] 陈丽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河北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2011年,由于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及我国世界史研究学术界多方面的努力,世界史终于成为与中国史同级的一级学科而摆脱其从属地位。20世纪初期,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开始起步。到20世纪中叶,我国的世界史学科才开始建立。在世界史学科建立的基础上,又经历了半个世纪,世界史学科才得到应有的重视,成为一级学科。
  在世界史研究和世界史学科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始终不能忘记世界史研究和世界史学科建设中第一批学者的艰苦努力,如雷海宗、杨人楩、周谷城等。所以,出于学术的自觉,我们有必要考察这些学者在世界史研究上的相关活动,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本文选取周谷城作为研究对象,以周谷城的《世界通史》为中心,分四章述评周谷城的世界史研究。
  第一章,“周谷城从事世界史研究活动概述”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分三个阶段概述了周谷城一生中所从事的世界史研究活动,论及周谷城学术活动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得出周谷城从事世界史研究的整体认识。
  第二章,“周谷城的世界史研究与教学活动”从世界史研究及世界史教学两方面出发,论述了两方面的成果、内容。在此基础上,得出周谷城在教学活动上的特点和特色,指出周谷城在我国世界史学科体系建立和发展上的作用。
  第三章,“周谷城《世界通史》的编撰特色与成就”讨论了《世界通史》的编撰特色与成就,并通过比较得出周谷城编撰世界史论著的特色,从而对其展开评价。
  通过这三章的论述,首先理清周谷城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史实,然后得出周谷城的世界史研究活动对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的观点。
[硕士论文] 李玮
专门史 中南民族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元老院作为古代罗马国家政治运行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陪伴罗马国家走过了王政、共和及帝国的各个历史阶段。尤其在共和时期,元老院作为国家最高权力实体的地位毋庸置疑,这一时期的元老院也成为学术研究关注的焦点。然而,帝国初期经历重建的元老院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不仅维系了帝国政治的稳定,而且对帝国官僚体制的构建起到积极作用。
  本文选择奥古斯都及优里亚王朝时期的元老院作为研究对象,论述重建后的元老院在人数、成分及权力方面的转变,并探讨帝国初期元首与元老院之间关系的转变。引言部分,简单介绍了王政至共和时期的元老院,以期读者对元老院的起源及早期发展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第一章则以元老院的活动为主要线索,分析了共和末期各方军事力量的出现对元老院地位及权力的威胁,以及元老院的应对情况,此时的元老院已经呈现衰势;第二章则主要论述了奥古斯都对元老院的重建,包括重建的原因、具体措施,并且详细分析了元老院权力在立法、行政、财政、军事外交及宗教方面较共和时期的变化;第三章,笔者论述了优里亚王朝时期的四位元首在继承奥古斯都政策的基础上对元老院的改造,并从行省元老比例的上升、帝国官僚体系的建成以及元首对元老院态度的转变三个方面分析了这一机构其地位与权力的衰落,得出元老院开始依附于元首意志的结论。在最后的结语部分,笔者对元首制之下元老院权力与地位的转变之原因作出了总结,并指出元老院的衰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而渐进的过程。虽然,帝国初期元老院的权力受到了诸多分割和弱化,但这一机构同时对帝国政治的运行起到了不少的积极作用,并且为帝国官僚体制的建立提供了借鉴,这些都有益于帝国初期的和平与稳定。只是随着元首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元老院的衰落成为必然。
[硕士论文] 史常余
世界史 天津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新文化史是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史学研究潮流,新文化史家注重考察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和文化的作用,他们认为文化有时会决定历史事件和政治的发展,同时新文化史关注细小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主张自上而下看历史,并且新文化也借助了历史人类学的理论,注重研究当时当地人的思想观念。罗伯特·达恩顿正是这样一位新文化史家,而他的所有著作都可以看做是对书籍和文化传播的解读。本文将以文化传播的视角解读达恩顿的新文化史研究,并且将会对达恩顿的这些研究进行分析和评价。
  本文将分四个部分展开论述:
  前言部分概括性地讲述了新文化史兴起的相关背景和研究特征,同时梳理了史学界对于罗伯特·达恩顿著作的研究情况,以及本文研究的意义。
  第一部分介绍了达恩顿的生平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对于他进行史学研究的影响,并探讨了达恩顿的著作和新文化史以及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为从文化传播角度分析达恩顿的新文化史研究打下基础。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部分,主要论述了达恩顿文化传播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中,地下文人的作者、书籍、出版商、印刷工人、运输人、书商和作者形成了一个书籍写作-出版-营销的传播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启蒙思想得以在广泛的人群中深入地传播,最后人们在阅读含有启蒙思想的地下文学作品时,对旧制度的统治产生了质疑,并最终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发生。
  第三部分分析了达恩顿新文化史研究的新颖之处,肯定了他的新文化史研究当中的文化传播视角和对史学界的借鉴意义,同时也提出了他的研究中引起的学者们的质疑以及不足之处。
[硕士论文] 李乔
世界史 华中师范大学 2016(学位年度)
摘要:在笔者所说的共和国晚期的立法斗争中,所谓的“共和国晚期”特指公元前69年到公元前59年这一时段。这10年的时间正是以凯撒为代表的平民派政治活动最活跃的阶段。所谓平民派和贵族派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党派,而是一种并不稳定的政治同盟,他们的区别主要在于寻求合法性的渠道不同。贵族派希望维护共和国的传统,而平民派则通过民众大会达到自己的目的。利用立法进行政治斗争是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特点。本文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具体的探讨。首先,讨论立法的场所,人民大会的运行程序和民众在立法当中的作用问题;接着介绍立法斗争中,政治人物所具体运用的手段;然后,通过介绍立法主要集中的领域分析立法背后的政治动机;最后,通过对立法斗争的分析,揭示其与共和国衰落之间的关系。
  罗马的立法需要通过正式表决的会议进行,他们分别是平民会议、特里布斯大会、森都里亚大会。此外,为舆论宣传需要,在正式表决的会议之前会召开一种非正式会议,议事会。他们的运行各有特点,在立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但都受到政治家的控制,民众的权力受到诸多限制。
  由于参与立法的平民容易受到政客的操纵,政客便可以利用各种手段对立法的进程施加影响。其中,演说的煽动、利益的诱惑、保民官的否决权、宗教手段、以及暴力威胁是最常用的办法。
  通过这些手段,政治家们的立法斗争集中在选举改革、官员委任、土地分配、司法审判改革等领域。在这些立法背后,隐含着不同的政治动机。平民派政治人物的提案,用于抑制元老院特权,或者在这些领域中扩大平民派的利益。元老院派的提案希望维持传统的社会秩序。
  立法斗争的现象是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的反映。在立法斗争中我们不光可以直观的感受到激烈的派系斗争,也可以通过立法的内容感受到共和国晚期小农破产的趋势以及随着对外扩张和财富的涌入带来的公民权问题和罗马的世风日下。正是由于这些固有的社会问题的存在才会使平民派抓住机会,在立法斗争中扩大自己的影响,为独裁的建立铺平了道路。元老院虽然极力维护现有的秩序,然而共和国的灭亡已经是必然的了。
[硕士论文] 朱家麟
世界史 苏州科技大学;苏州科技学院 2015(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明治时期基督教文化与日本国粹主义的冲突进行了评析。1893年夏,一本题为《日本新娘》的英文书在美国纽约出版,书的作者是一位名叫田村直臣的日本基督教牧师。该书以批判的态度向美国人介绍了日本人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认为应当用西方基督教的婚姻家庭观念来改造日本传统家庭。该书出版后,招致了日本社会舆论强烈地批判和攻击。日本基督教界非但未对田村直臣表示支持,反而与社会舆论一道对其进行批评。田村直臣所属的日本基督教会则对他进行了宗教审判并剥夺了他的牧师资格。《日本新娘》在日本社会引起的这一系列事件,被称为“《日本新娘》事件”。“《日本新娘》事件”集中体现了明治时期国粹主义思想与基督教之间的冲突。基督教与日本本土的多神教信仰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对立,丰臣政权和德川幕府长期的禁教政策导致日本社会长期存在着一种敌视基督教的心理,这为“《日本新娘》事件”的发生提供了社会心理基础。明治初期,日本基督教凭借着明治政府的文明开化政策和日本社会的欧化主义思潮的推动,发展势头良好。到了明治中期,随着《大日本帝国宪法》和《教育敕语》的颁布,反对欧化的国粹主义思想迅速抬头并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日本社会再次出现了反基督教的倾向。明治中期基督教与国粹主义思想间的这种对立冲突,是“《日本新娘》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日本新娘》事件”表明,在这次对立冲突中,为了自身的发展,日本基督教界最终选择了妥协和退让。
[硕士论文] 任霏
世界史 河北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东方”和“西方”这两个概念是本文的核心。然而,由于研究视角和划分标准的不同,人们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和赋予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有时甚至存在较大差别。如果在使用“东方”和“西方”这两个词汇时,对东方和西方概念不进行科学地说明和界定,信手拈来,随意滥用,那么不但会引起人们的误解、导致论述的混乱和荒谬,对于不同民族的理解和尊重也无从谈起。因此,笔者要在科学界定的基础之上对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和东方人眼中的“西方”两个历史概念的发展演变进程进行全面的溯源与剖析。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东方”的概念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一直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概念。早在古希腊时期,当时的欧洲人就已经有了“东方”的概念,随着欧洲人视野的拓宽和各个地区各个民族之间交流的扩大,他们心目中的东方世界的范围也在日益扩展,从西亚、北非、南亚到东亚,最终囊括了整个亚非地区。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世界的形象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与“东方”概念一样,东方世界尤其是中国人意识中的“西方”概念和西方世界的大都源于想象,随着历史的发展缓慢演变,直到现代,随着东西方交流的扩大,人们对西方概念的理解,从传说和想象回归科学与理性。
  在史学思想发展的进程中,人类也是历经了从局部观念到世界观念的转变。“东方”和“西方”是两个古老的概念,不同的时代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内涵,追溯它们形成的源头,掌握其不断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规律,有利于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对于促进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理解、交流和融合,对于推动全球化进程以及国家近期提出的“一带一路”工程的构建,都是大有裨益的。
[硕士论文] 王雪梅
世界史 苏州科技大学;苏州科技学院 2015(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解放同盟进行了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自由主义运动不断激进化,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解放同盟。解放同盟的成立是俄国自由主义运动历史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标志着自由主义运动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趋于成熟。解放同盟直接参与了俄国第一次革命。在革命爆发前夕,它团结了俄国的自由主义运动,并积极争取同盟者,与社会革命党合作,发动了“宴会运动”,对革命的发生起了推动作用。革命开始后,解放同盟与工人运动合作,推动革命向前发展,迫使政权向社会妥协,进行国家制度改革。解放同盟为俄国最主要的自由主义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与思想的基础。在沙皇政权颁布十月十七日宣言之后,解放同盟领导人决定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在解放同盟的基础上成立了立宪民主党。
[硕士论文] 胡欣
世界史 苏州科技大学;苏州科技学院 2015(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英国东印度公司与尼泊尔关系进行了探究。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最初是一家拥有英国皇家特许状的股份公司,后来其凭借在东印度地区的贸易特权及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逐渐打败了荷兰、法国等西方列强,成功入主印度,并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达到了鼎盛阶段。东印度公司与尼泊尔最初的接触可溯到18世纪中期。1757年普拉希之役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巩固了其在印度大陆的统治,进入了鼎盛时期。为了开辟西藏与印度北部间的贸易通道,东印度公司计划开辟北方商路,正是通过开展北方商路计划,东印度公司同位于北部商路必经之地的尼泊尔相遇了。由于廓尔喀人对尼泊尔谷地的征服与统一,开通不久的北方商路计划陷入僵局,东印度公司多次尝试打开尼泊尔贸易大门的努力也均以失败告终。随着尼泊尔奉行的军事扩张政策以及英尼双方边界冲突的加剧,1814-1816年的英尼战争最终爆发。战后,在尼泊尔对东印度公司的“亲英政策”以及东印度公司对尼泊尔以不干涉为主的笼络措施之下,双方的关系进入了较为和平稳定的历史时期。然而,到了19世纪30年代,随着塔帕首相的下台,尼泊尔国内反英情绪持续高涨,东印度公司无奈之下开始对尼实行积极干涉政策,英尼关系再度恶化。积极干涉政策造成的严重后果迫使东印度公司于1842年出台了对尼以不干涉为主的谨慎政策。不久后,忠格将军的上台以及尼泊尔亲英政策的实施,正式开启了尼泊尔亲英政策的新时代。1858年维多利亚女王的《告印度人民书》正式宣告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统治的结束。至此,东印度公司所确立的与尼泊尔的关系正式被英国政府同尼泊尔的外交关系所取代。
[硕士论文] 周林锋
世界史 苏州科技大学;苏州科技学院 2015(学位年度)
摘要:1971年5月新加坡政府以涉及“黑色活动”为由对国内三份报纸进行整治,新加坡华文报界称之为“五月风暴”,其标着志新加坡对媒体整治的开始。在整治行动当中,由于政府指责缺乏有力支持及相关人员未得到公正对待等因素,政府遭致国内外舆论的呼吁及批评,引发信任危机。外界的声音并未影响到新加坡整治媒体的决心,整治行动以《南洋商报》出版准证易主,《东方日报》及《新加坡先驱报》停刊而收场。
  本文透过“五月风暴”事件所引发的舆论质疑,来分析整治行动的初衷,其目的在于钳制新加坡国内舆论中的杂音。整治行动前,新加坡媒体更敢于发声,对政府的政策的评价大胆、直接。然而,毫无约束的新闻媒体是新加坡政府不希望看见的,结合当时政府掌握的资源及面对的问题,新加坡不希望历史上因语言及种族问题引发的种群冲突再次出现,破坏新加坡的政治稳定、经济腾飞及外交发展,甚至危及新加坡的国家安全。从塑造及维护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层面来看,“五月风暴”事件扮演着积极的角色。新加坡独特的社会组成决定了新加坡需要加强国家认同的塑造,弱化有关语言、种族问题的讨论。毫无疑问,政府发起整治行动是基于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层面考虑的。然而,平心而论,政府防微杜渐式的行动在行为上是对新加坡新闻自由的伤害。在与媒体方面的立法方面,“五月风暴”事件之后政府加强相关立法的工作,对报纸的从属、管理及融资方面进行约束。在新闻报道方面,新闻从业者对与政策相关的报道更加小心和谨慎,以免重蹈覆辙。从更广的视角来看待“五月风暴”事件,我们会发现,这场报业危机是新加坡历史中媒体整治的开端,之后政府将整治的范围扩大外国报纸与杂志,进一步约束新闻媒体。从横向上来看,此时经历报业危机的不仅是新加坡,台湾、菲律宾及土耳其等国家及地区也在加强对新闻媒体的约束。本文尝试从介绍“五月风暴”事件的背景着手,细述整治行动的过程,分析新加坡国内外舆论对政府行动的看法,进而评价新加坡“五月风暴”事件。
[硕士论文] 高宁
世界史 苏州科技大学;苏州科技学院 2015(学位年度)
摘要:从《北京条约》签订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政府有两次大规模的在华招工活动。第一次是,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以武力为后盾招募华工出国。第二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中国北洋政府主动向英国提出“以工代兵”的招工计划,英国接受该计划并招募大量的华工用于战争。
  本文从英国两次在华招工的背景、招工过程、英国对华工的使用、华工的去向进行比较研究。在招募背景上,英国在自由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不同阶段下招工政策的变化,由前一次的主动招募转向后一次因战争的需要而被迫接受招工计划。在招工过程中,第一次招工既包括正式的合法契约工,也包括非法的私人拐卖,英国对华工待遇没有合法的规定,各殖民地政府行使自主管理。清政府在国际上尽力维护华工的利益。第二次招工,英国采用了合法的契约工制,制定了明确的工资待遇标准,北洋政府成立专门的机构维护华工权益。在华工的使用方面,前一次英国主要将华工用于殖民地的开发建设,而后一次英国将华工派往欧洲战场用于军事劳务。最后在华工的去向方面,第一次招工中英国对华工的去向没有做出官方的安排,许多华工留在英属殖民地;而英国在战争中招募的华工大多被遣送回国并给予安置费。19世纪后期,华工补充了英国殖民地劳力的不足,促进了其殖民地的开发与建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华工为英国对德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必要的战地劳务支援。留英华工通过努力成为英国华人的一部分,为英国多元文化社会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归国华工将新的西方文明带回中国,使中国人能更好地了解西方。与此同时,英国前后两次招工中华工政策的改变折射出英中两国外交关系的变化。
[硕士论文] 韩可
世界史 苏州科技大学;苏州科技学院 2015(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日本战败与巴西日本移民社会进行了评析。二十世纪初,日本开始向巴西进行移民。截至二战前夕,巴西的日本移民达到19万余人,并构筑起了自己的移民社会。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巴西日本移民开始受到反法西斯同盟国家的敌视和压制。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投降。不久,日本战败的消息传到巴西,对当地的日本移民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日本移民围绕祖国战败与否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移民社会内部逐渐形成了“战胜派”与“战败派”两大派系。随着两派之间的对立日趋尖锐,斗争局势不断升级,最终引发了一场波及日本移民社会各阶层的大骚乱。这场骚乱的发生有着深层次的社会根源,它涉及到移民社会的特征、移民心理及身份认同等问题。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巴西日本移民因为轴心国民的身份遭到了作为同盟国一方的巴西政府的弹压,致使其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而之前存在于移民社会中的诸种缺陷也因为战时的特殊环境被进一步放大,这些都成为骚乱产生的根源。此外,日本政府对巴西日本移民的不重视,加之战后国内形势严峻,使其在骚乱发生期间无所作为。之后日本政府对战败事实的模糊处理及对战争性质的回避与歪曲,也使得骚乱事态长期得不到解决。这场骚乱给日本移民社会带来了严重影响,它摧毁了旧有的巴西日本移民社会体系,并将日本移民们从以往的身份认同中解放出来。前者意味着战后巴西日本移民社会新体系的重构,后者则意味着伴随着身份认同转变而来的、与巴西当地社会的同化与融合。
[硕士论文] 康晋瑜
世界史 苏州科技大学;苏州科技学院 2015(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对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活动进行了评析。大自然使不列颠岛和爱尔兰岛结成紧邻,于是它们的命运也以各种方式交织在一起。英国从中世纪起就开始征服爱尔兰,但未完成对它的全面占领。都铎王朝上台后,以武力征服了爱尔兰,为斯图亚特王朝在爱尔兰的殖民奠定了实践基础。而都铎王朝时代的英国诗人斯宾塞所著的政论文《爱尔兰现状一瞥》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期的明斯特殖民则为其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1603年,斯图亚特王朝掌握政权后,爱尔兰总督蒙特乔伊对当地叛乱领主给予宽大处理并做出具体安排,但没过多久,蒙特乔伊就失去了对爱尔兰的控制。强硬派代表奇切斯掌控了爱尔兰局势,最终逼迫蒂龙伯爵率众逃亡和奥多赫尔蒂领主发动叛乱,这使英国政府彻底失去对爱尔兰领主的信任,于是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殖民活动,其中以1609到1622年间的厄尔斯特殖民最为严苛、彻底。1622至1632年间,由于英国受到与西班牙的战争威胁,因此查理国王决意缓和与爱尔兰的关系,并赐予其天主教徒“王恩”。但好景不长,温特沃斯担任爱尔兰总督后,在政治和宗教方面推行“专横”制度,并为此制定了详细的殖民政策,可是苏格兰起义的爆发使其被迫放弃对殖民计划的执行,这虽使深受殖民威胁的爱尔兰领主暂时松了一口气,但没人相信他会彻底放弃自己的殖民计划,高悬于他们头顶之上的殖民阴影并未完全散去。在这种恐慌与他们在厄尔斯特殖民中所受冤屈的共同作用下,于1641年爆发了空前规模的爱尔兰大起义。而殖民对爱尔兰产生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它使爱尔兰原有的制度彻底解体,原有体制下的领主几乎消失殆尽,其中多数流亡到欧洲大陆。此外,殖民统治还使爱尔兰经济长期处于畸形发展的状态,造成爱尔兰社会经济长期落后的局面。另一方面,在殖民压迫下,老一代英国人和盖尔人中的天主教徒联合起来对抗新教权势的扩张,客观上促成了近代爱尔兰本土民族意识的萌芽。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殖民活动在近代早期英国的整体殖民扩张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为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做出了重大贡献。
[硕士论文] 樊沛林
世界史 苏州科技大学;苏州科技学院 2015(学位年度)
摘要:在日本近现代史上,有一批来自朝鲜的留学生群体,他们大多抱有一腔热血来到日本,忍辱负重、发愤图强,为复兴祖国而不懈努力。他们既是旧时代的产物,又是新时代的缔造者。他们的事迹,无论是在文化史上,还是政治史、社会史上都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对大正时期在日朝鲜留学生进行研究,既可以再现有关在日朝鲜留学生的史实,又可以窥探该时期日本以及朝鲜半岛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状况。
  本文主要以大正时期(1912-1926年)就读于日本学校的朝鲜留学生以及其活动为研究对象。具体来说,首先从日本殖民统治前期朝鲜的教育状况入手,探索早期殖民地时期朝鲜的初、中、高等教育状况,阐明近代朝鲜开国以来朝鲜人赴日留学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继而考察朝鲜总督府的留学生政策,对大正时期朝鲜总督府的留学生政策法规的变化及留学抑制活动进行了叙述和分析,指出留学生政策变化的根本因素:日本帝国的国家利益。然后通过官方统计数据、朝鲜人杂志、日本高等学校校史等各种相关资料来展现大正时期在日朝鲜留学生数量的年度变化、留学生的出身地、留学生所修专业等留学生时态。接着又对大正时期主要的朝鲜留学生组织进行了详尽地介绍与分析,并对以留学生组织为依托的社会活动进行探究。例如,“信浓川事件”、关东大地震中的朝鲜留学生动向、贫困学生发动的寄宿宿舍运动等史实进行了叙述和分析。最后对在日朝鲜留学生与朝鲜独立运动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例如,对《二·八独立宣言》的发表、“三·一独立运动”、华盛顿会议时的朝鲜留学生运动、闵元植遇刺事件与反自治运动等大正时期在日朝鲜留学生所有重大的革命独立活动进行了探究,为了解大正时期在日朝鲜留学生的历史活动和历史作用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资料。归纳了大正时期在日朝鲜留学生的时代特点、历史作用、社会影响。指出在日本大正民主运动这一日本历史上社会思想最活跃、最开放的历史时期,作为被殖民者的朝鲜留学生毅然觉醒,肩负起特殊的历史使命,最终走上了摆脱压迫、光复国家的道路。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领域,为以后朝鲜民族的独立与振兴奠定了基础。
[硕士论文] 骆城
世界史 曲阜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在当今世界,慈善——作为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事业,有助于协调好社会各利益群体的关系,有利于一个健康、和谐社会的形成和完善。而现代慈善意识是影响慈善事业发展的深层次因素,是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因而为世界各国所重视。
  美国拥有较为成熟且发达的慈善事业,这与其民众较高的慈善意识水平是密不可分的。文化因素是影响美国民众慈善意识形成的重要因素,美国的慈善文化由来已久,源于欧洲的基督教文化便是其中之一,它所蕴含的博爱精神与罪富精神,是美国民众爱心与同情心的重要来源,也是美国民众开展慈善活动的精神支柱。与此同时,在美国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民众在生产、生活中形成了个人主义、实用主义、志愿精神等具有本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它们是美利坚民族精神和气质的表现,也成为美国民众参与慈善实践活动的指导理论,使得美国民众的慈善意识具有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内涵和风格。
  作为文化因素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因素在美国民众慈善意识形成的过程中,自然也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美国的家庭、学校、社会慈善教育有机结合,形成了培养民众慈善意识的良好体系。首先,美国家庭慈善教育是民众慈善意识培养的启蒙阶段,父母的引导和示范为孩子慈善意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学校作为美国民众慈善事业养成的重要场所,它的慈善教育从多方面入手,对学生的慈善意识进行系统的培养,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和潜移默化的作用;最后,社会是美国民众慈善意识获得培养、并得以实践的最终场所,社会慈善教育使得美国民众的慈善意识实现了深化和升华。本文通过对以上内容的分析,阐明文化因素如何对美国民众慈善意识形成的产生影响,以期总结出一些适应于我国民众慈善意识培养的经验,从而克服我国慈善事业发展中的弊病和不足之处,推动我国慈善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硕士论文] 王伟苏
世界史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拟采用生物学同源性因素理论对罗马兴衰原因进行研究。因其过程中同源性因素较多,本文只依照阿庇安《罗马史》和塔西佗《历史》所载诸同源性因素,提取权力争夺、军队对财富的苛求、以武力为后盾索取利益和对外战争带来的军队职业化转型与海外行省等因素,以同源性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
  本文主体由四部分构成,论述了在《罗马史》与《历史》中同源性因素的表现形式及其在罗马兴衰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
  第一部分提取并分析了三种主要同源性因素的表现形式,并以之为基础构建了简单的罗马兴衰体系模型。
  第二部分以权力的争夺为同源性因素研究对象,阐述了从王政时代,到帝国早期的演化对权力的滥用和反滥用的权力争夺模式,从反滥用权力的发展入手,论述了对权力争夺的持续性和嬗变,论证了这种权力争取方式作为同源性因素在罗马兴衰过程中的作用。
  第三部分以罗马军队脱胎自劫掠习惯的依靠武力索取利益传统为同源性因素研究对象,比较了从王政时代,到帝国早期罗马军队对外征服战争和内部权力争夺中的表现和作用,以依靠武力索取利益和在遂行征服事业过程中,由被动到主动的参与进政治斗争为出发点,论述了罗马军队作为同源性因素在罗马兴衰过程中的作用。
  第四部分以罗马征服战争背景下的军队职业化转型和行省为讨论对象,阐述了军队职业化的过程、结果和影响与行省的建立目的、在罗马对外扩张与防御中的作用和在内战中的地位。论述了罗马职业化的军队和行省作为同源性因素在罗马兴衰过程中的作用。
  结论:通过对两部书中同源性因素的发掘和比较研究,不仅仅挖掘了两部史料,还挖掘了其中的同源性因素,对审视这两个时段的历史提供相应的借鉴,同时本人认为,利用此种方法进行对罗马兴衰原因的研究可行。
[硕士论文] 张佳楠
世界史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本文主要研究英法百年战争前期普瓦提埃之战。英法百年战争是欧洲中世纪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普瓦提埃之战是百年战争前期的一场重要战役,这是英军蓄谋已久的一场战役,英军将大量先进武器投入战场,法王约翰二世及多数贵族被俘。普瓦提埃战后签订《加来和约》,标志百年战争第一阶段结束。笔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研究普瓦提埃之战爆发原因、战争进程、战后对英法影响、战后所签和约。
  全文分三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论。
  绪论为第一章,简述研究目的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
  正文部分为第二、三、四章。第二章主要论述百年战争爆发背景,由英法矛盾由来入手,从封君封臣关系、法兰西王位、英法与苏格兰关系、英法间领地之争、英法财政危机五方面论述。
  第三章重点论述普瓦提埃之战及后果。分析与1346年克雷西之战联系,普瓦提埃之战爆发原因,叙述战役经过,分析普瓦提埃一战英胜法败之原因,研究战后所签和约及和约无法执行原因。
  第四章为对普瓦提埃之战评价。从对英对法两方面论述,对英之影响分两方面,早期民族意识萌发和议会权力扩大;对法之影响分四方面,国亡被俘后法兰西之乱象,三级会议,财政问题,战争引发的农民起义。
  结论为对全文总结。百年战争前期的普瓦提埃战役对英法皆有影响,战后所签《加来和约》虽有缺陷,却也是为结束战争而签。
[硕士论文] 李亚楠
中国史 内蒙古大学 2015(学位年度)
摘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降,新文化史学勃然而兴。彼得·伯克是其重要代表人物,促进了新文化史的发展。新文化史的发展受到了历史学内外部因素的推动,彼得·伯克史学思想的形成与其家庭背景、治史经历紧密相关,他的新文化史学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年鉴学派、人类学、传统文化史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多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他的新文化史学思想既有与其他史家相一致的地方,也呈现了区别于他者的特点。其贡献包括了开拓对新文化史史学领域、建设了新文化史学理论的建设、推动了新文化史学的影响力尤其是在中国的影响力。而彼得·伯克对于新文化史的区别于其他新文化史家的突出贡献还在于——对图像的重视,他对图像的重视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无意识运用阶段、自觉运用阶段、理论总结阶段,从运用到理论总结,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到《图像证史》,彼得·伯克对于图像的运用及理论总结,是他对新文化史发展的独特贡献,必将促进历史学的不断向前推进。
[硕士论文] 王林
世界史 西南大学 2014(学位年度)
摘要:由于原始材料的缺乏和古代语言文字的障碍,目前,国内学者对新亚述时期(公元前912~609年)不动产买卖活动的研究还十分薄弱,有关的专题论文极少,专著则没有。《亚述法典》中的条目几乎没有涉及到不动产买卖的相关内容,因此对于新亚述时期不动产买卖契约的基本模式、不动产的面积、价格及买卖双方身份分析等问题,目前还不清楚,存在许多学术空白。近年来,西方学者出版了多部资料集类型的著作,如《亚述国家档案》(State Archives of Assyria)、《亚述国家档案研究》(State Archives of Assyria Studies)、《亚述国家档案楔形文字文献》(StateArchives of Assyria Cuneiform Texts)等,这些著作中有关不动产买卖的文献契约,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原始材料。本文试图根据这些著作中近300个用阿卡德语书写的文献契约,对新亚述时期的不动产买卖活动进行一些初步的研究,从而进一步地了解和认识新亚述时期的私人经济活动和商业活动、社会经济状况及阶级关系等问题。
  本文除绪论和结论外,共分三章。在绪论中,简单的介绍了国内外亚述学界对新亚述时期不动产买卖活动的研究成果。此外介绍了选题的缘由、主要研究方法和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第一章:对土地不动产包括农田和城内各种小块土地买卖活动的契约进行了研究。
  第二章:对房屋不动产买卖活动的契约进行了研究。
  第三章:对葡萄园、椰枣园、花园、菜园及村庄买卖活动的契约进行了研究。
  在结语部分,笔者对全文进行了高度的概括总结,根据对新亚述时期不动产买卖活动契约文献的分析研究,得出了一些基本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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